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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古代小說戲曲的感想和收獲

發布時間:2025-01-29 22:48:07

古代小說戲曲專題 洪升的《長生殿》表現了怎樣的思想內容

《長生殿》講的是唐來玄宗和貴妃楊玉環源之間的愛情故事,但在原來題材上發揮,演繹出兩個重要的主題,一是極大地增加了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內容;二是改造和充實了愛情故事。重點描寫了唐朝天寶年間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導致王朝幾乎覆滅;劇本雖然譴責了唐玄宗的窮奢極侈,但同時又表現了對唐玄宗和楊玉環之間的愛情的同情,間接表達了對唐朝統治的同情,還寄託了對美好愛情的理想。

❷ 淺談怎樣閱讀欣賞中國古代戲曲文學

戲曲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綜合性藝術,它融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武術、雜技等為一體,呈現出極高的審美價值的敘事文學體裁。從形式上講,戲曲文學是歌曲、賓白、舞蹈、表演等有機結合,形成獨特民族風格的藝術形式。 戲曲教學主要是對戲曲文學的教學,也就是對「劇本」的學習。劇本是一劇之本,是戲劇的基礎。其特點主要體現在矛盾沖突更尖銳性,人物、事件、場面高度集中性,唱詞、賓白、動作等融為一體性,人物性格鮮明性和獨特性,動作的程式化和極富想像力的統一性等方面。 一、分析戲曲語言 在中國古代戲曲中,就人物性格揭示、形象的描繪,景物的描繪、情感的抒發而言,戲曲還是主要是通過人物的語言來實現的。古代戲曲中的語言包括曲詞、賓白和科介。曲詞、說白是劇中人物的語言,說白包括人物的對話、獨白、唱詞;科介是舞台提示,是對劇中人物的主要動作、表情和舞台效果的簡要說明。因此,戲曲中的語言就顯得特別重要,佔有極為主要的位置。在教學中,我們就應該首先注重戲曲語言的教學。那麼,從哪些方面進行呢?對此,我們認為,主要注重以下幾方面。1、曲詞在戲曲中,曲有各種腔調、曲牌。曲詞為詩詞體,它有嚴格的規律,需要合轍押韻,在一折中,各支曲子必須押同一韻。曲詞主要用於抒情,也可以起到渲染場景、貫穿情節的作用。因而,曲詞講究字正腔圓,加上樂器伴奏,聽起來和諧悅耳,產生和諧的審美效果。例如元代王實甫《西廂記》中的第四本第三折的「叨叨令」曲牌: 此曲詞中不但運用大量疊詞,襯字,口語入曲,而且句式相同, 每節中除了「兒」字外,各節之間還押「誒」韻。這樣在整齊中有變化,不但造成節奏感,讀之更是朗朗上口,悅耳動聽,而且其中的趣味頓生,韻味無窮,具有音樂美,給人以獨特的審美感受。而在戲曲中,這種美感往往散發出獨特的、誘人的魅力。可以說,這恰是戲曲引人入勝的特點之一。2、賓白在中國戲曲中,往往是以唱為主,以說為賓的。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說:「賓白有以散白與韻白之分,前者用當時的口語,後者用詩詞或順口溜式的韻文。」又說,賓白「不僅用於敘事,還用作除主角以外人物的抒情,對於表現劇情和人物性格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有『曲白相生』的說法。」賓白就是戲曲中人物的說白。在戲曲中,賓白主要用於交代情節,有時還起著逗笑、調節氣氛、進行諷刺的作用。但是,戲曲中的賓白不同於日常生活中的說話,它是經過加工的藝術語言,具有審美性。也就是說,它不但言簡意賅,意味深長,蘊含著情感,而且特別講究韻律、節奏,強調抑揚頓挫,具有較強的音樂性,體現出語言詩化美的特點。比如,王實甫在《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二本第四折中寫到: 紅雲:姐姐,你看那月闌,明月敢有風也。 鶯雲:風月天邊有,人間好事無。 在張生、鶯鶯的愛情故事發展過程中,孫飛虎兵圍普救寺,要搶鶯鶯為壓寨夫人,老夫人許下諾言:誰退兵,就將鶯鶯許配給他。這時張生寫了一封信給白馬將軍平亂後,老夫人賴婚。張生極度苦悶,紅娘獻計,要張生操琴,以挑動之。戲曲中,鶯鶯在花園燒香時,在沒有聽到琴聲前與紅娘的對話。鶯鶯自己與張生的愛情遭受如此波折,心情是十分沉重,情緒更是消極的。在這短短的賓白中,鶯鶯的話只有十幾個字,卻反映出她的內心世界。她在怨恨,「風月」只有天邊有,人間沒有。 二、感受音樂節奏 戲曲是一門融說唱、舞蹈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其講究音樂之美正如一首詩歌講究語言、韻律之美一樣。在戲劇舞台上,吸引觀眾的多數來自戲曲的音樂之美。那些愛好戲曲的觀眾誰不能唱上幾句精彩的曲調,吟上一段精彩的台詞。可以說,「戲曲的音樂之美體現在人物的唱詞、唱腔、賓白等之中。」(陳多《戲曲美學》四川人民出版社)比如,《竇娥冤》中,竇娥在臨刑時對婆婆的一段唱: 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愆,念竇娥身首不完全,念竇娥從前已往幹家緣,婆婆也,你只看竇娥少爺無娘面。 