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評論趙樹理的小說《傳家寶》
對於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可以看作一個小說流派，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不過，在50年代，文學界確有催成山西小說作家形成創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揚到了山西，明確提出有意識地發展有特色的文學流派。當年10月，山西的文學刊物《火花》創刊，對趙樹理等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是該刊的經常性主題。1958年5月，《文藝報》和《火花》在山西召開座談會總結山西作家的創作特色。不久，《文藝報》還以「山西文藝特輯」的專欄(註：《文藝報》1958年第11期。)，介紹、高度評價山西作家的創作成績。建立「流派」的努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繼續得到強調，但他們的創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跡可尋的共同性。這包括：一、地域的特徵。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於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小說的藝術自足性受到懷疑；「不作旁觀者」的文學主張，不僅是敘事意義上，而且更是小說「社會功能」上的。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觀念，他們關於寫小說是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註：趙樹理《也算經驗》，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的預期，是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但又認為，「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以便能讓識字不多的鄉村讀者接受。關於這個「流派」，評論界使用的稱謂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等。
這個「流派」的作家，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馬烽(1922-)，山西孝義縣人。小學沒有畢業時，參加了八路軍。戰爭期間，從事晉綏邊區報紙、出版社編輯工作。1945年，與西戎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1956年回到山西。馬烽五六十年代的創作，除《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文學劇本，和在刊物上連載的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等。西戎(1922-)抗日戰爭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報》、《四川文藝》編委、主編。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姑娘的秘密》、《豐產記》，後一個集子的作品(《燈芯絨》、《賴大嫂》、《豐產記》等)，寫於1961年以後，風格轉而向朴實趨近。其中，《賴大嫂》用揶揄的筆調，寫一個「無利不早起」的自私、愛撒潑的農村婦女，在生活中的處處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這個短篇既為倡導「現實主義深化」的批評家援引來闡述其論點，也為後來批判「現實主義深化」和「寫『中間人物』論」所重點抨擊的「標本」。(註：參見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寫中間人物」的一個標本》(《文藝報》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縣人。40年代，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左翼文學界，獲得很高聲譽。50年代以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登記》、《求雨》、《金字》(根據記憶重寫)、《「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賣煙葉》，長篇《三里灣》，電影故事《表明態度》，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部)、特寫(或傳記)《實幹家潘永福》。另外，還寫有鼓詞《石不爛趕車》，小調《王家坡》，澤州秧歌《開渠》，上黨梆子《十里店》和改編的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編為各種文藝樣式。如《登記》便以《羅漢錢》的名字，分別改編為秦腔、豫劇、粵劇、評劇、滬劇等劇種演出。趙樹理的這些小說，大多仍取材於晉東南他的家鄉。他與這個地區的人、事仍保持著密切而持久的聯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那種淳樸、誠實的特色。他繼續著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的隔閡的試驗。(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在小說觀念上，也堅持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不過，後來他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作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寫小說便是要動搖那些習以為常、但不合理的「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因而，在《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雖說農村開展的「運動」仍構成它們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開的關於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理、家庭關系、公私關繫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是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來，趙樹理這個時期的小說，確是「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這是因為他離「當年」的「青春」漸遠。如果從作家所處的環境而言，那麼，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寫作的規范，仍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來有限度地容納作家的創造，容納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藝術想像；而趙樹理那時對農村傳統習俗和觀念所期望的更新，也與革命政治在農村所推動的變革，有許多重合之處。到了50年代，不僅文學寫作的規范更加嚴密，而且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他的那種建立在對民俗、民間文化的體認基礎上的藝術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憂慮於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過度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後期創作的主題。與《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三里灣》等表現「小字輩」掙脫老一輩的障礙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鑒定》、《實幹家潘永福》中，老一輩農民身上的品格，被敘述為年輕一代最重要的精神傳統。趙樹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說藝術，總體面貌與以前並無重大變化。然而，如評論者所說，這些「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的作品，由於作者對某一形式的「越來越執著」，導致「故事進行緩慢」，有「鋪攤瑣碎」、「刻而不深的感覺」(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
