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都市小說創作特點

❶ 簡析魯迅的現代都市小說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化戰線上的主將，與現代傳媒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可以說，現代傳媒是魯迅先生進行戰斗的主要陣地，特別是報刊，構成了魯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魯迅先生一生受現代傳媒的影響很大，不僅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和進步的報刊宣傳工作，也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報刊作過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對當時各種新聞現象進行過獨具特色的解讀和評價，並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作品。是現代傳媒，促進魯迅先生的創作，並讓魯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戶曉，確立了魯迅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
一、現代都市傳媒催生魯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現代社會與古代、近代社會的區別之一，是工業的發展而導致城市，特別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內擁有製造信息和發布信息的權利，為現代傳媒的產生提供了土壤，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路等就應運而生了。在現代社會歷史進程中，現代傳媒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社會的先鋒」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動因」②，把媒介視為推動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力量。胡適也曾說過，「如果沒有《新青年》同人的組織，倘若沒有他們這一班人的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至少要推遲幾十年」③。
毋容置疑，報刊對於近現代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民國初期，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這實在不是自誇之詞！新文化運動自媒體起，《新青年》及其背後的魯迅、胡適、陳獨秀等巨子，站在了當時社會最風雲激盪的思想旋渦之中，而他們之所以能對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與報刊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因為，在魯迅先生生活的年代，報刊是當時的主要媒介。魯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聽將令」而為進步的現代傳媒創作的。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先生曾說起他的創作經過和緣由。《新青年》編輯金心異（錢玄同）來拜訪魯迅，與魯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談話：
「你鈔了這些（指古碑）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到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為著「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④
從這段著名的談話可知，促使魯迅進行新文藝創作的是《新青年》。進步的現代傳媒，是催生魯迅的力量。魯迅求學之日起，就受到現代傳媒的影響，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組織的強學會《中外紀聞》、《強學報》等。到日本留學後，更廣泛地接觸了各種傳媒。經過長期的思想、文學、社會等方面積累，一旦遇到符合魯迅文學、人生理想的傳媒，在文學革命形勢的召喚下，魯迅終於「聽將令」而厚積厚發，「一發不可收拾」地創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據統計，魯迅一生共在《晨報》、《京報》、《申報》、《世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作家》、《文學》等78家期刊，以及《現代中國》、《國際文學》等9家外文報刊等103家報刊發表過742篇文章。是報刊，催生了魯迅先生的創作，讓國人認識了魯迅，讓魯迅的名字和作品傳遍了中國和世界。
提起魯迅，就不能不提他的雜文。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魯迅的雜文，又是為了適應報刊的需要而寫成的，也就是為了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革命斗爭的需要而創作的。
二、現代都市傳媒為魯迅先生在文壇地位的確立提供了陣地
戰士的陣地在哪？在戰場；魯迅的陣地在哪？在報刊。魯迅一生中給敵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槍是從哪裡射出的？也是報刊。報刊是魯迅進行戰斗的主要陣地，也構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環境。
（一）現代都市傳媒為魯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園地。
魯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報紙雜志上發表，然後編集出版。其單篇作品大多發表於北京、上海兩地報刊，也有偶發於其他地方的報刊，如天津的《天下篇》。報紙副刊是魯迅發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園地，為魯迅雜文的發表提供了平台，為魯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園地。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新文學的偉大豐碑，也是國際公認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報》副刊上連載後轟動全國的；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是報刊，讓人們認識魯迅，了解魯迅，認同魯迅，進而尊崇魯迅；是報刊，讓魯迅的名字深入人心，為魯迅小說的價值及其在文學革命中地位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二）現代都市傳媒讓魯迅先生的作品迅速傳播並產生廣泛影響
1、魯迅生活的時代現代都市傳媒比較發達，為他作品的快速傳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勢風起雲涌，迫切需要輿論的配合。民間報刊隨之而產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後此，《時務報》與《時務日報》等接踵而起，一時報紙，興也勃焉」。⑤ 「舉其著者，如長沙之湘學會、時務學堂……等，尤其不可以計數，而每會必有一種出版物以發表其意見。於是維新運動，頓呈活躍之觀，而雜志亦風起雲涌，盛極一時。」⑥據戈公振統計，比較知名的日報光上海一市就有《蘇報》、《中國公報》等42種，雜志有《農學報》、《國粹學報》、《進步》等46種。北京、廣州、天津、長沙等地也有各種各樣的報紙雜志。幾乎與此同時，科學技術迅猛發展，電子傳媒也應運而生。1922年底，美國記者奧斯邦在上海開辦「中國無線電公司」，成為我國境內的第一座電台。 1926年10月1日，國人自辦的第一座電台——哈爾濱廣播無線電台正式開播。 1928年8月1日，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台開始播音。1924年，英國人貝爾德發明了最原始的電視機，用電傳輸了圖像。1905年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誕生，此後電影業發展較快 ，特別是20年代後的大都市上海，電影更成為一種時尚。
早在1923年，陳獨秀就敏銳地指出白話文運動發生的原因在於「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⑦近年來，在考察五四運動或者說「新文學」的發生時，已經有不少研究者開始注意中國民族工業的勃興、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現代印刷出版業的發展、現代都市傳媒的興起以及現代市場的形成等等現代性因素所構成的特殊歷史條件。魯迅有幸，他生活在一個現代媒介比較發達的時代，報刊、書籍、電台、電影等給魯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廣泛的信息，從而為他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發展的現代都市傳媒，讓魯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戶曉。人們對魯迅作品的逐步認識，對魯迅這位偉大人物的逐漸了解，就是從報刊開始的。魯迅自從在《新青年》上發表作品《狂人日記》和隨感錄後，開始享譽中國文壇。中國先進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對他表示擁護、愛戴和崇仰，認同魯迅先生的作品是帶有先進性的。而他的對手和敵人也是通過報刊認識了魯迅的作品，從而認識了魯迅。
2、對魯迅在報刊發表作品的反響和評論，確立了魯迅在文壇的地位
魯迅先生的文章在報刊發表之後，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響和評論。對於魯迅作品的反響和評論，最早見於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上，作了十處隨文評點和「焦木附志」。誠然，惲鐵樵對魯迅所寫的小說《懷舊》所作的評點和附志，還比較幼稚，不能作為魯迅研究學術史的起點。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到，魯迅的作品一發表，傳媒就給予了關注。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隨感錄在《新青年》發表後，1919年2月1日初版發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號，有一篇署名記者《書報介紹》的文章，首次提到魯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論，唐俟（魯迅發表隨感錄時的筆名）君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的筆法，達寄託的旨趣，誠然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⑧這段評論，肯定了魯迅先生的創作「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從而奠定了魯迅先生在現代文壇的地位。
1923年後，對魯迅的作品出現了比較完整、具體的綜合性評論。1923年8月，魯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對魯迅小說的評論達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刊登了《小說集<吶喊>的出版消息，稱贊《吶喊》是「在中國底小說史上為了它就得『劃分時代』的小說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評論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義在《時事新報》副刊《文學》第91期發表的《讀<吶喊>》一文，他在文中談了讀者讀魯迅先生的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時的新奇感受和魯迅小說在青年中的廣泛影響。
而對魯迅先生作品特別是雜文的爭論，為魯迅先生的作品傳播開辟了一條更寬廣的道路。由女師大風潮所引起的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因革命的本質問題而導致的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還有魯迅與新月社、「第三種人」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等等。這些論戰不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在魯迅自身思想的發展上，也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場論戰引發了魯迅的很多思考，使他產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後半部，以及《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里的雜文，實際上構成了魯迅創作的一個高潮。」⑩
現代都市傳媒對魯迅先生作品的反響與評論，讓魯迅的作品在群眾中特別是進步青年當中傳開來，確立了魯迅在文壇上的地位。
三、魯迅在險惡的斗爭環境中把現代傳媒的作用得到了應有的發揮
作為中國現代文化戰線上的主將之一，魯迅與報刊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他不僅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和進步的報刊宣傳工作，也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報刊作過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對當時各種新聞現象進行過獨具特色的解讀和評價，為現代傳媒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一）魯迅參與編輯報刊或指導報刊編輯，支持和幫助進步的現代傳媒，發展進步傳媒
