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魯迅的主要作品都是對國民性的批判嗎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舉舞弊案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葯方到葯店去取葯，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友」，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已經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所有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他第一次用「魯迅」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擁有做人原則。
魯迅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學生對故事中所描寫的魯鎮等江南水鄉、三味書屋等風土人情還不夠熟悉，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麼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3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盪，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是匕首、是投槍」，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因肺結核病逝於上海，上海民眾上萬名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於虹橋萬國公墓。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生前，他立下遺言：「一、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亞說：「一個人的臨終遺言，就像深沉的音樂，有一種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魯迅一生的著作和譯作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共16本。
其中《故鄉》、《風箏》、《孔已己》《詩二首》選進二期課改教材初二下冊。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長與山海經》《雪》《藤野先生》《社戲》等都被選入初中人教版語文課本
1918年起，先後發表《狂人日記》《阿Q正傳》《葯》《故鄉》等小說名篇，後來收入小說集《吶喊》。
2. 老舍的早期小說中探討國民性問題的小說是什麼
老舍的早期小說中探討國民性問題的小說是駱駝祥子
3. 談談魯迅小說創作的「國民性」 不要太長
國民性，一般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質的概念和體現;二是指國民群體人格的特性。和國民全體的個性化特性相對應而言，「國民性」具有歷史性、民族性和群體性特徵。從結構上看，國民性具有系統性，一般的講，涉及結構的幾個層面，即行為方式、文化和社會心理。
由「國民性」一說，發展成「國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也是嚴復、梁啟超、胡適等思想家從社會文化、人文意識等層面，對中國「國民性」問題進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國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體現。他們沉痛地思考過關於國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國民思想文化素質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問題，這些無疑都是屬於對「國民性」問題的一種探討，魯迅繼承前人，並從思想意識、文化傳統等維度，對「國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國危亡的現實、前代思想家與國外「國民性」思想的浸潤、個體獨特的生命體驗等因子，促成魯迅「國民性剖析」思想的發展：早期，倡導「立人」，呼喚人格獨立；中期，反思傳統，對國民劣根性展開社會的、文化的批判，療救病態的國民人格；後期，採用階級分析法，剖析不同階層的國民性，以鑄造新的「民族魂」。
對魯迅來說，「國民性剖析」既是個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傳統的武器與手段。這促使魯迅的「國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銳性。魯迅披露「瞞和騙」、「卑與怯」等國民性的外在表現，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層結構，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注重對其中間層次一一社會心理進行分析，並由此展開反省、剖析與批判。作為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將文學藝術與哲學思想融為一體。「藝術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現實生活的邏輯，提供現實生活發展的趨勢、可能性，那麼這種作品就是富於智慧的，有助於真理的認識。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藝術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達到統一。」
魯迅正是通過小說、雜文、散文等文學樣式，從思想、文化等層面刻畫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歷史發展軌跡，啟發、引導人們認識自身處境，反思國民性與民族危亡的關聯，以求國民人格與民族精神趨向完善。
