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聲小說人物形象

Ⅰ 請教一下高曉聲《李順大造屋》中李順大的人物形象分析 急！！！！！

小說第一第二部分，小說以平實、質朴的語言講述李順大解放前不幸的遭遇，雖然也不乏靈動的幽默。造房子是李順大的人生重要目的，所以「在他看來，搞社會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主要也是造房子。」對農民心目的共產主義進行善意、溫和的諷刺。李順大一家近乎苛刻般的節儉持家，雖有些許誇張，卻比較符合中國農民的思想實際，而高曉聲對於李順大的性格刻畫無疑是善意的、溫情的。可是從文章的第三部分開始，也就是李順大「跨進了1958年」，坐著忽然從這里開始淋漓盡致地諷刺。「有一夜李順大一覺醒來，忽然聽說天下已經大同，再不分你的我的了。」李順大自玩味，捐出心血換來的建築材料，卻不料結果是：「後來是沒有本錢再玩下去了，才回過頭來重新搞社會主義。自家人拆爛污，說多了也沒意思。」坐著的筆頭儼然只對准時代和政治，而以「沒有本錢玩下去」的調侃句子來描述政治事件，敘述筆調一轉而為玩世不恭，故意消解一切鄭重其事的敘述。小說讓我們感覺到了農民李順大成了知識分子高曉聲的化身，在小說中表示了對生活的不滿。高曉聲《李順大造屋》的敘述筆調在文本前後呈現出相去甚遠的區別。這似乎表明他對農民「國民性」批判的立意尚有些猶豫不定，以至於最後李順大成了知識分子和農民身份的合成體，從而作者藉此表達對時代的悲嘆和無奈。
【高曉聲筆下中國農民的性格特點】課本上的評論體現了他們的性格特點。他們善良而正直，無鋒無芒，無所專長，平平淡淡，默默無聞，似乎無有足以稱道者。她們是一些善於動手不善動口的人，善於勞動不善思索的人；他們老實得受了損失不知道查究，單純得受到欺騙會無所察覺；他們甘於付出高額的代價換取極低的生活條件，能夠忍受超人的苦難去爭得少有的歡樂；他們很少幻想，她們最善良務實。他們把根子深埋在現實之中，始終對現實抱著無限的希望，並且總是盡一切努力去實現那種希望。
【從人性上深入探討】李順大造屋終於成功了嗎？從故事的結尾看，造屋是萬事皆備了，甚至於運磚頭的「東風」、賄賂之用的香煙，也借到了，看來房子遲早會建成的。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光明」的結尾——好人終有好報。但是作者卻使李順大的心靈並不快樂，反而因賄賂的事不安起來——「有時候半夜醒過來，想起這件事，總要罵自己說：『唉、呃，我總該變得好些呀！」初看此文時，覺得作者畢竟還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在故事的結尾也免不了勸人要做好人，然而有了這點說教後，反而減弱了整個小說的反諷力量。但後來重讀時卻又有一種不同的感受，覺得這個結局還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就這個故事的情況而言，為了造屋，就必須學「乖」一點——不要做傻瓜式的好人——也必須學會賄賂和走後門，李順大領悟到這套邏輯，還是學「乖」了，所以他心靈上的不安，雖可以說是「好人」的迴光返照，但身處此境，又如何能做毫無瑕疵的好人？李順大言行中尚且烙印著阿Q式的農民痕跡，我們是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造屋的失敗或許是李順大自己所造成的呢?
【中國農民的劣根性】李順大為什麼要造屋，是不是跟傳統有關，或許是為了傳宗接代，我們可以試著從這個角度去賞析文章。
奴性、劣根性的表現：受害 ←→ 施害
↓ ↓
人害（禍） 於己（豬舍、住監獄）
【總結】文學不僅是歌頌光明或暴露黑暗，這中兩分法太過於膚淺，文學應該更深一層去探討人性——然而在探討的過程中，不必帶有過分傷感或樂觀式的人道主義，也不應該完全為「現實」本身所控制，應該具有一種對現實保持某種程度的距離的藝術觀察力，從而批判現實，發人深省。這篇文章，為後來的文學開創了一條道路。

Ⅱ 高曉聲小說的藝術特色

高曉聲檀長描寫農村生活，善於在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並揭示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探索我國農民坎坷曲折的命運與心路歷程的變化，文筆簡練幽默，格調寓庄於諧，在新時期文苑獨樹一幟。

高曉聲的語言風格具有獨特的韻味。

那些立足鄉土，在民間味道十足里有些許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別樣的意蘊。一些研究者從小說本體藝術角度進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討，如浩嶺《時代精神與個性心理—高曉聲農村小說藝術淺論》。錢中文先生則提出的「高曉聲文體」。

