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對聯的起源是什麼
蘇小妹至今為止都不知道是否歷史上真有其人，可是在對聯的世界裡，她和她的哥哥蘇軾的互以對聯嘲諷卻十分有名。
如：諷刺哥哥胡須多的一聯是： 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里有聲傳
而哥哥則諷刺妹妹額頭高：未出庭前三五步額頭先到畫堂前
諷刺哥哥臉長： 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
妹妹眼窩太深： 幾回拭眼深難到留卻汪汪兩道泉
阿兄門外邀雙月，（雙月指朋字）
小妹窗前捉半風。（半風是指虱字，諷刺小妹綉花象捉虱子）
另外，蘇小妹三難秦少游的故事也是和對聯有關，其中兩難秦少游不假思索，一笑而過，但是對蘇小妹出的「閉門推出窗前月」卻思索再三，直到蘇東坡給了一個暗示，才對出「投石沖開水中天」
另外，蘇小妹和哥哥蘇東坡的好友佛印和尚也以對聯進行過戲謔。
佛印和尚：碧紗帳里坐佳人煙籠芍葯
蘇小妹： 清水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諷刺和尚的光頭）
佛印和尚：女卑為婢女又可稱奴
蘇小妹： 人曾是僧人弗能成佛
紀曉嵐和朋友經常互相取笑，一日，一位姓陸，名耳山的朋友邀他踏青，在路過一方井時，紀曉嵐取水來喝，看到井中的倒影，朋友說道：四眼井（諷刺紀曉嵐近視眼）
紀曉嵐立馬反戈：陸耳山（陸是大寫的六字，耳和山相對，井和山相對，十分工整，屬於對聯中的無情對）
另：紀曉嵐的好朋友牛太守為兒子完婚，紀曉嵐送聯慶賀：綉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
主人家見是大學士送來的對聯馬上掛上，與眾人品評，十分榮幸的樣子。第2天，紀曉嵐才告訴朋友，你還是不要掛了，我上聯是用了「牛郎織女」的典故，下聯是說「對牛彈琴」
紀曉嵐與和紳的關系經過三個連續劇的熱播，大家都很熟悉了，這里說說幾個小故事：
工部和水部辦公的衙門失火後，大司空金簡督工重修，他與和紳一樣借機搜刮金銀，引起大眾不滿，有人在新建的衙門上貼了這樣一個上聯：
水部失火金司空大興土木（這個對聯因為嵌入了金木水火土，被認為是絕對）
當時和紳為中書令，紀曉嵐對到：南腔北調中書令什麼東西
和紳記恨在心，升任尚書後，請同僚喝酒，一隻狗從旁跑過，和紳故意問：是狼是狗？（侍郎是狗？紀曉嵐官居侍郎）
紀曉嵐從容對到：垂尾是狼，上豎是狗！（尚書是狗）
巧解對聯：
紀曉嵐一次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送給一家三兄弟：
驚天動地門戶，數一數二人家 橫批：先斬後奏
結果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告到了朝廷，皇上震怒，要治紀曉嵐的罪，紀曉嵐不慌不忙的答到：
這家大哥是賣炮竹的，所以是「驚天動地」
二哥是專管斗和秤的，所以是「數一數二」
三哥是賣燒雞的，所以是「先斬後奏（先宰後做）」
皇帝聽完大笑，免罪。
巧罵庸醫：
有一次紀曉嵐得病，因醫生誤診，吃了不少苦頭，好了之後，庸醫還來求取對聯，以顯名聲。紀曉嵐於是把唐朝詩人孟浩然的名句：「不才名主棄，多病故人疏」，換動了一下變成了一副絕妙的諷刺聯：
「不明（名）才主棄，多故病人疏」 醫術不高明，所以人們都嫌棄；診病多出事故，所以被病人疏遠。
2. 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作家有哪些
長篇創作實踐證明，文學並沒有在失去轟動效應之後接著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對邊緣的狀態中尋找位置和轉機，通過自主創新，突破大眾文化的合圍，不斷地增生新的生長點。
自上世紀末以來，側重於宏大敘事的長篇觀念，漸漸被多樣化的更加自由活潑的敘事觀念代替，長篇的藝術空間更加開闊了。但同時，不少作家對於我們的時代、社會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種整體性的把握和體察，有些作品已經或者正在失去與時代對話的能力，失去道德擔當的勇氣，失去了應有的精神含量。
長篇小說作為「大河」般的重型文體，從重鑄民族靈魂和從表現人性的深度、人類性含量的豐富程度來看，從世界文學展現的人文內涵來看，還顯得不夠成熟和深湛。我們更希望的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作出強有力表達的文學。長篇小說是重要的承擔者。
「新世紀」與「長篇小說」
美國文化學者傑姆遜曾經說，第三世界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現出來。事實上，就文學與民族生活的關系而言，文學就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傳記和心靈圖像；而長篇小說，被喻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詩、里程碑、長河、交響樂，於是被認為最能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能量和心靈變遷史。一個有趣而難解的事實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長篇小說忽然變成了文學市場的寵兒，具有相對可觀的市場回報，使集中發表中短篇的文學期刊相形見絀。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長篇的審美含量一定高於其它。但由此，長篇小說有了「時代文體」、「第一文體」之譽。據不完全統計，從2001年到2005年間，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和網路，大陸正式出版和發表的長篇小說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產兩部還多。把今日中國之長篇小說，放到世界的和經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偉大的中國小說」（哈金）來要求，我們也許還不甚滿意，但是，置身於當今長篇小說之林，卻不能不為它空前的興盛、廣闊、多樣、豐富所感染，所浸潤，所振奮。中國長篇小說的藝術概括力、思想內涵、藝術水準和敘事能力，都在逐漸擺脫「引進」與「回歸」的依賴性，形成了本民族獨立的、豐茂的敘事美學特色，引起了國內外的重大反響。
在這里，我們的研究對象限定在「新世紀以來」。這一個並非突然降臨的時段開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個時間性概念。但我們不能不看到，邁入新世紀的中國，確實呈現了一些前所未見的深廣度的大變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加入世貿」的重大影響，高科技更深、更細地走進千家萬戶，城市化的急劇推進……都在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存方式和就業、居住方式，改變著人們的時空觀念、思維方式和道德倫理情感。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正在給中國社會帶來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們只要隨便舉一些數字，就足以說明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互聯網民一個億以上，手機用戶近四億，石油消費全球第二，水泥消費全球第一，中國獲得「世界加工廠」之稱，「神六」載人飛船成功發射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有載人能力的航天大國……然而，同時也不可忽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態破壞、科技含量低、勞動力廉價、貧富差異、貪污腐敗、道德失范、誠信危機等等負面的現象，也在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人文發展的逆態勢存在。這，就是「新世紀以來」的生存語境。
