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人物葉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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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鷹
迷離心寒夜，註定要發生些什麼，改變些什麼，有些事情，我無力抗拒，有些事情，我一手掌握，有些事情，我無可奈何，有些事情，我一笑了之，有些事情，我堅持到底，有些事情，我茫然若失。
我叫葉鷹，性別，女，年齡，保密，學歷，保密，身高，1.70，體重，保密，三圍，保密。
別誤會，我不是FBI，不過也和他們差不多，都是特種職業的。干我們這行，年齡是項忌諱，沒有人會誠實的告訴你自己幾數，淘汰的快，來一撥去一撥的，誰會真正在乎這個問題？只要外表順眼，長像甜美，身材勁暴，這就是賣點，可，這行老的快，一般來來去去的都是十幾歲的，十八九歲時是鼎盛期，二十一過就成渣，老的不成人形，到時就算把豬吹上天也遮蓋不了那張蒼白的臉。
我保養的不錯，皮膚白嫩，細的連汗毛管也能數的清楚，沒有黑頭，沒有青春痘，沒有眼袋，沒有皺紋，沒有胸部下垂的問題，也沒有討厭的毛手毛腳，包括那個部位也是乾乾凈凈的。這就是金錢的力量，有錢，想怎麼保養就……

⑸ 中國民俗與諸子哲學的關聯

20世紀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確立的時期。傳統學術的繼續發展與西方學術思想的引進，對中國學術現代化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文獻學在傳統文獻學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並在20世紀後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對學術界、讀書界及圖書館學教育等領域，都有著廣泛的影響。
概觀百年文獻學的發展，有幾個主要問題值得關註：一，古典文獻的研究、整理與出版；二，文獻學研究的階段性；三，文獻學研究的主要路徑。
1古典文獻的研究、整理與出版
首先，總結20世紀文獻的新發現，如甲骨文獻、簡策文獻及其他出土文獻等。這些新發現的文獻為各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同時，它們也是文獻學或文獻史研究的重要素材。特別是近十餘年間的一些重大發現，如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戰國簡策，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的吳簡等，都還未從文獻學的角度加以總結和研究。
其次，總結20世紀古籍的整理與出版，這可以分為如下幾個主要方面：①《四庫全書》系列，如《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未收書輯刊》等，以及一批相關工具書及研究著作的出版，形成了一門「四庫學」，豐富與深化了文獻學的研究。②綜合性叢書系列，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等，以及相關的工具書《中國叢書綜錄》等。③二十五史系列，如百衲本、標點本及各種版本的《二十五史》整理出版，《二十五史》的補編、三編、訂補等。④歷代詩、詞、文的整理與出版，與古代戲曲、小說的整理與出版。詩文方面，如《全唐五代詩》、《全宋詩》、《全明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文》、《全遼文》、《全金文獻》等；詞曲方面如《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明詞》、《全清詞》，《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全清散曲》、《古本戲曲從刊》等；小說方面如《白話中國古典小說大系》、《古本小說集成》等。⑤十三經、諸子、理學、科技等，如《十三經註疏》的整理與出版，《新編諸子集成》、《理學叢書》及各種古代科技著作的出版。⑥佛道系列，如《中國佛教典籍選刊》、《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等。⑦少數民族古籍的整理與出版，如近期出版的《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一千冊，經過眾多研究者20年的整理釋譯而成，令世人矚目。⑧其他，如方誌、類書的整理與出版。
2文獻學研究的階段性
百年文獻的整理、出版與研究，為文獻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與豐富的材料，推動了文獻學的發展。綜觀20世紀中國文獻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20世紀前期（前40年），20世紀中期（中40年），20世紀後期（後20年），約略反映了百年間文獻學的形成，發展與繁榮的過程。