三 趙樹理的「評價史」
對趙樹理小說和他的文學觀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有的看法且相距甚遠。即使是左翼文學界之中，評價也並不一律，且時有變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統地對趙樹理的小說給予很高評價的，是周揚發表於1946年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註：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延安)。)。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斗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這種評價的延伸，次年8月，在晉察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在此前後，「解放區」的出版社，編印了多種趙樹理創作的評論集(註：如冀魯豫書店1947年7月初版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9月編輯印行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華書店1950年4月重印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蘇南1949年6月初版的《論趙樹理創作》等。)，收入周揚、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馮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會前後出版的兩套大型叢書中，趙樹理被做了頗為特殊的處理。他的創作理所當然地入選展示「解放區」文學實績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學選集》(茅盾主編)中設有他的專輯。事實上，趙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出版於1943年。這種安排，反映了將之「經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周揚的報告中，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並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不過，進入50年代以後，文學界對於趙樹理的評價也有些猶豫不定。在繼續把他作為一種「榜樣」來推崇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發現。這種發現，是「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因而，批評家提出了趙樹理「善於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於表現前進的一面」的問題，並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註：竹可羽《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再談談〈關於《邪不壓正》〉》(2月25日《人民日報》)。)長篇《三里灣》發表後，在受到肯定的同時，「典型化」程度不夠的問題被著重地提了出來：對於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於農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較少」，「沒有能夠把這個方面充分地真實地表現出來」，而對於農村的斗爭，農民內部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現得很嚴重，很尖銳，矛盾解決得都比較容易。(註：參見俞林《〈三里灣〉讀後》(《人民文學》1955年第7期)，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後期，這種評價上的猶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藝報》就「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討論。雖然刊發了認為這個短篇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社幹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編輯部卻是支持趙樹理的，它以王西彥對趙樹理「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註：《〈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文藝報》1959年第10期。)，作為結論性意見。《文藝報》的這種辯護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了抵禦當時激進文學思潮。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因為趙樹理對1957年以後中共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而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受到「內部」批判。而在這個期間，文學界在農村題材小說中，作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經濟的「浪漫主義」的退潮中，文學界也有了「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出。這時，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所發掘和重新闡釋。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茅盾、邵荃麟等認為，「前幾年」對趙樹理的創作估計不足，「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些觀點，在隨後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闡發：「趙樹理在我們老一輩的作家群里，應該說是近二十年來最傑出也最扎實的一位短篇大師。但批評界對他這幾年的成就卻使人感到有點評價不足似的，……事實上他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應該說是現實主義最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礎真如鐵打的一般」，「趙樹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農村裡面，實在是首屈一指，當代其它作家都難於匹敵」(註：康濯《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既然趙樹理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深化」的作家，那麼，「文革」前夕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趙樹理又必定首當其沖。