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學短篇小說的人性敘述

❶ 對十七年文學的認識有哪些

1、政治性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徵。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徵，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一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與創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現實，二是對大眾的影響教育。文學的現實功用被擺在藝術追求之上。革命浪漫主義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過程中，可以看出文學在「情節化」與「宗教化」上的深層次結合。情節是反映現實的，在世俗意義上宣傳政策吸引讀者 。 這個看作品名字就很容易體現：：《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
2、雖有種種的不足，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佔有相當的地位的。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3、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 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
4、17年文學在詩歌上：三十、四十年代活躍的一批詩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遲為例）在建國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無法代表這個時代。情感的空洞使詩歌變得蒼白和不值一體。五十年代選擇了屬於他的詩人，年輕的能適應這一時代政治要求的詩人，他們從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
代表人物：郭小川，賀敬之，聞捷，李瑛，公劉，邵燕祥
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體頌》 何其芳《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艾青《國旗》。一系列的敘事詩《白雪的贊歌》，《深深的山谷》，《一個和八個》，《嚴厲的愛》等。有的寫革命戰爭中的愛情，高大純潔的必然旋律外，類似於宗璞的《紅豆》那樣的感情也貫注其中。
賀敬之的詩時代特色較郭小川更為明顯。延安文藝座談會後，賀敬之開始虔誠的改造自己的創作，使作品大眾化。這些類似於順口溜的詩作也在後來集結成書《朝陽花開》（《南泥灣》就是其中的作品）與丁毅和寫的歌劇《白毛女》使賀敬之成為新中國戲劇的領導人，重執詩筆之後的第一首詩《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國范圍內的關注。詩人本身的藝術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時代背景下曾經在延安生活過的人們的強烈共鳴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緊接著賀敬之以《放聲歌唱》奠定了他在當代詩歌史上的地位。
聞捷等人的詩。聞捷「適應政治需要和吸引讀者」的夾縫中尋找創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隨軍記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頌歌風」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為為人廣泛知曉的青年詩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組詩《吐魯番情歌》和《果子溝山謠》（均收入《天山牧歌》）。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於細致刻畫。邵燕祥50年代表現建設者、歌唱建設者的詩人代表。作為記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國進行報道和詩歌創作。
5、17年文學在散文上：魏巍等人的報告文學、楊朔等人的散文。楊朔善於結構文章，成為一種雕琢的模式，從根本上是缺乏真實性的。秦牧則以知識見長。
鄧拓等人的雜文。鄧拓是北京是副書記，作官的文人。文革開始時對「三家村」批判，就是針對鄧拓、吳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實他們只寫了一點社會上雞毛蒜皮的問題的批判。
6、17年文學在小說上：農村題材的小說：趙樹理的小說及「趙樹理方向」。 趙樹理，柳青和浩然構成了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的一條發展線索。
1948年趙樹理在文壇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趙樹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內容上為農民所喜聞樂見，追求大眾化，不能以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啟蒙的姿態寫農民。而是站在農民之中寫生活、寫農民。短篇小說《登記》是為了配合新中國《婚姻法》的出台，長篇小說《三里灣》是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
五十年代末，趙樹理的時代過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柳青和他的《創業史》。梁生寶這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形象，優點太多，以致於顯得並不真實。相反，作家筆下受批判的人物，卻寫的較為真實。李准，五十年代初《不準走那條路》（指的是個人發家致富的道路）為互助合作唱贊歌；1958年中篇小說《李雙雙小傳》轟轟烈烈的生活，婦女解放事業在農村的發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
浩然的《艷陽天》
革命歷史題材
楊沫《青春之歌》：結構上以主人公命運為線索，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
梁斌《紅旗譜》等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作者想把它寫成史詩，卻寫成了一部革命傳奇。
7、17年文學在戲劇上：老舍的《茶館》
老舍可以說是十七年話劇中最優秀的，為配合宣傳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藝術，在順從政治之餘，他做過很大的努力爭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節。
郭沫若、田漢等人的歷史劇：郭沫若是善於迎合政治和現實的，這使他的詩歌創作在1949年之後變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曉時理的，迴避現實，從歷史劇中求得創新，是他開辟的一條道路，《蔡文姬》為曹操翻案，同時作為大文學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對蔡文姬是有感情的，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動人之處。《武則天》則為武則天翻案。
田漢，浪漫主義手法歌頌偉大劇作家關漢卿。
《千萬不要忘記》等現代戲，代表著當時的一般潮流。毛澤東又一次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億苦思甜」運動在全國廣泛開展。《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等現代戲劇涌現。「告戒青年一代繼承革命傳統，保持革命本色」為主題的。《千萬不要忘記》、《霓虹燈下的哨兵》是與毛澤東思想佔領社會每一個角落的階級觀念一致的。取材於民間傳說的《劉三姐》，改編自歷史劇的《天仙配》、《秦香蓮》調和了當時一切戲劇都講政治的格局。

❷ 什麼是十七年文學

十七年文學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歷程。如果要「斷代」的話應該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第一階段應該就是「十七年文學」；第二階段應該是「文革文學」（如果當時還有文學的話）；第三階段是「傷痕文學」；第四階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認為這十年的歷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佔有相當的地位的，不應該簡單的把它界定為「高度相似性」的文學時期。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當然，我也不否認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現代文學的作品是最豐富和最具藝術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藝術大家，例如魯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達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但我覺得「十七年文學」比「傷痕文學」要從容、平靜、豐富，比「今天文學」要高尚、積極（「今天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床上文學」、「賺錢文學」、「沒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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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四篇短篇小說的點評

