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短篇小說怎麼寫
寫作短篇小說，一般情況下，往往是從特定的生活感受出發的。作者在現實生活中，被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打動了，覺得這些感觸，能夠寫成一篇短篇小說，於是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比較完整的情節。
寫作中，常見的提煉情節的方法有：
(一)依據主幹、充實血肉
作者在生活中發現某一事件，這事件比較完整，又有一定意義。作者對這樣的事件往往不作大的改動，而是充分調動自己的積累，來充實、豐富這一事件。如王蒙談到《說客盈門》時，曾指出，這篇小說的故事梗概就是聽來的，"為了解僱一個工人，或是為了處分一個工人，在短短幾天內就有二百多人來當說客"，作者寫作時，只把說客的人數改為199個，故事梗概並沒有作什麼改動，而是充分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將這個故事情節充實，豐滿，使它灌注血肉。
(二)改頭換面、更置關鍵
作者在生活中見到或聽到某個故事，覺得這故事很有意思，但某個具體環節還不夠理想，於是把這個故事稍加改動。如果戈理《外套》的創作。有一次，果戈理和一些朋友閑談，聽到一個笑話，一個窮苦的小官吏，酷愛打鳥，他節衣縮食，積蓄二百個盧布，買了一支很好的獵槍。可他第一次坐船出去打獵時，獵槍被蘆葦擋入了水裡。小官吏十分痛心，回家便病倒在床，再也爬不起，後來幸虧同僚們湊錢買了一枝獵槍送給他，才算救了他一命。果戈理後來寫《外套》，利用這個笑話，把獵槍改為外套這一生活必需品，將蘆葦把槍擋入水中改為行劫，將小官吏的命運改為一個悲劇，從而使故事情節更真實、更典型、更具思想意義。
(三)移花接木、揉和綜合
作者將聽到或見到的許多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人物、事件，通過加工、改造，將它們綜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如短篇小說《賣驢》：孫三老漢誤入火葬場，這不吉祥的兆頭與他怕政策變化的疑惑一拍即合。他決定把毛驢賣掉，不想到市場後，遇到老獸醫老尚，他不但用"神鬼鞭"給孫三老漢治好了驢的病，也給孫三老漢治好了頭腦中的病，終於決定不賣驢了。據作者介紹，這個故事是兩個生活素材綜合而成的。一個是八、九年前，在閑聊中聽到一個故事，說某地一個老漢在拉腳回來的路上，因睏倦在平板車上睡著了，毛驢拉著他往回走，半路上恰遇一輛驢車拉死人去火化，拉老漢的毛驢也一路尾隨入了火葬場。老漢驚醒後十分氣惱，把毛驢暴打了一頓。當他重新收拾韁脫准備回家時，不提防被驚懼的毛驢一腳踢在前額上，當場死去，結果真的被火化了。另一個生活素材，是作者蹲點時得來的。他認識了一位老獸醫，這位老獸醫出身富農，解放前家裡養過不少騾馬。牲畜病了，他喜歡細細觀察，向懂行的人請教，然後自己摸索治療，久而久之，積累了許多醫術。解放後，他專門行醫
，以後在公社獸醫站任站長，頗有名望，性格也很開朗。他的醫術有許多獨到之處，治牲畜脫胯即是一例，他既不用針葯，也不用推拿，而是站在斜對面突然一鞭，使牲畜重心後壓，藉助本身的力量使胯骨自行復位。這兩個故事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作者將兩個故事加以改造、綜合，便形成了小說的情節。
(四)依據情感，連綴片斷
作者在生活，積累了許多生動的細節，片斷；但這些細節、片斷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系。這時，作者往往通過自己思想、感情的線索，將它聯綴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如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就是這樣寫的。從小說的局部看，一個一個片斷好像是不連貫的、分散的，但總起來看，又有著整體感。據作者介紹，他寫這篇小說時，沒有著意去編故事，而是依據情感，讓細節一個一個從心裡流出來。
(五)依據因果，環環推導
作者在生活中，獲得某個片斷、某個場面、某個細節，覺得很有意思，又覺得缺乏相對的獨立性，還不夠豐滿。於是，依據這個片斷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暗示性，規定性，回溯、鋪墊它發展至今的過程，猜測它發展的結果。如高曉聲寫《陳奐生上城》，據他介紹，最初引起他創作動機的，是他本人住進了高級招待所看到高級招待所與農民暫時貧困的差別，住一晚就要花掉一個農民近十天的工資。他感到這太懸殊了，於是想讓一個農民到高級招待所去住一晚，讓他在沙發上、高級床上和地毯上盡情體驗一番、表演一番、比較一番。於是他決定讓"漏斗戶主"陳奐生住進去。但是，陳奐生一般情況下是進不了城的，於是作者讓他在政策開放以後進城賣油繩；賣油繩與高級招待所仍掛不起鉤來，非要一個有地位的人介紹不可，於是引出了吳書記；那麼吳書記為什麼會介紹陳奐生住高級賓館呢?這里一定有特殊原因，於是設法讓陳奐生生病；而且這場病必須來勢重，好得快，所以就安排他患重感冒。陳奐生為什麼會患重感冒呢?因為他沒有買帽子。陳奐生住進了高級招待所，吳書記又急於去開會，於是，陳奐生就能夠單純在招待所並且有充裕的時間去體驗"高級"生活了。從作者構思的過程看，採用的就是因果推導法。
