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男風小說集

① 男風的歷史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 中國的同性戀最早可追溯到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清代文人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稱雜說孌童（男同性戀）始黃帝。當然這種說法的依據只是民間傳說，而中國同性戀最早的史料記載則來自商朝。《商書·伊訓》中談到三風十衍，書中提到這不好的三風，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三風之一的亂風的一衍就是比頑童，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同性戀。雖然同性戀在今日尚存的最早記載中以亂風這樣的受貶面目出現，但這畢竟揭示了同性戀行為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國出現，而且其影響之大可列為一風。
在商代之後，同性戀一直沒有從中華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同性戀交往更趨活躍，受衛靈公寵幸的彌子瑕和魏王寵兒龍陽君分別讓同性戀有了餘桃 和龍陽的稱呼。
到了強盛的漢代，帝王將相的同性戀活動屢見史書。據《史記》《漢書》記載，前漢皇帝幾乎個個都有同性情人。漢代著名人物如漢武帝、漢文帝、大將軍衛青和霍去病等，都有過同性戀經歷。漢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寵董賢，起身時割斷了衣袖，斷袖之交從此成了同性相戀的佳話。
漢代之後，男風（男同性戀）時盛時衰。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業，傳接香火的責任之後，周圍人對他們的同性戀情往往寬而待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對同性戀所持的態度至多是中性的，也就是不褒不貶，歷史記載中沒有對同性戀進行頌揚。而同性戀關系多以享樂和獵色為特點，從來不對維系封建社會的家庭倫理構成任何挑戰或威脅。
中國到了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邊界和平，工商業發達，從而滋長了浮華世風。據當時的記載，文人中科舉之後馬上納妾，大興土木建豪宅一時成風，盛宴歌舞，極盡奢侈鋪張。江南地區，上及達官貴人，下至商賈文人，嫖娼成風，使娼妓業方興未艾。與此同時，男妓賣淫的象姑館也應運而生。明末學者沈德福認為，1429年宣德皇帝的禁娼令使部份官員轉向年輕男性取樂。到了萬曆年，男娼業發展其勢之盛，直逼他們的女性對手。宣德皇帝意欲重歸道德的初衷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南轅北輒，適得其反。
明末的道德觀念也沖破了滅人慾，存天理的宋儒理學的束縛，伸張自然情慾的主張開始萌芽。這種觀念的代表是明朝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8），崇尚個人表現和個性發展，而他的追隨者隨後發展了這種哲學。他們提出慾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壓抑使人無為，人應該表達和釋放來自內心和本性的情慾。後來的一些清代文人認為，王陽明的縱欲哲學和與之相伴的享樂風氣是明朝於1644年被覆滅的原因之一。
道德觀念上的開放，導致了同性戀之風在明清兩代的空前繁盛。今天的人們可以從那個時代留下來的文學遺產中窺見一斑。男色破財的故事出現在明代小說集《歡喜冤家》里，明代作家馮夢龍在《情史》里也毫不避諱地收錄了同性愛情故事。在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紅樓夢》里，曹雪芹不但描寫了寶玉和秦鍾的戀情，而且寶玉和蔣玉涵的同性戀導致了他和封建秩序的第一次正面沖突寶玉挨打，書中的眾學童鬧學，薛蟠挨打，賈鏈狎男寵，賈珍嫖象姑等情節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男風的普遍。清朝乾隆年間的學者袁枚的《子不語》中有大量的同性戀故事，而袁枚本人與吳下秀才郭淳之間就有一段同性戀情。著名詩人兼書畫家鄭板橋在他的《板橋自敘》中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而他的一系列詩，包括《秋夜懷友》、《板橋竹枝詞》等都對同性戀心裡有生動刻劃。清代同性戀文學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一批專門描寫同性戀愛的小說的出現。《宜香春質》、《龍陽逸史》和《品花寶鑒》等作品的出現無疑反映了當時的同性戀風氣之興盛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男風的盛行直接引發了清朝反同性戀法規的出台，導致了持續百年的中國社會的恐同情緒。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1644年滿人進京，中國正式改朝換代。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因為連年戰亂而千瘡百孔的國家，由於剛經歷亡國的羞辱，全國民心渙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統治者意識到重整意識形態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識到必須攏絡文化階層，以重新建立起國家官僚體制。