錢中文認為高曉聲的文章使用的是經過改造後的江南土話。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機盎然，並提出「細節小說」的概念。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曉聲小說中通過大詞小用等方法而實現的富於幽默感的語言進行了研究，還有的涉獵了高曉聲小說中的第三人稱的敘事風格，以敘述為主，尤其擅長概括性敘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現的方式等。如范准《論高曉聲小說的幽默風格》、劉立波《論高曉聲的幽默藝術》、朱青《高曉聲的語調—讀陳奐生上城出國記》等。這些對語言與創作手法的研究和把握切脈較准，對於高曉聲的語言風格與創作手法進行的梳理還是比較到位的。

Ⅲ 高曉聲的人物經歷

高曉聲（1928—1999）出生在江蘇省武進農民家庭。從小酷愛文學，受古典名著熏陶。中學時代因經濟原因曾三次中斷學業。
1947年高中畢業，1948年考入上海法學院經濟系（1950年8月並入上海財經學院，即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 。
1949年入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次年畢業。先後在蘇南文聯、江蘇省文化局從事群眾文化工作，在《新華日報》文藝副刊任編輯。
1951年發表小說《收田財》，接受文學家直接指導的創作訓練。
1953年參加農村合作化運動，撰寫錫劇劇本《走上新路》（與葉至誠合作）並獲獎。
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為背景的小說《解約》（《文藝月報》1954年2期）引起文壇注意。
1957年與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等江蘇青年文藝工作者發起「探索者」文學社團，起草《「探索者」文學月刊啟事》。同年6月發表了把宣言具體化的探索小說《不幸》，受到批判，被劃成右派，遣送武進農村「勞動改造」。
1962年又重新創作，「文革」期間在農村勞動。

Ⅳ 高曉聲的人物評價

高曉聲擅長描寫農村生活，善於在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並揭示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探索我國農民坎坷曲折的命運與心路歷程的變化，文筆簡練幽默，格調寓庄於諧，在新時期文苑獨樹一幟。 陳奐生系列小說(包括《「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戰術》、《種田大戶》、《陳奐生出國》等)反映農民陳奐生的人生歷程。「上城」為其生活帶來轉機，「包產」使他找到歸宿，「出國」則標志著他走向成熟。從這個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農村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和廣大農民艱難行進的身影。被視為是農村題材反思、改革小說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創作談等專集和選集30部。部分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種文字有專集。
王啟凡、宿豐等研究者認為，高曉聲的鄉土小說切入民族文化、人性的核心，對建國後黨的農村政策、農民的生活道路重新審視，闡述了農民曲折命運的根源，在不斷的深思中體會高曉聲特有的自覺的文學意識和文化批判精神。高曉聲以陳奐生形象為主，沿著時間的河流前行，寫出了「上城」、「包產」、「出國」等一系列故事，這種「系列」小說作為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謝海泉在《高曉聲系列小說藝術探略》中分析了這種「系列」小說的特點及其美學風貌，他認為「跟著這個人走一個長時期」暗合著對人的個性發展的長時間的過程。這種創作手法「不僅豐富了人物性格的『認識論』，同時也充實了表現性格的『藝術』」，「作品所體現出的『結構美』，不單是在某一個單篇之內，更重要的是在各個單篇之間，在『篇意前後摩盪』的藝術整體中，他的整體大於各個部分的算術之和」。高曉聲的語言風格具有獨特的韻味。那些立足鄉土，在民間味道十足里有些許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別樣的意蘊。一些研究者從小說本體藝術角度進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討，如浩嶺《時代精神與個性心理—高曉聲農村小說藝術淺論》。錢中文先生則提出的「高曉聲文體」。錢中文認為高曉聲的文章使用的是經過改造後的江南土話。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機盎然，並提出「細節小說」的概念。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曉聲小說中通過大詞小用等方法而實現的富於幽默感的語言進行了研究，還有的涉獵了高曉聲小說中的第三人稱的敘事風格，以敘述為主，尤其擅長概括性敘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現的方式等。如范准《論高曉聲小說的幽默風格》、劉立波《論高曉聲的幽默藝術》、朱青《高曉聲的語調—讀陳奐生上城出國記》等。這些對語言與創作手法的研究和把握切脈較准，對於高曉聲的語言風格與創作手法進行的梳理還是比較到位的。

Ⅳ 高小聲的小說(陳奐生上城)中陳奐生是個什麼形象這部小說的主題是什麼

此乃借鑒....

