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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三十年代小說PPT

發布時間:2022-01-03 00:34:05

⑴ 求個近代文學的ppt

人生若只如初見,出自清朝著名詞人納蘭性德(納蘭容若)的《木蘭花令·擬古決絕詞》,意思是說「與意中人相處,如果後來產生了怨恨、埋怨,沒有了剛剛相識的時候的美好、淡然。那麼一切還是停留在初次見面的時候為好」。中國近代人物的話,可以用著名畫家徐悲鴻和蔣碧秋,他們兩人曾經愛得轟轟烈烈,最後私奔日本,最後卻天各一方。

⑵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內容簡介

本編講述了1917年到1927年間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作者以專章的方式分別介紹了新文學發軔時期的思想根源,以及新思想傳入時文學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和創作潮流,同時將文學的各種題材辟為專章,講述了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裡小說、散文和詩歌等文學題材如何接受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作者同時著重介紹了本時期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具有奠基式的作用的作家及思想家魯迅的創作的一部分。 第一編 第一個十年(1917-1927)第一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一)一 文學革命的發生與發展第二章
魯迅
(一) 一 吶喊與彷徨二 外國文藝思潮的湧入和新文學社團的蜂起二 說不盡的阿Q三 胡適、周作人與新文學初期理論建設三 野草與朝花夕拾四 文學創作潮流與趨向附錄 本章年表附錄 本章年表第三章 小說(一)一 五四小說取得文學的正宗地位第四章
通俗小說(一) 一 民國通俗小說二 從問題小說到人生寫實小說二 新文學迫使舊派向俗定位三 自敘傳抒情小說及其他主觀型敘述小說附錄 本章年表附錄 本章年表第五章 郭沫若一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第六章 新詩(一)一 新詩的誕生二 女神的藝術想像力、形象特徵與形式二 早期白話新詩三 從星空、瓶到前茅與恢復三 開一代詩風的新詩創作四 以屈原為代表的歷史題材的劇作四 新詩的規范附錄 本章年表五 純詩概念的提出六 早期無產階級詩歌附錄 本章年表第七章 散文(一)一 新青年「隨感錄」作家群第八章 戲劇(一)一 文明新戲二 周作人與言志派散文二 五四運動與建設西洋式新劇的戰略選擇三 冰心、朱自清和文學研究會作家散文四 郁達夫和創造社作家散文三 小劇場運動的倡導五 語絲派和現代文學評論派的散文四 田漢、丁西林等話劇文學開創者及其創作附錄 本章年表附錄 本章年表以上整理自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文革之後革新式的文學史研究專著,它在文學史的編著理論上具有和以往文學史教材較為顯著的區別和特徵,與以往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指導思想的治史方式不同,《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作者們更加突出了新文學的「現代性」因素。文學的現代性,既表現現代意識,現代思維方式、情感方式,採用與之相適應的現代藝術形式,以便於把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思維方式、藝術欣賞能力都處於蒙昧狀態、低級階段的讀者提高到現代化水平。錢理群等人成功的引入了這一概念,使《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擺脫了以往文學史採用對立思維、強調斗爭的敘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學形態發展過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鑒的態勢。故而在具體作家作品評論介紹方面,《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能夠力拓新視角,如在沈從文專章挖掘出了沈從文等作家作品的價值,並給了他們合理的入史地位------這也是以「現代性」作為評價標准得出的結論。
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比較注「全方位」 的整體研究, 突破了以往現代文學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評論的某些舊格局,沒有像以往的文學史專著一樣孤立地講作家的生平創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 而是變單篇的個體分析為綜合性的整體研究,比如就「魯迅」而言,作者們結合了時代的發展將對魯迅的介紹分為兩章,分別在第一編《第一個十年》和第二編《第二個十年》中根據社會局勢的影響而分析其對作家所產生的藝術的改變。在作者們的筆下,中國現代文學不是彼此隔離、互不依賴的個別現象的偶然堆積,而是一個經緯相連的有機整體。他們既把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個整體單位放中國文學發展史和世界文學發展史的更大的歷史單位中,去探討它的價值和地位, 又把它放到中國現代歷史尤其是思想發展史另一個整體中,去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本身的規律和特點。同時, 現代文學中的流派、風格、題材、主題等因素也都分別作為一個整體單位,各自顯示著自己的變化和發展、產生和消亡的脈絡和規律。如對於京派的發展和對後世的影響,作者們特意辟出幾節對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並且講述了京派和沈從文的種種聯系。而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學思想和社團, 作者往往會理清其在現代文學這一整體中的發展軌跡,通過它與左鄰右舍發生的橫向和縱向關系,給其以歷史的評價。例如,在講到新文學社團的時俠,既從外部的世界文學的角度闡述外國文藝思潮對它的影響,使它如何在這一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 中西文化大的撞擊」 中問世,又從中國文學的內部角度說明「發難者」如何根據時代和社會的需要,也根據自我個性的信要「介紹」、「選擇」外來思想,並由此形成創作傾向不同的作家群。 王瑜:「從對『通俗文學』的這些論述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已經擺脫了以往文學史採用對立思維、強調斗爭的敘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學樣態發展過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鑒的態勢。」
趙國宏:「它從中外文論互訓的網路中確定中國現代文學的坐標。它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冷靜地反思,獲得自覺之後的結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李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一部具有特色的著作,它不僅吸收並總集了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成果,而且表現了著者獨特的思想眼光,它問世於現代文學研究的低谷時期,具有重要的意義一一它具有明顯的「過渡」痕跡一一它預示著舊的文學史觀的結束,並為全新的文學史著作的出現奠定基石。」
王瑤:「錢理群等幾位青年研究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個性和姿態,寫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無疑使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又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趙凌河: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他們比較注重「全方位」的井體研究,突玻了以往現代文學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評論的某些舊格局,沒有孤立地講作家的生平創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而是變單篇的個體分析為綜合性的整體研究。 1939年12月9日生,浙江鎮海人。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室主任、副館長,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著有專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中國現代諷刺小說的初步成熟》等。

