窪地上的戰役短篇小說

『壹』 窪地上的戰役的作者介紹

路翎（1923-1994），男，祖籍安徽省無為縣，生於江蘇南京。原名徐嗣興。漢族。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1940年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治研究所職員、煤焦辦事處職員，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講師，1949年後歷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專業作家，1955年因受胡風冤案牽連，錯劃為反革命集團成員，1980年平反，後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編審。中國作家升如協會第二、四屆理事。1937年開始態沒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財主的兒女們》，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短篇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愛》，話劇劇本《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帆笑納等。

『貳』 路翎是否參加過戰爭

沒有參加過。

【路翎】（1923～1994）現、當代作家。原名徐嗣興，筆名冰菱、烽嵩、未明等。原籍安徽無為，生於江蘇南京一個商人家庭。曾就讀於蓮花橋小學和江蘇省立江寧中學，嗜讀中國古典小說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家遷至基清湖北漢川，發表《一片血痕與淚跡》等散文。1937年冬流亡入川，在合川的國立四川中學求學，參加組織哨兵文藝社。翌年編輯合川縣《大聲日報》的文藝副刊《哨兵》，開始發表小說，引起文壇注意。因《哨兵》發表觸犯當地官紳的作品，於1939年讀高二時被開除，於是投稿給《七月》，得以結識胡風，在胡風的影響和幫助下，迅速成為「七月派」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1940年起在經濟部礦冶研究所、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等處任職。1946年回南京，一度失業。1948年任教於中央大學。在此期間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青春的祝福》、《求愛》、《在鐵煉中》，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戲劇《雲雀》等。他的小說以嚴峻的現實主義筆觸展現了中國廣闊的社會歷史生活圖景，反映了戰亂歲月中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和自發反抗的精神。他善於表現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復雜豐富的心靈世界，豐富了現代小說的藝術表現力，顯示了強烈的主觀色調和獷悍、悲壯的藝術風貌。路翎最重要的作品是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這是繼巴金的《家》之後又一部描寫封建大家庭及子女所走曲折道路的宏大作品，以此表現「青年知識分子為幅射中心點的現代中國歷史底動態」（胡風《〈財主底兒女們〉序》）。它是一部展示中國知識分子悲劇性歷史命運的史詩性作品，引起廣泛的注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後調中國戲劇家協會劇本創作室從事創作。著有短篇小說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戲劇《迎著明天》、《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1952年赴朝鮮戰場采訪，著有散文集《板門店前線散記》，小說、報告文學集《初雪》。短篇小說《窪地上的戰役》發表後首笑引起強烈反響。此時作品注重開掘人物的心靈世界，顯示明朗的色調。1955年因「胡風集團」案蒙冤入獄多年。198O年平反，任戲劇出版社編輯。發表長篇小說《群峰頂端的雕像》（《戰者鋒含爭，為了和平》第一部）。

『叄』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

『肆』 窪地上的戰役被批評說明了什麼

為什麼被批判
由於作品選取了一個最容易引起非議的生活側面，描寫了志願軍戰士與一個朝鮮姑娘間朦朧的愛情，在作品發表後引起強列的反響，也有人對其進行批判。不久，因受胡風牽連，作者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小說自然也受到嚴厲的批判。"文悉念革"後，小說被收入小說集《重放的鮮花》之中。

批判的真實
現實並不像文學那麼美好，路翎真誠而執著的寫作並沒能讓他擺脫1952年以來文壇斗爭鬼魅般的糾纏。在當時，為了確立毛澤東思想在文藝界的絕對領導地位，中央宣傳部決定在文藝幹部中整風，並肅清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胡風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批評，而作為胡風余滑好友的路翎也被涉及，到了9月25號，某著名作家《致路翎的公開信》的發表，更是「上綱上線」，將胡風等人定性為一個對抗黨的文藝政策的「資產階級文藝集團」。受此影響，路翎的劇豎陸臘本無法上演，小說也遭到批評。路翎去朝鮮，本來就懷著擺脫困境走向新征途的希冀，這個希冀在文學中得到了實現，但在現實中再次落空。