1906年，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就是「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魯迅自傳》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藝」的第一個舉動，就是與周作人等籌辦文藝雜志《新生》，盡管後來因資金沒有著落而流產，「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11。但魯迅一生都沒有將這「好夢」忘卻，在創作之餘參與編輯報刊或指導報刊編輯，為現代進步傳媒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魯迅在他戰斗的一生中，主編和參加編輯的報刊約二十餘種，支持或投稿的中文報刊近一百二十種。《新青年》、《語絲》、《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刊物，魯迅曾是主編或參與編輯。1934年8月，還帶病編輯《譯文》創刊號，並作《〈譯文〉創刊前記》發表在9月16日的《譯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說：「印了出來給喜歡看譯品的人們作為參考而已。」這間接也為譯文類雜志的出版發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魯迅沒有參與編輯的報刊，但只要是進步的報刊，魯迅都會大力支持。如對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國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國租界內，由英商創辦的中文報紙《字林滬報》的一個名為「消閑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後，作為「中國報紙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資產階級革命派用來進行革命宣傳；但是，辛亥革命後，由於革命黨人的革命意志日漸消沉，加上袁世凱、北洋軍閥對新聞出版事業的壓制和摧殘，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漸減弱，消閑性重新上升為主流，變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天下。「五四運動」前後，副刊成為提倡新文化、宣傳新思想和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一些名聞遐邇的副刊，諸如「五四」時期《晨報》的「晨報副鐫」、《京報》副刊、《民國日報》(上海)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成為當時各家報紙的一大亮點。這些副刊的革新，因為有了魯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新文學的偉大豐碑，也是國際公認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報》副刊上連載爾後轟動全國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魯迅先生就在《晨報創刊紀念增刊》上發表了小說《一件小事》。《晨報副刊》獨立發行後，魯迅又在該刊發表了五十餘篇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因為魯迅，《晨報副刊》成為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一塊重要陣地，它不僅扶植影響了現代文學史上許多作家的成長，同時也影響了現代傳媒的發展方向。
魯迅成為報刊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體現在魯迅參與報刊的編輯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新文化運動。最有名的，便是魯迅對於現代最重要的雜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於1915年9月發刊於上海，為陳獨秀所編輯，每月一冊。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孔乙己》《葯》等優秀的小說，也是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後，各地愛國學生團體紛紛仿效《新青年》、《每周評論》，創辦白話報刊，僅1919年就出版400多種，到1920年，連《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最持重的大雜志，也都採用了白話文。陳獨秀對魯迅在《新青年》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觀的評價——
「魯迅先生和他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12」
（二）魯迅對反動當局的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揭露、批判反動傳媒的反動本質
反動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反人民、反社會的統治，總是通過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來隱瞞事實，愚弄人民，麻痹大眾。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傳媒較為發達的時代，文化宣傳、新聞報道已成為上層建築中控制、操縱社會意識的得天獨厚的一種意識形態。魯迅在戰斗的一生中，長時間與反動傳媒、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促使魯迅創作大量的雜文，進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經指名批判的新聞媒體，約有二十幾種，其中既有《順天時報》、《益世報》等有帝國主義背景的報刊，也有《中央日報》、《時事新報》等國民黨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報刊；既有《社會新聞》、《微言》等國民黨文化特務主辦的報刊，也有《醒獅》、《國魂》等國家主義派的報刊；既有《人言》、《現代》等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主辦的報刊，也有《大公報》、《循環日報》、《武漢日報》等一般的資產階級報刊。同時，對一些內容空虛、低級趣味的黃色報刊、雜志，魯迅一直都進行批評，倡導發展健康向上、凈化人們靈魂的傳媒。
在長期與反動當局的報刊打交道，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總結以後，魯迅給出對當時傳媒總的印象式評價：「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國民黨當局為了從輿論上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他們的報紙和他們所間接控制的報紙，為了欺騙更多的讀者，常常「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抓住一點事實，製造一些謠言，混淆是非。因此，魯迅總結自己看報的兩條經驗並向讀者推薦。一是打折扣對於報上那些以危言聳聽，以美詞動聽，經過粉飾的誇大、裝腔文章，魯迅主張對其內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對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來。二是在《推背圖》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從反面來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並舉出「近幾天報章上記載著的要聞罷。」魯迅評析說：把客觀公正掛在嘴邊叫得震天響的這一新聞現象本身的出現，就體現出一種主觀目的。「辦雜志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魯迅同時又強調，新聞記者要尊重事實，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好惡而曲解事實。有傾向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聯五烈士的被殺，「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晶報》、《現代》、《人言》等報刊對當局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不置一詞，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對革命作家進行陷害、污衊和侮辱。這樣的新聞媒體，魯迅將之歸入到幫閑刊物之列。為了提高讀者對這些刊物的辨別力，魯迅撰寫了《二丑藝術》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依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頭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霉哩！」魯迅指出，林林總總的刊物中，就總有幫閑性媒體的存在，只要讀者留心觀察，就可以識別出來：「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13魯迅就是通過這樣的「照妖鏡」，把反動刊物的本質顯現出來。
《語絲》曾經是進步刊物，也花費了魯迅不少心血，後來因為編輯地位、思想發生了變化，拾起自己反對過的現代派「正人君子」的衣缽，或明或暗地攻擊、排斥異己，「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14，已經喪失了「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裡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15，1930年2月，魯迅寫了《我和〈語絲〉的始終》載在《萌芽月刊》上進行批判，文章發表後僅一個月，《語絲》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動停刊。
（三）魯迅把在報刊發表文章作為一種社會責任和革命斗爭的重任，從而做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個風向標，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媒體的觀點和義務，更多的還是肩負著正確導向輿論，承擔社會的責任和使命。在魯迅來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一種喚醒民眾沉睡靈魂的責任感。魯迅的許多作品，表現了他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他把發表文章當作和反動派斗爭的武器，當作喚醒民眾的良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著我們的黑暗和沉默」。正是這種責任感，促使魯迅終生筆耕不輟。
魯迅一生在國內主要在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和上海幾個城市生活過。每到一地，他都十分關注媒體，關注輿論，從而了解社會，了解中國的現狀與將來。在紹興，他支持越社青年辦《越鐸日報》監督紹興軍政府；在廈門，他支持並指導廈門大學文藝青年創辦「泱泱社」和「鼓浪社」，親自為其社刊《波艇》、《鼓浪》審稿、改稿，指導編印，還為《波艇》創刊號撰寫了《廈門通訊》；在廣州，魯迅先生雖然只待了短短的8個月時間里，但在《黃埔生活》、《民國新聞》等報刊上發表了一批極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時代的文學》、《慶祝滬寧克福的那一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居住城市，魯迅更是充分發揮了現代傳媒的作用，利用雜文作為主要武器進行了堅韌的戰斗。李浩在《都市憧憬與鄉村羈絆》中指出：「魯迅以雜文來表達他的文化理想，雜文的社會效用則是通過報刊這一大眾傳媒完成的。報刊是市民社會中人們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國現代思想的傳入就是通過報刊書籍來實現的。」16從五四時期開始，魯迅就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據統計，魯迅的雜文曾刊載於國內外一百多種報紙雜志上。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從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魯迅在這「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經過革新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上，變換五十多個筆名，發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這個數目，在魯迅雜文中佔了五分之一。鑽過森嚴的文網，在一份日報上接連不斷地發表這么多充滿戰斗性的雜文，在中國現代革命史和文學史上沒有第二人。從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隨感錄」專欄發表《隨感錄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所寫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一生共創作雜文700多篇，約135萬字，在其170萬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將近百分之八十。這些文字收入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里。在這15部雜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革命運動、黨派之爭、民生疾苦、文化爭端……幾乎全部生動地反映在他的雜文里。魯迅用手中的筆，對一些文化現象和不同階層的一些人物的無情揭露，憤怒控訴，尖銳批判，辛辣諷刺，痛苦吶喊，親切鼓勵，熱烈贊頌。魯迅的雜文，豐富了報刊的內容，也使報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戰斗性。
文化大師是思想界、文藝界的先行者，大眾傳媒與文化大師密切聯系，將先進文藝作品和思想廣泛傳播，影響社會，提升民眾素質，從而達到改造國民的目的。在文壇享有崇高聲譽的魯迅，他的一生，與現代傳媒特別是報刊有著不解之緣。現代都市傳媒，是魯迅先生進行創作的動力，並為魯迅先生發表作品讓人們了解魯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魯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戰場和陣地。

