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飛小說向延安txt

① 盲人 周雲蓬是誰

周雲來蓬，盲詩人、民源謠歌手。1970年12月15日出生於遼寧。9歲時失明，15歲彈吉他，19歲上大學，21歲寫詩，24歲開始隨處漂泊，留在覺中的最後印象是動物園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15歲彈吉他，23歲大學畢業，其後游歷十餘城市，以彈唱為生，目前暫居浙江紹興。
最具人文的中國民謠音樂代表。
周雲蓬的詩歌《不會說話的愛情》獲得2011年度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望採納~

② 海飛的海飛訪談錄

小說+劇本，手持「雙刃劍」——海飛訪談
李雲雷
■我並不因經歷多而沾沾自喜，我只是學會了在少年時期就以一個社會人的眼光來看這個時代
李雲雷：你是怎樣走上寫作道路的？你最初的文學理想是什麼，你的寫作狀態離當時的理想還遠？
海飛：1994年我開始學寫散文，當時有一本叫《啟星》的文學內刊吸引了我。這本內刊的編輯後來成了我的妻子，我突然發現書中真的有顏如玉。我真正開始認真而專注地寫小說，應該是1996年夏天。那時候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從一家縣城國營化肥廠游手好閑的保安，下放到車間當拉煤工。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場特別大的打擊。我不願拉煤，所以我夢想著通過寫作調到廠辦寫材料。結果我調到了另一家生產葯品的企業辦廠報，當我坐在辦公室里發呆的時候，突然發現我真的愛上了文學。
其實從1986年我的少年辰光開始，我就接觸到一些文學刊物。我不明白我那大老粗的工人舅舅，為什麼喜歡捧著雜志看小說。我順便幫助他看掉了一些小說，那時候我覺得寫小說的人是如此偉大。我會撫摸雜志上作者的名字，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名字也能印在雜志上該有多好。很多年後我開始在小刊物上發表小說，我望著小說的標題和作者的名字，會長時間地難掩喜悅之情。
寫的小說越多，我越悲觀與失望不是因為讀小說的人不多，而是因為突然發現我的作品以及朋友們的作品，有好多都是在自娛自樂。這些文字不是我想像中的小說，我想像中的小說應該更好更精彩更有深度更令人激動，應該在文字里裝滿那種遼遠的東西。這樣的想法讓我憂郁寡歡，它影響到我的寫作，讓我一邊寫一邊迷惘。
李雲雷：在你的作品中，我們很少看到你的個人生活，但是可以感受到你對這個時代的觀察與思考，尤其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更是如此，能否請你談談你的生活對寫作的影響？
海飛：我反而覺得我的個人生活在作品中無處不在。我的生活經歷有些復雜，十四歲開始進入社會，換過許多工種。我並不是因經歷多而沾沾自喜，我只是學會了在少年時期就以一個社會人的眼光來看這個時代。而大多數的社會人生活經驗再豐富，他也不會拿起筆來寫小說。但我覺得其實他們心中的感悟，比一個小說家看到、想到、寫到的更精彩。大多數的作家，並沒有特別多的社會經驗。比如我們常說的底層小說，是沒有生活在底層，而且根本不了解底層生活的人寫就的。我覺得生活比小說更精彩。
所以說，我的小說里，四處都有我個人生活的影子。我覺得我就像《趙邦與馬在一起》里的趙邦，他是一個迷惘混沌的人，他想去找一匹馬。但即便他找到了那匹馬，他仍然會迷惘得不知道方向。
■我的創作走了很多歪路。因為我一直只憑悟性寫作，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牆基不實，牆就很難砌牢
李雲雷：《像老子一樣生活》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一篇作品，你對K155路電車女司機國芬的描寫，深入到了她生活的內在邏輯，寫出了她的性格與內在精神。我曾用「黯淡中的光彩，粗魯中的希望」來描述這篇小說，但你此後似乎很少涉及到現實題材，不知這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或者是藝術上的選擇？
海飛：《像老子一樣生活》出來的時候特別受歡迎，一年之內境內外有十幾家報刊選載，同時進入了幾家年選。這是一件令我略感恐慌的事。我確實寫出了一名形象鮮明的一線女司機的形象，特別的有生活內容和質感，但卻不是我喜歡的小說類型。我喜歡寓言化的寫作，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有人看了《趙邦和馬在一起》及《幹掉杜民》後，認為太不真實了。我覺得我根本就沒有考慮過真實，就像夢一樣。夢是一種不真實的生活，但夢並不一定不精彩。
