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小說薩蘇說事兒

⑴ 有誰知道 日本人等級觀念有關的書籍 寫畢業論文做參考文獻 非常急！謝謝大家

《菊與刀》

菊與刀》的作者，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卻教會讀者剝離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將主觀想法拋卻一邊，而通過日本文化的外在細節、表面現象，深入其肌理來觀照日本的人生觀。我們不妨將此看作欣賞日本文化圖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對立分開，區別對待，而是要站在遠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整體上看，互補地來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並且顯得那麼自然而情有可原。

一
應該說，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島國地理環境的框架內得到隱約或間接的暗示。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學論斷，卻為我們提供一絲理解其文化淵源的線索。
日本是個單一民族、單一文化的島國，土地的有限、物資的貧乏，使那裡的生活條件並不寬裕，為了生存，就要奮斗。在這樣的環境下，任何人都無法孑然一身，獨立於群體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沖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
是故，日本民族的集體凝聚力由此產生。這似乎是一個人口與地理位置均不佔優的民族所能擺出的一種反抗與自持的姿態，其背後或許隱藏著整個民族的生存憂患意識。於是，一種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構起來了——對等級制度的信仰，即對於控制、命令與服從的信仰。在惡劣的外界環境中，這種等級制帶來一種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帶來秩序與安全：「日本人將這個嚴密等級體系視作安全和穩定。只要人們位於已知的界限范圍內，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義務，那麼他們還是可以信賴這個世界。」（魯思·本尼迪克特 《菊與刀》 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p.111 下同）這個民族就彷彿努力試圖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確定的命數，將其固定、沉澱下來，讓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滿不可捉摸的災難的世界）變得盡在掌控之中。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與強力。
於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會等級觀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內核」。
應該說，等級觀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級制度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對客觀外部環境適應的結果。所以，等級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倫理觀中，等級即代表倫理，等級等價於正義。等級制不再僅僅是統治階層的專制工具，它還許諾了秩序與安全，帶來一套「正義」邏輯，並獲得了合法性說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節就催生依附於這種「各安其位」的理念，並滲透於日常禮節、輩分、年齡、性別等具體生活層面。
故在日本人的價值觀中，社會高於自我。「集體力量是強大的」猶如一個信念，在集體社會的萬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蒼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間亦被壓縮。在這樣一個分工明確的集體中，每個人都是社會大機器上的小部件，做著分內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職，「集體意識」、「服從意識」從小就被灌輸。只有被社會所接納，才會被自己的所屬群體所認同，也就是說，日本人的自我價值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外界認可來實現的，他們借社會這面「鏡子」看見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著過於嚴苛的自我監督，且尤其重視別人（尤其是強者、上級）對自己的評價。
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日本「恥文化」的思路了。「恥文化」有一個前提，即對社會的廣泛認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恥感就產生於對社會體制「越軌」的那個瞬間。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規矩，就會被視為是「丟面子」。可見，它亦打著社會等級制的底色，「一個人培養自重是因為有社會的存在」（p.349），這種外部約束具有權威性、絕對性。
此外，日本人對集體如此看重，以至於他們似乎生來就是為了履行社會義務而存在的。而對於「情義」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條鎖鏈——他們自小便這條鎖鏈套住，它劃定了「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界限，並在意識萌動之初便加以灌輸。就像「裹小腳」一般，長大後即使放了腳也無法復原成天然的大腳；日本人默認了這層枷鎖的合理性，認為生來就應戴著這副鐐銬，心安理得地被約束、被牽制。這是社會對個體的規訓，日本人的集體價值觀，猶如在新生兒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隨著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
「情義」便是等級制所滋潤的倫理觀，它彌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際關系中，如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一樣理所應當。而「情義」在潛移默化、不易察覺的細節中，為日本人的人生觀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籬，在一些「情義」與「正義」的沖突較量中（如在戰爭中，屠殺行徑被認為是對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們在「道德困境」里作著困獸之斗。
我們甚至可以透過等級制度這面棱鏡，來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與刀》中就有這樣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
「日本人既生性好鬥而又和平禮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不馴而又彬彬有禮；既固執僵化而又審時度勢；既順從而又憎恨受人擺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棄義；既無所畏懼而又膽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於接受新事物。……」（p.5）
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確實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態度取決於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對的是強者還是弱者，才是決定其態度的關鍵。兩種截然相反的情形，卻在日本式等級觀念的投射下，顯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據，再正常不過了。

