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宗璞《紅豆》:熱愛與憐憫之間
《紅豆》是宗璞的短篇小說。
江玫是一個如玫瑰般熱烈單純的女孩子,齊虹是一個看似文采富澤,人生多彩卻憎恨世界的男生。他們生活在抗日戰爭期間,江玫的父親冤屈而死,齊虹的父親卻是風生水起的銀行家。但這些沒有阻擋他們相愛,他們在詩文,在音樂,在情感上找到了共鳴。然而隨著江玫的成長和局勢的變遷,她不再是那個一心想著風花雪月的單純的女學生了,受到室友肖素的感染,她決心投身革命事業,而齊虹卻要隨著家人移居國外。最後讓江玫痛徹心扉的離別到來之時,她卻只說:我不後悔。
下面摘抄作品原文,以此為線索展開故事情節:
兩人對於自由的理解不同,有一種人活著為了自己的價值,有一種人活著為了別人的價值,誰也不能說誰不好,誰也不能說誰不對。至今也一直有這樣的兩大類人存在,也許集兩家之長者最多,他們審時度勢,有時可以顧全大局,見縫插針之處維護小我。
江玫和齊虹兩人本質的差異在這里初見端倪,讀來讓人心尖一顫。
兩個人最初的吸引,最純的喜歡,哪裡顧得了這樣多的事情呢?可往往,好多悲劇,都是從此時開始醞釀的。
齊虹從來沒有變過,他對世界的憎恨,厭惡,只是包裹在對江玫的熱愛裡面,或者說是他對於極度渴求的理想的愛情的熾熱滾燙的情感,這是熱愛,是一瞬間生發的,像火苗一般剎那高漲的情感,可是焰心卻偏是最冷的。
而江玫卻不同,她不缺乏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善良和憐憫,她看到衰弱的母親會心疼,得知父親冤死會難過,在美扶日時會憤怒,最重要的是,她願意投身革命去挽救「大家」。「大家」這是從不會出現在齊虹生命里的字眼。江玫的愛是憐憫,是人類出離自私自利的本能外的另一種博大的情感,就像潺潺江水,涓涓細流,劃過時間每個角落,消除乾涸與龜裂。
這愛情像鴉片煙一樣,使人不幸,而又斷絕不了。
紅豆代表思念,是情誼的傳遞。
王維的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倒敘,從紅豆開始,又終於紅豆。
愛情,始於思念,又終結與思念。
齊虹的監視般的佔有欲和肖素傾盡全力的付出,兩相比較之下,輕易地把江玫推離了齊虹。
B. 紅豆的內容簡介
《紅豆》收入了宗璞的中短篇小說代表作《紅豆》、《四季流光》、《心祭》、《魯魯》等。
《紅豆》是宗璞的成名作。小說運用倒敘的方式描寫全國解放前夕女大學生江玫與銀行家少爺齊虹之間的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戀愛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艱辛而曲折的心靈歷程。通過一個愛情悲劇,表達了一個在時代巨變面前如何選擇人生道路的重大命題。小說跳出了「愛情+革命」的枷鎖,真實地描寫青年知識分子的情感生活,反撥了傳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模式,體現了作家的一種人性關懷。
《四季流光》敘寫了四個女生半個多世紀的坎坷遭遇,感慨於美好生命的流失,而反思與批判盡在其中。
C. 宗璞《紅豆》簡介
《紅豆》講述作為當代大學生的男女主人公江玫和齊虹的愛情與作為當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抉擇。 因其情節,《紅豆》一度被人當作是愛情小說,但當人們感受到江玫站在在人生十字路口要作抉擇的矛盾與掙扎時,就是要決定一個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時,她是要救國還是要個人的愛情,在那樣的情況下,個人的感情是渺小的,而江玫明白了這個道理,這就是《紅豆》要表達的時代意義,最後被認為是一篇「革命歷史小說」。《紅豆》面世以來,由於當時讀者對《紅豆》理解的視角和主題的切入點不同,以及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等因素,造成了讀者的解讀產生了分歧,並且有許多糾纏不清的政治問題,在1958年「反右」的大風波中,難免受到嚴厲的批判。令人遺憾的是,生活在當時環境下的作家沒有重視《紅豆》發表後所引起的讀者的注意和知識分子的共鳴與欣賞,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紅豆》。具體的說,《人民文學》10月號上刊登了孫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和《這是什麼樣的革新——本刊編輯部整理》兩篇文章,無疑將《紅豆》一棍子打進了死胡同。孫在文中明確指出「小說《紅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黨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憶她過去的那個極端仇視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愴惶逃往美國的貴族大學生的時候,是多麼惋惜,悵惘和悲痛。」讓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學社召開了題為「《紅豆》問題在哪裡?」的座談會更把《紅豆》往死里送。幾乎全部與會者都義無返顧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紅豆》是一個宣揚小資產階級戀愛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徹底的壞作品。
D. 宗璞《紅豆》的愛情意義
50年代的作家基本無法掙脫政治意識的束縛,無法跳出「愛情+革命」的枷鎖,而宗璞的《紅豆》卻能夠真正從愛情本身出發,真實地描寫青年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感生活,寫出了豐富性和復雜性,反撥了傳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模式,體現了作家對愛情、對人性的一種關懷。
讀宗璞的《紅豆》,滿眼的蘭芷,宗璞在小說語言的運用中描摹真切、語言簡約,純凈沉鬱,以質朴無華的文字傳達愛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實而感人,字里行間充滿雅韻逸致,文化氣氛濃郁。
