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海寇免費有聲小說

Ⅳ 找本小說，求書名。主角穿越到海賊，組建曉組織，吃了暗暗果實。是本老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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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求穿越類軍事小說，男主角從現代穿越到古代，用現代科技征戰天下或利用現代科技使古代實現現代化，

1、《天下節度》：主人公在唐朝中扮演了一個節度使的形象，在太平盛世節度使可以管理好一個城池，屯糧屯兵為國家危難之時做准備，各個節度使都立地為王不聽號令，是一個亂世。而主人公作為其中之一的節度使，他是否能脫穎而出，消滅其他的勢力。

2、《狼煙起》：主人公穿越後直接成為一代君主，當時他處在一個亂世，各方諸侯都立地為王。但主人公並不是自私的，他想讓國家恢復到先前統一的樣子，立志要恢復國家最初的模樣。經過無數的謀略和戰爭，總算完成戰國統一。

3、《葬明》：故事背景是設定在明朝末年，明朝末年既有外敵相威脅，也有內亂相擾，而主人公作為一個穿越者，想要維持明朝的統治就要先安內再除外。主人公自己成立了一個軍隊，名叫刑天軍，戰力威猛，軍紀嚴明，為明朝守住了最後一次太平盛世。

4、《大唐軍魂》：主人公穿越到了唐朝時期，作為李靖的孫子來到了這個朝代。主人公先前是現代特種兵的一個將領，來到大唐之後，他進一步的調教大唐的軍隊，軍隊所向披靡，歷戰不敗威名揚於天下。最終鑄成了天下強盛之致的大唐帝國。

5、《夏鼎》：宋朝還沒立足中原起來，當時是五代時期有各個國家。各個國家都各自搶地盤不顧百姓生死。而主人公為大夏效力是大夏的一方將領，主人公穿越到那個亂世，看主人公是如何一統天下成就大業的。

Ⅵ 請問一下誰能給我講一下在明朝抗倭期間，葡萄牙人的態度發至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

西方依次崛起的海洋強國，都在實踐中認識到，流動的海水無法讓人駐足，要永久留在某一海域必須建立海上據點。這些國家在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東印度群島都這么著，來到中國自然也不會例外。這也是葡萄牙人進來以後，給中國沿海形勢帶來的最大變化。以往前來騷擾的海盜，不論人多人少，只在沿海一帶搶掠糧食、財物和男女人口，一般搶了就走，並不停留，更不敢輕易深入內地。大多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擁而來，也一鬨而散。葡萄牙人一來，直闖地方官府，進宮求見皇帝，擺出既來之則安之的架勢。盡管這些兼有海盜和海商兩重身份的葡萄牙人一再被地方官府拒絕，或被駐軍驅趕，欲在中國拿下通商據點的念頭，始終如一，從不放棄。

葡人最先看中的，是浙江寧波附近一個名叫雙嶼的海島。該島重巒疊嶂，樹木蔥蘢，地勢險要，明初整飭海防，專門派出官兵在此駐守。此後天下承平日久，朝廷武備廢弛，島上原有駐軍不知不覺消失，只保留在地方官府吃空餉的花名冊里。兩個本地海盜頭目，一個來自福建的李光頭，一個來自安徽歙縣的許棟，乘虛而入，占島為王。葡寇和倭寇如蒼蠅逐臭，聞腥即至，三股勢力很快在此合流。他們既統御海上的不法生意，所有駛往海外船隻都控制在其手中，一切走私販私活動也都由其包攬；同時，又明火執仗當強盜，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富裕村鎮，甚至攻州掠府，對抗官軍。本地一些「富戶大姓」欲從中分肥，不惜投靠這個中外盜寇聯合體，有的為其打掩護，有的為其通風報信，踩點指路，窩贓銷贓，鬧得閩、浙沿海一帶雞飛狗跳，老百姓生命財產沒有安全保障。