前40年，文獻整理出版都取得很大的成就，當時一些重要出版社，如商務、中華、開明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影印或出版了一大批古籍。一些新面世的文獻，如甲骨文、簡冊、敦煌遺書、明清檔案等，逐步受到人們的重視。新文獻的發現，改變了前人從古書到古書的做法，運用新材料與古書相印證，得出了很多新的結論。而近代以來，引進西方的一些治學思想和方法，對文獻學研究也有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梁啟超、陳垣、洪業與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等，都作出了不小的成績。如胡適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陳垣的《元典章校補釋例》以及洪業等人編纂的數十種古書引得。20年代，梁啟超提出文獻學，並認為文獻學即是廣義的史學，是研究各門學問的基礎，所做的工作是校勘注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為學術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此後不久，鄭鶴聲、鄭鶴春寫成《中國文獻學概要》，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我們見到的第一部以文獻學命名的著作。鄭氏認為，編纂、結集、審訂、出版、翻譯、傳播等，均為文獻學研究的內容，這與傳統文獻學（以目錄、版本、校勘為主要內容）已大不相同。文獻學作為一門獨立之學，其形成已見端倪。
這一時期，中國文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文獻史研究，考其源流，可追溯到《漢書·藝文志》的總序，後世不少目錄仿其制。獨立成書者應以明代胡應麟《經籍會通》為首創。進入20世紀初，主要著作有葉德輝《書林清話》、《余話》，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王國維的《簡犢檢署考》，陳彬和、查猛濟的《中國書史》，陳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等。
中期40年，由於受到戰爭、政治運動等因素的影響，文獻學的研究相對沉寂，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張舜徽先生在文獻學上的貢獻。1945年，張先生出版《廣校讎略》，對文獻典籍的著述體例、標題著者、引注、序例、注釋、流布、校書方法、審訂偽書等，都作了仔細的闡述。後來他又出版了《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清人文集別錄》等文獻學著作，為其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獻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這一時期，在文獻史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績，比較重要的有楊壽清的《中國出版界簡史》，劉國鈞的《中國書生簡編》，李文琦的《中國書籍演變論集》、昌彼得的《中國圖書史略》，錢存訓的《中國古代書史》等。
後期20年是現代文獻學研究的繁榮時期。自從1982年張舜徽先生出版《中國文獻學》以來，文獻學著作大有層出不窮之勢。究其原因，可細分為如下幾點：①文獻是學術研究的基礎，20世紀後期，學術研究的興盛，學界逐步重視對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利用；②文獻知識與檢索，是學習的重要手段.許多大學都把文獻學的相關知識作為基礎課程；③文獻書籍是社會信息的主要來源，因此，一些導讀著作很受廣大讀者青睞；④古典文獻學的源遠流長，為文獻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⑤文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初步形成，為文獻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⑥文獻學研究隊伍的壯大，許多相關學科的研究者開始關注並從事文獻學研究，為文獻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文獻學研究的主要路向
20世紀，特別是後20年，文獻學的發展是多途徑的。概括起來，約有如下幾大系列：
——古典文獻學系列，其主要作者有張舜徽、王欣夫、吳楓、羅孟楨、王燕玉、杜澤遜、程千帆、徐有富等。他們基本上以傳統古籍整理的方法，即目錄、版本、校勘等，加以立說。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構建了古典文獻學的規模，並建立了這一系列研究的基本範式。
——新型文獻學系列，其主要作者有倪波、洪湛侯等。洪湛侯在《中國文獻學新編》中，用形體、方法、歷史、理論4方面來構築文獻學的框架，但其基本內容還是古典文獻學的，只是組配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倪波等人的《文獻學概論》，在建立新型文獻學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超越和更新了傳統文獻學研究的內容。
——分科文獻學系列，目前，僅就筆者所見，有文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檔案文獻學、社會科學文獻學、科技文獻學、教育文獻學、中醫文獻學、法律文獻學、經濟文獻學、文學批評文獻學等。這一系列的研究並沒有一種統一的範式，各自從本學科文獻特點出發，以文獻揭示為目標，便於人們了解學科文獻的面貌。
