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高行健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主要作品有話劇《絕對信號》、《野人》、《車站》、《模仿者》、《躲雨》、《行路難》、《喀巴拉山》、《獨白》、《冥城》、《彼岸》、《逃亡》、《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山海經傳》等;小說及評論集有《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給我老爺買魚竿》、《有隻鴿子叫紅唇兒》、《沒有主義》、《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高行健戲劇集》、《對一種現代戲劇的追求》等。
⑵ 急求一篇寫某位中國作家受西方文學作品影響的論文 3500字以上 懸賞100分 論文出來了再加100分 謝謝大神們。
中國文學之與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擾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問題不僅是 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踐命題,也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命題。中國文學之現代化,走西方化路線還是走民族化路線?人們一直存在爭議。如何從理論上總結民族化與西方化之得失,對此理論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試圖歷史地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西方化與民族化傾向糾葛纏繞、交替消長的曲折過程,對「西方化與民族化」這一中國文學之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基本命題進行反思,並結合中國文學發展的當代狀況正面提出「世界化」觀念。本文從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分析出發,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實踐都是失敗的。進而,本文在理論上論證,民族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民族文學是完全與與西方文學異質的文學,兩種文學語碼完全不一樣,缺乏對話性;西方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用西方式文學和西方文學對話,對話跨越了中西鴻溝,但卻使我們失去了自我,他們的對話對中國文學總體構不成實際意義。對話的根本目的是增進了解、彼此促進,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問題需要探討的時候,現在,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過程,中國文學遇到的問題開始具有「世界性」,這個世界性問題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學對話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文學要解決的問題和當今世界文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了同構的關系,中國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世界文學有了借鑒意義,同時世界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中國文學也有了學習價值。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文學在面對這些世界性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哪些是獨創的,只有這個獨創的東西,才會為世界文學所需要。所以,我說,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從西方拿來的問題,也不是從民族傳統中繼承的問題,而是在這些之上,孤獨地面對當下社會的「現代化」這個現實,並且拿出自己獨創的藝術表現方案來,我們要獨創的藝術表現圖式,這個圖式,它是獨創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對民族化,也反對西方化,而主張提「世界化」,首先我們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後是在這個分子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東西,這個東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歷史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從五四新文學革命開始的,按照胡適的總結,這個現代化在語言形式上以「白話文」為特徵,內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學」為特徵。胡適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學」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無論是提出以「白話文為正宗」的胡適,還是提出「人的文學」理論的周作人,在當時都是西化論者,即主張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精神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東西就如同遺傳基因一樣是永遠地在我們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著我們著意繼承或者模仿,而外來的東西則相反,「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周作人也強調這種借鑒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素地」[2],也就是說周作人對「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較而言,胡適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態度比周作人徹底、激進,「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璨,屈原」。
「西化論」者如何對待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呢?胡適從「白話語言」的形式角度對遼、金、元之後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做了肯定,對《水滸》、《西遊》、《三國》推崇備至,不過他對上述古典古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推崇是從「對歐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對拉丁文,建立本國的俚語文學的比附」出發的,其立意點依然是在鼓勵中國現代作家向西方人學習,做路德、但丁上,並非真的要人們向中國傳統白話文學靠攏。