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當代「百花文學」的主要傾向和意義。
百花文學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 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 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乎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學》，刊出了劉賓雁的特寫(註：在當代中國，「特寫」與 「報告文學」一般是可以互換的體裁概念。但在這個時期，劉賓雁、耿簡等的寫作，並 不是那種要求寫「真人真事」的特寫，而是可以概括、虛構的「研究性」特寫。這種體 裁，後來沒有得到發展。)《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 「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 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 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 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 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 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 》、《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人民文學》和各地的一些文學刊 物，紛紛發表在思想、藝術上的探索性作品，它們或者在取材、主題上具有「新意」， 或者提供了新的視點和表達方式。比較重要的有：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 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 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 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 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 》(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 的《同甘共苦》)、雜文等。 上述作品的絕大部分，都是短篇創作。這是因為，提倡「百花」的這一文學時期， 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其間還有過情況不明而令人疑懼的曲折)。從時間、也從作家精 神展開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將這種調整，融注進規模較大的作品中。另一個特點是，寫 作這些作品的，固然有豐村、秦兆陽等「老資格」作家，而主要的還是在四五十年代之 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與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實味、艾青等)想 憑藉已確立的聲望、影響來重建他們批評生活的權利不同，青年作家擁有的，更多是理 想主義的朝氣。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 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 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 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 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 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 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 。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 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 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 、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在橋梁工地上》的作者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他的語言並不是那樣富於變化和 色彩，形象和情緒的細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長。但他善於思考，包含著激情的思 考和議論，是推動故事的主要動力。《在橋梁工地上》寫到的事情，發生於1955年冬天 到1956年秋天。它以記者采訪的方式，寫黃河橋梁工地上，老幹部、橋梁隊隊長羅立正 ，與他屬下的青年工程師曾剛的沖突。作品賦予羅立正的，是保守、維持現狀的思想性 格特徵。他的工作態度和生活目標，是不遺餘力地「領會領導意圖」，以保護自己的地 位和利益。這便與不墨守成規、要求變革的曾剛發生矛盾。這一性質的沖突，到了《本 報內部消息》，以更為尖銳、「採取了露骨的公開挑戰的態度」(註：李希凡《所謂「干 預生活」、「寫真實」的實質是什麼?》，《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展開。這些作 品涉及了個人與群體、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時暗示了這個新生的社會存在「本質化」 、「教條化」的趨向。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的是關於20世紀現代中國社 會的「疏離者」的故事。抱著單純而真誠信仰的「外來者」林震，來到新的環境，卻不 能順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說的主題、情節模式，與丁玲在延安寫的《在醫院中 》頗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醫生陸萍來到根據地醫院，她無法處理想像與事實之間的 巨大裂痕，她與周圍的人發生摩擦，也有一個異性的知音給予支持，但他們又顯得那樣 勢單力薄。