——分支文獻學系列，主要有文獻傳播學、文獻社會學、文獻計量學、文獻保護學、文獻目錄學、文獻信息學，以及新近所見的文獻經濟學。這一領域的作者都比較年輕，他們勇於接受新知，運用相關學科的思想、方法，豐富與發展了文獻學的研究，他們將成為文獻學研究的生力軍。
——文獻史研究系列，從廣義看，文獻的編纂、印刷、出版、發行、交流、收藏的歷史以及圖書史等，均可看成是文獻某一側面的發展史。這方面的著作很多，主要專題史都已涉及，但仍缺少一部綜合反映文獻發展的史著。
——文獻學史系列，目前可以見到的有中國文獻學史、中國古典文獻學史、中國歷史文獻學史，其實三者所涉及的內容基本相同。在某種情況下，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三者是同一意思，沒有太大的區別。
——文獻學專題系列，如周文駿《文獻交流引論》、張欣毅《現代文獻論綱要》、朱淵清《中國出土文獻與傳統學術》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典籍導讀」與「書籍與文明進程」兩個專題，近二十年間，成果層出不窮，在讀者中有廣泛的影響。向來被認為是「書齋」式的文獻學，有了一次面向社會的嘗試，應當說是相當成功的。
資料結集與工具書的編纂，主要包括3個方面：①文獻學資料結集，如《文獻學論著輯要》、《中國歷代圖書著錄文選》，以及各類文獻學專題資料集等；②文獻學家與著作研究，如《鄭樵校讎略研究》、《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文獻家通考》、《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等；③文獻學工具書的編纂，如《中國古文獻大辭典》、《簡明中國古籍辭典》、《文獻學辭典》《中國方誌大辭典》等，以及各種專書辭典。
4結語
總結歷史，展望未來。在21世紀知識與信息時代，文獻學作為研究、整理、利用文獻的一項專門之學將會更加受到關注，其本身亦將以全新的視野，開拓文獻與知識研究的新領域，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首先，研究者一方面將注重文獻學自身的建設，如資料的結集與文獻學理論體系的探究，社會發展與文獻學研究，文獻學教育、文獻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等；另一方面將注重文獻典籍與人類社會進步、文化及現代生活的研究，如文獻價值、文獻信息與傳播、文獻與社會生活、典籍與閱讀文化、書籍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其次，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文獻量急劇增加，人們普遍地傳播和接受大量文獻信息，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因此，文獻學在揭示、整理，加工，檢索、計量、利用文獻等方面，將使用更現代化的手段，以適應人們的需要，對研究者來說，這將是一個持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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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的歷史與人類文明的歷史幾乎是同步的。有了文獻，也就有了文獻的各種活動，在文獻和文獻工作的發展基礎上，逐漸積累了經驗及其認識，形成人類社會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門類文獻學。文獻學之所以成為科學不僅在於它擁有豐富的實踐來源，而且在於它具有「文獻與文獻工作」這一獨特的研究對象。文獻學就是專門研究文獻與文獻工作發生、發展及其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
文獻學博大精深，孕育了上千年，產生於「西學東漸」的20世紀。文獻學承擔的是一項基礎性的研究工作，正如張舜徽先生所言：「我們最大的目的，便是要在對文獻進行了整理、編篡、注釋工作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立新的體例，運用新的觀點，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這便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1）正因為文獻學對科學研究的獨特貢獻，因此被學者們譽為20世紀的一門顯學。本文從文獻學的概念入手，以文獻學發展的兩個特點，大文獻學觀和實用性原則，試圖管窺文獻學發展的全貌。
一、文獻學的概念
文獻工作雖然歷史悠久，但正式出現「文獻工作」一詞只不過100多年的光景。（2）1903年，歐萊特在《目錄學和文獻工作》一文中，首次使用了「DOCUMENTATION」，表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文獻或參考工具的過程。之後，文獻工作便成為目錄學、著作權、印刷技術、出版業、圖書館工作及文獻服務的新概念，這一學科從一開始就具有知識綜合的特點。
