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代四大類書內容簡介
類書是輯錄古籍原文中的部分或全部資料，按類或按韻編排，以供人們查考用的工具書。類書按其內容和編排方式不同，有義系、形系、音系三類。義系類書就是按材料的義類分部編排，如天文、地理、人事類。每系中又分若干小類，如天文分有日、月、星、時等；時又分春、夏、秋、冬等。古代類書大多屬此類。其中以取材范圍分，有綜合性和專科性兩種。音系類書是從古書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語，按末一字的韻編入某韻，主要供編纂字、詞典找資料出處所用。如元代的《韻府群玉》、清代的《佩文韻府》。形系類書是字形編類，即將兩個字組成的詞語按其上一字歸入同一字的類中，而舉出包含這個詞語的詩文篇目，如清代的《駢字類編》。其作用與音形類書略同。宋代類書編纂規模空前，產生了許多大型類書。較為著名的有：
《太平御覽》，1000卷。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下詔命李昉等人編修，歷時八年而成。初名《太平總類》，太宗令人日進三卷閱覽。「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故改題今名。又簡稱「御覽」。是書分55門，各門之下又分若干類，有些類下又有子目，大小類目共計約5474類。《御覽》徵引古書1690餘種。可見其不僅是一部重要的綜合性資料工具書，而且是保存古代佚書最為豐富的類書之一。
《冊府元龜》，1000卷。宋真宗命令王欽若、楊億等輯。始於景德二年（1005年），歷時八年於太中祥符六年即1013年修成。分31門，1104門。將歷代事跡，自上古至五代，分門順序排列。所采以史籍為主，間取經、子引文多整章整節，對宋以前史輯的校勘工作有較高價值。
《山堂考索》一名《群書考索》，212卷。南宋章如愚私撰。共分46門，所引經史百家之書，都附有輯書人的斷語。
《玉海》，200卷。南宋王應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貨等21門。該書對宋代史事大多採用《實錄》和《國史日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卷末還附有《辭學指南》四卷，並有輯者所作《詩考》及《詩地理考》等13種。
❷ 宋四書法家裡面的蔡是蔡襄還是蔡京
宋代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中的「蔡」，是蔡襄，還是蔡京？最近有報刊稱「宋徽宗時宰相蔡京，能詩善文，書法 更是精絕，本來名列宋四家之中，只因其為人奸詐，權傾當朝，名聲太壞，人們就用蔡襄替代他在宋四家中的位置」。照這種說法，蔡襄是沾了蔡京的光才列入宋四 家的。如果蔡京人品好，那蔡襄就無緣擠進宋四家了。我認為，這種說法是缺少事實依據的。
蔡襄的書法師承唐代的虞世南和顏 真卿，並取法晉人鍾繇和王羲之父子，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其正楷端重沉著，行書溫淳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瀟灑勁逸。宋史說：「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 仁宗尤愛之，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稱「君謨獨步當世」；宋徽宗趙佶認為「蔡君謨書包藏法度，停蓄鋒銳，宋之魯公（顏真卿） 也」；宋高宗趙構稱蔡襄的字為「本朝諸臣之冠」；朱熹則「獨推君謨書有典型」，「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蘇東坡曾多次強調「蔡君謨為近世第一」，還稱 「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議君謨書」。他多次對蔡襄書法的大力推崇，在書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致南宋宰相周必大說：「蔡忠惠公為本朝第一，蘇文忠公言之 矣，誰敢改評。」蔡襄的書法早在宋代就已成了定論，有「本朝第一」和當代王羲之、顏真卿之美譽，是宋代當之無愧的書法第一高手。
第一個將蔡襄同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為宋四家的，是元初的開封人王芝。他於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跡中說：「右為 蔡君謨所書《洮河石硯銘》，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需以放筆為佳。若君謨 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在這里，王芝將蔡襄列入宋四家之首。那後人為什麼會有蔡襄取代蔡京之說呢？