在小說創作中，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狂人的所見所聞其實都是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記》中，揭露了經書的本質是「吃人」，而「吃人」實質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奴役。「從來如此，便對么?」，「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正是對幾千年的奴隸史的一種質疑，是對「以禮殺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義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為上對傳統奴性群眾的反叛;「狂人」的顛狂，是精神心理上對奴性的顛覆。魯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義和革命價值在於:奴性群眾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擺脫奴性意識。
小說《阿Q正傳》在批判國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勝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總是擺「先前闊」和以丑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勝利法其本質是把現實的失敗轉化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這不等同於一般的心理安穩，他用攀附法講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虛構法講述自己過去的輝煌歷史，還有假設法，調包法等等，總之他是想盡一切方法來維護自己的面子與自尊。在阿Q身上確實有著革命的需要，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參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權，要錢，要女人。那時的阿Q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有權就有一切」的思想還不是很明確，但他朦朧地懂得，參加革命就會有權，有權就八面威風，想殺誰就殺誰，有了權就會有錢，也會有女人。他的「革命夢」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著盲目性，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他這樣的革命還是在封建制度下進行的，對封建等級制度不會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後死了還是弄不出個所以然來。
從魯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說，如《示眾》、《葯》、《狂人日記》、《孔乙己》、《明天》、《頭發的故事》、《阿Q正傳》、《祝福》、《長明燈》、《鑄劍》、《理水》、《採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個動作，就是看，只有一種人物關系，就是看別人和被別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後，常常還有一位隱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憫的眼光，憤激地嘲諷看客的麻木和殘酷，從而造成一種反諷的距離。另一類看/被看的對立發生在先驅者和群眾之間，也就是啟蒙者/被啟蒙者之間，進而發展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種象徵。
「看客」現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無為」思想與「無是非」觀。雖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然而又並非積極追求目標結果的行動之「為」。而是消極、避退、獨善其身的旁觀行為。道家主張的「無為」思想，以及「無是非」的相對主義是非觀，為看客的「看」而不「為」提供了理論基礎。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來源。幾千年的奴役統治，主子階層兇狠殘暴，為奴隸者就會有兩種極端結果:或受到嚴厲打擊與壓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滅自我意識，失去自我人格，受制於主子。前一種選擇要付出血的代價;後一種又過於壓抑窒息。然而，「中國人也並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於反抗』這兩個極端，這時『中庸之道』又發揮了作用」於是，「他們更多地選擇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萬事與己無關的『看客』。」洲魯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國極有影響。他說:「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l例「中國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無法用「性善」、「性惡」含括的中性范疇。這行為只是看，並不施行友善或「仁」於被看者;也不將「惡」施於被看者。它不以行動作用於善惡、是非等道德判斷。本質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處的「無」，是意識與道德的缺失，而非人與人之間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與人的隔膜與分裂，是導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狀態的根源。
魯迅正是通過揭露和批判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敗的病根，為中國文化的轉型尋找出路。而魯迅批判國民性的主要特色，則在於在批判的同時又總是深沉地思考著民族的處境和命運。他本質上是一位思想家，熱切而不懈地關注人，思考人類、人生、人性等普遍性問題。在他那裡，人生探索與哲學思考一致，文學典型塑造與國民的共性反思並存。
4. 魯迅的小說中怎麼體現國民性的批判思想
一、 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魯迅個人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