唱詞中,三個「念竇娥」相疊,構成排比,氣勢增強,而又通過第四句「婆婆也,你只看竇娥少爺無娘面」的一聲呼喚,不但改變了句式,而且運用呼號的修辭手法,在朴實自然中產生了流轉跌宕的節奏。那鏗鏘的音調,高亢的聲調,豐富的感情,義憤的表情,把一個活脫的竇娥再世訴冤情,指天斥地淚漣漣的形象活脫脫地再現出來。這段唱詞,從音樂美的角度來講,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妙。 三、抓住動作描寫 《中國古代戲曲小說史略》中說:「『唱』、『白』、『科』都是戲曲的重要因素,它們都互相依存,不可偏廢。」又說:「『科』就是動作,用來幫助表現角色的聲容和舞蹈。」在戲曲中,「科範」簡稱「科」。 「科」就是對演員的主要動作、表演和舞台效果的提示,比如,「做悲科」「做舞科」、「做戰科」等。當然,在戲曲中,「科」所表示的「做、打」實際上包括全部形體動作,譬如,人物的身段、手勢、腳步、格鬥等。雖然說戲曲演員的一舉一動,已經用固定的模式來展示,而且體現出虛擬性、誇張性、模擬性甚至具有程式化等特點,但每一個動作無不順合劇情的展開,推動劇情的發展,從而表現出人物的內在心理,時時刻刻牽動著觀眾或者讀者的心。然而,戲曲中人物動作經過長久的藝術錘煉,這些程式化動作,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了思維定勢,已經成為是一種美的體現,表現出動作的審美特點。比如,《西廂記》中的幾個人物的性格特點,鶯鶯自然是多情重義,張生卻是性格文弱,而紅娘當然就是聰明活潑。而要表現這幾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在表演的過程中,缺少不了人物的動作。所以,在中國特有的戲曲文學中,人物的言語配上人物的動作,把人物的喜怒哀樂之情,不僅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生動形象,體現出人物的動作之美。因而,《文學鑒賞》中說過:「人物的動作描寫有助於真正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可以說,動作描寫蘊含著人物的情感,更為主要的是表現出人物的審美特徵。 四、欣賞環境描寫 在敘事文學中,環境描寫表現出人物活動的背景,也是人物活動的場所。在中國古代戲曲中,環境描寫的形式卻是多種多樣的,可以運用舞台說明獨立的描述出來,也可以在人物的唱詞中予以表現,甚至人物的服飾、形象的造型無處不透露出戲曲的環境。《文學欣賞》中說過:「環境是為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服務的。」但這些環境描寫,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環境的展現,而是情感的表現,這正如古人所說:「一切景語皆情語。」我們看看《西廂記》中的一曲「端正好」,這可謂是千古絕唱,看看其環境描寫與情感的關系。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這幾句是化用范仲淹詞《蘇幕遮》。全詞如下: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雖然《西廂記》中這段「端正好」是化用了范仲淹這首《蘇幕遮》,不但其妙處表現在化用的自然和諧,情景恰切上,而且「碧雲天,黃花地」的色彩濃重,情韻深厚,刻畫出了一幅絢麗而又帶有離別愁緒的圖畫。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物登場送別,更有助於表現人物的內在情感。在「西風緊」中,一個「緊」字,正表現出主人公內在心裡的不安和憂愁。而觀眾在聽到此戲曲時,眼前浮現出「碧雲天、黃花地、北雁南飛」的畫面,也會油然生出「此去經年,應是良辰美景虛設」的審美感受。這一感受的產生,不正是其環境之美所帶來的妙處嗎? 又如,《牡丹亭》中,當杜麗娘受到虛偽禮教的壓抑,內心的苦悶和憂郁無法排解,而見到園林景物時,觸景生情,情不自禁地唱道: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恁般景緻,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杜麗娘看到這美好的景緻,禁不住以一種喜悅而好奇的心情來感受這美好的春光。可以說,此時的景緻之美,與杜麗娘內心的缺失美形成鮮明的對比。詞曲中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不正是表現了杜麗娘對自己生活的枯燥、情感的壓抑的一種不滿情緒,這種不滿的情緒也是對現實生活不滿的反映。 總之,每一出戲都是表現出一方小天地,它是社會這一大天地的縮影、寫照。注重戲曲文學閱讀,是豐富傳統文化、提升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是,由於時代的差異、社會意識的變化,審美觀念的不同,在戲曲文學閱讀中,我們還應該從中吸取精華,棄其糟粕,使情操陶冶,思想認識得到提高。

