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武俠小說

㈠ 關於武俠小說

那就是著名的神州劍氣升海上了。發不全，樓主去播客里看
簡述台港武俠小說的興起、沿革與出版

一、追本溯源，一脈相承

編印「台港新派武俠小說精品大展」系列叢書，是中國文壇的大事，也是盛事。
受命主編這套書，是榮幸，也是責任。帶著喜悅，也帶著惶恐，說明一下我的想法
和做
法。
「小說」，在過去被視作「雕蟲小技」的「道」，而「武俠小說」就更是「小道中
的小
道」了。由於時代的改變，今天的武俠小說已有了它一定的地位。
香港、台灣、大陸乃至海外，有相當多的學者、專家們像「治學」、「治史」一樣
庄嚴
地在研究它。他們中有人以西方的文藝理論、文藝心理、美學來剖析、批評它；有人則
像金
聖嘆批「才子書」那樣來解讀它。
我是一個主編報紙副刊近三十年的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就是負責替讀者「找好稿
子、
好作品」。我國有句俗話：「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調。」看了三十年的稿
，多
多少少會看「門道」了，在這套系列叢書的「導讀」里，我沒有什麼「高深」和「高明
」的
學問和卓見，只是如何找出「熱鬧」和「門道」來與讀者共享。
這套「台港新派武俠小說精品大展」標榜的是「新」。
「新」，必然是由「舊」孕育、蛻化而來。武俠小說自然也不能例外。換「新」就
不能
棄「舊」。綜合學者、專家的考據，為武俠小說清理出一支簡略的「話系」：
它應當是起源於太史公的《游俠列傳》，歷經唐人傳奇、宋人評話、清人俠義與公
案說
部，降至民國，有海上漱石生、平江不肖生及趙煥亭等人輩出，並逐漸發揚光大，武俠
小說
於焉成型，並成為大眾文學的主流。
到了三、四十年代，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王度廬、朱貞木等北派諸大家與南
方的
顧明道、姚民哀、文公直等崛起武林，開家立派，奠定了武林霸業。
到了一九四九年，近三百萬軍民湧入台灣，數十萬人涌進彈丸小島的香港。這批萬
里投
荒的遊子，在客鄉草建家園，生活雖日趨安定，但精神食量仍極貧乏，於是，一些藏在
箱
底、渡海而來的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等，就被人當做奇貨般的搜求出來，加以翻印出售
。
一時台、港兩地的書攤以及剛興起的小說出租店都擺滿這些翻印版本的武俠小說。
這批
寄旅天涯的遊子，就全靠這些俠義恩仇、才子佳人的故事，來排遣那滿懷鄉思、無盡離
愁。
隨後有一段時用，台灣當局為了「安內」、為了防止「思鄉毒素」影響「民心士氣
」，
在戒嚴法令下，對凡屬身在大陸的作家的作品，一律予以查禁；稍後，連香港版的新舊
小
說，也在「暴雨專案」之下遭到全面封殺。
台灣的武俠文壇，正因為有那些新、舊版本的「以身為道」，像浴火歷劫重生的鳳
凰，
像蟲蛹蛻化成的彩蝶，像蠶蛹的破繭而出，孕育出延續的種子，為台灣武俠小說締造出
以後
燦爛、鼎盛的新機和黃金歲月。

二、興起。數台、港英雄霸主

到了一九五二年，台灣局面趨於穩定。政府當局實施地方自治，提高民權，開始重
視新
聞輿論；民營報紙也在此時相繼問世。
民營報紙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首須充實內容，而競爭最具威力的利器就是副刊
，於
是，《大華晚報》第一家刊出了郎紅浣的長篇武俠小說《古瑟哀弦》，開了風氣之先。
新聞、出版較為開放的香港，也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升起兩道沖霄劍氣，那就是梁
羽生
和金庸兩位先生的崛起武林。
當時，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連載於香港《大公報》，行後，《新晚報》刊出金
庸的
《書劍恩仇錄》。由於反應奇佳，其他報刊群起效尤，紛紛尋訪「武林高手」。原本服
務文
化界的如張夢還、牟松庭、倪匡等人，立即棄文從「武」，先後紛騎策馬，躍上武俠文
壇。
此時台灣《大華晚報》上郎紅浣的三代英雄故事，才不過寫到第二代。
在此期間，同屬民營的《自立晚報》和《民族晚報》，雖曾連載過太瘦生、龍井天
等人
的武俠小說，唯時有時輟，自難與郎先生論劍爭雄。
一九五七年，台灣又崛起兩位武俠名家。一位是伴霞樓主，他以《八荒英雄傳》及
《紫
府迷蹤》雄據《聯合報》副刊。另一位就是名滿海內外的卧龍生。
卧龍生，本名牛鶴亭，河南人。河南為中華文化發祥之地；豫省流行的河南梆子，
以其
特有的民俗色彩，不但通俗，更蘊藏了豐富的民族幽默。卧龍生少小離家，未能接受完
整的
教育，但他能在梆子戲、大鼓書以及《彭公案》、《七俠五義》等俠義小說里汲取到精
華，
加上他得天獨厚的才情，從軍中退役後，蟄居台中時，為玉書出版社試寫了第一部小說
《驚
虹一劍震江猢》。
哪知「牛」刀小試即「名動江湖」，於是《風塵俠隱》很快便在台中《民聲日報》
與讀
者見面。
挾《驚虹》、《俠隱》的聲威北上，一九五八年他又以《飛燕驚龍》一書進據《大
華晚
報》副刊，與郎紅浣先生「老少雙俠」平分天下。
此時，諸葛青雲、司馬翎也應運並出，雙雙躍馬揮戈，逐鹿爭鼎。
諸葛青雲出身將門，幼時隨父戎馬天涯，今日燕趙，明天蘇杭，年未及冠，游屐已
遍及
大半個中國，加以博聞強記，對還珠樓生更是心儀私淑，是以他的小說走的完全是還珠
的路
子，其後雖思突破，卻終未能跳出還珠掌心。
是時，他正以《一劍光寒十四州》在《徵信新聞報》副刊圖霸王業。
司馬翎，又署吳樓居士，也是一位出身將門的少年俠士，此時正負笈政治大學，並
以
《關洛風雲錄》一書雄峙《民族晚報》，也有待機主盟武林的雄圖。
這三位便是當時武俠小說界譽稱的「三劍客」；加上已享盛名的伴霞樓主，合稱「
四霸
天」。
這譽滿台、港的四支健筆，在名編輯王潛石的擘劃下，合辦了台灣第一本大型武俠
雜志
《藝與文》。只可惜世事瞬變，不久，這本獨一無二的武俠雜志，就因伴霞樓主一劍下
香江
而風流雲散。