文學界對趙的評價發生了大轉變：「近幾年來，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沒有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畫出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大連會議「不但沒有正確指出」他的「這個缺點」，「反而把這種缺點當做應當提倡的創作方向加以鼓吹」(註：《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後「文革」中對趙的激烈攻擊，從「文學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超越這一批評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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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的內容簡介 急急急!!!!!!
《「鍛煉鍛煉」》作者趙樹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縣人。1943年發表成名作《小二黑結婚》而蜚聲解放區文壇。建國後出版短篇小說集《下鄉集》、《趙樹理小說選》及長篇小說《三里灣》、長篇評書《靈泉洞》(上)等。趙樹理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堅持用現實主義方法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時，堅持民族化、大眾化的創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創作與農民的閱讀心理、欣賞習慣相一致。這種創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強烈的時代精神、濃郁的生活氣息，又有鮮明的民族色彩。
趙樹理的短篇名作《「鍛煉鍛煉」》，首刊於1958 年8月號的《火花》雜志，緊接著《人民文學》在9月號上轉載，當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八年短篇小說選》，將其作為「頭題」佳作收入選本之中。這篇很有特色的小說在讀者中間反響熱烈，但也存在不同意見。《文藝報》1959年春召開座談會，並辟「文藝作品為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專欄，以7、9、10三期相繼發表12篇文章，對此篇小說展開爭鳴，另在《火花》、《人民文學》、《北京文藝》等雜志也發表了評論。
在討論中，大多數意見持肯定態度，認為它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相當生動地描繪了農村中象「吃不飽」「小腿疼」這一類農村婦女與基層幹部的形象。但是，在反「右傾」的政治背景下也發表了一些偏頗意見，認為《「鍛煉鍛煉」》不但不是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而且說成醜化農民和歪曲了現實。到了「文革」前夕的反對「修正主義」時，將這篇作品以及趙樹理的《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等表現「實干」、講究「實利」的幾篇小說，誣稱為「中間人物論」的代表作。在十年浩動中，趙樹理這位與人民保持血肉聯系的作家竟被打成「黑作家」，「叛徒」，「寫中間人物的祖師爺」，關押批鬥，含冤而死。
其實，在浮誇風、共產風一陣緊似一陣的時候，趙樹理以其冷靜和嚴肅態度創作了《「鍛煉鍛煉」》等面對現實敢於揭露問題的小說，這正標志了趙樹理是一位有良知、有勇氣、有使命感的作家，為當代文學歷史留下了不可泯滅的篇章。因此，1980年工人出版社與山西大學聯合編輯出版了《趙樹理文集》，周揚在序言中以「卓見和勇敢」稱贊趙樹理的為人與為文。
《「鍛煉鍛煉」》產生於「問題小說」貶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候。作者仍堅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和反映農村生活，不諱飾小農意識的頑固，成功地塑造了兩個落後婦女——「小腿疼」、「吃不飽」的藝術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惡勞、撒潑鬧事，「吃不飽」的貪吃懶做、撥弄是非、背後攛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農民消極落後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農民的艱巨性和清除小農意識的長期性。
小說還從更深的意義上揭示農民群眾中消極落後意識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於黨的某些幹部對其採取了姑息縱容的錯誤態度。它並不孤立地描寫「小腿疼」、「吃不飽」損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談舉止，而是同時描寫社主任王聚海對其不講原則、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風，從而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中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及解決矛盾的症結所在。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風，使「爭先社」里解決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輕的副主任楊小四等人身上，並使楊小四等人採取了與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說由表現農民內部的思想意識斗爭進而表現幹部隊伍中思想作風的矛盾，既明確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評中農幹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的小說主旨，顯露了批判矛頭所向，從而體現了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深度。
《「鍛煉鍛煉」》採用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構建作品、刻劃人物的方法。它以情節連貫、富有懸念的故事作為小說骨架和結構線索，在娓娓動聽的故事敘述中，逐漸顯現出王聚海、楊小四、「小腿疼」、「吃不飽」等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人物間的復雜關系。它以傳統的白描手法表現人物，披露人物的心跡；它也點染富有地方情趣的景物，不過總是將情景融於故事的敘述之中。小說語言既吸收了華北農村的群眾語言，又擷取了民間文學中的語言精華，顯得質朴自然、簡煉生動、幽默風趣、流暢上口。這種「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朴質而醇厚」的「大眾化技巧」，(茅盾《論趙樹理小說》)在這篇小說中幾近爐火燉青的地步。
3. 趙樹理小說可以寫什麼論文
答：趙樹理小說可以寫反映當代生活的論文，體現了勞動人民吃苦耐勞，敢於拼搏的精神
4. 《鍛煉鍛煉》趙樹理小說民間性！！！