⑶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三個十年

中國現代文學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時期,即三個十年。

1、第一個十年(1917~1927),開拓期,一般習稱「五四」時期的文學。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標志著文學革命運動的正式興起,隨後,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李大釗等人積極呼應文學革命的主張,推進文學革命的發展。

以魯迅、郭沫若等人為代表所創作的新文學作品,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表明了新文學的實質性進展。

小說方面,有魯迅劃時代的《狂人日記》和後來結集在《吶喊》、《彷徨》中的諸篇小說,還有葉紹鈞、汪敬熙、冰心、郁達夫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內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說。

詩歌方面,出現了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劉大白等大批白話新詩人,以白話新詩沖破了千百年來舊體格律詩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內容和藝術的特有氣勢開創了自由體白話新詩的一代詩風。

散文方面的成就體現在魯迅、李大釗等人創作的大量文藝短論(即隨感錄和雜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等人創作的抒情敘事散文(即「美文」),還有瞿秋白創作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訊報道,出現了報告文學的最初萌芽。

所有這些創作呈現出開創一代文風的嶄新氣象,充滿了破舊立新的「五四」時代精神。1921年以後,還出現了「問題小說」、「身邊小說」、「鄉土文學」、「語絲文體」、「象徵派」詩歌等豐富多姿的風格流派。這些社團流派的出現,表明了新文學的成熟和壯大。

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和局限徹底批判、否定了整個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始終貫穿體現了個性解放、民主與科學並探索社會解放道路的啟蒙思想主題;以農民、平民勞動者、新型知識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舊文學主人公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文學觀念的重大變化與文學語言、文體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審美價值取向和多元並存的接受心理基礎。

自覺地借鑒、吸收外國文學及文化的營養,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脫離傳統的開放性現代文學。部分新文學倡導者存在偏激情緒,對某些傳統事物缺少具體分析,以致簡單否定。

2、第二個十年(1927~1937),豐收期,通常也叫「左聯」時期的文學。

表明文學創作達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子夜》、《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等,還有蔣光赤、洪深、田漢、臧克家、丁玲、張天翼、葉紫、洪靈菲以及「左聯」五烈士、東北作家群、中國詩歌會等等作家、群體的創作,都顯示了左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的輝煌成就。

3、第三個十年(1937—1949),轉折期,包括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文學。

前一階段是抗戰初期的文學。圍繞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藝作品,如街頭詩、獨幕劇等,也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集體創作。

後一階段在解放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文藝大眾化等一系列「五四」以來重要的文藝理論和實踐問題,開辟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階段。國統區很多作品在藝術風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眾化的方向發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3)現代文學三十年代小說PPT擴展閱讀

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內容

第一個十年(1917-1927):民主意識、科學精神、社會主義思想。

第二個十年(1927-1937):階級解放意識,左翼革命文學的社會主義意識,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人文主義文學意識並存。

第三個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識和人民解放意識,多地域、多元化、大眾化的文學。

創作方法

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現實主義為主潮。

代表作家

魯迅、沈從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張愛玲、徐志摩、聞一多、丁玲、趙樹理、戴望舒、蕭紅、艾蕪、錢鍾書、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

徐志摩、聞一多的詩歌;沈從文的《邊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趙樹理的小說;艾青、穆旦的詩歌;張愛玲的小說等。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現代文學