三、黃金歲月

台灣的《藝與文》停刊不久，一九五九年，香港卻出現了兩本武俠雜志。一本是《
武俠
小說周報》，另一本便是壽命最長、至今仍在發行的《武俠世界》。
《武俠世界》是以「廣派」作家蹄風、金鋒、江一明等為台柱，《武俠小說周報》
則由
張夢還掛帥。
是時的梁羽生正在埋首創作他的《七劍下天山》，而金庸也正以《射鵰英雄傳》力
拼張
夢還的《沉劍飛龍記》，「戰況」之激烈，被傳播界稱之為「龍雕之戰」。
由於武俠小說廣受歡迎，報紙發行量大增。報老闆自然財源滾滾，大發利市。
金庸真不愧是天縱英才，他聰明絕頂，一看香港行情，自不甘為人作嫁，遂於一九
六○
年毅然創辦《明報》。次年又創辦了香港第三本武俠雜志——《武俠與歷史》。
香港出版業中原本一枝獨秀的偉青出版社也因「武林」、「三育」的繼起，形成三
足鼎
立的局面。
在這三數年中，台灣雖沒有出現過任何武俠雜志，但出版武俠小說的出版社，卻先
後成
立了幾十家，而小說出租店更蓬勃發展到三千餘家。
台灣這種畸型的發展，完全由於市場大量的需要。
此期間，台灣的報紙，家家競載武俠小說。幾位當代名家如卧龍生、諸葛青雲、司
馬
翎，每人每天至少有兩篇小說在報刊連載；卧龍生全盛期有四五篇。他們不但收入豐厚
，而
且「社會地位」也身價百倍。
流風所至，引得各行各業的人士，個個摩拳擦掌，拍刀躍馬，想闖進武俠天地碰碰
運
氣。
這不僅是武林的戰國時代，也正是武俠小說所僅見的一段黃金歲月，而台灣武俠文
壇在
這風雲際會的盛時，的確也人才輩出。
原有的名家，除郎紅浣先生因年高退出江湖、頤養天年，伴霞樓主遠走香江、俠蹤
杳杳
外，卧龍生的《玉釵盟》、《無名蕭》、《降雪玄霜》、《素手劫》、《風雨燕歸來》
等，
都在這時期完成。
司馬翎也寫出了《掛劍還情記》、《八表雄風》、《劍神傳》等名著。諸葛青雲的
《紫
電青霜》、《奪魂旗》、《折劍為盟》、《玉女黃衫》、《半劍一鈴》等，也陸續問世
。
其他如柳殘陽的《玉面修羅》、東方玉的《北山驚龍》、武陵樵子的《十年孤劍滄
海
盟》、南湘野叟的《碧血丹心》、丁劍霞的《八方風雨會中州》、獨抱樓主的《碧玉弓
》、
蕭逸的《鐵雁霜翎》、古如風的《古佛心燈》、慕容美的《英雄淚》、秦紅的《無雙劍
》、
孫玉鑫的《萬里雲羅一雁飛》、墨餘生的《海天情侶》、上官鼎的《烽原豪俠傳》、陸
魚的
《少年行》、高庸的《天龍卷》等等，都是膾炙人口、名噪一時的作品。
這時，古龍已俠影初現。他早期的作品《孤星劍》、《劍毒梅香》、《游俠錄》等
也都
在此一時期完成。
至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間，台灣武俠文壇又亮起三道星光——
易容，因替卧龍生續完《天香飆》，並完成第一部署名「易容」的處女作《血海行
舟》，立時名揚武林，又繼續寫出《王者之劍》、《大俠魂》、《河嶽點將錄》。雖然
就此
封劍，但這幾部佳作至今仍暢銷不衰。
另一位是接寫諸葛青雲《血掌龍幡》一炮而紅的獨孤紅。他因此而自立門戶，先後
寫出
《雍乾飛龍傳》、《大明英烈傳》、《滿江紅》、《丹心錄》、《玉翎雕》等名篇，而
躋身
名家行列。
再一位也是以接寫諸葛青雲《江湖夜雨十年燈》而震撼武林的司馬紫煙。他連筆名
都和
諸葛青雲成了有趣的對偶。
司馬紫煙著作甚豐，其中三部尤其出色。第一部就是代諸葛執筆的《江湖夜雨十年
燈》；第二部是《圓月彎刀》，卻又早成了古龍名下的作品（古龍定書名，並寫了前十
章，
稿約太多，無暇繼續，即請司馬紫煙續完，最後仍由古龍修改定稿，著作權屬於古龍）
；第
三部是在《大華晚報》連載長達五年、一百五十萬字的《紫玉釵》。此書在漢麟出版社
出版
時，分成了《上林春》、《長干行》、《玉釵寒》三大部，雖然書名典雅，並精心排印
，卻
「叫好不叫座」，因為讀者不承認它是武俠小說，只承認它是「歷史小說」。
這一段繁華錦銹的黃金歲月，維持了五年之久。所謂「盛極必衰」。當時的台灣，
有不
少政治迷信、政治禁忌。一些無聊的官僚、政客，對武俠小說、電視劇、京劇，制訂了
不少
無聊的框框，包括：不能罵「老不死」、不能談「剪除貪官污吏」、不能提「朝代興亡
」、
不能「引起思家、思鄉」等。像京劇的《如王別姬》、《四郎探母》就是這樣被禁演的
。
這時，武俠小說里的俠客，既無貪官可除，當然毋庸「替天行道」，只好一個個去
找
「秘笈」、挖「寶藏」了。
所以，台灣武俠小說被人詬病為「武而不俠」，實在其來有自。
這些無聊的框框，當然也扼殺了武俠小說的生機。