❸ 談談你對古代戲曲、小說解讀路徑的思考。

古代戲曲、多以講述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主要內容。舊時缺少專燈光布景,完全靠演員屬用一整套程式動作做表演。舞台上雖然只有一桌二椅,卻能夠『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軍萬馬』。這就是傳統文化藝術寫意,美學品格的生動表現。生、旦、凈、末、丑、手、眼、身、法、步,絲竹、管子、弦、鼓,唱、念、做、打、舞,呈現了傳統文化藝術的迷人風采。百花爭艷,代代相傳。
小說,古時識字的不多,主要靠戲曲抓取小說的片段精華編成戲曲,在反復上演的劇目中,傳承下來小說的整本繁衍。小說是本,戲劇是小說的『廣告』,兩者互相依存。
這是我的淺見,供你參考。
希望能夠幫到你。

❹ 古代小說戲曲專題 孔尚任《桃花扇》的藝術構思有何特點

《桃花扇》是寫南明王朝興亡的歷史劇。作品以侯方域、李香群的愛情故事為線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動盪的社會現實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即作者所說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這是全劇的主題思想,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藝術構思。作者說:"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這就說明作者所說的興亡不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運,同時還企圖指出明朝三百年基業為什麼會覆亡的歷史經驗教訓,作為後人的借鑒。那麼從《桃花扇》所展現的故事情節里,我們是怎樣看到明代三百年基業的覆亡的呢?當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下北京,清兵乘機入關的時候,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勾結四鎮迎立福王。他們忘記了中原未原,大敵當前,買妾的買妾,選優的選優,完全是一派腐化墮落的現象。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們不僅絲毫沒有想到上下一心,團結對敵,反而假公濟私,自相殘殺,最後甚至調黃、劉三鎮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虛南下,成立剛剛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著覆亡。馬士英、阮大鋮對於調黃、劉三鎮截防左兵的後果不是沒有想到的。由於他們"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拜壇》),認定了向北兵投降比向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派讓步好,就悍然採取了這一著。作品中關於這方面的大量描繪,鮮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歷史教訓,確是有它深刻的現實意義的。它使我們從一連串舞台藝術形象里清楚地看到當時南明統治集團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勢力怎樣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墮落,一步步把國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樣由政治上的把持權位、排擠異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敵人的道路。其次作品還通過侯方域的活動表現當時統治階級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態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復社文人領袖之一,在繼承東林黨人的事業,反對閹黨餘孽的斗爭中,表現他政治上進步的一面。然而正當國家內外危機深重的時候,他卻沉醉在歌樓酒館之中,這就決定他在政治上的動搖態度,不可能擔當起挽救南明危亡的歷史任務。"暗思想,那些鶯顛燕狂,關甚興亡。"作者在侯方域第一出上場時唱的[戀芳春]里就語含諷刺。後來又寫他沉迷聲色,幾乎為阮大鋮所收買,到最後更通過張道士的當頭棒喝,指明他的迷誤.最後作者還為我們描繪另外兩類人的精神面貌。一類是以史可法為代表的愛國將領。作者以極大同情,寫史可法怎樣激勵將士,死守揚州,並終於沉江殉國.李香君成為我國戲曲舞台上最光輝的婦女形象之一。柳敬亭、蘇昆生原來都是阮大鋮的門客,當他們看到了復社文人的《留都防亂揭》,知道阮大鋮是魏閹的黨羽,就拂衣而去。後來左良玉不顧大局,要領兵東下,柳敬亭就不辭辛苦去勸阻。阮大鋮逮捕復社文人下猶,蘇昆生又主動去向左良玉求救。到明亡之後,他們寧願歸隱漁樵,不願做清朝的順民,他們的堅強性格和阮大鋮之流形成鮮明的對照。特別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俠義性格和一個民間藝人所具有的幽默、詼諧相結合,表現了高度樂觀主義精神。然而這些人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們只能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在愛國將領和復社文人身上。當復社文人失敗了,愛國將領犧牲了,他們的希望也跟著落空,結果就入道的入道,歸隱的歸隱,一個走向消極避世的道路。從《桃花扇》里這一系列的描繪看,它確是通過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兒女之情,表現了南明王朝的興亡之恨,使讀者或觀眾痛恨權奸的誤國,叛將的投降,惋惜復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層人民的反權奸斗爭和愛國將領的寧死不屈。作者在作品裡從愛國思想出發所表現的愛憎也基本是分明的。