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怎麼看待中國的傷痕文學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之所以會出現「傷痕文學」，則完全是國家經歷了一場空前的大劫難、大悲劇之後，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新一層的文學必將會給每個國人的靈魂深處帶來一次大反省，這恐怕也是中國千載難逢的思想大革命的開始，對從黑暗苦難中走
出的中華民族來說，正是一個追求光明未來的開始。
當後來人們給當時流行的「暴露文學」又賦予這樣一個專門文學名稱，既是時代的造化，也是文學發展的歷史必然。這正好從盧新華所創作的短篇小說《傷痕》中獲得了啟示。當小說在《文匯報》上首先發表後，終於把億萬人民從惡夢中催醒過來，想到了只有用文學來宣洩內心的悲痛和憎恨，才是最美的心靈安慰。從此開創了以文革為題材的各種文藝作品，登上了中國的文藝「大舞台」，這恐怕也是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一個巨大貢獻。沒有苦難的歷程恐怕就沒有文學的源泉，就不會有思想深刻的文學，中國也就不會進步。
據說「傷痕」一詞在學術界被用來概括追溯文革記憶的文學思潮的名稱，最早可見於旅美華裔學者許芥昱先生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文學討論會的一次講話。而當時還在作思想掙扎的國人，那是不允許有這樣開放的文學探討。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暴露文學」應運而生了。
「暴露文學」所涉及的內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實、質朴甚至粗糙的形式，無所顧忌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傷痛」後所留下的「心靈傷疤」。文學工作者最終把它們概括發展成為「傷痕文學」，這是文學理論上的一大進步。因為「暴露」和「傷痕」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傷痕」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很大很廣很深，它既可以說是國家的「傷痕」，也可以說是人民的「傷痕」。暴露只是一種淺層次的直白。「暴露文學」是代替不了「傷痕文學」的深刻含意的。
盧新華之所以能以中國第一人的身份來寫《傷痕》這篇短篇小說，主要就是因為他年輕，有激情還有熱情。不像老一輩作家，當時還沒有從文革牛棚的驚恐中清醒過來，巨大的悲痛尚沒有結束。他們還沒有勇氣提起筆，用小說的形式去控訴「四人幫」，「兩個凡是」還未受到否定和批判。所以只能由沒有過多受過文革傷害的思想者，才會大膽地用小說去批判文革的罪惡。
盧新華那年（1978年）是24歲，還在部隊服役，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第一年就考入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一天，在聽女老師分析魯迅的小說《祝福》時，他才認識到了人性中的真正傷痕，絕對不會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而是心靈的「傷痕」。這堂課給盧新華極大的啟迪，激發了他內心深處的創作沖動。為此，他寫《傷痕》時，最初的小說名就叫「心傷」。用這樣的詞彙名小說題目，太直露，不含蓄，無美感。但也說明他對心靈的創痛感受是特別深刻。
這部富有劃時代意義的小說，當盧新華初稿完成後，拿到學校想請學校老師推薦到雜志社去發表。但沒想到老師認為，這篇小說與當時所提倡的小說理論相悖。再憑她的經驗，認為這篇小說是難以發表的。為此，盧新華只能懊喪地把它放入了抽屜里，對它不抱希望了。但運氣卻把它送到了復旦大學的中文系《百花》牆報上。原來牆報主編急需要稿子，以前盧新華也答應過要為牆報寫稿，於是就把這篇被「槍斃」了的《傷痕》給了那位主編，作為交差而已。沒想到主編把這篇小說貼到牆報的頭條上，整個中文系轟動了。許多同學看後都認為有新意，首先突破了文革創作時所遺留的「假、大、空」流毒，表現手法大膽，文筆清新，主題鮮明，深刻地揭露了極左政治思想運動對普通家庭的嚴重傷害，給人性以莫大的毀滅。
這些感受當時只有在大學生群體里才會如此強烈地感染開去，許多外系的同學也紛紛結伴而來觀看。埋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的苦悶是多麼渴望得到宣洩。《傷痕》就在這樣特殊年代裡，這樣特殊的題材下被年輕人首先認可了。這樣的轟動終於也引起了女老師孫小琪的重視，她曾在安徽蒙城當過知青，更有切身的感受，由她通過女友俞自由，將小說傳給了《文匯報》編輯鍾錫知先生，同樣也引起了報社的轟動。但當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大討論還沒有得出結論。於是由主編馬達上報到宣傳部領導主管文化條線的副部長洪澤的手裡。這位領導把大樣帶回家仔細閱讀，當讀到動情時，竟然失態了，又被女兒發現，接著女兒讀了也不由潸然淚下。《傷痕》終於在1978年8月11日，在《文匯報》上正式與廣大讀者見面了。從此「傷痕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痕。
