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對金庸小說的看法(急求答案)
作品氣勢很宏大的 風格很傳統 集 現代武俠小說之大成
『貳』 金庸先生對於武俠小說的看法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叄』 金庸武俠小說的價值及意義是什麼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貿易金融中心，在高度繁忙的商業活動中運轉著。香港的作家不能不受到商業機制的制約，這就決定了香港的文學作品帶有很強的商業化特點：娛樂性較強，通俗文學盛行。金庸的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在整個香港文學中一枝獨秀，有著重要的地位。
金庸是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集新派小說之大成，廣泛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武俠小說之精髓。著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說神俠依碧鴛」等14部小說，並以《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等為代表作。金庸把武俠小說從一個較低的通俗娛樂層次提高到了於娛樂中負載人生哲理、生命體驗、價值信仰的較高的藝術境界，具有極深的文化內蘊。成為雅俗共賞的成人童話，被譽為「香港三大奇跡」之一。
金庸武俠小說的歷史文化內涵。
金庸是一位歷史學家，其小說中始終洋溢著一種歷史英雄觀，即英雄上歷史的創造者。金庸將歷史與小說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說的方式演化歷史事件與人物。作為英雄傳奇小說，金庸武俠著重體現的是英雄人物對於歷史的決定作用。英雄傳奇首先要以情節為先，充分利用懸念起伏跌宕，用金聖嘆的話來說情節往往發展到無路可走，作者再絞盡腦汁想出出人意料的辦法。其次人物要扁平誇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 號，但還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傑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俠義志士、乞丐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其筆下的英雄人物個性鮮明，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在善與惡的沖突中，生與死的抉擇中，價值信仰與個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內心高尚的品格。並且還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百態人生，有豪傑志士、跳樑小丑，有野心勃勃爭霸武林，有清心寡慾、無為無求，有兒女情長、多情多義……
小說中的帝王英雄，叱吒風雲，縱橫馳騁，盡顯風流，從而締造鞏固千里江山。以〈射鵰英雄傳〉中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與〈鹿鼎記〉中的康熙大帝最為典型。鐵木真從勢力微弱到忍辱負重統一大草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鐵騎踏遍草原。作者將一個彎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畫的淋漓盡致。〈鹿鼎記〉應該是以武俠的視角來寫歷史的一部小說最恰當不過了，整部小說貫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豐功偉績：除鰲拜、滅三藩、平定葛爾丹，儼然一個武俠式的〈康熙王朝〉，可見作者豐厚的歷史功底。
俠士英雄是刻畫的最精彩、動人的，容貌上猶如「白馬王子」又總能力敵萬夫，勢不可擋，既俠骨柔情又肝膽相照，很純情但是僅僅止於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賞了，他往其中裝了很多理想性的東西，諸如儒家的大擔當、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准則，從而拓展了小說的內存空間，所以才會有著名作家王蒙讀《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動之哭，才會有人認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與《天龍八部》。
這些俠士英雄在金庸小說中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之將傾，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創造歷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為青睞的一種，寄託著作者的終極理想。《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的郭靖以及《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最具代表性。《射鵰英雄傳》中記敘了歷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戰」，北宋的南大門襄陽城決定了整個國家的命運，然而正是由於郭靖的鎮守與保衛，才會被包圍四年之久而沒有失陷於元，延遲了北宋的滅亡時間。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參與到了北宋對元的反吞並戰爭中，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態度與一種社會責任感誓死保衛自己的國家。喬峰又是另外一個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種大擔當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身為漢人時積極阻擋遼的入侵，或許是命運的捉弄，又讓他偏偏是遼人的後代，身為遼人則又竭力勸諫阻止對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邁的氣度在宋遼之戰中堅持著正義，最終悲壯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從美學角度來看，金庸小說在廣闊的歷史空間中廣泛地涉及動亂時代的生活領域。表現出了動亂人世的悲憫情懷，對於源遠留長的東方文化給予深刻的透視與反思，建構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說不象其他的武俠小說一樣，刻意追求離奇怪異的故事情節，盲目虛構沒有一點歷史真實感。而是截取真實的歷史背景，具有一種真實的藝術魅力。題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際。這一段歷史時期政治局勢混亂，軍事勢力割據，因此便於建構一種「亂世出英雄」、「亂世英雄亂世情」的審美境界。
作者並且還在歷史的 長河中擷取許許多多的真實人物，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歷史的民間傳說，然後再讓精心虛構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縱橫決盪，決戰沙場，笑傲江湖，從而給人一種藝術真實的享受。因此讀金庸的武俠總有一種讀歷史小說的感覺，真實的歷史事件，真實的歷史人物。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靖康之難、襄樊之戰等事件，以及王重陽、丘處機等道家人物《；鹿鼎記》中的除鰲拜、滅三藩、平定葛爾丹、順治出家；〈書劍恩仇錄〉中有關乾隆皇帝的出身的傳說。在這一點上，金庸與19世紀英國小說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歷史看成是掛他的小說的釘子，以歷史來網路他的小說，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俠小說的傳統文化內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俠小說的方式對於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地洞察與反思，將儒、釋、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說當中滲透與解析，具有一種新的視角與方式對傳統的儒、釋、道三家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建構樹立起自己的一種價值觀與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與本性，崇尚著一種豁達、明朗、有著道德准則與責任感而又不拘泥於舊的傳統形式的自由。對三家思想發揚其光彩之處，丟棄其消極不足之處。
