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有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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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辛亥革命
作者：白龍湖柳
第一章 奇遇
更新時間2010-2-25 18:47:33 字數：4287
黑夜裡，中國西藏邊境的一處山坡灌木叢中，一位身穿迷彩服的軍官手持最新的紅外望遠鏡，向山坡下觀察。這時，他耳邊通話器里傳來低低的聲音：
「一組到位。」
「二組到位。」
「三組到位。」
他的嘴角掠過一絲微笑，低頭對通話器回答道：
「各組原地待命，隨時做好戰斗准備。」
正在此時，他突然覺得頭頂有些發麻，多年的訓練起了作用。雙腿象強力彈簧一樣猛地一蹬，身體向左側撲去。可惜，他的身體尚在空中，眼前一黑，便失去了意識。
珠穆朗瑪峰，世界最高峰之上的5萬米的高空中，一艘星際飛船靜靜的懸浮著。這飛船大約三百多米長，作為星際飛船算是小型的了。在飛船的一個工作艙里，工作台上躺著一個昏睡的男子，正是剛才那位軍官。他的頭上有幾條線纜連接著周圍的儀器上，他的身邊有兩個女人正在忙碌著。其中一個中年女性黃皮膚，黑頭發，東方人的模樣。另外一個卻是金發碧眼的西方美少女。這位美女正用英語對著屏幕念道：「高陽，男，２５歲，四川省廣元人，2００２年18歲時考入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200６年22歲時畢業分配到第13軍服役，200７年23歲時被選入成都軍區特種大隊，現任特種大隊1中隊的中隊長。」
中年女性一邊工作一邊說：
「總算快結束了，我們在這個時空呆得太久了。三十年才出現一個時空窗口，還不知道回去的時空窗口在什麼……

⑵ 辛亥革命的文化變遷

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變遷一
在辛亥革命時期新舊交替的總體格局之下，學術文化領域也呈現出一種新陳代謝的活躍場面。如果說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近代學術新潮還處於萌芽狀態，那麼，20世紀初期的10餘年間則破土而出，初步勾畫出了近代學術文化的風貌，為後來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其間最突出的表現：一是許多學者已經不是僅僅停留在對西方學術文化的一般宣傳和介紹，而是身體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學術理念去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並試圖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國傳統學科不斷創新的基礎上，產生了「史學革命」、「文學改良」，同時創立了一批社會學、哲學、政治學等新的學科，在學科分類上逐步和西方接軌；三是進一步發揮了鴉片戰爭以來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熱衷於解決辛亥革命時期的實際問題，使學術研究塗上了很強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現出像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和王國維這樣的學術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水準。這四個方面的交織運作，使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多變、多元、求新，而較少傳世的經典佳作。
晚清的學者多具有較強的反傳統意識，對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態度，而注重吸收和應用從西方傳入的近代新學去從事學術研究。上海《廣益從報》的一篇文章明確指出：中國傳統的學術「無一真切實用」，尤其是宋明理學，「空談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於空疏無用之一途」。「西儒之言曰：非正義無以謀利，非明道無以計功，此天下之公理也。而董仲舒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世泥其說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開宋學空談之先聲」。所以，要振興學術，首先要學習西方，拋棄空談，「倡明實用之學」。[1]（第68號）嚴復則利用他在學術界的影響，一面大力翻譯西方的學術著作，介紹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駁舊式的學術傳統，呼籲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嚴復看來，無論是講義理的宋學還是重考據的漢學，都缺少科學性，於事無補。他尖銳地批評中國學術「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其為禍也，始於學術，終於國家」。他認為，「西學格致，則其道與是適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恆，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第1冊，P45）為了傳播西方學術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嚴復在辛亥革命時期翻譯了8部歐美學術名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則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他講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臨山蔭道上，「應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1902年後，梁啟超在思想和學術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開始以近代學術大家的姿態馳騁於中國學術界了。章太炎和王國維同樣深受西學的影響，而且善於創造性地將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化，並實際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去。總之，歷史推進到20世紀初年，有頭腦的學者都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更新自己的學理。鴉片戰爭後60年間那種關於是否應引進西學的激烈論爭已經銷聲匿跡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樣引進西學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學術的過程當中創造新的學術。對此，王國維在1911年《國學叢刊》的發刊詞中有十分精闢的論述，他說：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未嘗知學者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講授之西學也」。[3](P72-73)
王國維在這時強調的是，中西、新舊之爭已經毫無意義，中國學術只有在中西貫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發展。這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後的學術界，只有學貫中西的學者才可能是時代的弄潮兒。王國維等人正是看到了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學素養的同時充分發揮其深厚的中國古典學術文化的優勢，以西方新理論和新方法詮釋中國古典文化，從而使中國傳統學術具備了近代氣息，煥發出新的生機。梁啟超關於中國學術變遷大趨勢的思考以及對先秦諸子和古代學術的研究，成為20世紀初年學術界中一大亮點。章太炎以近代理念重新研究古代經學，對《春秋》、《左傳》、《易經》、先秦諸子學以及漢學、玄學、宋明理學都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他在日本辦國學講習班，新論迭出，使魯迅等一批熱血青年為之傾倒。王國維接受叔本華等西方學人的哲學觀點和新的治學方法後，在哲學、紅樓夢、教育學、古代詩詞等領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嚴復雖然較少有關於古典文化的學術專著，但他在翻譯西方學術經典時所寫的許多按語中，提出了不少新觀點。辛亥革命時期出現的這種以新觀點、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國古典學術文化的新動向，不僅使當時的學術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響久遠。五四時期胡適等人的學術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襲著這個套路走過來的。