(六)依據性格，推導揣測
作者心中有比較成熟的人物形象，構思中將這個人物放在特定的人際關系和環境中，依據人物本身的性格，去推測猜想人物會怎麼做、做什麼，從而構思出作品的情節。如契訶夫的《小官員之死》，寫的是一個小官員在看戲時，不小心給前排座位上將軍的脖子上濺了點噴嚏沫，他為此膽顫心驚，一再向將軍道歉，最後竟為此事被嚇死。這篇小說的情節，就完全依據人物的性格推導出來的。換一個人物，如果是張飛或李逵，定會把將軍嚇死；換了阿Q，恐怕挨了將軍一頓呵斥後，他會在里暗罵"兒子打老子"，而且尋解脫。可是，在19世紀充滿奴性的俄羅斯社會里生長出來的小官吏，他的命運，不僅是怕，賠情，而且是死。小說情節的發展，安全是人物性格發展的結果。一般說來，依據人物性格推導，與依據因果推導是有區別的。我們平時說的因果推導，指的是由原因到結果或由結果到原因的比較明顯、直接的因果鏈條，它往往是單純的、單線的，由一定原因，往往能推導出明確的結果，這裡面並不包含著很多復雜的原因與變化。而人的性格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綜合體，始終充滿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斗爭，往往因時而異，因人而異，瞬息萬變，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與程序，比起單純的因果邏輯更具有人物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無論用何種方法提煉、編織情節，都應該處理好人物與情節的關系。通常的教科書，把情節定義為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其實又對又不對。倘若"事緣人起"，"事以顯人"，情節自然也就成了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倘若編置情節時，見事不見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的趣味性、傳奇性上，也就陷入了"為情節而情節"的惡障，很難成為"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很難登大雅之堂給人以深刻的美感。因此，好的情節，應該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
二、要善於安排小說的結構
短篇小說是一種以小見大，以局部反映整體的語言藝術，它選材要嚴，開掘要深，雖然不一定要重大的社會題材，但必須反映重大的社會意義。同時，它在結構安排上，也應見出匠心，一絲不苟。
安排短篇小說的結構，總的說來，頭緒不能過繁，過程不能拉得太長，人物不能過多，鋪述不宜過詳，表達不宜和盤托出，高潮不能一個接一個。它應該凝練集中，以少顯多。否則，極易寫成壓縮的中篇。短篇小說常見的結構形態有下面幾種：
(一)情節結構
情節結構以事件的發生發展為結構線，小說的展開完全依據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事件的發生往往表現為一系列的因果鏈，承上起下，環環相扣，關系緊密。巧妙的作者，往往將情節搓擰、顛倒，使讀者產生陌生感、驚奇感，但小說仍建築在一個相當完整的故事結構上。情節結構的展開一般有開頭、發展、高潮與結尾，有的還有序幕和尾聲。依據情節展開的線索，又可分為單線結構、雙線結構、三線結構。單線結構往往是一人一事一線貫穿到底，情節單純，其間間或有轉折、曲折、升降等，但無論怎樣地變化、反復，情節線索總是單一的。雙線結構的特點是情節交叉或平行，前者如魯迅的《葯》，後者如《麥客》。《麥客》寫父子倆一同去打短工，到了不同的人家，父親在艱難的境遇中失掉自尊，偷手錶被發現，內疚而歸；兒子則被新生活攪起愛情、自由的渴望，最後就範於傳統道德。作者把兩個本來可以各自獨立的故事交互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兩個空間，兩組人物、兩組不同的人際關系和不同的情感追求，構成雙重現實內容。這種結構，減弱了作者有頭有尾講述一個故事的封閉性，使小說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具有現代人的時空感。短篇小說還有三條或三條以上情節線索的。有時候，作者將三條以上情節線索交織在一起，大故事裡套小故事，如《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有時，則將幾條情節線交織平行推進，形成一種網狀結構，如王安憶的《小院瑣記》。一般說來，三條情節線索以上的結構，初學者不易把握。
