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焚短篇小說選集

Ⅰ 有誰有艾蕪的<一吻>的文學賞析謝。

師陀，原名王長簡，筆名蘆焚。作家。河南杞縣人。曾參加反帝大同盟。後任上海蘇聯廣播電台編輯、上海文華電影製片公司特約編劇。建國後，歷任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後在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專門人事創作。著有短篇小說集《谷》，長篇小說《結婚》、《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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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簡介：
師陀(1910．3．10—1988．10．7)原名王長簡。1946年以前用筆名蘆焚。河南祝縣人。1921年高中畢業後赴北平謀生。九一八事變發生，即參加反帝大同盟，進行救亡宣傳工作。最初的小說《請願正篇》，發表於《北斗》。1932年與汪金丁等創辦文學雜志《尖銳》。他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谷》，1937年因藝術風格獨特而獲《大公報》文藝獎金。
1936年秋，從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戰爭爆發，遂長期蟄居於日軍佔領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蘇聯上海廣播電台文學編輯。《果園城記》的大部分寫於這個期間。他還寫有長篇小說《結婚》等。1946年後相繼任過上海戲劇學校教員、上海文華電影製片公司特約編輯，寫過電影劇本。
建國以後，他歷任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到河南、山東、東北各地訪問，寫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後一直是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60年代初期，曾專注於歷史小說和歷史劇的創作，發表了劇本《西門豹》、《伐竹記》和小說《西門豹的遭遇》等，頗得好評。

Ⅱ 師陀的主要作品

著作書目
《谷》（短篇小說集）1936，文生
《里門拾記》（短篇小說集）1937，文生
《黃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說集）1937，開明
《野鳥集》（短篇小說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開明
《無名氏》（短篇小說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開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無望村的館主》（中篇小說）1941，開明
《果園城記》（短篇小說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結婚》（長篇小說）1947，晨光
《馬蘭》（長篇小說）1948，文生
《大馬戲團》（劇本）根據安特烈夫《一個挨耳光的人》改編，1948，文生
《夜店》（劇本）與柯靈合著，根據蘇聯高爾基《底層》改編，1948，上海出版公司
《歷史無情》（長篇小說）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夢》（短篇小說集）1956，香港藝美圖書公司
《石匠》（短篇小說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亞行記》（散文）1960，上海文藝
《山川.歷史.人物》（散文、小說等合集）1979，上海文藝
《惡夢集》（短篇小說集）1983，香港文學研究社
《蘆焚散文選集》1981，江蘇人民
《蘆焚短篇小說選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寧夏人民

Ⅲ 簡述巴金的藝術風格

巴金的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和特色

巴金姓李，名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於四川成都。「巴金」是他1928年8月寫完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時啟用的筆名，這個筆名使用的次數最多、時期最長，因此廣為人們熟知。此外，他還用過蕭甘、佩竿、餘一、王文慧、歐陽鏡蓉等二十幾個筆名。
一、一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

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興。自巴金的高祖李介庵到四川，算到巴金這一輩，李家定居四川已有五代人了。巴金出生時，三世同堂的李家已是一個長幼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在這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高牆深院里。巴金作為第三代少爺，受到生活最初的教育。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發生了。隨著反帝愛國運動的發展，新思潮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傳播。巴金和他的哥哥、姐姐一道，貪婪地讀著各種新書新刊。由各種不同傾向匯聚而成的批判舊世界、改造舊世界的時代思潮，敲擊著他的心靈，打開了他的眼界，喚起了他的覺醒，使他的生命煥發出光彩。

1920年9月，在祖父死去半年之後，巴金得以和三哥一道進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這是他在新思潮鼓舞下邁出的第一步。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渴望著參加社會活動，投身社會革命。

巴金對於有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的問題的思考和關注，決心為改造社會的事業和理想而獻身的志向，為他以後走上文學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盡管他參與的刊物，加入的團體，寫的文章，都帶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但從斗爭矛頭和社會效果看，他實際上從事的是反對軍閥統治、反對封建傳統思想文化的斗爭。這些活動作為「五四」時期成都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是順應時代潮流、符合時代要求的。

為了尋找新的朋友，迎接新的生活，1923年5月，不滿十九歲的巴金和三哥堯林一道，告別了親人和家鄉，乘木船去重慶，從重慶轉赴上海。

在南京、上海求學和養病的三年半時間里，巴金結識和聯系了更多的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並在1925年初，開始同寓居美國的俄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通信。這一時期，巴金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論著《麵包略取》，還翻譯和編譯了其他一些闡述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並在《民鍾》、《民眾》、《學匯》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以宣傳無政府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文章。由於巴金未能投身到正在勃興的工農革命運動中去，也沒有得到科學的理論指導，他處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中，局限在無政府主義的書本上探索革命，因此，他對社會革命的真理的認識，對如何實現祖國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探求，都面臨著現實的考驗。

巴金最早的文學作品是1922年至1924年初在成都和南京寫的，今可見的有詩歌十六題三十首，散文一篇。這些作品絕大部分發表在當時有影響的刊物《文學旬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和《婦女雜志》的詩專欄上。