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 ），南贛巡撫朱紈奉旨赴浙江剿寇，並提督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建寧五府軍務。他來到浙東，看出葡寇、倭寇和本地海寇結成勢力盤踞雙嶼，是閩、浙沿海禍亂之源，決定拿雙嶼開刀，一舉搗毀這個大匪窟。他先命一名副將掃清外圍，逐步將雙嶼圍困起來，等待時機收網。島上盜寇有恃無恐，竟派人與剛剛抵達寧波城內的日本貢使互通款曲，企圖里應外合，打明軍一個措手不及。朱紈截獲匪首密信，正好將計就計，深夜發動奇襲，將這匪窟踹了個底朝天。在雙嶼圍剿戰中僥幸漏網的李光頭逃回福建，不久又夥同一幫葡萄牙人在自己家鄉作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朱紈帶兵趕到福建，在閩、粵兩省交界的招安將李光頭及96名葡盜捉拿歸案，應受害百姓所請通通斬了。本地一幫與中外盜寇有染的人，在雙嶼之戰後驟失重利，無不懷恨在心，正伺機進行報復。此時，給朱紈安上「擅權濫殺」種種罪名，由一些地方官員出面，買通大奸臣嚴嵩，讓嘉靖爺下旨「系獄論罪」。朱紈不甘受辱，憤然自殺，留下一聲長嘆：「剿外國盜易，剿中國盜難；剿濱海之盜猶易，剿衣冠之盜猶難。」

接替朱紈提督東南沿海軍務的都御史王紓，深知盜寇內外勾結之害，索性集中打擊勾結葡賊、倭寇的大小內奸，嚴密監視里通外國的「衣冠之盜」，外寇因此難以摸清岸上虛實，經常一登岸便陷入滅頂之災。葡人在閩、浙的落腳點相繼被朱紈拔除，又懾於王紓所部咄咄逼人的態勢，不得已退出閩、浙，輾轉回到廣東境內。但葡盜與別的盜寇有所不同，除殺人放火、姦淫擄掠，還把在非洲販賣黑人為奴的惡習帶來，擄掠中國人口，進行轉手倒賣。他們急於在廣東找塊牢靠地盤，囤積贓物，也囤積人口，靠近廣東沿海的澳門島，很快就成了他們的重點目標。
澳門在明代稱為「壕境」，有時也寫成「濠境」，本地人多稱為「蚝境」。這里沿海一帶盛產生蚝，生吃和煲湯皆稱美食中的一絕，相傳還可滋陰補陽，男人吃了壯陽，女人吃了美容，粵人無不喜好這一口。由此看來，「壕境」應是「蚝境」。澳門原屬廣東香山，即現在的中山縣，因此也被稱為「香山澳」。葡人究竟怎樣登上澳門島，並如願以償將其變成殖民地，直到上個世紀末才回歸祖國懷抱。歷來流傳的說法很多，而所有的說法都證明了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既狡詐又執著，辦任何事情不達目的不罷休。

有一種說法，葡人曾以距澳門不遠的某小島為駐足地，但嫌地盤太小，海上往來障礙甚多，無法滿足其日益增大的胃口，因而打起了佔領澳門的主意。但因其劣跡斑斑，「佛郎機」這名字幾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詞，大人聽了牙齒打戰，小孩聽了咧嘴大哭。他們耍了個心眼兒，欺中國人看白種人差不多都一個模樣，聽其鳥語也無法分辨哪是哪國話，更鬧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國家。隨便捏造了一個國家的名字，穿上奇裝異服來到澳門，給駐守本地的海道副使送上一份燦爛奪目的見面禮，佯稱是這個子虛烏有國家的貢使，只因海上風高浪大，海水漫進船艙，打濕了貢品，需要趕緊晾曬，請求允許在島上停留數日。海道副使「得人錢財替人消災」，笑眯眯點頭應允。葡人一擁而上，先是搭起臨時性的帳篷暫棲身，用揣在懷里又干又硬的麵包果腹，裝出一副落難的可憐相。及至看到澳門人並無多少警惕性，還不時送來同情的目光，索性壘牆蓋屋囤積貨物，埋鍋砌爐烤麵包燒牛排，賴在島上不走了。