1954年上半年開始，在報刊上就不斷出現對《窪地上的「戰役」》的批評文章，紛紛給作品扣上「個人主義」、「溫情主義」、「悲觀主義」的帽子。路翎陷入深深的沉默和苦悶，繼而，又不甘心地對這種粗暴的批判展開了反駁，他用長達四萬字的長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來闡述《窪地上的「戰役」》的主題及表現手法。他舉出蘇聯一些優秀的作品為例，說明當愛情和愛國思想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愛情是聖潔的，而非污穢的，至於作品中戰士的犧牲，也並不意味著悲觀主義，在文章中，他對批評者武斷地亂下政治結論而不討論創作的得失，表示了深深的失望。

可是，形勢急轉直下，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藝報》1、2號合刊，對胡風的批判正式揭開帷幕，而同時開始連載的路翎的那篇申辯長文也成了僅供批判的反面教材。4月，「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遭台灣特務破壞失事，人們無比憤怒。但更意外的是，突發事件引起的憤怒竟然傾瀉在了被說成是「特務」、「反革命分子」的胡風等人身上。
說明當時文革，右傾錯誤的嚴重體現

『伍』 《窪地上的「戰役」》在戰爭小說中的創新性

《窪地上的戰役》首先在切入點上帶有創新：純襲圓小說選取了一個最容易引起非議的生活側面，描寫了志願軍戰士與一個朝鮮姑娘間朦朧的愛情，從愛情與紀律所引發的感情沖突中，具體地寫出一種更崇高、更偉大的對於朝鮮人民的愛，對於和平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從而更加深刻地展示出志願軍戰士偉大的胸懷和美好、高潔的心靈。也使小說具做塌有了獨特、感人的藝術魅力。其次，小說還善於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真實、感人，這在戰爭小說里也是一個創新。為了更好地展示志願軍戰士的偉大精神和美好心靈，作者十分注意對戰士和人民之間的深厚感情的揭示，十分細膩地展現了他們的內心世界。如王應洪初知愛情時甜蜜、驚慌的心境；金聖姬對愛情的大膽追求；王順對兩位年輕人之間感情的理解、禪瞎對家鄉親人的懷念，都增加了人物的真實感和可信性，使之成為我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獨具風採的藝術典型。

『陸』 窪地上的戰役的主題內容

《窪地上的「戰役」》雖然經歷歲月滄桑的考驗，但仍是一篇富有藝術魅力的值得一讀的佳作。小說的大膽地涉及了戰爭中不同國籍、不同民族的人之間的愛情問題。 志願軍偵查員們住在一戶朝鮮老鄉家裡。朝鮮姑娘金聖姬一家人因為中國志願軍的軍風（國際主義精神、助民為樂等等）而對他們十分好感；年輕、單純的姑娘又由好感而萌生了對志願軍戰士王應洪的愛慕遐想之情。這種特殊、微妙的感情，被班長王順察覺到了。
對這種特殊際遇中產生的愛情之芽，你總不能說它是邪惡，你很難去苛責它，尤其是對是位老百姓、一個涉世不深天真未泯的少女！王順發現王應洪一個心眼兒渴望參加正義戰爭，他在駐地訓練時助民為樂，根本沒有愛戀異國少女的想法。於是，班長引導王應洪，一方面要珍惜姑娘的愛情，一方面也要嚴格准守紀律。王應洪派沒是個積極上進、嚴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他不無痛苦但又是自覺地做出了正確的抉擇。一次，王應洪在金聖姬為自己洗過的軍裝衣袋裡，發現姑娘贈送的襪套，他毫不猶豫地把事情報告了班長，並生硬地將襪套還給對方。在執行任務時，他又在衣袋裡發現了那雙襪套，還有一條綉花手帕。在戰斗的間歇中，他把這件事向班長作了匯報；班長告訴他戰斗結束塵鄭納，再還給對方。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遇到了敵人的巡邏隊，為掩護戰友，王應洪犧牲了。王順將染著烈士鮮血的手帕和王應洪的一張照片交給了金聖姬。
最後朝鮮叢侍姑娘金聖姬在勇敢面對可愛的戰士犧牲之時，感情也變得成熟、庄嚴而崇高了。 小說以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生活為背景，通過志願軍戰士王應洪與朝鮮姑娘金聖姬之間發生的純朴、朦朧的愛情故事，描寫了在愛情與戰場紀律所引發的情感沖突中，我志願軍戰士所具有的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贊美了中朝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戰斗友誼。