情節結構是短篇小說最基本的一種結構方式，它的優點是行動、吸引人，符合一般人的審美習慣，但又有它的局限性：①以事件為結構中心，作者的注意力停留在故事情節本身的生動有趣上，處理不好，容易削弱人物的刻畫。②人物性格的展開或作者感情的抒發，需要足夠的空間，但情節結構重視事件的縱向連綴，不能給人物發展在橫向展示方面以更大的地盤，更不允許脫離情節規定的具體時空規定，作者必須時時抓住情節發展的線索並把它推進，這樣就限制了作者創作的才華。③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作者往往不得不將許多代情節的過場戲塞進作品，這樣的過場戲往往失去精彩，不利於人物的塑造。④情節結構將萬花筒一般十分豐富的生活提煉為一個首尾完整的生活過程，讓小說的一切因素都服從情節發展的因果鏈條，不能有絲毫的游離，這樣做，很容易損失生活的真實性、豐富性，給人以編造、失真的感覺。以上這些局限，是安排情節結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二)散文結構
有人覺得情節小說太顯編造失真了，極力迴避那種奇妙的、戲劇性情節，努力按生活的自然形態來描寫生活，於是產生了一種散文似的小說。散文式的結構摒棄了那種由發端、發展而推向高潮，然後下降到解決的情節模式，它沒有常見的緊張集中的情節，也不講懸念、扣人心弦的戲劇效果，看來只是一些看似零碎的片斷，彷彿與日常生活差不多，並不明顯地表現"起"、"承"、"轉"、"合"。它像一棵樹，枝枝椏椏向各個方向自然伸展，各有各的空間，時空關系的設置很散。但仔細體會，舒展自如中又有一種內在的聯系，很有點像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如孫犁的《荷花澱》、汪曾琪的《受戒》、《大淖紀事》，日本作家志賀直哉的《到網走去》，都屬這類作品。
散文結構往往給人自然本色之美。但由於它有意放棄了戲劇性的情節，有意淡化了事件與事件之間直接的、明顯的因果關系，寫作的難度也就大一些。它放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更需要寫得深、寫得美、寫得可信，寫得入情入理、津津有味，娓娓動聽。它雖然寫得開放、隨意，但不能失之混亂、鬆散，要有一種整體的有機性。
(三)心理結構
心理結構又稱"意識流結構"、"情緒結構"、"心態結構"、"心理分析結構"，是現代小說一種新興的結構方法。它不按事物的因果律和時空關系來安排結構。而是按照人物心理活動的流程來組織材料，通過人物的回憶、聯想、閃念、內心獨白、幻覺、夢境等內心活動連綴生活片斷。在這種結構里，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情節看不到了，內心秩序取代了事件秩序，心理時空代替了物理時空，生活場景、片斷、細節將主要地通過人物心靈屏幕展現。而這種展現，有回漩、有倒流、有明暗、有跳躍，有時間的顛倒與空間的重疊，有時空的分解與重新組合。心理結構是心理小說所採用的主要結構方式，但又不同於心理小說。心理小說以人物心理為主要表現對象，而心理結構，有的側重於人物心理表現，有的側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如王蒙的《春之聲》與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同屬心理結構，其表現的側重點就有區別。
中國當代作家所採用的"心理結構"，與西方現代派"意識流"作家所採用的"心理結構"技巧，也是有區別的。
從整體看，他們都以人物意識流動為小說的結構框架；現實場景的描寫只是作為人物意識流動的支撐點；時序的顛倒與溶合、自由聯想情節的跳躍式穿插、心理分析形式的意識獨白等也是他們常用的手法。但現代派作家強調人物意識流動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瞬息萬變的，因此，他們筆下的意識流動是閃念性的，雜亂無章，互不關聯，像散布的彩點隱隱約約地閃爍，畫面感不強，讀來晦澀難解。中國作家描寫的意識流動，常常是回憶性的，情理性的，畫面相對完整，無數心理片斷的連綴往往構成完整的情節，反映出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
心理結構的優點是：①以心理流程來結構作品，讓作品的一切從主人公的心靈屏幕上放映出來，摒棄了由敘述人敘事、評價、描寫、議論的手法，具有了傳統小說沒有的新質。②心理結構不受客觀時空限制，可以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生的事件同時鋪敘、交錯穿插，或放射擴展，加大了小說表現的容量。③以意識流動為結構框架，在場面與場面之間，人物動作與動作之間，可以略去那些容易使氣氛沉悶拖泥帶水的過渡描寫，擺脫了追求故事情節表面連貫完整的某種束縛，取材靈活。有利於人物精神世界內心世界的揭示，可以相當充分地揭示人物心靈的真實。但心理結構的局限也是明顯的。首先，依據心理流程結構作品，極易寫得拖沓、瑣屑、冗長、晦澀，往往要讀者重新梳理、索解。另一方面，這類作品，人物想什麼往往很細膩，做什麼卻不太清楚、清晰，使人物形象性格內向、模糊。採用心理結構，要特別注意克服這方面的毛病。
(四)蒙太奇結構
蒙太奇是從電影里學來的手法，它和情節結構有相似之處，往往有一定的情節線索，但表現情節的手法不同。它的情節，常常以畫面感很強的"分鏡頭"似的片斷，跳躍性的向前推進。片斷與片斷之間，干凈利索地省掉了過程性的交代。同時，它往往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交錯地敘述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生活片斷，通過一組一組"鏡頭"的組接，顯示人物性格的形成、發展和情節的連貫、推進。採用這種結構可以突破時空局限，閃現主要情節，省略繁瑣的過程性交代，節奏明快，視覺形象感強，穿插自然，變而不亂。但要掌握這種結構，必須熟悉電影藝術才行。