李雲雷：《看你往哪兒跑》寫的是一樁「殺人」事件後，案犯與警察，也是一對舊日朋友的逃亡與奔跑，在這里「奔跑」具有了象徵性的意義。這篇小說讓我們看到了你對敘述的出色控制。
海飛：我特別喜歡使用我慣常的敘述方式，一是從容，二是鏡頭感。我喜歡把自己懸置在半空中，以一個坐在搖臂上的電影攝像的角度來描述事件的發生與進展。我想像黑暗與明亮中的場景，想像孤獨者的模樣，想像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我甚至想像時間靜止的時候，一滴水以怎麼樣的姿態滴落；想像一個女人在痛苦的時候，怎麼樣慢慢露出微笑的過程。我沉浸在這樣的想像中不能自拔……這種想像轉化為文字，令我寫作的心情十分愉悅。
小說與電影實際上是有十分強烈的共通之處的。這樣的說法不一定正確，但是我一直如此認為，並且覺得用亦動亦靜的文字來敘述故事，會有一種氣流，它是活的。
好小說都應該是活的。這並不是說小說的故事性必須要強的意思，也不是敘述必須動感的意思，而是小說本身必須具備的文字表象以下暗流涌動的那種氣場。
李雲雷：在《蝴蝶》、《私奔》、《幹掉杜民》等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新歷史小說」對你的影響，這些小說以歷史或現實為題材，但側重點不在於事實本身，而在於對其背後隱秘動力的揭示，以及對敘述的迷戀。你如何看待這些作品，它們是否觸及到了歷史的「本質」？
海飛：這些作品中，對敘述的迷戀有些過了。這不是一件太好的事，相當於一種自戀。在兩年以前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的敘述在往干凈與風快傾斜。至於小說的側重點不在事實本身，我覺得很多小說都是這么一個狀態。
其實我的小說創作走了很多的歪路。因為我一直只憑悟性寫作，對於寫作者來說，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牆基不實，這個牆就很難砌牢。我所以這樣說，是為了說明小說除了讓人有閱讀享受以外，讓人有感嘆、開懷等多種情緒以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它還用來讓人思考。
歷史的「本質」究竟如何，誰也無法說清。我以為我一直都樂此不疲地想要觸摸到的就是歷史的「本質」，這是一件令人興奮並且產生無窮動力的事。我眼中的本質大約是——風生水起背後的蒼涼。
李雲雷：你最近的長篇小說《向延安》，獲得了《人民文學》獎，受到了不少評論家的高度肯定，我認為這部小說寫出了新一代青年對革命與理想的態度，對歷史有一種新的理解方式，這與1950-1970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不同，與1980年代以來的「新歷史小說」也不同。你寫作時，如何處理作為「個體」的主人公與歷史之間的關系？
海飛：小說中所體現的歷史觀，是我想像中的歷史觀，我想它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代人的歷史觀。當然這樣的想像不會是空穴來風，無論是革命、叛逆，以及種種的事件，都有真相。而那個年代的真相如何去獲得？大概從歷史的細微處去獲得是其中一種有效手段。我認為故事可以虛構，但是歷史需要真實；事件可以虛構，細節需要真實。
■小說家接觸劇本創作後，在行文中往往可以看到潦草的痕跡；編劇會講故事，但他寫小說可能沒有好的敘述語言，不懂得取捨情節
李雲雷：你編劇的電視劇《旗袍》、《大西南剿匪記》、《從將軍到士兵》等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電視劇的編劇工作與小說創作有何異同，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是相互促進的，還是彼此之間有矛盾的？你如何在介入電視劇創作的同時，保留個人藝術上的追求？
海飛：有那麼一個現狀是，少有編劇會寫小說，他們不是不會講故事，而是沒有好的敘述語言，無法把握小說特別需要的留白。反過來說，也少有小說家寫劇本，他們一類是不願寫，一類是不會寫。在我看來，劇本和小說同屬文學，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接觸劇本創作後，很難回到原來的語境中去，在行文中可以看到潦草的痕跡。其實這不是他寫作功力的下降，而是他寫作心境的改變造成的。編劇的好處在於，他所創作的劇本結構十分牢固，他把什麼時候故事該進展到哪兒分得清清楚楚。但是有一個致命的地方是，他可能不懂得取捨情節。小說與劇本的關系很難說清，每個創作者對文字掌控能力的強弱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許多好的影視作品是從小說改編而來的。好多影視作品，只用了小說中的人物結構或者極小部分的事件，但是依然精彩。這是為什麼？因為小說接地氣。