可以說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藝術之中,又為中國傳統文化所「化」過的知識性女作家。宗璞原名馮鍾璞,祖籍河南唐河,生於北京。乃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之女,幼承家學,抗戰勝利次年入南開大學外文系,後曾就職於中國文聯及編輯部工作。又多年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精粹,學養深厚,氣韻獨特。正是有著這樣特殊是文化氣息,使她在後來的創作中流露出一種真實的創作風格。
她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成名作為1957年的短篇小說《紅豆》,1953年畢業後,大部分時間在《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新時期她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三生石》(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童話《總鰭魚的故事》(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蝸居》、《我是誰》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南渡記》,1996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來又抱病創作反映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命運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
世事紛爭,歲月留下了一些難以忘卻的記憶。當江玫不期然而面對那兩顆色澤依舊「十分勻凈而且鮮亮」的紅豆時,一段不尋常的往事如潮般湧上心頭。宗璞的《紅豆》是運用倒敘的方式描寫全國解放前夕女大學生江玫與銀行家少爺齊虹之間的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戀愛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艱辛而曲折的心靈歷程。小說通過一個愛情悲劇,表達了一個在時代巨變面前如何選擇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題。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激情,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愛情小說。它在短小的篇幅內可貴地表達了知識分子自己的敘事視角,雖然浮光掠影,卻隱晦地表現出知識分子在大痛苦與大歡樂交織在一起的時代洪流中所面對的人生選擇和內心矛盾,突現出作者在當時特殊年代對青年的愛情觀和心理活動的人性關懷。
然而,《紅豆》面世以來,由於當時讀者對《紅豆》理解的視角和主題的切入點不同,以及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等因素,造成了讀者的解讀產生了分歧,並且有許多糾纏不清的政治問題,在1958年「反右」的大風波中,難免受到嚴厲的批判。令人遺憾的是,生活在當時環境下的作家沒有重視《紅豆》發表後所引起的讀者的注意和知識分子的共鳴與欣賞,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紅豆》。具體的說,《人民文學》10月號上刊登了孫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和《這是什麼樣的革新——本刊編輯部整理》兩篇文章,無疑將《紅豆》一棍子打進了死胡同。孫在文中明確指出「小說《紅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黨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憶她過去的那個極端仇視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愴惶逃往美國的貴族大學生的時候,是多麼惋惜,悵惘和悲痛。」讓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學社召開了題為「《紅豆》問題在哪裡?」的座談會更把《紅豆》往死里送。幾乎全部與會者都義無返顧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紅豆》是一個宣揚小資產階級戀愛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徹底的壞作品。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當時這種惡劣的批判情況,應該是當時的作家在「雙百」方針提出來的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理解。結合當時作家的革命心理,我們不難發現,主要是當時的作家將「文藝為社會服務」錯誤理解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然後片面地強調政治的重要性,演繹著「文藝為社會——社會為政治」的怪圈。謝冕先生曾說:「中國特有的社會憂患總是抑制文學的純美傾向和它的多種價值,總是驅使它向著貼近中國現實以求有助於改變中國生存處境的社會功利方向。」整體上說,當時文藝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頌無產階級英雄的紛紛涌現,而不是為探索人性奧秘、表達真情實感,挖掘並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愛情、親情等元素。所以出現了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深刻影響創作主體的荒誕現象,並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濫成災。有些文章尖銳地指出:「這篇小說特別突出的陳舊戀情的痛苦回憶,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思想感情?」「有什麼值得黨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懷念?」這些指責完全歪曲了文本誤讀了作家,是毫無道理的惡意攻擊,在今天看來是極為荒謬可笑的。事實上,當時許多作家仍然沒有跳出「愛情+革命」的枷鎖,而宗璞卻能夠正視現實,正視具體的人生,寫出了江玫、齊虹這樣生活在充滿了復雜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動。