我以為主要原因恐怕是受明初《水滸傳》的影響。施耐庵（約1296－約1370）在此書第三十九回中借吳學究之口對晁蓋說：「吳用已思量心裡了。如 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這是宋、元之後，施耐庵第一次將王芝的宋代四家中的蔡襄 改為蔡京，並將蔡列在蘇、黃、米之後。「蘇、黃、米、蔡」便由此而來。
最早提出蔡襄取代蔡京的是明代畫家王紱 （1362－1416）。他在《書畫傳習錄》卷三中說：「世稱宋人書，則舉蘇、黃、米、蔡，蔡者謂蔡京也，後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端明書焉。端明 （蔡襄）在蘇、黃前，不應元章（米芾）之後，其為京無疑矣。」王紱在這里並沒有說明蘇、黃、米、蔡之說的由來，只是以「蘇、黃、米、蔡」的輩分先後，主觀 判斷蔡襄不應列在「蘇、黃、米」之後，宋四家之蔡無疑是蔡京。王紱的這一說法是在施耐庵的《水滸傳》問世後不久提出的。我認為他可能是受了《水滸傳》一書 的誤導。因為在施耐庵之前從來沒有人將蔡京列入宋四家。
其實，歷史上也有很多不按出生先後排列的情況。如初唐四傑，其中 王勃的年齡和楊炯一樣大，都比盧照鄰和駱賓王小，但後人卻把王勃擺在第一位。書法名家鍾繇輩分比王羲之高，但梅堯臣等人在評價書法時卻把王擺在鍾之前。米 芾在與宋徽宗評書時，也沒有按什麼輩分，而是先講蔡京、蔡卞兄弟，接著講其族兄蔡襄，先講蘇東坡的學生黃庭堅，然後才講蘇東坡。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 多。再說如果以輩分先後為序的話，蔡京（1047－1126）比米芾（1051－1107）大4歲，那蔡京擺在米芾之後又怎麼解釋呢？因此，我覺得按年代 來推斷蔡擺在蘇、黃、米之後，即為蔡京是沒有根據的。
至於因蔡京人品不好而由蔡襄取代，我覺得這種理由並不充分。在中國 書法史上，像顏真卿和蔡襄人品書品俱佳的並不很多，而人品不佳書品佳的，至今仍有不少人藝術上的成就得到後人的青睞。如趙孟是宋朝宗室，降元後受到忽必烈 猜忌。他連忙做詩辯白：「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還寫了對聯「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以討好忽必烈。應該說趙孟的人品是不值得稱道的，但 他的書法和繪畫卻冠絕千古。至於宋徽宗、米芾、董其昌、張瑞圖等人也均屬於此類。
平心而論，蔡京也不失為一位大書法家， 但同蔡襄相比，還是稍遜一籌。蔡京是宋徽宗的寵信，其《聽琴圖》等不少得意之作都有蔡京的題字或題詩。但他在評書時，對當朝宰相蔡京隻字不提，卻給予蔡襄 很高的評價，稱他是「宋之魯公」。從他的評價中，可以明顯看出蔡京的書法藝術難以同蔡襄匹配。蔡京身居宰相要職時出版的書法評論集《宣和書譜》對蔡京的書 法大加贊揚，但在評價蔡襄時，卻明確指出蔡襄的書法為本朝第一。這是連蔡京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因此，從根本上說，還是蔡京書法藝術不及蔡襄，並非人 品不好由蔡襄取代進入宋四家。
我認為元初的王芝明明白白將蔡襄列為宋四家的提法，至少比明初施耐庵的蔡京之說和王紱的 「襄取代京」之說要早100年左右。其次，從歷代名家對蔡襄的評論來看，據水賚佑編的《蔡襄書法史料集》不完全統計，宋元明清四朝先後有130位名家對蔡 襄的書法作了評價，其中有三分之二多的人認為蔡襄的書法為宋代之冠，有122人認為蔡襄是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只有8人附和王紱的說法，認為是蔡襄代替了 蔡京。可見，蔡襄作為宋四家之一是當之無愧的，而且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❸ 宋代四大書家分別是誰
王羲之雖被唐太宗奉為「書聖」，可他的書法藝術並沒有在唐代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自從《蘭亭序》被唐太宗帶入墳墓之後，王羲之那介於草書和楷書之間婉約飄逸的行書意味也似乎被世人漸漸淡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過於自由的草書和過於規范的楷書。
祭黃幾道文卷（楷書）然而，歷史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進的，當涇渭分明的草書和楷書藝術在唐代的張旭、懷素和顏真卿、柳公權那裡發展到了極致之後，一種重歸行書的「尚意」之風漸漸籠罩了宋代的書壇。行書藝術也隨之而重新抬頭，於是便有了蘇、黃、米、蔡四大書家。同當年的王羲之一樣，蘇、黃、米、蔡的書法也是諸體兼得、以行為主，「尚意」追求也不以力量和規則見長，而是以意象和趣味取勝。但是，蘇、黃、米、蔡不可能繼續沿著當年王羲之的魏晉風度一路飄逸蕭散下去。而是在審美理想、審美趣味方面改弦易張、另闢蹊徑。