儒家學說盡管有宣揚封建正統、等級觀念及綱常禮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時代的價值存在。儒家的「仁」確立了人的精神生活與行為實踐的出發點，充滿了博愛的精神。「義」確立了行為價值的最終評價標准。儒家積極入世，強調社會的擔當感、責任感和道德准則。金庸的武俠小說中著墨最多的也是這一點，成為小說中的一個亮點，絢麗多彩。《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義」的化身，還有《神鵰俠侶》中的楊過與《天龍八部》中的喬峰。他們都視仁義如生命，重義輕利、捨生取義，對社會、生活具有極強的責任感，固守一個鐵的道德准則，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擔當重任、臨危不懼、忍辱負重，誠如孟子所雲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與之相反的價值觀，如《射鵰英雄傳》中的楊康見利忘義，為貪圖富貴而視民族氣節於不顧，身為漢人卻認金人為父，狡黠善變至死而不思悔改，與忠厚善良、仁義正直的郭靖形成鮮明的對比。作者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兩個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恥」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時時不忘的國恥又是楊康最為貪圖富貴而又不顧的因而使整部小說負載了一種很深的思想內涵，而非一般武俠小說淺顯意義上的恩怨仇殺，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說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說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淫的浩然正氣，譜寫了一種積極的人生哲學，以民族中的精英確立和顯現了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儒家中狹隘的愛國主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使其小說由一個層次的打打殺殺上升到了忠誠報國的藝術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國仇。在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中，郭靖持一種憨厚、朴實、忠誠的品質，永不妥協積極進取的態度，仁義至上的信條表現出對於大宋的一片赤誠忠心，從而構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維空間，並以愛國主義思想為核心。郭靖的愛國主義思想表現得最為感人，一切利害沖突在它的面前都顯得無關緊要了，特別是與成吉思汗吞並大宋統一全國的矛盾沖突。茫茫草原上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驕是撫養他長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執行知曉自己是漢人，應該保衛自己的國家不應屈從於蒙古人 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對於傳授武藝的老師哲別的民族矛盾沖突也是如此，私情與國仇涇渭分明，堅持鐵的原則，不屈不撓，充分顯示出 維護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氣節。因此，郭靖的愛國主義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表現的則是痴忠，同樣具有動人心魄的感人力量。無論師父岳不群如何誤會，甚至陷害，他依舊一片忠心不改，以致於致他於死地，令狐沖仍把他當作養父對待。
金庸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而且 對於佛家也頗有研究，通過其作品便可窺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說中不但巧妙地運用佛家經典來貫穿組織故事，而且運用佛家思想來點化人生，闡明一種為人處世的人生哲理，解決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間的關系，勸戒眾生棄惡從善，放棄拋掉種種瑣碎的恩怨，弘揚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真、善、美的傳統美德，用佛家 語來說：普渡眾生。以《天龍八部》、《鹿鼎記》最為典型。《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個用語，指八位護神。其中一個主人公段譽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與代言人，他從小就違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門規棄武而學佛，痴迷於佛經典故。段譽身上體現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跡，「善」字當頭，「忍」字當先，雖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凈土，佛祖永留心中。因為決不強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無私，心靜如水，無欲無念立地成佛，盡管他不是佛門中人。另外小說中肖家與慕容氏家的矛盾從不可調和至妥善解決，恐怕只能藉助於佛家，最終皈依佛門。《鹿鼎記》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部經書《四十二章經》組織串聯起整個故事，並以順治皇帝（即行痴）來渲染佛家的影響。但金庸對佛家思想也進行了反思與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記》中順治與康熙的相見，不過是以婉轉|間接的方式輕輕地點擊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說中也是顯而易見的，金庸以極高的熱情及傳奇的方式密切關注著道教的發展。從〈天龍八部〉中的逍遙派（當然這一門派或許是虛構的，名字是源於莊子的思想）到〈射鵰英雄傳〉中的全真教（這便是符合歷史史實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陽、丘處機等）再至〈倚天屠龍記〉中 的武當派。用傳奇色彩結合著歷史史實全力描繪著道教的故事。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卻以內含的方式蘊藏在小說的絲絲縷縷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性格，灑脫、毫無拘束、狂放不 羈，正是道家順其自然、逍遙自在、仙風道骨的形象體現與寫照。同時也體現了對中國因循幾千年的正統文化的一種叛逆，更是作者極力所建構的一個理想性格。令狐沖正是這樣無拘無束，所以才被正統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過打破嚴格的正邪界線的一種反傳統的方式，建立了一個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這便是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質疑。在小說當中作者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顯示他們的背叛傳統，譬如嗜酒、不循規蹈矩、結交「姦邪」等第。《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也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好賭、貪財、好色、膽小，儼然一個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卻寄託著作者的一種理想的美好的東西——對於正統的叛逆，對於江湖道義的看重。義字可以說是韋小寶的核心品質，也是最有密度與質量的品質。盡管在他身上還匯集著很多的缺點，但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鵰英雄傳》中的黃葯師也是一個傳統的叛逆。他的口頭禪就是「迂腐」，反對一切過時的不合理的東西。這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被認為「邪」，所以有「東邪」之稱。然而作者卻不這樣認為，反之對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將他放置在一個純潔無任何干擾的世外桃源———桃花島中生活。黃葯師性格豪放，不為世俗所拘囿，與一個年輕他幾十歲的青年稱兄道弟，體現出了人類rlie 本性生命力的張揚，這就是作者寄託他的反傳統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以一個江湖意義上的「義」字為價值取向，追求人類本身固有的一種純真。身在江湖，「義」字當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封建性的東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成分—— 同心協力、救危扶困、上報國家、下安黎民。