當然，比起林震來，陸萍已見過世面，林震對生活的純凈的幻覺，在她那裡 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動更富挑戰性，也更有心計。《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及其他的「干預生活」的創作，以富於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識者的敘述人身份，來描述他 們所觀察到的社會「危機」；在一些作品中，並表達了對於前景不能確定的憂慮，和他 們的「英雄」孤立無援的「悲劇」。 細致綿密、也略為感傷的短篇《紅豆》(宗璞)，是另一類型創作中影響較大的作品 。也是一個有關革命與愛情的沖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學學生江玫和齊虹的愛情，被放置 在40年代未動盪的社會背景上。個人的生活道路與「歷史」的抉擇，被看成是「同構」 的；制約著感情命運的主要因素，是對待現實政治的不同立場和態度。因此，主人公在 群眾運動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對自己脆弱、迷誤的感情經歷的反省。但小說又 包含著更復雜的成份。存在著敘事的內部矛盾。故事是在回憶上展開的，敘述者在相當 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為「黨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敘述的「反省」並不徹底 。在細致而動情地涉及當事人的愛情經歷時，便會或多或少地離開了「批判」的立場， 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種感情糾葛。因而，投身革命與個人感情生活，在小說中並沒有被處 理成完全一致。這種敘述上的分裂，當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經想……刻劃 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江玫經過種種復雜的內心斗爭，在黨的教育下終於使個人利益服 從於革命利益」，「然而，事實上作者並未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來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 分子的心理狀態。一當進入具體的藝術描寫，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資產階級那種哀怨 的、狹窄的訴不盡的個人主義感傷支配了」，「作者沒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沒有「看 到過去江玫的愛情」「是毫不值得留戀和惋惜的」(註：姚文元《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 和創作傾向》，《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創作，在1957年夏天之後受到批判，它們的出現，被批評家描述為「一股創 作上的逆流」(註：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國青 年報》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後，在變化了的政治和文學的環境中，這些「毒草 」轉而成了「重放的鮮花」(註：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將這批作品(主要是小說、特 寫)匯集成冊，書名為《重放的鮮花》。將它們重評為「鮮花」，編者在《前言》中有這 樣的說明：「我們從《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組織新來的青年人》、 《改選》等這些『干預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裡麵塑造的羅立正、陳立楝、劉世吾等 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者，今天還在玷污我們黨的榮譽，腐蝕我們黨的肌體，妨礙我們奔 向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我們必須與之作積極的斗爭。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作品裡的曾剛、 黃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奮起斗爭的力量。《小巷深處》、《在懸 崖上》和《紅豆》等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作者是通過寫這些所謂『家務事，兒女情』、 『悲歡離合』的生活故事，……歌頌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頌新社會；鞭撻自私自利的丑 惡靈魂，批判舊世界。」可以看出，對這些作品的評定，雖說會有「毒草」與「鮮花」 的相反結論，但批評者理論依據和視角，卻相當一致。)，獲得了截然相反的評價。而它 們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難而復出的「文化英雄」。
Ⅱ 簡述百花文學的特徵
百花文學，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似於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為後世文學啟蒙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Ⅲ 百花時代重要理論文章，和小說（中國當代文學史）謝謝！
雙百方針後，暴露社會黑暗的，寫愛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現了一大批。在文藝理論上質疑建國以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文藝為人學的理論。
1：「極左」方的反映。《人民日報》（57年1月17號）發表陳其通等人《我們對目前文藝的幾點意見》提出現在工農兵方向遭到輕視，重大題材少了，家務事、兒女情等小資產階級情調大量出現。因此，雙百方針提出後，鮮花並不多，這是一種倒退，是對毛澤東文藝「二為方針」方向的挑戰，並且提出「我們有責任捍衛二為方針」。