❷ 比較老舍與茅盾的都市文學方面特徵

矛盾是「社會剖析小說」代表作家，他的小說注重題材與主題的時代性與重大性，要求創作與歷史事變盡量同步，自覺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與「廣闊的歷史內容」，能反映時代全貌及其發展的史詩性。矛盾的都市文學屬於歷史斗爭模式，以都市中階級的對峙，人與人的斗爭作為主線來表現一個亢奮、變化的貧富差別顯著的都市社會。
老舍文學作品的獨特價值在於他對文化批判與民族性問題的格外關注，他的作品承受著對轉型期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靜審視，他始終用「文化」來分割人的世界，關注特定「文化」北京下「人」的命運，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戀，而這一切都是通過對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風俗描寫來達到的。他第一個把「鄉土」中國社會現代性變革過程中小市民階層的命運、思想與心理通過文學表現出來並獲得巨大成功。老舍的作品具有「北京味兒」和「幽默風」，是「京味小說」的源頭。

❸ 新感覺派小說的創作特色

新感覺派的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創作都起始於現實主義，後來才接受了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卻不完全一樣。劉吶鷗、穆時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覺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現代派的技巧的同時，也接受了現代派的文藝觀，成了徹頭徹尾的現代派。施蟄存則從日本新感覺派後期的新心理主義那裡擷取了更多的精華。他是立足於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並吸收現代派的技巧來豐富自己。因此，在他脫手《現代》之後，就以一種新的姿態回歸到現實主義。盡管他們在創作道路和創作的價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為一個流派。也構成了一些共同的創作特色。
首先，新感覺派的創作題材多取材於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態生活，並通過描寫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現象和世相世態，暴露出剝削階級男女的墮落與荒淫、寂寞與空虛，為開拓中國現代的「都市文學」建樹了篳路藍縷之功。劉吶鷗的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不僅是我國最早出版的新感覺派小說集，也是最早出現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說集。作者以他對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繪了都市的賽馬場、夜總會、影院、茶館、富家別墅、海濱浴場等色彩斑斕的場景，也刻畫了舞女、少爺、小姐、交際花、姘頭、資本家、小職員等各式各樣的人物，並以急驟的節奏，跳盪的結構，活靈活現地顯現出剝削階級糜爛生活的剪影。他的《禮儀和衛生》依據弗洛依德的學說描寫了一夥在「唯樂原則」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盪縱欲的生活。穆時英的《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領域更為廣泛，也更進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質。其他代表作還有施蟄存的《鷗》和《薄暮的舞女》。
其次，新感覺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們提倡作家要「純客觀」地挖掘與表現人物的潛意識、隱意識活動，以及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由某種客觀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變態心理。相比之下，施蟄存的小說創作則高於劉吶鷗和穆時英。施蟄存的病態小說，題材更為廣闊，內容也更為豐富。他不僅以上海為主要場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態生活，而且還對上海市郊小城鎮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掃描。最初的新感覺派小說把追求新奇的感覺當作創作的關鍵。到30年代初期，他們又接受新心理主義的影響，創作了一批以表現心理分析為主要內容的小說。如劉吶鷗的《殘留》採用主人公霞玲獨白的形式來進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當時是別開生面的。穆時英的《南北極》、《白金的女體塑像》等小說都是將心理分析作為構成作品藝術形象體系的重要環節，豐富了刻畫心理小說的表現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個新的高度的還是施蟄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陽》、《葯羹》等小說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說的最高水平。
再次，新感覺派十分注重小說技巧的創新。新感覺派作家的創作都是起步於現實主義手法的。但是他們基於「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的想法，刻意移植和實驗現代派的「新興」技巧，有意識地把各種非現實主義的技巧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

❹ 中國小說特點，古代和現代中國小說區別，和特點

中國小說的特點：離不了情愛，非情愛不成書，古往今來皆如此。當然這指的是回大部分小說，而不是答全部。對比外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可以看出，獲獎者多數為關心國際關心全人類的精品，境界層次大相逕庭。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小說就比外國小說低了一頭，只是立意角度、眼界、利益不同而已。
單從情愛角度分析，愛情小說在古代屬於艷詞禁-書，被大勢所不容，長久不能抬頭，直到現在才被社會主流接受，而且還成了正統，鶯鶯燕燕，帥哥美女，我愛你，你愛他，他愛她，她愛她……亂七八糟，膽大妄為，很讓人無語。
古代小說，還有一個特點：喜歡拿神話故事來開頭，不論是《岳飛傳》、《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是如此，哦，《西遊記》就更別說了，那本身就是神話。有人說那是古人」頭發長見識短「」不識廬山真面目「，其實不然，古代寫小說的作家心裡是純潔的，宣揚的也是美好、正統，所以寄予神話，導於民心。今則不然，小說家門什麼都敢寫，什麼都亂寫，不亂不成文，不奇沒人看，兩個字：悲哀！

❺ 簡述我國當代小說整體上呈現了哪些基本特點

新時期歷史小說的繁榮程度是空前的，長、中、短篇並進，既有一般的演史小說，也有文化性的歷史小說，更有以個人生平視角反映社會風貌的傳記小說，而且作品更具深度與廣度。

新時期歷史小說的代表作有：

姚雪垠的《李自成》。

凌力的「百年輝煌」三部曲（《傾城傾國》、《少年天子》、《暮鼓晨鍾——少年康熙》）、《夢斷關河》、《北方佳人》。

唐浩明的《曾國藩》、《楊度》。

劉斯奮的《白門柳》。

熊召政的《張居正》。

林鵬的《咸陽宮》。

徐興業的《金甌缺》。

高陽的《慈禧全傳》、《紅樓夢斷》系列、《胡雪岩》全集（寶島文學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黎汝清的《皖南事變》。

新時期歷史小說的主要特點有：

（1）融合了歷史唯物觀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具體而辨證的分析。

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中，對崇禎皇帝的描寫，既承認他是「真老虎」（如周後、田妃和他下棋時擔驚受怕，要想著法兒輸給他而又不能露骨地讓棋，因為她們知道惟有這樣，崇禎的心裡才認為有可能得到湖廣勝利的消息），又不否認他是「紙老虎」（如明軍敗仗，他甚至躲到太廟，在祖父萬曆皇帝的神主牌前痛哭自責）。

（2）作品中對涉及民俗學、工藝學、建築學等領域的內容進行了深入的刻畫，有不少作品對服飾、禮儀、建築物、工藝品、醫葯養生等各方面的描寫都達到了極其精細的程度。

例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對順治帝身邊的佟妃因誕下皇三子（後來的康熙皇帝）晉封為康妃後參加大典的禮儀、服飾的描寫堪稱是極為精細的，語言處處流露出康妃謹慎的性格。