四、古龍之前無「新派」

天下事沒有一成不變的。近年來，因武俠小說已受到一定的肯定，遂有了「新派」
之
說。
許多論者咸認為金庸、梁羽生二位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
這種說法筆者不能苟同。我敬佩金、梁二位的成就，但那隻是「變」而不能算「新
」。
這就像傳一詳。《詩》三百篇是詩，到了「太康體」、「元嘉體」還是詩，再到了「徐
庚
體」、「齊梁詩」、「玉台體」、「元和體」、「長慶體」、「西昆體」，它還是詩。
對這
些，學者、論者僅能將千年以來的詩區分為「古詩」、「近體詩」或「今體詩」，而不
敢稱
它是「新詩」。只是到了「五四」，胡適之、徐志摩出，他們的詩才算是「新」詩。
同理，武俠小說只有到了古龍才算是「新」，才堪稱之為「新派」。也正因為古龍
的
「脫胎換骨」、「重臨江湖」，才又為武俠小說締造出另一高峰。
古龍，彷彿他天生就是個浪子。有家，卻享受不到家的溫馨；喜好西洋文學，環境
又使
他無法在「淡江英專」深造下去。自動休學後，就仗著一支代劍的筆，闖盪江湖，四海
為
家。
一九六○年前後，他曾和如日中天的「三劍客」訂交，過從甚密。但卧龍的梟雄、
諸葛
的霸氣、司馬的深沉，使他感受到「三大」的壓力，也使他悟出要想和「三大」並駕齊
驅、
一較身手，就必須求變、求新的道理。
於是，他伴著一位具「田園美質」的小家碧玉，遠避塵囂，在一處青山碧水的小鎮
，過
著半隱的生活。
浪子和田園，是無法諧和的色調。不到三年，他就痛苦地離開了小鎮，也揮別了那
位相
伴三年的「她」，帶著無邊的迷惘與落寞，重又投入浩瀚江湖。
三年的山林生涯，對他的創作確有相當大的啟迪。《絕代雙驕》和《楚留香傳奇》
中的
《血海飄香》都是在重入江湖後完成的。
這兩部作品問世後，古龍的名氣越來越大，鈔票越來越多，交遊也越來越廣。
相識滿天下，古龍身邊沒有斷過朋友，但知己又有幾人？
秦樓舞榭，千金買笑，依紅偎翠，名劍風流。古龍身邊從未斷過女人，然而，他究
竟真
愛過誰？誰又真愛過他？酒醒人散後，依然是一片寂寞，無邊蕭瑟。
這些悲、歡、離、合，點綴了他的浪子生涯，也走進了他的小說。
於是，他寫出了《風雲第一刀》。上半部一九六八年連載於香港《武俠世界》，下
部易
名《鐵膽大俠魂）連載於一九六九年創刊的香港第四本武俠雜志——《武俠春秋》，一
九六
○年出單行本時將上下部兩部合並，改名為《多情到客無情劍》。（此名雖有詩意，但
將第
一主角「小李飛刀」換成「劍客」卻不夠妥當，故上海學林出版社將其恢復原名。）
此時，香港梁羽生的巔峰之作《萍蹤俠影錄》、《白發魔女傳》以及《雲海玉弓緣
》均
已完成。金庸的《天龍八部》和《笑傲江湖》果真是笑傲江湖，睥視武林，嚴然有主盟
武林
天下的雄姿。
而張夢還卻於此時退出武林去做專業騎師，牟松庭也因故退隱，蹄風移居加拿大，
那
「天下第一快筆」的倪匡忽然興趣大變，改寫起現代動作和科幻小說。
香港武俠文壇的「青黃不接」，只有靠台灣作家的供稿，古龍當然成了第一人選。
就在這一年，他攜帶一位「東洋美女」搬進了台北市牯嶺街的「三福公寓」，過著
神仙
美眷般的生活。這段日子，是古龍一生最快樂、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
為了靜靜品嘗、享受這在美好的生活，古龍屏絕了那些交遊，但有三個人是僅有的
例
外：一個是「新派」武俠名家高庸，一個是曾多次為各武俠名家捉刀、號稱「天下第一
槍
手」的於東樓，還有一個便是正以科幻小說享譽香港的倪匡。
在「三福」這段幸福的日子裡，他每天都和高庸、於東樓同進同出，一起談故事、
寫
稿，夜晚則一起去喝酒。他那幾部名著如《風雲第一刀》，《蕭十一郎》，《流星·蝴
蝶·
劍》，《歡樂英雄》，《天涯·明月·刀》，《大人物》，《驚魂六記》第一部的《血
鸚
鵡》，《江湖人》第一部的《三少爺的劍》，《楚留香傳奇》續集的《鬼戀傳奇》、《
蝙蝠
傳奇》、《桃花傳奇》、《七種武器》的前五部《長生劍》、《碧玉刀》、《孔雀翎》
、
《多情環》、《霸王槍》，還有金庸親自向他約稿的《陸小風傳奇》等等，幾乎都是在
這里
完稿的。
「三福公寓」似乎是塊「福」地，古龍就在這里不知不覺中已登上「新派」掌門人
的寶
座。高庸也因寫《紙刀》和《禍水雙侶》等佳作，而逐漸受到電視界的重視，終於成了
台灣
最負盛名的編劇人之一；而於東樓也在此時創辦了漢麟出版社，社址就在「三福公寓」
樓
下。
一九七二年，古龍離開了那位日本美女，又開始了他的浪子生涯。
香港的武俠小說業，此時受到電視台紛紛搶拍武俠劇的影響，市場一蹶不振。金庸
寫完
《鹿鼎記》之後，將《明報》副刊的地盤讓給了古龍，宣告封筆。香江的武林天下，靠
梁羽
生一人就獨木難支了。
台灣武俠小說業也因日本漫畫（動畫片）和武俠片的涌進，生意一落千丈，無復當
年盛
況。
盡管古龍魅力十足，但他的作品越來越少，自然無法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
幾位成名的作家，為了生存，也為了迎合讀者的口味，紛紛改變風格，競相仿效古
龍，
希望寫出更新、更好的作品。
在此風尚下，司馬翎的《玉鉤斜》、《飛羽天關》，慕容美的《燭影搖紅》、《天
煞
星》，柳殘陽的《梟中雄》、《拂曉刺殺》、《明月不再》等也風光一時。
「新派」統一了武林，古龍當然成了實至名歸的「武林至尊」。(按:OK!至尊武俠掃
校)
正所謂「譽，謗亦隨之」，此時有人批評古龍武功招式寫得太少，不像武俠小說。
陳曉
林先生在他的《奇與正》一文中就說過：「武俠小說發展到古龍時，已經沒有辦法用武
功或
招式來討好、吸引讀者，因為讀者所要看的武俠小說內涵，恐怕不再是一招一式的問題
。」
也有人說古龍缺乏「舊的學養」，少了詩情畫意的味道。
也有人批評他行文和排列的方式。
但我卻認為，這些地方正是他的「變」和「新」的所在。在此試舉《風雲第一刀》
第四
十五章《千鈞一發》中的一段：

他也希望郭嵩陽還沒有遇到荊無命和上官金虹。
他只希望自己現在趕去還不太遲。
現在的確還不太遲。
秋日仍未落到山後，泉水在陽光里閃爍如金。
金黃色的泉水中，忽然飄來一片楓葉。接著是
兩片，三片，七片，八片……無數片。
楓葉紅如血，泉水也被染紅了。
秋尚未殘，楓葉怎會凋落？

這種寫法，已冶情景於化境。你能說他沒有「詩意」嗎？
這樣的排列，又有什麼不好？
而除了古龍，誰有如此匠心妙筆？誰又作過如此的嘗試？

五、武俠風雲似乎落幕了。

一九七三年，台灣武俠出版業似乎沉入谷底；原本三千多家武俠小說出租店，剩下
的不
到一半，且多半改以出租漫畫和娃娃書為主。
武俠出版業的「龍頭」真善美出版社改印「仙道叢書」，春秋出版社正計劃移民美
國，
「海光」、「新台」早已先後轉行，「大美」、」四維」、「明祥」和「新生」，都因
老闆
去世而停業，僅剩下「光大」、「南琪」等支撐殘局。
香港的《武俠小說周報》、《武俠與歷史》早已停刊，《武俠世界》和《武俠春秋
》也
全賴台灣作家的作品才得以支撐。
至於專出武俠書的那幾家出版社，早已轉了方向，唯有《武俠世界》所屬的環球圖
書公
司和《武俠春秋》所屬的鶴鳴出版公司還偶爾將雜志上刊用的名著，集印出一些單行本
，其
他如「毅力」等出版社，只能靠翻印台灣的作品苟延殘喘。
在此期間，古龍的名著如《風雲第一刀》、《流星·蝴蝶·劍》、《蕭十一郎》、
《楚
留香傳奇》和《陸小鳳》等，都被香港邵氏影業公司以大手筆的氣魂一一拍成電影，台
、港
兩地的電視台也把他的小說搶拍成連續劇。一時街頭巷尾所看到的都是他的電影海報，
聽到
的都是影、視中的主題曲，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古龍旋風。」
漢麟出版社和桂冠出版社送乘機把古龍的小說改變版式精版精印，大受歡迎，為市
場掀
起再一次高潮。為了配合這種版本，租書店不得不改制書架。過去不屑銷售武俠小說的
各大
書局，甚至連鐵路、公路車站的小賣部和機場的書廊都爭相銷售。這實在是武俠小說式
微中
的異數。
風氣一開，也帶動了武俠小說版本的革新。
「漢麟」一戰成功，創下輝煌成果。武俠名家繼古龍之後，卧龍生、柳殘陽、獨孤
紅、
慕容美、司馬紫煙、秦紅等盡歸「漢鱗」旗下，大有一統武林之勢。
只是這些名家大多已過中年，創作力日衰，武俠文壇隱呈欲振乏力的傾向，就在此
際，
幸有新星溫瑞安之崛起。
溫瑞安正值英年，筆疾如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連續推出了《神州奇俠》
、
《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系列作品。
一九八一年他因「政治」問題被迫離台，去香港另闖天下。一九八二年後，他除了
續寫
《神州奇俠》、《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等系列作品外，又創出「神相李布衣」
和
「七大寇」系列，開始創出「後武俠時代」這個名詞。
姑不論「後武俠時代」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武俠，也不知他能否像金庸、古龍一樣
創造
一個更新的武俠時代，但他勇於求變、求新的精神，還是值得稱許和鼓勵的。
這時，香港除了溫瑞安之外，以接寫古龍《驚魂六記》脫穎而出的黃鷹（本名王明
）也
日漸走紅，他仿效古龍手法，寫出了《天蠶變》、《名劍》、《大俠沈勝衣》等故事；
青年
作家龍乘風（本名陳劍光）也摹仿古龍筆法，寫出以龍城璧為主角的《快刀浪子》系列
小
說，均深受年輕讀者的喜愛。
台灣再度綻放的「武俠美景」，轉眼就又凋謝，古龍和梅寶珠女士結婚，但婚姻生
活並
沒有給他帶來創作靈感，這個浪子的酒反而越喝越多，體能也越來越差，稿子也越寫越
少。
而漢麟出版社也把發行的權利和義務轉給了以發行見長的萬盛出版公司。於東樓放
下
「鐵算盤」。也沒有拿起筆，卻一襲征衫、雲游四海去了。
一九八七年，古龍再做新郎，與第二位太太於秀玲女士結婚，不久便英年遽逝，結
束了
短短四十八年、卻多采多姿而又殘破、寂寞的一生。
慕容美、司馬翎、孫玉鑫、司馬紫煙也相繼謝世。台灣武俠的黃金歲月、風雲時代
，似
乎已開始落幕了。