另有一種說法，抗倭名將俞大猷奉旨來廣東剿寇，曾實施分化瓦解中外盜寇的方略，制訂了投降可以免死，還放出「功成重賞其夷目」的話來。狡猾的葡人鑽了這個空子，出賣了一股與其發生過摩擦的中國海盜，向官軍通報消息，非常准確及時，博得了俞大猷的好感。還有一次，俞大猷部在海上追剿一船倭寇，倭寇走投無路，乞求葡人伸出援手。葡人做足了「惺惺相惜」的姿態，隨即引來明軍水師，將這股倭寇一網打盡。葡萄牙人積累了這些「功勞」，便找明軍水師要獎賞，他們一不要金子，二不要銀子，三不要糧食布匹，只求正式批准他們在澳門暫棲身，還拍著胸脯表示日後返回「佛郎機」即「完璧歸趙」。俞大猷以為自己講究信義第一，這些葡人也會一諾千金，便慷慨應允。誰知他們住下以後，再也不提歸國這碼事。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葡人在澳門站住腳以後，很快與馬六甲及印度洋沿岸連成一氣，開通了以澳門為轉運中心的幾條重要航線，既有正常貿易，也有走私販私，還大肆擄掠人口，或送回本國為奴，或轉送他處販賣。當地官府見葡萄牙人如此胡作非為，態度也日益驕橫，都氣憤不過。有武員派兵船將澳門出入的海路一一堵死，不許葡人運載貨物和人口的船隻進出；有文員上書朝廷，歷數葡人在澳門犯下的種種罪行，請求朝廷頒旨將其驅逐出境。這時的嘉靖皇帝吃了太多的長生不老丸，丹毒在體內發作，渾身燥熱難當，虛火升騰不已，日夜忙著臨幸宮中嬪妃，根本無法靜下心來處理朝政，來自廣東的這類摺子一律留中不發。葡人聞訊趕緊裝出笑臉，打點給地方官員送禮，喜愛錢財的送金銀珠寶，貪圖享受的送洋煙洋酒，嗜好美色的送上幾個金發碧眼的小妞，以求彼此相安無事。

1582年，萬曆皇帝執政，因為喜歡上了利瑪竇帶來的西洋玩意兒，海禁便聽之任之。廣東本地官民人等跟葡人相處日久，似乎也見慣不驚，漸漸不拿葡人賴在澳門當回事。相傳，滿洲人努爾哈赤起兵攻打遼東的時候，大明朝廷還特地派人到澳門購買「佛郎機」火炮。葡人以此為資本，面見兩廣總督，要求取得在澳門的永久居留權。隨後來到中國的荷蘭人欺負葡國已經在走下坡路，欲將澳門奪歸己有，搶佔在華貿易的有利位置。葡人借口要抵禦荷蘭人入侵，大張旗鼓在澳門修築城牆，設置寨堡，建立屬於自己的防禦系統，如此一箭雙雕，打好了武裝佔領澳門的基礎。此時中國政府惟一堅持的，是葡人照章繳納租銀和稅銀，在此違法犯罪的葡人也一律交由中國官府處置，算是守住了國家基本的主權。
到了清朝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露出了老大封建帝國百孔千瘡的破敗之相。本來已經沉淪的葡萄牙竟借英國勢力，狐假虎威，停付澳門租金和稅銀，驅逐清政府駐守澳門的官員，在這塊屬於中國的土地上一切自行其是了。1887年12月1日，還由英國出面干預，迫使清政府與葡國簽訂了所謂的《 中葡友好通商條約 》，澳門從此成了葡萄牙貨真價實的殖民地。