事實也的確如此,周作人、錢玄同換了一個角度——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就對上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貶得一錢不值,在《人的文學》[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齋志異》看成是「妖怪書類」,把《水滸》、《七俠五義》看成是「強盜書類」,把《三笑姻緣》看成是「才子佳人類」,把《西遊記》看成是「迷信鬼神書類」,並說「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錢玄同,他一方面極贊成「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但是,一談到內容,他的觀點就立即來了個大轉彎,他說,「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4]」錢玄同從「高尚思想」、「真摯感情」角度遴選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選來選取,卻幾乎把那些古代白話小說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錢玄同者是從思想內容角度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展開批評的,他們把小說定位在為「人本主義思想」做宣傳鼓動上,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看成是「才子佳人」、「誨淫誨盜」、「神怪不經」、「迂謬野史」而加以撻伐,主張中國文學必須在精神上西方化(啟蒙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五四時期西化派作家強調文學白話化,卻大多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特別不感興趣。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徵,是現代橫斷面式短篇小說的發達,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式微。明清白話章回小說,大多有「擬話本」的形式特徵,保留了小說作為「說書」的口語體式,但是,在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小說家一方面強調小說要用「白話」、「口語」,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話小說的「說書」特徵,他們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但是這白話文的「現代小說」卻恰恰不再具有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因「聽-說」這一「說書」特徵而發展起來的特殊的口語化表現技巧,而向著「純書面/案頭讀物」方向發展。這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個矛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呢?顯然,五四人是把「書面/案頭化」作為現代小說的標准之一來認識的,其來源是對由知識分子案頭創作,紙面媒體印刷出版發行的西方「書面/案頭小說」的觀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說來比附中國小說的思維定勢,導致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的口語體長處。五四人不僅全面否定中國古代文言文學的士大夫傳統(從啟蒙的動機出發,五四人要求文學成為宣傳啟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們要求文學通俗化),也否定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特別是話本小說傳統(啟蒙要求小說知識分子化,話本小說雖然是通俗化的,但卻是非知識分子化的),其核心動機是在「西方化」上。
這個「西方化」在當時是以文學的「啟蒙化」為特徵的,在這種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學革命的參照系橫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縱向的定位在中國古代某個(白話)文學傳統上。他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具有白話傳統,只是在理論上玩了一個「白話文學古已有之」的論證策略(中國人特別欣賞「古已有之」的論證,這種方法近代維新知識分子也用過,例如《孔子改制考》),這個策略僅僅是出於為五四新文學革命提供輿論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並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實踐中,對新文學發展起導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道路的選擇,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理路及其現代化轉型的可能性是盲視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種中國「萬事不如人」的心態,中國文學要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雙雙「向西方學習」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這種心態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應。隨著五四時代大潮的落幕,又因為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學上的西化浪潮漸漸湮滅,1949年以後更是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大陸再次進入開放時代,文學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經過文革極端民族主義文學禁錮,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突然發現,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竟然變得那麼親近西方現代派文學,這個時候袁可嘉適時地翻譯「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徐遲等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正好適應了他們的需要,於是一股拿來之風驟然興起。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朦朧詩的崛起是它的第一個標志,北京的一小撥人愛詩的人在文革的禁錮當中如飢似渴地閱讀著當局內部印刷之供領導幹部閱讀的西方作品,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西化理論主張和趨向,只是直覺地親近著他們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著這些作品,就這樣他們無意中擠上了西化之路。此後是西化的現代派小說及戲劇的流行,小說理論方面出現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5]等書,該書強調小說要揭示現代社會矛盾,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復雜的人性,嘗試新的表現手法,這些和當時的階級論、典型論、工具論文學觀構成了鮮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當時有位老作家就說:「近年來有些年輕作者的創作脫離生活,一味追求所謂『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西化論者面臨的壓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時期胡適、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時遇到的小。