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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小說流派楊義1998

發布時間:2020-12-26 00:28:28

⑴ 誰有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pdf版啊!!!急求!!

這類型的書籍一般都是付費的。

我以為我有,差點就給你放上來。

仔細一看,是回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答說史。

雖然覺得也很好,但是畢竟是你看。

這個應該是有心人的掃描影印版pdf。

其他的死活找不到了,急用不行就買吧。

確認一下,是這個?

確認了再發!習慣。

根據問題搜索答案如上!



資源整理不易,採納謝謝!

⑵ 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謝謝!!!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令人深思而又為研究者長期迴避不談的理論之謎,這就是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過早夭折。新時期以來,由於文學的主體性與人的精神主體性逐漸得到強調與走向深層的認識,這個文學史之謎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擺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闡釋與破解。羅成琰《論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的興衰》、王富仁、羅綱《前期創造社與西方浪漫主義美學》等論文的發表,率先在現代浪漫主義文學領域中進行了理論探討。首先,它們翔實考訂了現代文學史尤其是五四文學運動中的確出現過浪漫主義文學,它們有自己的理論主張、美學體系以及獨特的創作風格、題材興趣,因而浪漫主義在中國現代不僅是作為一種具體的創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說主要是)作為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文學思潮而存在,並對社會產生影響。其次,他們充分估價了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第三,他們也注意到了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現象,對這一歷史現象的成因作了說明。由於這些研究者的努力,現代文學學科領域中關於浪漫主義文學的認識,較之建國以前與建國以後的幾十年中,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提高。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學史研究的視野中;浪漫主義文學過早夭折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可以暢所欲言、公開討論的一個尖銳的理論問題。
確實,浪漫主義思潮早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就已在中國濫觴。林紓翻譯西洋小說以司各特為其重點。梁啟超編譯的西洋政治小說充滿了傳奇與烏托邦色彩。曼殊大師崇奉雪萊拜倫,不僅翻譯過他們的代表作,而且所創作的小說以其超塵脫俗的高妙理想,凄艷婉麗的情感纏結,開了現代浪漫抒情小說的先河,以至有人認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創中國近世羅漫主義文藝」,「跳了一個大的間隔,接上創造社羅漫主義運動。」①五四新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大師魯迅在留學日本的青年時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義作家,不僅大力鼓吹拜倫、雪萊等「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的惡魔詩人,他所譯述的《斯巴達之魂》取材異國,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著充沛的浪漫情調。本世紀初文學浪漫思潮的濫觴,無疑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呼喚勇毅精神、沉宏人格與激烈飛揚的愛國情緒這一時代要求有關。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開始,與整個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在文學思潮中處於主流地位。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隆盛便是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介入新文學創作的結果。它一方面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一方面也疏遠甚至抑制著文學與個人精神世界的融通,個性解放這一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主題在新文學中得不到具有強大沖擊力與突破性的展現,於是就有了創造社的「異軍突起」。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文學青年,崇尚天才,謳歌創造,鼓吹靈感,禮贊自然,拒絕平庸,蔑視一切陳規陋習,也蔑視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壓抑。他們在藝術創作上一切聽從自然心靈的聲音,一切聽任精神擴張的需求,情感的放縱,想像的飛騁,意識的奔突,以及個體心靈毫無遮攔、毫不羞怯的自白,成為他們創作的本質特徵。而且他們一進入新文壇便弘揚起「表現說」的大旗,與文學研究會的「忠實反映說」相抗衡,造成一種雄視千古的理論氣勢。在創造社周圍的文學團體如彌灑社、沉鍾社等亦深受其影響,一時間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學陣營顯得熱鬧空前,異彩紛呈。創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戰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紀初由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等掀起的浪漫主義思潮的濫觴,一方面對以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初期的實用理性主義的瑣屑直露作風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撥。在胡適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家那裡,人的主體性的弘揚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層面,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與建築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現代理性主義去分析、解釋世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但這些價值體系是在人的認識能力可及之內的,而對人的經驗范疇之外、人的認識能力尚不能達到的事物則迴避不顧。創造社在美學原則上把感性強調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從而使新文學中人的主體性由跛足的發展完善為全面與整體的發展,五四新文學人的解放的主題也就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的互補中得到由外及內、由淺入深的充實與豐富。很可惜的是,這股浪漫文學思潮僅僅持續了不上十年的時間,二十年代末期以後,整整二十年的現代文學史上,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除了在個別作家那裡(如徐yú@①和無名氏)留有某些遺風余緒外,作為一種與現實主義頡頑的思潮已不復存在。代替浪漫主義名詞的只是關於想像、傳奇與誇張等等具體的創作方式與技巧罷了。