二
雖然日本人選擇這種嚴密的等級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壓在他們身上的包袱實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麵包上塗抹著一層厚厚的乳酪。這就需要一個緩沖地帶，在恰當的時機給過緊的社會機制鬆鬆綁。
在《菊與刀》中，作者羅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熱水澡、性關系等日常生活片段，藉以說明日本人樂於滿足自己的感官慾望，對慾望不做過多的節制，「把肉體享樂當做一種藝術來加以培養」（p.283）。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縱的哲學，本書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滿足感官慾望的前提是要承擔更重大的義務。這類「潤滑劑」增加了嚴密體制的靈活性，而同時，肉體享樂與履行義務之間又是互不妨礙、彼此獨立的「兩個世界」，恰似天平的兩端，卻維持著微妙的平衡。
而除了藝術化的肉體享樂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脫之法無疑是自我修練，該書作者則將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銹』」。也許，正是貧乏的物質條件，使這個民族的生存智慧轉向了精神領域，這種修煉具有強調精神的反物質主義傾向。
可以想見，日本民族強大的自我剋制能力一定需要對意志的修練。對於日本人來說，履行社會義務並不是一種「自我犧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憐憫和自我正義」（p.367）；相反，他們對「誠」十分看重，認為如果一個人懷著誠心主動去履行對社會的「情義」，便被視為一個道德高尚、極有修養的人。這是完全認同社會體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結果，當人與社會的步調一致，內心與外界的沖突也就不復存在，心境歸於平和。此時，自我修煉的初衷也就達成了。
我們可以設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煉之初，其內心想法與外界定位存在著某種「錯位」，人的精神在進退兩難的矛盾中游移著，因被撕扯而痛苦。於是，他們以禪宗為寄託，主張滅欲及消除自我，而其關鍵在於「專心」，也就是「心守一點」。人在專注於一點時，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滅，物我兩忘，而臻於「無我」境界——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與行動之間『縫隙全無，絲發亦難』」（p373）。這更像是對外界強制力發自內在的巨大反彈，修道之人希望通過禪宗做到「心如止水」、「波瀾不興」，全然不受外界干擾，「像死人一樣活著」；他們起碼可以暫時卸下自我監視的千斤重擔，不復受到「羞恥心」的脅迫，回歸內心的寧寂。
然而，我們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這種修身之法也黏附在嚴密的社會等級網之中。它默認了外在的社會強制力，而轉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誠意，還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為了尋求在一個體制框架內「更好地生活」、「使心境歸於平和，不再痛苦」，力圖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而非沖破、撕裂等級制這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於是，它本身也成為了體系中的一部分。