自元代開始，就有人將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四人相提並論，稱之為「宋四家」。而到了明代，有人便提出異議，認為從時間上看，蔡襄比其他三人都早，卻排在最後，不合邏輯。因疑「蘇、黃、米、蔡」中的後者應為北宋後期的蔡京而非蔡襄，並推論說，由於後人厭惡蔡為人奸詐，是有名的佞臣，故去京而換襄，遂導致時間上的錯亂。這種觀點雖能自圓其說，但不太符合北宋書法發展的邏輯。盡管蔡京的書法成就確乎不低，可就其開創性而言，卻遠不能與蔡襄相比。不僅後來的黃庭堅、張邦基、朱弁、王十朋、解縉、李東陽、王世貞等人都曾盛贊過蔡襄的作品，就連蘇軾也稱其為「本朝第一」。更大的可能是，由於後人考慮到蘇軾在文壇上的崇高地位，所以才在四家次序上做了改動。
蔡襄是仁宗時期的進士，曾任翰林學士等職。他的楷書莊重嚴謹，得唐人顏真卿之法度，行書則瀟灑簡逸，承五代楊凝式之意韻。在書法史上，他是一個承前啟後的轉折性人物。在創作態度上，蔡襄也表現出「重法」與「尚意」的雙重品格。據說他寫《書錦堂記》時不僅嚴格遵守前人法度，而且每個字都要寫上數十遍，擇其善者而用之，稱為「百衲碑」，可謂嚴謹到了拘謹的程度；然而在他日常生活的書札中，卻常常無意間表露出一種盎然之趣和蓬勃生機，這也正是宋人所要發展和崇尚的東西。蔡襄流傳下來的書跡頗多，有《茶錄》、《牡丹譜》、《寒蟬賦》等楷書作品，《與杜長官帖》、《陶生帖》、《大研帖》、《扈從帖》、《澄心堂紙帖》、《持書帖》、《自書詩札》等行書作品，另外還有《萬安橋記》、《書錦堂記》、《劉蒙伯墓碣文》等石刻。從其迥然相異的兩種風格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由唐書「重法」到宋書「尚意」的藝術歷程。
作為北宋文壇的領袖，蘇軾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畫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他早年學徐浩、柳公權，中年學顏真卿、楊凝式，因而也有著一個由「重法」到「尚意」的轉變過程。在創作動機上，蘇軾認為書法和繪畫一樣，只是文人修養的自然表露而已，沒有必要刻意而為之，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認為寫字重要的不是技法上的功夫，而是文化上的素養。他甚至認為「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只有進入到一種忘情的自由狀態，才可能在無意間調動出全部的文化積累，創作出富有韻味的作品。在創作方法上，蘇軾反對陳陳相因、恪守死法，主張「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只有懂法而又不拘泥於法，才可能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為此，他自言「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評草書》）。在創作風格上，蘇軾認為書法的妙處既不在工也不在奇，而只在「天真爛漫」。所謂「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在創作實踐上，蘇軾擅長行、楷，以行書見長。在前人的基礎上，他創造出一種剛健有力而又婀娜多姿的獨特風格，所謂「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和子由論書》）。今存蘇軾的作品主要有《黃州寒食帖》、《新歲展慶帖》、《前赤壁賦》、《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黃幾道文》等，石刻則有《醉翁亭記》、《豐樂亭記》、《表忠觀碑》、《柳州羅池廟碑》等。這些作品初看字形扁闊、欹側傾斜，不甚規范。可將它們放在整幅字中細細品味，則會覺得一點一橫一撇一捺都是那樣生動靈活、清新自然、富有個性。正是由於上述理論和實踐上的一系列貢獻，使得蘇軾不僅居於「宋四家」之首」而且真正將「宋書尚意」的美學傾向確立下來。
黃庭堅曾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學於蘇軾門下，號稱「蘇門四學士」。在書法上，他初以宋代周越為師，後受顏真卿、懷素、楊凝式等人的影響，對於蘇軾更是推崇備至。同蘇軾一樣，黃庭堅也十分重視書家的學識和修養，認為「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台、林和靖矣」（《跋周子發帖》）。同蘇軾一樣，黃庭堅也十分重視學者的人品和個性，認為「一丘一壑，自須胸次有之，但筆間哪可得？」（《題七才子畫》）「若靈府無程，縱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書繒卷後》）。同蘇軾一樣，黃庭堅也反對死守陳規，主張發揮個性，倡導「不煩繩削而自合」（《題李白詩草後》），認為「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題樂毅論後》）。沿著蘇軾開辟的道路，黃庭堅進一步顛覆了唐人的法度。在字體結構上，他不像蘇軾那樣化方為扁，以生動見長，而是中宮緊縮，四緣擴散，甚至運用移位的方法來突破字與字之間的界限。在用筆方式上，他不像蘇軾那樣化拙為媚，以趣味取勝，而善於用誇張有力又涵蘊深厚的長筆，創造出蒼老豪邁的韻味，形成了自己縱橫奇崛、波瀾老成的獨特風格。今存黃庭堅書跡甚多，大字行書有《黃州寒食詩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風閣》等，小字行書有《嬰香方》、《王長者墓誌稿》、《瀘南詩老定翊正墓誌稿》等，草書則有《李白憶舊游詩卷》、《劉夢得竹枝詞卷》、《諸上座帖》等。看黃庭堅的字同讀他的詩一樣，有一種「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感。