（3）大場面的恢弘化，小場面的細致化，大開大合。

例如凌力的《夢斷關河》一書，西洋醫生亨利和上尉用槍決斗的場面（這是小場面），細致到舉槍、倒退步數，開槍動作，聲、光的描寫都很細致。

又例如凌力的《傾城傾國》一書，開頭的那場戰役（這是大場面），孔有德、耿仲明率軍與清兵浴血奮戰，多虧儒將孫元化帶部隊解圍的全過程就很傳神。

（4）作品不迴避矛盾，既保留了愛國主義的思想風貌，又基本避免了舊歷史小說的大漢族主義思想。

例如徐興業的《金甌缺》一書，除了歌頌北宋王朝主戰的李綱、馬擴等人，還注重把遼國的大將耶律大石作為英雄進行認真的描寫，表現了耶律大石英勇、果敢的性格特點。

（5）感情真摯，人物類型、性格復雜化，取材全面化，運用的創作手法與表現手法多樣化。

新時期歷史小說的取材不只局限於帝王將相，出現了描寫市井小民（《夢斷關河》）、秦淮風情（《白門柳》）、北方草原（《北方佳人》、《滿都海皇後》）、落魄八旗（《採桑子》）、知識分子心靈經歷（《草堂春秋》）等題材的作品，這些都是全新的開拓。具體作品就很多了，書店裡隨手一拿都一大堆。

新時期歷史小說不局限於單一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既注重言行描寫也注重心理刻畫。例如《北方佳人》中，薩木兒公主對烏蘭布根牧場遭到血洗後心中的恐怖與不安，就是很典型的靜態心理描寫，又例如《星星草》中對捻軍將領張宗禹結局的設計，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義成分在裡面。