我深知劇本和小說可以相互取長補短。我創作小說不多，也是因為很大精力兼顧著劇本創作，我對寫作過程中的小說腳本化十分警惕。我認為小說中不是不可以有影視元素，而是不可以有創作影視作品時的那種心態。
李雲雷：你的電視劇在題材上很接近於《潛伏》、《借槍》、《暗算》等，但也有較為鮮明的個人特色，你如何看待諜戰劇在當下中國的巨大影響？
海飛：這也是我個人十分喜歡的三部諜戰劇，對前兩部劇的喜愛尤甚，因為我看到了這些劇中彌漫的文藝氣息。除了情節設計以外，旁白與對白也十分重要，表現方式也十分重要，那不溫不火的進程中，你甚至可以看得到淡淡的憂傷。其實諜戰劇拍攝精良，一定會吸引大批觀眾，因為他包含了一個特別吸引人的元素，就是懸念。但是狂轟濫炸的諜戰劇已經讓懸念雷同，不再有新鮮感了。所以《借槍》實際上是一部新式的諜戰劇。有許多業內人士稱諜戰劇飽和，實際上有哪種類型的劇不飽和？將來，諜戰劇的數量或許會有下降，但肯定會還有精品出現，因為觀眾需要諜戰劇。
■不負責地炮製小說，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沉浸在所謂的藝術中，不願放下身段，不站高放遠接受更多新鮮的寫作手法，也值得反思
李雲雷：你小說的語言與敘述方式，有不少「先鋒小說」的痕跡，對於「70後」作家來說，這似乎是成長的一個過程，因為他們接受文學教育大多是從「先鋒文學」開始的，「先鋒文學」塑造了他們對「文學性」的理解。但在我看來，只有突破「先鋒文學」的影響，70後作家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你正是在這方面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方式。你如何看待「先鋒文學」，如何看待70後作家的未來？
海飛：我沒有刻意地去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在潛意識里，略微地對那些曾經令我心儀的「先鋒文學」有所排斥。我一直以為小說這樣的文學樣式，盡管也可以像詩般輕靈，但是更大的程度上應該是鈍器或者滾雷，可以震動讀者的心靈。所以我覺得一個沉靜的小說創作者，他需要的是老實地去書寫，以心靈去感應讀者心靈。寫作之路千萬條，最後只有一條，老實寫作，踏實做人。
70後作家是承上啟下的一代，或許會在某一天有一個分流，我覺得有一些會成為小說創作的中堅力量，有一些會慢慢疏離小說。疏離小說的是兩撥人，一撥是小說寫得特別好的，但是卻沒有精力或者心情再來寫小說的；一撥是小說寫得不怎麼樣的，不想要自己浪費自己的時間。
李雲雷：你在並不長的寫作實踐中，寫作方向與重點已經發生了幾次轉變，你轉變的內在動力是什麼？這種轉變對你而言是一種妥協還是一種探索？有沒有不變的東西？
海飛：我覺得轉變不需要動力，或者說有一種動力，但寫作者卻對此無知無覺，就像水流不知道它會在什麼地方打彎。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寫的小說數量變少了，思考的時間更久一些。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安靜，有時候和人聊天，有時候翻閱大量的所謂閑書。這時候我發現我們的小說創作存在一個誤區，那就是我們的切入點特別的平常，或者說寫的只是特別舊的地方，就像是發現了面前的一朵花，卻沒有發現更遠處一叢有著蒼涼之美的荊棘。我覺得有好多小說家對作品不夠尊重，因為他來不及思考就落筆，寫得十分輕率。
我想我寫作方向不經意的轉變不是妥協也不是探索，而是堅定地認為這種轉變的必須與水到渠成。我們朝著一個方向狂奔，但可以隨時校正稍稍偏離的方向，最怕的是背道而馳。如果說轉變之中不變的，就是我必須十分認真負責地傳達。我覺得只有經歷了傳達與接受，那才是活的文字。影像如此，音樂如此，甚至連經文亦是如此。
特別想要說的一句題外話是，在集體浮躁的年代，不負責地隨意炮製小說，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故作清高地沉浸在所謂的藝術中，不願放下身段，不站高放遠接受更多新鮮的寫作手法、切入角度等等，那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
◆印象
通往「革命史」之路
作為一個70後作家，海飛體現了這一代創作者的共性，同時也具有自身的藝術特色。
70年代作家成長的文學環境，正是西方現代派文學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時期，「先鋒派」、新歷史小說以及「晚生代」，構成了他們學習的對象與超越的障礙，如何突破上一代作家的「影響的焦慮」，在不斷地創新中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與藝術世界，是這一代作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對海飛來說也不例外。在海飛的創作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藝術上的探索，以及他試圖超越自身的努力。