米芾是「宋四家」中唯一沒有中進士的人，但從其有關繪畫和書法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同樣有著很高的文化修養。米芾學書，淵源甚廣，上溯魏晉，下及隋唐，鍾鼎銘文，竹簡碑刻，無所不學。但他學古而不泥古，敢於懷疑甚至批判自己學習的對象。米芾學習柳公權，卻又說他是「丑怪惡札之祖」；米芾效法顏真卿，卻只肯定他的行書，「真便入俗品」。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或許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米芾性格上的狂放不羈，二是由於米芾書法上的風格變換，三是由於到了米芾所處的北宋晚期，「尚意」的宋人似乎已有了更多的自信；可以不在前人的「法度」面前頂禮膜拜了。米芾傳世的書法作品比較豐富，楷書有《向太後挽辭》，行書有《蜀素帖》、《苕溪詩帖》、《拜中嶽命帖》、《虹縣詩卷》，草書有《草書九帖》、《多景樓詩帖》等。在「宋四家」中，米芾的筆法變化最多，風格也最為全面，他善於取眾家之長化為己用，時人稱「集古字」。在他的《蜀素帖》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軾的瀟灑飄逸；在他的《虹縣詩卷》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黃庭堅的老成持重。
從這一意義上講，米芾可謂北宋書法的集大成者。因而後世的董其昌「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總的來說，無論是真、行、草、篆，米芾都能以意為主，得天縱之趣。正像宋高宗在《翰墨志》中所說的那樣：「以芾收六朝筆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從這一意義上講，宋代書法的美學傾向，既可以看成是對唐代法度的「否定」，又可以看做是對六朝精神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單就書法創作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們自然不能說「宋四家」已超過了東晉「二王」的水準。但畢竟表現出了更為豐富的主觀個性、更為多元的創作可能，如奇峰秀立，帶給我們別具一格的審美感受。
❹ 宋代四書有哪些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❺ 正文宋四是什麼意思
電腦文檔里的字體格式：適用於：正文 字體：宋體 大小：四號。如：word文檔。
❻ 男主謝女主宋四小妞這是什麼書
男主謝你送是小妞，這是一本什麼書？這是一本愛情的故事書
❼ 有本書、叫時空穿越*** 啥米的、 我忘記書名了、是男變女穿越小說、女主角姓宋、他養父叫宋四、
這本書叫《異時空之孝欽顯皇後》
❽ 書法宋代四家是誰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天真爛漫；黃庭堅縱橫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邁豪放，沉著痛快。他們都善學古人又富於創新精神，書風自成一格，時人推崇備至，列於四家，向無異議。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但亦有人認為是蔡京，究竟指誰，卻歷來就有爭議
❾ 宋代四大草書寫手,蘇黃米蔡中的蔡為何人他的名貼有
「蘇黃米蔡」之「蔡」是誰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天真爛漫；黃庭堅縱橫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邁豪放，沉著痛快。他們都善學古人又富於創新精神，書風自成一格，時人推崇備至，列於四家，向無異議。唯獨列於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誰，卻歷來就有爭議。