概括的說：陳奐生終日勞碌，半生清苦；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時來運轉，受寵若驚；眼花繚亂，呆頭木腦；不暗世道，白白自討羞辱，但隨即又自抬身價。他是新時期勤勞善良，希望過好生活，但又愚昧麻木、觀念落後的農民的典型。

《陳奐生上城》是「陳奐生系列」中最具特色、最能體現高曉聲小說創作藝術風格的作品。小說成功地塑造了陳奐生的藝術形象。作品以80年代初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為背景，通過主人公進城賣油繩、買帽子、住招待所的經歷及其微妙的心理變化，寫出了背負歷史重荷的農民在跨入社會歷史變革門檻時的精神狀態及惟妙惟肖的心理變化。

陳奐生由「漏斗戶」到有餘糧做買賣，這對長期處於貧困生活者來說，不啻享受一次重獲生命的喜悅，他不僅滿意，而且「滿意透了」。這「滿意」中的喜悅卻含有辛酸。「過慣苦日子」的陳奐生沒有任何「非分」的要求，只希望在吃飽之外，能賺幾個活線，買上一頂禦寒的帽子，於是，他一改往日的愁容，正「悠悠然上城來」。

勤勞質朴、憨厚誠實的陳奐生萬萬沒有想到，進城的第二天清晨醒來，發現自己原來睡在一張棕綳大床上。當他回憶起縣委書記吳遙扶他看病，送進招待所的一些事情時，他「聽見自己的心撲騰跳得比打鍾還響」，受寵若驚地流下了「熱辣辣的眼淚」。而當他用怯怯的目光開始「打量這住的地方」，頓時一種自卑、惶恐的心態占據了一切。他發現自己與這房間不相稱。他謹小慎微，既感到父母官的關懷，心裡暖洋洋的，又怕弄臟被子、損壞沙發，於是，出現了可憐又可笑的舉動：睡在床上縮成一團，生怕弄臟了被子；下了床不敢穿鞋，生怕踩臟了地板；走近沙發不敢坐下，生怕坐癟了……
這是由於長期的貧困和生活天地的狹窄。使陳奐生變得愚昧無知。面對「天堂般」的房間他猶如劉姥姥初次走進大觀園，出盡了洋相。

但當陳奐生付出五元錢後，心理失去了平衡，一種破壞欲，損人不利己的心理便發作起來。先是用腳跳沙發，不脫鞋鑽進被窩，心一橫，又「把提花枕巾撈起來乾擦了一陣」，在破壞欲的發泄中獲得自我安慰，後是用「精神勝利法」來達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滿足，誰坐過吳書記的車？誰又住過一晚五元錢的招待所？陳奐生心想有了在村人面前炫耀的「第一」。雖然花去五元錢讓人心疼，但這「第一」卻讓陳奐生在精神滿足中悠悠然起來。從這些愚笨的發泄和精神勝利法中我們痛心地看到特定時代農民身上的庸俗和愚昧，也看到他們的悲哀。

當陳奐生「忿忿然」地發泄之後，卻仍是有些悶悶不樂，因為想到無法向老婆交待，他又陷入了苦惱之中。可他馬上又想到，回家後可以將在城裡發生的一切講給全村人聽，想著想著，他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這種喜悅，使他感覺到自己的身份提高了，原來那種不愉快的心情霎時煙消雲散，於是，「他愉快地劃著腳步，像一陣輕風盪到了家。」

果然，從此以後，「不但村上的人要聽他講」，連大隊幹部對他也另眼相看。他開始神氣起來，做事比以前有勁多了。他認為，五元錢買到了精神上的滿足和地位的提高，他感到「這五元錢花得值透了」。經濟上的損失又由精神上的自得彌補了。
陳奐生的悲與喜，使我們看到特殊時代農民的雙重性格；善良與軟弱，淳樸與無知，憨直與愚昧，陳奐生使我們發笑，但在笑中又感到心酸與悲愁。

Ⅵ 論述：結合《陳奐生上城》，分析陳奐生系列形象及其意義，論述高曉聲農村題材小說思想藝術特色

作品把視野非常狹隘的農民與城市文明聯系了起來，把剛剛摘掉「漏斗戶主」帽子的陳奐生置於縣招待所高級房間里，也就是置於高檔次的物質文明環境里，以此觀照陳奐生。這樣，農民的境況就得到了辨證的表現：溫飽問題是初步解決了，但是生活水平畢竟還是很低很低；農民的靈魂也被深刻地解剖出來：農民的素質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這樣辨證地表現新時期初期的農民，有助於我們增強認識，中國要逐步擺脫不發達狀態，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很長很長一個歷史階段。我們已經初步邁出了第一步，這是了不起的，但是前面的路還很長很長。

