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農民》的賞析人物形象的分析
尼古拉和奧莉加夫婦
他們兩口子是莫斯科「北漂」，也是處於莫斯科底層的平民回。尼古拉答在一家旅館做僕役，奧莉加當女僕。由於長期「北漂」，適應了大都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已經認定自己就是莫斯科人了。所以當他們回到真正的故鄉茹科沃時，才發現自己徹底無法融入當地的生活方式了。在他們心裡，莫斯科就代表著文明社會和上流人士。殊不知， 對莫斯科來說，像他們這樣的外地打工者多的是，他們只是夾心人，莫斯科從來不缺外地勞動力，他們走了，還會有新人來頂上，就像潮水一樣，一波接一波。少了誰，莫斯科都照樣是莫斯科。
奧莉加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口頭禪就是「算了算了」和「忍一忍」，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讀福音書。這些細節貫穿於她言行始終。從奧莉加這個人物身上，看得出契科夫對宗教本質的深刻反思。
2. 戴假面具的人契科夫,人物的塑造用了什麼方法
摘要 《戴假面具的人》通過契訶夫戲劇文本中的矛盾沖突、行動和台詞三個方面，分析契訶夫對人物刻畫的方法。
3. 契訶夫短篇小說的特點
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之一的契訶夫：其短篇小說廣泛地反映了俄國社會生活，富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其短篇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因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4. 急求契科夫短篇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簡析
別里科夫的形象（何祖健）
《裝在套子里的人》寫於19世紀90年代末，此時，俄國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醞釀。面對日益壯大的革命力量，沙皇當局便以強化國家機器來維持其統治地位，因此，此時的俄國正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處這一恐怖環境中的俄國知識分子，正如高爾基《海燕》中所描寫的，有在「烏雲和大海之間」「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飛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轟隆隆的雷聲嚇壞了」「膽怯地把肥胖的身體躲藏在懸岩底下」的海鳥與企鵝。《裝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別里科夫就是一個海鳥與企鵝式的害怕變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當沙皇鷹犬的知識分子形象。
綜觀全篇，契訶夫筆下的別里科夫是一個可惡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憐的人物。他的最大特點是把一切都裝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樣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緊緊的，包得嚴嚴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帶雨傘，坐車支車篷，房子不管怎樣悶熱，他也不開門窗。睡覺時，除帶上睡帽、穿上睡衣，還要把腦袋蒙在被子里。他不僅要將自己的軀體和物品用套子套起來，而且連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來。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報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準則。凡是脫離常規、不合規矩的事，雖然與他無關，他也很不高興。這個別里科夫不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厭的是，他連周圍的一切也不放過。城裡新設一個茶館、一個閱覽室、一個戲劇小組，他便驚恐不已：「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同事參加祈禱式去遲了，聽到中學生頑皮鬧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亂：「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十多年來，教師、校長、甚至全城的人都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整個城市死氣沉沉。人們之所以怕他，是因為他有著沙皇政府作後盾。他扮演的也正是舊制度、舊秩序、舊傳統的衛道士的角色。因此，作為這一角色的別里科夫是可憎可惡的。然而，作為一個小人物的別里科夫，他實際上也是一個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別人的同時，也毀壞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綜觀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憐的。通過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沖突中，我們足可以看到他悲劇性的一面。對於四十多歲還沒成家的別里科夫來說，戀愛結婚實在是一大樂事，可他遲遲不敢求婚，是因為害怕結婚會鬧出什麼亂子來。當他被柯瓦連科從樓上推下來，他最害怕的是「這樣一來，全城的人都會知道這件事，還會傳到校長耳朵里去，還會傳到督學耳朵里去。哎呀!不定會鬧出什麼亂子!」因此，他實際上是死於驚恐和擔憂。真是可惡、可悲的別里科夫!