1、《扯淡》點評

「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爺爺是從硝煙彌漫的戰場上走來，是從保家衛國出生入死的苦難年代走來；孫子則是生活在和平時代，一個追求經濟追求個人利益物慾橫流的現實社會之中。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時代教育，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德觀念。爺倆的矛盾沖突因此而起，這是本文最大的一個看點。
作者在此為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同時又是非常嚴肅的社會問題：如何溝通祖孫兩代道德觀念沖突的問題？雖然作者沒有提出某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也隻字不提溝通兩代人之間的一個重要中介：父輩的教育作用。但我以為，社會主流思想的影響和家庭、學校教育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作者雖沒有挑明其中的所以然，但正是本文散發出含而不露蓄而不發的藝術魅力，恰恰暗應了「文章合為時而著」也。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對這種變異的道德沖突的現狀的深深擔憂。
本文的第二個看點，就是本文語言洗練、通俗，非常口語化。它那帶有東北地方色彩特有的語言魅力，使人讀來饒有興味。尤其是南方人一見到這種作品，便會捨不得默讀，肯定會大聲地誦讀玩賞起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惜墨如金，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字、三字、四字一句；簡短的一句自成一段，從漫不經心的一問一答到強烈的正面交鋒，雖然作者極力進行了冷處理，卻也凸現了鮮明的人物個性。
《扯淡》正是反映了我們當今社會現代人正面臨道德「代溝」、道德變異的危險。本文好就好在它沒有把這一社會問題作簡單的地說教化、一般地圖解；也不是單純地靠諷刺或漫畫式地亂罵一通。而是寓教於平凡的生活之中，讓人思考：人生活在復雜與繁難的社會之中，本來就存在著多重的、多元的道德觀念，問題的症結在於人們以什麼樣的主流的、健康的社會道德來抵制來消解消極的不健康的道德思想。

2、《兒子請客》點評

這是一篇帶有一定藝術誇張但又不失針砭時弊的好小說。八歲孩童如此老成如此世故，把一套世俗游戲把玩得如此得心應手，竟然以請客的方式能解決了「我」求爺爺告奶奶都未曾解決的妻子再就業的重大問題。他那種諳熟人際游戲規則真讓人嗔目結舌，唏噓好久，讀完後不得不讓人陷入深思之中：這就是我們眼中純真可愛懵懵懂懂的小孩么？
這是本篇小說給人的最初感覺，那麼是誰讓我們這些稚氣未脫的孩童染上這股陋習呢？是我們的社會，還是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教育呢？雖然小說沒有明說這到底是哪一方的責任，但它不能不讓人思考，當今的現實生活中大人的一些做法、一些陋習、一些行為對孩童產生巨大的潛移默化地侵蝕和影響。小說為我們剖開了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一面，讓人通過這這種現象透視到更多的實際問題。這也就是這篇小說的現實價值和藝術魅力所在。

3、《父子之間的怯意》點評

這是一篇寓平淡之中見真情的好小說。我們不能忘記朱自清《背影》給我們留下了感人至深至真至純至朴的父愛。同樣，這篇小說從另一個視角，展現了看似隨意的講述中，卻蘊涵了不易為人察覺地深沉的父愛，同時又側面地說明了父子在現實生活和歷盡滄桑之後產生心理隔閡和情感易位的事實。
作者把深刻的生活體驗和感悟融入到了冷靜的敘述之中，小時侯挨打、父子嗚嗚哇哇唱戲、一起走遍全縣 「看廟」「評廟畫」、護送我10多公里上學、父親彎腰檢煙。前四件事，表明父親以自己淳樸的人格和樸素的教育觀熏陶著我教化著我，寄寓了父親那不易被人發覺的深沉而偉大父愛。後一件事，時過境遷，兒子有出息了，然而父親老了；父親仍然保留著鄉里人往常的那種陋習——「彎腰檢煙頭」，這讓已成為城裡人的我非常尷尬，深刻地說明了兩代人存在不同生活方式的矛盾沖突。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流露出了對現實生活中父子之間為社會功利所腐蝕所玷污的一種感慨和無奈！

4、《腳步聲》點評

《腳步聲》有三處可圈可點。
一選材好。雖取平凡之事，卻別致新穎；雖開口小卻見深刻。
二筆法精妙。母子對話恰到好處，點到為止，不溫不火，不蔓不枝；主人公殷新渴望得到市委焦書記贊賞的心理、動作描寫，可謂力抵千鈞，入木三分，讓人掩卷長思。
三含而不露。不但表現在開頭與結尾皆意味深長，更體現在表面上看似作者純客觀的敘述，實際上卻說明了舐犢情深的母子之情終究抵不過巴結上司之心的殘酷現實。本文好就好在作者始終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作冷靜客觀地描述，把尖銳的現實問題交給讀者仲裁。這恰恰說明了本文作者藝術手法的高明之處。其實，你如果是一位聰明的讀者，你不難發現，作者在這看似純客觀描述之中其實已經表明了對主人公少廉寡恥的人品的憎惡、鄙夷，以及對現實做了深刻地思考。
雖然孩提時母親占據著他的整個心靈，母親的腳步聲是熟悉的；然而成年後領導掌握著他的仕途命運，於是領導的腳步聲變得熟悉了，反而那原先熟悉的腳步聲漸漸變得陌生了。文章耐人尋味，意味深長。相信每個讀者，在讀完全篇之後，那迫切響起的腳步聲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重重地在我們的耳際、腦際回盪。
評季宇中短篇小說集《獵頭》
作者: 劉鵬艷 來源: 文藝報 時間: 2012-02-24 閱讀: 200 次 在線投稿