對中華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統治者此時選擇了孔孟之道作為新王朝的意識形態，以達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講求社會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綱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張維持禮教的辦法應該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國尊孔的歷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夠的，國家還必須同時對違者進行處罰，教罰並舉才能有效維持禮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在中國重建禮教時，特別重視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個很突出的例子是1646年的法令規定，在定強奸罪時必須提供嚴格的證據，這條法令意在強調貞操觀，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攏絡明末保守派儒家學者，求得他們對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實現了國泰民安，滿清政府已經站穩了腳根。雍正皇帝登基後，開展了野心勃勃的鞏固滿人統治的計劃。他一方面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對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進行堅決鎮壓。為了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大興文字獄，嚴懲有異己傾向的文人，而且實行株連，處刑嚴酷。文字獄有效地壓制了知識分子對現狀與國家政策的批評，但同時又不妨礙推行孔孟正統禮教。
傳統禮教主張正名，強調嚴格的社會秩序，女性守婦道，男性堅守父親和丈夫的職責，而同性戀直接相悖於這些信條。如果同性戀在社會文化中得到足夠的反映，統治者也許不會去注意，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至於大動手腳。但當時男風鼎盛，同性戀在文學作品或文人手記中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出現，導致了滿清統治者對同性戀的關注，使之成了社會問題。雍正死後，年幼的乾隆皇帝繼位不久的1740年，延襲雍正加強禮教的精神，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明確反雞奸的法令出台。該法令將成年人出於自願的雞奸行為刑事化，這是清朝嚴格加強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後的落實程度如何，對男同性戀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沒有記載。但這條法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將同性戀行為社會化——同性戀不再是個人私事，它被當作一種社會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預。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禮教在鎮壓同性戀方面，終於殊途同歸。
中國走過康乾盛世之後，經歷了中華民族有文明史以來最為慘的衰敗。在外強入侵，連年戰亂，國家重建等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國家對占人口少數的同性戀者的壓制卻總沒有被忘記。用中國著名精神衛生專家賈誼誠先生的話說，在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對同性戀，雞奸等性行為以『傷害風化罪』論處。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對同性戀，雞奸等性行為以『流氓罪』論處。與此同時，有關同性戀的任何公開討論在幾百年內都被列為禁忌，同性戀者只能在自發形成的公廁和公園等地的漁場相互結識。壓制的結果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當同性戀議題重新浮出水面時，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響和精神污染，而對同性戀的不寬容態度則被稱為中國特色。但事實並非如此，同性戀與中國歷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對同性戀的壓制僅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中國千年的歷史為同性戀作為一個文化和一個族群應如何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以史為鑒，避免同性戀在中國近代的厄運重演。中國的傳統禮教是不利於同性戀的，但中國同性戀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古代的同性戀者都要有傳統家庭，轉接香火，男子必須結婚生子，在完成這一任務之後，同性戀的男子好男風就沒有什麼約束了。古代中國婚姻的基本意義在於經濟聯盟，一個家庭同舟共濟與天災人禍斗爭，由於死亡率高，確保種族繁衍和家庭穩固是當時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聯姻時，變數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慮。但是組建家庭時無視個人感情也對社會穩定不利，中國古代以 納妾和男風為婚姻制度的補充，滿足主男感情或情慾上的需求（不要忘記，中國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義的文化）。中國的傳統禮教因為適應了中國當時的國情，使中華文明的強盛持續了千年，而中國同性戀者的務實態度，讓自身生存千年，沒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殺身之禍。
中國同性戀歷史：華夏男風興衰史