小說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主人公江玫與齊虹從相識,相戀到最後決裂分手的全過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傷……這一系列豐富的心理活動,在愛情和革命兩條線索的交錯發展下,小說真實而令人信服地記錄下江玫性格與心靈的清晰脈絡。撥開紛擾的愛情霧靄,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熱誠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與追求,也是祖國沖破黎明前的黑暗那個生機勃勃、孕滿希望的年代裡一代人擁有的共同的真誠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從迷惘到覺醒、軟弱到堅強的思想感情發展邏輯。不但揭示了「愛情為革命服務」的主題,而且顯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豐富和復雜性。
其實作家宗璞在真實地將這對戀人戀愛中的歡樂、痛苦、纏綿描寫得細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時,就是要激起當時在愛情上的種種正確觀念的產生。讓這種對愛情如泣如訴的抒寫能夠在那個以歌頌為主的「文學獨白」的年代綻放光彩,讓更多的人特別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內心活動,以及人的價值觀念等因素,讓中國的文藝界多生產一些具有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說《紅豆》是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小說,它不僅講述一個愛情故事,而且表達了一種愛情觀念。所以小說中齊虹與江玫的三次沖突中表現出來的「兇殘」本質,可以理解為青年人對愛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紅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愛情小說,它通過江玫與齊虹的一場戀愛表明了一個具有時代特徵的愛情觀念。同時,作品中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深刻刻畫也正表明了《紅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關懷和人文精神的痕跡,這是一種文藝界真實美的啟明星。
E. 宗璞的小說《紅豆》為什麼在當時收到批評
原因:
然而,《紅豆》面世以來,由於當時讀者對《紅豆》理解的視角和主題的切入點不同,以及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等因素,造成了讀者的解讀產生了分歧,並且有許多糾纏不清的政治問題,在1958年「反右」的大風波中,難免受到嚴厲的批判。令人遺憾的是,生活在當時環境下的作家沒有重視《紅豆》發表後所引起的讀者的注意和知識分子的共鳴與欣賞,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紅豆》。
具體的說,《人民文學》10月號上刊登了孫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和《這是什麼樣的革新——本刊編輯部整理》兩篇文章,無疑將《紅豆》一棍子打進了死胡同。孫在文中明確指出「小說《紅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黨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憶她過去的那個極端仇視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愴惶逃往美國的貴族大學生的時候,是多麼惋惜,悵惘和悲痛。」
讓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學社召開了題為「《紅豆》問題在哪裡?」的座談會更把《紅豆》往死里送。幾乎全部與會者都義無返顧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紅豆》是一個宣揚小資產階級戀愛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徹底的壞作品。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當時這種惡劣的批判情況,應該是當時的作家在「雙百」方針提出來的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理解。結合當時作家的革命心理,我們不難發現,主要是當時的作家將「文藝為社會服務」錯誤理解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然後片面地強調政治的重要性,演繹著「文藝為社會——社會為政治」的怪圈。謝冕先生曾說:「中國特有的社會憂患總是抑制文學的純美傾向和它的多種價值,總是驅使它向著貼近中國現實以求有助於改變中國生存處境的社會功利方向。」