Ⅶ 分析趙樹理,高曉聲和魯迅筆下的農民形象的變遷

魯迅
魯迅一反常規，把農民置於小說藝術構思的核心，精心勾畫出一代農民的真實相貌時，便立刻引起了人們的驚嘆。新文學追求者們佩服魯迅的眼光，並競相效仿，推動了一代「鄉土文學」的振興。此後，農材題材小說一直在新文學中佔有一定地位。魯迅失望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在總結其教訓的過程中，把對現狀批判的「哀其不幸」與對以農民為主的國民的不覺悟的「怒其不爭」結為一體，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深刻命題。他希望來一場改造國人靈魂，喚醒國人覺悟的徹底的思想革命運動。在《吶喊》、《彷徨》有關農村的藝術世界中，魯迅以最誠摯厚重的感情注視著阿Q、閏土、祥林嫂等一代農民，同情他們在殘酷的封建剝削壓迫下悲慘貧困的生活，肯定他們質朴耐勞等美好品質，理解他們潛藏的革命願望。然而，他以滲出血淚的目光焦灼地關注著的，是農民在封建思想長期、廣泛影響下所形成的精神固疾。《風波》通過辮子去留的風波，展示的是農民麻木愚昧的靈魂；《阿Q正傳》是農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國民性弱點的形象記錄；《故鄉》描寫閏土在經濟壓迫和精神殘害下的麻木不仁，而著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變化；《祝福》刻劃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會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靈的創傷。總之，揭示農民群眾受沉重的精神枷鎖束縛，被殘酷的封建思想觀念無形絞殺而形成的種種精神缺陷，遠遠超過了對他們所受的經濟、政治壓迫方面的描寫而成為藝術表現的中心。這樣，魯迅告訴人們，中國農民要擺脫奴隸的命運，固然要反抗經濟上政治上的剝削壓迫，而更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鎖，求得思想上的解放。這些作品形象地表現了中國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曉聲
高曉聲「一直致力於描寫和反映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村命運，對普通農民在農村各個歷史時期的物質和精神變化作追蹤式的描寫。」[2]《李順大造屋》雖使闊別文壇20餘年後的高曉聲聲名鵲起，但真正奠定高曉聲在中國當代文壇重要地位的卻是他那「上城出國十二年，小說一篇寫白頭」的陳奐生系列小說。陳奐生系列小說主要包括《「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戰術》、《種田大戶》、《陳奐生出國》等作品，創作時間前後歷時10餘年，橫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對主人公陳奐生之生存狀態的跟蹤式描繪，為人們展示了一幅幅農村生活的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國30年的農民的命運。特別是突出了農村改革全過程中農民心理變化的全過程。」[3]恰如有的論者所言：「我們認識了陳奐生，從而認識了一個時代」。[4]在以文學為時代立傳時，高曉聲與趙樹理所取之散點透視的方式不同，選取了追蹤式反映這一模式，給人以一種強烈的歷史的縱深感。
趙樹理
趙樹理有感於在民族戰爭和解放戰爭推動下農村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革，當他拿起筆來描寫自己所熟悉所熱愛的農村的時候，便把滿腔熱情傾注在有了階級的自覺同地主階級進行堅決斗爭的農民群眾身上。他關心他們的斗爭，歌頌他們在新生政權支持下的翻身解放。《小二黑結婚》寫在新的時代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戀愛自由獲得的勝利。《李有才板話》正面描寫農民同地主的斗爭，歌頌李有才為代表的農民在黨領導下的成長。《李 家莊的變遷》展示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經過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到最後勝利的艱難歷程。《田寡婦看瓜》、《傳家寶》、《邪不壓正》等等，也都是在階級斗爭的背景下，展現農村生活的巨大變化。趙樹理緊密結合時代和政治斗爭的需要，把農民群眾推翻地主統治的斗爭、當家作主的信心和自豪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從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斗爭的尖銳激烈和人民大眾的翻身解放。

Ⅷ 高曉聲《李順大造屋》中李順大的人物形象是

• 《李順大造屋》高曉聲的作品。
  

• 小說講述李順大，陳家村的一個窮苦人，身世當然非常凄苦。解放以後，分了土地，但沒有房子，所以，他下定決心，把造三間屋作為奮斗的目標。可這樣看似簡單的目標，要他用近30年的時間才能完成：1951年土地改革，李順大28歲，立願以「三年薄粥，買一頭黃牛的精神」，造三間屋，終於在1957年底，買到了能夠造三間屋的磚瓦材料，但他萬沒有想到的是，1958年全部歸公。1962年至1965年，李順大攢夠了217元，是他預算的造屋費用，卻被文革運動中一個腰插手槍、手舉「紅寶書」的造反派頭頭，全部搶去。1977年，在新走馬上任的老書記的幫助下，李順大圓了造屋夢。
  