為什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象沖天的爆竹,亮出一個美麗燦爛的煙花之後,便再也不見蹤跡?浪漫主義文學的一蹶不振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究竟是值得慶幸的好事,還是必須引以為鑒的教訓?
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我們也注意到了新時期十年來一些研究者觀點以及研究方式所發生的變化。其中具有傾向性意義的,第一是在浪漫主義文學消逝原因尋覓方面由外在和表層向內在與深層的轉變。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論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思潮的衰落原因時,首先著眼於社會根源的探討,認為其興在於五四時期中國民族資本獲得較大發展,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現出新世紀的曙光,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本身就充滿理想與高昂的情緒,具有浪漫性質;而其衰頹則是「五四運動過去了,人們所面對的現實仍是黑暗和嚴峻。這時,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為海市蜃樓,……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和相互關系,不得不開始更清醒地觀察現實,剖析現實,批判現實…」②即使談到文學思潮自身的原因,其著眼點還是在於指出五四中國新文學的浪漫主義思潮所承繼的歐洲近代浪漫主義本身是資產階級走向衰落腐朽時期的精神產物,對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需要並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後期,研究者開始轉向浪漫主義思潮的倡揚者與弄潮兒們自身的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等內在與深層因素的探討,有的論者在分析浪漫主義思潮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即個性解放為什麼會逐漸淡化時,就尖銳而獨到地指出了中國傳統的群體意識對作者思維方式的制約,以及家族社會中成長的中國作家害怕孤獨、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第二在明確浪漫主義文學的藝術功能時觀察視角由純粹的政治功利視角擴展到了藝術與文化發展自律性的本體視角。在新時期初始,論者大都從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革命的密切關系出發,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已進入實際的政治與軍事斗爭階段,集體主義是革命斗爭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實事求是是革命斗爭取勝的思維與認知方式方面的保證,所以,五四時期浪漫主義文學鼓吹個性主義,弘揚理想與擴張想像,在反封建道德與美學原則方面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沿著這種思絡推衍過去,浪漫主義文學的消逝就不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而近來一些學者則從整個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自身建構以及藝術在滿足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體功能著眼,指出浪漫主義文學的早夭對新文學的發展實在是一大損失。這些研究成果的出現,反映了近年來人們對現代浪漫主義文學認識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學術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論束縛上所做的努力,對我們檢討現代文學史著中關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有關論述有著很好的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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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的深入不能說對現代文學史編著完全沒有影響。在建國初期出現的幾部文學史專著中,提到浪漫主義文學時,似乎都有點輕描淡寫,除了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之外,象郁達夫、田漢、馮至、馮沅君、廬隱以及沉鍾、淺草、後期創造社諸君與浪漫派淵源甚深的創作,不是被忽略不記,便是被當作現實主義的作品來分析它們對社會之批判,對人生問題之探索。甚至對郭沫若的創作風格也有持異議者,如丁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認為:「過去都認為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他生長在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他的浪漫主義就和西歐資本主義文藝中的那種消極的浪漫主義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滿了狂熱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一般的浪漫主義所沒有的。這種精神是根源於中國現實社會的,是從現實出發並反映了現實的,因而他的作品雖然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基本精神還是現實主義的。」經過這樣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作家了。在新時期的大多數文學史著中,象這樣用現實主義去大量侵吞浪漫主義文學版圖的現象基本上得到糾正,浪漫主義作家被比較恰當地歸屬於浪漫主義流派中去。人們在闡述五四時期浪漫主義的影響與成就時,也不再象過去那樣小心翼翼,在總結浪漫主義文學的貢獻時,也不再只是局限於一部《女神》,小說、戲劇等文體創作中的浪漫主義思潮也開始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學史家的視野相當開闊,突破了過去文學史對五四浪漫主義文學研究的就事論事的做法,不僅把這一浪漫主義思潮置放到整個世界的近代文學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圖對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基本性質、歷史地位等問題作出理論上的界定。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以創造社為主體的現代浪漫派小說的興衰流變作了詳盡的分析,並以「新浪漫主義」這一概念來概括創造社的小說創作,標志著學術界對浪漫主義思潮認識的深入。