從同性戀的角度看，同性戀在明末清初的由盛轉衰體現出以下特點。第一，同性戀在婚姻制度中的地位並沒有因為男風的盛行而發生任何改變。男風以迷戀年輕男色為核心，享樂性和短暫性是其特點。同性戀盛行百年，卻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聯姻為主的家庭模式，也沒有出現一套讓同性戀關系渡過生老病死，天災人禍的機制。所以即使參與的人數不少，但與異性婚姻相比，同性戀仍然脆弱無比。第二，男風依附享樂主義而旺，但同性戀沒有及時與享樂主義脫鉤，為以後的衰落埋下了禍根。追求個性解放和情感宣洩的享樂主義是誘人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其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色彩。原因很簡單，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而享樂不僅需要有物質基礎，而且消耗精力。明末的享樂主義助長了腐敗，加強了剝削，所以之後的保守派儒家學者將明朝的滅亡歸罪於享樂主義是有一定道理的。享樂主義在現實的生活面前有著致命的弱點，當同性戀隨著個性解放的享樂主義興盛之後，沒有與之脫離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行為規范，享樂主義的膨脹導致王朝覆滅，與之共生的同性戀也免不了受到清算。第三，光是規模上的擴大，人數上的增加，而缺乏自強機制，同性戀往往成為社會運動的犧牲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一個獅子肥壯倒也無妨，但一頭羊肥壯起來，可不是件好事。同性戀沒有克服自身致命弱點的時候，男風興盛，招引了統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斯巴達同性情人軍團在保家衛國方面創下了豐功偉績，在這種環境下，同性戀受到社會的寬待以至贊美，可謂實至名歸。
從文明發展上看，同性戀在中國受到壓制是中華民族百年悲劇的一部份。康乾盛世時，中國國力十分可觀，但政府沒有把注意力放到對外交流，學習別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上，而是故步自封，耗費大量的精力來維持過時的禮教，同性戀也成為他們政治短見的受害者。當政者失策而釀成的大禍泱及了整個中華民族，使中國一再落後於歷史的前進車輪。類似於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未能在華夏大地出現，洋炮轟鳴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也不幸胎死腹中（當時康有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內容）。五四運動提倡向西方學習，但同性戀研究方面卻拾來了病態說的牙慧，而西方於五十年代興起的同性戀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後來的平反政策，卻因學術交流的中斷而未能及時吸收，使同性戀至今在中國仍然被列為病態。與此同時，源於基督教文明的同性戀恐懼症也隨之而來，正好與三綱五常 合拍。於是乎，落後醫學和過時道德對於同性戀的雙重壓制，而今卻成了中國特色。
一個沒有信心的虛弱社會，總是首先想到控制民眾的言行，包括控制他們的性行為。清朝立法禁止同性戀的舉動，表明了統治者缺乏自信，也預示了以後的國勢衰落。而當今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認識同性戀的努力也表明了社會的進步。在敦促社會了解和理解同性戀的同時，作為同志的我們也應該學習和借鑒前人，在勇敢地追求愛情的同時，探索出一條能讓同志生活方式長期生存的道路。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戀的。他征美妓於不夜宮，徵召孌童於長春院。而這些女院(娼寮)與男院(孌童居所)，就分別處於北京城中的花柳街與胡同巷。明熹宗就把這些美妓、孌童置於宮中自己設的女院及男院，時常行樂其中，其中美妓賽施與孌童少彌，都蒙皇上的寵幸，每有游宴，則使寵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戲於前為樂。 除了皇帝以外，當時一些貴族、大臣也好男風，例如明世宗時的權臣嚴嵩和兒子嚴世蕃就好男風，《五雜俎》就提到嚴嵩的家人永年，號鶴坡，有後庭之寵。他「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有個御史甚至於還和他結拜兄弟。蔣瑞藻所編的《小說考證》中說到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熱戀一個名叫金鳳的優童，即少年演員，「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以後金色衰而貧困，不演戲了。嚴家破敗以後，金鳳又重新演戲，扮演嚴世蕃，演得維妙維肖。 當時，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會被賣為娼，男孩則被賣為被人玩弄的孌童。嚴嵩和嚴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奪來作為孌童，百般侮辱，進行性虐待。後來嚴家事敗，他們的後代也被仇家所納，而流入倡業。 二、社會上的男風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後期，同性戀在社會上已很普遍。當時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們除了妻妾外，還有年少俊美的書童，這些書童除伴主人出外或遠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侶。 當時，把同性間的性關系稱為「外交」，把男子與妻妾的性行為稱為「內交」。 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間都有「外交」行為。如清人鈕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書生吳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儷的感情還要親密。可是，他們卻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並且把姜郎帶到北方。吳生不願離開姜郎，也克服了許多困難趕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吳生此行，促成他們倆的會面。這種真摯的感情，也是世間少有。 當時社會上這股男風，在明武宗時最盛，可以說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系。《暖姝由筆》雲：明正德初，內臣最為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兒皆好男色。 