新時期歷史小說的特點如果要寫成論文的話，就不是本問涉及的內容了，相信有更專業的人比我寫得更好。

❻ 關於現代文學作家的寫作及創作的特點等17個問題

1.徐志摩詩歌藝術風格方面的若干問題提出新的見解，主要分為三部分。一、認為不應過於強調詩人與19世紀英國浪漫詩派的淵源關系，從風格角度看，徐志摩顯然不是中國的雪萊、拜倫。二、徐志摩詩歌浪漫風格的獨特價值在於：其中沒有一般年輕人那種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滲透著大孩子似的個性氣質。三、如同每一位真誠的作家一樣，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詩歌風格的多樣化，但從藝術實踐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敗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應藝術功力。但歷史對作家作品的自然選擇方式是：只認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學術界對曹禺的早期戲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較單純的層面上,對其深層的文化內涵並未作系統的探究,有的大多也側重於與西方文化的聯系,很少依據曹禺本人真實的文化處境去發掘其深邃的文化內涵,這不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內容,也當然包括民族傳統的.(而不是以某種文化偏見去觀照)可以說,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潛在心理動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構成一部形象的舊中國走向新生的文化歷史.他的創作是動態、富有活力的.他本著作家的良心用筆描畫出自己的個人經歷和激烈突變的時代投影在他的心靈深處的苦悶、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內在真善美品格不僅感動著讀者,也深深打動著觀眾.他的劇作無論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還是話劇表演藝術的角度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成功蘊涵著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寶貴的藝術經驗對我們當代的文藝創作,尤其是話劇、影視劇創作仍然是有著深刻的啟發、批判和引導作用.該文立足曹禺早期戲劇流露出的真實的文化處境,從文化價值(文化悖論,文化抉擇,文化拯救)和審美形態表現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節奏,渾圓的夢境)對其文化內涵作一嘗試性的闡析特點：第一， 把心理刻畫與寫形傳神的藝術表現相結合，精細地展現人物的靈魂世界。第二， 濃郁的抒情與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機統一。第三，地方民俗風情的藝術表現與詩的意境創造相互交織 .
15.淪陷區文學的構成比同一時期的國統區、延安根據地顯得復雜而多樣化，而各種文學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愛國的進步文學而言，同敵偽統治直接對抗的逆鱗之作並不多見，而大多採取曲折的抗爭方式。比如，「抵抗意識」是淪陷區進步文學描寫的主要對象，但「武裝的抵抗」的描寫只能在「抗聯文學」一類的特殊文學形式中得到表現，較多的作品致力於「心理的抵抗」的開掘或描寫種種蘊含著民族復甦生機的傳統民風，其中潛行著種種民族正氣；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對民族性格的反思，結合著異族欺凌的現實透視某些民族劣根性。「隱忍」、「深藏」也成為相當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對現實統治採取冷眼旁觀態度，實際上深藏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滿、反抗，對現實的憤憤不平。尤其是一些進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復雜的刊物所發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黨員束紉秋、王元化，丁景唐等當時都巧妙利用過《天地》、《苦竹》、《風雨談》一類刊物發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爭的特點。
考察媚敵文學，明目張膽助紂為虐的也不多，或是當局發起的徵文，或由以政者為之，也有作者「表態」性的偶而為之。這類「作品」無法從淪陷區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開掘到能和諧地表達其政治、藝術觀點的生活具象，更無法構築一個源於淪陷區歷史和現實並與之保持諧調的藝術世界，有的只是蒼白無力的政治圖式和膨脹的審美惡趣，作者也大多為文學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強化運動的《短篇小說展覽會傑作集》，武漢所出配合「和平運動宣傳」的劇作集《三個方向》，廣東省宣傳處1942年所出《和平劇集第1集》等。文學味較濃的是如周作人那樣的散文。在談天說地、論古道今中隱現出難以言明的民族變節者的心態。
在漢奸文學背離民意，不得人心，日偽當局雖大力扶持也無法使其支配淪陷區創作局面，而愛國的進步文學也由於環境的嚴酷而得不到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得以在夾縫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間狀態」的文學，這類創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復雜的，存在著無益有害、無益無害、有益無害等種種情況，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時事，離抗日現實較遠，所以往往不為當局封禁。這些創作中，有的重視知識性、娛樂性，或品茶飲酒，或談狐說鬼，或縱談古事，或言情武俠，以此取悅讀者；有的則在描繪家庭瑣事、抒寫個人感慨中，淡淡透出著某種現實生活的氣息。比如上海淪陷時期同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蘇青，在1943年至1945年，頻頻出版小說集，顯示出一種別有風味的「閨秀派」格調，其成名作《結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認是一本「抗戰意識也參加不進去」的小說，甚至自溺於既「不大高興」「高喊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麼大東亞的「超脫」（《關於我——〈續結婚十年〉代序》）。小說當時整體上吸引讀者的是描寫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盡管缺乏強烈的時代意識，但某些章節，比如前半部中對積淀著傳統意識的種種家庭生活習俗的描摹，後關部中對「八·一三」戰爭中逃難生活的敘述，都還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某些真實，因而在當時冷落的文壇倒也獲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自然，也有些消閑文學雖未直接為虎作倀，但也污染讀者心靈。1942年華北文壇發生過一場論爭，一些作家對公孫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為幌子連續發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說進行了批評。便反映了創作界對這類消閑文學的警惕和拒絕。總之，這類作品既沒有對現實生活進行粉飾和美化，但也沒有深入反映日偽統治下的黑暗和苦難。
這些「中間狀態」的創作，自有其歷史價值。例如，有這樣一種情況，在該地區淪陷之前的左翼文學同國民黨右翼文學的對峙中，有些文學刊物「超然」於這種對峙之上，或以經營為目的，因而被視為「中間派」。滄陷之後，這類「中間派」刊物得以繼續存在，但它們並未與日偽同流合污，而是或借歷史題材張揚民族正氣，或描摹種種世態人生來抨擊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讓人能體悟到弱小民族的陰柔抵抗哲學。一些當年留居淪陷區的日本文化人曾談及他們對一些中國作家創作的感覺，覺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謎，在文學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卻讓人感覺得到有反對的情緒，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覺況且如此，中國讀者也許更能從中體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種種貌似「中間」的形式中有夾帶、有包藏、有潛流，正是淪陷區文學構成上的一個特點。而在公開宣傳抗戰的刊物無法生存的特殊情況下，這類「中間派」刊物及其創作實際上已成為淪陷區中華民族文學血脈得以保存、發展的一個陣地，其歷史功績不可湮沒。
在異族統治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格局中生存的淪陷區文學，其創作形態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情況。例如，在其創作主題上往往出現同一主題交織著多重含義的情況。如當時華東淪陷區的東吳派小說，華北淪陷區的舊京小說，東北淪陷區的藝文志派小說，不約而地開掘著「批判舊家族制度」的主題，這幾乎成了他們既不直接觸及時弊，又不甘沉淪於粉飾文學泥潭的最好選擇。但這主題的表現存在著分化，或把舊家族制度作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標來攻擊，或在「歷史的批判中」思考現實，同時，也不是沒有由此走向「東方古典的復歸」。再如，創作中的鄉土傾向，作為民族意識的隱性表現是顯而易見的，但作家們對其開掘的側重點仍有所不同，有的鄉土小說以其對「生命」這一主題原型的重新開掘參與對民族存亡問題的發言。「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沈從文語），大概是一些鄉土小說追求粗獷的人心、強悍的民風等生命形態的潛台詞。《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嶺之祭》（疑遲）、《風雪》（袁犀）等都極力顯示在風雪肆虐中躍動著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識、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樣寧可「犧牲」人物，也要寫出其對「血性」生命力的迷戀那樣的描寫「失誤」，也讓人看到了作家對強悍生命力的迷戀。而有的鄉土小說則著意捕捉獨異的鄉情，在鄉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鳴。自然，民有的鄉土小說在「復歸故鄉」、「復歸歷史傳統」中隱伏著某種誤入「國策」文學的危機……。這種同一主題的選擇的背後，有著作家們共同的積淀著民族意識的心態；而同一主題的變異多重奏，則反映了作家們從不同側面遭受到的沉重壓力及其有著差異的群體、個性心態。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這樣論及當時淪陷區作家的人生態度：「我總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以為今日的從事文藝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樣的文章，就是以文學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躍於文壇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卻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為我們所知，他們既不以文學為生，更不是以文學做職業。這才是一個文學者的應有態度，真正的龍虎或許產生於這里也未可知。」［①a］屈從於環境。文而官而奸；為生活所迫，賣文為生；甘於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這三種情況，基本上概括了淪陷區作家在紛紜復雜的現實環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擇。而作為這幾種人生抉擇的作家創作心態則呈現出更復雜多變的走向。
有人當時用「無救」一詞來描繪身處淪陷環境中作者心靈的窒息［②a］，而以文學自救成為淪陷區作家最基本的創作心態。一些進步作家秉燭待旦，蟄居為文，他們在淪陷前創作中所蘊積的民族憂患意識，在沉默中趨向新的發展軌道。師陀自述其淪陷區生涯「如夢如魘，如釜底遊魂」，而使他「在極大的苦痛中還抱無限耐性」寫下去的，便是要借他當時所要寫的「果園小城」寫出「中國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園城記）序》），就是說，借咀嚼中國城鄉普通人生的命運意味，借反省中國民族的社會文化性格，來寄託自己在異族統治下的激憤怨恨。「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公民連他們自己有沒有人的資格都不知道，我們怎麼能希望他們過了一夜就積極起來，怎麼能使他們自覺的去和敵人戰斗呢？」［③a］這種焦灼不安的對本民族的透視反思中，無疑潛行著強烈的民族意識。楊繹當年所作《稱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濃的作品」，著重剖析在封建傳統文明和現代西方文明夾縫中生存的中國知識分子、市民階層的心態，卻是意在用「這喜劇里的幾聲笑」，表示雖「淪陷在日寇鐵蹄下」，仍「不妥協、不屈服」、「不愁苦、不喪氣」的民族「樂觀精神」［④a］，其中蘊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圖強的意識。
民族存亡意識在深層的心理上影響著作家創作心態的，最明顯的莫過於「鴛蝴派」的創作變化。淪陷區的特殊環境，使「有益無害」，或「無益無害」的中間狀態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鴛蝴派」的趣味主義、「超政治觀」有了適宜土壤，其創作實際上面臨著一種嚴峻的選擇。而恰恰是這種選擇，反映出了民族意識高漲的社會心理對作家創作心態的影響。如一向被稱為「鴛蝴派五虎將」之一的周瘦鵑1943年在復刊的《紫羅蘭》上多次表明其創作旨趣：「雖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卻意義」，寫「言情」，也須顧及「這些年來，兵連禍結，天天老是在生活線下掙扎著，哪裡有這閑情逸致侈談戀愛呢」的現實。如果說，昔前鴛蝴派創作注重趣味主義，主要出於投合小市民讀者的口味，那麼，此時他們仍不放棄「重趣味」的主張，則含有藉此來躲避文網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時，中華民族史上最黑暗的歲月又使每個具有民族意識的作家都無法緘默。「趣味與意義兼顧」成了此類作家此時的共同心態。從實際創作情況看，他們的創作一方面繼續迎合著中國廣大市民階層的閱讀心理，如中國歷史長期對官場的掩飾，對性意識的禁錮所加劇的人們對這些文化層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趨俗的審美趣味有所減少，通俗創作中現實的生命意識有所加強。