所以，「新世紀文學」及其長篇小說同樣不是從天而降，它由上世紀文學演變而來，屬於「平穩過渡」，沒有發生「文學革命」，一面與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深厚傳統密切相連，一面置身於復雜而陌生的歷史新語境，正在展開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紀文學是以外在的平靜而調校其視界，實現其內在的深刻裂變。
上世紀末，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長篇創作實踐證明，文學沒有在失去轟動效應之後接著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對邊緣的狀態中尋找位置和轉機，通過自主創新，突破大眾文化合圍，不斷地增生新的生長點。其創作成就和藝術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鄉土敘事：傳統背景下的拓展與變奏
新世紀文學在現當代文學的龐大背景下延伸，傳統的力量擺脫不了。自「五四」新文學誕生以來，農民與鄉村向來是文學的主要對象，數千年農耕文化傳統是其穩固而深厚的審美資源。現在，在書籍市場和大眾文化領域，「文學都市」無疑佔了優勢，覆蓋面大，確實存在從「鄉村」向「都市」的轉移，但在純文學領域，鄉土敘事憑借慣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紀，許多作家仍堅實地立足鄉土，守望鄉土，講述中國鄉土的憂患、痛苦、裂變、蘇醒、轉型，講述世紀之交的鄉愁和鄉村新人格的艱難成長。如果說近年來鄉土小說有何微妙變化，那就是：相當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經濟的鄉村，而進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鄉村。很多作品不僅關心農民的物質生存境況，更加關心他們的靈魂狀態、文化人格，關注他們在急遽變革的大時代中精神世界的震盪，於是把重心放到中國農民在現代轉型中的精神沖突和價值歸依上。像《城的燈》《天高地厚》《上塘書》《獵原》《婦女閑聊錄》《石榴樹上結櫻桃》等等一些寫實性作品，不管寫懷舊，寫紮根，寫移動，還是寫喧嘩，它們都離不開一個大背景：由於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由來已久，城鄉在物質與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懸殊，都市對鄉村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與吸引，於是，或逃離鄉土，或眷戀鄉土，或掙脫世世代代的命運，便成為文學中不倦的主題。而不同歷史時期里人們對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這也就決定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這一母題具有常寫常新的基質。
莫言的《生死疲勞》寫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鄉村史。西門鬧們的故事、六道輪回的大膽處理、向中國傳統小說的大幅回歸，表達了作者對中國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深刻復雜的理解。在《平原》里，圍繞著端方的故事，生動地再現了1976 年江蘇農村的真實生存，有一種風俗史和地方史的意義。作為一個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畢飛宇能寫出如此的鄉村體驗，表達如此的鄉土認知，殊為難得。在《秦腔》里，「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在粘稠地緩緩流動著，但作者打撈著即將消失的民間社情和語言感覺，作品彌漫著無處不在的滄桑感，貫穿全書的最重要的意象有兩個，那就是「土地」與「秦腔」，它們的由盛而衰，表現了傳統的鄉土中國的日漸消解，結構上以實寫虛。但其原生態寫法造成了閱讀障礙。張煒的《醜行或浪漫》寫鄉村女子劉蜜蠟苦苦找尋真愛的過程，也涉筆逃離主題。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尋找和逃離構成了一種互為因果的奇特關系——尋找是為了逃離，為了揭露鄉村的宗法與專制；逃離是為了尋找，為了不屈不撓的詩性理想。
人們已經注意到了，不少鄉土小說，寫的不再是一個或幾個人物，而是寫了一個村莊、一個文化群落、一種生存狀態。在這里，文化心理，精神蛻變，集體無意識，往往成為一些作品的著力點所在。《笨花》有人歸之為歷史小說，而我更願意當作鄉土小說來讀，在我看來，鐵凝並無刻意尋求歷史本質或概括某段歷史風雲的雄心，她著力描繪整體的、寬闊的歷史生活場景，我曾用「平原美學」稱之，即表現華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蘊藏的美質和世俗的煙火。華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寫，但它有血性靈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輕揚的美。《受活》寫了一群「受活人」——鄉村弱勢群體，對鄉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鄉村的生存狀態上，閻連科有獨到之處。作品不滿足於表相真實，而是追求精神內在的真實，所謂「虛構的世界裡跳盪著現實世界的心臟」，直至訴諸荒誕。作者自言「因恐懼而寫作」，他寫的主要也是「農民對權力的恐懼」。但用力過猛，快要撞破審美的最後邊界，這種「慘烈化」傾向該是一種怎樣的審美形態，值得研究。阿來的《空山》，有各種解讀，作者阿來說，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試圖探求全球鄉土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我看來，《空山》寫的是神性解體之後的空山，人性灼傷之後的空山。正像現代人類無不苦苦尋覓精神家園一樣，有著深厚宗教傳統的民族同樣要面對靈魂皈依的問題。在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構成的歷史，假若非要找出一個貫穿始終的角色，那就是機村這個村落了。江西作家李伯勇的《恍惚遠行》，中心人物是個懷揣英雄夢的不安分青年，一個做夢都想改變個人命運的叛逆者，一個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盪者。其悲劇性的「英雄情結」後面是空洞的、源於文化精神上的貧困和無知。作者立足本土，試圖發現傳統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現代之光加以觀照。應該說，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穎，惜乎藝術表現力尚不盡人意。
整體看來，鄉土寫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在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中，文學中的鄉土聲音不但不會完結，還會長足地發展變化，它必將與民族性格的現代轉型聯系在一起。問題的症結在於，不能總是停留在原有的啟蒙話語或一般的尋根反思話語上，應該有所拓展，強化現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構和新的精神個體成長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發掘鄉土中蘊含的現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環境主題、鄉土寓言、生態問題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動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這個女人，已逸出了我們的日常經驗，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婦。於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隻老船裝著讀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開滿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動物身上去尋求崇高、自尊和詩性，實際是極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喚。《狼圖騰》希求精神陽剛而強大的願望，在物慾使人變得懦弱之際，含有積極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劃分文明史，企圖浪漫地、情緒化地、激昂地解讀人類史，卻是不科學的。在《藏獒》里，楊志軍通過對岡日森格及多條藏獒及其征戰史的富於聲色的描繪，發掘勇敢、忠誠、尊嚴和萬死不辭的品性，它一面回歸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現代性。