那麼為什麼男風在明代會這么興盛呢？唯性史觀齋主解釋說：「明代立國，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徒，則妻孥子女皆沒入官，女的成為娼妓，男則成為『賤民』；比較面目姣好的，則撥充一些權貴之家作為廝役奴隸，或是由這些權貴家庭出資競投，因為他們本身的自由已被剝奪，而且一切皆隸屬於主人，對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隨便將他們加以享樂。……每逢一次大獄興起，往往也就是購買孌童的機會。」 以上論述，似只說明了當時達官、貴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條件，至於更廣泛的社會原因，謝肇浙在《五雜俎》中指出：「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這說明了三個原因：一是嫖男人和當時的法律沒有抵觸；二是嫖妓女要花較多的錢，並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擔；三是男人之間的親密行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時也無權過問。這樣，男風就普及起來了。
在明代，男妓館相繼開設，此風至清不衰。「據說正德年間，北京已有男院之設，懸『長春院』匾額；而女妓居所，則稱『不夜宮』——蓋取意於蘇東坡詩：『風花競入長春院，燈燭交輝不夜城』。美妓孌童相竟秀，互以奪貴顯狎客為能，孌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嘗微行其間。」這就是當時社會上性環境的一幅圖畫。 當然，同性戀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戀者也有，但歷史上記載不多，只能從一些文學作品上了解一些情況。明末清初李漁所著《憐香伴》中的崔箋雲和曹語花等，都明顯地表現出女同性戀的關系。都不僅有女同性戀的敘述，還有女性對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節，應該說，這是當時社會風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風特盛 根據許多史籍和筆記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戀比較公開與普遍的地區。當時，福建海運很盛，去菲列賓、台灣、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則船會出事，這樣，長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戀作為性發泄。 明代沈德符的《敝帚齋余談》雲： 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與溝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小舍，最為亂逆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雲，大海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尊豪剛遂稱「契父」。 「契」這個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間的性關系。中國傳統的同性戀的關系，當要受社會承認時，就要舉行一種「契」的儀式，建立「契父」和「契兒」、「契兄」和「契弟」等關系，在福建地區，這類關系很多，它和廣東孤婆庄的媽祖階層，都是中國傳統的同性戀關系的表現。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十分重視家庭關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戀關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稱。《敝帚齋余談》中進一步提到這個問題說：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 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如婿，弟日後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者，尚寢處如伉儷。 這種「契兄」、「契弟」的關系，不但為當時當地的道德、法律、風俗、習慣所認可，而且權利、義務關系也很明確，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愛護和尊敬，像他們的女婿一樣，而當「契弟」到了一定年齡要與女子結婚時，「契兄」就要在財力上予以支持。 當時福建地區男風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處偏僻，貧民多以淫業為生，例如當地的剃頭師傅也兼經營變相男倡，並利用學徒為業。清代謝章的《賭棋山莊筆記》雲：「福清之漁溪，孔道也，而風俗極靡，叢剃發者，輒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進獻其技，倚人身作忸怩態，其齷齪貪婪最甚，真惡習也。而流妓亦鮮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牆壁或題句雲：老陰與少陽，亂擲金錢卜。」 當時，福建還有一個「賤民」階層，叫蜁民。「傳蜁民為南方夷也，從前閩省乃烏諸國，到漢人進閩，他們戰敗無處可歸，相卒入水。或雲為蒙古民族，南遷閩、粵二省，元朝時甚有勢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閩不歸而留，到處橫行。元亡，失勢，閩人屢戰屢敗，至驅迫落水，習操水上。」這些蜁民被視為奴、優、隸、卒一類的下賤人，他們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駛時，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對此也不以為恥。 所以，男風表面上看是一種社會風氣，但「淫風」從何而來？其中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階級壓迫、民族壓迫連結在一起。