當時淪陷區文壇上活躍著大多是青年作家。他們中不乏熱血青年。象關沫南那樣「作家若要深入地創造，就不得不在階級意識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開壘那種「陽光將永恆的存在／西山會崩裂／地下的蚯蚓會哼它欣幸的勞歌」（詩《籠里》）的創作追求，也構成著許多青年作家的創作心態。然而，淪陷區畢竟是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復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時期難免的迷惘、惶惑會在這一環境中強化，而不甘沉淪又是必須作出的歷史選擇，在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環境中，青年作家們形成了幾種較為獨異的心態。
一是急於在文學上「造壇」的心理。淪陷區文壇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於改變現狀。東北淪陷時期最有影響的「藝文志派」便是一個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創作群體，其重要成員古丁多次講過：「東北作家必須一面作文，一面造壇，這苦難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決心沖入這非同小可的苦難之中，滿洲文學是不會本格地發展起來的。」（《譚·夢境》）為此，他們提出了所謂「寫印主義」，即第一緊要的是「努力寫出作品」，至於「寫什麼，怎樣寫。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後的事」（同上）。他們結社時，也強調「文藝團體並不是為了文藝以外的任何東西而設置的」，「文藝團體的意欲的具體的表現」乃「寫作」、「印書」、「出刊『同人雜志』」（古丁《譚·鬥牛》）。這種「只有寫出來，才有意義」［②b］的心態中既有著在當時純文學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壇的情況下想把冷落蕭條的文藝事業振興起來的積極作用，也有著「避世」因素，「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於「造壇」，而「低氣壓」的社會環境本來就窒息著文學的發展，於是，為「造壇」而同在華的日本文化人發生種種聯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時復雜的背景正潛伏著種種失落文學的危機。
另一種引人注目的情況是，在淪陷區這一特殊環境中，既力圖遠離敏感的現實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於是寫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產生出兩種較有代表性的創作心態。一種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創作在恢復日常性的大膽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壇小小的轟動，這顯然迥異於「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幾乎總以貼近現實政治的大膽、深刻引起社會的「轟動」效應。對這一類作者而言，現實社會的變遷不會有什麼震撼力，他們醉心的是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趣味。蘇青所言：「我對於一個女作家寫的什麼『男女平等呀，一齊上疆場呀』就沒有好感，要是她們肯老實談談月經期內行軍的苦處、聽來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張愛玲所言「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現出一種「超然」於現實政治的創作心態。在華北，東北淪陷區，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創作稱之為「超然派」，同樣表現出避開「爆炸性」的政治題材，恢復日常性描寫來還原現實、挖掘人物善惡的創作傾向。但這種非「為民清命」式的創作，本身仍是作家心靈並不自由的一種生存形態。
在以寫作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還有另一種創作心態：以對「恆常」、「哲理」的思索來超越於現實的苦難。被稱作為「鬼才」的東北作家爵青就自稱「是一個哲學思維的患者」，「作者一貫的創作態度是：他反對描寫身邊的庸俗的現實，他主張在作品中要傾注作者的哲學思想」［⑤b］。這樣一種創作心態不僅使爵青小說題材有超現實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廢墟之書》（原載《藝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為「哲學思維的患者」特色的小說，作品通篇有與友人的通信組成，種種自白中充滿著靈魂與精神、生與死、新舊廢墟、孔子的東方文化與巴黎的現實沙龍等的思考、探索，作者關注的並非是現實災難造成的廢墟，這在作者看起來也許微不足道，他所要體驗的是超越於現實的「人類廢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說都是「意在並無素人的味氣」［①c］。這種創作心態有時也並非對現實的冷漠，而多少來自對「文學」的執著。袁犀的創作是關注著現實的，但當他後來越來越執著於「文學者存在於『文學』里」［②c］時，他的創作視野也開始較多地轉向帶有整個人類共通性的一些層面，即對人的生存狀態、人的心理結構，尤其是人的潛在意識的思考。他的未完長篇《釋迦》便是力圖通過一個喜好獨自沉思的冥想者悉達「參悟人生妙理」的心理歷史，來表現其對於人類精神實質的思考。
事實上，在淪陷區這樣一個心靈窒息、苦悶叢生的環境，寫作越來越成為文學青年探尋生路的主要方式。對文學的虔誠構成著青年作家們的基本心態：「文學是一種生命的燃燒」（古丁語），「文學者的精神，就是我們在人類的歷史里見到的，不同於市儈、買辦、倡妾、奴才等等之類的對人對已的態度」（關永吉語）。……這些自敘中都有著把文學作為一種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狀態來對待的追求。而其中，對文學的「誠實」又成為其追求成為「真正的文學者」的重要側面：「文學者至少要誠實，文學者失去了任何的節操以後也必要誠實的。」《袁犀語》［③c］正是在這樣一種群體的創作心態中，產生了一種在特殊環境中經過錘煉的現實主義，從而形成了淪陷區文學中最有其文學史意義的創作特色。
這種現實主義，首先是一種向「五四」時期文學「回歸」的現實主義。環境的嚴酷使大部分作家已無法用文學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災難的現實又無法使作家們置生靈塗炭的人生於不顧。於是，以「五四」時期表現人生的多元追求作為創作基本格局的情況便形成了。而藉助於「五四」時期「表現人生」的文學觀念，在不同層次上開掘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心理人生，成為相當多作家的創作追求，從而產生了兩組整體上相當厚實的淪陷區文學形象。
作為最能折射出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復雜心態的文學形象是知識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中呈現出相當或一定光彩的淪陷區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如胡去惡（師陀《結婚》）、方鴻漸（錢鍾書《圍城》）、周大璋（楊絳《弄假成真》）、柳原（張愛玲《傾城之戀》）、景二爺（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綠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構成著諷刺對象。不管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於淪陷國土上，形象的被嘲諷是都包含著作家對淪陷區知識分子心境的剖析的。應該承認，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很少是出於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來的。所以作家對他們剖析也較少從政治角度切入，而側重於文化認識角度的考察。異族統治的現實迫使知識分子重新認識、估價自身所受到的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於是，方鴻漸式的憑借西方文化的盲目沖撞，景二爺式的喘息於傳統文化中的懦弱無能，林小彪式的徘徊於「鄉土文化」和「洋場文化」間的猶豫，以及種種屈從於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為對外來和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而得到發展。「中國人有一種民族的病態，我們想改正它還來不及，再到這個地方和日本人學習，這是一種病態上再加上病態。」這是蕭紅離開淪陷後的東北不久又東渡日本後在給蕭軍一封信中說的話，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淪陷區作家的某種典型心態：對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各自「病態」的雙向審視。在日本殖民者極力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淪陷區環境中，中國作家塑造的這一類形象、批判、破壞的因素多，而見不到多少建設的新因素，正包含著作家對現實人生認識上的一層深層心理，也使「五四」時期對中西文化的審視得到了某種延續。
淪陷區文學中另一類顯得較為厚實的文學人物是市民形象。張愛玲筆下眾多小市民的價值已為人們認識。其他如《亭子間阿嫂》（周天籟）、《結婚十年》（蘇青）、《予且短篇小說集》、《太平願》（馬驪）、《萍絮集》（蕭艾）、《秋初》（關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著對市民階層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學的入骨描寫。作家們集中刻劃這類形象，是因為市民階層的心理波動遠甚於其他階層。淪陷初期驚魂未定中的惶惑，隨後各種工於心計的苟且，喘息之後對於各種生活趣味的尋求，當然也有著苦難中的呼號、沉默……這些顯然能比較廣闊地展現淪陷區動盪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淪陷區文學中，也產生過一些自有神韻的工農勞動者的形象，這類形象的塑造，也有著向「五四」時期的「回歸」。如當時的東北華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確打出「鄉土文學」的旗號，著力於農民心理的開掘來進行苦難農民形象的塑造。總之，藉助於「五四」文學表現人生的觀念，在不同層次上開掘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心理人生，成為淪陷區文學首先引人注目的現實主義特色。
這種現實主義也是在多個方向上探索的藝術，其目的顯然在於增強文學在險惡環境中的應變能力。以散文為例，一部分作家著筆於侵略奴役下城鄉生活場景的廣泛描寫，有的大膽直接描述血淚生涯，有的在喜笑怒罵中對現實進行社會批評，如洛川、王韋、魯風、桑榆的報告文學，田賁、裴馨園、季瘋、金光軍等的雜感。但時勢多難，環境杌隉，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藉助於象徵性意象或夢幻等抨擊時弊，寄託激憤、如林榕、也麗、黃肅秋等的散文。纏綿深沉的思鄉戀家情緒的抒發，成為作家寄託國家民族興亡之感的載體。《松堂集》（南星）、《離鄉集》（戈壁）、《兩都賦》（紀果庵）、《風土小記》（文載道）、《驛站》（陳煙帆）、《歸鄉》（爵青）等和達秋（唐景陽）等創作便提供了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轉向抒寫「自我」，以個人抒情的真實性和獨特性折射出「煉獄」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在《畫夢錄》那種深重的孤寂、抑悶、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時代重壓的色彩，如但娣、楊絮、尤其、姜靈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轉向人情世態的體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對社會現實的某種洞察，有在撫今追昔中體察世相，有在閑話家長瑣事中某種不平，也有在古今「雜學」中思考現實的，如紀果庵、譚正璧、丁丁、予且、韋長明、辛嘉等的創作。絮語體隨筆體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蘇青、張愛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評論人生的，如古丁、劉漢之作。而在眾多的品酒論茶之作中，也不乏現實的感慨。多種特殊的生存形態，使淪陷區散文獲得了某些發展。
這種現實主義是藝術上經過了更多錘煉的現實主義。1992年11月上海「孤島」文學研討會上，王元化在發言中特意強調了淪陷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特點：越來越重視藝術上的錘煉。以小說創作而言，便是以藝術上的錘煉來求得自己的生存發展。如當時被允許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類的通俗小說，但作家如果不擺脫自身趨俗的市民意識，仍一味迎合讀者的表層需要，在民族遭受災難之時，恐怕很難再象以往那樣擁有讀者。所以，他們一方面開始注意到市民讀者審美趣味蘊含的特定時代的文化內涵和心理特徵並加以引導，充實通俗小說中現實的生命意識；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節的編造為基礎的傳統構思，革故鼎新小說技法。當時《小說月報》、《紫羅蘭》、《大眾》、《中國文藝》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說，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節來激發，而側重由充溢著生活實感的敘述本身來引導。又如當時頗為引人注目的鄉土小說，在以描寫存在於鄉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態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時，頗具藝術功力。被稱為「東北淪陷時期鄉土文學代表作」的長篇小說《綠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譯本時，作者在《序》中說：「綠色象徵青春、健壯、活潑，並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悅，這就是小說的主題」。小說正是在多種生命形態（其中如林淑貞萎枯於金剛經中的生命情感，霍鳳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劃得令人難忘）的強烈對比中，生動凸現了祖居於狼溝的下坎鄉民們純真的生命情感、頑強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華北的畢基初則借「綠林傳奇」來張揚起民族正氣。他的《盔甲山》、《第25支隊》等將清純，雄曠的自然環境同古老的青龍劍、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織在一起，重筆渲染捨生取義的浩然之氣，深入開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個個「佔山為王」，「落草為寇」者身上寫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當時實在是意味深長的。至於師陀、唐tāo＠④、聞國新等此時的小說創作，比起他們的舊作來，藝術上的錘煉更顯其深沉了。