整體上說,當時文藝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頌無產階級英雄的紛紛涌現,而不是為探索人性奧秘、表達真情實感,挖掘並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愛情、親情等元素。所以出現了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深刻影響創作主體的荒誕現象,並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濫成災。有些文章尖銳地指出:「這篇小說特別突出的陳舊戀情的痛苦回憶,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思想感情?」「有什麼值得黨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懷念?」這些指責完全歪曲了文本誤讀了作家,是毫無道理的惡意攻擊,在今天看來是極為荒謬可笑的。
事實上,當時許多作家仍然沒有跳出「愛情+革命」的枷鎖,而宗璞卻能夠正視現實,正視具體的人生,寫出了江玫、齊虹這樣生活在充滿了復雜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動。 小說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主人公江玫與齊虹從相識,相戀到最後決裂分手的全過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傷……這一系列豐富的心理活動,在愛情和革命兩條線索的交錯發展下,小說真實而令人信服地記錄下江玫性格與心靈的清晰脈絡。撥開紛擾的愛情霧靄,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熱誠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與追求,也是祖國沖破黎明前的黑暗那個生機勃勃、孕滿希望的年代裡一代人擁有的共同的真誠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從迷惘到覺醒、軟弱到堅強的思想感情發展邏輯。不但揭示了「愛情為革命服務」的主題,而且顯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豐富和復雜性。
全文:
50年代的作家基本無法掙脫政治意識的束縛,無法跳出「愛情+革命」的枷鎖,而宗璞的《紅豆》卻能夠真正從愛情本身出發,真實地描寫青年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感生活,寫出了豐富性和復雜性,反撥了傳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模式,體現了作家對愛情、對人性的一種關懷。 讀宗璞的《紅豆》,滿眼的蘭芷,宗璞在小說語言的運用中描摹真切、語言簡約,純凈沉鬱,以質朴無華的文字傳達愛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實而感人,字里行間充滿雅韻逸致,文化氣氛濃郁。 可以說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藝術之中,又為中國傳統文化所「化」過的知識性女作家。
宗璞原名馮鍾璞,祖籍河南唐河,生於北京。乃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之女,幼承家學,抗戰勝利次年入南開大學外文系,後曾就職於中國文聯及編輯部工作。又多年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精粹,學養深厚,氣韻獨特。正是有著這樣特殊是文化氣息,使她在後來的創作中流露出一種真實的創作風格。
她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成名作為1957年的短篇小說《紅豆》,1953年畢業後,大部分時間在《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新時期她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三生石》(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童話《總鰭魚的故事》(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蝸居》、《我是誰》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南渡記》,1996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來又抱病創作反映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命運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
世事紛爭,歲月留下了一些難以忘卻的記憶。當江玫不期然而面對那兩顆色澤依舊「十分勻凈而且鮮亮」的紅豆時,一段不尋常的往事如潮般湧上心頭。宗璞的《紅豆》是運用倒敘的方式描寫全國解放前夕女大學生江玫與銀行家少爺齊虹之間的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戀愛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艱辛而曲折的心靈歷程。
小說通過一個愛情悲劇,表達了一個在時代巨變面前如何選擇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題。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激情,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愛情小說。它在短小的篇幅內可貴地表達了知識分子自己的敘事視角,雖然浮光掠影,卻隱晦地表現出知識分子在大痛苦與大歡樂交織在一起的時代洪流中所面對的人生選擇和內心矛盾,突現出作者在當時特殊年代對青年的愛情觀和心理活動的人性關懷。
然而,《紅豆》面世以來,由於當時讀者對《紅豆》理解的視角和主題的切入點不同,以及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等因素,造成了讀者的解讀產生了分歧,並且有許多糾纏不清的政治問題,在1958年「反右」的大風波中,難免受到嚴厲的批判。令人遺憾的是,生活在當時環境下的作家沒有重視《紅豆》發表後所引起的讀者的注意和知識分子的共鳴與欣賞,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紅豆》。