儒、釋、道三家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至深。儒家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有著不容否認的歷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觀的文化心理結構上也廣泛地被民眾所認可與接受；佛家自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對整個中國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庸小說則汲取三家思想之精華，立於一個新的更高的角度，對其進行重新審視與定位，從而確立了自己的一種新的人生哲理、價值觀、世界觀。譬如金庸小說中的一句名言：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無招勝有招。
金庸武俠小說的通俗文化內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說蘊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底蘊，借題發揮由一首古詩便能演繹出一個傳奇故事。整體上規模宏大，情節結構波瀾起伏，氣勢非凡，既武俠又言情，難怪台灣作家三毛評論金庸說「只寫一個『情」字。金庸小說的靈性在於，常常以絢麗多彩的大自然景觀作為背景環境，絢麗多彩的自然景觀作為人物活動的襯托，使自然景色與人物情感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一種人天合一的效果，產生動人心魄的獨特藝術感受。作者以飽滿的熱情將中華大地的壯麗山河融入他的小說，設置了一個充裕、優美的人物活動空間，描繪名山、大川的種種風彩，講述它們的文化與歷史。作者筆下將祖國的三山、五嶽、草原、海島一一點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優美畫卷中編織一個個驚心動魄又纏綿悱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風雲，兒女之情長相映成輝，並由此產生一種壯美。以《笑傲江湖》最為璀璨奪目。五嶽雄奇的風光，恆山的懸空寺，衡山的歸雁樓，嵩山的封禪台，浩盪的長江，滾滾的黃河，盡納其中。還有《射鵰英雄傳》中茫茫的大草原，帶給人一種厚重、深遠的文化享受。並且輔以琴、棋、書、畫等高雅的藝術品位精心構思出紛繁多樣的傳奇故事，從而使整部小說顯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種深厚的藝術底蘊。《天龍八部》中的枯容大師與四大惡人的棋局之賭，無亞子的真龍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書畫「江南四友」，還有那一曲琴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構思也在於此，以一支樂曲組織全篇，演繹出一段回腸盪氣的江湖故事。
總之，金庸通過通俗小說洞察了整個東方幾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極深的文化內蘊，並對於傳統文化進行觀察與反思。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歷史、虛幻、人生、江湖中貫通，從佛禪、老莊思想中得到解脫與升華。任自然而得曠達，由一瞬而轉換為永恆。悲慨之中容有超脫，包容種種的人生態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融合在開闊博大的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歷史畫卷之中，系於一個個愛恨悠悠的情節。金庸小說在一種闊大遼遠的自然、社會的范圍之內，完成了一種入世與超世、樂觀與達觀的深遠的藝術境界。
『肆』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伍』 了解「金庸小說」的大俠進來~~！說的好我另外多加20分
1955 《書劍恩仇錄》
1956《碧血劍》
1957《射鵰英雄傳》
1959《神鵰俠侶》《雪山飛狐》
1960《飛狐外傳》
1961《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
1963《連城訣》《天龍八部》
1965《俠客行》
1967《笑傲江湖》
1969《鹿鼎記》
1970《越女劍》
1972《鹿鼎記》連載完畢，宣布就此封筆不寫武俠小說。
越女劍：春秋末年（約公元前485年-前473年）
書中提到越女授劍之後——「三年之後，勾踐興兵伐吳……」。則由越對吳的第一次復仇之戰應在公元前482年可知：越女之事當在前485年左右。
其後越對吳數次攻伐，終於滅吳；吳王夫差自盡於公元前473年。
天龍八部：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元佑九年/紹聖元年（公元1090年-1094年）
《天龍八部》一書的起始終結本來是很清楚的，只是書中出現了幾處BUG，使考證者容易迷失方向。
《天龍八部》開始於大理天佑年間（第六回中說「保定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佑，其時正當天佑年間……」），但具體是哪年仍不清。這是因為目前史學家們只知道保定帝是從宋元豐五年到紹聖元年在位，但保定、建安、天佑這三個年號到底各佔了幾年，迄今尚無佐證。這樣我們就只能另找時間線索了——幸好，喬峰任幫主的時間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時間坐標。
書中第十五回中寫喬峰「執掌丐幫八年……」，而汪幫主那封信「……下面注的日子是『大宋元豐六年五月初七日』。喬峰記得分明，那正是自己接任丐幫幫主之日……」，則可知喬峰是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當的幫主，以此推算，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之時乃是北宋哲宗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而此時是三四月間，推算回去全書開始時應是上一年的秋冬季（拈花寺里的景象是黃葉飄落，考慮到大理氣候偏暖，應是秋冬季，從開始到鳩摩智劫走段譽經過了十八天，之後「這般走了十餘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國境……又行了二十餘日……這一日終於到了蘇州城外……這時正是三月天氣」），因此《天龍八部》開始於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
關於結束，書中出現的可參考歷史事件就是太皇太後高氏去世、哲宗親政改元。史載此事發生於哲宗元佑九年/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之後最多二三月時間（「如此過了月余，那四名說客竟毫不厭煩……」，且提到要渡黃河，則顯然未到封凍季節）蕭峰自盡、全書結束。所以《天龍八部》就結束於元佑九年/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
只是這樣一來，書中就有了兩處時間上的矛盾了（史實上的矛盾例如大理國皇位繼承的順序與時間等就不去管它了，這里說的是時間上出現的自相矛盾的情況）。一個是鍾靈這小姑娘的生日，第一回寫的明明是鍾靈「十六歲」，可第二回和第九回都寫了鍾靈生於「己未年十二月初五丑時」，則算一下干支可知，鍾靈應是北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生人，全書開始時才11歲……這個，汗……另一個是段譽的年齡，書中第一回和第四回兩次提到當時段譽已經19歲了（「鍾靈道：『十六！你呢？』段譽道：『我大你三歲。』……段譽插口道：『嗯，你十八歲，小我一歲。』」），可是第四十八回中卻說段譽生於「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廿三日」也即公元1083年，則全書開始時7歲。再汗……