二、在盧梭的故鄉

1927年1月15日，二十二歲的巴金和朋友衛惠林一道，在黃浦江邊登上法國郵船公司的「昂熱」號郵船，自費去法國。

為了讓在國內的大哥和三哥了解自己在海上的時光是怎樣度過的，讓他們通過文字跟自己一道游歷，巴金在船上陸續記下沿途的見聞感受，到巴黎後又補記了未及寫完的部分，然後寄給了三哥。盡管這本題為《海行雜記》的集子是1932年10月經整理後才出版的，它卻是巴金寫的第一本散文集。

到巴黎後，從1927年3月起，巴金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讓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寂寞，自己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的消息傳到法國，使巴金極度苦悶。這段時間，巴金以鮮明的愛憎，寫了許多短文，發表在美國舊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月刊上。

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揚名顯親」、「興家立業」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選擇的道路，巴金找出舊稿，續寫了幾章，連同已寫的片斷整理重抄為二十二章的《滅亡》。小說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以後，立即引起了讀者和批評界的注意，成為轟動當年文壇的一部作品。從此，「一位完全不為人認識的作家」——巴金，以不同凡響的身手闖進了文壇。

《滅亡》不僅是巴金進入文壇的奠基之作，也為他以後的創作內容開了一個端緒。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青年的活動和思想性格，成為了巴金抗戰前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

三、「正式地寫小說」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祖國，定居上海。

1931年是巴金把全部精力貢獻在文學創作上，並得到豐饒收獲的第一個年頭。巴金從1931年起正式獻身文學創作，這是他生活道路和文學道路上的一個重大進展。

1931年到1937年初，巴金寫成中長篇小說十部，出版短篇小說集十部，散文集六個，以豐碩的創作成果成為當時最令人矚目的優秀青年作家之一。巴金這一階段的創作，不僅保持著初期的熱情和戰斗鋒芒，在題材的廣度和內容的深度上，又都有明顯的開拓。他繼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頌揚知識青年對現實的反抗和為理想獻身的精神；他的眼光，逐漸伸向下層社會，廣泛描寫工人、農民的苦難生活和反抗斗爭；更把筆指向封建勢力，深入揭露和鞭撻封建禮教、封建制度的罪惡。同時，還以熾熱的愛國主義感情，不斷抨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33年12月，巴金住在燕京大學蔚秀園內沈從文的家裡，完成了中篇小說《電》。總題為《愛情的三部曲》的《霧》、《雨》、《電》是巴金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自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最為喜愛的一部作品。小說以愛情糾葛為引線，著重表現一群革命青年在反抗現實的斗爭活動中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風貌，頌揚改變現社會的堅定信仰和為理想不惜獻身的英雄主義。

巴金雖未能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一直支持和贊助左翼文學運動，他同茅盾、馮雪峰等都有交誼，在他主編的《文學叢刊〉中，就收入了魯迅、茅盾、張天翼、沙汀、艾蕪、周文、蔣牧良、葉紫、蕭軍等許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936年他為趙家壁編輯的《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選入蕭紅、蘆焚(師陀)和丁玲各一篇小說。他還積極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1936年10月，他和魯迅、郭沫若、茅盾、鄭振鐸等二十一個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同簽名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從這以後，巴金在文學道路上邁開了更堅實的步伐。

四、《激流三部曲》

在巴金眾多的小說中，由《家》、《春》、《秋》三部長篇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僅是巴金文學道路上樹起的第一塊豐碑，也堪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現實主義傑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的創作過程長達十年。第一部寫於1931年，以《激流》為題，從當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斷斷續續地在上海《時報》上連載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單行本時，作為《激流》之一改題《家》。《春》的寫作從1936年開始，在《文季月刊》上連載了十章，後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寫完，單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氣寫成的，這段時間每晚寫五、六個小時，邊寫邊送印刷廠付排，5月初結稿，7月即出書。

以自己生活過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為素材，寫一部控訴舊家庭的罪惡，展現自己的社會理想的系列小說，在巴金的心中醞釀了多年。

在現代文學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許多作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但是，象巴金這樣曠日持久地堅持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家並不多，象《激流三部曲》這樣從內部對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寫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見。撕開封建家族制度虛偽的面紗，顯露它吃人的本質，並明確揭示它「木葉黃落」的窮途末路，是巴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特出貢獻，也是《激流三部曲》最傑出的思想意義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僅展現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罪惡和腐配、傾軋和迫害，還著力表現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的覺醒和對封建勢力的不妥協斗爭，滿懷激情地歌頌了他們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動。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社會變動的一份珍貴的藝術記錄。作為向封建勢力討還血債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運的號角，它對於三、四十年代許多知識青年沖出舊家庭的藩籬，走向革命，起到啟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動著許多中國的和外國的青年的心。

凝聚著巴金的經歷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堅實的生活基礎上進行藝術創造的結果。題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愛憎的鮮明，為巴金得心應手地發揮自己卓越的藝術才能，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摯濃烈的愛憎感情，隨著流暢而充滿抒情氣質的文字跳盪，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據塑造的那些藝術典型，鮮明生動，對客觀現實的細致描繪，構成一幅幅真實感人的生活畫面。這部巨著的成就，標志著巴金現實主義創作的新高度。