近日，季宇的中短篇小說集《獵頭》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該集收入作家近十多年來創作的中短篇小說19篇，共計55萬字。這些作品的題材可歸類為「歷史」和「現實」兩大類：一類如《當鋪》、《縣長朱四和高田事件》、《王朝愛情》、《盟友》等；一類如《最後期限》、《名單》、《獵頭》、《灰色迷惘》、《老范》等。正如評論家指出，季宇具有兩副筆墨，一副寫歷史，一副寫現實，其作品具有深厚的民間情懷和堅定的人文立場，注重對人性的挖掘，敘述冷靜，入木三分，構思精巧，情節生動，既富有歷史的厚重與沉穩，又具有現代的明快和犀利。

收在本集中的小說多數發表之後便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小說選刊》等國內權威性的選刊所選載，有的還搬上銀屏，改編成影視劇。季宇現任安徽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不久前，他的百萬字長篇小說《新安家族》出版，好評如潮，並登上新書排行榜，而由他擔任編劇的同名電視劇《新安家族》也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熱播，受到廣泛的關注。

我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說集《獵頭》中解讀出他的歷史觀。季宇的「歷史」和「現實」之間實無本質的分別，「歷史」是「現實」之根，成為一種時間過濾的寓言，而「現實」未嘗不是復活的「歷史」，循環往復地重現從前的故事。由於在季宇的表述中，「歷史」的涵蓋范圍是被無限放大的，所以季宇小說中的一切敘事皆為歷史，或曰「被敘述完成的現實」，包括一般意義項下的歷史上存在的現實，以及共時進行中的正在被塑造的現實性歷史。

短篇小說《墓》可看做是季宇對歷史的曖昧本質的完整表述。「文革」中陸子離為了自保，拒不相認於己有救命之恩的楊漢雄，以至楊漢雄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到槍殺。後來楊漢雄夫人來本市投資，市裡為楊漢雄修建墓穴時，也只能在埋死人的小梅山上辟一塊「楊漢雄先生之墓」，與安置烈士的大梅山公墓遙遙相望。陸子離心中嚴嚴實實地埋藏了一段歷史、一個永遠的秘密、一顆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體會到的、普通人的良心。此時歷史作為一個冷卻的抽象概念完全摒棄了曾經糾纏其中的、雖然被湮沒卻確實存在過的微量道德元素，以及掙扎過、疼痛過的情感溫度。時間的流逝不僅沒有讓歷史悲劇作為終結的故事煙消雲散，反而令歷史的錯誤更加意味深長，耐人尋味。

中篇小說《縣長朱四和高田事件》則利用一個非常曖昧的「尾聲」製造了一段語意模糊的歷史。季宇採用「元敘事」的手段經營了一段關於戰爭背景下一個被唾罵的「英雄」與曖昧歷史之間相互糾纏的故事：1995年春天，一個名叫季宇的人受出版社委託來到五湖，收集民國十九年有關松縣保衛戰的材料。這個季宇後來在圖書館里找到了兩份資料，並確信這兩份資料對於破譯高田事件極有價值，因為它們「從另一個側面提供新的思索角度」。結果高田和朱四的死全部成為謎中之謎，甚至連死亡本身都被曖昧的歷史合法化地予以虛構，變得面目全非。

《當鋪》更絕，不僅有一個曖昧的「尾聲」，而且還加上了一個把歷史曖昧進行到底的「尾聲之尾聲」：大火完成了一場陰謀，也充滿表演欲地製造了層層疊疊的歷史迷障。大火起於永義當還是裕和當？朱輝正死於自殺還是他殺？這是當戶的報復還是朱七的陰謀？朱老闆為什麼壽終正寢還死不瞑目？一連串的疑問似乎讓故事永無順利終結的可能，敘事者只能以「為什麼」來收束他的「尾聲之尾聲」——「至於為什麼，自然又引起了種種猜測」。至此我們只能不無頹敗地承認，由於曖昧交織的歷史無法從不同方向獲得統一的解讀可能，所以人們在企圖有效指認歷史方面總是徒勞無功的。歷史的不可逆性決定了它無法追溯求證，只能是根據種種跡象進行猜測的結果。

種種歷史曖昧其實在深層結構上昭示的是人性的曖昧，這是我思考的有關季宇的敘事原型命題的第二層面。季宇小說基於題材大致劃分為歷史和現實兩類，但貫穿於季宇小說的全部主題卻只有一個，即對人的靈魂的拷問。楊漢雄、藍十四、朱四之死，都是典型的歷史悲劇，但埋藏在沒有感情的冰冷歷史之後的東西卻模糊復雜得多。陸子離為什麼不敢說出楊漢雄曾經利用CC的身份掩護革命、救過自己性命的事實？刎頸之交的兄弟為什麼在最後一刻出賣了藍十四？一心想捍衛民族尊嚴的朱四為什麼背上歷史罵名？人們總說歷史是一面鏡子，照得見現在和未來，它從深層折射出的主宰歷史的人類心理的曖昧正是歷史曖昧的根源。有了這一體認，對於過往發生的一切錯誤，我們不禁要追問，究竟是歷史的錯誤還是人性的錯誤？