不知為何金庸先生把生日都寫得那麼清楚了，卻沒有算對年頭……
射鵰英雄傳：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嘉定十四年左右（公元1199年-1221年左右）
開始的時候，張十五明確提到：「……光宗傳到當今天子慶元皇帝手裡，他在臨安已坐了五年龍廷……」。故故事開端於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而郭靖楊康生於1200年。
全書結束於成吉思汗辭世，如按史實則發生於南宋理宗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但考察一下《射鵰英雄傳》的時間流程——郭靖18歲煙雨樓之會後，大約只過了兩三年左右的時間就全書結束（……這一找就是半年，秋去冬來，冬盡春回……又過月余……軍行十日，已抵撒麻爾罕城下……兩人如此在石屋中一住月余……又過數月，眼見金風肅殺，士飽馬騰，成吉思汗又興南征之念……緩緩南歸，天時日暖，青草日長……）。盡管到底經過了多少年並不非常肯定，但由下面《神鵰俠侶》的考證（楊過應生於1219年而《射鵰英雄傳》結束時楊過還是個嬰兒）可知，說是兩三年不會有太大誤差，則此時最多也就是1200+18+3=1221年。
神鵰俠侶：南宋理宗紹定五年/六年-開慶元年（1232/1233年-1259年）
《神鵰俠侶》開始的時間可以由楊過的年齡推算：窯洞前出場時楊過是「十三四歲少年」；而由《射鵰英雄傳》中的相關情節可知，穆念慈是煙雨樓之會那年也即1218年在鐵掌峰上受孕的，加上十月懷胎的時間，則楊過應出生於1219年。由此可知，《射鵰英雄傳》一文的最後郭、黃遇到穆、楊母子時，楊過2歲左右；而《神鵰俠侶》則應開始於1219+13/14=1232/1233年。
《神鵰俠侶》結束那年是風陵渡相會的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這年郭襄16歲。同年楊過飛石擊斃蒙哥（這與史載蒙哥死於1259年7月也相合，盡管地點和死因純屬虛構），而華山論劍就在其後不久，當在同一年。所以《神鵰俠侶》就結束於公元1259年。
順便說一句，此時鎮守襄陽的郭靖已經是59歲的高齡了……
倚天屠龍記：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四年-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262/1263年-1358年）
開篇郭襄遇到張君寶時張「十六七歲」，而「元順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時張三豐90歲，則倒推可知小說開始時應為公元1262/1263年，即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四年。
另外，開篇明確提到「郭襄……三年來沒得到他二人半點音訊……於是稟明父母，說要出來遊山玩水，實則是打聽楊過的消息……自北而南，又從東至西，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中原……」，因此郭襄上少林應在華山之別後3、4年間。由上面《神鵰俠侶》年代考可知，也就是在公元1259年後3、4年，正是1262/1263年間。
由上可知，《倚天屠龍記》開始於1262/1263年。
關於結束時間，有兩條渠道。一是按歷史事件推算，《倚天屠龍記》結束時可參考的歷史事件就是韓山童戰死，而史載韓山童被捕遇害是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這與書中的時間流程明顯不符。因而用歷史事件來定標行不通，還需要從另一渠道來考察——這就是張無忌的年齡。
倚天屠龍記》一書雖然有著明確的歷史背景，但除張三豐的年齡和歷史紀年有明確的對應外，其它具體年月並不清晰。這就需要有一個推算的渠道——張無忌與張三豐之間的年齡對應關系就是一個可資參考的標准。我們將通過考察無忌在全書結束時的年齡來推算其時張三豐的年齡，並由已確知的張三豐年齡與歷史年代的對應關系得到《倚天屠龍記》結束的時間。
我們知道公元1336年時，張三豐90歲，且其生日為四月初九；就在這一年，張殷相識、謝遜現身、仙舸北渡。而張三豐百歲時即公元1346年的四月初九時，按書中所述張無忌「十歲」。但他是剛滿十歲還是即將滿十一歲呢（這牽扯到後來的年代推斷）？
這涉及到張無忌的出生月日，這一點書中交代得並不十分清楚。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出殷素素懷孕應該是在到島上不久之後——「忽忽數月，有一日……張翠山一怔之下，大喜過望，叫道『你有孩子啦？』……」——故而應還是在1336年，且由下面一段可知，至遲不會晚於秋季。
「天候嬗變，這時日漸短而夜漸長，到後來每日只有兩個多時辰是白天，氣候也轉得極其寒冷。殷素素有了身孕後甚感疲懶，但一切烹飪、縫補等務，仍是勉力而行。這一晚她十月懷胎將滿……」由這一段並不能准確斷定分娩發生的時間，但大致可以推斷應在冬末或轉年的春季，也即張無忌生日在冬末或初春。
而無忌離島時也是冬季（「……每年黑夜最長之時，總是刮北風，數十晝夜不停……說不定你們便可回歸中土……」），則1346年4月張三豐百歲時，張無忌應為剛滿十歲（此處當是按虛歲計，即以出生為一歲，故九年多十歲）。
這之後，又有幾次提到年齡與時間。
「谷中安靜無事，歲月易逝，如此過了兩年有餘，張無忌已是一十四歲。」
「他在這雪谷幽居，至此時已五年有餘，從一個孩子長成為身材高大的青年。」
但真正對推斷年代有價值的是張無忌出谷遇蛛兒時的對話：「……蛛兒道『你幾歲啦？』張無忌道『二十一歲。』……」
在這之後再未明確提過無忌的年齡，故此時的具體年月確認就很關鍵了，但遺憾的是這時恰好又是冬季（「次日續向西行，走出百餘里後，已是正午，赤日當頭，雖然隆冬，亦覺炎熱……」）。則張無忌說他「二十一歲」時是剛過生日還是已近下一個生日仍然不明。不過從經歷的時間長度（蝴蝶谷時14歲多，赴西域後在朱長齡家過過一個新年，應視為已15歲了，又在谷中5年有餘）來看，筆者較傾向於此時剛過21歲生日，則無忌此年21歲。數月後的八月十五，蝴蝶谷聚會，無忌仍然21歲。
轉過年來的三月十五，張與周的婚禮。同年的數月後就是全書高潮的端陽屠獅大會、韓山童戰死、全書結束。由於是在九月九端陽後，故張肯定已經是22歲了。
故《倚天屠龍記》結束時，無忌22歲。根據張無忌與張三豐的年齡對應關系可知，時年張三豐應為112歲，故當在公元1358年。
連城訣：明中前期
論據1：書中的「知縣、知府」等官名和「荊州府、江陵縣」等建置，都是明清兩朝所有的。
論據2：丁典追憶凌霜華所述時提到「……承聖三年，魏兵攻破江陵，殺了元帝。但他聚斂的財寶藏在何處，卻無人得知……幾百年來，這秘密始終沒揭破……」梁元帝死於公元554年，既然說的是「幾百年後」，則至遲不能晚於公元1554年——其時尚在明中葉。
因此《連城訣》的時代背景應為明而不是清，且極可能是在明前期，至遲不晚於明中期。
笑傲江湖：明中葉（公元1500年後）
論據1：書中祖千秋評酒具時提到過「元瓷」，本朝之人當不會用此口吻敘述本朝之事，由此可知《笑傲江湖》的時代背景當晚於元，在明或清。
論據2：文中所提到的官職、地名、縣府建置均為明清兩代所特有。
論據3：《鹿鼎記》中有「……前朝有令狐沖……」之句，則為清代之前無疑。
結合前三條論據可知，《笑傲江湖》發生在明代。
論據4：根據長江三俠《笑傲江湖年代考》一文中對華山派師承的分析，則穆人清約為令狐沖徒孫一輩。《笑傲江湖》當發生於明中葉1500年左右。
論據5：文中提到「其實百餘年前，這教派的真正名稱便叫作五毒教，創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都是雲貴川湘一帶的苗人……」此時五毒教被稱為「五仙教」，而在《碧血劍》中則又恢復為五毒教的稱呼，一教名稱的變更當有一兩代的時間才是；另從何紅葯等人的師承關系看，看作藍鳳凰的徒孫或更遠一輩也較妥帖，這也與穆人清是令狐沖徒孫大致相稱。
論據6：文中提到「峨嵋……立派數百年……」，則至少當在郭襄建派200年後。郭襄是中年後建立峨嵋，則此時至早是公元1500年以後。
由上述三條可大致確認，《笑傲江湖》一文的時代背景當在明朝中葉的公元1500年以後。
碧血劍：明崇禎六年-清順治元年（公元1633年-1644年）
《碧血劍》一書的起訖時間比較確定。
書開始於「（其時正是）崇禎六年……」，而結束於闖王兵敗離京、李岩自盡的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
俠客行：明末清初（17世紀30-50年代）
論據1：史婆婆曾提到「……但張三豐祖師是數百年來武林中震爍古今的大宗師……」，則至少是在《倚天屠龍記》二、三百年之後——其時已在明後期或清初。
論據2：書中的地名顯是明清兩季所有。
論據3：由下文《白馬嘯西風》的考證可知，鏢局一行約起於明末清初，盛於康乾。則《俠客行》中既已提到鏢局之事（「渝州西蜀鏢局」等），則至早也應發生在明末。
由此可知，《俠客行》應發生在明末或清朝。