魯迅後來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場賄賂案入獄，父親周伯宣被革去生員頭銜，從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親帶著年幼的周家兄弟到親戚家避難，那些勢利的親戚居然說他們是「要飯來的」。父親得病後，小小的魯迅有三四年的時間出入於當鋪和葯店，從比自己高出一倍的當鋪櫃台外送上典當的衣物首飾，在世俗的輕蔑聲中為治父病而奔波。作為長子的魯迅不僅要承擔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負擔，還要承受著一些居心不良的親戚、鄉人的流言誤語。家庭的突然變故，使魯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勢利、冷漠給了年少魯迅最初深切具體的感受。為此，魯迅想去尋找為S城所詬病的「另一類人們」，就去南京追尋「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學堂「烏煙瘴氣」的人和事太多，讓人總覺得不舒服。這里既有水師學堂高年級學生「螃蟹式」的趾高氣揚、官人姿態，以及校內「關帝廟」之類的愚昧迷信，也有礦路學堂教員不曉「華盛頓是什麼東西」的無知。「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在日本，尋求「別樣的人們」的魯迅看到醉生夢死的「清國留學生」，讓人覺得「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在仙台醫專的電影中見到「久違的許多中國人」，然而他們「強壯的體格」卻「顯出麻木的神情」。「幻燈事件」給了魯迅強烈的刺激，使逐漸走向成熟的魯迅真正懂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由此看出，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源於其靈魂深處的人生體驗。
(二)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深刻啟迪
改造國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潮，一些啟蒙思想家都對這個問題有過深刻的思考。甲午戰爭後，嚴復認為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強》）。嚴復的主張旨在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國人的精神，進而振興中華民族。嚴復的觀點啟發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 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人的本質不僅存在於人與自然的統一中、人的靈與肉的統一中，還存在於人與人的統一之中。康有為致力於建立一種合乎於「實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會。他把人的個性自由稱之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權」。康有為的觀點已經接觸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權利的真正現實問題。他的主張與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相反，而是倡導個性、民權。此外，康有為從解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發，闌述了人性可變，故而應該因勢利導的發展觀點即國民性的改造應該以「國民性之所利而利導之」。在認識「國民性」問題上，梁啟超對魯迅的影響很大。梁啟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較系統的人學思想。1896年，梁啟超發表於《時務報》上的文章《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為一言以蔽之：變法之本，在育人才」。這體現了「新國民」先從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啟超在發表於《清議報》上的《呵旁觀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種對國家、民族漠不關心的態度，他把中國人的劣性歸結為「旁觀」二字，並列舉了六種「旁觀者」：一是「無腦袋之動物」的「渾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嗚呼派」；四是名為旁觀實為「後
觀」的「笑罵派」；五是認為天下沒有什麼應該做的事，無所作為的「暴棄派」；六是觀望等待的「待時派」。這實際上概括了中國人保守而缺乏進取精神的國民特徵。梁啟超認為這些旁觀者是「人類之 蟊賊 ，世界之仇敵」。魯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這類旁觀者的丑惡，在《阿Q正傳》、《祝福》、《示眾》、《復仇》、《鏟共大觀》等小說、散文、雜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觀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國民性弱點中的「奴性」方面，魯迅的思想與鄒容的觀點一脈相承。鄒容在《革命軍》中，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例，剖析了他們的奴隸根性:「柔順也，安分也，韜晦也，服從也，做官也，發財也，中國人造奴隸之教科書也。」鄒容說:「吾謂宴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者無所往而非奴隸。」「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對於掃除中國人身上的奴隸性，鄒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這也」。「吾願我同胞，萬眾一心，支體努為，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為中國之國民。」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對中國的歷史概括為:「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的老師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詐偽、浮華，用革命祛除國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卻心」的主張。魯迅受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深刻啟迪，一生致力於國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魯迅受到國外研究中國國民性著作的深刻影響