至於小說發表的當天所引起的社會轟動，那是今天的小說愛好者是無法想像的。就像沙漠里的災民，當天上下了一滴雨，這對久渴了十年的飢渴者來說無疑是一杯甘露啊！此刻我回憶當年讀《傷痕》時，接連讀了三遍，後來又傳閱給別人，直到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我依然忘不了它讓我淚流滿面，此刻仍老淚縱流。
據檔案記載，在《文匯報》發表《傷痕》的當天，那些散布在上海街頭的報欄前人山人海，可說是里三層外三層，幾乎人人都在為《傷痕》落淚，人人都在為主人翁王曉華悲慘的遭遇痛心疾首。其實，這無不是都在為自己的不幸而宣洩。許多人給盧新華寫信，向他訴說文革中的遭遇。一篇應時應心的短篇小說，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把國人的心靈創傷安慰撫平，足以說明小說的力量一點也不小啊！
《傷痕》不但在上海引起了轟動，也震動了全國，被全國二十多家省、市廣播電台先後播發。新華社、中新社先後播發新聞，法新社、美聯社的駐京記者也不甘落後，緊隨其後對外報道說：「《文匯報》刊載《傷痕》這一小說，說明中國出現了揭露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由此考證「傷痕文學」的來歷，恐怕還是出於國外記者的報道里的獨創見識。
對於後來的盧新華走向哪裡，對我來說並不重要，他的勇氣、他的追求人性終於讓他成功了。時代也給了他許多榮譽，培養為作家。但時代沒讓他在文學道路上繼續職業化地走下去，不久就下海經商，隨後赴美，事業上幾起幾落，據說還曾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里以發牌為生。
這是時代的不幸還是作家的不幸呢？恐怕都不是。尤其是對一個作家的未來發展，這樣的闖盪未必是一件壞事。凡是遭折騰的作家總是閱歷豐富的，思想是深遂的；當一個追求四平八穩的作家坐在安樂椅子上寫稿，那是很難讓讀者再會讀到他更新題材的作品。
2004年盧新華推出了他的新作《紫禁女》。小說表面上是描繪了一個石女和三個男人的情感經歷，在深層里卻以各個人物為象徵，表達了個人和民族打破先天封閉的限制，走向自由開放的痛苦歷程，表現了百年中國的歷史境遇和悖論。小說雖然沒有再度引起當代中國文壇的轟動，只能說明當代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在市場經濟下的文學領域里，也是讀者多種選擇的結果。由此讓我們觀察到盧新華並非已真正離開了文壇，而是在這個領域里仍不辭辛勞地勞作著。我們應當繼續關注他。當今中國作家應當走向世界。
文學是離不開思想者去深入挖掘人性的，但當權力者自己認為只有資產階級才會講人性時，那麼當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從一開始就有擴大化的傾向，也是必然要向文學界的作家們首先開刀的。於是類似文革的「傷痕」一度又在文壇上回潮出現了。可見時代就是在不同思想的交鋒輪回中曲折前進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確立，才真正宣告了文學回歸人學，人學回到了人性老家。
當政治家領導人民創造了國家的歷程，那麼作家引領讀者創作了小說，對人民來說他們都應當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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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版０年，我寫過權一篇短文：《今天我要離開貴州》。文章里除卻表達了我對貴州山鄉的感情，還流露出回歸上海時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的，對於故鄉上海，我不能說是陌生的，畢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整整生活了１９年；以後由於探親、改稿、開會，時不時地也有機會回來，對於上海面貌的逐漸改變，多少也是曉得的。但我又不能說對上海十分熟悉，因為我終究有整整２１年的時間，生活在貴州，那兒離上海都市裡的一切，是那麼的遙遠。
而創作最需要的，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如果沒有這種對於生活，對於人，對於人所生活於其中的環境，諸如弄堂、公寓、大樓、小院、單位、馬路、城市的感受，對於人際關系、人物命運、社會風雲的感受，文學創作是無法進行的。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我感受著上海這座大都市裡的一切，而且情不自禁地會把上海這座城市裡感受到的人和事，拿來和遙遠的貴州作比較。於是我經常用兩副目光來看待上海和貴州。一些同行遇見我，經常問，在你的散文隨……
別忘了採納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