五、「用火燒我自己」

抗戰爆發後，一貫熱愛祖國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國斗爭的洪流中。他和茅盾一起創辦由《文學》、《中流》、《文季》、《譯文》四家著名刊物組成的戰時聯合刊《吶喊》(後改名《烽火》)，並擔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編委。這之後，他寫了以表達前仆後繼堅持抗戰為主題的短篇小說《莫娜·麗莎》，和書信《給山川均先生》、《給日本友人》等。這些作品洋溢著時代的氣息，閃耀著戰斗的色彩，表現了巴金對侵略者的激憤之情。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巴金未能與會，仍當選為理事。

巴金創作的兩部中篇小說《憩園》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戰期間最重要的作品。

六、從「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巴金遷徙流離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舊居。巴金於這年12月底寫完了他民主革命時期最後一部作品——長篇小說《寒夜》。

四十年代以後，隨著生活視野的開闊和思想的發展，巴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日益深化，他的創作面貌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巴金的作品與過去相比，既保持著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風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現。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義色彩逐漸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對未來社會的嚮往逐漸收斂，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愈益發揚，對舊社會、舊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在藝術表現上，深沉而壓抑的控訴，取代了反抗斗爭的吶喊，對於生活現象本身飽含情愫的客觀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觀激情的直接傾瀉。所有這些，不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於現實主義特色，也使他和時代的、文學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達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後，巴金經歷了自走上文學道路以來從未有過的沉默時期。

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興奮的心情迎來了上海的全部解放。7月，他應邀北上，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巴金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這年9月，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七、新的聲音

1949年10月1日，是巴金畢生難忘的一天。這一天，他在北京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以無比激動和振奮的心情，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開國大典。

從建國到1966年初的十六年間，巴金懷著對新社會的熱愛，經常深入實際生活，並參加了國內外許多社會活動。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大會代表，先後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作協上海分會主席、《收獲》主編等職務。為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為促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巴金貢獻了應有的力量。這一時期，他滿懷由衷的喜悅之情，寫出了近八十萬字的短篇小說和散文，並翻譯了屠格涅夫、高爾基和迦爾洵等的一些作品。從1957年5月到1961年11月，他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了收入自己1927年到建國前幾乎全部文學創作的十四卷《巴金文集》。這四百多萬字的文集，是他三十年來的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結晶，顯示著他文學工作的實績。

這一時期，巴金的作品呈現出建國前作品從來沒有新特點。這首先表現在題材和主題方面。在嶄新的生活面前，他放下了那支「寫舊中國、舊社會的黑暗腐敗，寫剝削階級的腐朽沒落，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悲歡離合，痛苦、死亡」的筆，轉而熱情描繪新人新事，朗聲歌頌新的生活。其次，熱烈，高昂，樂觀，堅定，成為了巴金新作的基調。這些作品一掃建國前那種「淡淡的哀愁」和「憂郁、痛苦的調子」。這是新時代、新生活在巴金作品中的投影，也是他思想感情深刻變化的寫真。昂揚的調子，充實的感情，宏亮的聲音，為巴金那真摯熱情的一貫風格增添了新的光彩。

反映朝鮮戰場的生活和斗爭，描繪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美好心靈和崇高精神，是巴金建國後創作中最重要的收獲。

禮贊偉大祖國天翻地覆的變化，謳歌幸福的新生活和美好的新事物，抒寫自己在新時代里歡樂而振奮的情懷，在巴金的新作中佔有重要位置。人民的勝利和歡樂，使巴金那顆燃燒的心更加熾熱。

在巴金的新作中，還有不少記敘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的篇章。

八、「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

從1978年底起，巴金開始寫作記錄自己「隨時隨地的感想」的《隨想錄》，到1984年已出版了四集。這些就文學和生活的種種問題發表看法的文章，不論是現實的感興，還是往事的追思，既把筆觸伸向社會和歷史的深處，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靈魂，表現出巴金對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的嚴峻思考。他所寫的不僅是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也照出了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在這些寓深沉於平淡的文章中，巴金把心交給讀者，毫無掩飾他講出自己心裡的真話。《隨想錄》顯示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真實自然的人格光輝，深受國內外廣大讀者的尊敬。

1981年，巴金編選了收入1927年到1981年主要作品的十卷本《巴金選集》。這是繼《巴金文集》之後規模最大的一部巴金作品集。他把編輯工作當作「後事」之一來做，使這部選集能「保留我的真面目」。此外，他還先後編輯了建國三十年散文選集《爝火集》，以及收入建國前後有關文章的《序跋集》和《懷念集》。

對於巴金幾十年來孜孜不倦的辛勤勞動，對於他為革命事業和文學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黨和人民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1979年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並列為「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文學巨匠」。1980年以後，他先後被選為中國筆會中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1983年6月，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會推舉他為上海市文聯名譽主席。

巴金傑出的文學成就，還使他為中國人民、中國文學贏得了世界的榮譽。幾十年來，他的許多作品先後被譯為英、俄、日、法、德、瑞典、朝鮮和世界語等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傳播。1982年4月他榮獲義大利但丁國際獎。1983年5月，他獲得法國榮譽軍團勛章。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授勛儀式上稱頌巴金是「大師」、「不朽作家」，是「本世紀偉大的見證人之一」，並說：「你不僅是中國偉大的作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你為人類的文化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84年5月，巴金被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大會特邀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與會，受到極其熱烈的歡迎。