別里科夫死了，人們應該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個別里科夫，還有許多別里科夫存在著，因為這是一個僵死、腐朽的社會。「不行，再也不能照這樣生活下去了!」契訶夫借獸醫的口表達了對消滅沙俄專制制度、創建新生活的強烈願望。
《裝在套子里的人》除了具有契訶夫一般短篇小說的客觀、含蓄、簡練、樸素及幽默、諷刺的風格外，還在結構上採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將別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獵人月下閑談的大故事中進行敘述，這種形式，不僅使內容更真實，也使結構更加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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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 人物分析
和讀後感差不多,分析寫作背景,寫法,人物性格.
6. 契科夫短篇小說精選人物簡析
小說主要刻畫的是奧丘梅洛夫這一人物，從他對下屬、對百姓的語言中表現專他的屬專橫跋扈、作威作福；從他與達官貴人有關的人，甚至狗的語言中暴露他的阿諛奉承；從他污穢的謾罵隨口噴出，揭開他貌若威嚴公正裡面的低俗。
7. 契科夫短篇小說的特點
1、短片小說特點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困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2、人物簡介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qì)訶（hē）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國的世界級短篇小說巨匠，是俄國19世紀末期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與莫泊桑和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是一個有強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說緊湊精煉，言簡意賅，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餘地。其劇作對20世紀戲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堅持現實主義傳統，注重描寫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藉此真實反映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狀況。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徵是對丑惡現象的嘲笑與對貧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並且其作品無情地揭露了沙皇統治下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的丑惡現象。他被認為19世紀末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
8. 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的獨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9. 契訶夫小說的一個人物淺析
別里科夫
《套中人》寫於19世紀90年代末，此時，俄國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醞釀。面對日益壯大的革命力量，沙皇當局便以強化國家機器來維持其統治地位，因此，此時的俄國正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處這一恐怖環境中的俄國知識分子，正如高爾基《海燕》中所描寫的，有在「烏雲和大海之間」「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飛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轟隆隆的雷聲嚇壞了」「膽怯地把肥胖的身體躲藏在懸岩底下」的海鳥與企鵝。《套中人》中的別里科夫就是一個海鳥與企鵝式的害怕變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當沙皇鷹犬的知識分子形象。
綜觀全篇，契訶夫筆下的別里科夫是一個可惡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憐的人物。他的最大特點是把一切都裝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樣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緊緊的，包得嚴嚴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帶雨傘，坐車支車篷，房子不管怎樣悶熱，他也不開門窗。睡覺時，除帶上睡帽、穿上睡衣，還要把腦袋蒙在被子里。他不僅要將自己的軀體和物品用套子套起來，而且連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來。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報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準則。凡是脫離常規、不合規矩的事，雖然與他無關，他也很不高興。這個別里科夫不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厭的是，他連周圍的一切也不放過。城裡新設一個茶館、一個閱覽室、一個戲劇小組，他便驚恐不已：「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同事參加祈禱式去遲了，聽到中學生頑皮鬧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亂：「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十多年來，教師、校長、甚至全城的人都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整個城市死氣沉沉。人們之所以怕他，是因為他有著沙皇政府作後盾。他扮演的也正是舊制度、舊秩序、舊傳統的衛道士的角色。因此，作為這一角色的別里科夫是可憎可惡的。然而，作為一個小人物的別里科夫，他實際上也是一個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別人的同時，也毀壞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綜觀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憐的。通過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沖突中，我們足可以看到他悲劇性的一面。對於四十多歲還沒成家的別里科夫來說，戀愛結婚實在是一大樂事，可他遲遲不敢求婚，是因為害怕結婚會鬧出什麼亂子來。當他被柯瓦連科從樓上推下來，他最害怕的是「這樣一來，全城的人都會知道這件事，還會傳到校長耳朵里去，還會傳到督學耳朵里去。哎呀!不定會鬧出什麼亂子!」因此，他實際上是死於驚恐和擔憂。真是可惡、可悲的別里科夫!