② 求幾部經典的(男同)古代小說

說起來，我給你推薦一個中國古典小說里最經典的同性戀小說
《品花寶鑒》，講清代戲子的絕美容華。
好像是在中國古典小說全集卷中第17，18卷。

③ 中國古代同志愛情小說有哪些

《龍陽逸史》《弁而釵》《宜春香質》——堪稱中國最早最經典的三本同性愛情小說

④ 「中國古典十大小說」都有哪些

1．紅樓夢（又名《石頭記》） （清） 曹雪芹； 2．水滸傳 （明） 施耐庵； 3．三國演義內 （明） 羅貫中容； 4．西遊記 （明） 吳承恩； 5．鏡花緣 （清） 李汝珍； 6．儒林外史 （清） 吳敬梓； 7．封神演義 （明） 許仲琳； 8．聊齋志異 （清） 蒲松齡； 9．官場現形記 （清） 李寶嘉； 10．東周列國志 （明） 馮夢龍

⑤ 求中國古代男風小說，越久遠越好。最好是市面上還有流通的。謝謝。

《品花寶鑒》很經典的龍陽禁書了。
《宜春香質》一樣經典。
《男王後》
《弁而釵》經典。

《雙和歡》

《龍陽逸史》經典哦。

我說了經典的都可以買到實體書的，滿意記得及時採納一下。

⑥ 有誰知道古代，中國古代有什麼同性戀小說嗎不管是否傳世，書名是什麼

《龍陽逸史》《弁而釵》《宜春香質》——堪稱中國最早最經典的三本同性。這回三本書答出自明代。清代的《品花寶鑒》也是古代很經典的同志小說。
《品花寶鑒》，中國近代小說，又名《怡情佚史》，亦題《群花寶鑒》，60回。小說以主人公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神交鍾情為中心線索，寫了像梅、杜這樣的情之正者，和商賈市井、紈絝子弟之流的情之淫者兩種人，以寓勸懲之意。然而所謂「情之正者」在舊觀念來看，是一種病態生活；而以我們現代的觀念來看，則是一部相當鍾情重情的愛情小說。

⑦ 關於中國古代十大美男的BL小說

1.《龍陽君》作者:王小然，悲情，攻咔嚓，受MS也不會獨活。
2.《龍陽君》作者:姬泱，不詳，自己看吧~
3.《韓子高》作者：浮生偷歡，悲情。

⑧ 好看的男風小說

朽木充棟梁/敗絮藏金玉，兩部是續集關系，很不錯噢～

還有一部是本人最喜歡的：傾盡天下，亂世繁華

⑨ 推薦些中國古代同性戀男風的書籍

《情史》一名抄《情史類略》，又名《情天寶鑒》，為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選錄歷代筆記小說和其它著作中的有關男女之情的故事編纂成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全書共二十四類，計故事八百七十餘篇。其中《情外類》選錄了歷代的同性愛情故事，記載的人物上自帝王將相，下至歌伶市民。讀者們也能在其間了解到「龍陽」、「餘桃」、「斷 袖」等典故的來源。

《情史》是馮夢龍的重要作品之一。他清楚「情」的感染力比枯
燥乏味的說教大得多，因此在《序》中寫道：「我欲立情教，教誨諸
眾生。」他既同情和贊揚那些純潔、忠貞的高尚情操，也鞭撻那些骯臟、丑惡的庸俗情調。《情外類》中對同性愛情的描述也是如此。