(五)板塊結構
結構由幾個相對獨立的"情節板塊"構成。採用這種結構方式，作者描寫一個人物或景物後，往往把它放置在一邊，又去描寫另一個人物或景物，各部分自成一統，有對相獨立的情節內容，形成了獨立的"情節板塊"。"板塊"之間，一般沒有直接的聯系，甚至舍棄了過渡性的語句，好像把完全不相乾的"板塊"前言不搭後語地直接組合在一起了。但讀完全篇，讀者可以由作品內在的無形的思想線索，把各個"單元"的內容聯接起來。如張石山的《互不關聯的四個故事》。這種結構也突破了由敘述人講述一個完整故事情節模式，擴大了作品的容量。但處理不好，容易把篇幅拉得很長。寫作時要特別注意"情節板塊"之間的關系，既不要有直接的關聯，又不要有內在的聯系；同時，還要處理好"情節板塊"的繁簡，不能把它寫成頭緒繁多的中篇。
短篇小說結構多姿多彩，學寫短篇小說，最好先從"橫斷式"和"縱向式"的情節結構入手。掌握了這兩種基本形式，就有了進一步提高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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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文化為先鋒小說設置了多重困境。先鋒小說漸漸地滑出人們的視野，成為某種遭受壓抑的邊緣文化。然而，在我看來，這恰恰喻示了先鋒小說的意義。經濟成為社會的主題詞之後，商業、利潤、股份、消費、信貸、資本共同作為顯赫一時的概念重組了社會話語光譜。這樣的世俗氛圍之中，先鋒小說堅持一種疏遠的姿態，堅持一種格格不入的話語。這種話語頑強地分割出另一種文化空間。這暗示了另一種生存維面和價值體系，暗示了話語之中尚未馴服的力比多。也許，先鋒小說還沒有——甚至不可能——勾出一個肯定的世界藍圖。但是，這種異己聲音的存在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化的豐富與彈性。
這樣，人們不僅可以察覺余華、蘇童、格非、葉兆言、北村這些作家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的不同姿態，同時，人們還有理由提到這樣一批新的作家：韓東，魯羊，西颺，潘軍，呂新，畢飛宇，東西，刁斗，述平，須蘭，李洱，李馮，王小波，等等。
九十年代的文化圖景之中，詩人、作家這些近於潦倒的知識分子早就喪失了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他們無法高視闊步，充當指點江山的精神領袖；另一方面，他們亦無力捲入社會深部的運動，手執權柄，號令四方。他們的生死存亡與貨幣回籠或者企業復甦無關，他們的嬉笑怒罵干預不了官員的任免與日常用品價格。總而言之，他們僅僅是出沒於社會邊緣的一族，已經不配擁有壯觀的故事。撇開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這些小說內部更像是寂寞的一隅。的確，許多先鋒小說找不到大幅度起伏的戲劇動作。但是，這並未使先鋒作家感到匱乏——他們在語言與人物命運之間發現了一種緊張。
顯然，孫甘露與格非均是痴心的語言迷戀者。時至今日，《信使之函》或者《訪問夢境》的極端寫作仍然讓人們記憶猶新。這兩部小說彷彿暗示了孫甘露乃至許多先鋒作家所不可逃脫的原型——語言與夢境。孫甘露的敘事時常從外部世界幻覺般地返回敘事語言本身，《夜晚的語言》再度顯示了這一點。格非具有和孫甘露相近的優雅。《錦瑟》、《涼州詞》、《公案》等小說表明了他對於古典詩詞的眷戀。相對地說，格非所擅長的一個伎倆即是，將語言的神秘本性與現實情節不露痕跡地交織，小說之中隨處可見的玄思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格言讓人們想到了博爾赫斯小說的書卷氣。他的《謎語》暗示了語言的奇特魔力。《謎語》之中設置的謎語成功地使幾個人物之間關系撲朔迷離，故事之中隱而不見的空缺致使小說同時也成為一個大謎語。事實上，這種魔力同樣可能體現於另一種符號體系之中。呂新的《被畫匠法隆先生無意中繪在牆上的羅順紋究竟是個什麼人？》體現了這一點。小說之中的基本關系已經暴露在古怪的篇名上：畫匠法隆的壁畫作品讓羅順紋心神不寧。畫面上的種種景象彷彿與羅順紋具有某種秘密聯系。當法隆無意地將羅順紋的形象作為繪畫的原型時，現實之中的羅順紋則失去了魂魄，從而與畫面上的情節混為一體。
如果將語言的故事交給蘇童重寫，那麼，他就會將情節誇張得十分奇特：一個人讓贊頌火的詩燒傷了——這即是蘇童的「《燒傷》。這種浪漫的想像之中，語言如同火苗一樣一伸一縮地竄動起來。盡管肇事者多年之後吐露了酒醉之後的真相，但是，這樣的想像還是讓主人公成為語言的俘虜——他成為這個城市之中最後一批詩人。