巴金錶示：「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

Ⅳ 師陀的作品鑒賞

小說人物形象
在鄉村社會背景下，蘆焚小說里出現了兩類主要的人物形象。
一類是受盡欺壓，乃至被殘殺而永無申冤之日的小人物， 如《頭》里的孫三、《牧歌》里的雷辛、《谷》里的匡成等等。《頭》里的孫三是個受壓迫的鄉村小人物，無辜遭人陷害，被誣與別人勾結，偷了龐局長的無匹騾子，結果被軍警殺死，人頭被挑回來，釘在村裡的槐樹上示眾。小說通過村人的議論，從側面寫出孫三永遠無法得到申雪的冤枉。
另一類是歷盡人生險惡，到頭來卻落得茫無從去向者，如《過嶺記》中的老兵，《人下人》里的叉頭，《鳥》里的易謹等等。這些人物，雖然其身份與個人經歷不同，但無論是中途躓覆的過客，浪跡歸來的遊子，還是酒徒、女巫、寡婦，其精神氣質都是強壯的、倔強的與和平的，他們都具有一副瀟灑而極為倔強的風貌，宛如一身僕僕風塵卻彷彿永遠不能歇腳的過客。他們走出去時是一顆傷感的心，回來時還是一顆傷感的心。
在這兩類人物身上，都注入了作者強烈的反抗精神，前者表現為一種死不瞑目的冤魂的抗爭，後者則表現為一種孤傲的藐視與遠離。
作品特點
師陀的作品深沉淳樸，擅長描摹世態人情，刻畫社會風習，有時帶著詼諧與揶揄的情趣，卻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與沉鬱的情調。文筆纖細，敘述簡約，筆鋒蘸滿了感情，善於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他的作品雖然缺乏強烈的時代精神，但對於社會黑暗現象的揭露與憎惡，對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躍然紙上。早期作品較多地取材於農村。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以後逐漸轉向描寫城市的中層社會。在創作上對於作品藝術風格與意境的追求，懷著濃厚的興趣。有些作品雖然對舊社會進行了揭露與控訴，但未能深入地發掘社會黑暗的根源。
師陀稱不上是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創作巨匠，他在文壇上的成名也得力於小說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誠如他為第一本散文集《黃花苔》命名時說的那樣，「是野生植物」，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一直執拗地充滿生氣地開放著。
師陀散文中，除了寫故鄉農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當推人物小品了，它們也應受到我們的重視。師陀散文創作的基該方法是屬於把散文當小說一樣的寫。他的前期散文創作成果《黃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採用小說筆法來寫的。
其一：以鄉村中國和平民關懷的題材為主。師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進入文壇的作家，當時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從北京轉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響特別明顯，整個文壇可以說比以往更為開放、多變，商業色彩比較濃厚。而北京畢竟是個有著濃厚歷史和文化積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趨於守成和穩健，文學意蘊突出，少見商業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許多京派作家那樣，師陀深受這種純文學氛圍的感染，並出於對文學政治功利性和商業性的不滿、對現代文明入侵後的鄉土中國的變化懷著矛盾的心態，而盡力嘗試避開時代的滾滾潮流，毅然將創作重心轉到文化觀照和反映最普通現實的中國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谷》中，悲慘故事系列的描寫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惡的舊世界，看到30年代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過嶺記》中對長工茨兒的描寫與寄託美好夢想，體現作者對勞動人民精神美的發掘、對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對壓迫者無休止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譴責。另外，《果園城記》反映了20世紀初到抗日戰爭前日益凋敝的中國封建鄉村小城的生活場景，讓我們更多地體會師陀對原始質朴的鄉村習俗和平凡生活的認可：《果園城》中的小城溫馨寧靜，充滿詩意，人與人之間溫情脈脈，生活悠閑自在，頗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動人，連路過的旅客也不禁佇足而觀，為之嘆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對和平安定的嚮往和認同。同時，作者熱衷於發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樸的文學世界中實現純正文化的復歸：《郵差先生》中的郵差熱心體貼、盡職盡責，即使你忘記貼上郵票，也願意幫你墊上，那種信任和善解人意著實讓人心頭一熱；《期待》中的年邁夫妻雖然知道兒子已經不可能回來，卻仍然堅持在「等待」中生活著，每天在餐桌上安放著一雙筷子，甚至擔心著他的胖瘦……濃厚的親情頃刻間表露無遺。
在師陀一系列短篇小說中，不難發現，他總是有意識地選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態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物作為敘述對象，帶有濃重的鄉土情結和平民關懷意識，這恰恰從各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那個黑暗絕望、該詛咒的鄉村中國的歷史與實況。因此，鄉村中國和平民關懷也就成了他寫作中極有代表性的題材，也最能給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著重靠詩意的抒情或是優美而富有諷刺意味的語言來刻畫人物形象，再現生活的場景，少有驚險的情節，抒情味和諷刺味突出。《桃紅》中被守舊母親耽誤了終身大事的老處女素姑，本是個「像春天般溫柔、看見人和說話時總是婉然笑著，走起路來像空氣在流動似的」可愛少女，卻不幸從聰明伶俐、年輕貌美變得呆板蒼瘦、憔悴不堪，猶如書桌上《漱玉詞》中的詩句「人比黃花瘦」所述。青春逝去、愛情無望、生命褪色，其處境不正像一朵即將凋謝的「黃花」嗎？此刻，一股悲涼之情立刻湧上讀者心頭。又象《頭》中那個卸任局長，作者以諷刺的筆調，緊扣其生理特徵，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一個可憎可惡的醜陋形象。再看《谷》中對陽光毒辣的描寫是「太陽是把大熨斗，單就臉皮烙燙」，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氣的可怕。
由此可見，作者的語言文字及刻畫功夫相當純熟，往往三言兩語足以准確、生動、傳神地表現人物個性和場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學功力，講求「文章之美」的體現，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較強的可讀性的特色表現。
其三：恪守從容節制的審美趨向，作品基調含蓄而矜持。我們知道，京派是以學院文人為主體的，追求作品「和諧」的藝術美，少摻雜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節制與內斂。因此，他們筆下盡管出現了許多悲劇，但往往作了藝術處理，能夠控制住情感的強烈宣洩。師陀曾說：「過於悲慘的世界，不忍把它們赤裸裸地擺出來示眾，也不想讓別人明明白白的看見。」於是，在《果園城記》中，他以朴實的感情、滯重哀痛的基調和抒情的語言，彷彿一個說書人在向你娓娓道來一個個凄涼而又親切的故事。沒有鮮明的感情色彩，卻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壓；在搖撼心靈的描述中，讓人深刻感受到血淚的控訴，從而自覺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會發出詛咒。
讀了師陀的作品，你會發現，他是個滯留城市卻未忘情於鄉村的敘述者，寫作總是突出鄉村文化背景，總是賦予平民百姓更多的關懷和熱情；無論寫人寫景，似乎都著重從平凡的人生中細細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讀著讀著，你會被那帶著哀傷的抒情基調、荒涼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動。在當今和平和發展為主旋律的年代裡，讀著這樣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許這正是師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Ⅳ 巴金的小故事及代表作品