重訴歷史：重要的是在哪個年代敘述
展現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訴說歷史，重新發現歷史中的現代精神，或還原歷史，或解構歷史，或消費歷史——凡此種種，使得歷史題材領域變得空前復雜，審美趣味變得更加紛紜，昔日正統的一體化的歷史變成了多樣化的可做多重解釋的歷史。總的看來，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在歷史題材創作方面，成就突出，收獲豐盛。事實上，強烈重訴歷史的慾望，正是大轉型時代現實精神訴求的反映。大致看來，對歷史題材的處理經歷了由當年的大寫階級斗爭、大寫農民戰爭，到今天的大寫勵精圖治、大寫聖君賢相，其中伴隨著歷史觀的微妙變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變革精神。把聖君賢相納入到人民創造歷史的行列之中，並承認其作用，顯然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當然，可以爭論的問題很多，比如由過去不分青紅皂白的徹底否定「帝王」，到現在某些作品無條件地謳歌「帝王」之類。
福柯說，重要的不在於你敘述哪個年代，而在於你在哪個年代敘述。真是一語道破本質。《聖天門口》具有史詩品格，其結構有大歷史與小歷史的套環。小的，是寫聖天門口和大別山地區的革命史；大的，是寫創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條正史與野史兼容並優化重組的中間道路。作品的筆觸指向被遮蔽的歷史角落，不避血腥與暴力，而生存、生命、慾望、求生，成了諸多人物動機的關鍵詞。全書風格大氣，沉靜。《張居正》以清醒的歷史理性，熱烈而靈動的現實主義筆觸，有聲有色地再現了與「萬曆新政」相聯系的一段廣闊繁復的歷史場景，塑造了張居正這一「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的復雜形象，並展示出其悲劇命運的必然性。這部書尤其在細節刻畫上最見功力，可謂細節決定歷史，同時也決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萬言的《白銀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說家的眼光和手段，對一種偉大金融傳統的復活與惋嘆。小說雖然也細致地描繪了處於庚子之亂前後的天成元票號的動盪、危難、化險為夷、殫精竭慮、幾起幾落，但筆墨的核心始終對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價值、傳統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張之洞》《銀城故事》《偽滿洲國》《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成就。
還有一些逸出常規、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說是寫絕望境遇的，對死亡、虐殺、屠戮、殺人如草不聞聲，作了極致化的表達，提供了驚人的陌生化處理，豐富了審美經驗的復雜性，揭出中國文化的陰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圍繞一個革命者的下落，通過幾個人的視角，幾個人的語氣，幾種不同的解讀，使之撲朔迷離，真偽交錯，以獨特的敘述方法，完成了一次歷史敘事的創新。在《西去的騎手》里，對馬仲英和盛世才的評價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這是一部富於浪漫氣質的英雄傳奇，在中亞廣袤的天宇下流盪著浩然之氣。
《歷史的天空》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處理歷史與人的關繫上。我們看過不少作品，歷史規律線索分明，主要人物作為社會力量的某種代表，符號似的，故事發展也一如「規律」所規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於是人物變成了某種消極的、被動的演繹工具，頂多外敷一層個性油彩。但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梁大牙的命運陰差陽錯，升沉莫辨，給人一種不斷走錯房間的感覺。這是否在故意誇大偶然因素，把歷史塗抹成隨心所欲的完全的不可知呢？我以為不是這樣，而是有種看不見的力量使然，這力量應該就是「合力」了。發行業績突出、廣受讀者歡迎的《亮劍》同樣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人在戰爭和政治中的命運、人與歷史的沖突。所謂面對強大對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嶺。這里，戰爭藝術、傳奇故事、武俠豪氣、智勇雙全，被巧妙地融為一體。在歷史領域，家族小說和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喬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園》的流行。
知識分子與女性：「人的再發現」的深化
人的再發現，本是20世紀貫穿至今一個重要的不斷深化的精神課題。我認為，「新世紀文學」在原有基礎上深化著，那就是更注重於「人的日常發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新世紀的「人」既不同於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於90年代新寫實的「原生態」的人，或「慾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來，一些作品更加註重「個體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並以「人的解放」、「人的發展」作為「靈魂重鑄」的內在前提和基礎。這里的「寫人」，當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認為，知識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隨著近年來知識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問題研究的深化，寫人，在這些人群身上表現得格外突出，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也格外多些。