然而決定於作者的封建正統觀念,他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始終抱著敵視的態度,劇中罵起義軍是流賊,還把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左良玉當作像史可法一樣的愛國將士來歌頌。左良玉哭祭崇禎時說:"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就是罵那班文臣武將鎮壓農民起義無能。同時作者雖然懷著對明朝興亡的遺恨,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思想,但由於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統治的嚴酷,作者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就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他不僅稱贊清兵"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閑話》),還謳歌康熙聖朝的祥瑞;不僅迴避了清兵血洗揚州的慘劇,在結局裡還掩蓋了侯方域的變節,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文學史上原有不少傳奇通過男女主角的離合悲歡,串演一代興亡的歷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現,卻使這類創作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它把侯、李的離合之情與南明的興亡之感結合得更緊密。與它同時的《長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紗記》、《秣陵春》等算是結合得較好的。然而《長生殿》是通過興亡之感來突出李楊的愛情,而不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這樣,《長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節離開了現實形勢來頌揚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而《桃花扇》寫侯、李的愛情是始終緊密結合明清之際的歷史形勢展開的。由於侯方域本身是參加過復社文人反閹黨的斗爭和史可法幕府的人物,通過他的一連串舞台活動就有可能比較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內部的各種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過她,又正好從側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墮落。傳奇《媚座》出總批(註:《荀學齋日記》說《桃花扇》評語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筆。《桃花扇本末》則說,"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然而批語中有些完全是作者的語氣,在《桃花扇本末》中,作者也認為這些批語"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至少他是完全同意這些看法的。)說:"上半之末,皆寫草創爭斗之狀,下半之首,皆寫偷安宴樂之情。爭斗則朝宗分其憂,宴遊則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為全本綱領,而南朝之治亂系焉。"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的藝術構思。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說:"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原書有《考據》一篇,列舉傳奇中許多重要歷史事實所根據的文獻資料。這種忠於客觀史實的精神,在明清傳奇中,除《清忠譜》外,是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然而作者又說:"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這就說明作者不僅忠於歷史事實,同時是通過精心的藝術創造,如排場的起伏轉折,情節的前後照應,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傳奇作品,達到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較好的結合。《桃花扇》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這兩方面,從作品的凡例、批語看,它是作者創造性地總結明清傳奇作家創作經驗的成果。此外如人物的描繪、語言的運用,也有它獨到的地方。如《偵戲》中[雙勸酒]:"前局盡翻,舊人皆散,飄零鬢斑,牢騷歌懶,又遭時流欺謾,怎能得高卧加餐。"以獨唱抒發阮大鋮的牢騷,表現了他一副可憐相。"可恨身家念重,勢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門,便入兒孫之列"一段白,似乎也不無反悔之意。但接著悄語:"若是天道好還,死灰有復燃之日。我阮鬍子啊!也顧不得名節,索性要倒行逆施了。"終於露出其姦邪、陰險的豺狼本相。這樣唱詞和賓白的配合,惟妙惟肖地刻劃了阮大鋮的形象。《餘韻》中[哀江南]套曲更是傳誦的名篇: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榻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跑。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離亭宴帶歇指煞]然而,作者在語言的運用上主張"寧不通俗,不肯傷雅"。所以給人的印象是典雅有餘,當行不足;謹嚴有餘,生動不足。這實際是許多文人傳奇戲在語言上的共同特徵。