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今譯《中國人的素質》)，對魯迅的影響很大。魯迅在日本弘文學院同他的老友許壽裳探討國民性時已讀過此書。史密斯在華傳教22年，熟悉中國文化、中國人習性和中國的風土人情。他認為中國人國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觀」，中國人重體面、重形式而輕事實，愛說漂亮話，講排場，頗有些「做戲」的味道。魯迅在《且介亭雜文·說面子》中談到，外國人以為面子「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史密斯譴責中國的「二十四孝」違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貧困、納妾等一長串弊端的原因。他還鄭重指出:如果保守主義不遭到重創，那麼，中國怎麼可能調整自己，去適應本世紀最後25年的全新環境呢?如果中國民族繼續將過去時的一代奉為神明，中國怎樣能夠向前邁出切實的一步?史密斯的這些論述對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以至魯迅逝世前14天還念念不忘。魯迅說:「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贊美，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1926年7月2日《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中記錄了魯迅購買到安岡秀父的日文著作《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書的時間是1926年7月2日。魯迅記下了他對這一本書的意見:「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面與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從這一篇日記可以看出魯迅基本上同意安岡秀父在書中對中國人的批評意見。安岡氏所列中國人的十條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魯迅受到日本國民性討論熱潮的深刻啟發
魯迅明確地使用「國民性」這一概念，從國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始於留學日本後。日本明治時期的國民性大討論熱潮，對魯迅具有直接的影響。日本人通過國民性大討論，達到了認識國民特性、發揚國民精神、強盛國家的目的。這時置身於思想啟蒙和文藝活動中的魯迅，每天跑書店、書攤，搜集書籍雜志，讀報讀書，直接感受並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處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間，感受到日本民族強烈的自省自強、開拓進取的時代氛圍的魯迅卻面臨祖國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機。具有強烈愛國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魯迅自然地要探討如何使中國富強的問題。在仙台學醫時，魯迅和好友許壽裳經常討論「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他的病根何在?」三個相互聯系的問題。
二、魯迅批判國民性的具體表現
(一)國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國民性弱點的奴性人格表現為麻木不仁，混沌無知，愚昧落後；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觀與同情心，甘當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壓抑、生命力萎頓，喪失活力和熱情；墨守成規，抗拒變革；尊家族、重門第，尚血統；等級觀念重，官癮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懶散；狡猾，欺弱怕強；怯弱，逆來順受等。凡此種種，其核心就是「奴隸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為魯迅筆下國民劣根性的集中負載者，顯示著在等級社會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強的「精神勝利法」是在面對種種壓迫，一再失敗，無力反抗時的一種精神退路，它來自失敗者的奴隸生活，是奴隸心態的一種表現。阿強「精神勝利法」的實質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雜，這是封建思想從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長期奴役人民大眾的結果。阿強生活在未庄社會底層，名字都沒有，物質生活貧乏，常遭人欺詐。阿強愚昧落後，連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與大也認為是一件羞恥事。阿強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強。阿強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勝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負尼姑來轉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懶散，狡猾。窮困的阿強到靜修庵偷蘿卜，被老尼姑發現了就耍無賴。阿強冷漠麻木。他把進城看殺人犯作為向鄉民炫耀的事。阿強墨守成規，抗拒變革。他維護「男奴之大防」，認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裡人，因為城裡人把「長凳」叫做「條凳」，在煎魚上撒切細的蔥絲，凡是不合於未庄生後習慣的，在他看來都是「異端」。魯迅在阿強身上畫出了「沉默的國民的魂靈」，揭露了種種國民性弱點。
(二)看客的變態心理