三
傳統日本文化的等級觀念在給日本帶來穩定與秩序的同時，也具有潛在的、致命的危險。其中就包括與等級觀伴隨而來的強者邏輯，以及對個體的過度壓抑與倫理觀的弱化。
日本人太注意社會對其個體所投來的目光。個人依賴於社會，同時被其繁雜交錯的網縛住了，逃離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又離不開整套社會機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會體制所包圍、吞噬。這里有一個「養鳥」的例子：「喜歡養鳥的人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籠中的鳥兒即便放出去，也往往會飛回籠子。」（薩蘇評注 p.352）在日本人的觀念中，遵守規則帶來安全感，一旦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個體就是一個無用的螺絲釘，喪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輕易地被命運之輪碾碎。
然而，當自我被過度壓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應減弱，而有賴於外界價值觀的約束。在日本人看來，「恥是道德的根本」（p.351），「非正義」來自於恥辱而非罪惡，喬治·桑塞姆爵士曾說：「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這種判別惡的能力，或者說不願解決這些惡的問題。」（p.299），也許日本人認為，社會會代替他們思考，幫助他們解決「惡的問題」，而不需要渺小個體做出無謂而艱難的道德抉擇——只是他們沒有料到，社會體制本身也可以製造罪惡。
而日本等級觀念所造成的罪惡，在其對外戰爭中以極端的方式展現出來。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世界的「強者」們信奉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日本又怎會錯過這一學習機會？日本人為其侵略活動所尋找的理由，不是「戰爭目的的永恆正義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p.275），也就是說，他們渴望在整個世界的「等級金字塔」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並且以「成王敗寇」的邏輯力爭上游，成為強者。「大東亞」共榮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劃、為自己「度身訂制」的等級框架，在這一體系中，日本人自然作為最頂端的上等民族居高臨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層的「小弟弟」們，他們可以被任意踐踏，因為他們是弱者。這符合日本的等級正義觀。同時，日軍士兵在戰爭中殘忍殺害戰俘與平民，不僅能在藐視弱者的等級觀念中找到依據，而且在「絕對服從」的權威意識形態的灌輸下，士兵早已完全喪失了個人自我意識的反省與覺醒。有學者曾言：「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最終，日本沿著戰爭的軌道發瘋似地前行後，駛進了自我毀滅的死胡同。結果與代價是巨大而慘痛的，與開始「贏得世界尊重」的願望適得其反，日本連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樣，受戰火蹂躪後，終落得兩敗俱傷。
而今天值得我們反思的，不單單是戰爭罪行與法西斯軍國主義，還要重新審視滲透於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級觀念。《菊與刀》的最後一章名為「投降後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構想出日本可能的未來發展圖景。在她的詮釋下，「菊」與「刀」被注入了新的觀念與生命力——「菊花不經線圈支撐和人工修剪照樣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態」，它象徵著「一套比較自由、寬松的倫理體系」；「刀」的形象則暗示了「對自己『身上的銹』負責，擦乾凈它……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它成為了「理想和自我負責者的比喻」（p.457~459）。
作者看出了文化的兩面性，並在尊重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力圖找到新的「平衡點」，而非將所有日本價值觀與等級制度捆綁在一道，沉入歷史的深淵。從這里，我們亦可感受到，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作者發自內心地相信「普世價值」的力量：她力圖搭起一塊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為代價的社會運轉機制。

四
《菊與刀》的評注者薩蘇，曾將此書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國演義」。中國人與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層面具有默契與共性，比如在「社會」與「自我」的關系、「好面子」等問題上，中國人與日本人往往能心領神會；而作為一個美國人，《菊與刀》的作者面對這種完全異質的文化，往往要大費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頭緒。然而，在有些情況下，劣勢反而會轉化為優勢，這位美國作者可以敏銳地捕捉到東方人習以為常的文化現象或細節，同時站在新鮮、客觀的角度，進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義解讀，產生一種陌生化效應。於是，比較的意義也就體現出來了
而《菊與刀》帶給我的啟示還遠非如此。本書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類學家，她開出了審視異質文化的兩個條件，「硬心腸」（tough-mindedness）與「寬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盡可能地拋棄偏見，去貼近異質文化，客觀承認文化之間的不同，並且尊重差異的存在；而後者則要求包容這些差異，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安全的世界，「鼓勵文化上的差異就能夠產生一個動態的世界」（p.25）。這個聲音，回盪於二戰後滿目瘡痍、遍地疾苦之聲的世界，自有一種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擲地有聲。她展示給我們一種可能的姿態——即對待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認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價值。
正如書中所言：「只有信仰堅定的人，才能異乎尋常地寬容……對於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將會增強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使自身獲得愉快和豐富的經驗。」（p.27）
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寫作此書時的信念。

⑵ 關於戰爭的書籍

1、《抗日戰爭的細節》魏風華著

1928年6月4日凌晨5點23分，東北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專列從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聲巨響，列車被炸上了天。200米開外按下起爆鈕的那個日本兵，就是時任關東軍沈陽守備隊第四中隊長的東宮鐵男。

1937年11月14日晚9時許，入侵杭州灣的東宮鐵男被陳安寶將軍率領的國軍79師擊斃於浙江平湖長泖河，左胸中彈，當場斃命。

50多年後，神田泰之助拍攝的相片被曝光，人們才看到列車騰飛在半空中的畫面，前景是東宮鐵男那張齜牙咧嘴的臉。得益於在東北的惡行，東宮鐵男被日本人稱為「滿洲移民之父」。