❼ 請教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及特點等問題

我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小說」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我國小說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勞動人民的口頭傳說與遠古神話。這部分遺產主要記載和保存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先秦兩漢時期，「小說」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種文學體裁。到了魏晉以後，別具風格的所謂「志怪」、「志人」小說的大量產生，使我國的早期小說出現了一個較為繁盛的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時的小說，因為是「志」，即搜集記錄下來的，還算不上創作，所以人們把它同歷史歸於一類。小說脫離歷史領域而成為文學創作，是唐代以後的事。唐代經濟文化發達，文人思想比較活躍，於是產生了依照傳說創作而成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發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隨之興起的是話本。話本經過文人加工、就變成了話本小說和演義小說。明代出現了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出現了由文人模擬「話本」體制寫成的作品「擬話本」。馮夢龍編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屬擬話本小說。這以後再發展，便有了文人獨立的創作。這一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清代的《紅樓夢》發揚了這個傳統，使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小說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❽ 現代小說的體式特點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發生了歷
史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節奏之快，方面之廣，程度之深，在我
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是頗為罕見的，成為人類文明史上蔚為
壯觀的輝煌篇章。以往的數十種總體性文學史著作，為描述這
種歷史性巨變曾作過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勿庸
諱言，還普遍地存在著許多缺陷，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文學體
式的生成演進的歷史過程和經驗規律，尚缺乏系統完整的專門
性觀照。即使那些以文體為中心的文學史，實際上也大抵是以
文體作為建構體例的框架、劃分作家作品類型的依據，對文體自
身演變的整體審視，是相當粗疏的。至於詩歌、小說、戲劇、散文
等專題史著情況雖然要好些，所佔比重要大些，論述要突出些，
但總體觀之，占壓倒地位的仍然是對運動、思潮、論爭、作家生平
文學活動、作品主題、題材、人物、創作方法等的論述，文體流變
史描述的薄弱、零散的狀況，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而且是機
械地將近百年文學切割為近代、現代、當代三個部分，分開描述，
獨立成書，顯得瑣碎、孤立，缺乏貫通性、系統性和完整性。韋勒
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曾指出：文學文體學必「將成為文
學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因為只有文體學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
文學作品的特質」。「假如我們能夠描述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的
文體風格，我們也就無疑能描述一組作品和一個文學類別的文
體風格」，「我們甚至還能進一步總結一個時代或一個文學運動
的風格」。中國近百年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充分顯示出撰
寫專門的文學體式流變史的必要性。
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告別了古典形態，小說、詩歌、戲劇、散
文、批評等體式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競相發展。五種文學體式不
僅不斷地獨立地豐富、完善著自己，而且相互滲透、吸收、融合，
展現出爭奇斗艷、瑰麗多姿的動人風采。在文體史中展示一批
別具特色的文體創造成果，總結一批風格獨異的文體家的創作
經驗，對於繁榮當代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是在繼承中國古代文學體式的優良傳
統和吸納外國文學體式的有益營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選
擇、融合、變異、創新，其間曲折迂迴，艱辛備至，既有成功的經
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對於文學體式的縱向考察，對諸多文體規
范的系統總結，將對文學史的編撰和教學起充實和豐富的作用，
使之更加完整，更加堅實，更加富有文學史的本體特色。
實踐是理論的基本源泉。文學批評理論和文體理論是從創
作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的創造性轉化，體
裁模式的生成機制，審美特徵的全面建構，文體實現現代化、民
族化、個性化的途徑和方法，無疑能給文學理論批評學和文體學
提供生動的材料和豐富的經驗。
很顯然，編撰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的理論意義和實
踐價值重大而深遠，但所面臨的困難甚多，許多問題有待我們進
行認真的思考，作出審慎的選擇。
什麼是文體？其確切涵義該怎樣界定？我國古代的文體理
論和創作成果如何吸收？西方的文體理論和文體分析方法怎樣
融合？尤其是由於西方文學—文化傳統、語言表述等諸多方面
的民族特質的不同，在參照、攝取時如何棄取，為我所用？這些
都是極為艱難的課題。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重視文學主題人
物、思想意義等層面的研究，我們也頗為習慣這種操作模式，怎
樣才能按照文學體式的要求確立視角，切入文學歷史的描述，而
與一般的文學史著區分開來？我們各卷的著者只好根據自己的
理解，在文體內涵的把握和切人角度等方面，分別作出自己的規
定。
傑出的作家是文學歷史的代表。他們的文體成就是形成文
體流變史的關鍵性因素。文體史無疑應該充分展現他們的文體
業績及其意義。但如何體現其地位和作用，在理解和操作上主
要有兩條不同的路子：一條是集中而完整地列出專章專節予以
評述；一條是將作家放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和不同系列之中分散
進行評述。我們認為，兩種方式，可以靈活掌握，自由選用。只
要做得好，保持文體家的完整性，或是「切割」文體家，都無不可。
考慮到編撰主體和創作主體的復雜情況，我們決定採用因人制
宜、因體制宜的原則，不強求一致。這將有助於保持各卷的鮮明
個性。
長時期以來，文學文體學在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逐漸形
成了一套概念術語系統，諸如，語符、語鏈、語義、語場、語境、語
域、語型、語式、語本、語象、語感、能指、所指等等。這些術語的
運用，既有同中國近百年文體現象如何適應的問題，也有編撰主
體對它們的理解和運用的問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每卷的著
者如何選擇、運用文體術語，同樣是一個難於強行規范的問題。
對此，我們依舊主張實行多樣化的方針，讓著者根據各種文體現
象的特點和自己的認識，作出認真的抉擇。這樣做可能會出現
某些術語運用和操作方式不盡規范一致的現象，但作為集體的
嘗試，恐怕是很難完全避免的。
開拓視野，調整格局，打破近代、現代、當代的機械切割，以
文學的現代化為中心，實現中國近百年文學研究的一體化，是我
們多年來所執著追求的目標。本書的編撰正是我們總體計劃的
一部分。但對這段整合為一的文學歷史如何命名，學術界的意
見是相當分歧的。有的主張叫「二十世紀文學」。但中國文學的
現代化進程開始於十九世紀末；再過幾年，我們就要跨人二十一
世紀，文學的現代化進程還要持續下去。從時間包容的准確性
考慮，「二十世紀文學」的提法顯然無法涵蓋跨世紀文學的歷史
實際。有的提出用「十九一二十世紀文學」。但對時間的下限將
延至二十一世紀這一問題仍沒有考慮在內，且字數太多，叫起來
相當拗口。有的提出叫「現代文學」。認為這是同我國古代文學
相對應的概念，不僅顯示時間范疇，也顯示內容範疇和價值取
向，即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文學，這一稱呼既准確，又簡潔。但問
題是目前大家習慣上多不如此理解，很容易和1917—1949年的
「現代文學」概念相混淆，似乎也有可議之處。如何辦呢？我們
主張稱「近百年文學」。這樣不僅可以包容十九世紀末、二十世
紀，幾年後進到二十一世紀，如果時間往後不拖得太長，前後加
起來大抵是一百多年。所以，這一稱謂包容性大，顯得較為准
確，叫起來也簡潔上口。
關於文學史的分期問題，目前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採用社會
歷史分期和兼及文學自身特殊性相結合的雙重標准。這從理論
上看似乎相當全面，但其實踐結果往往是以前者代替後者，或者
顧此失彼，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我們主張用純文學標准，
即完全按照文學自身演變的階段性特徵（時期標志）來劃分時
期。這樣做並不是排斥和割斷文學同社會歷史的聯系，否定其
對文學發展的制約，而是看社會歷史變革對文體流變的實際影
響，從這種已經發生了的實際影響來認識和把握前者對後者的
作用。堅持文學分期問題上的一元論，不但有助於克服雙重分
期標准所帶來的混亂，而且有利於實際操作。正由於我們充分
注意文學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對五種文學體式流變史的分期，不
作整齊劃一的機械規定，要求統一的起訖時期和階段性標志，而
由各卷的著者根據各自的文體歷史的發展實際，來劃分自己的
時期。這樣做也許較能體現對文學歷史本體和編撰主體的尊
重，有利於史著的科學品格、學術個性的形成。
學術著作的編撰是以學術的預想為先導的。作為一個學術
群體，我們所潛心追求的編撰目標是：
其一，從大量的創作文本中，梳理中國近百年五種文體的發
展過程和流變軌跡，力求清晰地描畫出文體發展的總體性線索
和階段性脈絡，從縱向上展現其發展格局。
其二，從同中外文學的多重聯系中，同社會歷史、思想文化
的多重關聯中，分析近百年五種文體發展的動因，流變的規律，
及逐漸形成的文體規范，總結文體繼承革新的歷史經驗教訓。
其三，自覺地站在當代的高度，以新的時代眼光和清醒的反
思意識，審視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的得失，在反思歷史的基礎
上，對若干問題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或從歷史的描述中預示文體
發展的未來趨勢。
其四，以歷史—美學方法為主導，廣泛吸收融合我國傳統的
研究方法和外來的各種研究方法的優長，力求使研究對象同研
究方法達到基本的契合和協調，以便充分開掘近百年文體的豐
富含蘊，把握其本體特質。