魯迅把各種旁觀者和看客對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當作國民性弱點的一個突出的重點來揭露和批判。
5. 以《阿Q正傳》或其他作品為例，評析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思想及其價值。求答案。
一、國民性的奴性人格。阿Q愚昧落後，連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與大也認為是一件羞恥事。阿Q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強。阿Q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勝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負尼姑來轉移自己的屈辱。阿Q疲沓，懶散，狡猾。窮困的阿Q到靜修庵偷蘿卜，被老尼姑發現了就耍無賴。阿Q墨守成規，抗拒變革。他維護「男奴之大防」，認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裡人，因為城裡人把「長凳」叫做「條凳」，在煎魚上撒切細的蔥絲，凡是不合於未庄生後習慣的，在他看來都是「異端」。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在面對種種壓迫，一再失敗，無力反抗時的一種精神退路，它來自失敗者的奴隸生活，是奴隸心態的一種表現。
二、看客的變態心理。阿Q他把進城看殺人犯作為向鄉民炫耀的事。魯迅把各種旁觀者和看客對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當作國民性弱點的一個突出的重點來揭露和批判。
價值：揭露社會現實，暴露國民弱點，批判吃人禮教和封建腐朽落後的思想。完成了從中國古典小說藝術向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的轉變，對後來的批判性小說影響重大。
6. 哪部小說是老舍以中英兩個民族文化心裡對比剖析國民性的小說
《二馬》
《二馬》這篇作品主要是寫了從中國到英國倫敦居住的中國人的生活。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個叫馬威的男青年。因為馬威和父親都是基督教徒，所以被一個牧師領到了英國。當時的英國人都瞧不起中國人，覺得中國人很壞，不值得正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經常被人欺負，政府又不管。於是，英國的報紙上妄加評論，把中國人說的很壞，很沒有人性，都是犯罪分子。因為這個原因，馬威父子在英國生活得很不好，經常受人鄙視，甚至讓人害怕。二馬在英國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僅因為社會的原因，還因為中國人都太封建，都只認為做官好。馬威的父親就是一個例子，他認為買賣人都不好，瞧不起他們。於是，馬威的父親根本不管他哥哥留給他的店，導致店子的重任全落在了馬威和職員李子榮兩個人身上。不止如此，馬威在英國還了不少的苦。他愛上他的房主的英國女兒。可是，因為瞧不起他，英國女孩並沒有一點喜歡他的意思。於是，馬威受到了精神的折磨與愛情的煎熬。在愛情與生活之間，他徹底被擊垮了。他決定離開這是非之地了。最後一天，他自己偷偷地，含著淚，告別了倫敦，告別了父親，獨自一人回到了中國。這篇作品充分體現出了當時中國的弱小和中國政府的腐敗，竟讓一個諾大的中國被歐洲一個小的國家欺負的抬不起頭來。而且我們中國人竟然還委曲求全。但在這樣的社會里，也有像馬威一樣的熱血青年，為了祖國寧可放棄愛情。在當時，中國的地位很低，讓別人妄加評論。同時，它也讓我們知道不應該封建，瞧不起人，萬事都有幹得好的，做官並不是唯一的出路。在現在來看，這篇作品也鼓勵我們去努力拚搏，奮力工作，為社會做貢獻！
7. 中國古代國民性的變化
南宋是一個分界線，南宋以前有氣節，南宋以後沒有氣節。
8. 老舍的小說國民性批判問題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老舍作品甚多，有16卷《老舍文集》問世。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貓城記》、《離婚》、《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中篇小說《微神》、《月牙兒》、《我這一輩子》；話劇《龍須溝》、《茶館》等。
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兩個形象，是老舍的代表作。從反映市民生活的深度和藝術魅力兩方面審視，《駱駝祥子》都代表老舍創作的最高水平。作者懷著熾烈的愛和深深的同情，描寫了從農村流落到北京城裡的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慘遭遇，講述了在黑暗的社會環境腐蝕下，祥子從一個善良、本分、富有正義感的人力車夫，開始在生活上、人格上、政治上一步步走向墮落，最後變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悲劇歷程，真實地揭示了舊社會對勞苦大眾的殘酷剝削。軍閥、特務、車廠老闆乃至虎妞，都如同毒蛇一樣，死死地纏著祥子，害得他成了一個可悲的犧牲品。祥子的命運，是舊中國廣大城市貧民悲慘命運的縮影。祥子的墮落是令人心痛的，但這是對吃人的舊社會的有力控訴。
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筆，准確地描畫出祥子身上農民的性格、氣質和心理特徵。這個如同駱駝一樣吃苦耐勞的漢子，是那麼淳樸、善良、寬厚；而他的墮落，又是那麼令人深思。虎妞外貌老又丑，個性潑辣、厲害、粗魯，從里到外，都被作者描畫得活靈活現。另外，通過虎妞畸形的、變態的心理和行為，也巧妙地反襯出劉四這一類半殖民地社會里地痞惡棍的生活。這3個形象也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多彩的光輝。
老舍是一位藝術修養很高的作家。《駱駝祥子》以寫人物為構思的中心，圍繞人物的命運編織故事情節。這是老舍藝術構思的獨到之處。老舍酷愛民間文藝，《駱駝祥子》明顯的吸收了民間說書的表現方法。《駱駝祥子》遠在50年代就被搬上舞台，並成為首都北京話劇舞台上的保留劇目。新時期還被改編成電影，搬上了銀幕。
老舍的《四世同堂》過去未給予充分的評價，自從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同名大型電視連續劇播映以後，評論界便把它視為反法西斯文學的經典著作，老舍先生在當代文壇上的地位又隨之增高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