⑷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一、新詩的誕生——「五四」新詩運動
1、「詩界革命」的演變
梁啟超從「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的構想到「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讓步;
黃遵憲局限在傳統詩歌范圍內,其調整與改良止步於對宋詩派的摹仿。
2、胡適對新詩的理論倡導針對梁啟超的後退之處。
○1「作詩如作文」
受黃遵憲的啟發,比宋詩對唐詩的變革更進一步。
語言形式與思維方式「散文化」:打破詩的格律,以白話寫詩。對傳統有組織的反叛。
○2「詩的經驗主義」
「有我」與「有人」的「言之有物」。
強調主體的性情與見解,與平民的溝通交流。「平民化」啟蒙主義在詩歌觀念上的反映。
3、「《學衡》派」:反對詩體的解放
「新材料與舊格律」結合的理想。對「詩界革命」的呼應。於早期象徵派獲得某種回應。
二、「嘗試」中的新詩——早期白話詩
1、新詩陣營的發展
①陣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學燈》《覺悟》
②作者: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③刊物:《詩》月刊第一個新詩刊物,1922「中國新詩社」,葉紹鈞、劉延陵、朱。
2、胡適《嘗試集》
從傳統詩詞中脫胎、蛻變,逐漸摸索、試驗新詩形態的艱難過程。
《一顆星兒》《「威權」》《一顆遭劫的星》具備現漢抒情詩形式法則的雛形。
3、早期白話詩特徵
○1作品
沈尹默《三弦》《月夜》
俞平伯《冬夜》舊文學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舊格律的影響與歐化的文法。
周作人《小河》打破舊鐐銬的「歐化」詩風。
朱自清《毀滅》追求「平常」的傾向。
○2特徵
白描手法和托物寄興。客觀寫實和主觀意志。散文化和平實風格。
歌謠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
三、「開一代詩風」的新詩創作
新詩內部的結構性調整。
1、創造社詩人的理論和創作
○1成仿吾《詩的防禦戰》抨擊早期白話詩的理性色彩,強調詩的抒情本質。
○2郭沫若《論詩三札》詩的本質專在抒情,詩=(直覺+情調+想像)+(適當的文字)
○3《女神》對新詩發展的貢獻「詩體解放」的極致,「五四」精神的充分體現;詩的抒情本質和個性化的發揮,奇特大膽的想像,重視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
2、湖畔詩人:歷史青春期的特色
1922 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湖畔》
1922 汪靜之《蕙的風》
1923 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春的歌集》
天真開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時代精神與詩人個性的統一。
應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靜之《伊底眼》
3、小詩體
冰心《繁星》《春水》宗白華《流雲小詩》徐玉諾、何植三
即興式短詩。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爾《飛鳥集》影響下產生,表現出對詩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內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4、馮至《昨日之歌》
○1藝術的節制
明凈的形象。激情外化為客觀物象或蘊涵於簡單敘述。《蛇》《雨夜》
半格律體。整飭、有節度的美
○2哲理化詩情沉思的調子,幽婉的風格。
○3敘事詩《幃幔》《蠶馬》《吹簫人的故事》
四、新詩的「規范化」——前期新月派
1、前期新月派的理論主張
刊物陣地主要詩人
《晨報副刊》「詩鐫」聞、徐、朱湘、饒孟侃、楊世恩、孫大雨、劉夢葦
○1新詩的自覺
「在新詩與舊詩之間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橋梁」提出要寫「中國的新詩」;
把創作的重心從「非詩化」轉向「詩」自身「使新詩成為詩」。
○2「理智節制情感」
「非個人化」傾向。針對早期新詩中濫用的直書胸臆、極端感傷主義。受巴那斯主義影響,也與傳統抒情模式暗合。
主觀情愫的客觀對象化。聞一多《口供》蘊藉含蓄,鮮明的形象性。
詩歌中敘事成分的加強。敘事詩,戲劇化、小說化,不露聲色的客觀態度。
○3新詩格律化
和諧、均齊的審美特徵。「三美」: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區分新舊格律。
2、聞一多
○1思想內涵
新月派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尖銳的東西方文化沖突。
《紅燭》《死水》中西文化沖突引起的內心矛盾與痛苦。東方主義文化觀和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現代感受復雜地交織。
○2個性風格
矛盾的張力。《春光》自然的和諧與社會的不和諧。《心跳》生活的寧靜與心靈的不平靜。《你莫怨我》言辭的灑脫與情感的偏執。
沉鬱的風格。《發現》郁結已久的火山爆發式的灼人的美。
3、徐志摩
古典理想的現代重構,個性/才華/追求的統一,飛動飄逸的藝術風格。
徐志摩式意象。《雪花的快樂》《黃鸝》《為要尋找一個明星》《落葉小唱》
內容美與形式美的統一。《雪花的快樂》
4、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門集》
具有「東方的靜的美麗」的形象,「古典的與奢華的」美的風格。
《采蓮曲》《催妝曲》《搖籃歌》對形式美的探索,講究形式的完整與「文學的典則」。敘事詩創作。《王嬌》《貓誥》。
五、「純詩」與早期象徵派詩歌
1、「純詩」:詩歌觀念的變化
從「表達」功能轉向「表現」功能。對胡適「作詩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1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
要求「詩與散文的純粹的分界」。詩的領域是「純粹的表現的世界」;詩應有不同於散文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強調「暗示」與「朦朧」。
○2王獨清《再譚詩》突出「感覺」的因素,強調「色」「音」的交錯。
○3早期象徵派
將「詩的貴族化」發展到極端。東西方詩歌「溝通」理想。其詩歌觀念和表現的「內轉」是受西方象徵派詩人的影響,也是向傳統詩詞的靠攏。
2、李金發《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
「多遠取喻」,善於「發現事物之間的新關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棄婦》 聯類不窮的自由聯想,暗示的力量,選用文言詞語的陌生化效果。