❾ 小說的特點有哪些

小說的特點：

一、價值性

小說的價值本質是以時間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幾個人物為主線的，非常詳細地、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中各種角色的價值關系(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的產生、發展與消亡過程。非常細致地、綜合地展示各種價值關系的相互作用。

二、容量性

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小說的容量較大，它可以細致地展現人物性格和人物命運，可以表現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同時還可以描述人物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優勢是可以提供整體的、廣闊的社會生活。

三、情節性

小說主要是通過故事情節來展現人物性格、表現中心的。故事來源於生活，但它通過整理、提煉和安排，就比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實例更加集中，更加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四、環境性

小說的環境描寫和人物的塑造與中心思想有極其重要的關系。在環境描寫中，社會環境是重點，它揭示了種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長的歷史背景等等。自然環境包括人物活動的地點、時間、季節、氣候、景物以及場景等等，用來表現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環境描寫對表達人物的心情、渲染環境氣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五、發展性

小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魏晉南北朝，文人的筆記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的雛形；唐代傳奇的出現，尤其是三大愛情傳奇，標志著古典小說的正式形成；宋元兩代，隨著商品經濟和市井文化的發展，出現了話本小說，為小說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明清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高峰，當時是沒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發於此。

六、純粹性

純文學中的小說體裁講究純粹性。「謊言去盡之謂純。」(出自墨人鋼《就是》創刊題詞)便是所謂的「純」。也就是說，小說在構思及寫作的過程中能去盡政治謊言、道德謊言、商業謊言、維護階級權貴謊言、愚民謊言等謊言，使呈現出來的小說成品具備純粹的藝術性。

小說的純粹性是閱讀者最重要的審美期待之一。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光是小說，整個文學的純粹性逾來逾成為整個世界對文學審美的一個重要核心。

小說是文學的一種樣式，一般描寫人物故事，塑造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但亦有例外。它是擁有不完整布局、發展及主題的文學作品。而對話是不是具有鮮明的個性，每個人物說的沒有獨特的語言風格，是衡量小說水準的一個重要標准。

(9)現代中國都市小說創作特點擴展閱讀：

按篇幅分類

一、微型小說

比短篇更短的小說完全符合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中忙碌的人們的閱讀習慣。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人們為這類的小說賦予一個新名詞和新定義：

例如極短篇、精短小說、超短篇小說、微信息小說、一分鍾小說、一袋煙小說、袖珍小說、焦點小說、瞳孔小說、拇指小說、迷你小說等，族繁不及備載，連專門的文學研究者也很難如數家珍分敘其定義，一般人更容易混淆，故總論之。

一般認為小小說的篇幅應在兩千字以下。因為題材常是生活經驗的片段，因此可以是有頭無尾、有尾無頭、甚至無頭無尾。高潮放在結尾，高潮一出馬上完結，營造餘音繞梁的意境。由於比短篇更短，字句也需要更加精練，題材能見微知著者為佳。

一個意外的結局雖然能吸引眼球，但文章短還是要有伏筆呼應，甚至比起給予讀者意外、應該更重視能否帶給讀者感動。

二、短篇小說

平均篇幅在萬言左右的小說會被劃歸短篇小說。在它的特色中有所謂三一律——一人一地一時，也就是減少角色、縮小舞台、短化故事中流動的時間。另外，雖然它們時常惜墨如金，但一般認為短篇小說仍應符合小說的原始定義、也就是對細節有足夠的刻劃，絕非長篇故事的節略或綱要。

三、中篇小說

平均字數三至四萬字的小說，一般認為是較容易成功的小說。因為對初涉創作領域的人而言，寫作長篇易陷入多數的情節造成凌亂難收的困境，而寫作短篇不是轉折太少而單調、就是轉折太多卻顯得擁擠。這時考慮將原本的構想改成中篇是一個廣受推薦的建議。

四、長篇小說

一般認為字數在六萬或十萬以上的為長篇小說。如果作者打算表現人生中常見的錯綜復雜關系，則必須使用這么大的篇幅。通常就算是筆調輕松的長篇小說，也會有一個內里的嚴肅主題，否則很容易陷入無組織或是凌亂。初涉者在寫作長篇時最需注意全局對主題的呼應、結構的嚴密性、以及避免重復矛盾或缺漏。

❿ 郁達夫小說集《沉淪》作為現代都市文學先聲的特徵

《沉淪》是一篇深受五四思潮影響的作品，作者身在海外，就更多的吸收並接見了外國文藝理論的思想。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在他早期作品，諸如《銀灰色的死》《沉淪》等都有借鑒外國作品的痕跡。但在《沉淪》卻有一種很大的創新。《沉淪》的「自敘體」是受日本以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為代表的「私小說」的影響；「零餘者」的形象借鑒了屠格涅夫在1850年的《多餘人日記》的影響；深刻的內心剖析是借鑒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理論；同時法德的文學思潮也對其創作影響很大。其中對《沉淪》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私小說」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

以自我為原型，浸透了主觀色彩的「私小說」將小說從外部世界的紛繁復雜引向了人物復雜的內心。這種風格被郁達夫所借鑒，從《銀灰色的死》中「清瘦的人」到《沉淪》中的「他」都是類似於「私小說」的人物形象。不過在《沉淪》中這種「私小說」有了一個突破性的創新。小田岳夫在《郁達夫傳》中指出：《沉淪》雖受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郁》的影響「但兩部作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沉淪》的苦悶不再是「私小說」根源於人生固有的「寂寞」，它超越了「私小說」的局限，由個人外推，而具有某種時代、社會意義。它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道路，對後來的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在《沉淪》中作者充滿清醒的病態心理解剖意識，成為新文學自覺描寫靈與肉沖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佳作。在《沉淪》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個多層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慾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這與傳統的單維結構與靜態呈現的作品有很大的超越。它使得作品更加深入內心，真實而多層次的顯現人的「雙重」性格。打破了古代文學臉譜化的呆板。這也是《沉淪》的突破之一。

但是，《沉淪》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小說仍舊停留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問題小說」上，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前途方向沒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在語言上過度的詩化、散文化的傾向，有過分雕琢的嫌疑。

郁達夫的《沉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在許多方面的探索與創新，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先河，將小說引向了關注內心世界的新高度。對於我們當代小說創作以及文藝理論都有許多值得研究與學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