別里科夫死了，人們應該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個別里科夫，還有許多別里科夫存在著，因為這是一個僵死、腐朽的社會。「不行，再也不能照這樣生活下去了!」契訶夫借獸醫的口表達了對消滅沙俄專制制度、創建新生活的強烈願望。
別里科夫的可悲之處還在於，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隱藏自己，用一層一層的套子，而卻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隱藏，反而將他醒目地暴露在了眾人的面前，當他已經被異化成套子的時候，這件套子卻又彷彿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別人眼中成了一個異類，被身邊的人所擠壓所排斥，直到期最終走向墳墓——一個永遠的套子。
《套中人》除了具有契訶夫一般短篇小說的客觀、含蓄、簡練、樸素及幽默、諷刺的風格外，還在結構上採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將別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獵人月下閑談的大故事中進行敘述，這種形式，不僅使內容更真實，也使結構更加緊湊。
奧楚蔑洛夫
奧楚蔑洛夫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寫的小說《變色龍》中的人物。
小說通過描寫這個沙皇政權的走狗警官的5次變化、6次對待狗和首飾匠赫留金的態度來反映出奧楚蔑洛夫媚上欺下、趨炎附勢的性格特徵，同時揭露了沙皇政府的黑暗統治。
官氣在他身上發揮得登峰造極，奴性亦被他演繹得淋漓盡致： 處理街頭發生的一件小狗咬傷首飾匠赫留金的小事，他興師動眾。命令他的助手也葉爾德林「你去調查清楚這是誰家的狗，打個報告上來！這條狗得打死才成。不許拖延！」在得知狗是將軍家的時候，他官氣十足，發誓要早晚要收拾赫留金。一提起將軍，他整個臉上洋溢著溫情的笑容，反復申述， 「可了不得，主啊！我還不知道呢！他要來住一陣吧？」搖尾乞憐之態活靈活現。而剛才被他一頓惡損的下賤胚子的畜牲小狗立即「怪不錯的……挺伶俐」，他不惜放低警官的姿態，討好小狗，昵稱它為「小壞蛋」，誇贊其是「好一條小狗」。
披一張狗皮——新的軍大衣，這是他威風八面、張牙舞爪的道具，也是他出爾反爾、荒誕滑稽的遮羞布。他披著軍大衣登場，裹緊軍大衣謝幕，一穿一脫，滑稽可笑。
他是一條瘋狗。狼心狗肺的他把法律當兒戲，視民生為草芥，導演了一出鬧劇。在他心目中，法律非准繩，事實非根據。「打狗就看主人面」。他斷案的唯一依據是：狗的主人是誰。既能道貌岸然地說：「現在也該管管不願意遵守法令的老爺們了！」又能故弄玄虛地問：「要是這樣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讓人碰上，你們知道會怎樣？那兒才不管什麼法律不法律，一轉眼的工夫就叫它斷了氣！」
奧楚蔑洛夫集飛揚跋扈與殷勤諂媚於一身，在善於變色上，他堪稱一絕。在光天化日之下五次變色，警官的威嚴，人的尊嚴，一再退色。但每一次變色都有規律可循：媚上欺下，討好將軍。其變術到了隨心所欲，純熟無比的境地。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機智，讓人嘆服。其廉恥之心之淪喪，令人發指。
在為官為人上，他是可憐蟲。奧楚蔑洛夫斷案過程中忽冷忽熱的感覺，昧著良心的判決，讓我們看到其謹小慎微、戰戰兢兢、卑劣委瑣的內心世界。在無意冒犯了將軍後，這個小公務員悻悻而去了，但其內心的深度恐慌，不難想像。其下場的未知，讓這個荒誕的故事充滿耐人尋味的悲哀。
契訶夫刻畫的警官奧楚蔑洛夫，這個沙皇統治的忠實衛道士，面對一隻尖尖的臉，背上有一塊黃斑的白毛小獵狗，出盡洋相，可笑又可悲。像他這樣媚上欺下，見風使舵的走狗、奴才，是沙皇腐敗統治的產物，是沙皇專制警察統治的化身，變色龍的兩面派本質，是沙皇專制政府的虛偽和專橫的集中表現。作者用尖銳辛辣的筆觸揭露了這些走狗奴才的丑態和骯臟的靈魂，用以揭示沙皇統治的腐敗黑暗。這正是作者塑造「變色龍」奧楚蔑洛夫典型形象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