具體的說,《人民文學》10月號上刊登了孫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和《這是什麼樣的革新——本刊編輯部整理》兩篇文章,無疑將《紅豆》一棍子打進了死胡同。孫在文中明確指出「小說《紅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黨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憶她過去的那個極端仇視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愴惶逃往美國的貴族大學生的時候,是多麼惋惜,悵惘和悲痛。」
讓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學社召開了題為「《紅豆》問題在哪裡?」的座談會更把《紅豆》往死里送。幾乎全部與會者都義無返顧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紅豆》是一個宣揚小資產階級戀愛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徹底的壞作品。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當時這種惡劣的批判情況,應該是當時的作家在「雙百」方針提出來的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理解。結合當時作家的革命心理,我們不難發現,主要是當時的作家將「文藝為社會服務」錯誤理解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然後片面地強調政治的重要性,演繹著「文藝為社會——社會為政治」的怪圈。謝冕先生曾說:「中國特有的社會憂患總是抑制文學的純美傾向和它的多種價值,總是驅使它向著貼近中國現實以求有助於改變中國生存處境的社會功利方向。」
整體上說,當時文藝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頌無產階級英雄的紛紛涌現,而不是為探索人性奧秘、表達真情實感,挖掘並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愛情、親情等元素。所以出現了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深刻影響創作主體的荒誕現象,並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濫成災。有些文章尖銳地指出:「這篇小說特別突出的陳舊戀情的痛苦回憶,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思想感情?」「有什麼值得黨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懷念?」這些指責完全歪曲了文本誤讀了作家,是毫無道理的惡意攻擊,在今天看來是極為荒謬可笑的。
事實上,當時許多作家仍然沒有跳出「愛情+革命」的枷鎖,而宗璞卻能夠正視現實,正視具體的人生,寫出了江玫、齊虹這樣生活在充滿了復雜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動。 小說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主人公江玫與齊虹從相識,相戀到最後決裂分手的全過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傷……這一系列豐富的心理活動,在愛情和革命兩條線索的交錯發展下,小說真實而令人信服地記錄下江玫性格與心靈的清晰脈絡。撥開紛擾的愛情霧靄,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熱誠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與追求,也是祖國沖破黎明前的黑暗那個生機勃勃、孕滿希望的年代裡一代人擁有的共同的真誠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從迷惘到覺醒、軟弱到堅強的思想感情發展邏輯。不但揭示了「愛情為革命服務」的主題,而且顯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豐富和復雜性。
其實作家宗璞在真實地將這對戀人戀愛中的歡樂、痛苦、纏綿描寫得細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時,就是要激起當時在愛情上的種種正確觀念的產生。讓這種對愛情如泣如訴的抒寫能夠在那個以歌頌為主的「文學獨白」的年代綻放光彩,讓更多的人特別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內心活動,以及人的價值觀念等因素,讓中國的文藝界多生產一些具有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可以說《紅豆》是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小說,它不僅講述一個愛情故事,而且表達了一種愛情觀念。所以小說中齊虹與江玫的三次沖突中表現出來的「兇殘」本質,可以理解為青年人對愛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紅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愛情小說,它通過江玫與齊虹的一場戀愛表明了一個具有時代特徵的愛情觀念。同時,作品中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深刻刻畫也正表明了《紅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關懷和人文精神的痕跡,這是一種文藝界真實美的啟明星。
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