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其正楷端莊沉著，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一體，非常精妙。宏仁宗尤愛其書，曾「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又「令書溫成後父碑」（《宋史·蔡襄傳》）。蔡襄的書法藝術也為當時文人所重視，黃庭堅曾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歐陽修說：「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蘇武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書法已可「主盟」，那麼，列於四家應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明清以來，又有另一種說法一認為從四家的排列次序及書風的時代特色來說，「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後人厭惡其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書畫鑒賞家張丑在《清河書畫舫》中說：「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渭京也。後人惡其為人，乃廳去之而進君漠書耳。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孫鍍也說；「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則前後輩倒置……」（《書畫跋跋》）安世鳳《墨林快事》進而替蔡京書名被掩抱不平，說；蔡卞勝於蔡京，蔡京又勝於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駿《訂訛類編續編》也將「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為「人訛」的一個事例。可見，明清時「蔡京說」曾有很大影響。 平心而論，「蔡京說」的提出確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豪健、痛快沉著的特點，與保待著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書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情趣。因而在當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其書者甚多。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占今，鮮有儔匹。」甚能反映蔡京當時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書法在北宋前期被推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書法新風貌形成後，人們對蔡襄書法漸有微詞。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就多次提到「近歲論君漠書者，頗有異論』」，「仆以君漠為當世第一，而論者或不然」。雖然蘇軾始終堅持蔡襄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後期，人們對蔡襄的評價已不那麼一致了。其三，從排列次序看，蘇、黃、米三家的排列有明顯的年輩次序，蔡襄是仁宗時人，年輩最高，列於哲宗、徽宗時的米芾之後，確有些疑問。 對此，堅持「蔡襄說」者提出反駁，認為「宋四家」之說，雖然迄今未見於宋人文獻，但南宋遺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確提出過「四家」之說。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跡中稱蔡襄書法「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為佳。若君漠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可見王存不僅指出當時有四家之說，而且四家明確無誤是蘇、黃、米、蔡。此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成就以全面著稱，楷、行、草書皆獨樹一幟，且又有屏棄帖學，振興書風的貢獻，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成就顯然是超過蔡京的。至於排列次序，近人張伯駒曾在《宋四家書》一文中指出，「按次序應是蔡、蘇、米、黃，普追讀為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日，遂成習慣」。說明這一排列僅為讀音上的順口而形成，與四大家的年輩高下並無關系。 看來，「蔡京說」並非無稽之談，而「蔡襄說」也有理有據。由於蔡京身為「六賊」之一，人們從感情上實難接受他，於是人們多傾向於蔡襄說。不過，這一問題的最後定論，似乎應有待於宋代文獻的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