澳門的丟失之所以令人刻骨銘心，主要在於葡萄牙這樣一個已經過氣的小國，受了英、荷等海上霸主的擠壓，已經從世界其他所佔領的地盤退出，卻能如願以償從中國掠走這么一塊殖民地，一佔一個世紀，真是匪夷所思。不能說，明清兩代執政者都不關心國家安危，但他們只對來自西北邊陲的危險保持了警惕，而忽視海上頻頻傳來的警訊，特別是正德、嘉靖兩位爺不把葡國佔領馬六甲當回事，結果讓此處成了西方列強挨個入侵的漏斗，由此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葡萄牙人在澳門突出的業績，是將這個偏僻島嶼變成了世界馳名的賭場，聽說現在境內居民赴澳門公幹或旅遊，多少都要掏點錢進賭場賭一賭自家運氣。不知有此雅興的同胞，在這塊曾經淪為葡國殖民地的國土上，是否偶爾也會思索一下我們的國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澳門之失曾是一次很悲慘的應驗，將來還會不會也在別的什麼地方顯出靈驗來？筆者這點兒小小的提醒，自然不包括那些攜公款赴澳門豪賭的貪官污吏，這些蛀蟲的存在，本身就是國家的一個嚴重危機。
倭寇成為沒落大明帝國的切膚之痛

區區70個倭寇從杭州灣穿州過府殺到南京城下，數百或數千把倭刀製造出一起又一起屠城慘案，閩、浙沿海曾一度盡為倭窟。抗倭軍不但要對付兇悍的「真倭」，還要對付令人頭疼的「假倭」，一時難倒了很多抗倭名將。胡宗憲編撰《 籌海圖篇 》，戚繼光辛勤整理記述抗倭秘訣的《 紀效新書 》，期望扭轉有海無防的危險局面。而出身草莽榮登關白和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也在謀劃將北京納入日本版圖，由他直接統治偌大一個中國。

汪直，亦商亦盜給大明朝廷帶來的困擾

前些年，我國歷史學界發生過一場重新認識明朝倭患的學術爭論，身為中國人卻與倭人聯手為患閩、浙沿海的汪直，成為這場爭論的焦點人物。

汪直，安徽歙縣人氏，從小跟著父輩闖盪海洋，往返海外國家做生意，也順手牽羊當強盜。他長大成人之後混跡江湖，投奔在雙嶼的海盜頭目許棟，不久當上管櫃，坐了第二把交椅。許棟與李光頭同倭寇、葡寇搭上關系，汪直似乎特別青睞倭人，很快嘰里呱啦滿嘴倭語，從此與倭寇關系也越來越深。朱紈帶兵進剿雙嶼，他僥幸漏網，遠遁日本五島列島，收編被打散的殘部，招募日本的武士、浪人，重新集結大小船隻，繼續往來附近國家亦商亦盜的幹活，很快形成規模，蜚聲中日黑白兩道，被人尊為「老船主」。

日本一些島主和武士集團看重汪直熟悉中國東南沿海情形，手中還握有不少直通官府的內線，無論海上走私販私，還是去中國沿海登岸搶劫，都十分樂意與其攜手合作。中國的瀕海之盜與衣冠之盜則仰仗其有外國勢力做依靠，里外通吃，也爭著搶著前往歸附。史書上說，汪直這塊「香餑餑」，「真倭」、「假倭」無不願意與之結為死黨。「真倭」指的是來自日本的倭寇，「假倭」指的是混跡倭寇隊伍中的中國人。汪直領著這么一支雜牌軍，有機會做生意便當商人，有機會搶掠便做強盜，左右逢源，手眼通天，財源廣進，到了連日本天皇也不得不高看一眼的分上。他自己也因此敢拍著胸脯自稱「徽王」，並傳出「日本三十六島皆聽其指揮」的豪語。中國朝野上下因此視其為製造東南沿海動亂的禍根，從嘉靖皇帝到胡宗憲、俞大猷等剿倭官員無不恨得咬牙切齒，彼此在東南沿海較了多年的勁兒。

如何給這么一個復雜人物蓋棺定論？國內學術界大體分成兩派：一派認定他是「漢奸加倭寇頭目」，應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另一派則認為他是「海商領袖」，「反海禁的先驅」，應該將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兩派學者各抒己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誰也不肯服誰。這一爭論還延伸到汪直的安徽老家，演變為一場立碑與砸碑的糾葛。那是2005年，有個日本人自願拿出一筆錢，要在安徽歙縣為汪直修建墓園，以表彰其溝通中日貿易的歷史功績，牢記這個象徵兩國「友誼長存」的歷史人物。這年月正盛行「名人效應」，熱衷搗鼓「名人經濟」，當地政府很快有了「歷史搭台，經濟唱戲」的策劃，要把這個墓園搞成一處新的旅遊景點，讓死鬼汪直為今日家鄉掙錢。浙江麗水和南京有兩名年輕大學教師聞訊大怒，今日中國，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居然還有人敢為大漢奸和大倭寇樹碑立傳，是可忍，孰不可忍！兩人自費來到安徽，憤然將剛立起來的汪直墓碑砸了。這消息傳播開來，社會上一時熱評如潮，自然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當地政府一時左右為難，頗為尷尬。