『柒』 路翎的作品爭議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學任講師，開設小說寫作課程。這時候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據化鐵回憶：「我們彷彿還不太懂得這篇文章。在延安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來的課題，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南京這塊狹小田地里的人們來說，似懂非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記得他說過『作者必須深入生活，作者必須熱愛人民』。——當時誰又能預見到：生活與人民這兩個詞從概念到完全與作者融為一體，作者的自我改造過程，會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價的呢！」
1948年時，雲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統批評家通過《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的理論和路翎的創作展開了猛烈的批評。路翎寫了一些文章回擊，從此與中共正統批評家結怨。 中共主流文藝批評家對路翎的創作天才也是承認的，但是他們認為，路翎的創作走上了邪路。他們的批評與指責主要表現在兩點。
一是認為路悉粗翎筆下的人物不真實。工人不像工人，農民不像農民，認為工人和農民不可能有那樣復雜的心情，認為路翎硬把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裝到了工人農民心裡去。胡繩對路翎小說的心理描寫特色作出了這樣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是一方面為自己心情上的復雜的矛盾而苦惱，另一方面，卻又沾沾自喜，溺愛著自己的這種微妙而纖細的心理，以為憑這點，正足以傲視於一切市儈。」
二是批評路翎小說主題。胡繩對路翎小說的主題有這樣的批評：「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人民大眾從被壓迫生活中的覺醒與可能覺醒中，卻反而想去從人民中找什麼『原始的強力』，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覺醒的人民的集體斗爭中，卻片面地著重了『個性解放』的問題。」胡繩認為：「作者多追求著的『人民的原始的強力，個性的積極解放』是和為了不使自己為生活『壓潰』，而從生活中『飛』起來的要求相聯結的，表面上是要『強』，要『解放』，實際上卻是想超脫現實生活逃避現實的斗爭。」
在40年代末已經形成了新的文學規范，即山戚要求文學表現人民群眾，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反映階級斗爭生活，在這種文學規范的對照下，中共主流批評家批評路翎醜化了人民，提倡的是個人主義，贊揚的是個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學的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1949年5月，他送給新中國一個見面禮：劇本《人民萬歲》。這個劇本描寫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護廠斗爭。題材、主題都是無可挑剔的。劇本送到文藝處，大家一致說好，可是要上演時卻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對到底怎麼修改，上面既無具體意見，又沒有明確的標准。路翎從5月改到10月，依然沒有通過。
這時，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看了劇本，決定首演，並調路翎去劇院當創作組長。1950年，路翎調到北京。但這個劇本最終還是沒有上演。
路翎積極反映新生活，歌頌新時代，又寫了《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劇本，但這兩個劇本也沒有得到公演的機會。