⑸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學習指導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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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_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pdf 文件大小:28.9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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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小說分類PPT

《中國現代小說史》 夏志清 著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先生是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和權威。他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作者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寬廣深邃的批評視野,探討中國新文學小說創作的發展路向,尤其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發掘並論證了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使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作,影響深遠。
《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是內地80年代「重寫文學史」運動的最重要的動力,而其坐標則是這部文學史對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鍾書等人的發現和推崇。尤其張愛玲一直被認為是通俗小說家,在批評家眼裡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夏志清在小說史中給予張愛玲的篇幅比魯迅的還要多上一倍,將她的小說與曼斯菲爾德、凱·安·波特、韋爾蒂和麥克勒斯相提並論。這對當時的港台文學界乃至之後的內地文學界都震動很大。
《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兩度再版,而由劉紹銘、夏濟安、李歐梵、水晶等眾多港台一流學者翻譯的中譯繁體字本於1979年和1985年分別在香港和台灣出版,2001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譯繁體字增刪本。由復旦大學推出的中文簡體字版是這部著名的文學史著作問世四十多年後,首次與中國大陸讀者見面。 當以「類後現代敘事」這個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詞語,去指涉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中一種極為獨特的小說敘事文本時,它所擁有的內涵大致包括如下兩個方面:首先,作為誕生於一種獨特語境下的文本敘事風格以及闡釋代碼,「類後現代敘事」不但在對西方話語借鑒與移植的過程中,具有西方後現代小說的種種敘事特徵,同時,其作者身份,文化傳統以及理論研究現狀等又決定了其必然會具有本土性和中國性,因而,所謂的「類後現代敘事」就是一種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後而出現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說文本;其次,盡管,以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等為典型代表的諸多實驗小說都具有鮮明的後現代性敘事特徵,但這種敘事卻存有明顯的悖論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們的新潮小說家以一種超前預支,突擊補課的方式對西方後現代進行了模仿與拼接;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現有社會條件在總體上尚未達到西方後工業社會發達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縮短由於種種時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國當代小說與世界小說藝術潮流之間距離與界限的一種行為策略,因而,其存有復雜而特別的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諸多「非後現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於這種前提,我們將這種敘事風格難以單純劃一,但在總體上又類似西方後現代文本的小說敘事稱之為「類後現代敘事」。
然而,在我們具體論述「類後現代敘事」在文本上所呈現的種種藝術特徵的時候,我們必須還要指出的是:盡管誕生於新時期文學語境下的諸多小說創作常常被看作中國後現代小說的真正代表。不過,像歷史上任何一種創作風格一樣,中國的「類後現代敘事」無論從自身的興起原因、歷史演進,還是從具體的類別歸屬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點,因而,從這些特點進行切入,進而研討「類後現代敘事」的知識譜系乃至藝術特徵就成為了本文的邏輯起點。
一、「類後現代敘事」的興起與歷史演進
「類後現代敘事」在中國興起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首先,從其誕生的歷史語境來看,自8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文化氛圍無疑為後現代主義小說浮出歷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8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中國正逐步經歷著一個具有明顯文化過渡傾向的「轉型時期」,而轉型時期文學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就是意識形態整合性功能的弱化,個人獲得了相對自由的存在空間,往日文學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權力話語己逐漸退失,任何寫作樣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與獨立地位。同時,在可以眾語喧囂的「轉型時期」,商業化浪潮對文學特別是純文學的沖擊是巨大的,文學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啟蒙傾向和烏托邦傾向的精英文學的悄然遠遁和高雅的純文學逐漸淪為邊緣,還深刻地影響到了人們的文化價值取向,精英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的鴻溝正被不斷填平,而這些都無疑為以解構宏大敘事為目的的,不斷消弭雅俗文學界限的後現代敘事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從外部影響來看,80年代中後期,隨著對西方文藝理論及文學創作的「引進」的不斷深入,類似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可以納入到後現代視野的諸多理論被迅速地介紹到中國;同時,類似博爾赫斯式的創作、法國新小說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後現代文學作品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盡管,對於當時的中國文壇而言,許多人並不知道它們究竟應歸屬於什麼派別並常常與現代派的概念混合為一體,但它們在文本上所表現出的新鮮而獨特藝術特徵以及與以往小說創作的顯著差異,都為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的青年小說家所矚目。與此同時,西方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批評家與學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瑪等應邀來華講學也無疑為後現代理論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此推動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應,先鋒作家們的迅速借鑒模仿都使得中國後現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現。