《情史》於1984年4月在大陸首次出版時，《情外類》沒有被選入。86年再版時，刪去的內容全部被恢復。《情外類》中選錄何其壯的故事足以說明同性戀並非「源於西方」，而是一種存在於各個民族、各種社會和各類階層的自然現象。

⑩ 古代「男風」是什麼

男風，到了漢代，是大大發展了。漢朝幾乎每個皇帝都有一個至幾個美男作為性愛對象，並且記入正史，史家殊不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閎孺，文帝的鄧通、趙談、北宮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賞，武帝的韓嫣、韓說、李延年，宣帝的張彭祖，元帝的弘慕、石顯，成帝的張放、淳於長，哀帝的董賢等，真是書不勝書。其中有個特點是這些美男多數是宦者，以後的地位顯貴了，仍扮演著這一「性逆轉」角色。 有人統計，自西漢高祖至東漢寧帝，就有10個帝王有過男同性戀的史跡，在西漢25個劉姓帝王中，佔了40%。又如被認為是英明君主的漢武帝，所寵的男子竟達5個之多。 一、「與上同卧起」 漢代的男風，可以說是始於漢高祖劉邦。據《漢書·佞幸傳》記載：「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則有閎孺，此二人非有才能，但以婉佞貴幸，與王同卧起。」可見漢朝從高祖、孝惠的初年起就在宮廷中颳起了這股風。「以婉佞貴幸，與王同卧起」，可見男寵程度之深。 漢高祖還有一件「枕戚夫人」的事。他有次生病，許多大臣都被門衛所阻，不 能見他。樊噲不顧一切，強行進入，發現高祖枕在太監的腿上。樊噲泣而勸諫高祖要警惕，不要重蹈秦二世時趙高禍國之事。高祖還笑他過於敏感，並笑稱這個太監是他的「枕戚夫人」。 漢文帝是西漢皇帝中最節儉的一個，連一件衣服也捨不得丟掉，可是，賜予及花費在他的男寵鄧通身上的，可謂後無來者。有一次，文帝命一個有名的相士給鄧通命相，相士說鄧通會貧而餓死。文帝怒曰：能使鄧通富貴的只有我，他怎麼說你會餓死呢?於是賜蜀郡的嚴道銅山給鄧，使他享有鑄錢幣之權，於是「鄧氏錢布天下。」①人們都知道，經濟是社會的命脈，貨幣流通額的多少及價值輕重，對社會生活影響極大，所以歷代鑄錢造幣之權都由國家掌握，不能落在私人手中，但文帝竟賜鄧通以開礦、鑄錢之權，使鄧通富埒王侯，「鄧氏錢布天下」，不能不說是駭人聽聞。 有一次文帝長了一個瘡，化了膿，鄧通用口吮之。以後文帝試太子，叫他以口給自己吮膿，太子面有難色，文帝告訴他鄧通已經這么做了，太子很慚愧，因此怨恨鄧通。文帝死後，太子即位為景帝，鄧通被罷免、判罪、抄家，最後真的餓死了。文帝的男寵也不止鄧通一人，還寵宦者趙談和北宮伯子，不過這兩人所得遠沒有鄧通那麼多，下場也沒有那麼慘。以後，漢武帝寵李延年，史稱：「延年與上卧起，偏愛幸埒韓起。」又寵韓起，史稱：「其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卧起。」漢成帝則寵張放，史稱：「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可見幾乎漢朝的皇帝代代如此，而且都是「與上卧起」，可見寵愛程度之深。 對封建帝王來說，這種同性戀是宮廷穢亂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李延年，本中山人，父生和他以及他的兄弟姊妹，皆出妻妓世家。延年坐腐刑，給事狗監。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薦之於帝，見而悅之，及入永巷，延年因之貴幸。延年又善歌，武帝正興建天地祠，欲造樂詩弦歌之，延年承意造制新聲樂章，極得武帝意。延年佩二千年石印，號協律尉，與上卧起如夫婦。久之，「寢與中人亂」，即與宮女們發生混亂的性關系，出入驕姿。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寵愛始弛，延年兄弟皆坐奸，族誅。 古人用「分桃」、「斷袖」來形容同性戀，「分桃」如上一章第六節所述，出自衛靈公與彌之瑕，「斷袖」之典則出自漢哀帝與董賢。董賢的父親已官居御史的高位，董賢本人聰明美貌，還有自憐的行為。漢哀帝見了他，歡喜得不得了，召他入宮，「即日征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 董賢與哀帝如同夫妻，連放假也不肯回家一次，哀帝只好命董賢之妻進宮和董賢同住。