一、巴金小故事：
1、帶病入書：巴金幼年多病的巴金從來沒有讀過大學。14歲時，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進入英語補習學校念書，剛剛一個月，就因病輟學。1925年，他到北京准備考北京大學，但是體檢時發現患有肺病，無奈與北大失之交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寫，並且因患病而發生情緒、思想的變化，《滅亡》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寫《滅亡》時正是巴金治療肺病與休養的關鍵時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殺軍閥以解脫痛苦的念頭。
2、因書得愛：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個女高中生給他寫的信最多，他們通信達半年之久，卻從未見面。最後，還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筆談如此和諧，為什麼就不能面談呢？」女孩主動寄了張照片給巴金，然後他們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經過8年的戀愛長跑，年屆不惑的巴金與這個名叫蕭珊的女孩結為連理。比巴金小13歲的蕭珊是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讓巴金動情的女人。
3、嗜書如命：巴金愛書，在文化圈內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據了，但是省吃儉用，他還是要買書。一天，一向依著他的蕭珊實在忍不住對他說：「家裡已經沒有什麼錢了。」不知道家裡到底有沒有錢，日子能不能過下去的巴金說道：「錢，就是用來買書的。都不買書，寫書人怎麼活法？」第二天，他又帶著孩子們去逛書店了。
4、筆名趣談：巴金雖聞名海內外，但「巴金」兩字的由來卻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而且經常被人誤解來源，猜測這兩個字來自於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其實不然。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對自己的名字作了註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消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陽》序文中所說的『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的那個中國留學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麼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個『巴』字。從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6]
二、個人作品
1、中長篇小說
《滅亡》《小說月報》第20卷第1期，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10月初版
《家》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5月初版
《春》上海開明書店1938年8月版
《秋》上海開明書店1940年9月初版
《愛情三部曲》：《霧》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1月版
《雨》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3年1月初版
《電》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3月初版
《憩園》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初版
《第四病室》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版
《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3月初版
《死去的太陽》上海開明書店1931年初版
《海底夢》上海新中國書局1932年8月初版
《春天裡的秋天》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10月初版
《沙丁》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
《萌芽》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9月初版
《新生》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11月版
《利娜》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8月初版
《抗戰三部曲》：《火》之一至之三，上海開明書店1940年12月一1945年7月版[7]
2、短篇小說集
《復仇集》上海新中國書局1931年8月初版、《光明集》上海新中國書局1932年12月版
《電椅集》上海新中國書局1933年2月初版、《抹布集》北京星雲堂書店1933年4Yl初版
《將軍集》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8月初版、《沉默集》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10月初版
《神·鬼·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版、《淪落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3月初版
《發的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版、《長生塔》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初版
《小人小事》成都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6月初版、《還魂草》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版
《英雄的故事》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明珠與玉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57年4月版
《李大海》作家出版社1961年12月初版[7]
3、散文合集
《海行》、《旅途隨筆》、《巴金自傳》、《點滴》
《生之懺悔》、《憶》、《短簡》、《控訴》
《夢與醉》、《旅途通訊》、《感想》、《黑土》
《無題》、《龍·虎·狗》、《廢園外》、《旅途雜記》
《懷念》、《靜夜的悲劇》、《納粹殺人工廠——奧斯威辛》
《華沙城的節日》、《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
《大歡樂的日子》、《談契訶夫》、《一場挽救生命的戰斗》、《友誼集》
《贊歌集》、《傾吐不盡的感情》、《賢良橋畔》、《大寨行》
《爝火集》、《創作回憶錄》《序跋集》、《懷念集》、《家書—— 巴金蕭珊書信集》
《再思錄》、《隨想錄》[7]
4、文學譯著
《薇娜》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6月初月初版
《為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上海新宇宙書店1929年10月初版
《骷髏的跳舞》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版
《丹東之死》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7月版、《草原故事》上海馬來亞書店1931年4月初版
《秋天裡的春天》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10月初版、《過客之花》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6月初版
《門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5月初版、《叛逆者之歌》平社出版部初版本
《夜未央》(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初版)、《遲開的薔薇》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
《父與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7月初版、《處女地》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初版
《快樂王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3月初版、《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6月初版)
《六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9月初版、《紅花》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11月初版
《癩蛤蟆與玫瑰花》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1月初版、《木木》上海平民出版社1952年初版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6月初版