《燒傷》之中的語言如同一種精靈，韓東的《反標》卻將語言描寫得十分詭異。《反標》的反常之處在於，小說出現了某種敘事的放縱或者炫耀。故事的結局，《反標》並未像《燒傷》那樣說出了事實的真相；《反標》拋開了故事的真實依據，從敘事邏輯的意義提出了故事所包含的多種線索——根據小說的前半部分，反標可以設計為小波和衛東的作品，也可以設計為趙雨花對於他們的陷害，甚至還能夠說成是吳天津作案。這些結局均未超出敘事的可能，但是，真相卻變成了一個捉摸不定的幻影——真相的唯一性為不同的敘事可能所分解。這意味了語言對於現實的吞噬。但是，盡管如此，「反標」作為一種奇特的語言作品始終保持了扼殺一個人政治生命的恐怖功能。這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魔力——《反標》的敘事奇妙地匯合了這兩種魔力。
韓東的《反標》公然暴露了小說背後的敘述者。和盤托出敘事規則的存在，從而將故事操作的所有秘密向人們敞開。這樣的坦誠往往敗壞了人們的胃口——這將破壞閱讀之中身臨其境的幻覺。敘事的框架出現在人們的視域，那些可觸可感的現實不再是種種景象的自動演示——它們不過是被敘述出來的。一切動人的故事僅僅來自語言的講述。如果說，古代的說書藝 人或者行吟詩人存留於文本的形象更像是口頭表述的遺跡，那麼，如今的敘述者出面顯然是有意為之。自從馬原開始，這種惡作劇的敘事說明書已經在小說之中屢見不鮮。越出了習慣的敘事邊界並且在小說之中談論這樣的邊界，這樣的敘事被稱之為「元小說」。談論敘事框架、談論故事陳述代碼的時候，談論者的位置將無形地後退至更高的一層，這即是「元小說」的基本涵義。
如同華萊士·馬丁在《當代敘事學》裡面解釋的那樣，「元小說」是向人們告知小說如何產生逼真效果的眼鏡和框架。承認這些故事的小說身份將使人們震驚地從幻覺之中走出來。人們終於意識到，他們面對的並非現實本身——他們面前僅僅是一個語言組織起來的人工世界，一種現實的代用品。這是對人們所信任的真實給予殘酷的打擊。
從《棗樹的故事》到《關於廁所》，葉兆言始終是「元小說」的愛好者。他不憚於讓小說的敘述者混雜在故事的主人公之間，共同走動在人們的視野范圍內。這些敘述者經常不失時機地發表一些如何敘事的幕後設想，從而將自己從眾多的角色之中區分出來。「元小說」不斷地提醒人們，這是人為的小說，而不是現實的原始記錄。敘事產生的語言蠱惑時刻遭到了無情的破除，種種讓人們血脈賁張或者涕泅滂淪的情節不過是語言製造出來的勾當。這使人們的閱讀始終保持了對於敘事成規的警覺——生動的故事來自敘事配方的調制，而不是不可抗拒的現實本身。福樓拜為愛瑪的服毒痛哭失聲，托爾斯泰無法阻止安娜卧軌自殺——這種現實主義小說的神話不再像過去一樣誘人。現實主義小說的逼真效果恰恰掩蓋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它是一種敘事巧妙地製造出來的幻覺。如果毫無戒備地將這種幻覺當成現實予以崇拜，那即是對現實主義敘事成規所隱含的意識形態一無所知。「元小說」有意地將敘事成規顯露出來，這即是阻止敘事與現實的之間習以為常的混淆。
敘事與現實的分離將文本的意義生產從「真實」的觀念之中解放出來。文本的意義不是來自赤裸裸的現實，而是來自敘事的寫作行為。這樣的結論同時包藏了一種潛台詞：文本的意義不是像礦藏一樣凝結在某些現實內部，文本的意義誕生於一系列敘事程序的復雜運作之後。然而，東西似乎對這樣的結論仍不滿足。他的《商品》繼續告訴人們，閱讀所依據的一系列闡釋程序同樣是文本的意義賴以產生的溫床。從敘事框架的暴露到闡釋框架的暴露，這使「元小說」走得更遠。
《商品》重復，旅途之中愛情故事的原型。主人公「我」在火車站結識了一個叫作「薇冬」的姑娘。「我」搜羅了一大堆性愛的傳說、趣聞和笑話作為漫長行程的談資。這些傳說、一趣聞和笑話——這些語言作品——終於打動了薇冬，他們走下火車的時候已經成為夫妻，並且有了一個孩子。令人意外的是。《商品》在故事開始之前首先交代了寫作的工具和原料。敘述者坦然地承認，愛情是生產小說的永不枯竭的原料，敘述者的作為僅僅是利用漢字工具將這一切寫出來。這樣的交代迅速使人們的眼光從故事移向了寫作行為：人們眼前這一個愛情故事更像是一個寫作工匠在作坊裡面憑空捏造出來的。然而，如果說這是故事向敘事行為的追溯，那麼，故事完成之後，敘述者與諸家刊物編輯的通信卻是故事向闡釋的延伸。眾多編輯發表了種種是是非非的評語，這使故事的意義與種種闡釋之間的關系昭然若揭。這樣，敘事、闡釋與故事之間的先後銜接終於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輪廓：一切都是語言運作的結果。沒有什麼能夠逃到語言的網路之外。
敘事究竟擁有多大的許可權？可以從敘事與現實的關系之中看出，前者正在躍躍欲試，企圖成為後者的主宰。述平的《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元小說」。小說的開始引用了一支眾所周知的童謠作為題詞：「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里有個老和尚，老和尚在那兒講故事：從前有座山……」不難發現，這支童謠之中語言的自我派生與自我分裂成了這部小說敘事功能的隱喻。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進人一家工廠——這部小說循序漸進地將他的故事寫了八稿。這是一種重迭與變異的交織：每一稿的故事都某種程度地襲用上一稿；同時，每一稿又在上一稿的基礎之上進行了重大的改造。十分有趣的是；每一稿的敘述者均是大學生本人——他在醫院的病床上一次又一次地將自己的故事反復地寫到了枕頭底下的一個筆記本里。人們已經無法從閱讀之中分辨，每一稿不同的故事是大學生的親身經歷還是他寫出的作品。小說的某些地方曾經暗示敘述者的動機：這個大學生常常不滿自己上一稿故事之中的形象因而另起灶爐。事實上，小說之中的八稿分別顯示了八種平行的敘事「可能」——沒有哪一種敘事「可能」因為擁有更多的真實根據而成為「現實」。敘述者甚至表明，這樣的敘事「可能」可以無休止地排列下去。這個意義上，每一稿均是下一稿的酵母——一次又一次的敘事由於自我分裂而不斷地自我繁殖；所謂的現實終於退為這種無限繁殖出來的語言派系的影像。