事實上，汪直既是海商，又是海盜，如前面所說有機會經商便經商，有機會搶劫便搶劫。對照一下歐洲的大航海運動，這似乎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並非汪直一人獨有的原罪。西方國家參與地理大發現者、往來海外做生意者，海商、海盜一身而兩任是很尋常的事情，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概莫能外。至於那時的日本，該國歷史學家井上清在《 日本歷史 》一書中也直言不諱：「武士，浪人乃強盜本性。」這個東瀛島國土地面積狹小，資源貧乏，本身就具有向外擴張的強烈沖動。世界大航海以來，日本自然跟著時代潮流走。井上清在書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景況：「既是自由貿易的商人，又是海盜的倭寇，仍舊使用掛著八幡大菩薩的旗子，叫做八幡船的小船，不怕狂濤巨浪，不顧幕府的禁令和明朝的取締而活動。」

日本民間進行自由貿易的商人如此，由幕府出面進行的「朝貢貿易」或曰「勘合貿易」也如此。嘉靖二年（ 1523年 ），日本國左京兆尹大內氏和右京兆尹細川氏同時派人來中國入貢。兩撥貢使前腳跟後腳到了寧波，雙方發生「爭貢風波」，互相動手打了起來。大內氏的貢使宗設追殺細川氏的貢使宋素卿，從寧波到紹興，一路燒殺搶掠，既劫錢財，也劫人口，並迫使被虜者親屬拿銀子贖人，無贖銀者便帶回日本為奴。寧波駐軍出面攔擊，兩名指揮官都死在宗設手下。還有一個名叫周良的日本貢使，因來中國入貢太勤，市舶官員責其違反「十年一貢」之約，連船帶人帶貨物「禮送」出寧波，讓其歇在附近的海島上，坐等三年五載之後的貢期。周良擔心貨物受損，暗裡託付寧波的「富商大姓」將其貢品送往市場發賣，不想換回的銀錢被經手人黑吃黑，翻臉不認這筆賬。周良一氣之下，帶領手下人操起倭刀登岸劫掠，讓寧波「加倍奉還」，帶著搶來的錢物回國向天皇陛下交差。

認真想一想，亦商亦盜大概就是近代商品經濟轉型時期難以避免的一種亂象，如同資本的原始積累總是伴隨假冒偽劣、缺斤短兩、坑蒙拐騙、權錢交易，甚至製造謀財害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蘑菇，等等。這種亂象對當時的明朝政府來說，既是社會秩序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又是發展商品經濟的難得機遇。如果那時的當權者能夠直面海洋，妥善處置，遏制非法經商，引導合法經商，孤立和打擊威脅沿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內外盜寇，有可能將來自海上的危險轉化為巨大的海上商機，大明朝必定出現另一番局面，中國此後的歷史也許要重寫。然而，大明皇帝們的封建腦瓜，缺乏處理這種亦商亦盜復雜現象的政治智慧和經濟頭腦。或者本性使然，壓根就不願意麵對前途未卜的海洋，在內心深處斷然拒絕同商品經濟打交道。因此，一律將復雜問題進行簡單化處理，外交上與日本辦過幾次交涉無濟於事，便雷厲風行「禁海」，一禁解百難。