Ⅵ 師陀是誰呀與佛教有沒有關系

師陀是一個作家，與佛教沒有關系師陀，原名王長簡，筆名蘆焚。作家。河南杞縣人。曾參加反帝大同盟。後任上海蘇聯廣播電台編輯、上海文華電影製片公司特約編劇。建國後，歷任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後在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專門人事創作。著有短篇小說集《谷》，長篇小說《結婚》、《馬蘭》。
作家簡介：
師陀(1910．3．10—1988．10．7)原名王長簡。1946年以前用筆名蘆焚。河南祝縣人。1921年高中畢業後赴北平謀生。九一八事變發生，即參加反帝大同盟，進行救亡宣傳工作。最初的小說《請願正篇》，發表於《北斗》。1932年與汪金丁等創辦文學雜志《尖銳》。他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谷》，1937年因藝術風格獨特而獲《大公報》文藝獎金。
1936年秋，從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戰爭爆發，遂長期蟄居於日軍佔領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蘇聯上海廣播電台文學編輯。《果園城記》的大部分寫於這個期間。他還寫有長篇小說《結婚》等。1946年後相繼任過上海戲劇學校教員、上海文華電影製片公司特約編輯，寫過電影劇本。
建國以後，他歷任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到河南、山東、東北各地訪問，寫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後一直是作協上海分會專業作家。60年代初期，曾專注於歷史小說和歷史劇的創作，發表了劇本《西門豹》、《伐竹記》和小說《西門豹的遭遇》等，頗得好評。
著作書目：
《谷》(短篇小說集)1936，文生
《里門拾記》(短篇小說集)1937，文生
《黃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說集)1927，開明
《野鳥集》(短篇小說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開明
《無名氏》(短篇小說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開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無望村的館主》(中篇小說)1941，開明
《果園城記》(短篇小說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結婚》(長篇小說)1947，晨光
《馬蘭》(長篇小說)1948，文生
《大馬戲團》(劇本)根據安特烈夫《一個挨耳光的人》改編，1948，文生
《夜店》(劇本)與柯靈合著，根據蘇聯高爾基《底層》改編，1948，上海出版公司
《歷史無情》(長篇小說)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夢》(短篇小說集)1956，香港藝美圖書公司
《石匠》(短篇小說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亞行記》(散文)1960，上海文藝
《山川.歷史.人物》(散文、小說等合集)1979，上海文藝
《惡夢集》(短篇小說集)1983，香港文學研究社
《蘆焚散文選集》1981，江蘇人民
《蘆焚短篇小說選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寧夏人民