季宇寫小說喜歡在前人的故事裡尋找現代人的影子，因此他的表述不僅僅是歷史的和文學的，也是哲學的和心理學的。譬如關於五湖二次革命失敗的故事，很多人翻炒過這段歷史，但是失敗的原因不外乎被歸結為准備不足、內奸、資產階級性格軟弱、不敢發動群眾等等。季宇的《盟友》讓人眼前一亮，「革命」這么宏觀龐大的意識形態對象，竟然十分偶然地被個體情慾的胃液消化了。革命的失敗是因為「重色輕友」，因為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不乏真情混雜的狂熱佔有欲。應當說「重色輕友」這個主題在中國傳統小說中曾經是被反復表現過的，而以弗洛伊德心理學介入歷史、解析人性則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界一個沸沸揚揚的話題，不過借用「力比多」來闡釋革命的功敗垂成，卻鮮有人吃這只「螃蟹」，塑造一個全新的貪色負義的偽革命者形象，確乎顯示出季宇「創新」與「闖新」的膽識。把西方歷史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新觀點與中國古老觀念結合起來，別開生面地鋪演一個老套的故事，是季宇的一次成功嘗試。

《灰色迷茫》則是一部現實題材的中篇力作，精準地把握了在經濟改革年代的產業工人由行政附屬物走向市場和民主的過程中性格與意識的嬗變。這是一篇運用「散點透視法」予以結構的小說，種種不太連貫的局部的顯影，疊合成一個「輕度陽痿」的國民人格縮影。小說的文化意蘊寬泛而深刻，關於「人種的問題」讓「精神陽痿」這個人格的痼疾超越了階級成分，並且超越了時代界限。作品外諧內庄，細膩流暢，平和雍容卻不掩其凌厲的批判鋒芒，深掘靈魂的根本，直指傳統的症結，在引發讀者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方面毫不遜於先鋒作家。在此，季宇以平和溫厚的藝術風格和親切隨意的原生態手法完成了沉甸甸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季宇一以貫之地在創作中對復雜人性進行隱幽探密和直逼靈魂深處的執著追問，諸如個體的生動慾望和群體性的精神危機，都是他努力挖掘、積極探尋的對象。無論是季宇一向嫻熟的晚清風物，還是充滿現代政治元素和都市元素的現實題材，其精心架構的故事都為剖示、開掘、反思、叩問人的復雜生物性和社會性留出了足夠的空間。這種拷問靈魂、反省人性的力度，顯示出季宇小說深刻飽滿的思想力度。
該文章轉自：說怪網 www.shuoguai.com 原文鏈接：http://www.shuoguai.com/a/dpxs/2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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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十七年」文學的創作特色