論據4：書中提到了一個具體年代的干支：「……只見簿面上寫著『河北通州聶家拳』七字，打開簿子，第一行觸目驚心，便是『庚申五月初二，聶宗台在滄州郝家莊奸殺二命，留書嫁禍於黑虎寨盜賊』，第二行書道：『庚申十月十七，聶宗峰在濟南府以小故擊傷劉文質之長子，當夜殺劉家滿門一十三人滅口。』……」
干支之數每六十年一轉，由此我們可大致估量一下其時的年代。明末清初的庚申年有1620年、1680年、1740年、1800年、1860年、1920年……不過真要扯到鬧八國聯軍的年頭上去，只怕是不大合金派小說的味道（一般是不傾向於將金派小說置於晚清或更後的年代）。所以也就是1620年、1680、1740、1800這幾年比較相象（小說中的年代比那個「庚申」年還要晚十到三十年，所以1860年也顯得晚了）。
而在這個「庚申」年前後的三十年裡，少林的大師先有妙諦、後有普法，由此可知決不能是康熙年間（《鹿鼎記》中少林僧是晦、澄、凈、華各輩），也不能是乾隆年間（《飛狐外傳》里少林掌門是大字輩，而《書劍恩仇錄》中同時期的南少林中也有大字輩，因而我們可大致猜測南北少林當是使用同樣的用字來排輩，則依據《書劍恩仇錄》中南少林的輩份可知北少林在乾隆年間也是天、大、元等輩），即使是嘉慶朝的1800年也躲不開排輩問題（妙諦是第一撥赴島的，則其執掌少林還要在「庚申」年前的二三十年，但1770年左右的《飛狐外傳》時代還是大字輩居尊，何況後面還有個元字輩呢）。這樣一來，這個「庚申」就幾乎不可能是在清朝了——實在是排不開了。
因而《俠客行》當發生於明末清初的163X年-165X年（1620年+10年~30年），至遲不晚於順治朝；盡管這樣與鏢局業的興盛有些時間不合，也只能將就了。
白馬嘯西風：清初
論據1：書中明確寫了此時距高昌滅國（高昌麴氏王國立於北魏景明三年辛巳/公元501年，滅於唐貞觀十四年庚子/公元640年）已有「千餘年了」，則最早也得是1640年以後，即順治即位之後。
論據2：書中出現了山西鏢局（「……在山西省太谷縣開設了晉威鏢局……」）。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考證，鏢局一行約起於明末清初，盛於康乾，最早為山西人創辦。依書中所描繪情形看，鏢局業顯已相當興盛，則至少應在清建國一段時間後。
由上述論據看，《白馬嘯西風》的歷史背景至早是清初順治年間，而實際上最可能是與後面的幾部書一樣，發生在康雍乾時期。
鴛鴦刀：清中前期
論據1：明確點明了是清朝。
論據2：文中提到了全國18省，則年代當在順治朝之後，光緒朝之前。
論據3：民間的反清活動在乾隆朝後已漸趨勢微，因此如書中所寫的蕭半和的父叔輩與滿清血戰而死、蕭半和自己甘做太監圖謀行刺之類的舉動，也以發生在清前期較為相稱。另外文中提到的當今皇上在做貝勒時就廣派密探尋訪武林至寶的舉動，雖不能說就此斷定，但也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那位雍正爺……
鹿鼎記：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69年-1687年）
《鹿鼎記》一書雖無明確提到年月，但通篇系依歷史事件貫穿而成，因而就以歷史史實為年代依據。
全書開始時陳近南救幾位名士一事發生於何時殊難確定，就馬馬虎虎地認為是和第二回的內容同時發生好了。而第二回開始的韋小寶歷險記則是發生在擒鰲拜之前的數月（最開始赴京城花了一些時間，後來「韋小寶和小玄子兩個月鬥了下來……」，再後來學大慈大悲手又「……這么半吊子的學上兩三個月……」）。史載擒鰲拜一事發生在康熙八年五月，那麼我們也就省點事，不再跨年份了，姑且認為全書也就開始於康熙八年年初好了。
結束時的標志性歷史事件自然是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此事發生於康熙二十六年。全書結束於韋小寶隱居，此時距協定簽署最多不過數月時間（從尼布楚回京約一月余、之後就是茅十八被捕和法場換「子」、再隔一個「馮錫范失蹤了十多天」就是離京回鄉、然後途中在舟上決意隱居），所以當仍在康熙二十六年。不過，這樣算來，此時我們韋爵爺的歲數……書開始時是「十二三歲」，再加上十八年——已經是過三張兒的人了啊……
書劍恩仇錄：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公元1753年-1759年）
開始即明確點出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
之後的主要情節都發生在兩年時間里，從乾隆二十三年李可秀赴浙江任開始，九月黃河渡夜戰，初冬周綺結婚，轉過年來黑水營之圍（這與史載兆蕙征討回部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相合），同年全書結束。
飛狐外傳：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公元1766年-1769年）
書開篇時，胡斐是個「十三四歲」的男孩，而胡苗決斗在「十三年前」。由下面《雪山飛狐》的考證可知，苗人鳳胡一刀決斗、胡斐出生均發生於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臘月，則此時為乾隆十八加十三等於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由此可知，胡斐此時應該是13歲而不是14歲（此時顯然未到臘月，胡斐還沒到14歲生日）。
而全書結束時提到「……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遊，曾為紅花會群雄設計擒獲，囚於六和塔頂……」，又說「……香香公主十年忌辰……」，則由《書劍恩仇錄》的年代背景可知，此時應為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
這樣說來，全書結束時胡斐才不過16歲，汗……看書里那復雜的感情描寫，還以為都二十齣頭了呢；就精神層面上說，這傢伙比韋爵爺都早熟……
雪山飛狐：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三月十五
這部《雪山飛狐》的起訖應該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確鑿無誤的了：整部小說就發生在「……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這一天里——從早上 「東方紅日甫從山後升起……」一直到「……月亮正圓……」。
而苗人鳳胡一刀決斗、胡斐出生是在「二十七年前」，也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臘月。
金庸出版作品年表一覽
時間
出版作品
1939
出版第一本書《獻給投考初中者》
1949 發表第一篇國際法論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
1952
撰寫《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
1955
創作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金庸」筆名首次出現
1956
《碧血劍》開始在《香港商報》連載
1957 寫《射鵰英雄傳》連載於《香港商報》
1959
《神鵰俠侶》開始在《明報》創刊號連載
《雪山飛狐》連載於《新晚報》
1960 為《武俠與歷史》雜志撰寫《飛狐外傳》
1961 《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開始在《明報》連載
1963 為《東南亞周刊》撰寫《連城訣》
《天龍八部》開始在《明報》連載
1964 發表〈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社評，與《大公報》筆戰
1965
創作《俠客行》
1967 創作《笑傲江湖》
1969 創作、發表巔峰之作《鹿鼎記》
1970 寫《越女劍》。開始修訂全部武俠小說作品
1972 《鹿鼎記》連載完畢，宣布就此封筆不寫武俠小說
1973 在《明報》連載〈在台所見．所聞．所思〉
1984 出版《香港的前途——明報社評之一》一書
1988
發表〈平心靜氣談政制〉文章
1992 在牛津大學發表「Hong Kong and China: 1997 and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講演專文
1993 發表〈功能選舉的突變〉長文
在《明報》發表〈第三個和第四個理想〉一文
1997
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在《明報》發表〈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寫在回歸第一日〉一文
1998 由日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分別出版金庸與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對話錄《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一書。
我最喜歡的是：楊過!