敘事被誇張為主宰之後，文學的想像必定會越過習慣的邊界從而向敘事索取棲息的空間。這樣，人們理所當然地來到西颺的《季節之旅》面前。《季節之旅》可以視為一個關於寫作、敘事和語言的故事。小說之中密集地插入許多已有的文本、格言、日記、錄音帶、錄像帶、電影、經典小說，從而在交織匯聚之中形成一個多種文本組成的大拼盤。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同樣是一個作家，他的敘事上演了神奇的一幕。這個作家在某個時刻向自己小說的一個人物「秋」噓了一口氣，讓他活起來，走人作家本人的世界，與作家相遇、交談、爭執，並且代替作家與另一個叫作尤拉的女人戀愛。於是，作家所置身的世界與「秋」所置身的稿紙上的風景聯成一片，成為一個新的、若真若幻的環境。盡管《季節之旅》的想像並非首創——盡管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謎》與《島嶼》已經嫻熟地表演了雙重文本互相指涉的游戲；但是，這仍然是一個敘事崇拜的標本。對於《季節之旅》說來，敘事不僅以虛構的方式彌補了現實的缺憾，而且，敘事製造現實、製造生命——敘事幾乎具有了上帝創世的意義。
人們已經發現，武俠故事是許多先鋒小說的戲仿對象。例如，余華的《鮮血梅花》即是通過戲仿從武俠故事之中脫胎而出。九十年代的文化網路之中，英雄主義情調、除暴安良、義重如山的道德規范、人物的等級制度以及武俠故事的明顯程式尤其可能為戲謔的調侃提供靶子。這使先鋒小說對於武俠故事懷有特殊的興趣。如果說余華的《鮮血梅花》沿用了武俠故事的程式，那麼，須蘭的《少年英雄史》更像是沿用武俠故事的意象。快馬、寶刀、腳印、道士、古廟、棺材、難解的棋譜、神秘的客商、凶險的小鎮客棧、冰天雪地之中的持續追蹤——這一系列意象與尋父、弒殺的原型共同釀成了巨大的懸念。然而，小說利用鏡子式的幻象冰釋了這個懸念。這里沒有終局的真相，沒有真正的父親，英雄與仇人均為子虛烏有，冒名者、賭局、廝殺、美女都不過是一面銅鏡之中轉眼即逝的風景。「我是無數的亦是惟一的」，「我在你的記憶里只存活一次，隨後便不知所終」——這種迷離而又略為輕佻的口吻損害了武俠故事慷慨悲歌的一貫風格，正義、威武、堅韌、豪邁、勇猛在游戲式的拆解之下成了種種朴空的概念。
《鮮血梅花》與《少年英雄史》是一種文類的戲仿；相形之下，李馮的《我作為武松的生活片斷》是一個文本的戲仿。小說基本保留了《水滸》之中武松故事的輪廓；然而，敘述者的轉換——從全知全能的敘事變成了武松本人的敘事——不知不覺地移動了描寫的重心和焦點。武松的英雄外觀為一個酗酒者厭煩的內心獨白所代替，種種現代文本的堆砌加重了戲謔風格。打虎的壯舉不過是即興的游戲，刀剮潘金蓮、醉打蔣門神——一大批性愛與暴力的故事——更像是那些熱衷於武松故事的作者強加給他的情節。這樣的重寫顛覆了文學史上一個著名的英雄形象。英雄氣概破產了；英雄不過是文人墨客用文字編織的一個外部軀殼，武松僅僅是一個略有幾分蠻力的、平庸的嗜酒者而已。三十年代，施蟄存曾經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將《水滸》之中的「石秀」重新顯影；九十年代，李馮的武松卻流露出某種嬉皮士式的冷漠。
王安憶的《進江南記》之中，歷史的考據與歷史的瓦解同時進行：前者來自典籍的旁徵博引，後者來自敘述人自以為是的斷言。《進江南記》一開始就援引了《輟耕錄》的一句話作為證據，解釋乃顏舊部如何進入江南。然而，後繼而來的敘述卻不斷出現「我想」、「我設想」、「我不喜歡」、「這一點已是我所需要」這一類輕率口吻。小說使用這種口吻填充空白，裁決疑難。一系列變幻滄桑的歷史故事紛至沓來，但是，歷史學的森嚴門規卻形同虛設。許多時候，敘事的可信與否代替了歷史事實的真實與否。這樣，歷史事實退縮到了敘事的陰影下面，等待任性的敘述人驅遣——王安憶的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更大規模地利用歷史的考據與歷史的瓦解製造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家族神話。這樣的戲仿終於使人們開始懷疑歷史敘事的可信程度。於是，歷史在現實之中的傳統意義遭到了動搖。
在許多人那裡，歷史的誘人之處並不是過往事實的確認；他們更多地沉醉於古香古色的「歷史感」，享受某種歷史「氣息」。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曾經利用皇室爭端、妃子、太監、大釜、御河、宮殿等宮廷文化符號仿造出一段虛假的歷史滄桑。魯羊某些小說出現的修史者形象同樣表明他的懷舊情調。魯羊的《蠶紙》收集了一套富有「歷史感」的文化代碼：居士、小妾、朝廷、客棧、紅木屏風、端硯古墨、滿門抄斬的風聲、大河之上巨浪與酒杯形狀的漩渦，它們輕易地組成了一個三百多年之前的故事：朝廷捕捉，文人流竄，同行陷害……可是，《蠶紙》並沒有讓這些文化代碼完全統治小說。《蠶紙》的敘事繼續拉開了閱讀與文本之間的距離，終於將幕後製造「歷史感」的操作行為收人人們的視城：一座現代都市的效區，一個三百多歲依然風姿綽約的女人坐在剛剛開張的小酒店裡，不無賣弄地對一個作家娓娓而談——所有的故事不過是這個女人口述的親身經歷。這個場面寓含了另一套敘述代碼。故事的「歷史感」由於這一套敘述代碼的介人而驟然顯出了虛假；「歷史感」不過是敘事製造出來的波瀾；表明了這個事實之後，敘事又順手將這種「歷史感」打發到某種「信不信由你」的俏皮之中。