六、江河萬古，仁俠千秋

在蒙蒙陰霾中，香港武俠電影再度興起，卧龍生受邀重新修訂《仙鶴神針》，是名
《新
仙鶴神針》；「逃禪」的於東樓也在友好的鼓舞下，重新拿起那支沉重的筆，一九八八
至一
九九三年，他先後完成了《鐵劍流星》、《魔手飛環》（《碧血黃金》系列作）、《短
刀
行》和《俠者》。
他的作品故事明快，用筆簡潔，寫英雄不神化，寫紅顏各具風情，較赤裸裸的古龍
更含
蘊有致。
在一片凋零中，於東樓重返江湖，而開始創作他自己的武俠小說，他能不能人力回
天、
挽此武林浩劫？誰也不敢保證。但「繼往開來」的事總是需要人來做，有人做才有希望
，武
俠小說也一樣。
同時，我堅信：世上只要有人類，就會有紛爭和恩怨；只要有人類，就會有惻隱和
同
情。
惻隱就是「仁」，同情就是「俠」。
江河萬古不滅，仁俠也必與人類永存天地；而彰顯、歌頌仁、俠精神的武俠小說，
也當
然會日新又新，萬古長存，永遠不致成為「走進歷史」的歷史名詞。

㈡ 胡適的家庭背景

文化大師胡適的父親，大號胡鐵花。這當然不是古龍筆下的武俠名人、楚留香的好友胡鐵花，而是中過秀才、當過知州的胡鐵花。胡適的父親本名胡傳，鐵花是他的字。他最後的官職是台東知州，相當於現在的地市級。在清朝的台灣，這個官職不算小，但他更聞名於世的是詩才。胡適曾謙遜自己不會寫詩，《嘗試集》那類白話詩也確不以文采見長。但胡適的父親胡鐵花，卻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我讀過他的一些詩，賓士、狂放而富有生氣——「仰視飛雲天外起，酒酣愁聽大風歌」，在萬馬齊喑的晚清，應該是踔厲飛揚的。然而，在胡適絢爛的文學冠冕上，我們找不到他父親的名字。胡傳不甘心做個文人，他前往京師尋找報國機會，又懷揣一封介紹書，走了四十二天，到達冰天雪地的吉林，面見欽差大臣吳大徵，要求隨大清使節去解決中俄邊界糾紛。吳大徵好奇地接納了這個少年。據說，吳大徵曾稱贊胡傳有治省之才，這也許是胡適的一家之言，但胡傳卻的確是個稱職的地方官。當時台灣剛剛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個瘴癘蠻荒的苦地方。胡鐵花卻主動請纓，離開懷孕待產的妻子，來不及看一眼新生愛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傳到達台灣的時候，首任巡撫劉銘傳的改革，已經人去政亡。東海危機烏雲般翻卷在上空，到處是不安謐的波濤。胡傳窮盡心血寫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備志》。他一定又像勘察中俄邊境那樣，走進了台灣島的森林、山峽、海口，踏遍了鄭成功時代的城垛和荷蘭人留下的赤莰城。「華嚴世界，任憑我，踏遍雲山千疊……」然而在王朝末日，這只是一個文人的夢想。三年後，中日甲午戰爭打響，胡傳徵募兵勇、守衛台東，但他的劍還未出鞘，就被光緒皇帝割讓台灣的詔書凍住了。皇帝下旨：所有在台官員一律內渡，將台灣交接日本。胡傳拒絕奉旨，做了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他四處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衣衫藍縷，面見黑旗軍老將劉永福，以書生之身要求參戰。我想，胡適身上那打破千年文字八股的躁動血液，就流動在他父親噴薄的脈管中。

胡傳病倒了，被劉永福護送回到廈門，幾天後死於時疫。那是日軍攻佔八卦山的第二天。作為《全台兵備志》的作者，他應該是最知道八卦山對台南戰略意義的人。與其說他死於時疫，不如說他死於台灣陷落的可怕命運。據說，胡傳的家鄉流傳著他戰死沙場的傳奇，也許戰死是胡傳最美麗的神話。他壯碩的身軀，停歇在南國的紅色土地上，彷彿關於歷史和未來的無字之書。我注意到，胡適出生在1891年12月，他的父親憂憤死於廈門時，應該只有三歲零幾個月。而他的母親，則是二十三歲的妙齡少婦。遙想嬌妻幼子倚門而望，胡傳眼中一定涌滿堅硬如冰的淚水。那是失意詩人的淚水，是喪失國土的官員的淚水，更是一個丈夫和父親的淚水。

胡傳內渡的船隻，是台灣海峽封鎖前的最後船隊。海面上驚慌的海鷗，哀鳴的白鷺，還有哭泣流離的人群，曾帶給詩人怎樣的哀愁？暴風雨的四周是萬籟俱靜的深夜，黑黢黢的潮濕的夜空中，傳來海浪亘古不屈的呼嘯。然而，詩人胡傳已經不能動筆了，黑暗的午夜裡，他躺倒在廈門的風浪聲中。

胡適動筆寫下《文學改良芻議》的時候，一定想起了他的父親。當書生報國成為南柯一夢，文學就不得不站起來，拯救一個民族的生命力。這是一種倔強的堅韌，堅韌中也有淡淡的悲哀。胡傳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兒子胡適終於第一次踏上了台灣。父親的精魂守護在這里，激動的胡適無法克制血脈賁張，幾年後驟然辭世。