路翎有著非常純潔的品質。1952年，實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資級別很高，可以領到約二百元工資，但他向組織上申請仍領以前供給制時的二十元工資。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數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錢。
但是，路翎不適應新的文學規范。寫什麼都會招來批判。寫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結果搞得作家手足無措。以至於發出這樣的嘆息：「我如就此擱筆，也許算是個好公民吧，但這樣怠工吃閑飯，又怎能算得上一個作家呢？」
1952年12月，路翎主動要求赴朝鮮前線。1953年7月回國。後來後寫了反映志願軍生活的短篇小說《初雪》、《窪地上的「戰役」》。
《初雪》寫的是朝鮮戰場上志願軍司機劉強和助手王德貴，奉命從前線把一群受敵人炮火洗劫的朝鮮婦孺，穿越封鎖線，運送到安全的後方。作品在一車之間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時間內，把戰士對朝鮮人民的愛與自己悲慘身世的回憶、對祖國親人幸福生活的聯想交融在一起，相當深刻地展示了志願軍戰士豐富而美好的內心世界。
《窪地上的戰役》寫朝鮮房東的女兒金聖姬，對給他們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願軍戰士王應洪產生了微妙而又純潔的愛情，王應洪記取班長的話，知道在軍隊的嚴格紀律和嚴睜唯鎮酷的戰斗任務面前，這種愛情是斷不能容許的。他和偵察班到敵陣的前沿去捉「活舌頭」，發現金聖姬在給自己洗的衣服里放進了一條綉有兩人名字的手帕。他抓獲了敵人的軍官，但是俘虜的狂叫引來了敵軍兇猛的反撲，為了掩護戰友轉移，他和班長機智地與敵軍周旋在窪地叢林中，最後以鮮血染紅了那條綉花手帕。這篇小說以朝鮮姑娘金聖姬和志願軍戰士王應洪之間真實樸素而又微妙的愛情為中心情節，寫出了兩人由無私的幫助、共同的戰斗自然滋生的愛情，又寫出了志願軍戰士自覺地以紀律約束感情，不作兒女之態，在戰斗中接受磨煉的國際主義獻身精神。
在這些小說中，路翎表現出一種善於在如火如荼的戰火中的小插曲里，發掘生活的真實，發掘細膩而又深邃的人物內心世界的才能。這些作品引起了讀者的注目和熱烈反響，巴人高度評價《初雪》。巴金曾有這樣的回憶：「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贊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後來《窪地上的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但是，《窪地上的「戰役」》遭到了批評家的嚴厲批評。批判的理由來自志願軍戰士不準和朝鮮姑娘談戀愛的軍紀，認為路翎不應該違反軍紀寫這樣一個故事，「歪曲了士兵們的求實的精神和神聖的責任感」。 路翎的文學信念是堅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沖勁，決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寫。路翎讀到這些批評文章非常生氣，寫了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當時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於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質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卻只有路翎一人。路翎在文章中說：「由於這種橫暴的氣勢，我的批評家們就充滿了左的激情，他們在作品的任何詞句、任何形容詞里都可以找出『資產階級』以至『反抗祖國』的罪名來。這種批評的危害性是很顯然的，它嚴重的摧殘著文學創作的生機。在這種批評面前，文學作品非放棄它的以豐富的生活形象來教育人的職能不可，非放棄它的文學的語氣、表現內容的多樣的風格不可，文學作品裡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們的性格和具體感情來說話和思想，而非要說大家都說過，報紙上在說著的話不可。」
其實，批評路翎目的並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風。這里涉及到馬克思主義文藝陣營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捌』 《窪地上的戰役》讀後感