是以,20世紀80年代的西化論者其理論策略是僅僅把西方現代派文學當做一種技巧來認識,以規避「現代派文學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現代派文學」論者的反對,他們提出,如果說西方現代派文學本身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那麼其藝術表現技巧則是沒有意識形態性的,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學習的。的確,論證技巧問題要比論證「西方現代派文學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學,因而具有無產階級性,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討論嚴格限定在「技巧的演變和發展」上,並且就「同一種技巧,是否能為不同的內容服務呢?具體來說,西方現代資產階級作家的體現資產階級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說所使用的技巧,中國當代無產階級作家可否用來體現無產階級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問題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籲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派小說作技巧上的借鑒,實際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種西化「現代派文學觀」(相比較而言,我們可以稱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種西化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該書《序》中葉君建先生說,「我們現在的欣賞趣味,根據我們所出版的一些外國作品及其印數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機時代。我們欣賞歐洲十八世紀的作品,如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記》,超過現代的作品。至於本國作品,現在還有一個奇特現象,有些人欣賞《七俠五義》,似乎超過了任何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如果新華書店的定貨能作為判斷一部作品的欣賞價值的標準的話。這種『欣賞』趣味恐怕還大有封建時代的味道。這種現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們多年來無形中在文化上與世隔絕的結果。」從上述分析可知,其實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只是這種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罷了,它的邏輯是「技巧是沒有階級性的,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完全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可以用西方現代派這個形式,表現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內容。」這種論說方式體現了經歷過文革,對文革磨難記憶猶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論家的比較典型的思維。
但是,更年輕的理論家們則不滿足於這種遮遮掩掩的「西化論」,他們更願意以激進、直露的方式闡明自己的西化觀念。一位在當時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論家就認為中國當時的現代派都是「偽現代派」,「作家體驗到的東西大多是受到社會理性道德規范束縛的東西,表達出的觀念是社會層次、理性層次、道德層次的東西,可是又採用了現代派的藝術手法,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內在觀念的分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更青年的理論家們看來,中國文學之現代化並不能簡單地從借鑒西方現代派表現技法上獲得的,這只會導致「偽現代化」,中國文學的真正現代化必須整個地從頭來過:不僅僅是從技法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思想意識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有西方現代派的形式,而沒有西方現代派的內容,這正是中國文學之危機所在;必須下決心使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同時西方現代派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強調中國文學不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現代主義化),而且還要在內容上西方化(文學體驗的現代主義化)。[6]
這種激進的西化觀,一經出現便遭到激烈批判,這逼迫這一派對中國新文學作西化觀指導下的歷史回溯,以便為自己的觀點提供歷史證據。在這種思路的左右下當時出現了一股用西方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沖動。1985年黃子平與錢理群、陳平原的三人對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7]就是這樣一個文本,該文這樣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浸透了危機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種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理性、正義、浪漫激情或雍容華貴迥然相異的美感特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識與本世紀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該文實際上全盤推翻了中國學界、政界以往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所作的論斷,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性質上是和西方20世紀現代派文學同構的現代主義文學。這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重新解讀,與此同時,這種重讀思潮也發生在具體的作家作品領域,汪暉、王曉明、吳俊等開始更加重視魯迅小說和散文中的現代主義因素,魯迅作品中,雜文的受重視程度明顯降低了,一時間《野草》成了魯迅的代表作;相應地對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讀也熱行起來;以致發展出一波「重寫文學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僅僅作為指導文學發展的一種方向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指針在20世紀中國文論史上也產生了影響,如陳平原對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研究。陳平原對中國近代小說流變的觀察實際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評判模式上的。陳平原說「……中國小說的主流還是不能不推白話小說。