九十年代初期，王朔的反諷語言名噪一時。在大口號、大字眼與小人物、小動作之間，在豪言壯語與油嘴滑舌之間，王朔的可笑搭配成功地使許多政治辭令變為矯揉造作的範本。然而，李洱的（尋物啟示）之中，反諷已經政治話語分散到現實的四面八方。小說摹仿了一批中學少年人的口吻。許多時候，這批少年人復述了他們從成年人嘴裡聽到的道理，諸如美，性，政治，但是，他們那種不恭的腔調迅即使種種道理變了味道。令人回味的是，這批反諷喪失了王朔式的尖刻——這批反諷背後閃爍著隱約的無奈。反諷意味了中學少年對於成年人嘴裡的道理並不信任；但是，他們找不到一個更高的信條和尺度顯示反諷者的智力優勢。這使他們止於挖苦，挖苦對象甚至包括他們自己。《尋物啟示》之中，反諷更像這批少年的口頭游戲；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仍然有意無意地加入了重復世俗經驗的「成年儀式」。
的確，反諷者通常擁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精神姿態。反諷者堅信，他們的信條和尺度絕對優於被反諷者——這是他們的反諷言辭避免誤讀的保證。這個意義上，王小波的《2015》如何選擇反諷的更高信條和尺度？小說將敘事時間確定為下個世紀的2015年，佯裝以未來的眼光奚落二十世紀人類的藝術、國家機器與性。如同王小波的他小說一樣，《2015》之中一系列肆無忌憚的鬧劇片斷一瀉而下。種種怪異雜亂的想像、不無色情的玩笑之辭與誇張的戲濾、譏諷使小說顯得生氣勃勃。盡管敘述人不斷地重復他並沒有想清藝術的真諦，但是，他對種種強奸藝術的精神暴力與物質暴力表示了不可遏止的憤懣。敘述人的眼裡，性可以向暴力屈服，但藝術不可能接受任何強加的鎖鏈。這不是多麼驚人的認識，然而，這樣的常識卻掩埋在另一些更為強大的觀念下面，以至於小說不得不用強烈的、甚至是挑釁性的反諷予以陳述。
通常，反諷意味了一種刺人的鋒芒。因此，如果將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與李銳的《無風之樹》視為反諷，這或許會引致人們的驚異。在我看來，這是民間話語對於知諷分子敘事的反諷，換言之，這亦即民間文化內部價值尺度對於書面文化內部價值尺度的抵制。前者是在野的、樸素的、簡明的；後者是權威的、主流的、復雜的。人們可以從《許三觀賣血記》之中發現，許三觀那種反反復復的啰嗦與絮叨暗示了民間話語與知識分子敘事之間的分裂；《無風之樹》察覺到這種分裂可能帶來的政治斷裂：矮人坪的農民對於文件上雄辯滔滔的政治術語茫然無知，他們的慾望、嚮往、渴求同樣不可能在這一套政治術語之中得到任何體現。對於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說來，這樣的分裂已經成為首要的主題。韓少功發現，許多邊緣之地的居民隱匿在難以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裡。他們的大量感受被排除在學士們御制的筆硯之外。這意味著，這些居民的生活無法在規范的中文之中展開。這個修辭事件背後包含了文化權力的剝奪。這個時候，民間話語能不能在強大的知識分子敘事聲勢之下保持自信的姿態？
這樣，我有理由繼續提到余華的《我沒有自己的名字》。《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之中出現了一個鄉村的弱智者。如果說，小丑或者傻瓜在巴赫金描述的狂歡節當中經常充當興高采烈的角色，那麼，這個鄉村的弱智者只配有遭受捉弄的命運。父母雙亡之後，他甚至被村裡的人取消了擁有名字的資格。姓名意味著個人在家族譜系之中的位置，無名者象徵了徹底逐出文化行列。對於這個弱智者說來，一系列倫理意義上的取笑顯然是喪失名字的文化後果。有趣的是，雖然這個弱智者充當了小說的敘述人，但是，反諷的效果意外地出現了。弱智者無意之中的反諷不是產生於智慧的高度，而是產生於道義的高度。弱智與善良、忠厚相互聯系，聰明是丑惡和殘忍的手段，這種反諷同樣可以置於民間話語與知識分子敘事之間：誰該受到嘲笑？
愛情故事的匱乏並不意味著性愛的匾乏。相反，性愛恰恰是先鋒小說熱衷的故事。原因十分簡單：因為孤獨；如前所說，先鋒小說接納了大量邊緣人物——性愛是這些人孤獨生涯的一個重大安慰。
朱文的小說《因為孤獨》與性愛無關：遠在紐約，一個孤獨的藝術家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去拜訪另一個同樣孤獨的詩人時，在詩人的寓所里見到了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這個人是從藝術家身上分裂出來的另一個自我，藝術家夢中生活的自我。另一個自我貿然出現在白天，冒充藝術家與詩人暢談，這一切僅僅由於一個原因：孤獨。