路翎 [7][4]的《窪地上的「戰役」》寫於1953年11月。這是作者到朝鮮戰場，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寫就的。小說著力塑造了年輕戰士王應洪的形象，他恪守軍人職責，對人非常憨直。作者還以大量筆墨寫到了王應洪和朝鮮姑娘金聖姬之間悲劇性的愛情。在處理這種個人情感和部隊紀律的矛盾沖突時，作者基本上止於對愛國主義、軍人職責的強調，而並未能夠深入探討人對個體情感捍衛的正當性、人為集體利益放棄個體價值羨兆好時的復雜內心世界。王應洪過於單純地認定了自己情感的非法性，這篇小說在揭示人物內心的搏鬥以刻劃人性的復雜這一方面，與路翎以往的作品相比其實是倒退了。
盡管如此，這篇小說在描寫人物心理活動方面仍是同期作品難以比擬的。王應洪的內心活動以及他和金聖姬相處時的言行、神態描寫是小說中寫得最好的文字。在班長找他談話後，他首先苦惱的問題便是「明天一早起來替不替老大娘挑水呢？他想，不挑算了，為什麼要叫人誤會呢？」王應洪的可愛在於他不是一個光想著自己的人，所以當他「看見了燈光下的老大娘的疲勞的臉和花白的頭發，她正在推著磨子，艱難地聳動著她的瘦削的肩膀；而從屋子裡面，則傳來了劈拍劈拍的單調的聲音——金聖姬姑娘在打草袋」，他的內心便十分懊惱： 「我是清清自白的，我哪一點也沒有錯，為什麼要這么不相信我呀！」最終他的責任感告訴他：「不挑對不起人！堅決要挑！」
作者在對王應洪和金聖姬交往中的微妙心理進行描寫時不僅僅注重他身上革命性的一面，也極欣賞他作為一名大男孩面對異性愛情的慌張、甜蜜感情的涌現，小說寫出了王應洪內心的復雜，那就是：作為一名服役軍人他覺得姑娘的求愛給他帶來了煩惱，但年輕人特有的對感情的需求又使他內心深處有點喜歡姑娘的行為。作者以此作為血肉豐滿了革命戰士剛硬的骨架。這樣的書寫就突破了革命戰士只有面對敵人的英勇，只有鐵的紀律，卻少有常人的情感這樣一種僵硬的模式。
賦予革命軍人以人情味，甚至於寫他們由兄鉛此而生的一些弱點，猜森使小說生動了起來。這些英雄也正因有了這樣一種人情味，他們對一切維護人道的行為才格外擁護，而且這也使他們和普通大眾有了相通之處，使得革命英雄人物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神，而是從廣大群眾中成長起來的一部分人。然而在1953年9-10月召開的中國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上已提出要塑造英雄人物形象，要突出地寫他們的光輝品質，忽略他們的缺點。特別是當時兒女之情、親情、一切非階級關系的感情都被視作小資產階級的感情形式，是被當作人的弱點需要克服的，這就可想《窪地上的戰役》發表後的命運了。
這篇小說連同作者的另兩篇反映部隊生活的小說《戰士的心》、《你的永遠忠實的同志》被批判為「有著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對部隊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寫。」《窪地上的戰役》被指責為「實際上在某些讀者的心靈深處也形成了一個 『戰役』，在那裡攻擊了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支援了個人溫情主義，並且使後者抬起頭來。」批評者指出，正因如此，所以「作者無論怎樣描寫王應洪的勇敢和自我犧牲，描寫王應洪犧牲以後金聖姬的堅毅和自持，但是由於作者立腳在個人溫情主義上，用大力來渲染個人和集體——愛情和紀律的矛盾，前者並且戰勝後者的結果，無論如何也無法彌補金聖姬心靈上的創傷，無法改變在戰爭中喪失了個人幸福，而軍隊的每一個成員的理想和幸福對立起來的描寫，是歪曲了士兵們的真實的精神和神聖的責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們勇敢前進，不能激發人們對戰爭勝利的堅強信心，不能照亮王應洪和他的戰友，以及青年讀者們的前進道路的。」 [8][5]這就否定了小說中流露出的對男女主人公愛情的同情，而今天讀來，它卻是最打動我們的地方。由此看來，真正好的文學作品還是要反映出人的普遍情感形式來，哪怕由於種種原因它在發表時受到批判，或者被埋沒，只要它的這種反映是生動的，深入的，經歷時間的洗汰，它終將得到認可。

『玖』 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有哪些，出了「三紅一創」之外的。

杜鵬程《保衛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茹志鵑《百合花和漏》、吳強《紅日》、羅廣斌《紅岩》、梁斌《紅旗譜》、孫犁《風雲初記》顫鬧、王願堅《黨費》和《七根火柴》、姚雪垠《李自成》、李英儒《野火春風斗古城》、馮德英《苦喚洞爛菜花》、楊沫《青春之歌》、歐陽山《三家巷》、路翔《窪地上的戰役》、陳翔鶴《陶淵明寫<輓歌>》等

『拾』 窪地上的戰役的介紹

《窪地上的戰役》是路翎的小說。發表於《人民文學舉逗判》1954年第3期。後收入作家的小說正改散文集《初雪》。《窪地上的戰役》是一篇以抗美援朝題材，熱情謳歌中朝人深厚友誼的優秀作品。由於作品選取了一個最容易引起非議的生活側面，描寫了志願軍戰士與一個朝鮮姑娘間朦朧的愛情，在作品發表後引起強列的反響，也有人對其進行批判。不久，因受胡風牽連，作者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小說自然也受到嚴厲的批判。「文革」後，小說被收入小說集《重放的鮮指蔽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