『陸』 結合具體內容談金庸小說核心的認識
以合理、客觀的武俠小說本體認識為前提，本著創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能給人以娛樂又能使人感動的武俠小說的創作追求，於自己的武俠小說創作，金庸也有自覺而清醒的認識：
1．以人物為核心，寫出人的性格。金庸在創作之初就曾說過：「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總應當是可能的。……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人本來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訪時金庸同樣強調：「我個人覺得，在小說裡面，總是人物比較重要。……我總希望能夠把人物的性格寫得統一一點、完整一點。」「我個人寫武俠小說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寫出的人物能夠生動，他們有自己的個性，讀者看了印象深刻。」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認為：「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斗爭。」而且，既然是寫人，就應當寫出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復雜性，所以「我寫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壞人相當分明的，壞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壞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壞的成分。作者當然希望寫人寫得真實，讀者難免誤會認為作者有時候把壞人寫得相當好，是否鼓勵壞人。我想作者不是這樣認為，他考慮的是真實不真實的問題。他有時反映社會上具體存在的事，並不是說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贊同的事。」可見，在金庸看來，塑造人物是武俠小說創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須寫出人物完整、真實、復雜的性格。
2．追求情節的曲折跌宕，但須與人物的性格相適應。金庸認為，「武俠小說基本上就是描寫沖突的，像兩種力量的沖突，兩種觀念的沖突，或是命運與人之間的沖突。『誤會』也是一種沖突。人類社會基本上是充滿沖突的，許多小說、戲劇也描寫它，武俠小說只是更適合描寫沖突罷了」。所以，武俠小說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斗爭」。也因此，「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同時，「偵探小說的懸疑與緊張，在武俠小說裡面也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如果可以加進一點偵探小說的技巧，也許可以更引起讀者的興趣」。但是，小說家注重情節的曲折跌宕並不意味著可以任意而為。所以金庸同時認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襯人物的性格。有時想到一些情節的發展，明明覺得很不錯，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犧牲這些情節，以免影響了人物的個性」。因為「人有怎麼樣的性格，才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例如「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淡泊，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3．設定歷史背景，符合多重需要。金庸小說大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金庸對此主要有以下一些解釋：其一，文體需要。「武俠小說本來就是以中國古代社會為背景……既然以古代社會為背景，那就不能和歷史完全脫節。」所以「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中國古代的、沒有法制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不合理社會）中的遭遇」。其二, 作品需要。因為「我寫的武俠小說有的場面比較大，常有大的戰爭，這就必須要有所依據」。其三, 閱讀效果需要。「武俠小說多是虛構的，有了歷史背景，便增強其真實感，武俠小說不可能像神話那樣，要有真實感。歷史是真的背景，人物都是假的，這樣可以使讀者自己去想像一切的發生，一切都變得真的一樣。」其四，個人興趣需要。設定歷史背景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當然，金庸小說中也有沒有具體歷史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連城訣》等。沒有具體的歷史背景，不等於沒有歷史背景。因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時間很長，過去許多朝代的變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緩慢的。一個故事發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與政治牽連在一起，背景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這樣的作品雖沒有具體的歷史朝代，卻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朝代。這是對歷史本質真實的更深刻把握。
4．武功的產生想像化，招式名稱形象化，境界哲學化。對於自己小說中的武功描寫，金庸也有比較明確的考慮。其一，產生想像化。「大多數小說裡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看看當時角色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動作，就在成語裡面，或者詩詞與四書五經裡面，找一個適合的句子來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時找不到適合的，就自己作四個字配上去。」其二，名稱形象化。無論給武功起什麼名字，「總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須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據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動作想像出來」。其三，境界哲學化。「中國古代一般哲學家都認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與物，融成一體。所謂『無為而治』其實也是這種理想的境界之一。這是一種很可愛的境界，所以寫武俠小說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其四，集大成者。「如果我們希望男主角的成長過程，多姿多彩，他的武功要是一學就學會，這就未免太簡單了。而且，我又覺得，即使是在實際的生活之中，一個人的成長，那過程總是很長的。一個人能夠做成功一個男主角，也絕不簡單。」所以，男主角大都因有幾個師傅或較多的意外機緣而成為武功的集大成者。
5．力求創新，超越前人，突破自我。金庸具有非常明確的創新意識。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超越文類本身的限制。金庸認為，對於武俠小說創作來說，「作品不管寫得怎樣成功，事實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所以對他而言，一方面既注重武俠小說的傳統形式、娛樂功能，另一方面又強調「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希望藉這個形式表達出一些真實的，正確的社會意義，甚至呈現出某種永恆的藝術價值」。第二，超越前人。例如在回答何以在《神鵰俠侶》中將男女主人公處理成「一個殘廢的男主角，一個失貞的女主角」的問題時，金庸說：「我當初決定這樣寫，也許是為了寫武俠小說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寫的時候，最好避免一些別人已經寫過的。一般武俠小說的男女主角總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試著寫男女雙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第三，突破自我。金庸在總結自己的創作之路時說：「我在創作這些小說時有一個願望：『不要重復已經寫過的人物、情節、感情，甚至是細節。』」「我喜歡不斷的嘗試和變化，希望情節不同，人物個性不同，筆法文字不同，設法嘗試新的寫法，要求不可重復已經寫過的小說。我一共寫了12部長篇小說，大致上並不重復，現在變不出新花樣了，所以就不寫了。」
在武俠小說中能夠以人物為核心，自覺致力於人物性格的刻畫塑造，力求把人物性格塑造的真實、完整，同時注重人物個性與故事情節的辯證統一，使情節因人物個性而產生、發展，人物個性又因情節的發展而得到顯示、強化，不僅因此塑造了一系列可以稱之為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避免了「庸俗鬧劇」的可能；在小說中以背景的方式出現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狀況，或者是表象描述，或者是本質揭示，既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感，又豐富、提升了「俠」的內涵，尤其是當金庸以當代視角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理性反思和批判時，不僅增強了小說厚重的歷史感，而且增強了小說深厚的文化感；想像的武功而非真實的拳術照搬，不僅避免了機械和一般，而且極大地拓展了表現空間，使金庸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和豐厚的學養盡情揮灑成為可能，武功因此而具有哲學化、藝術化、性格化的品質，也更加增添了神奇性和觀賞性；自覺努力於超越文體、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創新追求，使金庸小說得以避免模式化、類型化、重復化。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金庸能夠全面提升武俠小說的品質，成為武俠小說創作第一人，絕非偶然。 參考資料：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wenxue/9411103.html
『柒』 熟悉金庸武俠小說的高手進
張三豐原名張君寶，是少林寺的和尚，師父是覺遠和尚。（在少林是看菜園子的還是看藏經閣的記不清了）。