張潔的《無字》是用生命血淚體驗寫成的，它以個人化的激烈方式進入了歷史，卻獲得了巨大的藝術概括力，全書的風格殘酷而美麗。在整整一個世紀宏大而動盪的背景上，女作家吳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運際遇、生存掙扎、婚姻愛憎，突顯於讀者之前，讓人思量的不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靈史。同為宏大敘事，宗璞的風格則完全不同，《東藏記》雖為戰爭背景，描寫的是西南聯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國知識者在國破家亡中的鐵骨丹心，對正義、自由、民主、節操的追求，這是「藏」在全書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緩的、書卷氣濃濃的筆墨中顯現，成就了一部柔中見剛的文化含量豐厚的長篇。王蒙的《青狐》和《尷尬風流》也是兩部風格極獨特的作品。前者寫倩姑終於成了青狐——一個「老是趕不到點上」的女人的近乎極限的人生體驗。有人認為，這是王蒙第一次嚴肅認真地而又調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問題。事實上它的意味遠不止於此。後者為小故事聯綴而成，卻是一部天問無解、風流自適之作。寫知識分子或知識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稱道的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討愛情哲學，《外省書》寫精神救贖，《中國：1957》寫苦難中的升華，《遠去的驛站》寫家族文化背景下現代知識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隱秘盛開》《不悔錄》《紮根》《把綿羊和山羊分開》《抒情年代》《愛人同志》《命運峽谷》等等，都給人以深刻印象。
現實感：政治視角與底層書寫
英國當代著名文論家伊格爾頓非常強調政治視角的重要性，他說，「文學永遠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應該「召回政治視角」。這是很有見地的。現在國際上的文學大獎和電影大獎都越來越重視政治文化類的作品了。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把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訓，於是新時期之初，有識之士提出了「回復文學的本性」或「回到文學本身」，自有非凡意義。然而，對於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切忌狹隘的理解，更不意味著文學該徹底地脫離政治。在我看來，由於故意地迴避和淡化政治，已經損傷了我們文學的社會歷史價值和感染力。必須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學家的政治，兩者的領域不完全一樣，而且，文學所講的政治理應是一個大的概念，更側重於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僅表現為權力層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面。
閻真的《滄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讀者喜愛，首先是它的真實性——「泄露天機感」，另一個重要原因不能不說是它把政治轉化為深層的文化心理動機、轉化為人生選擇哲學、轉化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反思。張平的《國家幹部》代表了另一個向度上的新收獲。小說尖銳地提出了國家幹部中既得利益群體的形成、宗法文化和地方勢力的結盟，怎樣激化了社會矛盾，嚴重阻礙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偉的《英雄時代》以近距離的宏觀把握見長，通過史天雄與陸承偉一對異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當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一些問題，著重於社會剖析，具有憂患意識。陸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種領域寫作的能力，但他們多年來以極大熱情投入政治文化的書寫，表現了很強的責任感，他們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說的趣味上，或就事論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寫爭權奪利、勾心鬥角、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過程，而是努力站到時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當今尖銳的社會矛盾，有他一貫的思想沖擊力；陸天明的《省委書記》《高緯度戰栗》深刻探討產生腐敗的社會根源；王躍文的《梅次故事》作為反腐小說，以現實主義筆力、細膩深刻的心理描繪，如有人所說，畫出了一幅「人格與官品的工筆畫」。盡管有這樣一些比較好的作品，我仍要說，我們的文學還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時代性精神課題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說」。
底層寫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說到底層、打工者，又不能不說到都市與文學，它們似乎是連在一起的。相對於茅盾的「階級都市」、沈從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現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們大眾文學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慾望化和實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學場景由農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轉向了摩天大樓、跨國公司、夜總會、立交橋、廣告、明星、賓館、超市等等消費性場所了。中國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國的都市文學卻並沒有跟著成熟起來，像《長恨歌》這樣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長篇，也就是《手機》《遍地梟雄》《城市表情》，以及邱華棟、張欣、何頓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認為最富於生命力的可能還是「打工文學」（叫什麼並不重要）這一領地，它最具鮮明的轉型時代特徵，最能體現現實主義傳統。城鄉二元沖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內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權、道德、倫理、性權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慾望等一系列問題。它的基礎仍是城鄉二元沖突，不過場景搬到了城裡，遂衍生出無數新的主題。當然，底層寫作絕不僅僅是指打工文學。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錯的創作，但主要活躍在中短篇領域，長篇中有如《憤怒》《兄弟》《長勢喜人》《泥鰍》《21大廈》《我是真的熱愛你》等等。
創新是前進的車輪