❺ 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專題:筒析《牡丹亭》的文化意義


湯顯祖的《牡丹亭》「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奇氣鬱勃,博辯縱橫」,其中的獨特人生感受是常人難以體會的。他自己說:「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時人也說,「由於作者早歲以詩文鳴於時,又是一位屬於泰州學派的思想家,喜歡議論時政,所以人們對待他的劇作往往不肯『就戲論戲』,總認為戲劇形象中藏著許多機鋒,尋味不盡」(《昆劇演出史稿》陸萼庭著趙景深校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59頁)。怎樣認識昆劇《牡丹亭》的文化意義?我想,首先是要看戲、看劇本,但是讀一下英文譯本,看看外國人的說法,也許會有所啟發。再說,因為人類學的描述方法是接近於文學的,因此人類學家就可以象文學批評家一樣,「解讀」劇本。「人類學者的工作就是選擇一項引起他注意的文化事業,然後以詳盡的描述去充實它並賦於說明性,以便告訴他的讀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的意義」(《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馬爾庫斯費徹爾著三聯書店1998年52頁)。
莎翁和湯顯祖屬於同一時代,兩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牡丹亭》的譯者白也(CyrilBirch)說,湯顯祖的「題詞」寫於1598年,和地球另一面莎士比亞寫《羅蜜歐與朱麗葉》近於同時。更為相似的是湯顯祖的《牡丹亭》應了西人的一句諺語,說不盡的莎士比亞。這兩位大戲劇家不僅活在同一歷史時期,而且思想也是相通的。至今,不僅中國人說不盡,外國人也說不盡。「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Without visiting this garden,how could Iever have realized this splend or of spring!)這也可以是一種暗隱:不能理解古典昆劇藝術,是沒有文化的表現。美國波士頓Cheng&Tsui出版公司自稱「驕傲」地出版了全本55出的《牡丹亭》(英文ThePeonyPavilion或拼音MudanTing),並且被評為美國1981年的傑出學術著作。譯者用的是徐朔方、楊笑梅的《牡丹亭》校注本。書封面的介紹寫得簡明扼要,「產生於16世紀晚期的明王朝的這本古典戲劇故事,說的是杜麗娘夢到了一個理想的愛人;但沒有希望再遇到他,於是不平靜地死去。她好象死了,如鬼一樣不斷地尋找她的夢中的愛人,直到這個愛人最後發現了她自畫象;這個愛人也夢到了她,愛使她神奇地活了過來」。
譯者的「前言」首先引用了湯顯祖的「題詞」:「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者而生」。湯顯祖知道這種「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世人是不相信的,「形骸之論也」。所以他辯解說,故事是有本源的,而且「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這是強詞奪理,但因為我們讀了書,看了昆劇《牡丹亭》後,深深地感動而原諒他了。在湯顯祖來說,「情」是偉大的,它來自內心,不可抑制,是對冷冰冰的封建理性的勝利。
的確,湯氏的官場情盡,借《牡丹亭》的男女之情表現個性解放之情,自由之情,「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杜麗娘不僅是少女的懷春,而且暗喻著個性解放的自由思想:「至情」可以「還魂」。「作家感到人民的痛苦,青年的受壓,以及知識分子的才能無所用,這種時代和社會的苦悶和渴望出路的希冀凝聚有作家的筆端,折射在杜麗娘的性格之中」(《昆劇藝術》創刊號64頁)。明人王思任說,「情不可以論死,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深於阿麗者矣」。嵇康在《釋私論》中說,「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自然本性與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之間有著深刻的矛盾。《游園》、《尋夢》二場,集中地表達了崇尚自然的思想,「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自然」是畫龍點睛之句。古人寄情於戲劇,以美女來寄託自已的政治理想,這是自屈原《離騷》以來的傳統,「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這需要不斷地領悟和反思。連偉大的毛澤東都說,讀了幾次《離騷》,又有新的體會。吳梅說,《牡丹亭》「在生死之際」,前五折「由生之而死」,後五折「自死而之生」(《吳梅戲曲論文集》王衛民編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年156頁)。杜麗娘死了再生,確實是此戲的中心,是作者希望的理想不滅。封建主義可以死灰復燃,民主主義為什麼不能如杜麗娘一樣「月落重生燈再紅」呢?
譯者又說,在湯顯祖時代,南戲到達了它普及的高峰。它的特點是青年男女之戀,遇到阻力,但最後是大團圓。杜麗娘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值得崇拜的女英雄之一。戲有一種閑散的優雅的味道。在優美的氣氛中,用詩一樣的語言,分析了戲中生死間主要的各種角色,作出了「深刻的哲學論斷」。又說,在充滿陽光的星期天的草地上,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大學生讀此書,也可以做一個好夢。而且,青春少女杜麗娘,有著一般性的特點。潘光旦老先生說,「尋常在結婚以前守身如玉的青年容易做白日夢」。他以古書為證:「有二八佳人,端立於上,......艷麗無匹,徐乃作回風之舞,如履平地,婉轉裊娜,百媚橫生,兩袖惹雲,不粘不脫」(性心理學靄理士原著潘光旦譯注生活讀書新知出版社1988年172頁)又有宋代一女,年十七卒,「每當疏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疾且篤,強索筆自簪花小影,旋視良久,一慟而絕」(同上179頁)。明代杭州有女伶名商小玲,以色藝稱,善演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後因片面相思,鬱郁成病,終死在紅氍毹上。這些古書上的描寫,和杜麗娘何其相似乃爾。李漁的朋友蘇州人尤侗作《鈞天樂》。此劇嘻笑怒罵,攻擊科場黑暗。又與《牡丹亭》相通,主人翁「為情而死,死可以復生」。近代何其芳《畫夢錄》中也寫過一個農家十六歲小女的早夭。「現在我夢里是一片荒林,木葉盡脫。或是在巫峽旅途間,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處去。醒來,一城暮色恰像我夢里的天地」(《畫夢人生》何其芳美文何乃光編花城出版社1992年1頁)。