認識的趨向深入無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現代文學史著對浪漫主義文學的描述有一些多年來形成的思維定勢迄今仍然或明顯或潛在地支配和影響著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學史編著之外的專門性的學術研究活動。這些思維定勢有的源遠流長,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壇大反浪漫主義時就已經產生,有的形成於建國初期某些著名文學史家對浪漫主義文學所作出的解釋。幾十年來,在這些思維定勢的導引下,雖然浪漫主義的版圖可能有所擴大,浪漫文學的歷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義思潮的美學原則可以部分地恢復名譽,浪漫主義作品的具體分析可能更為深入細致,但所有這些研究成果最終都是歸結到一個當然的文學史結論上去,即現代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這個結論毋庸置疑是正確的,符合三十年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但是,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人類藝術史上唯一能與現實主義並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變格為一種創作方法經現實主義輸入新鮮血液之外,是否還會有自己獨立的人類精神史價值?浪漫主義的興衰更替,除了為現實主義的勝利作出注腳之外,它是否還會有自己獨特地發展規律和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在已經形成的文學史思維定勢面前,這些問題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文學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觀,僅有一些具體問題的深入還遠遠不夠,還必須進一步檢討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維定勢的作用。在此我們列舉三條,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爾式的正反合三階段論。這種立論在蔡儀的《新文學史講話》中表現得最為典型。蔡儀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方法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在新文學運動之初主要是現實主義,因為資產階級是微弱而軟弱的,對於前途沒有光輝理想與堅強信心,不可能發生浪漫主義運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覺醒之初,由於他們日趨零落的社會生活,對現實認識得比較清楚與深刻;而參加運動的無產階級本身具有實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學運動開始就先走向了現實主義道路。但這時的現實主義由於過於注重客觀與忠實的觀察,在本質上屬於舊寫實主義。五四時代以後,新文學陣營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發展,普遍感到苦悶,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堅持用寫實主義考察這苦悶的蹤跡,另一部分偏重熱情與感性的作家則要求突破這苦悶的陷井,於是出現了浪漫主義。它的出現以其熱情大膽和主觀渲泄構成對前期寫實主義的客觀性質的反動,同時,又以其沖決黑暗、抗議社會、批判人生、謳歌理想的革命精神與寫實主義形成互補。到了二十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興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誕生,這一方法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態度,揚棄了它的純客觀的觀察態度與灰色的描寫格調;繼承了浪漫主義表現理想、憧憬未來的革命精神,又揚棄了它的空泛虛幻。現實主義為正題,浪漫主義為反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合題,是對這二者的更高意義上的揚棄與綜合,整個新文學創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和客觀的現實主義的逐漸改正而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蔡儀以治美學著名,從其思維方式與推論邏輯中無疑可見黑格爾辯證法的幽靈。不過,黑格爾的合題是在雙重揚棄之後產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於正題,也不同於反題。而在蔡儀的合題中,雖然也是雙重揚棄,但實質上是正題在自我揚棄的過程中吞並了反題。這是因為黑格爾的推動正反合這個歷史過程的終極理念是一個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見的手,而蔡儀的正反合思維過程的預設前提卻是很明確的,即就是文學的現實主義正宗論。這一思維定勢有其辯證之處,它確立現實主義的正宗地位,卻並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義的歷史作用,因而其影響力也就尤其深遠與潛在。
二是緣木求魚似的向浪漫派文學尋求現實主義因素。象丁易那樣乾脆把創造社的浪漫主義說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當然只是個別的極端例子,但是,煞費苦心地為那些後來成為革命作家或進步作家的浪漫派們辯白則是十分普遍的,幾乎迄今尚沒有哪一部文學史著能夠真正擺脫這一思維定勢。這一定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文學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學主張時,只要主張倡導者後來氣節很好,品行俱佳,那麼,文學史家們便會急急忙忙地聲稱,在他們的浪漫派主張中包含著現實主義的因素,它們的基本精神是與現實主義相通的,如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談到關於創造社的歷史地位要弄清的三個問題,其中有兩個即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並非水火不容,創造社既主張藝術本身無所謂目的,但同時又強調文學的時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時,文學史家往往把主要視線放到從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內容與現實社會的關系,如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首先就明確肯定,「創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於現實人生的,無論是郭沫若的詩,郁達夫的小說,都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與社會的熱烈關切,對於舊社會的不同的程度的憤怒和反抗」。為了具體說明這一點,編著者在論述郁達夫的創作時只選擇了《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與《薄奠》三篇作品。而談《沉淪》重點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愛國熱情,對主人公那冰涼徹骨的孤獨言之甚約。談《春風沉醉的晚上》重點在揭示作者對階級對立的認識與對勞動者的同情,而對作者的「情慾凈化」主題避而不談。浪漫主義並非虛無主義,也不是遁世主義。浪漫主義作家的主觀感情,個人理想,乃至他們的烏托邦似的夢幻,都是與現實社會有著或緊密或鬆散,或切近或疏遠的關系,無論是哪一種浪漫主義,研究者如果執意要從中尋求對社會現實的折射或反映,都不會空手而歸的。因而文學史家對於浪漫主義的研究其側重點不是浪漫主義者眼中的現實本身,而是浪漫主義者用何種獨特的方式去表現或折射現實(包括物質的現實性與精神的現實性)。文學史家舍棄後者而執著前者,無異於緣木求魚,難得切中肯綮。這種思維定勢的形成其心理症結還是現實主義正宗論,似乎只要證明了浪漫主義者也關注現實,表現現實,這個浪漫主義也就是進步的革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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