1907年，歐萊特在《情報和文獻工作的合理組織》一文中，對「DOCUMENTATION」又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含義：1、與某一特殊事物相關的現存文獻構成；2、文獻的專門收集；3、提供給詢問者的文獻構成；4、收集文獻的過程；5、按UDC（普遍的十進分類法）用卡片排列的文獻編目。1920年「DOCUMENTATION」一詞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荷蘭人F·D·Duyvis在國際文獻工作大會上認為布魯塞爾目錄學研究所的宏大計劃不可能實現（給所有文獻編目），並由E·Hymans把文獻工作定義為各種情報的收集、組織和傳播。這個定義通用了多年，說明文獻信息傳播的思想受到人們的重視。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文獻工作一詞在各國得到廣泛地應用，但是含義較窄，所指范圍也往往因人而異。（3）在法國，文獻工作一詞也常常被描述為專門情報設施的一個部分。1932年，法國文獻機構聯合會成立，但對文獻工作的認識還十分模糊。1953年，H·LEMAITRE和A·Thompson對「DOCUMENTATION」下了一個定義，即「文獻的建立、搜尋、組織和利用」，到1958年又簡化為「組織與傳播」。在英國，文獻工作「DOCUMENTATION」一詞的定義也是十分模糊的，直到1939年才由布拉福德對「DOCUMENTATION」下了一個定義。1948年，在拉福德又把它修改為「是所有記錄的收集和主題分類並使之發生效用的過程。
英文詞典《圖書館員用語匯編》（3[rd]，4[th]ed.）把「DOCUMENTATIO」定義增加到13個。1.知識世界各種記錄的收集、分類並使其易於獲得的藝術；2.系統地組織知識記錄和知識來源以便盡快地找到它們，並能通過各種媒介得以傳播；3.記錄、組織和傳播專門知識；4.為最佳檢索而收集、存儲、組織已記錄的情報資料或文獻的科學；5.專門圖書情報機構所從事的活動，准備和復制資料以及隨後的發行活動；6.情報的選擇、分類和傳播；7.推薦和保存已記錄的知識，使其迅速起參考作用；8.通過程序有效地積累已記錄的知識、促進其發展；9.通過介紹、復制、出版、傳播、收集、保藏、存儲、主題分析、組織和檢索、提高專門化記錄知識的使用藝術；10.所有情報的收集、保存分類、選擇、傳播和利用；11.在專門化情報交流中所有指定的復雜活動，構成專門的圖書館事業的活動，准備和復制資料的活動以及發行活動；12.推薦、組織和交流記錄知識所需的技術，以便最大限度地檢索與利用情報；13.文獻的鑒別、研究、匯編和使用。
在美國，1937年美國文獻工作研究所建立時便使用了「DOCUMENTATION」一詞。1949年將文獻工作定義成一門技術：包括文獻復制、文獻傳播和文獻利用。20世紀50年代，伴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情報學作為一門嶄新的學科誕生了。由於它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處理文獻和信息，在社會和科學交流中發揮著十分重大的作用，比傳統的文獻工作更具時代性和社會適應性，因此美國文獻工作研究所更名為美國情報學會。實際上，所謂文獻工作已被情報科學一詞所取代。
自從文獻工作一詞出現以來，這一術語在各國的應用不盡相同，人們對它作過種種解釋。它的古典定義是指對人類活動一切領域內的文獻的收集、分類、利用。但隨著文獻工作的發展，這一術語的內容不斷豐富和發展。1960年國際文獻聯合會將文獻工作定義為「文獻工作是指對一切類型情報的收集和存貯、分類和檢索、傳播和利用，」這是取得西方許多國家公認的一個定義。（4）
在我國，「文獻學」始見於1920年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梁氏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又說：「明清之交各大師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可見文獻學與史學的淵源。1928年，鄭鶴聲的《中國文獻學概要》問世，這是第一部以「文獻學」命名的著作。該書作者認為：「結集翻譯編篡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曰文獻學。」表示中國文獻的生產、收集、整理活動，與西方文獻學術語有相近之處，也有一定的區別。（5）
中國文獻學內容廣博，但條理清晰。20世80年代，基本形成了古典文獻學和現代文學兩大研究領域。古典文獻學是以古典文獻的研究和整理為主要內容，包括研究文獻的源流、積聚、散佚及典籍體式等，整理包括文獻的辨偽、版本、輯佚、類纂、目錄、注釋等。古典文獻學繼承、豐富、發展了校讎學的理論和方法，確立了以目錄、版本、校勘為核心的文獻學體系。其代表作為1982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張舜徽著），該書對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輝煌業績，都作了總結性的介紹，還對今後文獻工作提出了具體設想和努力方向。《中國文獻學》是我國文獻學領域的奠基之作，標志著古典文獻學理論的成熟。此後又有幾個影響較大的文獻學力作，它們是吳楓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等。現代文獻學是針對大量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獻，採用西方的文獻組織方法和管理制度，對文獻進行搜集、組織、整理和檢索的科學。目前，這門學科還沒有一個成熟的體系，其研究的內容和方法都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