父子兩人的生命，都在台灣畫上了奇特的圓。這也許只是巧合。

㈢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㈣ 胡適的妻子是什麼樣的人

胡適的夫人江冬秀，一八九零年出身於旌德江村，父親江世賢早年辭世．母親呂賢英是廟首呂朝瑞(探花)、呂佩芬父子翰林的後裔。江冬秀里出身於仕官之家，但由於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沒有受到較多的文化教育，僅僅讀了幾年私熟，初通文字而已。在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里，她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女姓，但她畢竟是一代名人胡適的夫人。所以又是千百萬不幸婦女中的幸運者。「胡遠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竟娶了個鄉村小腳夫人，不能說不是一件奇聞。因此，「胡適的小腳夫人」，成了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①．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江冬秀與胡適的結合，有著一段戲劇性的過程。江冬秀與胡適原是親戚，胡適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親到績溪旺川胡適的姑婆家走親戚、看出神賽會，恰巧胡適也隨母到了姑婆家。江母看中胡適眉清目秀，聰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兒冬秀許配給他。但胡適頗有顧慮：一因冬秀大一歲，績溪俗諺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說；二因冬秀屬虎，認為屬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歷害；三因江家興旺，胡家已中落，有興衰不相稱之慮，因此不肯表態。由於江母一心想成就這門親事，便托胡適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熟的胡祥鑒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鑒的學生，胡祥鑒為成全這樁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說好，萬般慫恿，胡母這才同意讓他把冬秀的「八字」開來看看再說。紅紙「八字」送來，經過算命先生的推斷；冬秀命帶宜男，兩人生肖很合，不沖不克，女大一並不妨礙。胡母又把紅紙八字疊好，放進擺在灶神爺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進了幾個初被選中的「八字」。過了一段時間，家中平安無事，沒有一點不祥之兆．胡母這才虔誠地拜過灶神，拿下竹筒搖了搖，然後用筷子夾出一個「八字」來，攤開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賜良緣」。當時還只有十四歲的胡適與十五歲的江冬秀的終身大事，就這樣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湊和灶神爺保佑之下定了下來②。
江、胡兩家訂了婚約之後，胡適就先後到上海、美國求學去了。過了十多年他倆還未結婚。這時，家鄉謠言四起；有的說，胡適在美國有了女腸友，有的說他已經和一個外國洋姑娘結婚了，甚至還有人說他已經生了孩子。可是，江冬秀的思想不但沒有因此而波動，而且這時還做了放大纏足的嘗試。她的放足的行動，後來還得到了胡適的贊賞和鼓勵。
一九一七年夏，胡適留學回國後，返鄉探望老母，商訂於本年寒假結婚。他很想先與冬秀見一面，結果不但沒有見著，反而引起一些笑話來。《胡適的日記》中說：「……我親自到江村。他(她)家請我吃酒。席散後。我要求一見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房外，他先進房去說，我坐在房外翻書等著。我覺得樓上樓下暗中都擠滿了人，都是要看『戲』的！耘圃出來，面上很為難，叫七都的姑婆進去勸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來，招我進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帳都放了下來；姑婆要去強拉開帳子，我搖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來。這時候，我若打轎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時便僵了。我那時一想，此必非冬秀之過．乃舊家庭與習慣之過……回到家裡，人家問我看見了新人沒有，我只說，見過了，很好。我告訴母親，母親大生氣，我反勸他(她)不要錯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傳說出去。人家問我，我也只笑不答。後來冬秀於秋間來看我母親，訴說此事。果然是舊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時確是危機—發之時……已經是二十世紀的年代了，這位二十八歲的者姑娘還躲入床上放下帳子，羞見訂婚已經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這在當時卻不能不作為一種趣聞，傳播四鄉。一九一七年寒假，胡適從北京大學回家，舉行文明結婚。他親自寫了兩副對聯：一副是「舊約十三年，環游七萬里」；另一副上聯是「三十夜大月亮」(結婚之日是陽歷卅日,陰歷十一月十七日)，下聯一時沒有想好。這時。他身旁一個綽號叫「瘋子」的本家哥哥毓蛟，雖無功名，卻有捷才。他脫口而出：「念七歲老新郎」，巧妙而風趣地對了那幅上聯。胡適認為很好，照著寫了。在結婚儀式上，他們破除了舊式禮節，只是新郎新娘結婚證書上互相用印和證婚人用印，雙方交換金戒指，證婚人講話，新郎講話，沒有拜天地，向長輩行禮和新夫婦交拜禮，都是以鞠躬代替叩頭⑤。這樣的婚禮，當時在古老閉塞的山村，確是別開生面地揭開了新事新辦的新序幕。
婚後第二年，江冬秀到了北京為胡適主持家務。她雖然是一個身受封建舊禮教毒害較深的小腳女人，但頗有魄力，有才幹，遇事能決斷，具有男子漢氣概。她發覺胡適與曹佩聲有暖昧關系，不是溫柔勸陰，而是抓住胡適愛惜名聲的特點，採取進攻策略，大吵大鬧、寸步不讓。有次竟拿起裁紙刀向胡適臉部擲去，雖未擊中，但卻迫使胡適與曹佩聲斷絕了關系。④北大教授梁實秋成名之後，要同他的妻子離婚，梁妻忠厚懦弱，無力抗拒。江冬秀聞之挺身而出，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將粱妻接到自己家中，給她助威壯膽，最後鬧到法醫打官司，江冬秀還親自到法庭代她辯護，結果使梁實秋敗訴⑤。
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親時。發現從上庄到江村這條古道上的楊桃嶺一帶路面多年失修，坑坑窪窪，十分難走。她回到江村後．便慨然捐資修復了楊桃嶺附近的路面三處，還請了監工檢查驗收，至今，當地人們還念念不忘⑧。
抗戰期間，胡適去美，江冬秀避居滬上。她得知解放軍、游擊區的革命實情，非常同情革命人民。一九四五年春，她回到績溪上庄。當時上庄既有國軍駐防，也有新四軍、游擊隊住，安徽省保四團駐扎在鎮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擊隊員汪木海同志找她求援，她總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同志的家住在革命老區王家莊．國軍把他房屋燒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親。王母無處棲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她欣然接受，並給予庇護⑦
江冬秀雖長年寓居外地．但對本族晚輩仍不乏教育，她聽說生輝娘經常賠錢，又得知月仙和士全公家吵鬧，便親自寫信給近仁叔公，請他嚴加斥責．井叫他們嚴守規矩，愛惜名譽，不要敗壞家聲．如果「再有閑話給我聽見，我就不寄錢給他了」②。
江冬秀嫁了胡適以後．總是勸胡適不要走上政治道路，不要做官，希望他好好研究學問。但胡適還是違背了妻子的勸告，涉身於政界，做了「過河卒子」。一九三八年蔣介石兩次電報給胡適，要他出任美國大使，胡適不能簡單回絕了事，只好勉應其命。他寫信給冬秀，想讓她對此有所精神准備。信中說：「我在這(此時在歐美講學)十幾天，遇見了一件『富上樑山』的事（即指蔣要他出任美國大使的事），我知道你聽了一定很不高興，我心裡也覺得對不住你」。胡適為什麼說「對不住」夫人的話呢?因為江冬秀始終不贊成胡適搞政治。一個多月後，胡適再度寫信給冬秀，談及此事，信中說：「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胡適留學歸國時曾發下一願：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這時兩者均末實現，所以說二十一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江冬秀與胡適遠隔重洋，雖不同意，但也無可奈何！後來，胡適又寫信給冬秀說：「現在我出來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在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不作這樣想。……我感到愧對老妻，這是真心話」。⑨
作為學者的胡適，任美國大使後，在外交場合偶爾講了些不該講的話，這就給國內一些本來不滿胡適的人以口實，掀起了一種反胡動向。這風聲傳到了避居上海的江冬秀的耳朵里。她本來不願胡適在政府做官。聽到這種風聲後，更覺陷身政界劃不來。這位頗有膽識的女人，遂即要求胡適的好朋友張慰慈出面，要他一邊勸胡適借病辭職，一邊發電要求政府當局允許胡適辭職。
西諺雲；妻子是男人「較好的一半」，胡適的「較好的一半」是死心踏地的「相夫教子」，為他而生存，為他而服務；使他在學問上事業上橫沖直撞而無後顧之憂⑩。在流寓紐約的十年生活中，江冬秀在那個破舊的公寓里，也是「不出門，三十里」整天忙個不停。她不懂英語，有時還得自己上街買菜，夠辛苦了。一次胡適外出．江冬秀一人在家，一個彪形大漢破窗而入，江冬秀下意識地把公寓大門打開，反身對那盔賊大叫一聲：「GO」！那賊看了她一眼，真的「G0」了。江冬秀不會英語，只會說「Go」⑩。江冬秀還會燒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尤其會燒「徽州鍋」、豆腐渣，她常常請在美國的同鄉到她家赴「豆腐宴」。
江冬秀除了為胡適的生活服務以外，經常以打牌消遣日子。她每次打牌必贏，不知何故。她在麻將桌上贏來的錢，也是胡家的經常收入之一。後來，胡適在台灣任研究院長時，胡太大也經常邀朋友來家打牌，胡適也從不幹預，有時當四缺一時，她還要胡適來湊一角。身為院長的胡適，為了維護前院長(蔡元培)規定不準在公房打脾的好傳統，所以曾對他的秘書說，請幫我買所房子給我太大住，因為太大打麻將的朋友多，在公房打牌不方便。看來，胡適對太大也夠體貼的了⑩。
江冬秀平時除了打牌，就是看武俠小說。寓居紐約期間，她還停留在看武俠小說階段。唐德剛說：「胡太太找不到『搭』子，就讀武俠小說。金庸著作，胡太太如數家珍，金庸的小說，在胡家的書架上，竟亦旎旎然與戴東原，崔碧諸公(的著作)揖讓進退焉!」⑩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胡適心臟病實發，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逝世。江冬秀聞訊趕到，傷心之極，痛不欲生，醫生給她打了兩針大劑量的鎮靜劑，也末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奮情緒。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的長子祖望聞訊從美國趕回台北，在瞻仰父親遺容，行過跪拜禮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母子見面抱頭痛哭，胡夫人間：「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祖望渾身一顫，低聲說：「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胡夫人猛地一楞，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問一句；「你說什麼?」「我是在美國聽大陸上來的人講的，我怕你們傷心．一直沒敢寫信告訴你們。」江冬秀猛聽這一惡訊，頓時昏厥過去。在場的人都嚇壞了。經過一陣搶救，她才慢慢蘇醒過來。後來，祖望輕聲問道：「父親在遺囑里把他的遺體火化，你看怎麼辦?」胡夫人說：「不行．我和你父親曾有約在先，後死者有權決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張棺葬的」。治喪委員會把這個意見轉告給蔣介石，蔣說：「就按胡夫人說的辦吧！」⑩
據唐德剛說，胡太大還用鉛筆寫過一份自傳，曾經帶到紐約請他看。文中雖然錯別字很多，但卻生動地敘述了她的身世。可惜這份自傳，如今不知落在何處?
江冬秀在大軍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悅心堂居住，由於胡適執意要她同去美國，她只好隨之離開祖國而出走。在紐約度過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後，於一九五八年回到台灣，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亨年八十五歲。