神鵰俠侶隱居之後多年，郭襄思念楊過，入江湖尋找，上少林，遇昆侖三聖向少林挑戰，被覺遠和尚打敗，從而引起很多誤會。後覺遠和尚臨死之時念了很多雜亂的經文，這就是後來的《九陽真經》。當時在場的有張君寶、郭襄，還有少林的一位高僧。三人憑記憶各記了一部分。後來就是張君寶、郭襄遠走，張君寶入武當創了武當派，郭襄遠走峨眉創了峨眉派。這就是張三豐和郭襄的關系，也是峨眉與武當關系的由來。
至於滅絕，她和張三豐根本不是同輩人，毫無關系可言。
具體內容，建議你還是找本《倚天屠龍記》來看，就在開篇第一、二章。
『捌』 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特點。
金庸武俠總論
金庸最得武俠小說之中道，自由出入於有無之際。有者，小說結構完備嚴整，內涵博大精深是也；無者，小說文勢無拘無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總體來看，十四部作品以《書劍恩仇錄》為宗本，一出手就顯大家風范，此為金庸武俠小說之基，太極是也。由此生發相反相成之兩儀：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兩書勢分正奇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珠聯璧合，猶如兩儀劍法，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雙劍合璧，乃歸於倚天屠龍記，又一太極也。由此又生發兩儀：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經典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天龍八部堪稱至法、至正、全有，包羅萬象，武俠中之哲學；笑傲江湖堪稱無法、至奇、妙無，隨意揮灑，武俠中之詩。至法無法，至正至奇，全有妙無，哲學就是詩，所以兩者自然融歸於鹿鼎記，渾然天成，透徹圓融。如果按照獨孤求敗一生在劍道上達到的不同境界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系列，則書劍恩仇錄是剛開始練劍，射鵰英雄傳是青鋒寶劍，神鵰俠侶是紫薇軟劍，倚天屠龍記是玄鐵重劍，天龍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境界，對應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俠小說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俠，鹿鼎記則是無劍境界。
與此對應，金庸武俠小說之俠客也呈現出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陳家洛是第一個俠客的化身，但其內涵主要還是在民族主義的維度中展開。之後，郭靖和楊過在互補的意義上比較充分的展開俠客的內涵：郭靖是集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楊過是個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郭靖和楊過身上所體現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理想已經開始超越民族主義的范疇而提升到人類主義的境界。郭靖是正統意義上的大俠，楊過則是反正統意義上的大俠，但正反一體，兩者都是至情至性者無別。兩者的內涵在張無忌身上得到融合。張無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將正反兩種意義的大俠化為一體。通過張無忌，金庸將大俠的理想境界建立於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見精純。此後，俠客的內涵最為典型的在喬鋒和令狐沖身上得以展示，兩人分別是郭靖和楊過的更高意義、更為自由的發展階段：喬鋒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無名老僧稱贊他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薩心腸」，「大仁大義」，這一點與郭靖毫無二致，但金庸通過喬鋒乃至江湖眾生相的深刻刻畫，將武俠小說的境界提升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高度。天龍八部就如一部佛學的史詩，飽含著悲天憫人的偉大精神。天龍八部事實上是經典武俠小說真正的顛峰，雖然笑傲江湖更為飄逸自在，鹿鼎記更為透徹圓融，但都不如天龍八部博大精深——物極必反，從笑傲江湖開始逐步走向反武俠，直至鹿鼎記成為非武俠。令狐沖則更能體現對於個性自由的自覺追求和人自身命運的自主把握。楊過和令狐沖都是堅持自己個性自由的典範，但與楊過相比，令狐沖大原則把持得住，而小節則無可無不可，很好的統一了順應世俗和堅持自己個性的矛盾。令狐沖代表了俠客個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俠之意義至此而極，故到最後一部作品，主人公成為非俠韋小寶和康熙大帝。雖然是非俠，實際上是對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說非俠首先徹底的、比俠客本身還要更好的實現了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俠的標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和造福蒼生而言，則康熙乃至歷代聖王勵精圖治，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俠。比之於聖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說微不足道，如此說，可謂至俠無武也[天龍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風流，鹿鼎記是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天龍八部是盛唐氣象，笑傲江湖是魏晉風度，鹿鼎記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俠小說乃至於俠客的理想本身就終結了。
簡單總結一下，金庸從民族主義（書劍恩仇錄）寫到人類主義（從射鵰英雄傳到最後都是，但逐步深化），從人的命運（天龍八部）寫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後歸結到最凡俗的非武俠、生活、歷史本身，表明了一個最為簡單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義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才能實現或建立，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又是徹底的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金庸為什麼到鹿鼎記就封筆了？因為他已經無武了，其實如果聯繫到金庸以後改而寫歷史小說的話，我們會說，金庸的封筆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其實也無所謂終結不終結，起點不起點的，隨緣任運，到什麼境界干什麼事而已。
就金庸小說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書劍恩仇錄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為起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則是對此的相輔相成的展開，射鵰英雄傳通過郭靖主要展開了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鵰俠侶通過楊過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誠意至情至性的內聖的一面，在此，必須說明兩點：一、超越狹隘民族主義，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本來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對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將自己提高到人類主義的境界；二、如果我們領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諦，就會明白，儒家文化從本性上決不違反人性，相反，盡心盡性盡情才能知天知命達道，如此，就自然過渡到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學化的道家，偏於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質朴和博大；之後，金庸在兩個方面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個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龍記的博大之處，此即形成為天龍八部，武俠小說至天龍八部，達到森羅萬象、無所不包的境界，猶如華嚴宗的一真法界，另一個方面則是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自我轉換，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風骨展開為飄逸與逍遙，此即形成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詩化的道家，偏於莊子一面[天龍八部將道家文化的博大展開到完備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將道家文化的自然展開到自由自在的程度]，於是乎就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終歸宗於平常、本真的鹿鼎記做好了鋪墊，鹿鼎記是禪，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俠小說由儒變而為道又由道變而為佛禪[同時兼賅墨法兵陰陽等各派]，直至回歸到生活和歷史本身，乃越來越爐火純青的進程，整個發展過程逐步遞進而又渾然一體。整體而言，金庸由非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此為無中生有，越來越精深，達到最高境界又歸於非武俠小說，又由有而歸無，完成了一個大循環。《書劍恩仇錄》為初入大道，倚天屠龍記乃小成境界，鹿鼎記為大成境界。《書劍恩仇錄》為初發心，凡夫位；倚天屠龍記為超凡入聖，聖人位；鹿鼎記為返樸歸真，凡聖等一，平等位。總體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可謂善始善成，因此有關金庸封筆，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學總論
新武俠小說諸作家中，就武學修為之深邃博大而言，無出金庸其右者，乃至於可曰：通金庸武學即通一切武學。