二、大文獻學觀
所謂大文獻學觀，就是要超越一般的思維模式，大量移植、引進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在更廣闊的學科背景中多角度、多層次地考察文獻學。
我們知道，中西文獻工作有不能的淵源。西方現代的文獻整理思想主要源於文藝復興以後，其代表性的著作就是1545年格斯納的《國際書目》。經過三百多年的孕育，1892年比利時的兩位律師保爾·歐萊特和漢尼·拉芳丹在布魯塞爾創立了國際書目處，1903年正式提出文獻工作的思想。由於文藝復興運動旨在反對封建神權對人性的壓制，因此文藝復興高揚的是科學、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大旗，表現在文化上就是各種思潮的涌現。文藝復興之後，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文獻活動逐漸向產業化方向發展。表現為文獻的內容極大的豐富了，文，史、經、哲、自然科學全面發展；並且文獻活動成為社會的基本活動，文獻工作是出版、發行、商業機構、圖書公司等重要的工作內容。從「DOCUMENTATION」出現，它就具有知識綜合的含義，形成了重技術和實用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文獻學以歷代古籍為主，以目錄、版本、校勘為三大支柱，以文史哲為主要學科領域。在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經歷了為數眾多的政府較書活動，而這一系列活動主要的目的，是為強化封建階級的專制統治，以「盛世修典」來歌功頌德、宣揚文治。大量的禁書、毀書就是一個明證。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文獻的研究范圍就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對以往文化的追思上。（6）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學東漸」，為中國文獻學提供了批判、吸收、溶合的大舞台。
在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巴特勒試圖將科學方法系統地引入圖書館學研究、創立了著名的「社會說」，把圖書和圖書館置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大舞台來考察。另一位代表人物謝拉，把傳播學理論引入文獻信息的交流領域，提出了「社會認識論」。在德國，卡爾斯泰特提出了「知識社會學」。70年代，蘭開斯特在《走向無紙信息系統》中預言：紙質文獻將被電子信息取代。這些新觀點新思想對文獻工作的實踐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科學觀念的引入和文獻環境的變化，促使一批學者廣義地提出「文獻學」這一新概念。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杜定友、劉國鈞、沈祖榮等一批學者留洋歸來，他們共同創立了中國的圖書館學教育。由於文獻是圖書情報工作的主要作用對象，文獻工作是圖書館情報部門的共同實踐基礎，圖書情報領域的學者開始運用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文獻及文獻工作。圖書館學、情報學、文獻學在文獻和文獻工作的基礎上，有機地溶和，孕育著大文獻學觀的萌芽。
1964年，袁翰青的《現代文獻工作的基本概念》提到：「有人把『DOCUMENTATION』也譯成『文獻學』。文獻學誠然是我國固有的用詞，討論的內容卻著重於考證典籍源流，和現代文獻工作的涵義是不同。至於現代文獻工作是范圍相當廣的工作。」這是最早提出「現代文獻工作」這一概念的文章。作者認為把「DOCUMENTATION」譯成的「文獻學」，與中國固有的「文獻學」不一樣。前者傾向於現代文獻工作，後者是以研究「典籍源流」為主要內容。這是第一次提出區別於傳統文獻學（古典文獻學）的「文獻學」含義，只不過他們認為當時的「現代文獻學」尚未獨立，所以用「現代文獻工作」表述之。（7）袁翰青的文章延伸和擴大了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和范圍，為「大文獻學」的提出奠定堅實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觀，經濟的繁榮，學術文化空前活躍。中國文獻學研究進入了一個興盛時期，涌現出大批的文獻學研究成果。（8）1981年，歷史學白壽彝倡導建立「歷史文獻學」，包括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辯偽學及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學、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眾多學科。1982年，謝灼華教授首先撰文討論了「文學文獻學」的含義、內容、范圍和作用。周文駿教授1983年發表了《概論圖書館學》，首先提出「文獻交流說」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隨後，又出版了《文獻交流引論》（1986）。