白話小說語言清新通俗,善於描摹人情世態,再加明清兩代文人的改造,滲入不少文人文學的色彩,產生過《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批傑作……白話小說藝術表現力強,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又甩不開說書人的腔調――兩者(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葛紅兵)都無力承擔轉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說觀念和小說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8]讀了這段引文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有這么多優點,為什麼我們還一定要對它進行『大的變革』呢?『說書人的腔調』作為一種小說技巧為什麼就不是現代性的呢?」顯然,陳平原先生的現代小說的標準是來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國「小說觀念和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實際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產生了中國傳統白話小說不是現代小說,話本小說必須接受「現代化轉型」的看法。事實上,20世紀中國文論界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敘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我們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敘述模式中的「現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簡單地從西方現代小說敘述漠視出發對它產生了「非現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是居主導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中國文學有今天這樣的格局不能不說多和它它有關,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理論的一些致命欠缺,這個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論家所說:「(1)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偷竊』的基本命題;(2)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借貸』的范疇概念系統;(3)缺乏自己獨創的、非『移植』的哲學立場。」[9]。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理論在其生長、發展的近一個世紀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陰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題(啟蒙主義的「人的文學」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國現代小說在敘述模式上的現代敘述學轉換,也是向著西方而去的。
⑶ 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派小說的定義和簡介
先給您格非先生的定義:
直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而產生的中國現代派小說,在新時期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一、「偽現代派」時期(1979-1981)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意識流、象徵主義)的影響,中國文學曾出現過以「新感覺派小說」和「現代派詩歌」為代表的、在文學形式和寫作技巧方面進行探索的實驗作品。代表作家和詩人有劉吶歐、穆時英、施蟄存、戴望舒、李金發、卞之琳等等。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說的形式、節奏、手法上帶有現代主義的特徵,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覺,以表現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風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學的影響,更重於心理分析;或者用朦朧的意象和含蓄的語言來暗示、表現感覺和情調……不過,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它們只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並沒有產生更大的影響。80年代初中國文壇現代派文學創作潮流的興盛繁榮,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後現代派文學思潮的簡單回歸,而是改革開放後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湧入催生的產物。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最早在詩歌界顯現出來。顧城、北島、舒婷等人的「朦朧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文學潮流,對傳統文學的理念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朦朧詩所強調的「自我」,也使人們開始思考「人」這一命題,文學也由此開始向文學本身回歸。「朦朧詩」雖然不能算作現代主義文學,但是,它的懷疑精神、它的諸多創作手法、它的荒誕意識,卻是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精神互相呼應的。
當理論界正在掀起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理論高潮的時候,小說家們也迫不及待地將這些剛剛被引入的理論運用到創作實踐中。一向被奉為文壇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後在創作中有意識地突破傳統小說的寫法,大膽地吸收、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一些表現手法。從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後發表了19部充滿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說,其中《夜的眼》、《布禮》、《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蝴蝶》等作品,很明顯是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尤其是「意識流」的影響,在形式上體現出與傳統文學很不一樣的特徵。與此同時,一批像王蒙一樣曾經活躍於50年代文壇的老作家們也紛紛加入了探索的陣營。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用電影蒙太奇鏡頭組合的手法,擴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內容具有立體感,並通過夢幻,突破時空局限,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作品著力用荒誕的歷史、荒誕的現實、荒誕的環境,乃至荒誕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現實主義的手法,開掘知識分子復雜的精神世界。另外,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諶容的《減去十年》的小說,也都有意無意地借鑒了現代主義小說的寫作技藝。