[注]①見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②③④⑤見石原皋：《閑話胡適》、⑥見《績溪縣交通志初稿》、⑦見石原皋：《閑話胡適》、⑧見江冬秀家書(存績溪縣文化局)、⑨⑩見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抗戰時期的胡適》、⑾見石原皋：《閑話胡適》、⑿⒀見唐德剛：《雜記胡適》、⒁見《黃山》雜志總第二十一期：《胡適之死》
參考資料：作者：胡有守 來源：《旌德縣文史資料》

㈤ 金庸在寫完《鹿鼎記》後，就封筆不寫武俠小說了，這是為什麼呢

早在1972年，新武俠小說宗師之一的金庸，在寫完《鹿鼎記》後，就封筆不寫武俠小說了，這是為什麼呢?

書有其命，作家有其運，時代背景不同了。從金梁古溫的新派，到後來的超新派，仙俠奇幻，江湖早已脫離了金庸的俠氣，成為魔獸世界。

雖然如此，多少人還是心有遺憾:倘若金大俠不早早隱退，繼續笑傲江湖，多寫出若干新經典該多好。有人的地方，就有人讀金庸，武俠小說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但其一代宗師的經典傳奇卻影響深遠。

而今斯人已逝，想必金庸人皆稱其為文化大師，而非武俠宗師，一定得償封筆四十餘載的苦心吧!

㈥ 好看的非武俠，非言情小說，

東野圭吾的推理都不錯：《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惡意》《秘密》《放學後》《解憂雜貨店》《時生》《同級生》
江戶川亂步的推理也很好看：《湖畔亭殺人事件》《帕諾拉馬島奇談》
余華《活著》
龍應台《目送》
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哲學入門書 喬斯坦•賈德《蘇菲的世界》
二戰日本狀況 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
莊周《莊子》
胡適《我所不能理解的生活》
王國維《人間詞話》
沈復《浮生六記》
史鐵生《我與地壇》
余秋雨《山河之書》

㈦ 胡適的父親胡傳

胡傳
胡 傳 小 傳

黃 學 堂

胡傳（1841-1895 ，道光21年至光緒21年），原名珊，字鐵花、一字守三，號鈍夫，安徽績溪上庄人，出生於一個徽州茶商的家庭，。父親奎熙（律均）往來上海做生意，他和母親（程氏）住績溪老家，並隨伯父奎照（星五）、族叔課讀於塾中。胡傳自幼身軀修偉，生性刻苦，課讀之外，每到茶市繁忙時，還要協助父親入山收購春茶。

1856年， 16歲，隨父運茶至上海。次年春，至上海東郊川沙，受業於庄砥廉門下。 1858年，通過上海縣試；次年，通過松江府試。 1860年， 20歲，返鄉與元配馮氏結婚。未及半月，太平天國軍隊攻陷績溪縣城，數度占據其家園，一家人在刀兵、瘟疫、飢餓中度過五年。 1863年，元配馮氏遇難殉節。胡傳除了帶領家眷逃難，還協助督辦團練、與太平軍打游擊。

1868年， 28歲，通過上海龍門書院甄試，入院就讀，受業於揚州著名經師劉熙載門下，研習經史。在龍門書院三年（1868-1871），使胡傳的興趣由科舉考試轉向經世致用之學。他關心時事，深感科考時文浮灠不足學，致力古代軍事地理學，尤嗜《讀史方輿紀要》一書。

清廷平定太平天國後，胡傳為修復宗祠，自25歲至36歲（1865-1876）擔任司事長達12年，完成宗祠重建。 1867至1879年7月，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 39歲以後，胡傳放棄科考， 41歲外出遠游。 是時大清皇朝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歷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內戰，以及清廷與外人先後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等。在民族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召喚下，他關心時局、鑽研地理，注意到帝俄邊患的蠶食與侵略，毅然投效東北邊荒，展現傳統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情操。