Ⅶ 師陀的作品信息

《結婚》
1936年師陀由北平到上海，寫下了以戰時上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結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這兩部作品盡管文體不同，但都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經濟凋敝、滿目瘡痍、貧富懸殊、底層人艱難求生的上海景象。
長篇小說《結婚》以中學歷史教員胡去惡為主線，展現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
前後的上海洋場社會。胡去惡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為能與戀人結婚，他用自己的兩本書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國寶借了一萬元，讓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錢亨幫其炒股；其間，胡去惡迷上了為報復表哥錢亨而主動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國秀，疏遠了昔日的戀人林佩芳。然而最終，錢亨吞沒了去惡的款子，兩部書稿也被田國寶書名出版。為擺脫困境，去惡欲與田國秀結婚，反被罵他這個窮鬼不配。精神崩潰的去惡在幻滅中持刀伏殺了錢亨，自己也被巡警開槍射死。在這部小說中，師陀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寫了上海帶給胡去惡這個小人物的孤獨感、自卑感。胡去惡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歷史教員——在上海這是一個受人鄙夷的職業，薪水很低，他穿著寒酸（學生送他綽號「剃頭師傅」），深感自卑。他對戀人佩芳真實地傾吐著自己強烈的自卑：「我自慚形穢，想起我的衣服是補綴過的，褲腳是補而不能再補的，不由我不將兩臂夾緊，盡量縮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見我的丑樣；我的腳也忽然害羞，似乎覺得它沒有踩馬路的資格。它應該鑽進小胡同去，找個地縫躲起來。」與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獨感。當戀人佩芳一家離開上海——在去惡看來「人山人海、紅塵萬丈」的大都市，胡去惡立刻陷入了孤獨之中：「在幾百萬人的上海，他舉目無親，像條斷纜的船，載浮載沉，被卷來捲去，他冷了，餓了，病了，死了，誰關心他？誰想得到他？」
胡去惡強烈的孤獨感和自卑感是與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緊密相聯的。都市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眾多來源廣泛、背景復雜、沒有血緣關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間中，流動頻繁，生活瞬息萬變。1930年代，上海就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跑馬場等象徵現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間，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裡面都設有舞廳、頂樓酒吧、咖啡館、飯館以及游樂場。這些公共空間所展現的是迥異於鄉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會使初來乍到者倍感孤獨——用西美爾的話說就是「人們在任何地方都感覺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惡的孤獨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間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在《結婚》這部小說中，「小天堂」咖啡館、股票交易所、大東茶館等象徵現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間彷彿是師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惡完成精神蛻變的重要環節。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館。這是錢亨第一次約胡去惡談借債事宜的地方。同去的還有田國秀、黃美洲、「老處女」。去惡明顯感到「他們」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話語空間，他感到了強烈的自卑和孤獨，甚至覺得女招待彷彿只有對他十分傲慢，而對其他客人細心體貼得就像「醫院里的看護」。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潑到了「老處女」的衣服上，「老處女」一陣怪罪，田國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圍。這一尋常的舉動卻使在上海找不到歸屬感的胡去惡倍感親切，田國秀也顯得美麗了，感到她「其實是很美的，那種凄傷表情特別動人」。這與他初次見到的田國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惡到田國寶家借錢第一次見到田國秀，曾認定田國秀「是個妖艷少婦，骨子裡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國秀使他喪失了戒備，心生感激，在上海彷彿找到了歸屬感，因而輕信錢亨等人，鑽入了他們設好的騙局之中。盡管如此，這時他所想的仍是借錢投機，成功後和佩芳結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說中，這個股票交易所設施簡陋、陳舊，但裡面擠滿了來投機的三教九流：舊式商人、銀行職員、公司職員、無業遊民、小姐、少奶奶、小報記者、戲子、藝術家、大學教授等。在這里，去惡的投機慾望被刺激起來，他不願再去學校教書。在投機成功的想像中，他變得自大自負起來，認為「現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說不定從今天起，就日月高升，發達起來」。他即刻開始瞧不起黃美州和「老處女」，認為他們「一個是被人拋棄的可憐鬼，一個是沒人要的老女人。」 當錢亨告訴去惡幫他凈賺了二百元時，他更是認同了金錢至上的生活觀念，說：「錢真是好東西，有了錢便有了快樂」。在股票交易所，去惡的人生觀念已經悄然起了變化，他投機的願望已不再是結婚，而是自己的發達高升。
最後是「大東」茶館。在這里，去惡已經不像在「小天堂」那麼自卑拘謹了，他談笑自如，多了幾許自信，彷彿獲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錢亨肩上，說著客套話：「你想我敢不來？既約下你，還有張小姐，打可特黃，三位大貴客，你們肯賞臉，就算看得起我來了。管他刮黑風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約」。由這番話可以看出，去惡的交際語言已經很老練了。也是在「大東」，他覺得田國秀更加美麗了——「像只天鵝，高貴，嬌艷，噴香，光彩照人」。在「大東」吃完飯後，去惡喝醉了，跟著錢亨等人去了舞廳。在這里，「醉」具有象徵的含義，暗示著去惡精神的完全墮落，他沉醉在一廂情願的幻想中，放棄了佩芳，戀上了田國秀。
咖啡館、股票交易所、茶館、舞廳這些公共空間作為上海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徵，一方面讓主人公胡去惡覺得自卑、孤獨，同時也是一種誘惑，刺激了他要融入這個都市的野心，這使他輕信於人、進入投機行業，並最終一無所有，斃命於上海街頭。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間處理成腐敗的、色情的場所不同，師陀盡管對這些場所也無好感，但顯然更為注重這些場所給在為生存而掙扎的小人物所帶來的心理焦慮。
有意思的是，由於師陀在上海生活貧困，只去過股票號和舞廳。因此，師陀對這些空間的描繪是並非寫實的，主觀想像的色彩較為濃厚。