十七年文學的一些特徵及探源
隔水觀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這左右同時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揭開了又一個文壇大一統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傳統，如民主自由、個性化創作、獨立思考等則在政權的強力控制下逐漸進入沉潛期。五四傳統的沉潛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一個宣稱無產者的政權建立了，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支撐五四先驅們達到的探索深度，同時以工農為主體的社會「先進階級」也沒有能力消費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國家初定，既不能無視五四新文化的傳統，又不可能放棄對大眾精神領域的宣傳與佔領，於是左翼文學的觀念便藉助政權力量擴張而至全面貫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與創作手法。周揚給了它一個新名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與西歐、俄國19世紀的「舊」現實主義相區別，即文學要「從革命歷史發展上」來反映現實革命的遠景，並注重對民眾的教育。可見，現實主義的兩大任務，一是反映革命的現實，二是對大眾的影響教育。文學的現實功用被擺在藝術追求之上。丁玲說：「我也承認，今天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寫新人物的這些作品，還不是很成熟，作者對於他所喜歡的新人物，還沒有古典文學對於貴族生活描寫的細致入微，這里找不到巴爾扎克，也沒有托爾斯泰。」從某種程度上看，所謂「現實主義」是五四文學傳統沉潛的「非精英化」導致的必然結果。政權出於現實功利的性的考慮，排斥這種執著於高層次精神探索的活動，排斥精英化的啟蒙，雖然實際上精英式探索是更深一層意義的啟蒙與提高，但是已經說過，這個政權本身負擔不起這樣的高度與深度，它也不願意使大眾的目光過多地投注到內心、終極等精神領域，而希望能集中關注現實生活，關注政權自身，從而盡快實現政治統治、經濟建設等外在征服的目的。至於作品藝術水平的低劣，丁玲又說：「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的。因為一切都是新的，當文藝工作者更能熟悉與掌握這些新的內容與形式時，慢慢就會使人滿意起來。我希望讀者們不要強調這個缺點，因為強調只有增加你的成見，加深你對於新事物與新文藝的距離，讓我們不要留戀過去。」
然而實際卻並不能使人滿意，理論指導與實際執行發生了偏差。其一體現在對通俗文學的批判上。現實主義創作是「非精英化」的結果，亦即有「平民化」的要求與趨勢。而根據當時的階級劃分，小市民階級被定為類似於「亞小資產階級」，是一個落後的，需要工農改造的階級。對通俗文學的批判也主要基於它所服務的讀者層是小市民階級。但是，與歐洲相比，中國由於工商業與都市的欠發達，「小市民」作為一個階級，從未強大到有左右政局的力量，而掌握了文化的工農極其容易與小市民在審美趣味取向上達成一致。因否定城市而否定小市民，到否定通俗文學，再到否定平民化，這是政權力量控制下文學方針與實際情況的悖論。導致的結果是使得一批藝術水平不高，吸引不了知識青年的作品，在面對工農兵時又顯得曲高和寡，完全淪於說教。這一點雖然在實踐中又逐漸被修復，一批在藝術形式和結構上借鑒通俗文學的作品，如《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等的出現所代表的開創意義，卻也使得對通俗文學的批判變得模糊與不合理。
其二體現在作家隊伍上。可以說，新文學發展到四十年代，內心化傷感化的傾向十分明顯，甚至一部分走進了象牙塔。纖柔，穠麗，哀婉的美學風格容易使人產生厭煩情緒，解放區文藝此時帶著泥土的香氣出現了，使得那一批作家得到了解脫，他們為這種剛健、質朴、有點粗野的風格所吸引。同時政權對文藝的重視，使「以文致仕」的古老傳統在解放區推行下去，文人與政治的「和諧相處」在這里得到實現。於是大批作家投入到解放區文藝的陣營來，從天上的玄思轉到人間的生活，從內心的獨語轉到土地上的歌唱。這可以從另一個視角觀察現實主義的美學意義。然而政治的束縛一旦過緊，現實主義在美學上的吸引力減退，這批作家的創作也就失去了光澤，或退出主流，或藝術水準大打折扣。
總之，現實主義在這些因素影響下，生命力大大減弱，非但不能保持原意旨，甚至走向了現實的對立面——對現實的粉飾、誇張、歪曲，而確實需要新鮮血液的注入。
二 革命浪漫主義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是個類似於「儒道互補」的命題。浪漫主義更加靠近了文學的藝術性追求，更偏重於內心的東西。然而它的妙處就恰恰在於，它同時又是「革命」的，這就意味著這種內心感覺是開放性的，而非封閉的。這極其適應了當時政治宣傳與太平粉飾的需要，它不要過多的思考，而只是「光明」基礎上的升華，就好比一團蘑菇雲，所需的原料並不多，卻產生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外顯的，絕不引向深層思考，然而又時在內心前面扣了一下門，這一扣便彌足珍貴，補充了現實主義所缺乏的豐富內涵。「我們的時代充滿了浪漫精神，我們的創作也需要美妙無邊的幻想。」兩者的結合實現了藝術的更上層樓，作者與讀者產生巨大的激情共鳴。原本缺乏激情的現實主義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顯現，是死板的政治說教，但在浪漫主義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現實主義充盈起來，不再笨拙蹣跚。好像因了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實感人而光彩重生。丑小鴨變成了白天鵝！同時，不論是美好信仰還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在作品中看來是從未失去乃至毀滅的，英雄總是能夠憑借著崇高的信仰戰勝敵人，這使得整個十七年文學基調是喜劇式的，即使激情的宣洩也是喜劇式的。這些作品只提供給讀者一些精神支持與情感寄託，而缺乏真正反思的力度與悲劇的最終凈化心靈的效果——但這對於它來說是大不必要的，這不是它的目的。由此衍生出十七年文學的美學風格：奔放雄偉剛健熱烈。可以看出，這是基於對現實的絕對自信而生成的，也更成功地為不斷的政治運動提供激情庫存。
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過程中，可以看出文學在「情節化」與「宗教化」上的深層次結合。情節是反映現實的，在世俗意義上宣傳政策吸引讀者；「宗教化」則有終極旨歸性質，情節是它的依託，它又使情節本身成為先驗的，不可質疑的存在。情節在宗教的籠罩下不可以被思考，只有「信」與「不信」兩種選擇。相應地，讀者付出的也是類似宗教體驗的庄嚴與激動。這個結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抒情詩，那些對現實的描述和謳歌，讀起來多麼感人，讀者與作者兩方面都表現出皈依來，一同進入理想的聖地。
盡管如此，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在一個限定如此之嚴的文學環境中，「兩結合」並非萬全之策。那些喜劇式的激情最終變成一種虛妄，沒有深厚動力支持的狂喜只能造成愚昧濫情虛偽，漸漸地這種喜悅也不能再吸引人了。也許是耗費太多了吧，它給民族心理帶來的疲乏和理性的匱乏都不是短時期內可以恢復的。情節的「宗教化」產生了迷信的惡果，極端缺乏思考同時又極端敏感導致對藝術虛構與生活真實的不加區分。因為按照它的邏輯，情節的真實性是不可以懷疑的，加之其上的宗教情感也必然是作者自己的真實想法，由是觀之，便不難理解五十年代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後來一部《海瑞罷官》引起的文革巨浪。「兩結合」的出現，反映了文學當時夾縫中的兩難處境：既要迎合政治，又得保持自身的相對獨立。這是文學扭曲與變形的一種表現，一旦有了輕松的環境，沉潛的五四傳統便
會露出頭來找到接續者。
三 斷裂與重生