作者以細膩的筆法，通過戰場上一個個具體的人、具體的行為，向您講述一場真實的抗日戰爭；翻開本書，查看細節，直抵真相。

2、《1944：騰沖之圍》余戈著

本書是一部關於我國抗日戰爭史上難得的取得全勝的攻堅戰的微觀戰史。

全書以海峽兩岸和日本、美國的各種戰斗詳報、地方史志、新聞通訊、戰地電文、「三親者」回憶等材料為基礎,相互參證，詳加辨析，以逐日甚至逐小時的密度，生動描畫出和平時代的人們無法想像的艱辛、繁難、曲折、殘酷的戰爭圖景。

3、《1944-1948我的戰爭》黃耀武著

《1944-1948我的戰爭》為口述歷史，作者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於國民黨軍新六軍、二〇七師服役。

《1944-1948我的戰爭》真實記錄了作者少年時期的幸福家庭，是如何在日寇的炮火下家破人亡的，最終走上了同仇敵愾的抗日道路，十六歲自願報名參加抗日，和數千名同齡人一起被分配到印緬遠征軍，執行抗擊日寇，打通國際支援中國戰場的大動脈—滇緬公路的任務。

既披露了諸多鮮為人知的戰爭細節，也表現了全體國人萬眾一心抗戰的感人場面。一九四六年新六軍被調到東北戰場，作者厭惡內戰，先後三次脫離部隊，其間還發動學潮抗議當局從學校徵兵，在警察憲兵的追捕下四處逃亡。受生活所困，最終不得不回到部隊繼續當炮灰。

4、《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楊奎松著

書作者歷經數年，搜集整理了兩黨在抗戰前後十多年間談判的草案、提案和談話錄，以及在各時段開具的條件；直接或間接引證了各種涉及談判問題的來往信件、電報、報告、情報及會議記錄等材料。

解密解析了「『收編』與『改編』」「『合並』與『跨黨』」「馬歇爾調處的成與敗」「打亦談來談亦打」「南京代表團的困境」等一系列談判的核心問題；真實再現了在雲譎波詭形勢下，國共兩黨談判的曲折過程和歷史真相。

5、《國破山河在》薩蘇著

在外寇入侵，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中國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犧牲捍衛了民族的尊嚴。《國破山河在》一書以全新的視角，從日本的資料中挖掘出大量不為國內所知的抗日史實。

中國的抗戰，以最簡陋的武器對抗兇殘而裝備精良的侵略軍，很多時候戰至最後一刻、最後一人，眾多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沒於血與火中。而在敵方的史料中，雖然紀錄的目的不同，卻也保存了許多中國人為國死難的可歌可泣的事例。

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國內資料互為對證，許多珍貴的歷史片段重現於我們眼前。薩蘇文筆靈動詼諧，將這段沉重激昂的歷史，鮮活形象地展現給讀者。書中還保存了大量日方拍攝的歷史照片。

⑶ 與抗日戰爭有關的書籍

1、《國破山河在》薩蘇著

在外寇入侵，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中國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犧牲捍衛了民族的尊嚴。《國破山河在》一書以全新的視角，從日本的資料中挖掘出大量不為國內所知的抗日史實。

中國的抗戰，以最簡陋的武器對抗兇殘而裝備精良的侵略軍，很多時候戰至最後一刻、最後一人，眾多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反而因此湮沒於血與火中。而在敵方的史料中，雖然紀錄的目的不同，卻也保存了許多中國人為國死難的可歌可泣的事例。

作者辛勤梳理日方史料，和國內資料互為對證，許多珍貴的歷史片段重現於我們眼前。薩蘇文筆靈動詼諧，將這段沉重激昂的歷史，鮮活形象地展現給讀者。書中還保存了大量日方拍攝的歷史照片。

2、《一寸河山一寸血》關河五十州著

本書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為發端，以東北淪喪為起點，再現十四年抗戰歷史背景下的風雲人物、精彩往事。

本書猶如一部恢宏的畫卷，作者以或幽默、或深沉、或激越、或悲壯的筆調，帶你走近張作霖，走近蔣介石，走近汪精衛，領略他們曾經有過的鐵甲與鮮花，情義與權謀，眼淚與歡笑，欣慰與悲愴。

4、《國家記憶》章東磐主編

本書精選約500幅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有關二戰中緬印戰場的珍貴圖片，其中許多是首次面世，真實再現了中緬印戰場的抗戰歷史及美、英等國對我國抗戰的幫助。