人們常說，真實是文學的生命，事實上，創新何嘗不也是文學的生命？沒有創新文學就沒法前進。邁入新世紀的長篇小說，有無創新性至關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寫作的復興和各式各樣的新探索，是近年長篇小說書寫風格變化的突出表徵。不少作品給讀者提供了新奇的閱讀感受，給當代小說注入了陌生的新質素，力圖擴開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說視野，發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視但卻極有價值的新的題材資源，並致力於重新發現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營構本土化敘述的神奇和絢麗。莫言在《檀香刑》的後記里說，在民間俗藝漸漸成為廟堂雅言的今天，在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壓倒了對民間文學的繼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的撤退，可惜撤退得還不夠到位。這些話不啻是一種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極為個性化的抒情風格、先鋒精神和古典情韻，借歷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長，表達了對生命和存在的追問。曹文軒的《天瓢》寫了十幾場不同節奏、規模、聲勢、意味的雨，不是作為小說搭造的布景、見證，而是作為一種意象化、氛圍化的無言的存在，置換小說中常見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構成一種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達靈魂的豐富。東西似乎是一個具有「異秉」的怪才，一個善於發現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謬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後悔錄》通過主人公無休止地後悔和自責，企圖達成他與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後悔，越是出錯，幾無窮盡。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憫大地》對於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運用及創造性轉化問題，又如《萬物花開》中的性向自然萬物的回歸和萬物的性，溶入了人性。上述例子都說明了長篇藝術探索觸角的伸展程度。
長篇小說是當今文學最重要的文體。近年來，這一文體的觀念悄然間在發生位移，原先的經典性解釋和定義雖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構。歷來所有的觀念都在強調它的大，大的觀念演化出了編年史式的固定視角和體例，成為長篇小說的經典性表述。這種宏大敘事觀念對當代長篇的影響巨大，幾乎帶有世界性。自上世紀末以來，編年史的、史詩化的、側重於宏大敘事的長篇觀念，漸漸被多樣化的更加自由活潑的敘事觀念代替，長篇的藝術空間更加開闊了。深層地看，問題的症結不在於長與短，而在於如何開發藝術表現的無限可能性。
當我們從大量閱讀中抽身出來，俯瞰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創作，固然會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同時感到，不少作家對於我們的時代、社會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種整體性的把握和體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藝術概括力和重構力，這已經影響到了大作品的產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評的，有些作品已經或者正在失去與時代對話的能力，失去道德擔當的勇氣，失去應有的精神含量。這的確也是一部分事實。
面對21世紀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鑄民族靈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變得十分迫切。長篇小說作為「大河」般的重型文體，從重鑄民族靈魂的高度來看，從表現人性的深度和人類性含量的豐富程度來看，從世界文學所展現的人文內涵來看，還顯得不夠成熟和深湛。我們更希望的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作出強有力表達的文學。長篇小說是重要的承擔者。
3. 唐宋八大家是哪幾位，他們的生平介紹呢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曾鞏。
「唐宋八大家」的稱謂究竟起於何時？據查，明初朱右將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於此。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這為唐宋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後不久，推崇唐順之的茅坤根據朱、唐的編法選了八家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後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世稱韓昌黎，河南人，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地位崇高，蘇東坡稱贊他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氣勢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簡勁、邏輯嚴整、融會古今，無論是議論、�事或抒情，都形成獨特的風格，達到前人不曾達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生於長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傑出的文學家。 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朴流暢的散文。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傑出博學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卓越領導�，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憂國憂民，剛正直言，歐陽修宦海升沉，歷盡艱辛，但是創作卻」愈窮則愈工」。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極力反對浮靡雕琢、怪僻晦澀的」時文」，提倡簡而有法、流暢自然的風格，作品內涵深廣，形式多樣，語言精緻，富情韻美和音樂性。許多名篇，如《醉翁亭記》、《秋聲賦》等，已千古傳揚。
三蘇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蘇洵和他兒子蘇軾、蘇轍被合稱為「三蘇」。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論和政，他繼承了《孟子》和韓愈的議論文傳統，形成自己的雄健風格，語言明暢，理反復辨析，很有戰國縱橫家的色彩；有時不免帶有詭辨氣息，是其短處。著有《嘉集》。蘇軾（1037－1101），字子膽，號東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學家、書畫家。世稱蘇東坡。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欒城，晚號穎濱遺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響下，自幼博覽群書，抱負宏偉。宋徽宗繼位，他遇赦北歸，寓居穎昌，閉門謝客，潛心著述，過了十二年閑適而孤獨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著有《欒城集》、《欒城後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荊國公，後人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中國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簡潔、富於哲理、筆力豪悍、氣勢逼人、詞鋒犀利、議論風生，開創並發展了說理透闢、論證嚴謹、邏輯周密、表達清晰、熔�事和議論於一爐的獨特散文文體。
曾鞏