其實身處上海的師陀對胡去惡這個階層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對錢亨等人這一階層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說過：「我盡管在上海住了好幾年，對於上海的所謂上層社會並不了解，對於上海的『下層社會』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層社會，我接觸的比較多點。」因此，師陀在小說中不惜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塑造錢亨等人物來表達他對上海的認識。黃美洲是個華僑子弟，年輕時家庭富有，人長得也英俊瀟灑，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侶。他娶了校花，其後染上了梅毒而臉爛眼瞎，妻子跟給他治病的醫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發誓要敲取十萬元賠款，然後告他們通姦罪，讓他們不能結婚。「老處女」，也就是張小姐，一個三十歲的女子，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黃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錢亨、田國秀則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現。錢亨可以說是「吃軟飯」的，和一個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給他的錢再去包養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錢，就和田國秀重歸於好。摩登女郎田國秀是師陀表現上海的重要符號。她衣著時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惡，但為了報復錢亨卻和去惡發生了戀愛關系。在師陀筆下，上海就是一個典型的「毀人爐」，其不僅使得胡去惡精神墮落失去自我，黃美洲、錢亨、田國秀等人同樣也是它的犧牲品。可見，正是上海這個都市造就了這許多形形色色怪異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淪喪，成為一個典型的「毀人爐」。師陀寫於同時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則以紀實的方式書寫著淪陷時期上海「毀人爐」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頭的衣衫襤褸的流浪兒死在垃圾箱或馬路旁邊，生存在最底層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勞動如鄉下的驢子，下層小知識分子為全家的生計而奔波：有的被一顆流彈結束了生命，有的把積蓄花光後鋌而走險，一面是發國難財的商人奢華、安逸的生活，時髦的上海小姐仍然關心著高跟鞋和香水。這真是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世界！
師陀注重於對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這一「毀人爐」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變異，其筆下的上海圖景是比較接近於魯迅的（而師陀也確是魯迅的敬仰者）。魯迅多次用「上海穢區」、「惡濁之地」、「是非蜂起之鄉」等明顯貶義的詞彙來表達他對1930年代上海的厭惡，認為上海這個商業發達的城市留給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於「爬」起來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個個發麻的腿還在抖著，就撞過去。這比爬要輕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只要橫著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就是五十萬元大洋，妻，財，子，祿都有了」。胡去惡就是一個受到誘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畢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終毀滅掉了小人物胡去惡。
出於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師陀的上海敘述依據整體化原則統一起來，上海的差異性、復雜性被掩蓋了，彷彿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現代性意義。這或許是因為由於戰爭的侵襲，上海確已破敗不堪；或許是因為師陀是一個堅定的愛國反帝的知識者；但更深的原因在於師陀執著於「鄉下人」的立場，對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態度。師陀於1931年離開家鄉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後於1936年到達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後，師陀一直蟄居於「餓夫墓」里，靠擔任蘇聯上海廣播電台文學編輯和微薄的稿費生活，貧窮落寞，冷眼觀察著上海的人情世態。師陀在內心深處對都市文化難於認同，他的作品強烈地批判著都市的黑暗與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對人性的扭曲與扼殺。在《結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貧富懸殊及金錢至上的生活觀對各類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認，上海對於師陀來說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則他也不會直到解放後還呆在上海。可以說，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開放性、兼容性、現代性又在某種程度上吸引著他和眾多的知識者。
在師陀對上海否定性表現的背後，潛在著一種鄉土情結。盡管師陀對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鄉村的落後、愚昧、迷信持否定態度，但是在潛意識中，師陀仍然傾心於一種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寫下的《果園城記》中，表現出了溫柔細膩的戀鄉情愫以及對鄉土生活的眷戀。他筆下的果園城是那麼恬靜、美麗：「累累的果實映了肥厚的綠油油的葉子，耀眼的像無數小小的粉臉，向陽的一部分看起來比搽了胭脂還要嬌艷。」 如若不是對故鄉有著深厚的情愫，很難寫就這樣富於詩情的句子。在《結婚》中，師陀借主人公胡去惡之口也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美麗的鄉村生活的畫面：「傍晚，你弟弟這一天應做的功課完了，你父親也把小鋪關起來，他們帶著水桶鋤鏟，和你母親倒園子里掘土下種。禮拜天你們整天團聚，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園子里。園子里只聽見你們一家快活的喊聲嚷聲笑聲，原來你和弟弟到後面小河裡抬水，因為不小心，水濺了你一腳，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蟲把你嚇一大跳。接著你們累了，該休息了，你坐在樹底下看莎士比亞，鴿子便安閑地落在你前面不遠的地上。」這靜謐詩意的鄉村生活和喧囂混亂、奢靡浮華的上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去惡的戀人「佩芳」，在小說中她代表著安靜的鄉土生活。耐人尋味的是，「佩芳」曾是師陀的筆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見出師陀對鄉土的那種依戀。但美好的鄉土生活並沒有成為胡去惡抵抗上海的頑強堡壘，他最終放棄了佩芳而戀上了田國秀。在上海強大的都市漩渦中，「佩芳」顯得那樣脆弱，不堪一擊。這其中包含著師陀對鄉土的認知：現代大都市的發展已經使鄉村成為社會的邊緣，鄉村的落後與靜滯也決定了其無法與強大的都市文化相對抗。
師陀的上海敘事既有經驗的成分，也有想像的成分，是符合於他對都市文化的整體認識的。他批判鄉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現代文明，但他身處象徵著西方現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這種現代都市文明對人性的扭曲與異化。這使師陀進入了雙重的危機和矛盾，既不能認同現代都市，也無法認同自己原本所屬的鄉土，因此心靈的漂泊和無所依託成為必然。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識者的精神宿命。
《師陀全集》
《師陀全集》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師陀作品集子，收入師陀自1931年以來創作的全部作品（相當部分為未刊稿），包括短篇小說、中長篇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書信、日記、文學論文等，按文體編為五卷，各卷以時間順序編排。第五卷附編收錄劉增傑的《心靈之約》、《編校餘墨》，對師陀書信、日記所蘊含的人文價值進行了深入探究；收錄《師陀著作年表》、《師陀研究資料目錄索引》，是研究師陀創作最全面的基礎性史料。

Ⅷ 推薦幾本現代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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