5、《突破緬北的鷹》薩蘇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上，有三次被日本人叫做「玉碎戰」的，也就是日軍被全部消滅的戰役，即騰沖戰役、松山戰役和密支那戰役，而這三次戰役，全部發生在中國駐印軍歸國之戰中。1943年底，中國駐印軍從印度雷多出發，開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緬北之戰。

旅日學者薩蘇，首次利用大量日本史料，與中國、美國史料相對照，在書中全景展現了這一場歷時400多天、跨越1600多公里的戰爭的全過程，清晰再現了從新平洋、拉加蘇、胡康谷口、打洛、孟關、瓦魯班、英帕爾，到密支那、松山、龍陵、八莫、芒友，每一次戰役的攻防和戰場細節。

以「敵人之眼」描述了這支抗戰時期被稱為「天下第一軍」的孫立人統帥的「藍鷹」部隊，如何與日軍六個師團交手，殲滅號稱「叢林之王」的18師團主力，重創三個師團和一個獨立混成旅團。作者文筆靈動詼諧，將一段沉重激昂的戰爭史，鮮活形象地呈現給了讀者。

⑷ 紅高粱是真實的嗎

小說《紅高粱》是莫言的成名作，也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先人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旅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在現實生活中都有真實原型，在地方史料和當地傳說中至今仍能找到他們的蹤跡。
「我爺爺」是誰？
小說《紅高粱》開篇就是這樣一句話:「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莫言筆下的這位「傳奇英雄余占鰲」即小說里的「我爺爺」，他的原型就是在膠縣(今膠州)、高密、平度、昌樂、安丘、諸城一帶大名鼎鼎的曹克明。
上世紀30年代曾在高密縣政府當過會計的單明齋與曹克明是同學，兩人非常熟悉。單明齋回憶說，曹克明是高密西鄉人，先後就讀於高密縣小、山東省立一中和北京中國大學。在北京讀書期間曹克明加入共產黨，畢業後受組織委派回鄉開展工作，擔任了中共高密縣南郭庄支部書記。
1928年，中共山東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帶建立貧民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南郭庄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貧民會，成員達200餘人。後來，曹克明等人又相繼在濰河東岸的一些村莊建立了貧民會組織，隨著會員的日益增多，高密縣委決定組織南郭庄農民暴動。
農歷八月二十一日晚，暴動開始。曹克明率領暴動農民燒毀了南郭庄的四門和幾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糧食財產。並且在大街上擺了桌子，召開群眾大會，成立了政權組織。南郭庄農民暴動的消息一傳開，縣政府馬上組織聯庄會反擊，貧民會抵擋不住，堅持不到一月就宣告失敗，曹克明也逃離高密。
1930年前後，曹克明擔任了中共濰縣(今濰坊)縣委書記，他決定利用濰縣橋西山會的機會，發動武裝暴動，建立革命武裝。為此，中共濰縣縣委專門成立了「暴動委員會」，由縣委書記曹克明任黨代表、縣委委員徐寶鐸任司令，組織附近十幾個村的農民參與暴動。後來因當地政府防伺甚嚴，「暴動委員會」臨時改變了計劃，停止行動。
「余占鰲」後來去了台灣
暴動流產後，曹克明叛變了革命。
關於這段歷史，《高密黨史資料》中有一篇名為《關於高密斗爭的點滴回憶》的文章，介紹得非常詳細。該文作者耿梅村，原來曾在濰縣、高密一帶從事地下工作，他在文章中說:「1929年5月至1930年上半年，曹克明來濰縣任縣委書記。……事後(指「濰縣橋西山會暴動」一事)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說家裡還有幾棵梧桐，想賣掉弄點經費。一回家，即被家裡人看起來，由動搖而叛變。這是1930年春天的事。曹克明叛變後，濰縣黨組織又遭到一次破壞，於清書同志(字畫舫，是我介紹的黨員，曾任省委秘書)被捕了。1931年4月5日，清書同鄧恩銘等二十一位同志，都慘遭殺害。」
曹克明變節後，回鄉參加了當地的聯庄會。並利用聯庄會拉起了一支隊伍，又收編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裝，手下有了一千多號人馬，成了高密一帶呼風喚雨的人物。
當時駐濰縣的國民政府山東省第八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是厲文禮，抗戰爆發後，他將所屬各縣自衛團、聯庄會及各地抗日游擊隊重新組合，把規模較大的幾支改編為直屬部隊，曹克明部編為第六游擊總隊，後更名為山東省第八專區保安六團，曹克明先後擔任總隊長和團長。