譯者的另一本精心之作是《中國人的舞台-明代精英戲劇》(《》)一書。它的主題是介紹明朝精英和舞台的關系。他曾在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學習和教授中文。這個學院,我是去過的,裡面的中文圖書館據說是英國之最,裡面的外國留學生特別多,黑人很多,牆上還掛了大幅的中國傳統山水畫,只是我在學院的食堂里吃過的一頓洋飯倒不敢恭維了。
只是無巧不成書,白也教授此書開頭有一段與我的一次看戲的現場覺特別相似。這位美國老專家說,昆劇產生於17世紀轉折期,這是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設想「四百年前,一些外國人訪問了大運河邊的蘇州古城」,「其中一些人被邀請參加中國人私人住宅的社交活動」;「今天是我們的朋友江蘇省總督的生日,我們和一個小群體一起慶賀。總督的衙門比通常安靜」,「在寬敞的住宅里有大型的活動」。他還說,這是一個春天的日子,牡丹花也開了,竹林里的路也掃干凈了;廚房裡准備了太湖的魚;在新建的大廳里有些冷;看戲的廳堂十分高大,裝飾精美。最主要的是有戲,家班和樂隊已經在台側等候了,點的戲是「輕松的喜劇,對話充滿智能,唱腔如詩如畫」。白也老先生介紹的背景和我們今天看戲的背景何其相似,博物館古戲台就是在昔日的總督(實際上是巡撫)府內,後面是拙政園。
台上王芳扮演的杜麗娘正唱著: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賞心樂事誰家院
台上基本上是一人一桌一椅一燈。但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演出中,卻把觀眾帶進了藝術境界之中。這折由「傳」字輩和張繼青老師等教的《牡丹亭》,「幽深艷異之致,為古今諸曲所不能到」,可以說是我國傳統戲曲中藝術表現手法的典範。如果演員缺乏足夠的功力,是決不能勝任演出的。台下,觀眾沉浸於崑曲的美之中,唯恐曲終人去。崑曲是最能表現中國傳統抒情的一種藝術,它把歌、舞、詩、戲合成那樣精緻的一種形式。西方一些歌劇似是有歌無舞,一味地唱,遺憾的是近來炒得很紅的京劇《中國貴妃》倒有些象外國歌劇了。崑曲卻能以最簡單樸素的舞台,表現出最優美的情感。在現代全球商業文化一統天下的情況下,蘇州還是有這樣傳統文化的精品,實在是蘇州人的驕傲。現在要繼續保持這個地位,就得一代一代傳下去。
案頭本子再好,劇本再縮編,如果沒有舞台的發揮,影響是不會這樣大的。傳統的幾百年留下的演出手法,是世世代代的老一輩演員傳下來的,是非常珍貴的。的確,不少傳統摺子戲經過數百年來的創造性勞動,演員的不斷加工處理,演員的表演經驗使之顯得更加光彩動人。如蘇州清代集秀班是「蘇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園父老,不事艷冶,而聲律之細,體狀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同古會。非第一流不能入此」。清代金德輝擅演閨門旦(昆班叫五旦),《尋夢》是其代表性演出。他的演出,「冷淡處別饒一種哀艷」。令人想起古人的詩:「氍毹祗隔紗屏綠,茗爐相對人如玉」,「當筵喚起老臨川,玉茗堂中夜深魄」(《鴛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歌》,《明詩紀事》辛卷二十二)。這是多麼動人呵!
蘇州昆劇《牡丹亭》是到文革以後,重振旗鼓的。這時人們才重新承認了昆劇的崇高地位。這是當時張繼青演出的意義。長期以來,昆劇沒有這樣的地位了。張繼青的這段歌舞:「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十分精彩,據說是超過「傳」字輩,也超過梅蘭芳(僅就此而言:在59年代的記錄片上,作為老年男性的梅再演花旦,自然是不及青年女子美麗了)。張繼青中年時表演也不凡。雖然,台下是一個普通的婦女樣,但台上可以表現出一個年輕的小姑娘,仍「喉若雛鶯靜女」。正如古人所說,「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運氣自如。她並以寧靜的舞姿表現憂郁的心情,有時略開笑顏,搖扇舞袖,與飛燕啼鶯共游園。傳統的《牡丹亭》就是這樣朴質無華,「本色清言、尋常茶飯、絕俗離世」。