再次,從文學自身形式的不斷發展及創作者的主體意識上來說,文學總是隨時代向前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文化轉型時期,先鋒作家們為了能在「無名」狀態下發出自己特有的聲音,從而在文壇迅速佔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們就不斷拓展新的形式,不斷對以往的文學傳統進行超越,並進而在迅速製造嶄新敘事話語的過程中,促使「文本實驗」的不斷涌現,而當這種實驗的視角轉向西方時,當時還不為中國讀者所熟識甚至是難以解讀的後現代敘事自然就成了實驗派作家們的首選。
由此可見,中國後現代小說的出現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內部變更,而是時代語境,他者理論話語的影響以及來自文學內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響構成的,它「說到底還是政治/經濟/文化多邊作用的結果——它是歷史之手多重誤置和強加的結果——它表徵著一種極為復雜的文明語境。」[1]
那麼,究竟哪些小說文本屬於中國「類後現代敘事」的范疇呢?這的確是一個會引起頻繁爭議的話題。盡管,如果只是單純地從文本敘事的角度上講,「類後現代敘事」無疑應當與西方的後現代小說一樣,包含著諸多創作形態乃至流派類型的,而「敘事」本身的理論訴求也決定了「類後現代敘事」應當與當代小說中的某些小說創作可以一一對應,不過,由於「類後現代敘事」是在缺乏現實基礎的前提下,通過借鑒與模仿的方式產生的,因而,對於這種在接受西方後現代的影響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一種「類後現代」文本,妄圖以整齊劃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為一種理論上的偏頗與冒險。而事實上,在轉型期特別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已為文壇熟知後,包括曾經早已為文壇「定位」的作家如史鐵生、莫言、殘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說中嘗試過後現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將凡運用此類手法的創作完全納入本文所談及到中國「類後現代敘事」這一視野中,無疑會造成「泛後現代情結」,引發新的論爭。所以,在具體研討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時候,其研討本身就在實質上轉化為對一種量度標準的確認和一種演進過程的描述。
首先,從量、度標准上講,由於本文所要談及的「類後現代敘事」或曰「中國後現代小說」是指寫作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影響較為深遠,基本上已為當下批評界所認可的小說創作,因此,一些相對單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為量;與此同時,從度上說,則主要是說「類後現代敘事」既應有獨特的藝術表徵,又應有獨特的藝術觀念。海外著名學者趙毅衡在《後現代派小說的判別標准》中闡述「元小說」,「迷宮小說」以及「散亂狀態,並不納入一個整體畫面」的「拼貼」等作為判定後現代派小說的幾個重要藝術標准。由於趙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較為全面地接觸到西方經典後現代文本,所以他談的判別標准無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應看到,中國後現代小說畢竟與西方的同類創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盡管我們的先鋒作家是以借鑒移植的方式使後現代來到20世紀末中國的小說領域,但後現代像歷史上任何一種「舶來品」一樣,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的兼容,這往往又造成在判別中國後現代小說時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們在肯定趙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藝術標準的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後現代來到中國後給中國小說傳統敘事觀念帶來的沖擊,而這一沖擊是通過比較得來的:如果說中國傳統小說是注重懲惡揚善的理想與英雄內容的敘事模式,中國現代小說注重的是強調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敘事模式的話,那麼,「類後現代敘事」則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淺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敘事模式。因而,類似「反權威中心」「反啟蒙主義」,「反主體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類後現代敘事」的敘事觀念。
其次,從演進過程的角度上說,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歷經以劉索拉、徐星為代表的現代派創作和以莫言、殘雪為代表的強調「感覺世界」的創作鋪墊後,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開自己的歷史進程:
先鋒文學是在80年代中期涌現出來的一個小說派別,以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拉薩河女神》等小說以及洪峰的《奔喪》、《瀚海》、《極地之側》等代表「語言敘事轉向」的作品為標志,而後則是一批來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華、格非、孫甘露、蘇童、潘軍、北村、葉兆言等在創作上的極力推進。自馬原開始的先鋒文學最顯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說、仿擬、語言迷宮等為其敘事特徵,因而這一派小說也常常被後來的批評家視為中國後現代小說的真正代表。