新文學的兩大主題：對未來中國現代性的思考與對古老中國「家園」印象式的依賴，或由於階級斗爭的觀念，或由於美學風格的差異，都在十七年文學的主流中發生了斷裂，極少有人對生存本身做超出馬列范圍的反思，或者對遙遠的故鄉唱一曲異鄉漂泊的惆悵歌謠。
這有現實的原因，社會在大規模建設時期，建設取代了思考與懷念。更深一層則是因為對於「現代性」這個命題，政權和工農都不熟悉，在他們的概念中，這是與城市，資本，金錢，誘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裡面充斥著不可把握的罪惡，於是，既然無法把握它，那就乾脆消滅它好了。同時，解放後出現的統一局面，消磨了對「家」的遠距離的觀照，更沒有戰爭年代顛沛流離的家國命運之感。所以，從這些意義上說，新文學的兩大主題是被時代斷裂，被政治斷裂的。兩者的重建又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對過去與未來的思索是一個民族必然要進行的活動，然而由於斷裂的原因不同，重建的時間也不同。
關於現代性的思考直到後朦朧詩運動時才真正出現。也就是說，只有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經濟實力與文化程度達到某個高度時，現代性的問題才有機會被探討，「城市」的概念也開始復甦。當然，由於經濟文化的差異，中國的現代性思考遠遠達不到西方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深度，加之十七年文學與十年文革的排斥，這種思考更顯得稚拙。因此便不難理解十七年文學中工業題材與城市題材的淺薄與缺乏生命力，正是由於現代觀念的缺乏所致，而同時，這種觀念卻又是在政治操縱下人為祓除的。
相比較而言，「家園」印象的斷裂更是一種美學風格的斷裂，因為它與剛健熱烈的「時代精神」相悖而遭到了摒棄，例如周立波的《山那邊人家》即因此成為爭議之作。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家」的概念則被延續下來，從而與五四文學一脈相承，表現為十七年文學中的兩大題材：革命歷史小說與農村小說。
革命歷史小說是將政權統治合法化的產物，除去政權自身的需要外，還表現了政權甫立，民眾包括作者在內的對於前途未知的茫然以及由此產生的對「黨」的依賴。因此，「黨」就必須被重新塑造，成為一個歷史必然，具有千秋萬代不可變更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因而，這種證明自己「從何處來」的過程便類似與一個「尋根」的過程，而對這個被塑造出來的歷史的堅信依賴也就具有了對「家園」的感情色彩。例如《紅岩》中時時刻刻灌輸給讀者的「黨」與「光明」的必然聯系。這一點對於佔主流的解放區作家來說，意義更加深刻。是革命歷史年代賦予他們智慧，光榮，激情以及創作的源泉，解放後的回憶便是一個在「遙想當年」的家園回望中尋找自我肯定的過程。許多作家，例如郭小川，孫犁，都有對戰爭年代的懷念，從而產生一種心靈的慰藉。
農村小說則更是發於一種對土地的眷戀與熟悉，這是五四文學「鄉土性」的直接延續。這里不同的是，沒有作家的思考，甚至無關技巧，而主要是對「家」（或者「根」）的直接描述。一切都是深深了解，毋庸置疑的，這就是在拉家常，所有的語言，修辭，邏輯，情感駕輕就熟。魯迅當年沉痛地提到的隔在他與故鄉之間的「厚障壁」在這里被對「家」的強烈情感輕而易舉地消除掉，肯定代替了批判，和諧代替了沖突。但是應該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農村小說在政治宣傳上的優點被強化到了極端的地步，成為跟在政治後面亦步亦趨的工具。「怎樣描寫農村題材，反映農村中的問題，是作家們的重大責任。由於農村發生了問題，也引起了創作上的新問題。1960，1961年，公社問題明確起來，寫得多了。到今年又寫得少了，情況還不大摸得准。」由是觀之，這種對五四傳統的重生由於現實的限制，只是在極其膚淺層面上的一種繼續。這里放棄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權力，使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思考，恰是文明發展所不可或缺的。