隨著創作實踐轟轟烈烈的展開,關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探討與爭鳴,也一發不可收拾。其間涌現出來的代表性文章有: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徐遲的《現代化與現代派》、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等。這些爭鳴探索文章和當時譯介論著一起,匯成一股強有力的理論體系,影響著中國新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雖然在形式上開始打破傳統的敘事方式和結構方式,以主觀的心理意識流程來安排敘事時空,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並沒有觸及到中國作家深層的審美觀念、創作觀念和創作模式。所謂「現代主義」只是運用了象徵、變形、意識流等現代主義藝術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體上仍是充滿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會寫實文學」,其目的是為了表達作家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意見,即對主觀意識的描寫是為反映客觀現實服務的,作品的主題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憂慮,而不是西方現代派所表現的對「個體生命」的憂慮,因此他們的創作事實上仍舊是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延續。正因為此,他們的創作被人們稱為 「東方意識流」或「心理現實主義」,也有人稱其為「偽現代派」。
但是,這一時期作家們的創作,卻為後來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一批對現代主義具有親和力的讀者群和評論者群體。他們的作品是80年代中國文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鋒小說的繁榮期:(1985-1988)
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越來越多地被翻譯和介紹進中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說,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新小說,以及理論界的形式主義、敘述學、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為人們所關注與爭論的熱點,西方現代文學觀念也開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刺激下,中國的先鋒小說創作在1985年後呈現出一種「井噴」的態勢。
最早引發「井噴」的是於1985年先後發表的兩部小說: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你別無選擇》用「音樂式」的結構和「黑色幽默」的語言方式,以看似荒誕的情節,展現某音樂學院僵死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們心靈的扼殺;《無主題變奏》則將心理片斷和生活片斷「無主題」地串聯起來,通過一個自動由大學中退學,並安心於做一個「無所事事」的飯店服務員的青年的自述,展現出年輕一代孤獨、迷惘的生存狀態。和王蒙、宗璞等「偽現代派」作品相比,這兩部作品已經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層面,將現代主義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識、文學精神和表現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現代主義的特點。正因為此,批評家們認為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正在步入繁榮期。而《你別無選擇》也被稱為「第一部成功的中國現代派文學作品」,是「一代人 『情緒歷史』的一個濃縮」。
繼劉索拉、徐星之後,馬原、洪峰、格非、殘雪、余華、孫甘露、莫言、蘇童、扎西達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紛紛登上文壇,開始了先鋒文學之舞。中國的先鋒文學先天地帶有現代文學影響的痕跡。如莫言將馬爾克斯和福克納比喻為「兩座灼熱的高爐」,認為他們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余華則對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說也充滿了新小說和羅布-格里耶的痕跡;殘雪的作品,飄盪著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孫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爾赫斯的深刻影響……當然,他們的探索並不是純粹的摹仿,也體現出了很強的個性和本土化的特徵,如馬原、格非等人不同於博爾赫斯對純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戀,帶上了一種傳統東方關注「現象」而不重視 「真」與「幻」的區別的亦真亦幻色彩;孫甘露的詩性探索也立足並著力於對現代漢語詩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對「形式」的變革上,馬原無疑是敘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創作的《拉薩河的女神》,第一次把敘述置於故事之上,把幾起沒有因果聯系的事件拼貼在一起。他在《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虛構》、《大師》、《塗滿古怪圖案的牆壁》等小說中,使用元敘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說的「似真幻覺」之後,又進一步混淆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馬原的這引起敘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馬原的敘事圈套」,並以獨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們所熟悉的現實主義手法所造成的真實幻覺,成為以後的作家的模仿對象和小說實驗的起點。
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說中的世界,都是變形的,她的人物,都帶有某種「神經質」,互相間缺乏溝通、信任,並存在一種「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說以一種丑惡意象的堆積凸現外在世界對人的壓迫,把一種個人化的感覺上升到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寓言的層次。
格非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便致力於敘事迷宮的構建,他以人物內在意識的無序性構築出一團線圈式的迷宮——其中有纏繞、有沖撞、也有意識的彌散與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說《褐色鳥群》,首次運用了「敘述空缺」的手法,敘述了一個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傳統文學對「真實性」的追求,透露出現代人對「存在」的實在本質的懷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於先鋒作家們的作品過於強調形式而忽視內容,在讀者中逐漸失去市場,先鋒作家們因此紛紛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敘述風格採取了一種更能為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業文化結合,作品轉型到小說的其他領域。但中國先鋒小說的探索並未從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堅守「先鋒」孤寂的陣地,如韓東、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們依然用自己的創作繼續著中國文學的先鋒之舞。