在忠王府古戲台的演出方式,一如舊制,包括出將入相、檢場等,燈光也用的是大白光,突出的是演員的表演。朱家溍老人尤其欣賞這出戲的伴奏方式,僅用南弦(即三弦)和月琴。他說:「何必非要加大提琴、大貝司呢?崑曲,就是要聽她清雅的風味,配樂如果搞得太濃艷,有時會破壞古典的韻致和意境」;「並不是外國有的樂器,都可以搬進昆劇里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前輩早就注意到了。那麼多的中外樂器,為什麼都沒『引進』崑曲呢」?朱先生強調說:「古人不是傻子。他們知道崑曲應以怎樣的風貌示人。其實,崑曲的配樂經過好幾代人的磨洗,已經找到了和諧的結合方式,如一般用兩根笛子和三弦、月琴,生旦戲加笙,凈丑戲加嗩吶等」。
外國人也來「游園」了,現在有不同版本的全本《牡丹亭》演出,這是全世界的熱潮。一是由美國華裔導演陳士爭執導的全本55出《牡丹亭》,我在網上,看到了陳士爭執導的全本55出《牡丹亭》廣告。後來,還看到了全本的錄象。另一是上海昆劇團自排的《牡丹亭》。香港學者古兆申,也有意新編《牡丹亭》。他說,我的原則只有兩條:第一、改編本必須充分發揮原著的題旨;第二,必須保留昆劇舞台藝術的優點和特色。我想,再下去,也許要有一種新的改編,可參考西方大片英國《莎翁情史》,將莎士比亞的事跡與《羅蜜歐和朱麗葉》的情節穿插在一起,但這種創作方法在清代蔣士銓的《臨川夢》一劇中早有表現,湯顯祖和杜麗娘都在舞台上出現。蘇州仍需要一個比較全的本子。顧篤璜整理過《牡丹亭》一個本子,已經試演過。現在還有他人,加工演出。劇本縮編是一項本事。蘇州作為發源地,在堅持傳統特色上應當做得更好些。