❺ 對十七年戰爭時期小說的認識

十七年文學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1966年）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歷程。如果要「斷代」的話應該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第一階段應該就是「十七年文學」；第二階段應該是「文革文學」（如果當時還有文學的話）；第三階段是「傷痕文學」；第四階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認為這十年的歷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佔有相當的地位的，不應該簡單的把它界定為「高度相似性」的文學時期。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當然，我也不否認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現代文學的作品是最豐富和最具藝術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藝術大家，例如魯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達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暴風驟雨〉等還涌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但我覺得「十七年文學」比「傷痕文學」要從容、平靜、豐富，比「今天文學」要高尚、積極（「今天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床上文學」、「賺錢文學」、「沒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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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小說之我見
——淺談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歷史長河中，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程中，只能算是極短的一瞬間；當它被賦予特指的含義、承擔了特殊的歷史內容的時候，卻再也無法忽略它在文學史上的漫長——即使已經沉澱了半個多世紀，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七年。那時的文學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就是政治性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徵。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徵，唯獨感受不到寫作主體的存在。極端外向的文學是不允許創作者以及被創作者保留個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一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范。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便突出地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
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一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里被過分甚至無限制的誇大，集中表現為一個無數風靡一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復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一創作判斷標准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關心、共同感興趣的焦點。此外，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用來平衡隨戰爭時代消逝反而逐漸積累的焦慮感——因對歷史英雄豐功偉績的反復景仰與重構中產生的"生不逢時"的焦慮感——的和平英雄：階級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產英雄等等。
這里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里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在中國這種心理顯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態已經成為國名性格的一部分（在價值觀念混亂的今天，這種心理現象似乎有增無減）。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一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淀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兩人都是戰爭英雄，但一個是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另一個是智謀過人且沉著的參謀，而後者的英雄的人性卻被政治過濾得過於純凈致使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廢除了與階級性無多大關系的個人情感內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里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採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毫的退縮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從"黑白分明"開始的，所以當獲知林彪是新中國的美男子之一的時候，那種驚訝是很多學生體驗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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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學
更重要的一點是：英雄不死，他們無論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種帶有光環的無形神聖力量賜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無條件地奉獻給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實質上具有了某種儀式的效果：象徵著一種信仰的永存不滅。至此也就表明，中國的英雄在成其為英雄的同時，也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真實存在。同時，在這種創作觀念的指導下，文學的永恆主題、為人最重要的構成內容之一——愛情，在十七年小說中幾成絕響。愛情具有精神與肉體對立統一的復雜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區分得清？這個錯誤百出的歷史階段對愛情的拒絕非常徹底，甚至還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戀愛的普羅文學。《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維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進步；《革命夫妻》中閻新生病態地排斥夫妻間正常的情感，將"兒女情長"視為洪水猛獸；《紅岩》中江姐和老彭的愛情充滿了革命內容，而沒有任何一絲男女間的情與欲；......愛情在英雄身上無一例外的"缺場"，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實性的一種危機，在後代思想相對解禁的讀者看來，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載體符號。
十七年的小說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或者說被開了一個充滿惡意的玩笑："人"在作為"人"的文學里被"人"自身給活活地扼殺了。時代要求大合唱，小說乃至文學就只能是一個被規定了音質、音高、音域的聲部而已；時代是個大系統，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個典型的標識部分，引領人民義無反顧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為一顆齒輪與螺絲釘——在革命與建設這一巨大機器上。然雖人性在接踵而來的眾多政治運動中越來越沉默，但也不說明就完全沒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嘗試。但那個畸形的年代是絕對不允許異樣聲音的存在的，無論多麼隱諱，無論多麼微乎其微。無情的批判和詰問帶來的滅頂之災不僅覆蓋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自由空間，也深深的禁錮了今天所謂現代人的腳步。後輩想起"十七年"的嚴厲至今心有餘悸，在被重整重寫的歷史面前裹足不前。當那些創作成果隨沉重的歷史流逝變得"不可承受之輕"時，它們給我們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與榜樣的力量打著的歷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後來的人們：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學本身

回過頭來，我們再從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認，「十七年文學」有人物形象單薄、敘述語言單調、敘事策略呆滯、價值判斷武斷的缺陷；其間不具有發現永世不朽的經典之作，和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馬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之流的文學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雜的文本中卻蘊含著文學史寫作的有益史料。這是筆者在對十七年文學進行研究時得到的第一個認識。下面以綠原的詩歌為例進行分析，綠原的組詩《北京的時間》，發表於《人民文學》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著中南海的紅牆走》，詩人抓住走在紅牆外的瞬息感覺，寫成了這首抒情詩。「我」走在紅牆的外面，盡量走得慢一些，輕一些，一方面是傾聽紅牆里那顆偉大心臟的跳動，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擾紅牆里的一切，因為紅牆內，「一顆偉大的心臟在那裡 為億萬個生命跳動著」。詩人通過對自己熾熱情感的鋪展，表達了對偉人的崇敬之情。另外兩首則抒發了詩人對新生活由衷贊美和對美好未來無限嚮往的赤子情懷。這組詩沒有公式概念，沒有豪言壯語，在充滿了濃郁抒情色彩的語言中流淌著詩人新中國成立後的激昂情感，不失為比較優秀的政治抒情詩。然而，這組詩的意義不在於它的藝術上的造詣，而在於它所蘊藏的文學史的內涵：一個對偉人如此崇拜對新生活如此熱愛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詩人在此後不久的日子卻被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文化體製冷落和冰凍了。一位研究過綠原的專家告訴筆者，綠原的這組詩沒有收入他後來的自選詩集。這一詩作的流失，更隱含著一個文本的曲折命運和一個詩人的復雜心理。十七年中，具有這種命運的不只綠原和他的《北京的時間》，胡風和他的《時間開始了》也是類似的範例。試想，對於一個飽受了戰亂和飢荒之苦的民族，一縷和平和安寧的曙光的來臨，誰不充滿了喜悅和希望呢？可是，這些飽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太陽真正升起的時候，卻遭遇了他們始料不及的命運。這種知識分子的命運在文學史的寫作中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