中國先鋒小說的繁榮期雖然短暫,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傳統寫實模式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終結了一個被政治權威控制著的小說時代,中國的小說創作,從此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另外,先鋒作家們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時空錯位、零度情感敘述、敘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們適當而嫻熟地運用著,中國的文學,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個人看來,給您三句話,希望對您有啟示
一,中國當代文學受外國文學影響深遠,尤其是1978年之後,但是這種影響卻是效仿,直接結果就是「來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鋒小說,馬爾克斯句式等等。
二,現代派在中國不可能有,這是西方古典哲學終結的表現,而我們是文革個人崇拜與非理性的結束,兩者雖然表象上看都是對於傳統的顛覆,但東方並不等於西方,尤其是在哲學上。
三,現代派小說是否真的構成現代派的特質,仍有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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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死亡》(高行健)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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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叩問死亡
作者:高行健
豆瓣評分:8.1
出版社:聯經
出版年份:20040401
內容簡介:
本劇沒有故事,只有兩個人物,一個稱為「這主」,另一個稱為「那主」。開始時,「這主」因為火車誤點,信步到了一個藝術館流覽,不料館方未經警告就提前鎖門,將他關在裡面。他徒然抗議之餘,針對當代藝術大發議論,認為藝術家和藝術評論家都是故弄玄虛,欺世盜名,結果導致藝術低落,連累真正的藝術也面臨死亡。隨著這死亡一念,那主(這主的思想投射)出現,逐漸引導這主懸梁自盡,全劇也就此結束。劇名原名是 Le Queteur de la Mort , 由高行健自己撰寫中文版出版,將劇名訂為《叩問死亡》。我們說「死亡叩問」時,一般都表示是生命到了盡頭,但是在這個劇名里,死亡反而成為被「扣問」的對象,不是主動來訪,勾人魂魄。這個劇名非常妥當,因為全劇的重點正是從各個層面探討死亡的本質。生與死是人生旅程的起點和終站,所以本劇反過來看也在追究生命的終極意義。
那主與其說是一個人物,不如視為這主部分思想的投影。他反覆說明的,只是生之無聊與死的必至。這主一再反駁或抗拒這個消極觀點,但在最後終於放棄了生存的最後防線。這兩人的攻防之戰,使全劇很像一篇討論生死的哲學論文,被歐洲媒體譽為「打開世界戲劇的另一種窗口」。
作者簡介
高行健
1940年生於江西贛縣,祖籍江蘇泰州。小說家、戲劇家、畫家,現居巴黎。著有長篇小說《靈山》、中篇小說集《有隻鴿子叫紅唇兒》、短篇小說集《給我老爺買魚竿》;劇作十八種,分別收集在《高行健戲劇集》、《山海經傳》、《高行健戲劇六種》、《周末四重奏》等書中;論著有《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對一種戲劇的追求》、《沒有主義》、《論寫作》。他的作品已被譯為十多種文字出版,他的劇作也在法、德、英、美、義、奧、瑞典、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日、澳大利亞、乃至於非洲的象牙海岸、多哥、貝南、以及台灣和香港一再上演,還在歐洲、亞洲、美洲、許多國家舉辦了他的水墨畫數十次個人畫展,出版的畫冊有《另一種美學》、《高行健水墨作品》、《墨趣》、《墨與光》、《飄零鳥》等。
⑸ 小說寫作技巧方面的書籍
一、《小說寫作技巧二十講》
作者:(美)蓋利肖(Gallishaw,J.)著;梁淼 譯
頁數:369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蓋利肖教授在總結優秀小說家的經驗和自己創作體會的基礎上,撰寫了這部著作。書稿突出了小說談寫作技巧這個主題,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入手,詳細闡述了有關小說寫作的種種問題。比如,常被一些設評家所提到的「圓型人物」和「扁型人物」,本書里也有所涉及,比起其他有關這方面的書來,它顯得重點實出,言之有物,詳盡系統,總結的經驗也實用可行。
二、《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作者:高行健著
頁數:129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這本書的主要論點,是指出小說寫作技巧的演變實際上是受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影響的,生產方式的不斷創新和變革,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和演進,勢必推動著藝術表現方式——包括小說,技巧的不斷創新和發展。蒸汽機發明後,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一個極大的變化,從而形成了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新的文學,但隨著蒸汽機時代的逐漸結束,這些以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為其輝煌標志的文學,也便成為了古典的東西,現在人類已經跨入了電子和原子時代,並即將進入微電子技術佔主導地位的時代,這樣,文學,當然首先是小說的寫作技巧,也便不能不受其影響,而又有新的發展和變化。所以,現代小說技巧的發展和變化,只不過在西方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往往先露了端倪而已,這種小說技巧的發展和變化趨勢當然會受到社會制度、民族傳統、地域差別……等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它還是有著一個大體上的總發展趨勢,高行健同志此書實際上是對這總趨勢的一個粗略考察。因此,他雖然以介紹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為主,卻又並不拘泥於此,而隨時縱向地把中國自古典經「五四」時期到如今的小說技巧發展,以及橫向地把一些當代中國小說作者在創作實踐中的技巧運用,揉合在一起,加以分析、綜合,提出他的一家之言,所以書名稱作《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三、《小說寫作藝術與技巧》
作者:蔣曉蘭著
頁數:416
出版社:貴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簡介:本書對小說的文體特徵與源流、類別、人物、環境、情節與結構、語言、藝術構思、風格與流派、現代小說技巧等進行了探討
⑹ 中國現代派文學的簡介