畢飛宇的《充滿瓷器的時代》曾經將一個性愛的故事套入小鎮子的貿易革命之中——賣豆腐，賣瓷碗，賣鏡子。然而，小說那種左右盤旋的敘事最終說明，性愛與貿易之間貌合神離。事實上，昔日另一個恐怖的性愛故事如同幽靈罩住瓷器鋪的老闆娘，使之重蹈覆轍。雨後的空巷，鮮嫩的月光，歪倒的蠟燭，稀哩嘩啦的瓷器炸裂聲音——這一切不過為兩個性愛故事的銜接製造詭秘的氣氛而已。性愛僅僅是性的角逐，性的慾望並未轉換為社會經濟或者政治歷史的沖動，這種能量的壓抑甚至使性愛故事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面變幻多端。刁斗的《捕蟬》構思了幾個性愛故事的連環套。幾套公寓的住戶通過機械設備互相竊聽彼此的性生活，所有的懸念、慾望、威脅、刺探就在這種連環套之間緊張地展開。然而，上述的懸念與較量同樣沒有溢出這些公寓，更大范圍地卷人道德或者經濟的主題。這個連環套由於一個住戶的撤出而告中斷——一個作家從竊聽之中獲得了巨大的靈感，他在寫完了小說之後離開了公寓。這是一個富有象徵意味的結束：對於這個作家說來，這種故事的意義僅僅是調動小說寫作的趣味。
先鋒作家並不主張將性愛植人社會或者歷史——潘軍的《白底黑斑蝴蝶》企圖證明這一點。《白底黑斑蝴蝶》出現了後現代小說慣用的拼貼，里根、南希、股市、乳腺癌、刺殺以及形形色色的世界丑聞與一個失敗的性愛故事拼貼在一起。在這里，性愛故事並沒有成為各種片斷的軸心——這些片斷是分散的。這些片斷不是某一個社會原因的共同產物，這些片斷的同時出現僅僅因為偶然。進人後現代主義式的零散化與平面化之後，性愛不過是一個孤立的因素——人們還能指望性愛具有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之中描述的那種革命能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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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女性
風月三篇
王安憶：我不像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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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簡介
王安憶（1954～ ）當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於江蘇南京。1955年隨母茹志鵑
遷居上海。1969年初中畢業。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
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後任中國作協理事、作……
❺ 尋王安憶的一部中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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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王安憶的中篇小說有哪些
* 中短篇小說集來
《雨，沙沙沙》《源黑黑白白》《流逝》《尾聲》《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小鮑庄》《烏托邦詩篇》《荒山之戀》《傷心太平洋》《海上繁華夢》《香港的情與愛》《叔叔的故事》《人世的沉浮》《隱居的時代》《憂傷的年代》《化妝間》《兒女英雄傳》《剃度》《現代生活》《文工團》《月色撩人》……
其他主要作品
* 長篇小說
《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啟蒙時代》《天香》。
*散文隨筆集
《蒲公英》《獨語》《走近世紀初》《旅德的故事》《乘火車旅行》《重建象牙塔》《王安憶散文》《窗外與窗里》《漂泊的語言》《母女同游美利堅》（與茹志娟合作）《街燈底下》……
*文論集
《故事與講故事》《心靈世界》《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我讀我看》《王安憶說》《華麗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王安憶讀書筆記》《王安憶導修報告》《對話<啟蒙時代>》（與人合著）《對話錄》（與人合著）等。
*電影電視話劇
電影《風月》由王安憶編劇。
長篇小說《長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導演關錦鵬拍攝成電影外，還被拍成了電視劇，排演了話劇。
❼ 王安憶 打一電影名字 短篇小說
《打一電影名字》收錄了王安憶數十年來的短篇小說創作的精華，整體展現王安憶作回為一個短篇小說答家的藝術風格。《打一電影名字》收錄了《迴旋曲》《迷宮之徑》《舞台小世界》《麻刀廠春秋》《人人之間》《B角》等十二篇。是王安憶早期短篇創作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