它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相當生動地描繪了農村中象「吃不飽」「小腿疼」這一類農村婦女與基層幹部的形象。但是，在反「右傾」的政治背景下也發表了一些偏頗意見，認為《「鍛煉鍛煉」》不但不是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而且說成醜化農民和歪曲了現實。到了「文革」前夕的反對「修正主義」時，將這篇作品以及趙樹理的《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等表現「實干」、講究「實利」的幾篇小說，誣稱為「中間人物論」的代表作。在十年浩動中，趙樹理這位與人民保持血肉聯系的作家竟被打成「黑作家」，「叛徒」，「寫中間人物的祖師爺」，關押批鬥，含冤而死。
其實，在浮誇風、共產風一陣緊似一陣的時候，趙樹理以其冷靜和嚴肅態度創作了《「鍛煉鍛煉」》等面對現實敢於揭露問題的小說，這正標志了趙樹理是一位有良知、有勇氣、有使命感的作家，為當代文學歷史留下了不可泯滅的篇章。因此，1980年工人出版社與山西大學聯合編輯出版了《趙樹理文集》，周揚在序言中以「卓見和勇敢」稱贊趙樹理的為人與為文。
《「鍛煉鍛煉」》產生於「問題小說」貶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候。作者仍堅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和反映農村生活，不諱飾小農意識的頑固，成功地塑造了兩個落後婦女——「小腿疼」、「吃不飽」的藝術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惡勞、撒潑鬧事，「吃不飽」的貪吃懶做、撥弄是非、背後攛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農民消極落後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農民的艱巨性和清除小農意識的長期性。
小說還從更深的意義上揭示農民群眾中消極落後意識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於黨的某些幹部對其採取了姑息縱容的錯誤態度。它並不孤立地描寫「小腿疼」、「吃不飽」損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談舉止，而是同時描寫社主任王聚海對其不講原則、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風，從而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中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及解決矛盾的症結所在。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風，使「爭先社」里解決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輕的副主任楊小四等人身上，並使楊小四等人採取了與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說由表現農民內部的思想意識斗爭進而表現幹部隊伍中思想作風的矛盾，既明確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評中農幹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的小說主旨，顯露了批判矛頭所向，從而體現了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深度。
「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村，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
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里「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裡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里。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於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二、戀愛婚姻習俗。
趙樹理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里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夥子鬧新房，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
三、民間文藝表現手法的運用。
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5. 趙樹理筆下哪個人物給你怎樣的印象
三仙姑和二諸葛是中國文學史上永不磨滅的典型人物形象。
6. 趙樹理的小說特色是什麼（以《小二黑結婚》為例）
一、問題小說，這是一篇典型揭露農村存在 的問題的問題小說；〈〈小二黑結婚〉〉中揭露了三仙姑和二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深刻揭露了農民的愚昧。此外小說業從金旺兄弟的所作所為反映了解放後解放區遺留下來的惡霸作風，和欺上瞞下的行為；也反映出農民自身的小農意識。再有，文中對父母包辦婚姻的揭露也很到位。如三仙姑不顧女兒的反對希望將其嫁給「插起招軍旗，就有種糧人」的吳先生；還有二諸葛家養育的童養媳等等都可反映這些問題。
二、強烈的政治色彩，也由於過分注意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務，因此給趙樹理的創作帶來了一些明晰那的局限，如拘泥於具體問題和事件，伸展不開對人物的刻畫時有簡單化的傾向；作品有圖解政治，圖解政策的痕跡。有時會因政策事物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於趙樹理常年生活在農村，紮根於基層，憑借他對農村和農民的深切了解，對中國農村革命歷程的深切體驗以及他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創作態度也使得他的問題小說得以突破就事論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從〈小二黑結婚〉〉看，他把解決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戀愛婚姻以及解決金旺兄弟惡霸行為，還有使得三仙姑和二諸葛思想得以開化的這些問題都交由區長一人負責，文中也是由於區長這個關鍵性人物使得這些矛盾迎刃而解。從這方面可以看出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也正因為這樣在表寫和刻畫各色人物時，歲鮮明富有個性，但卻總覺得缺乏點什麼。
三、鮮明的反封建傾向，受「五四」時期思想的影響，加上長期生活在農村，對於封建主義的表現相當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對封建意識下的農村社會關系和道德倫理觀念有比較深入的剖析和抨擊。在文中，描寫的三仙姑和二諸葛的神婆行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以及文中農民對於金旺兄弟的所作所為採取敢怒不敢言的態度也反映了農民思想的弊端。此外他的西歐按說關注現實服務於現實斗爭。他的小說基本上屬於現實主義范疇，但卻又不同於歐美的批判現實主義，又不同於那種假現實主義，然而這樣的現實主義可能導致狹隘的經驗主義。如在小說中描寫的解決各種矛盾的方式。但比起虛假，浮誇來說則不失針砭時弊的意義。而且他的小說沒有那麼咄咄餓理想化色彩，人物質朴如本色。