新歷史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先鋒小說家將創作目光轉回歷史後產生的一種結果,它的最早源頭可追溯到莫言的《紅高粱》,但最能顯示其創作實績的則是蘇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楓楊樹」系列以及葉兆言的「秦淮系列」、劉震雲的「故鄉系列」,其影響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說創作。新歷史小說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以後現代的敘事策略去重新解構和描述歷史,如從主題上強調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終結了超個人的政治視角對歷史理解的壟斷;從敘事角度上單線歷史的復線化、大寫歷史的小寫化;強調歷史的虛構敘事,讓自我能從容的穿梭於歷史與現實,使客觀的歷史主觀化,必然的歷史變成隨意的偶然,而這些方法的結果就是使歷史時空結構被隨意打破,文學與歷史的鴻溝被削平了,歷史也許只是一場惡作劇。於是,當新歷史小說是從先鋒作家將目光轉向歷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當程度後現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寫作在中國歷來是波瀾不興,不過,它在90年代卻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當然,這里論及的女性寫作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女性寫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義原則立場進行創作的「私化寫作」或曰「軀體寫作」,而這種明顯帶有自傳色彩的寫作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女作家寫作個人生活,披露個人隱私,以構成對男性社會,道德話語的攻擊,取得驚世駭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寫作的代表作家是陳染、林白。其中,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個人的戰爭》等作品總體上就是按照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那•西蘇的「軀體寫作」原則進行創作的,在這些作品中,陳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話語,破碎的結構,膨脹的語言在描繪女性慾望的同時極力解構、顛覆著男權中心主義,從而在文本上顯示出一種後現代性。
晚生代小說由於其作者眾多,身份各異,所以對於他們的寫作傾向很難整體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認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後現代傾向。像朱文的《我愛美元》、《彎腰吃草》;李馮的《多米諾女孩》、《最後的愛》;邱華棟的《沙盤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確實有類似後現代的創作傾向。而且,這些晚生代小說家還通過言論表達了自己對後現代的獨特理解,如邱華棟曾言:「我認為中國已經有了後現代小說,李馮就是最典型的後現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後現代味道不是特別濃的,在結構語言上,我沒有做比較深入的探索;但我將當下的各種信息大批量地充塞進小說里,這一做法,我覺得的這就是我的後現代特徵。」[4]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類後現代敘事」在世紀末中國文壇的流變過程:即包括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女性私化寫作以及晚生代小說是屬於「類後現代敘事」的范疇之內的。但需要說明的是,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總體流變上前後是具有明顯延續性與差異性的:一方面,某種後現代興起之後很快為新的後現代敘事所取代,但它們之間在內部又有一定的聯系;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在80年代,以先鋒文學為代表的後現代小說更多情況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過對西方後現代小說特別是對其敘事手法進行模仿中完成的,而當時批評界對此缺乏明確的解讀又使其成為隱性的後現代文本;進入90年代以後,特別是後現代文化語境真正來臨之後,中國的「類後現代敘事」不僅在形式上,而且還在思想上成為一種顯學,而這一點,則正是後現代在中國文學創作中逐步中國化的一種必然趨勢。
二、「類後現代敘事」的藝術運籌
第一,是自由視角的元小說。元小說又稱後設小說或自我意識小說,是後現代小說的主流敘事類型。盡管許多研究者在闡釋元小說時有不同的主張,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說是在接受當代哲學、語音學及文學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它雖然不是後現代小說的唯一敘事形式,但卻是後現代小說的主流敘事類型。它的最大特點就是變傳統小說的隱藏敘事行為為暴露敘事行為。在元小說創作中,小說家仍在講故事,但他們在講故事的同時又故意揭穿其虛構性的本質,即通過自我暴露,自我評述的方式來揭示其創作過程,從而使自己的小說變成了「關於小說的小說。」[5]
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中,馬原是較早嘗試元小說寫作的作家。他的許多小說如《上下都很平坦》、《岡底斯的誘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了元小說的寫作手法。當然,最能集中體現元小說敘事手法的則是他的中篇《虛構》。在《虛構》中,馬原給讀者的第一段敘述就是:「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聳人聽聞。我用漢語講故事;漢字據說是所有語言中最難接近語言本身的文字,我為我用漢字寫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這一點,只有我是個例外。」在這里,馬原首先明確地將敘述人「我」即文中的「馬原」與作者馬原劃上了等號,而這一舉措無疑使小說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礎,並進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後,身兼作家,敘事者,主人公於一身的「馬原」就開始了他時而煞有介事,時而天馬行空的描述。在此過程中,馬原總是不忘記時不時地出來強調自己作為作家的身份,「比如這一次為了杜撰這個故事,把腦袋掖在腰裡鑽了七天瑪曲村……」、「我就叫馬原,真名。我用過筆名,這篇東西不用……」而在這篇小說第十九部分,即小說臨近結尾的部分,馬原甚至直接跳出來與讀者對話:「讀者朋友,在講完這個悲慘故事之前,我得說下面的結尾是杜撰的。」作者在這里乾脆把自己為什麼要這么寫的「苦衷」暴露給讀者,從而使以上話語及主人公敘事成為虛構的「虛構」。自然地,這種「虛構」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說。
使用元小說手法進行創作是馬原為先鋒文學乃至整個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帶來的啟示,在所謂的「馬原敘述圈套」的影響下,一大批新潮小說家如洪峰、余華、格非、葉兆言等許多先鋒小說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嘗試過元小說的寫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陳染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寫作進入元小說的創作層面,不但為元小說的創作增添了嶄新的「層面」,同時,也使得這種女性寫作能夠名副其實地進入到類後現代的視野。使用元小說的手法進行創作是文學中自我意識從萌芽發展到極致過程的結果。自然地,將它不斷地應用於創作中所產生的突出特徵就是自我意識的濃厚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敘述視角的變更。可以說,在「類後現代敘事」中,元小說敘事文本中頻繁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就是其外部表徵。以上所列舉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稱敘事的。但這種第一人稱的使用是與傳統小說敘事中有著顯著的不同,元小說的第一人稱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講述故事,而只評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於傳統敘事者之上的一種敘事者,而這種敘事的本身就是要說明「我」講的故事是虛構的。