1881年10月，剛過完中秋節，即自京師出發，費時42天，抵達東北吉林的寧古塔（11月27日 ）。以其堅忍的毅力，豐富的地理學知識，得到吳大澄的賞識， 1882年10月，特別向朝廷保薦，獲候補知縣之任命 。 在東北，做過土地測量、戶口調查、國界會勘、邊地墾務等工作，擔任五常廳撫民同知年餘，有「神君」、「良師」之譽。在東北4年又5個月（1881.10.27 ～ 1886.4），曾兩度遇險，幾乎喪命，後因母歿奔喪回里。

在家居喪年餘期間，吳大澄調升廣東巡撫，胡傳受吳氏之託， 1887年11月，前往海南島調查黎族互斗案。以一個月的時間，橫越海南島中心地帶，染瘴毒幾乎病死。 1888年9月，協助吳大澄治理黃河，績效卓著。 1889年，獲得「直隸州知州分發省分補用」的資格。 1890年，在江蘇辦理稅務。 1891年，奉旨調往台灣，次年春（1892.3.22 ，光緒18年2月24日），抵達基隆時，胡傳已52歲。

剛到台灣，任「全台營務處總巡」，在6個月內將全島考察一遍，這趟壯游，南到恆春，北至滬尾 (淡水) ，深入後山台東、花蓮、宜蘭，遠達外島澎湖，親赴全台31營、28哨、2隊，考察防務設施及訓練情形。接著，辦理台南鹽務，積弊一清，鹽務大有起色。 1893年，奉委「代理台東直隸州知州」一職，兼「鎮海後軍各營」統領，大力掃除軍中鴉片，加犟後山防務。在台任職3年6個月（1892.3.22 ～ 1895.8.15），迄台灣割日，奉命內渡。 1895年8月22日 ，死於廈門，年55歲。

胡傳生前最後的官銜是「 誥授通議大夫、賞戴花翎、江蘇候補知府、前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領鎮海後軍各營屯」，賞加三品銜。 胡傳在台東州官期間，獎勵農桑，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職，整頓營務，鞏固海防，心力大多投注在軍事方面。在他的《台灣日記與稟啟》里，詳細記錄了他在台東將近兩年（光緒19年6月1日至光緒21年閏5月3日 ， 1893.7.13 ～ 1895.6.25）所做的努力。從這些記錄里，非但可以看出清代末年政治和軍事的一部分情形，也可以知道當時少數知識分子對於時局的態度，以及一個實事求是的讀書人對於改進政治的措施。這些理想，雖因台灣割讓日本而未實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中國邊疆的開發史上，其事跡足以名垂青史。

民國41年（1952）——胡傳逝世後57年，胡適來到台東，當地父老「仍然記得我的父親是位武官——胡統領；而非文官——胡知州」。台東父老為了紀念這位清代州官，特別把火車站前的光復路改為「鐵花路」，並將鯉魚山忠烈祠旁日人遺留的「忠魂碑」改為「 胡傳的紀念碑 」，碑文額篆曰：「清台東直隸州州官 胡鐵華 先生紀念碑」，並有〈碑記〉載其事跡。

㈧ 如果魯迅先生肯寫武俠小說，就沒有金庸什麼事兒了

別他媽的瞎逼逼了，魯迅只是被某組織為了特殊的考慮強行掛到神壇上的，其本身的文學功底、作品質量在同時代並不是頂尖的存在。（胡適、陳寅恪等人都強過他）金庸好歹也是現在四大才子之一，文學功底不弱於魯迅。