其次，在十七年文學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雖然出身不盡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參差不齊，但大都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經歷過解放戰爭，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經歷過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城市工業化建設和農村集體化運動，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體驗曾經深深地打動過他們的心靈，成為他們永志難忘的記憶。正是這些記憶激揚他們的寫作情懷，他們的人生體驗也便成為具有真情實感的敘事。所謂敘事，無非是充滿激情記憶的鋪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說憑著這種記憶時而對主流意識形態順應，時而與主流意識形態對抗，既充斥著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構出飽含生活質感的敘事話語。短篇小說《董林和小卡》對土地改革時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態就有難能可貴的獨特描述，堪稱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發表於《湖北文藝》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號），敘述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河南舞陽某村的一對鄰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畝地，四個兒子，其中兩個兒子已經結婚，人手本來就多，還雇了一個幫工，鬧得挺興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個女兒，女兒嫁給了董林的二兒子，日子算是撐著過。舞陽開始土地改革運動，小卡是村農會委員；董林擔心自己是富農，於是開始提防小卡，小卡對董林的疏遠也有些頭疼。村裡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傭人到董林那裡去煽風點火：共產黨什麼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當作富農。董林嚇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兒子看見，早就沒命了。地主的造謠更加厲害，村裡的幾個中農都慌了神。地主又給董林出主意，要董林賣掉耕牛，讓麥地荒著。董林於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勞動。土地法頒布後，董林只劃一個富裕中農；他喜出望外，不僅開始下地勞動，還和小卡重歸於好。小說不長，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卻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時期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人們微妙的心理狀態。作者董伯超是一個不出名的業余作者

❻ 十七年文學中關於小說怎麼寫的討論，有哪幾個主要觀點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 。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期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
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突出點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一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里被過分甚至無限制地誇大，集中表現為一個無數風靡一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復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一創作判斷標准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關心、共同感興趣的焦點。如：和平英雄：階級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產英雄，等等。
談到英雄在這里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里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中國卻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一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淀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是個不折不扣的戰爭英雄，卻是一個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而中國《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里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採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

❼ 十七年文學特點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斗爭 。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斗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 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便突出地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一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里被過分甚至無限制的誇大，集中表現為一個無數風靡一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復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一創作判斷標准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關心、共同感興趣的焦點。如：和平英雄：階級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產英雄等等。 談到英雄在這里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里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中國卻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一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淀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是個不折不扣的戰爭英雄，卻是一個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而中國《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里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採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毫的退縮之意。 「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更表現為城市文學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國文壇，原「解放區」作家佔有著主導地位，他們這些人熟悉的是農村生活，在他們思想深處文藝為人民服務被理解成為農民服務，他們多年來追求的文藝大眾化，更確切地說是文藝的農民化。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筆往往滯留在農村生活這一素材域中，而對他們身處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生活的隱匿，除了眾多作家本身就是鄉土作家以外還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認為是「罪惡的淵土」，及資產階級道德和社會腐敗產生的場所，再者都市文學本身就具有消費、娛樂的腐蝕性特徵在那個年代被認為是必須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間」也被簡約為「工廠」這一斗爭資本家的場所，且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發方式、道德體系、價值取向、文學想像方式等完全束縛在鄉村文化范疇，反映的是作家們的鄉村情結。城市的隱匿，使得「十七年文學」文本中所表達的現代化訴求缺少精神、物質基礎的構建，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學」似乎成了紅色中國、鄉土中國的書寫。城市的隱匿，對「十七年」城市題材文學作品藝術內容的改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表現在「十七年文學」日漸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禮俗的審美意義，而禮俗作為一種文化復合體，正體現出城鄉生活的差異性。城市生活有著較鄉村生活遠為復雜的人際關系、生活形式，對它們的應對是城裡人對自己心智的考驗，世故的城裡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應對中體會著生活的愜意。日常生活好似波瀾不驚的小溪，緩緩覆蓋人的生命，小市民們的世故、圓滑保護了他們，養成了他們生命力的內斂。在日常禮俗場景中，廣大市民人性的內容徐徐展現，其背後的文化結構呈現了出來。雖然這種文化結構多是固態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對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對它的呈現的基礎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對於北京的文化批判為思考起點的」，雖然他的作品因多顧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發的生機，這正是老舍的小說需發展的地方，而這發展並不能簡單化為剝離日常生活。 1949年以後，文學的意義秩序被規定在政治意識形態范疇內，它被要求能闡釋新中國「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場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絕，就連老舍，他最終還是中途放棄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說《正紅旗下》的寫作。「十七年文學」語境將對日常生活的疏離推到了極端，連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賴的最基本的關系——愛情和親情都遭到排斥。愛情和親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學創作的母題，但在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中國作家們創作的禁區。

❽ 論述十七年小說創作的基本成就

十七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成就突出，其社會影響非常廣泛，讀者數量非常龐大。許多時候長篇不僅僅被當作文學著作，而且被但作政治教科書和生活教科書。十七年的許多長篇曾經哺育過整整一代人的心靈。50、60年代的小說，以革命現實主義為主潮，其曲折發展的過程，顯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學軌跡，為以後總結小說乃至整個文學創作的規律，提供了經驗教訓，50.60年代小說在歷史和現實兩類題材方面，有一些收獲。

(8)十七年文學短篇小說的人性敘述擴展閱讀

十七年小說的特點

1、十七年小說以描寫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英勇艱苦鬥爭過程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為主。

2、十七年小說具有「史詩」創作情結。

3、具有英雄崇拜心理的特徵，重於講述革命歷史過程中塑造英雄形象，喜歡表現革命英雄主義和創作英雄典型，突出英雄人物的不可戰勝的「超意志力」。

4、十七年小說多採用章回體，延續傳奇小說的敘事形式和內部構造。

5、十七年小說還具有肯定歌頌現實的特徵，多以農民、革命兵為主體，在黨的領導下參加斗爭爭取個人的提升，人生得到升華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