  

• 高曉聲（1928——1999年），江蘇武進人。50年代開始創作，已出版《李順大造屋》、《七九小說集》、《高曉聲八一小說集》、《陳奐生》、《覓》、《新娘沒有來》等小說集與長篇小說《青天在上》、《陳奐生上城出國記》。
  
  

• 1934年9月至1949年5月，先後就讀於武進鄭陸橋小學，江陰澄西中學，武進鑒明中學，上海江灣私立上海法學院經濟學系。1949年6月赴無錫惠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1950年5月至1952年6月，在蘇南文聯從事編輯和創作工作；1952年7月至1957年4月，先後在蘇南文化局和江蘇省文化局任文化科員；1957年5月，進江蘇省文聯創作組，專事文學創作。 1957年6月，因參與籌組「探求者」文學月刊社，被打成「反黨小集團」成員，同年12月被錯劃成右派分子，遭公開點名批判，並被處理回原籍武進農村老家。「文革」 中又受沖擊和審查。直到1979年4月，徹底甄別、平反，並於11月回江蘇省作家協會創作組重新從事文學創作。高曉聲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委員和理事，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創作組組長，是江蘇最早享受國家特殊津貼的作家之一。 1999年7月6日晨6時30分，高曉聲因患肺性腦病在無錫逝世，享年71歲。
  
  

• 高曉聲檀長描寫農村生活，善於在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並揭示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探索我國農民坎坷曲折的命運與心路歷程的變化，文筆簡練幽默，格調寓庄於諧，在新時期文苑獨樹一幟。 陳奐生系列小說(包括《「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戰術》、《種田大戶》、《陳奐生出國》等)反映農民陳奐生的人生歷程。「上城」為其生活帶來轉機，「包產」使他找到歸宿，「出國」則標志著他走向成熟。從這個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農村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和廣大農民艱難行進的身影。被視為是農村題材反思、改革小說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創作談等專集和選集30部。部分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種文字有專集。

Ⅸ 高曉聲小說反映農民命運的深刻意義是什麼

，高曉聲的鄉土小說切入民族文化、人性的核心，對建國後黨的農村政策、農民的生活道路重新審視，闡述了農民曲折命運的根源，在不斷的深思中體會高曉聲特有的自覺的文學意識和文化批判精神。高曉聲以陳奐生形象為主，沿著時間的河流前行，寫出了「上城」、「包產」、「出國」等一系列故事，這種「系列」小說作為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謝海泉在《高曉聲系列小說藝術探略》中分析了這種「系列」小說的特點及其美學風貌，他認為「跟著這個人走一個長時期」暗合著對人的個性發展的長時間的過程。這種創作手法「不僅豐富了人物性格的『認識論』，同時也充實了表現性格的『藝術』」，「作品所體現出的『結構美』，不單是在某一個單篇之內，更重要的是在各個單篇之間，在『篇意前後摩盪』的藝術整體中，他的整體大於各個部分的算術之和」。高曉聲的語言風格具有獨特的韻味。那些立足鄉土，在民間味道十足里有些許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別樣的意蘊。一些研究者從小說本體藝術角度進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討，如浩嶺《時代精神與個性心理—高曉聲農村小說藝術淺論》。錢中文先生則提出的「高曉聲文體」。錢中文認為高曉聲的文章使用的是經過改造後的江南土話。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機盎然，並提出「細節小說」的概念。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曉聲小說中通過大詞小用等方法而實現的富於幽默感的語言進行了研究，還有的涉獵了高曉聲小說中的第三人稱的敘事風格，以敘述為主，尤其擅長概括性敘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現的方式等

Ⅹ 高曉聲的小說創作中最具影響的人物典型是誰

陳奐生。
陳奐生上城的背景就是「自由市場開放了」、農民「囤里有米、櫥里有衣」的時候，物質生活改善了。賣油繩的目的是「賺幾個活錢買零碎」「買一頂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他相信生活還會越來越好，他竟「滿意透了」「總算像家人家了」，可讓他自卑和不滿的是，對著別人，「實在是無可說」，什麼也說不好，一說就要被人家笑，所以「他渴望過精神生活」，然而他的精神要求是極低的，他的新追求是「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經過的事情，講給大家聽聽就好了，就神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