一、簡介: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都對傳統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了話劇﹑新詩﹑現代小說﹑雜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都有新的創造﹐具有現代化的特點﹐從而與世界文學潮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
二、發展歷史:
1,首先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窮則思變的結果
①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大門從此被打開→軍事革命,實業革命(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失敗,1906中日甲午戰爭致遠艦長鄧世昌戰死北洋水師總督丁汝昌自殺)→政治革命(戊戌政變失敗,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辛亥革命大權被迫移交袁世凱)→文化革命(深感國民素質的低劣,教育救國;深感國民思想意識上的麻木,落後,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文學首先是為救亡圖存服務的。
2,其次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演變的結果
①古典文學已近尾聲。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的思維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固有的古典文學模式已再也不能滿足人們思想情感表達的需要。
a,語言障礙,世界上最難學的文字。30年代,魯迅還指出,要普及文化,非廢除漢字不可(《門外文談》)。
b,體式陳舊,詩詞文,嚴格的規范使現代人望而卻步。
c,文風不健康,師古,擬古。形式主義。脫離實際人生,成了無病呻吟的玩意兒。
②近代文學實則先聲。近代以來,與政治思想革命相適應,文學界也相應掀起革命浪潮。
a,"小說界革命"。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為代表。戊戌政變失敗以後,梁啟超轉重於思想文化啟蒙工作。以西方為借鑒,特別注重小說的宣傳啟蒙作用。貢獻:一是藉此抬高了小說的地位,二是開了近現代啟蒙文學的源頭。
b,"詩界革命"。最先提出還是梁啟超,但最有代表性是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梅縣區人)。黃遵憲長期做國外大使,思想很開化。他看到中國古典詩歌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於是提倡詩界革命。著名觀點是:"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斕。"(《雜感》)認為"詩無古今",而不必模仿古人,只要能將"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筆之於詩",我詩自有存在的價值。而且不必避俗字俗語,要求言意合一,明白暢曉,通俗易懂。還是與啟蒙有關。代表作《人境廬詩草》,1911年刊行於日本,"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之一。 對胡適的影響。
c,"文界革命"。以梁啟超為代表。反對"傳世之文",提倡"覺世之文"。還是與啟蒙有關。日本流亡期間,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創建一種筆端常帶感情,不拘一格,汪洋恣肆的新政論文體,梁自稱"新文體"。
d,戲劇界革命。柳亞子等創辦近代第一個戲劇性刊物《二十世紀大舞台》。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的春柳社及其文明新戲。《巴黎茶花女遺事》和《黑奴籲天錄》(林紓翻譯)先在日本演出,後回國內如上海,天津等地演出。促使國內風氣的轉變。舊劇改編。對五四的影響。
e,白話運動。1898年裘廷梁《蘇報》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揭開序幕。從救國救民的高度認識文字革新的意義。1911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議定注音字母39個。1916年教育部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同年8月,北京成立中國國語研究會。1918年教育部正式審布注音字母,同時設立國語統一籌備會。1919年,重新頒布注音字母次序。接著,國音字母出版。白話國語運動無形中推動了白話文學運動。
3,外國文學,文化的巨大影響
可以說,沒有外國文學,文化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是無法想像的。嚴復(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國最早派向英國的海軍留學生,但他沒有成為海軍將領,卻成了中國最早的思想界的翻譯家(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著《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成《天演論》等)。也翻譯過西洋文學作品。
三、主要代表和作品:
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野草》;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徐志摩、聞一多的詩歌;沈從文的《邊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趙樹理的小說;艾青、穆旦的詩歌;張愛玲的小說等。
四、文化背景:
(一)文學成為重大社會事件的構成部分,文學呈現出明顯的階級、政黨、政治意識。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往往以文學作為發端和具體表現。
(二)社會意識對文學審美意識具有重要影響,文學主體性弱化,文學有社會革命附屬物傾向。
(三)社會政治事件往往成為文學創作的題材源,引發文學創作和理論論爭。
⑺ 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介紹
書名: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作者:高行健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時間:1981年9月
⑻ 業余翻譯
去招聘網站,上面有很多招兼職翻譯的。
前程無憂,智聯之類的。
⑼ 現代主義思潮的簡介
現代主義爭論甚多,1982年由徐遲的《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引發的爭論最為激烈,而在1981年到1982年間圍繞著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討論中達到高潮。
⑽ 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我們現在看怎麼樣可以作為指導教材看嗎有沒有過時或紕漏
這本書是高先生80年代時候寫的,當時受到很多批判,因為現代主義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這本書很有價值,因為為中文小說的創作開辟了道路,把現代主義引入中國,可以好好讀讀
但是你想作為指導教材那大可不必,高先生的思想是20年前國門初開時的,和現在比確實有點過時,語言風格都是那個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太正確的地方,可以作為參考但不要全盤接受
不過,總的說,這是一本好書,對人的文學藝術觀的塑造有很大幫助
有關高先生的問題都可以找我討論,他的大部分作品我都精讀過
祝看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