❻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史相關書評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在文學史上被長期關注的復雜而重要的現象。從元末明初夏庭芝、陶宗儀、朱權等人追溯元雜劇淵源的言論中,到清人焦循明確將唐人傳奇視為戲曲的淵源,再到近現代學者如王國維、劉師培、孫楷第、胡士瑩、徐朔方、胡忌等人在小說研究或戲曲研究的立場上關注二者關系,以及汪曾祺以作家的敏思感受到「中國戲曲和小說的血緣關系」。這樣的持續關注反映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深刻認識與探索。

在這樣的背景下,徐大軍作為研究此問題的用力者,推出《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史》一書,旨在深化對二者的關聯研究。該書以史述思路和語理分析為主線,梳理了小說與戲曲間關系的發展、流變脈絡,並在這一脈絡中探討相關問題和現象。其研究目標包括二者的親緣形態、關系的流變脈絡,以及關系對於小說、戲曲發展的意義。

在小說與戲曲關系史的研究中,徐著突破了以文本形態為據進行比較研究的常規思路,結合古代小說、戲曲的獨特形態和生成淵源,深入把握二者關系的發展形態與各自藝術發展狀況之間的關聯。這一研究思路不僅體現在以二者關系為考察對象,通過關系現象勾畫發展流變脈絡,還體現在以二者關系為考察視角,將小說、戲曲的藝術品性、形態特徵和發展演變置於關系生成流變的脈絡中進行考察。這種思路使得我們在總體上看到的是二者關系的發展流變狀況,同時細致梳理具體關系問題和關系現象。

該書在二者關系史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將基於文本形態表現出的親緣關系與通過口傳階段的伎藝形態緊密關聯。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都源出於伎藝,文本形態具有伎藝淵源的印跡,因此,文本關系與伎藝形態的關系緊密相連。這種關聯不僅關注於早期關系的沉澱,還探討了元雜劇中的小說因素、演述體制中的依相敘事思維和格式等關鍵問題。

其次,將二者關系的發展與各自藝術發展狀況密切關聯。在從伎藝形態到文學形態、從口傳階段到書寫階段的發展過程中,考慮到二者在故事表述等方面發展的不平衡,如敘事宗旨在演述形態中的時間差異、敘事能力的發展程度各不相同,以及敘事形態的不同,二者關系呈現出三種形態:混融形態、影響形態、交流形態。這一過程不僅揭示了二者的互動與影響,還說明了它們在藝術發展上的互補與影響。

該書通過「減負」的方式,即關注於關系的「創變」,展現二者關系的發展流變。然而,這種做法也存在一定的短板。過多關注於關系的「創變」可能忽略了舊有關系形態的持續存在及其與新形態的關系。同時,對於故事題材的考察不足,尤其是文本改編、題材類等重要方面,可能影響對關系全貌的展現。

總之,徐著在《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史》中,通過理線索、抓現象、探原由的研究方法,為我們展示了二者關系的發展流變脈絡,深化了對這一復雜問題的理解。該書不僅為小說與戲曲關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還推動了研究向更深層次的探索。在展現二者關系的復雜性與深刻性的同時,也提醒我們在關注「創變」時,不應忽視關系的持久性和整體性。這是一本值得學術界深入探討和研究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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