當時，董賢一門大富大貴，妹妹被立為昭儀，稱為「次皇後」，她的房子名「椒風」，和皇宮的居所「椒房」相似。董賢其他親屬都拜高官。當他20歲時，哀帝就命人在自己的「萬年冢」旁另築一冢給董賢，使他們死後還能朝夕為伴。 有一次，董賢和哀帝午後共眠，不久哀帝有事要起床，但袖子被壓在董賢身下，哀帝不忍驚醒他，就用刀把袖子割斷了，這就是「斷袖」這一典故的來歷。董賢22歲就官拜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集「三公」於一身，「權與人主侔」。以致從匈奴來的使臣看到這么年輕的大臣，也十分驚訝。哀帝如此寵信董賢，甚至還要像堯舜禪位那樣，把皇位讓給董賢。大臣們為此十分驚慌，趕快勸諫。 董賢貴顯驕恣，是漢以前寵臣所未有的，自然招致許多忌恨，這種寵信甚至還危及「劉氏江山」。所以，不久後哀帝病，董賢即被禁入宮。哀帝一死，他所有的權力即被剝奪，繳回他的大司馬印，並令他在家中聽候罪罰，董賢只好和妻子一起自殺。當時朝中的重臣王莽還親自驗棺。他死後全家被抄，財產有43萬萬之多，真是驚人。 男寵由於過於受皇帝寵幸，最後下場不好的似乎比比皆是。張放和漢成帝是又一個例子。張放不但身居侯爵(富平侯)，他的曾祖父也官拜大司馬，他的母親也是公主之女。他因年少英俊，而且聰敏，所以為成帝所寵幸，並且將皇後的侄女嫁給他，婚禮鋪張華麗，金賜賞以千萬計。他除了和成帝「同卧起」外，並且經常一起出遊，微行，因為受寵幸過多，引起許多貴族的忌恨，在太後面前進譖，以致太後將張放逐出宮廷，放逐至遠地。成帝與張放涕泣而別，因為思念不已，常寫信給張放，從未間絕。直到成帝駕崩，張放也哭泣至死。後世評論，君臣雙愛之情，以此為最。 漢宮不僅男同性戀層出不窮，女同性戀也時有發生。宮女由於性寂寞而發生同性戀，歷代都有發生，但很少記於正史。漢朝時曾發生過這么一件事：武帝時，陳皇後寵衰，使女巫著男子衣冠巾幘，與後寢處如夫婦，情愛彌篤。武帝開始懷疑，繼而下獄究治，始知「巫女男淫」，遂廢皇後於長門宮。這就是西漢時有名的「巫蠱之禍」。其實，以今日的觀點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女同性戀，而且是境遇性同性戀，其中，陳皇後扮演主體的角色，女巫扮演客體的角色。發生這類問題，很可能是由於陳皇後因失寵而產生嚴重的性寂寞與性飢餓，企圖另闢蹊徑以渲泄性慾或聊以自慰所致。 二、男風在民間 到了魏、晉、南北朝，這種風氣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春秋戰國以至於秦、漢，男風主要存在於君主和貴族階層之中，是他們淫奢生活的一個方面;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此風已擴展到了民間，成為社會上某些民眾的一般性嗜好，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形成這種風氣和當時的政治動亂、軍閥割據、民無所從的形勢分不開。在這種形勢下，不少人以頹廢、放浪、利己的態度對待人生，「風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當時男扮女裝之風很盛，如魏明帝時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以美男子而善敷朱粉、作婦人相見聞於世的。此外，一般豪富之家都以蓄養孌童樂伎作為「財富」的象徵。如晉朝的富戶石崇與王愷為了比誰富有，「以孌童為賭注，或下妻比輸贏，而輸贏往往以孌童幾百人計，這是駭人聽聞的。 以上這些情況，都使男風遠較前代為盛。在這個時期，某些人和同性公然狎眠，不以為諱。如《北史·魏·彭城王韶傳》說：「勰孫韶至北齊襲封，後降為縣公，文宣帝——高洋——嘗剃韶鬢須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這種公開現象，是以前所沒有的。 狎昵孌童，還公開地見於一些人的言論著述。例如劉遵的《繁華應令》：「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齶臉若桃紅。……腕動飄香拂，衣輕任好風。……剪袖恩雖重，殘桃看未終。……」梁簡文帝的《孌童詩》雲：「……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攬褲輕紅出，回頭雙鬢斜。