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領隊伍在膠萊河古渡孫家口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燒毀敵人汽車8輛，殲滅日軍30多人，轟動了整個膠東，曹克明也被譽為「抗日英雄」——這就是《紅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爺爺」在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曹克明部被解放軍擊潰，他孤身一人跑到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兼青島警備司令丁治磐手下當了高級參議。後來，曹克明還干過國民政府國防部山東登萊青地區「人民剿匪義勇軍總隊」的副總隊長，但不久以後即去台灣，據說1970年前後病故。
「青殺口」本是「孫家口」
電影《紅高粱》中有個地方叫「青殺口」，《酒神曲》中這樣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殺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由此可知此地是個凶險所在。其實「青殺口」的原型就是高密東北鄉的孫家口，村頭有座石橋，橫跨膠萊河，據當地老人講，這座橋至少有200多年的歷史。《紅高粱》中伏擊日寇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即著名的「孫家口伏擊戰」。
《高密縣志》記載，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初，為便於膠縣、平度兩縣的日本駐軍聯系、協防，日軍徵用高密、平度、膠縣等地的民夫40多萬人修築膠平公路。修路毀壞沿途莊稼無數，公路兩側村莊中的騾馬、大車也被鬼子洗掠一空。公路修好後，日軍每日乘車往返巡邏，路邊的樹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們比試槍法的靶子，常有無辜村民死在他們槍下。日軍惡行激起了當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決定在膠平公路打一個伏擊戰，教訓一下這幫窮凶極惡的鬼子兵。
據《高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中《憶孫家口伏擊戰》一文介紹:1938年4月16日上午，8輛日軍汽車進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揮員一聲令下，游擊隊員們居高臨下，槍彈齊發。日軍慌忙躲到車底頑抗，由於游擊隊剛剛組建，戰士們還缺乏作戰經驗，先後有數人中彈犧牲。情急之下，一名有經驗的老隊員率領十多人，每人抱一捆點燃的高粱秸，奮不顧身地將汽車點燃，濃煙和大火把鬼子從車底趕出。經過一番激烈戰斗，除一名鬼子兵躲進路邊的高粱秸漏網外，其餘全被擊斃。
擊斃日本將軍是誤傳
莫言在《紅高粱》中則這樣描述:「為了為我的家族樹碑立傳，我曾經跑回高密東北鄉，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調查的重點，就是這場我父親參加過的、在墨水河邊打死鬼子少將的著名戰斗。」高密孫家口伏擊戰紀念碑碑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查閱現有的各種抗戰史料及日本軍事資料，我們發現日本陸軍中沒有叫「中崗彌高」的中將或者少將，倒是有一位名叫「中岡彌高」的陸軍中將，與「中崗彌高」一字之差。他們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據知名旅日作家薩蘇在《〈紅高粱〉中擊斃的日本軍官是什麼人？》一文中分析:「此人(中岡彌高)是日本陸軍防空炮兵專家，曾經擔任炮兵工兵學校校長，也參加過戰史編寫。不過他1940年還被頒發旭日一等勛章，應該不可能在1938年4月就已經陣亡。……中岡1938年9月還得過一枚瑞寶勛章，如果他4月在孫家口就陣亡了，不會給他死後授勛兩次的。從以上事實判斷，中岡並未死在孫家口戰斗中。」
中岡彌高沒有死在高密，但地方史料中為什麼卻說擊斃了一名日本將軍呢？據文史學者分析，當時日本軍隊等級觀念很強，中岡的名望很高，學生又多，帶他名片的人肯定不少。估計可能是游擊隊員從死去的日本兵身上搜出「中岡彌高」名片之類的東西，錯將死者當成中岡本人了。結果後來以訛傳訛，把「中岡彌高」傳成「中崗彌高」了——當然這只是一個推測，還需新的資料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