㈨ 胡適怎麼是這樣的人，簡直不敢相信

胡適的夫人江冬秀，一零年出身於旌德江村，父親江世賢早年辭世．母親呂賢英是廟首呂朝瑞(探花)、呂佩芬父子翰林的後裔。江冬秀里出身於仕官之家，但由於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沒有受到較多的文化教育，僅僅讀了幾年私熟，初通文字而已。在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里，她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女姓，但她畢竟是一代名人胡適的夫人。所以又是千百萬不幸婦女中的幸運者。「胡遠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竟娶了個鄉村小腳夫人，不能說不是一件奇聞。因此，「胡適的小腳夫人」，成了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①．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江冬秀與胡適的結合，有著一段戲劇性的過程。江冬秀與胡適原是親戚，胡適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親到績溪旺川胡適的姑婆家走親戚、看出神賽會，恰巧胡適也隨母到了姑婆家。江母看中胡適眉清目秀，聰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兒冬秀許配給他。但胡適頗有顧慮：一因冬秀大一歲，績溪俗諺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說；二因冬秀屬虎，認為屬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歷害；三因江家興旺，胡家已中落，有興衰不相稱之慮，因此不肯表態。由於江母一心想成就這門親事，便托胡適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熟的胡祥鑒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鑒的學生，胡祥鑒為成全這樁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說好，萬般慫恿，胡母這才同意讓他把冬秀的「八字」開來看看再說。紅紙「八字」送來，經過算命先生的推斷；冬秀命帶宜男，兩人很合，不沖不克，女大一並不妨礙。胡母又把紅紙八字疊好，放進擺在灶神爺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進了幾個初被選中的「八字」。過了一段時間，家中平安無事，沒有一點不祥之兆．胡母這才虔誠地拜過灶神，拿下竹筒搖了搖，然後用筷子夾出一個「八字」來，攤開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賜良緣」。當時還只有十四歲的胡適與十五歲的江冬秀的終身大事，就這樣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湊和灶神爺保佑之下定了下來②。
江、胡兩家訂了婚約之後，胡適就先後到上海、美國求學去了。過了十多年他倆還未結婚。這時，家鄉謠言四起；有的說，胡適在美國有了女腸友，有的說他已經和一個外國洋姑娘結婚了，甚至還有人說他已經生了孩子。可是，江冬秀的思想不但沒有因此而波動，而且這時還做了放大纏足的嘗試。她的放足的行動，後來還得到了胡適的贊賞和鼓勵。
一九一七年夏，胡適留學回國後，返鄉探望老母，商訂於本年寒假結婚。他很想先與冬秀見一面，結果不但沒有見著，反而引起一些笑話來。《胡適的日記》中說：「……我親自到江村。他(她)家請我吃酒。席散後。我要求一見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外，他先進去說，我坐在外翻書等著。我覺得樓上樓下暗中都擠滿了人，都是要看『戲』的！耘圃出來，面上很為難，叫七都的姑婆進去勸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來，招我進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帳都放了下來；姑婆要去強拉開帳子，我搖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來。這時候，我若打轎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時便僵了。我那時一想，此必非冬秀之過．乃舊家庭與習慣之過……回到家裡，人家問我看見了新人沒有，我只說，見過了，很好。我告訴母親，母親大生氣，我反勸他(她)不要錯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傳說出去。人家問我，我也只笑不答。後來冬秀於秋間來看我母親，訴說此事。果然是舊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時確是危機—發之時……已經是二十世紀的年代了，這位二十八歲的者姑娘還躲入床上放下帳子，羞見訂婚已經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這在當時卻不能不作為一種趣聞，傳播四鄉。一九一七年寒假，胡適從大學回家，文明結婚。他親自寫了兩副對聯：一副是「舊約十三年，環游七萬里」；另一副上聯是「三十夜大月亮」(結婚之日是陽歷卅日,陰歷十一月十七日)，下聯一時沒有想好。這時。他身旁一個綽叫「瘋子」的本家哥哥毓蛟，雖無功名，卻有捷才。他脫口而出：「念七歲老新郎」，巧妙而風趣地對了那幅上聯。胡適認為很好，照著寫了。在結婚儀式上，他們破除了舊式禮節，只是新郎新娘結婚證書上互相用印和證婚人用印，雙方交換金戒指，證婚人講話，新郎講話，沒有拜天地，向長輩行禮和新夫婦交拜禮，都是以鞠躬代替叩頭⑤。這樣的婚禮，當時在古老閉塞的山村，確是別開生面地揭開了新事新辦的新序幕。
婚後第二年，江冬秀到了為胡適主持家務。她雖然是一個身受封建舊禮教毒害較深的小腳女人，但頗有魄力，有才幹，遇事能決斷，具有男子漢氣概。她發覺胡適與曹佩聲有暖昧關系，不是溫柔勸陰，而是抓住胡適愛惜名聲的特點，採取進攻策略，大吵大鬧、寸步不讓。有次竟拿起裁紙刀向胡適臉部擲去，雖未擊中，但卻迫使胡適與曹佩聲斷絕了關系。④北大教授梁實秋成名之後，要同他的妻子離婚，梁妻忠厚懦弱，無力抗拒。江冬秀聞之挺身而出，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將粱妻接到自己家中，給她助威壯膽，最後鬧到法醫打官司，江冬秀還親自到法庭代她辯護，結果使梁實秋敗訴⑤。
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親時。發現從上庄到江村這條古道上的楊桃嶺一帶路面多年失修，坑坑窪窪，十分難走。她回到江村後．便慨然捐資修復了楊桃嶺附近的路面三處，還請了監工檢查驗收，至今，當地人們還念念不忘⑧。
抗戰期間，胡適去美，江冬秀避居滬上。她得知、游擊區的革命實情，非常同情革命。一九四五年春，她回到績溪上庄。當時上庄既有駐防，也有新四軍、游擊隊住，安徽省保四團駐扎在鎮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擊隊員汪木海同志找她求援，她總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同志的家住在革命老區王家莊．把他屋燒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親。王母無處棲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她欣然接受，並給予庇護⑦
江冬秀雖長年寓居外地．但對本族晚輩仍不乏教育，她聽說生輝娘經常賠錢，又得知月仙和士全公家吵鬧，便親自寫信給近仁叔公，請他嚴加斥責．井叫他們嚴守規矩，愛惜名譽，不要敗壞家聲．如果「再有閑話給我聽見，我就不寄錢給他了」②。
江冬秀嫁了胡適以後．總是勸胡適不要走上道路，不要做官，希望他好好研究學問。但胡適還是違背了妻子的勸告，涉身於政界，做了「過河卒子」。一九三八年兩次電報給胡適，要他出任美國大使，胡適不能簡單回絕了事，只好勉應其命。他寫信給冬秀，想讓她對此有所精神准備。信中說：「我在這(此時在歐美講學)十幾天，遇見了一件『富上樑山』的事（即指蔣要他出任美國大使的事），我知道你聽了一定很不高興，我心裡也覺得對不住你」。胡適為什麼說「對不住」夫人的話呢?因為江冬秀始終不贊成胡適搞。一個多月後，胡適再度寫信給冬秀，談及此事，信中說：「我二十一年做的人(胡適留學歸國時曾發下一願：二十年不談。二十年不入政界。這時兩者均末實現，所以說二十一年)不做的官，何等?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江冬秀與胡適遠隔重洋，雖不同意，但也無可奈何！後來，胡適又寫信給冬秀說：「現在我出來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路上去，這是你在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不作這樣想。……我感到愧對老妻，這是真心話」。⑨
作為學者的胡適，任美國大使後，在外交場合偶爾講了些不該講的話，這就給國內一些本來不滿胡適的人以口實，掀起了一種反胡動向。這風聲傳到了避居上海的江冬秀的耳朵里。她本來不願胡適在做官。聽到這種風聲後，更覺陷身政界劃不來。這位頗有膽識的女人，遂即要求胡適的好朋友張慰慈出面，要他一邊勸胡適借病辭職，一邊發電要求當局允許胡適辭職。
西諺雲；妻子是男人「較好的一半」，胡適的「較好的一半」是死心踏地的「相夫教子」，為他而生存，為他而服務；使他在學問上事業上橫沖直撞而無後顧之憂⑩。在流寓紐約的十年生活中，江冬秀在那個破舊的里，也是「不出門，三十里」整天忙個不停。她不懂英語，有時還得自己上街菜，夠辛苦了。一次胡適外出．江冬秀一人在家，一個彪形大漢破窗而入，江冬秀下意識地把大門打開，反身對那盔賊大叫一聲：「GO」！那賊看了她一眼，真的「G0」了。江冬秀不會英語，只會說「Go」⑩。江冬秀還會燒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尤其會燒「徽州鍋」、，她常常請在美國的同鄉到她家赴「豆腐宴」。
江冬秀除了為胡適的生活服務以外，經常以打牌消遣日子。她每次打牌必贏，不知何故。她在麻將桌上贏來的錢，也是胡家的經常收入之一。後來，胡適在任研究院長時，胡太大也經常邀朋友來家打牌，胡適也從不幹預，有時當四缺一時，她還要胡適來湊一角。身為院長的胡適，為了維護前院長(蔡元培)規定不準在公打脾的好傳統，所以曾對他的秘書說，請幫我所子給我太大住，因為太大打麻將的朋友多，在公打牌不方便。看來，胡適對太大也夠體貼的了⑩。
江冬秀平時除了打牌，就是看武俠小說。寓居紐約期間，她還停留在看武俠小說階段。唐德剛說：「胡太太找不到『搭』子，就讀武俠小說。金庸著作，胡太太如數家珍，金庸的小說，在胡家的書架上，竟亦旎旎然與戴東原，崔碧諸公(的著作)揖讓進退焉!」⑩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胡適心臟病實發，在台北南港研究院蔡元培館逝世。江冬秀聞訊趕到，傷心之極，痛不欲生，給她打了兩針大劑量的鎮靜劑，也末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奮情緒。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的長子祖望聞訊從美國趕回台北，在瞻仰父親遺容，行過跪拜禮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母子見面抱頭痛哭，胡夫人間：「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祖望渾身一顫，低聲說：「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胡夫人猛地一楞，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問一句；「你說什麼?」「我是在美國聽大陸上來的人講的，我怕你們傷心．一直沒敢寫信告訴你們。」江冬秀猛聽這一惡訊，頓時昏厥過去。在場的人都嚇壞了。經過一陣搶救，她才慢慢蘇醒過來。後來，祖望輕聲問道：「父親在遺囑里把他的遺體火化，你看怎麼辦?」胡夫人說：「不行．我和你父親曾有約在先，後死者有權決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張棺葬的」。治喪委員會把這個意見轉告給，蔣說：「就按胡夫人說的辦吧！」⑩
據唐德剛說，胡太大還用鉛筆寫過一份自傳，曾經帶到紐約請他看。文中雖然錯別字很多，但卻生動地敘述了她的身世。可惜這份自傳，如今不知落在何處?
江冬秀在大軍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悅心堂居住，由於胡適執意要她同去美國，她只好隨之離開祖國而出走。在紐約度過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後，於一九五八年回到，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亨年八十五歲。

[注]①見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②③④⑤見石原皋：《閑話胡適》、⑥見《績溪縣交通志初稿》、⑦見石原皋：《閑話胡適》、⑧見江冬秀家書(存績溪縣文化局)、⑨⑩見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抗戰時期的胡適》、⑾見石原皋：《閑話胡適》、⑿⒀見唐德剛：《雜記胡適》、⒁見《黃山》總第二十：《胡適之死》

㈩ 武俠小說真的如胡適所說下流嗎

好的多了，也許有一些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