……」其他如晉張翰的《周小史詩》，梁劉永詠《繁華》，劉孝綽詠《小兒采菱》，無名氏的《少年》，昭明《伍嵩》等，對於男風描聲繪色，極力摹寫，淋漓盡致。沈約有一起《懺悔文》說：「漢水上宮，誠雲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說明了當時男風之盛。又《北史·北齊·廢帝殷本紀》記載：「天保九年，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諸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冊，不知老之將至』」。許散愁這一番話，頗有自詡清高之意，這也說明當時「登孌童之床」之風很盛，所以「不登孌童之床」的許散愁反而顯得鶴立雞群。歷史上對這一時期的男風還有大量記載，如魏始興王濬的楊承先、魏齊王芳的郭懷、袁信，秦苻堅的慕容沖，石宣的甲扁，陳宣帝的陳子高，隋煬帝的王蒙等等，很難勝數。 這一時期由於男風作祟，社會生活中發生了一些怪現象，如夫妻同愛妾童就是一個例子。《晉書·海西公紀》記載：「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晉書·五行志》雲：「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這情況似乎和春秋時的衛靈公和宋公子朝相似，海西公有一些嬖人參侍內寢，他自己有陽痿症而不能生育，可是妻妾竟生三男，海西公還視為己出，這實在是太烏七八糟了。由於男風之盛，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和沖突。例如，由於失戀(同性戀)就侮辱對方，或動殺機。如《南史·長沙宣武王傳》記載：「王韶昔為幼童，庾信棄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侍酒。後韶為郢州刺史，信過之，韶接待甚薄，信不能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又踐蹋餚饌，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疇昔。』賓客滿座，韶甚慚恥。」這是庚信乘酒興揭王韶的老底，當眾侮辱，王韶是很難忍受的。還有，《南史本傳》記載：「王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甚昵。確叔父永嘉太守休屬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避不往。 僧達潛於所往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埋殺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訶乃止。」為了對方不再和自己搞同性戀了，竟掘大坑要埋殺對方，這真是狠毒之至。從古代至今有不少因失戀而殺人事，看來在同性戀這方面也是一樣。這也說明了，同性戀「除了對象的轉變為同性而外，其餘一切用情的方法、過程、滿足等等，可以說完全和異性戀沒有二致。」世上發生過不少男子因有新歡而與妻斷絕或累殺妻的現象，這是指異性戀，而同性戀也會造成這種惡果。《宋書·五行志》上記載：「自咸寧太康以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說明這種現象並非個別。《魏書·汝南王悅傳》雲：「悅妃閻氏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游，令服仙葯松術之屬。又好男色，絕房中，輕忿妃妾，至加撻楚。」《晉書·石季龍傳》記：石季龍「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優童鄭櫻桃而殺郭氏。及娶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在古代的封建社會中，像石季龍這樣的人有權有勢，對家人和勞苦大眾握生殺予奪之權，為了好男色而殺兩個妻子，司法律的也不敢加以制裁。至於汝南王悅為了好男色而任意撻楚虐待妃妾，就更不算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