四、小說採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構建作品，刻畫人物；即他是民族化與大眾化的堅定實踐者。「五四」以來，「西化」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問題一直是作家，批評家討論的中心問題之一。趙樹理的方向很明確，從〈〈小二黑結婚〉〉中，他採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方式敘述，刻畫人物。而且採用故事體小說的敘述方式，既少採用「橫截面」式的段篇結構，也不太用跳躍式的或組合式的長篇結構，而是繼承了中國評話式小說的特點，努力保持故事情節的連貫性，完整性。也非常注意按照故事發展的時序敘述故事。而且為了讓讀者了解事情發展的過程，極少採用跳躍，省略的方式來敘述，即便是交代故事 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對犧牲對人物的刻畫，來照顧讀者，在文中先交代三仙姑，二諸葛的人物，家庭就可以很好體現這點。另外，小二黑與小芹愛情產生了問題最後也有了解決的方法，也體現了他小說的完整性，線索明確，脈絡清晰，因果關系明了。
五、敘事，寫人都用白描手法，而且以人物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性格，文中一出場就以講故事的口吻交代了「三仙姑」，「二諸葛」兩個人物的習慣難為，習慣，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兩的性格特色，在敘述整個事件的時候也採用娓娓道來，並不慘雜太多的細節描寫。但他的故事卻頭緒清楚，故事集中，故事中又可以因出其他小故事，作品也有懸念，有聚焦點。
六、語言的口語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實，生動風趣；他的語言能使讀者造成在場感，語言簡潔，上口，合乎自然語流。多用短語，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飾語，如「劉家嶠，有兩個神仙，鄰近村無人不曉，一個是前莊上的二諸葛，一個是後庄的三仙姑。二諸葛原來叫劉修德，當年做過生意，抬腳動手都要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三仙姑是後庄於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著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等等都可體現這點。在語言的使用上十分注意地方 色彩 和鄉土風味，為了避免 採用文人書面語，也淘汰了生僻的字眼。作者吸收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語進入作品，如在文中「死受」這類語言同山西的民情風俗融合在一起構成 趙樹理小說別具一格的語言風格。
文學史上認為,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是趙樹理及以他為代表的"山葯蛋派"的靈魂和本質特徵,第二個特點是寫作的口語化
7. 趙樹理作品與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的異同（結合作品）
在表現農村生活,開掘農村題材的作品中,趙樹理小說與20世紀20年代鄉土小說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他們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繼承了「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新小說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大大開掘了現代文學的主題、題材領域,推動了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繁榮。農村的現實生活,農民的疾苦與命運,是他們共同關注的焦點;著眼於農村,注目於農民,描繪具有地方色彩的生活圖景,是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在他們的作品中,農業中國里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農民問題,得到了多側面、多層次的反映。從整體上看,趙樹理小說與20年代鄉土小說的確具有繼承關系,但二者在表現農村生活方面卻形成了兩種審美極致。理論基礎不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趙樹理小說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創造性發揮,《講話》發表後,深諳農民生活的趙樹理以自己獨特的觀察與體會,實踐了毛澤東同志文藝思想。20年代鄉土小說是對文學革命後小說創作中的概念化傾向的引導,周作人等提出「鄉土文學」主張,於是便有了20年代鄉土小說創作熱潮。
8. 趙樹理小說中個性最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是三仙姑和誰
應該是二諸葛吧
9. 我的論文怎麼下手論文題目是"趙樹理小說的民間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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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立場是相對於政治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形態對人生、生活乃至世界所進行的民間性關照。趙樹理的民間立場,是站在現實生活中農民的利益立場上來應對時代的變化,並且體現了在這種種變化中的農民在原有生存形態上形成的價值觀念的變遷。 在現代文學的發展史上,趙樹理作為一位真正關心中國農民命運,始終執著地把農民的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自覺地站在民間立場上,固守著民間的價值取向的一位作家。他的民間立場,使他的創作為新文學的民族化、大眾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他被樹立的「趙樹理方向」也導致了作家悲劇性的命運。民間培養和造就了趙樹理,但民間又把趙樹理推向了一個復雜尷尬的境地。 本論文分為四章,從第一章分析趙樹理民間立場的成因與發展情況入手,具體分析趙樹理民間立場各個不同時期的特點和變化,包括創作上的轉型、成熟、迷茫與困惑等。第二、三章從趙樹理小說創作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來分析他所堅守的民間立場在小說創作中的具體表現。具體分析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幾個方面,包括:「問題小說」的主題、寫農村的題材以及「中間人物」的描寫等。運用敘事學理論分析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事風格、敘事語言等。第四章首先從「趙樹理方向」的角度對他的民間立場進行了反思與現實價值的評價。具體分析與反思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民間立場在創作方向、題材選擇與表現手法的不足。結語是評析了趙樹理民間立場對於現實的貢獻。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趙樹理及其作品的出現,都屬於歷史,都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今天我們肯定趙樹理創作的經驗和成就,同時也對他創作上的不足進行反思。但是他的全心全意為人民創作的崇高精神,他所建構的一幅幅生動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歷史畫卷,他在審美追求上給人類帶來的寶貴財富,都將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尊敬。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背景下,仍然需要像趙樹理這樣關注農村、關注農民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