金庸武學，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論道，由武而顯道者也。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
類似的，《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在桃花島山洞中，周伯通說道：他（王重陽）說我學武學得發了痴，過於執著，不是道家清靜無為的道理。我那七個師侄當中，丘處機武功最高，我師哥卻最不喜歡他，說什麼學武要猛進苦煉，學道卻要淡泊率性，這兩者是頗不相容的。於是郭靖就問周伯通：為什麼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許多武學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並非如我這般勤修苦煉的。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陽理事圓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無論是少林、武當這樣的正宗門派還是各種奇門武學]以任何見解去解釋都不得其真諦，而石破天無心、無意而自然契合於其境界，也可以說是自然無為境界之體現也。與道相合之後，一切武功皆紛至沓來，隨心而發，無不自如。
以上兩種境界皆不受武學門派限制乃至於不受武學限制，武學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恆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則淪入有形且被其束縛，如此而觀，則天下武學遂分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學又由自身而無窮化生，漸次生出自己的太極境界之武學、兩儀境界之武學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學，整個武學格局至此即成門派紛呈、萬象並存之景象。兩儀境界之下，繁復不可論也，故只論太極與兩儀境界之武學。
道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易見，即太極劍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為兩儀劍法，合則為太極劍法。陰陽剛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兩儀也；混成一體則太極也。而佛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何在？曰：易筋經即佛家武學之太極境界，而玄鐵重劍即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是也。易筋經乃少林武學之總法門，一切少林絕技與武學皆以此為基方可成就，而此經非少林弟子不傳，已經分了門派；而少林武學兩儀境界，乃由易筋經而自生剛柔功夫，少林武學之特點並非陽剛，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剛猛並非少林武學之真諦，少林功夫中雖不乏金剛指之類的至剛至陽之絕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絕技；或曰：少林武學外功為剛而內功為柔，內外兼修，剛柔並濟，最終合而為一，亦為太極境界無疑也。至於玄鐵重劍之武學，乃獨孤求敗超越至剛的青鋒寶劍[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軟劍之後將兩者混成一體而成，達有形劍法之極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極境界。
天下武學，本來一源。由體起用則化生無量武學，反之，由用歸體亦可返樸歸真，返本還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習俗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天人合一，修習道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歸於大道，修習佛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明心見性，殊途同歸，都是自由王國的境界。
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學經典意義
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經典其特徵是雅俗共賞，長盛不衰，也就是既擁有高低深淺各個層次的讀者群體，同時也能夠獲得各個時代讀者的接受和共鳴，因為文學經典都具備時空兩個維度的特點：在空間上作品應盡可能涵蓋各個層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廣闊博大深邃無限豐富的世界，甚至應該同人生、宇宙同樣浩瀚；在時間上作品能夠超越不同的時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時代的永恆價值——只有作品從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歷史時代，才能經得起不同歷史時代不同讀者的檢驗，才能獲得不同歷史時代各種人的共鳴。如此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可以稱為經典。
金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子百家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金庸小說中，不同的觀念可以多元並存，和而不同，構成一個包羅萬象而又渾然不可分的整體。無論作為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還是作為非主流思想的其餘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說中各得其所。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之廣博與精深而言，金庸可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俠小說猶如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於東方文化的一座長廊，琳琅滿目。曾有一位學者用一副對聯評論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驅琴棋書畫；馳騁文史哲，遣星相醫卜。因此，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讀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說才擁有了最廣泛的讀者群。但金庸讓人稱道、難以企及之處還並非單純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並包的博大胸懷，而是在此基礎上對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對不同人物性格與命運的恰如其分的把握。這種精當的分寸感和純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純正的體現。博大是向外開掘，而精純則是向內、向本性深處錘煉。如果說博大是包羅萬象，那麼精純則是將博大所包羅的萬象貫通起來而達到渾然一體的境界，亦即達到貫通一切的「一」，而同時每個個體並不失去自己的個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隨在各足，不相妨礙，不僅不相妨礙，而且還相輔相成，相濟相化，一切皆和諧之至，最終才能達到透徹圓熟，隨心所欲，無不自如的境界。由於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後盾，金庸的文學作品就具有了極為豐厚的文化底蘊。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處並不在於、主要不在於、首先不在於對中國或東方文化的理解與闡發，而在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特定的形態中揭示了超越時代和地域的人類的永恆價值與普遍的大道。何謂也？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於自己命運的認識和把握，對於社會規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證，並不只是對於江湖人才有意義，也並不只是對於古人才有意義，這些問題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首要意義，是我們生存的意義之源。偉大的作品還都具有一種史詩的風格，這當然是由作品本身內涵的博大豐厚所決定的，因此《水滸傳》是江湖文化的史詩，《三國演義》是英雄文化的史詩，《西遊記》是修行的史詩，《紅樓夢》是社會和人性的史詩[《西遊記》和《紅樓夢》是一真一俗，《紅樓夢》與《三國演義》或《水滸傳》是一陰一陽，《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一精一粗]。我們同樣可以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史詩。
金庸的十四部武俠作品，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都是長篇，特別是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篇幅都和紅樓夢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積極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萬民，道家的自然無為、與世無爭，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以及兵家、法家、陰陽縱橫之術都有所反映。從宋代直寫到清代，時間跨度近千年；宋、元、遼、西夏、大理、俄羅斯，江南漠北中原邊塞宮廷市井軍陣，空間跨度極為廣闊；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歷史問題、人類的命運問題、大道的本性問題，各種問題皆有體現；既有宏觀的大場景的刻畫（如天龍八部少林寺大戰，倚天屠龍記中明教與六大門派之戰，神鵰俠侶中襄陽大戰，雪山飛狐中天下掌門人大會等），也有微觀的細節的細膩描寫，而且宏觀與微觀能完美的融為一體；既有對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千絲萬縷而脈絡分明，結構嚴整，境界博大，意境深遠。金庸的武俠小說因含納萬狀而在當代做到了雅俗共賞，它也必能因趨近永恆而在各個時代長盛不衰。
參考資料：http://www.gulongbbs.net/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2&ID=2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