海飛的早期作品受到了「先鋒小說」與「新歷史小說」的影響。《看你往哪兒跑》可以視為處於轉變中的作品，這篇小說寫的是一樁「殺人」事件後，案犯王小奔與警察陳小跑的逃亡與奔跑。這兩位舊日的戰友和朋友，在新的境況下展開了人生與命運的追逐，在這里「奔跑」逐漸脫離了具體的動作，而具有了象徵性的意義，這構成了小說的主要意象。在奔跑中，王小奔與陳小跑穿越了社會現實，在不同的故事中觸及到了愛、責任、友誼、正義等命題，也正是在對奔跑的描寫中，小說的敘述煥發出了動人的光彩。這篇小說與其說是「寫實」，毋寧說是寫意的。
海飛引起廣泛關注的小說《像老子一樣生活》，是一篇看似簡單平實，然而卻內蘊豐厚的小說。它描述了K155路電車司機國芬的生活，展示了一個底層市民生活的原生態，這包括不少層面：首先是她沉悶、困窘的家庭生活；其次是國芬的工作與同事，她的工作是開電車，這是一種周而復始的單調工作，她穿行在杭州，工作的簡單重復與窗外的美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從來沒有嘗過天堂的滋味」。可以說正是家庭的壓抑與工作的單調，使她與同事魏子良發生了一段短暫的「婚外戀」，雖然這傷害了她的兒子，後來也被證明是一種「陰謀」，但卻是她平庸生活中的一個亮點。從整體風格上講，這篇小說與90年代初的「新寫實小說」有些相似。但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這篇小說沒有讓主人公認可這樣的生活，成為一種「灰色人物」，相反她卻在黯淡的生活中煥發出了光彩。不管面對怎樣的困難與尷尬，她都表現出了一種主動性或主體性，正像她自稱是「老子」一樣，她對待生活、對待任何人與任何事，都有一種滿不在乎的勁頭，有時甚至會有一種類似「精神勝利法」的優越感，這自然可能被認為是「混不吝」或「粗魯」的表現，但卻也正顯示出了底層人的活力與力量。只有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是粗魯的聲音，才有找回「自我」的可能性，「國芬」這個人物的光彩也正在這里，《像老子一樣生活》的成功也在這里。
海飛不僅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是一個劇作家，在《旗袍》、《大西南剿匪記》等影視劇作品中，海飛開始涉及現代革命歷史題材，並取得了成功，而他的最新收獲則是長篇小說《向延安》。在「新革命歷史小說」中，海飛的《向延安》可以說是很有分量的一部。小說以向伯賢在屋頂被一顆流彈擊中墜落身亡開篇，整個故事的主線是圍繞著向伯賢的三兒子向金喜而展開的。小說也採用了家族史式的結構，向金喜的大哥是秘密的共產黨員，二哥是汪偽特工，姐夫是軍統鋤奸隊員，姐姐是革命者，向金喜本人則由一個酷愛廚藝的城市青年，偶爾在懵懂中踏上了革命之路，最終成長為潛伏在敵特內部的英雄。
《向延安》的主人公向金喜看似與革命無關，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但時代的大潮卻將他引到了革命的道路上，不過與他的同學們直接奔向延安不同，他被留下來「潛伏」，他忍受著誤解，從事著危險的工作，心卻堅定地向著延安，而在解放後，與他單線聯系的人犧牲了，他的革命者身份無法確認，他也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到工廠去工作。在以往的「革命歷史小說」中，很少會將金喜這樣的人物作為主人公，那時的英雄是崇高的，而金喜卻是平凡的，小說恰恰在平凡中寫出了金喜的特色，他的形象也在這個時代向我們講述著革命的魅力與合法性。
《向延安》的後半部著重描述金喜的「潛伏」故事，描述他在各種關系與力量中如何為黨工作，小說吸收了一些通俗小說的技法，故事性與戲劇性都很強，將革命題材以一種更易於接受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這些都為重新講述革命歷史創造了新的方式。也讓我們看到，革命歷史恰恰是豐富、復雜而曲折的，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與偶然性，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風雲，也可以看到人性的最深處，而對於作家來說，如何尋找到一種新的方式通向這一段歷史，則是需要去探索的。在這方面，海飛的《向延安》可以說富有啟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