曾鞏 (1019-1083),字子固,建昌軍南豐縣人,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幹,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的曾鞏，資質警敏聰慧；成年後，因文才出�,備受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賞識。曾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主張先道後文，極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他的學術和文章，生前已傳譽遐邇，身後更盛名不衰。曾鞏散文作品甚豐，尤長於議論和記�。他的議論文立論精策,不枝不蔓,紆徐曲折,從容敦厚;記�文則思玫明晰,俯仰盡意,精練生動,耐人尋味。
永州八記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時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式，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鑽鉧潭記
鑽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嚙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台，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潀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鑽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鑽鉧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鏟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冷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岩。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鑽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岩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為「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而無際。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樟柚，草則蘭芷。又有奇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沖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飃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焉，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倏魚。又北曲行紆余，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筳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逾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奇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少精敏絕倫，為文卓偉精緻，為時輩推仰。貞元九年（793年）進士。又中博學鴻辭科，授集賢殿正宇。調藍田尉，拜監察御史。他和劉禹錫等人參加了王叔文集團革新政治的活動。順宗時，官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失敗後，貶永州司馬，十年後調柳州刺史，死於貶所。世稱柳柳州或柳河東。有《柳河東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傑出的詩人，其詩幽峭明凈，"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散文則和韓愈齊名，同被列為唐宋八大家，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稱柳"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憲宗在方鎮和宦官擁護下，繼立為帝，主持改革的順宗被幽禁，永貞革新集團失敗。王叔文、王被貶殺，骨幹分子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凌准、程異、韋執誼等均被貶為邊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柳宗元始被貶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貶為永州司馬。十年之後，方徙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時還是一個未經多少開發的地區，僻遠荒涼。州司馬只是安置流放官員的一種名義上的職務。柳宗元作為一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革新家，在這樣的處境里，還要時刻擔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鬱苦悶可以想見。可以說，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為困厄，最為艱難，心情也最為孤寂郁憤的十年，但正所謂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這窮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個古文大家的絕世風范，就在這種環境下，就在這種心情下，柳宗元的鬱郁才思得到了強烈的激發，發言為文，莫不悲惻動人，寓言、山水游記以及記敘文都取得了整個一生中最光輝最傑出的成就。《永州八記》，《捕蛇者說》，《三戒》，《段太尉逸事狀》……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於這僻遠凄幽的永州。幸與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說》
� 安史之亂後至憲宗元和年間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經歷著盛極而衰的歷史變遷，統治階級為揮霍享樂和應付各種危機，不惜橫征暴斂，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瀕臨絕境。即以永州而論，此地在玄宗天寶年間有戶兩萬七千餘，口十七萬。而至肅宗乾元時期，竟驟減至戶六千餘，口兩萬七千。
� 本文敘述了永州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當地農民為免輸賦稅而爭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蔣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賦斂的毒害作比襯，尖銳揭露了天寶以來賦稅的慘毒，官吏征斂的兇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蔣氏三代甘願冒生命危險捕捉毒蛇而不願交納繁雜的賦稅，寧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賦悍吏的欺凌，以獨特的視角從一個側面深刻而廣泛地反映了當時嚴酷的社會現實。作者把這種現實一言蔽之為"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終把毒蛇與賦斂聯系起來，運用烘托和對比，逐層推進，突現主題。如文章開頭交代異蛇之巨毒，突出了蔣氏三代捕蛇的艱險和不幸；作者出於同情，表示願幫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復交納賦稅時，蔣氏非但毫無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陳捕蛇之不幸，不如輸稅之不幸。文章將蔣氏捕蛇之不幸，同鄉鄰遭受賦斂損害之不幸相對比；將征賦悍吏日日騷擾鄉鄰的情景與蔣氏獻蛇之餘"熙熙而樂"地苟延殘喘的境況相對比。這樣，文章不僅表現了異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進一步揭示出賦斂比毒蛇更可怕，廣大的普通農民比捕蛇者更凄慘。末段以議論概括中心，順理成章地收結全文。全篇構思新穎自然，緊湊而有波瀾。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記》