然而，大海是沿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豈能一禁了之？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海禁，其結果「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禁了海商迫使人們都去非法經商，禁了海盜迫使人們都去為盜。那些依靠走私販私或偷盜搶劫為生者，在中國沿海被官軍攆得雞飛狗跳無處容身，便遠遁至一些荒無人煙的海島上。他們既要對抗官府稽查，防止別人前來打劫，還得尋找機會掠奪錢糧財物維持生計。眼看勢單力薄，生活無來源，安全無保障，心裡七上八下，時刻盼著有人收編。這便是汪直為何一呼百應聲勢越鬧越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倭寇團伙中為何有時「假倭」多於「真倭」的奧秘所在。當然，「假倭」中還包括大量被皇室貴胄奪走土地，或不堪徭役、賦稅重壓主動放棄土地的無業遊民，或已經落草為寇又被官軍驅趕得走投無路的「山賊」。那是大明朝未能正確處理內亂的另一種危機，無需在此贅述。

筆者前幾年創作長篇歷史小說《 鐵血軍團戰將戚繼光 》，曾經接觸過汪直及其海盜兼海商集團的一些史料。此人走私販私當強盜有據可查，勾結倭寇侵擾我東南沿海、禍害眾多無辜同胞，連他自己也承認是「萬死之罪」，扣頂「漢奸」和「倭寇頭目」的帽子並不為過。但他出身海商家庭，即使幹了這么多不法營生，還一直惦著堂而皇之經營海洋貿易，也是不爭的事實。汪直在日本五島逐漸坐大之後，曾多次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企圖吸引大明朝廷的目光，甚至想著通過「戴罪立功」達到為朝廷接納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 ），海盜盧七在浙東沿海搶掠戰船，直犯杭州附近一個富裕鄉鎮，劫走大量婦女財物，停船在杭州灣的馬跡山港，打算遠走高飛。汪直主動率船隊奔襲，俘獲海盜船13艘，斬殺盜寇千餘，並將生擒活捉的賊首盧七和被解救的婦女送與巡撫衙門。此後，地方官府遇倭寇登岸搶劫，暗中請其出動人馬協助清剿，也能欣然應命。這么一個人，順勢拉上一把，也許真的就能棄惡從善。但在朝廷官僚集團的眼裡，「一朝為寇終身是賊」，不論他怎樣往好里表現，照樣發兵進剿，必欲除之而後快。

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倭寇大舉進犯江浙沿海，不但來了大批「真倭」，也來了大批與汪直有瓜葛的「假倭」，其中包括其干兒子汪滶和侄子汪汝賢。當時出任江浙總督的胡宗憲與之交過幾次手，總是敗多勝少。浙江巡撫阮鶚還被圍困桐城，陷入需拿銀子贖腦袋的尷尬境地。胡宗憲不得已派身邊幕僚去日本招安汪直，事先還從牢獄中放出其老母、妻子，發還其老家被抄物資，營造招安氛圍。汪直喜出望外，提出只要允許開展海上貿易，「吾亦欲歸爾」。他還分析了日本那時的現狀，老天皇已死，新天皇年幼，各島互不相攝，正鬧著內亂，幾乎民窮財盡，到了崩潰邊沿。只要大明朝廷答應繼續與日本開展「厚往薄來」的勘合貿易，通關納稅，不失貢期，他願派人逐島「次第曉諭」，讓那些島主各為禁制，使倭寇不得再去中國跋扈逞凶，「所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這人還是很有一些見識，歸順之心也溢於言表。當時派出的使者也滿口應承，使其疑慮盡消，幡然來歸。

汪直跟著胡宗憲的親信從日本來到舟山岑港，一邊做開市通商的准備，一邊將干兒子汪滶招來面授剪滅倭寇的錦囊妙計。汪滶依計行事，先是暗中指點官軍攻擊進犯瓜洲、上海、慈溪的「真倭」，擒獲了倭寇頭目四助四郎等，迫使真倭殘余逃遁海上。接著通過離間之計，分化陳東、徐海、麻葉幾個海盜頭目，讓其互相猜疑，發生內訌。胡宗憲暗中調集兵馬，在南運河中將其一網打盡，立即斬了捉拿歸案的倭寇頭目，也斬了表示願意歸降的海盜頭目陳東、徐海、麻葉等人，連主動撤去桐城之圍放還阮鶚者，也不能免死。汪直聞訊十分震驚，開始懷疑朝廷招安的誠意。當胡宗憲派汪滶帶著朝廷獎賞的金銀去舟山，請其「榮歸故里」，他固守岑港不肯挪步。汪滶向乾爹表示，胡總督還是有心成全乾爹的歸順，朝廷論功行賞也很大方。汪直連連搖頭說：「你何愚也！吾不在官府手中，他們當然會厚待你；吾若落到官府手中，闔門死期至矣！」然生米已經煮成熟飯，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提出要一「貴官」來岑港做人質，以表明朝廷說話算話。胡宗憲將身邊愛將夏正送來，汪直這才放心去了杭州。