毛澤東針對這篇文章發表了《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批評了其中的錯誤，認為該文在阻止雙百方針的實施，是反馬克思主義。
2：「右翼」知識分子的反映。這一時期大批被埋沒的作家重登文壇，如九葉詩人、汪靜之、沈從文等都有文章發表。同時，一些作家也對當時的文壇現狀進行了批評。如1957年5月文藝界召開座談會，羅大綱、朱光潛、袁可嘉等舊知識分子出席，批評前幾年文學過於注重蘇聯經驗，而忽視了西方文學傳統，從而導致了文學的貧弱。汪曾祺發表文章認為文藝界評論問題用政治眼光是不對的。在理論上吳祖光批評了黨領導文藝的錯誤，認為正是黨的領導造成了文藝的不自由。
這些抱怨的話表明了知識分子真誠的向共產黨敞開了自己的心靈。
3：正統理論家們的反映。（1）：正統派：周揚、邵荃麟、臧克家承認雙百方針沒有帶來真正的文藝繁榮，但在分析原因時，卻把錯誤歸到作家身上。如臧克家點名批判艾青、田間、馮至、何其芳等作家，認為他們的創作沒有跟上時代。周揚則把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和理論研究上的庸俗社會化等問題加到作家們頭上，認為這些問題是作家們的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而導致的。
正統派本身就是站在庸俗社會學的立場上批判作家，並且不是很講理的。
（2）：異端派：姚雪垠《打開天窗說亮話》一文提出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錯誤不在作家，而在教條主義。秦兆陽的題為《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影響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的總原則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這既有蘇聯文學界對這一創作方法修正的國際背景，也反映了中國文學界對5 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所體現的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的質疑和反思。侯敏澤反思教條主義是左翼文學發展的必然，它與權威領導結合起來共同造成了今天文藝的貧弱。成蔭認為教條主義在剛剛出發時就走上了歧路，理論文章用教條主義態度批教條主義，理論文章沒有理論，只是對既定觀念進行闡釋，這種理論研究和批判毫無意義。
這些文章批判得很徹底，是當代文學前三十年文學中光輝的一頁。
百花時代的文學
文學創作結束了所有作家都為新生活唱贊歌的局面。現實陰暗面和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和矛盾為一些作家關注。
1：小說：A：出現了干預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李國文《改選》表現了政治生活的不合理。B：描寫愛情的作品，如宗璞《紅豆》探索了人的復雜情感與政治立場的關系。
2：詩歌：公木《據說，開會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開會》揭露了官僚主義作風。公劉發表了描寫社會生活中不合理現象的詩集《禽獸篇》。邵燕祥的敘事詩《賈桂香》反映了封建意識對新時代青年的迫害。此外還有流沙河的《草木篇》。
3：戲劇：楊履方《布穀鳥叫了》，海默《洞簫橫吹》，岳野《同甘共苦》
4：報告文學：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
5：文學批判：巴人《論詩人》，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
1957年反右斗爭時，上述作品多被否定和批判為毒草，作家們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Ⅳ 為什麼說"百花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小陽春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篇《」百花文學「淺論》
Ⅳ 什麼叫 百花文學。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內營」中，是帶有普容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似於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為後世文學啟蒙起到了促進作用。
Ⅵ 清代短篇小說創作有著怎樣的特點
短篇小說方面，從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顯的變化。晚明異常活躍的白話短篇小說到清初就開始衰退，同時文言短篇小說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視。白話與文言短篇小說之間不只是語體上的差異，白話小說那種鮮活的氣氛與文言小說的雅緻筆調，在對讀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區別的，後者較為「隔」，也較為平靜。但文言小說對前一時期的白話小說不是沒有繼承關系，以最著名的《聊齋志異》來看，作者所描繪的許多主動追求愛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於作者賦予她們以狐仙花精之類非人世的身份，這些形象因而與尖銳的現實矛盾構成一定距離，成為詩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齋志異》中凡是具有現實社會身份的女性，大抵賢惠溫良而合於傳統道德。以上兩種特點，正是晚明文學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續的表現。到了清中期，以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為代表，反對《聊齋志異》中的虛構情節與細致的描繪，而以平實的筆記體為中國小說的正宗，這又更向古雅的傳統靠近了一步。
Ⅶ 《短篇小說六十篇》作者運用了什麼創作手法
《短篇小說六十篇》是義大利作家布扎蒂發表於1958年的短篇小說集。
這是迪諾·布扎蒂一生寫的大量短篇小說的精粹，用超現實主義手法寫成，風格近似卡夫卡。
Ⅷ 50-60年代小說創作特點