�永州山水幽奇雄險，許多地方還鮮為人知。柳宗元在漫長的百無聊賴的待罪期間，便到處游覽，搜奇探勝，藉以開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記》就是這種心態之下的游歷結晶。
�《永州八記》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遊記》、《鈷姆潭記》、《鈷姆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等，八記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系，若斷若連，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八記一方面精確准確再現了優美的山水景色，使讀者產生身臨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憂憤心情編織進去，處處浮現著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籠罩上了一層濃郁的凄幽的情調。
�《始得西山宴遊記》。這篇文章從"始得"著意，以精練形象的語言，生動真切的描繪，通過對登臨西山山頂所見所感的抒寫，熱烈贊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現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獲得精神解脫的快感。
�文章一開始，就從作者被貶之後的憂懼和漫遊中透露了他在當時的處境和心境，使筆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又與煩囂丑惡的社會現實形成強烈的對照。作者放跡山水之間，游遍了永州的奇山異水，就"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然而卻"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寫發現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經過，著重寫在山頂所見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
��作者的描繪，沒有直接著力於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據透視原理著力刻畫登臨眺望中收入眼底的遠景，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映襯，以及生動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構成一幅絢麗多姿縈青繚白的山水圖畫。作者本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不附權貴的高尚品格。他對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熱烈贊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堅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現。面對如此美景，作者於是乎"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作者當時常懷憂懼，滿腔幽憤。而登臨西山頂峰所獲得的與大自然渾而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憂懼和悲憤一掃而空，精神上暫時獲得了莫大的解脫。
� 《鈷姆潭記》是《永州八記》第二篇。鈷姆潭，形狀象熨斗的潭。開端"鈷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點了題，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與第一篇《始得西山宴遊記》連接了起來。
� 作者寫潭，先寫潭的形成過程，重點在水與石的兩次搏擊。作者運用了擬人化的描寫，使水獲得了生命力，顯得有聲有色。水之來，不是流而是奔，寫水之搏擊，不用蝕而用嚙，生動地表現了水對准山石，毫不放鬆的沖擊。寫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彷彿可見那安詳舒緩的漾漾漫流。潭水源於冉水，"奔注"而下，可見急湍似箭，直瀉千里的氣勢。突然碰到了山石，於是兩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東流"。旋即因"顛委勢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積蓄了力量，開始"盪擊"，咬嚙著山石的邊緣。柔能克剛，結果形成了一個"旁廣而中深"的潭。它廣闊近十畝有餘，表面平靜，縱深清澈，周圍有碧樹環境，高處有泉水流瀉。其寧靜幽雅與前之激烈的搏鬥恰成強烈的對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戀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賣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門來求售。作者"樂而如其言"。買下之後，動手改建，潭上景色盡收眼底，於是樂不思土。作者失意遠貶，本來是"不樂居夷"、"不忘故土"的，現在卻因為得到了這個潭，竟至樂於居夷，忘懷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對鈷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贊美。然而，作者只不過是苦中作樂罷了。表面上曠達閑適，內心卻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處處透出凄清的意味。
� 《鈷姆潭西小丘記》是《永州八記》第三篇。鈷姆潭的形勢，主體是水；小丘的形勢主體則是石。作者著重描寫石的"奇"，同樣運用了擬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 "，不僅寫出了石的形狀，更寫出了石的神態，再進一步，用一個"負土而出"的出字，又寫出了石的動作。石的奇狀既多到殆不可數，當然無法寫盡，於是舉出其中的兩組作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生動細致，可謂"詞出意表，而刻畫無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棄地"。棄到價止四百，而且連歲不能售。小丘的遭際震動了作者的心，於是他憐而買之。得到小丘後， "即更取器用，鏟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這番去除務盡的行動，是對自然界穢草惡木的憎惡，但又何嘗不是傳達出作者對社會邪惡勢力的深惡痛絕！聲東擊西，指桑罵槐而已。當鏟刈焚燒之後，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現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復了它天然幽美的風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餘，回想發現和得到小丘的過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則為名勝，在遠州則為棄地。