然胡宗憲盡管有心善待汪直，嘉靖皇帝卻不肯答應，還急著要用他那顆賊頭祭奠皇陵，向列祖列宗報告「東南倭患已除」的大好消息。那些過去與汪直有染的權豪勢要也不肯答應，生怕留下這個活口會泄露他們以往種種見不得天日的勾當，請殺汪某的摺子雪片一般飛進京師，話都說得冠冕堂皇。有個叫唐樞的刑部主事力挺胡宗憲，主張刀下留人。他在一封信中說出一番道理：「汪直自願招喻島倭，以夷制夷，立功報效，坐地方安堵東南賦稅之場，復舊生理，似亦便宜良計，實為利之大者。」胡宗憲想保汪直，也是目睹了這人在平倭中無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至少可以讓他本人在抗倭總督的位置上坐得安穩些。但來自朝野上下的壓力太大，「通賊」的罪名隨時有可能落到自家頭上。他惟恐招來滿門抄斬的大禍，竟置愛將夏正生死於不顧，將汪直「就地正法」。汪直受刑時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果然，不幸被其言中，從此閩、浙、粵諸省倭亂不斷，東南半壁江山又無寧日。

應當說，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在這個事件中，明朝政府容不下的，不只是汪直這樣一個異類，還有他憧憬的海上貿易。而明朝政府失去的，也不只是泱泱大國絕對不可失去的信譽，「去食去兵不可去信」，還有扭轉海上被動局面的一次絕好機會。在此後的倭亂中，中國不但停止了同日本的一切貿易，與琉球國的交往也受到嚴重影響，有琉球國派往大明天朝的貢使，居然在中途被倭寇擄掠而去，使得往來中國成為琉球人的畏途。日本商人在中國海域絕跡潛蹤之後，一些敢於冒險的日本人，聯絡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開辟新的交通線，調轉方向去海上其他地方謀發展。中國的商人也紛紛逃身海外，在東南亞一些國家落地生根。此時，來到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的歐洲人，香料、茶葉、絲綢、瓷器生意做得非常紅火，在商品流通中大獲中國高端產品之利。而中國自身的海上貿易卻不斷萎縮，原來設立的幾個市舶司幾乎門可羅雀。當西方國家海洋財富猛增，黃金、白銀多到不得不貶值的時候，大明朝廷仍停留在憑升斗計量大米、小米給各級官員發俸祿。瀕臨海洋的中國撒手放棄海上主動權，又一次嘗到了苦果，卻遠非最後一枚苦果。

1564年，福建巡撫譚綸上摺子懇切陳詞：「世人濱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幾也，大抵非為生於海，則不得食。海上之國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幾也，無中國續綿絲帛之物，則不可以為國。御之怠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愈眾。私通不得，即掇奪隨之。昔人謂，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處處俱穿破。意正如此。」譚綸在這里用了一個很通俗的比喻，堵死所有老鼠洞，有可能處處都成老鼠洞，道出了實行海禁的弊端。稍後，接替譚綸的福建巡撫許孚遠也痛陳，「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呼籲朝廷開放海禁。朝廷扭扭捏捏，只允許在福建泉州的月港實行有限度的開放，還不許外地人參與，即使本地人也憑「船引」進行總量控制，欲開還禁。到了天啟年間，荷蘭人來中國叩關，朝廷立刻頒旨「以有紅夷，遂嚴海禁」，堵死了剛打開的一絲門縫。

Ⅶ 明朝沿海很多倭寇居然是漢人假扮，為什麼會這樣呢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製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里，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飢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葯，用鐵制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