周先生認為，文獻交流學是一門研究文獻交流全過程的科學，作為交流過程主體的文獻，其產生、發展、功能、內容、渠道、方法、效果及組織交流的相關機構，都屬於其研究范圍。「文獻交流說」是影響較大的一種觀點，進一步擴大了文獻學的研究視野，後來，又被發展成為「情報交流說」和「知識交流說」。這一時期，活躍在文獻學研究領域的還有單柳溪、謝元泰、韓有悌、桑榆、王餘光、陳國鋒、陳生農、林申清、金恩輝等學者，他們積極尋找新的思路，探索新的觀點，對文獻學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倪波是最早提出大文獻學觀的學者之一。1990年，他主編了《文獻學概論》，作者力求勾勒出一個包括古典文獻學、現代文獻學的新的文獻學體系。這是繼80年代以來，尋找圖書館學、情報學、文獻學等「上位類」學科的又一成果，「泛文獻資訊理論」由此產生。另外，黃宗忠的《文獻信息學》（1992）和朱建亮的《文獻信息學導論》（1992）進一步發展了「泛文獻資訊理論」的思想。1994年，張欣毅的《現代文獻論綱要》出版，本書強調運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和方法」對古今中外各類型文獻作個本體范疇上的考察和研究。影響較大的幾部書還有卿家康的《文獻社會學》、周慶山的《文獻傳播學》等。此外，蔣永福主張建立「文獻物理學」，葉鷹首次大膽提出「文獻哲學」的思想及康軍的「文獻工程學」都獨具匠心、頗有新意。
世紀之交，文獻學在經過20多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文獻學觀基本形成，其思想也深入人心。因此，對大文獻學觀進行系統地梳理和有機地整合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王餘光等認為：「作為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文獻首先是個實體概念，包含有文獻屬性、類型、載體、體式等內容。其次文獻屬於社會文化范疇，包括文獻生產、整理、揭示、傳播、收藏和利用等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文獻價值及其實現、文獻與文化學術的關系等方面。再次，文獻還是一個歷史范疇，包括文獻的起源、發展和規律等。文獻學是全面系統地研究文獻的學科」，（9）「無論是以古典文獻整理為核心的古典文獻學，還是強調研究現代文獻社會傳播和利用的現代文獻學，都只是其中的組成部分。」（10）柯平提出運用系統論的科學方法，對文獻學進行綜合研究，在科學體系中尋找文獻學的定位。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於鳴鏑的兩篇文章《試論大文獻學》和《再論大文獻學》，這是第一次以「大文獻學」命名的文章，正如潘樹廣先生所言：「讀了於鳴鏑先生的《試論大文獻學》，如遇知音，很感親切。因為，有關『大文獻學』；也是筆者多年來苦苦思索的一個問題」。（11）「大文獻學觀」的確立，引起了學者們的共鳴。隨後，潘樹廣又發表了《大文獻學散論》，作者認為：「所謂大文獻學，有縱、橫兩個方面的意義。縱向看，古今兼容，將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有機結合；橫向看，整體把握，拓展文獻學的學術空間」。應該說，潘先生的這個總結是科學的、客觀的。
三、實用性原則
如果說「大文獻學」是在縱橫兩個方面對文獻學的拓展和兼容，那麼實用性原則就是一把科學的尺度，能夠對這個發展進程進行有效的監控和合理的選擇。
眾所周知，理論是為指導實踐而產生的，離開豐富的實踐活動，理論不僅無法理解，而且找不到自己的目標和歸宿。20世紀最後20年，是文獻學空前繁榮的20年。一方面，對古典文獻學進行了補充、完善和發展，使古典文獻學成為一門相對成熟的學科分支；另一方面，借鑒、移植的新理論新方法在文獻學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產生了一批影響深遠的文獻學理論成果。但是，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積極引進的多，消化整合的少。有的研究人員熱衷於構建新理論新體系，引用的新理論新方法明顯存在生搬硬套之感，有的只不過是新名詞的堆砌，對實際的效用很少關心。自然，這些理論和方法不可能用來指導文獻工作的實踐。因此，我們有必要倡導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以實用性原則為指導，理論聯系實際，在文獻工作的實踐中，自覺地運用新理論新方法，使文獻學得到健康地發展。
當然，「一門科學作為一個整體，首先有它內在的，非功利的自我目的。至於它的實用性，其重要意義也只是排在第二位的。但是，科學對真理目標進行的自由式探求，恰恰能導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實用性知識，並且能服務於社會人群」。（12）這里我們並不否認文獻學理論研究的超前性，但是，如果把實際的文獻工作棄在一邊，任何自由式的探求，也不會產生實際的效果。實用性原則，是文獻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文獻學發展的又一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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