被棄置的小丘"農夫過而陋之"，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賞識，從而徹底地改變了命運，而這僅僅是偶然的機緣巧合，太難得了。如此前寫小丘之勝，後寫棄擲之感，高興之餘頓處凄清，轉折之中獨見幽憐。名為小丘，實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是《永州八記》的第四篇。作者從鈷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聽到竹林後傳來如佩環相鳴的淙淙水聲，不由得"心樂之 "。"伐竹取道"後又見到潭水清冽，潭石崢嶸，潭樹青翠，蒙絡搖綴，這是在心樂之下所見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勝的筆墨點出小石潭之後，便緊緊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開描寫。首先它從石字上落筆，刻畫"全石以為底"的小石潭的形狀，從而寫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後再運用實中寫虛、靜中寫動的手法，通過描寫 "皆若空游無所依"的魚，反襯出潭水清澈的程度。這里沒有一字一句寫水，只是藉助客體去表現主體，使它象浮雕一般給人一種立體感。同時他描寫潭水之清，又是為下文"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作好鋪墊，從而將自己當時那種抑鬱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著他細看清潭中的游魚；
��潭中魚可數百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出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中魚數語，體物神妙。柳文峻潔清深，於斯畢現。此時此刻，宛若莊子觀魚時的那種物我同一，樂而忘形的境界。然而，這種怡樂的心境起了變化。當他抬頭西南遠望水源時，見到水流曲折明滅，岸勢犬牙交錯，"不可知其源"，有一種變幻無定，深不可測的感覺，這時他彷彿受到了震動，四周的竹樹再也不復是先前那"蒙絡搖綴，參差披拂"的生氣勃勃的景象，而顯得"寂寥無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而匆匆離去。�此文在游歷程序上與前三篇相銜接，而在寫景狀物上更趨精粹，在心態表露上更趨隱蔽。盡管《小石潭記》在八記中算是色調比較明麗的一篇，然而讀到最後還是能體會到凄冷抑鬱的心緒。
� 《袁家渴記》是《永州八記》第五篇。本文先從永州的全景全貌著筆，通過賓主之間的對比和映襯，突現出文章所要描寫的主要對象。袁家渴的景物，參差錯落，色彩班駁。水有聲，山有色，枝幹扶疏，花葉搖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寫風從四面山上下來搖盪花草樹木的景象：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沖濤旋瀨，退貯溪谷；搖揚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對樹用搖動，對草用掩苒，對花卉用紛紅駭綠，均是生動細致而傳神，精妙而准確。
� 《石渠記》是《永州八記》第六篇。此篇寫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諭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成百尺，清深多修魚。又北曲行紆余，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石渠、石泓和小潭，這三個方面的景物雖然同在一個畫面里，但是它們的特點卻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點是狹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頭，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點是低窪，因此積水比石渠較深，被菖蒲青苔覆蓋或環繞著；而小潭的特點則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並且可以看到裡面魚的情況。除此之外，作者還寫了泉上的石頭樹木花草和竹子，特別是側重於風聲的描繪上。風搖動著竹樹的梢頭，產生震撼崖谷經久不息的回響，從而使讀者由視覺轉入聽覺，給那些畫圖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種詩韻般的音樂美。
� 《石澗記》是《永州八記》第七篇。本篇緊承上文，所寫的景物仍舊是泉水、石頭和樹木，但作者善於捕捉共性之外的個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對水中石頭，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對泉上的樹和石，則用翠羽、龍鱗來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由於採用了多種比喻手段來精確形象地進行描繪，所以毫無重復之感，反而覺得洞天之中又有無窮洞天
�《小石城山記》是《永州八記》最後一篇。作者先著力描繪小石城山的形狀、布局和奇異的景色，然後轉入到議論造物者的有無，用設疑的曲筆批判了天命觀，同時傾吐了自己橫遭貶謫、壯志難酬的悲憤。文章跌宕開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說："筆筆眼前小景，筆筆天外奇情。"作者寫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發一種感想。當時有人認為美好事物是天用來安慰被侮辱的賢人，有人認為美好景物是靈秀之氣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這篇里發這種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發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結合著的。要是相信天是有意志的，那麼作者的被貶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這些美好景物是天用來安慰賢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會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於作者不相信這些，所以把個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結合起來寫，寫得情景交融。從這些山水記中顯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嘆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來：
�一腔心事付幽勝，
4. 求蘇軾、秦觀、蘇小妹他們的詩詞對聯故事，越多越好。
傳說有一天，蘇小妹、蘇東坡和黃山谷三人在一起談論詩句。蘇小妹說：「輕風細柳，淡月梅花。兩句中間各加上一個字，作為詩的『腰』，成為五言聯句。」
蘇東坡略加思索，隨即說出：「輕風搖細柳，淡月映梅花。」蘇小妹說：「還算好。不過，這個『腰』不夠美。」黃山谷接著吟道：「輕風舞細柳，淡月隱梅花。」蘇小妹說：「是個佳句，但是仍然沒用上理想的字。」這時蘇東坡忍不住了，問：「那麼，妹妹你加的是什麼字呢？」蘇小妹說：「兄長的『搖』『映』二字，確實寫出了柳的動態和月的皎潔，但山谷公的『舞』『隱』，要略勝一籌。因為『舞』是模仿人的動作，把柳的姿態反映得更加形象；『隱』是誇張寫法，使月的皎潔更加突出。而我要說的是：『輕風扶細柳，淡月失梅花』。」蘇東坡、黃山谷聽了，一起鼓掌稱贊，說：「妙極！」
蘇小妹的「扶」字和「失」字，好在「扶」的擬人化更准確，既寫出了風的輕微、柳的纖弱，又寫出了風與柳的親昵和互相依偎的神態，所以黃山谷的「舞」更生動得體。「失」字，也比「隱」字更傳神，它准確地寫出了月、梅融為一體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