第二,是破碎的結構。對結構的關注是中國新時期小說運用後現代策略的一個突出的表徵。小說結構作為後現代敘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話語,它對文本的表現形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敘事結構的苦心經營,一方面使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具有了與西方後現代小說相似的文本結構,另一方面也著實為一些崇尚文本游戲的新時期小說家獲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
「類後現代敘事」在結構上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經常使用一種近乎破碎的結構,使小說結構在總體上變得不完整。而這種破碎的結構具體說來是通過空缺結構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復指文本、自由與循環的時間三個主要方面來予以完成的。
空缺結構是指在「類後現代敘事」文本中事件的發展史往往由於人為作用造成某個鏈條的缺失,從而使整個事件的統一性被瓦解,歷史就這樣變得不可靠起來。格非的許多作品都為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特殊的空缺結構。以《迷舟》為例,在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戰爭與愛情的雙線來營造其小說結構的,但無論我們從哪能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故事的結構總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於小說總是在最關鍵的地方給讀者留下了空缺。「蕭旅長去榆關」無論從戰爭線索還是愛情線索上都對整個故事的展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蕭去榆關是去看望「杏」還是去傳遞情報,警衛員並沒有考慮是哪種可能就武斷地以六發子彈打死了蕭作為對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這種行為使這個空缺永遠被懸置起來而無法彌合。在這里,對空缺的填充與解釋是無效的,無論是蕭的愛情填充方式,還是警衛員六發子彈的槍殺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個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結構上的空缺對讀者的誘惑又是巨大的,我們完全在閱讀時對此空缺進行再度隨意的填充。
多重的復指文本指小說具有多重結構,或是在文中以一種文本指涉另一種文本,從而造成兩個文本互相兼容破壞,使文章整個結構發生混亂。在「類後現代敘事」的發展過程中,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是多重復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後,洪峰、孫甘露、葉兆言、余華、格非、魯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類結構時成績顯著。孫甘露在《請女人猜謎》中曾寫到他在寫這部小說的同時又在寫另一部名叫《眺望時間消逝》的作品,這兩部小說既平行又互相雜糅,在這里,我們可以說寫《請女人猜謎》就是寫《眺望時間消逝》,兩者其實就是一個文本,但它們又都確實有各自獨立的角色和故事。而這樣的結果就使得《請女人猜謎》的寫作過程變成了對《眺望時間流逝》的敘述,《眺望時間流逝》一文成了《請女人猜謎》的謎底。這是一種類似元小說與巴赫金復調小說的結合體,它斷裂過、中止過、缺失過,也許它在各自文本內是完整的,但兩個文本主題的互相指涉卻造成了整個文本結構的碎裂。
自由與循環的時間也是造成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結構上處於破碎狀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這也表現了先鋒作家在文本敘事上時間意識的深層覺醒。自由式的敘事時間是指時間或歷史在後現代文本中像一個固定的書架一樣,敘述者可以從古至今亦可從現在到過去乃至將來任意穿行,而無論多麼久遠的時間在敘述者的手中不過是書架上的一本書,可以被隨意打開翻閱。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為例,這三部小說都是以時間為題目乃至主題的。本來,題目的時間固定下來後,這個時間就被肯定了,被絕對化了。但作家們在將故事固定在時間上之後,觀看歷史的視點卻沒有被停止。相反,由於敘事者「我」的自由穿梭於歷史與現在,故事內的具體時間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個固定的時間符碼中自由漂流,直至發生空間上的轉折。
循環的敘事時間是自由式敘事時間的特例,但卻是最具革新實驗的敘事時間策略。所謂循環時間實際上是指一種無變化、無發展的循環重復的時間手法,它是文學進入後現代後常用的一種敘事時間手法,這種策略在新時期是以借用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開頭語的面貌出現的,而獨特判斷語式「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後」正是這種時間策略被使用時涌現出來的兩大母題。在新時期中國類後現代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這兩大判斷語式是經常被援引的,無論是先鋒文學,還是女性「私人化寫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創作中都明顯有這樣的例子,而這種敘事語式的頻繁使用就「確定了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循環回返的圓圈軌跡。敘述的時間從久遠的過去跨進現在,又從現在回到過去。」[6]
第三,是仿擬與反諷。對歷史上許多經典文本或故事進行仿擬是中國「類後現代敘事」的一種較為獨特的敘事策略。這種敘事傾向出現的原因除了是要對以往小說的宏大歷史敘事進行無情的解構,從而探索敘事的多種可能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得益於外來的後現代寫作方式與本土固有的文化資源。
仿擬是後現代小說採用的一種互文方式的敘事方法,其寫作目的則是為了能從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一種自省與語言游戲策略。在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創作中,新歷史小說對仿擬手法的關注是最為強烈的,而以「故鄉系列」聞名於文壇的劉震雲恰恰為解讀這種後現代敘事手法提供了範本。《故鄉相處流傳》是劉震雲整個故鄉系列中最能體現仿擬手法的一個長篇。該書由四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顯然是對三國故事進行了仿擬。曹操與袁紹一同攻打劉表,但兩個人卻為爭奪一個沈姓小寡婦大打出手,延津縣的人民如孬舅、豬蛋等在曹操得勢時歸順曹操,聲討袁紹;在袁紹得勢時,聲討曹操。《三國演義》中那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被無情地仿擬成是由一個女人引起的利益之爭。在此書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紹以及他們當年的追隨者也依次轉生,盡管歷史已過去許久了,但一切還是那樣,當年的一切仍在這些人身上發生……總之,在《故鄉相處流傳》中,劉震雲以總體仿擬《三國演義》的形式如章回體、人物等解構了進化的歷史觀:即「後一代人總是歷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後來的歷史總是前段歷史的翻版。」進而使小說進入一種歷史無意識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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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作者:吳福輝