50年代的小說創作，從體裁上來說，最興盛的是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相對而言發展得比較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剛剛過去的現代文學時期，中篇小說這一文體形式還沒有完全從短篇小說中獨立出來，文體特徵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開掘，作家們在短篇和長篇之間，很難把握中篇這一文體的特徵和創作技術。在這方面，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顯然要遠勝於中篇小說，現代文學作家們在這兩種文體上所積累的創作經驗更多，對它們的文體特徵認識也更深刻。其次，還因為時代對於文體的需要和作家們對於時代的趨附。一般而言，長篇小說以表現內容豐富，社會生活面寬闊而見長，作家們通過這一文體的創作，可以追求一種史詩的境界，實現「載道」的理想。對於以欣喜的心情走進「新中國」的廣大作家們來說，他們正普遍期望通過創作的方式表達對於新政權的熱愛和尊敬。同時，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也需要史詩性的文學作品，總結自己的輝煌，歌頌自己的英雄，在社會大眾中建立一種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短篇小說則具有短平快的特點，50年代發展迅速的社會現實變革，迫切需要文學為之搖旗吶喊，迅速地反映和歌頌現實生活，同時，這時期大量的文學刊物創刊，它們都對能迅速服務於時代的短篇小說文體進行了特別的「照顧」。在這種情況下，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得到迅猛的發展，是很自然的結果。 具體到短篇小說的創作上，本時期的繁榮除了表現在作品數量的龐大和創作作家的眾多，更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出現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作家和作家群體。本時期，一些在現代文學階段即有所成就的作家在創作上有新的發展，形成了比較大的影響。在他們周圍，往往聚集著一個藝術追求和創作風格基本相似的作家群體。雖然還不能說這些群體已經構成了完全的流派創作，但互有差異的創作群落還是顯示了小說創作的熱鬧。其中，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孫犁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等，是突出的代表。在群體之外，路翎、茹志鵑、李准、王汶石、蕭也牧等作家，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6年「百花文學」中涌現出了王蒙、陸文夫、宗璞、鄧友梅等年輕作家。雖然由於政治上的限制，他們在本時期的創作時間不長，創作量也不大，但他們敢於突破禁區、敢於直面現實的精神，還是成為50年代的單一歌頌之風中的異彩。 其二，出現了一些在小說藝術上有一定獨特追求和創作特點的作品。孫犁、路翎、李准等作家對短篇小說藝術進行了探索，創作出了一些藝術上較為精緻的作品。如孫犁的《山地回憶》，路翎的《初雪》和《窪地上的「戰役」》，茹志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蓋滿爹》，趙樹理的《登記》，都是在當時的文學規范內努力表現了某種程度的藝術個性的作品。此外，王蒙、陸文夫、宗璞等年輕作家創作的《組織部來了個青年人》、《小巷深處》、《紅豆》等作品，也表現出新的藝術活力。在50年代，創作界和理論界對短篇小說藝術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1]，最為集中的是1957年《文藝報》舉行的短篇小說藝術問題討論專欄。在上面，老作家茅盾發表了《雜談短篇小說》等系列文章，端木蕻良、蹇先艾等老短篇小說作家，孫犁、馬烽、峻青等正處盛年的作家，都發表了有關短篇小說的創作談。俞林、魏金枝、侯金鏡、邵荃麟、巴人等文藝理論家都撰寫了有關理論和批評文章，參入到討論中。不久，茅盾還出版了《夜讀偶記》《一九六0年短篇小說漫評》《談短篇小說創作》等著名的短篇小說批評和理論著作。 作家和理論家們表述的觀點雖然各有歧異，價值也有高下之分，但總體而言，他們都對短篇小說的藝術表現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對這一文體創作的具體技術問題作了細致的研究。尤其是茅盾等老作家對短篇小說藝術的強調，更涉及到了短篇小說的深層美學問題，對於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小說創作過分的通俗化和故事化傾向，進行了一定的糾偏和補充。此外，茅盾、何其芳等對茹志鵑《百合花》等受到時代政治非難的短篇小說作品進行的肯定和支持，既維護和推動了作家的創作，又促進了短篇小說藝術形式上的開拓。比較短篇小說，這時期中篇小說創作要大為遜色。只有孫犁、杜鵬程等作家在這一領域創作較多。比較著名的中篇小說作品有，陳登科反映「解放戰爭」時期生活的《活人塘》，孫犁反映農村道德生活變異的《鐵木前傳》，王汶石反映現實農村變革的《黑鳳》，陸柱國反映「抗美援朝」中志願軍生活的《風雪東線》，以及杜鵬程反映工業生活的《在和平的日子裡》等。其中孫犁的《鐵木前傳》可代表這時期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總體而言，這時期文學界中篇小說的文體意識上還不強，作家和理論界對於中篇小說藝術技巧、文體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夠充分。這些都影響了中篇小說藝術上的發展，也限制了本時期中篇小說創作的藝術成就。
詳見wangzhe.blog.enorth.com.cn/article/192625.shtml -
Ⅸ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界針對短篇小說的特徵和創作問題有哪些討論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界針對短篇小說的特徵和創作問題的討論就持續不斷。茅盾、趙樹理、魏金枝、艾蕪、沙汀、蹇先艾、駱賓基、侯金鏡、周立波、孫犁、歐陽山、李准、杜鵬程等，都發表過有關這一論題的意見。
1957年《文藝報》組織的短篇小說筆談是討論中重要的一次。對於短篇小說這一體裁的特質，即對它的結構形態做出界定，是討論者最關心的問題。
茅盾認為應從典型意義的生活片斷、即截取「橫斷面」來看待短篇的特徵。侯金鏡則主要從人物性格著眼，認為短篇是剪裁和表現性格的橫斷面和與此相適應的生活橫斷面等等。
他們或從對生活現象的處理，或從作品中矛盾的性質和展開的程度，或從人物性格的構成等不同方面，來強調短篇小說的「以小見大」、「以部分暗示全體」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