豆瓣評分:8.2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8-7

頁數:667

內容簡介: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撰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已被列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這部近60萬字的現代文學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關於作家、作品和文體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學史的敘事模式與狹窄格局,拓寬了研究領域,在「文學現代化」這一命題下,形成了學術品味濃厚的獨異的特色。

在結構布局上,全書按照1917-1949年的歷史分期分為三編,但對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形勢只作簡約的交代,著重闡釋各個階段重要的文學思潮與文學現象,從文學演進過程與歷史聯系中去分析文學自身的規律與特點。這本書雖然也按文體分類,卻注重突出各種文體的性質、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點,並對某些代表藝術高峰的作家作品作專章論述,每章還附錄了年表。

在對重要作家的評論中,力避對作家生平的羅列和對作品情節冗長的復述,而重視作品的藝術成就和美學價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產生久遠影響的原因。如第二章魯迅(一),在評論魯迅小說的結構模式與深邃意蘊時,特意標出「說不盡的魯迅」一節,綜合了近年來學界對「阿Q精神」的人類學內涵的探討。書中還把沈從文列為專章,表示了對這位構築「湘西世界」,「充當現代中國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

這些都是過去文學史著作所沒有的或所省略的。

對於文學流派,不只是強調主流文學,而且也能從地域、文化環境的視角,去關照京派、海派、新感覺派、先鋒派等趣味各異的文學派別,力求恢復現代文學色彩紛呈、枝葉繁茂的本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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