中國傳統的學科分類是經、史、子、集，基本服務於傳統的文史研究。1840年鴉片戰爭後，不僅單純的歷史和文學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沖擊，文史子集的分類也遇到了挑戰。隨著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一批新學堂的涌現，一些新的課程如物理、化學、西醫、外語等首先出現在教學當中。到了20世紀初年，在廢除科舉制度和擴建新學堂的情況下，傳統的文史研究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也涌現出不少近代的新學科，從面改變了傳統的學術研究格局。洋務時期的「格致學」逐漸演進為自然科學，在學界的地位不斷提升；西方社會學也傳入中國，為人側目；西方哲學被引入，逐漸成為一門新的學科；經濟學也問鼎中華，被學者看好；其他如政治學、法學、軍事學、地理、天文學等也漸漸萌發了。辛亥革命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學科，這不僅為後來的學科發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對中國傳統的學術起了較大的分解作用。這應該是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變遷的一個不應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研究基本是為了「匡國濟世」，服務於社會變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學報》鮮明地提出學術要為政治服務，為國家盡「匹夫之責」的觀點。其《序例》明確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論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學。學者，所以學政也，雖然吾不敢言政。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其盡匹夫之責歟！」[4]（1902年第1期）這樣的認識，在清末民初帶有普遍性，反映到學術領域就是主張從學術中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那時的史學、文學、政治學等，無一不是以解決當時的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即使像章太炎、鄧實等人關於「國粹」的研究，也是為了「激動種性」，服務於「反清革命」的政治斗爭。辛亥革命時期的許多小說，如《老殘游記》、《孽海花》等，都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直觀寫照，甚至連小說中的人物都可以從現實中對應地找到，個別人物的名字還使用了諧音。這種立竿見影式的學術創作，確實對改革現實、發動革命具有促進作用，但卻限制了學術研究的深入發展，使學術研究在較低的水準上徘徊，難以產生傳世精品。這是鴉片戰爭以來學術界的一種普遍現象。從道咸時期的「經世致用」，到辦洋務，再到變法維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學」，將學術研究變成了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務，也就是將學術和政治等同起來。所以，近代以來的學術大家，多數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泰斗，除了王國維是真正的學者之外，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這就使學術上的功利傾向無法逆轉了。事實上，只有獨立的學術研究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學術文化轉化成服務社會的應用性的學術研究才會水漲船高，功效顯著。近代學術忽視高深的純學術研究，總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淺層次上重復，這不僅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國向西方文化的學習問題百出，難以擺脫困境。
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和王國維作為辛亥革命時期學術界的領袖，其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學術個性，自然影響巨大。從總的傾向來看，梁啟超善於宏觀研究，具有很好的整體把握和提煉能力，而且觀點新穎、宣傳有力、情感豐富，能夠將高深的學術問題以大眾易於接受的形式表達出來，加上他主辦的《新民叢報》的市場效應，其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是無法估量的。相對來講，章太炎的學術風格則古典厚重，善於以典雅的文字論述古代學術，在深奧中體現近代精神和時代意義，其治學精神主要影響於上層知識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揚言：「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過，平心而論，在中國古典文化的近代轉型方面，章太炎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嚴復雖然是公認的翻譯家，但於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發展功不可沒。他在翻譯西方經典名著過程中不僅介紹了新的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倫理等，而且傳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膽的懷疑精神和歸納法，嚴復稱之為「內籀之術」，[2]（第5冊，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種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辛亥革命時期起步，後逐步發揚光大，一直影響了幾代人。王國維熱衷於純學術研究，尤其是武昌起義後前往日本京都留學，完全醉心於學術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雖然日漸後退，但做學問總是運用新理論和新方法。他總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約」，在大量的證據基礎上提出精闢的論點。[3](P38)對於做學問時的境界，王國維更視之為成敗與否的生命線。他寫道：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網路，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柵處，此第三境也」。[3](P67)
王國維雖然是在評論古詩時以詞人的名句講這段話的，但他強調的是學術創作時境界的極端重要性。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個人的學術素養和研究方法。誠然，這里著重講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經過深思熟慮後所得出的新結論。王國維認為，只有有大境界，才會成大學問家。
總而言之，王國維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面推進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更新。他們雖然切入點不同，學術風格存異，但在突破舊傳統的束縛、傳播近代學術研究理念、推廣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這里。
二
「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是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更新的兩朵金花。「史學革命」對傳統的舊史學加以揭露和批判，用進化的理念、綜合和演繹的實證的科學方法，從歷史的敘述中獲取新意義，求得新觀念。「文學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說的社會地位和文學價值，使小說成了時代的「寵兒」，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國文壇；與之相配合，對文言文的批評以及白話雜志的崛起，昭示著文學的語言工具必將有一場變革；而話劇、西方音樂、繪畫等的輸入和傳統戲曲的更新，則有力地促進了文學藝術的近代化。「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標志著中國傳統學術在新時期的變異和新生。
扛起「史學革命」大旗的是梁啟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響最大。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揭開了《史學革命》的序幕。梁批評中國傳統的史學陳陳相因，缺少生機，至少有四大問題：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實際變成了24姓的家譜，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個人不知有群體，歷史成了少數英雄活動的大舞台，變成了個別人物的興衰史，百姓和群體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陳跡不知有今務，所有的史書只是為死人作「紀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舊史書只注重於單純的敘事，不能從史實中總結出規律，上升到理性，然後開民智，益國民。這四大問題又引申出兩大弊端，即寫史「能敘述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6](P1)於是，中國古代的史書難懂、難選擇、無啟發、少情感，不能起到開啟民智、教育國民、服務國家的目的。中國傳統的史學已經落後於時代，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發展變革的需求，必須改革。梁啟超具體提出三項革新：第一，歷史學必須敘述進化之現象；第二，歷史學必須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第三，歷史學必須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總而言之，梁啟超是以進化論為理論指導，試圖對傳統史學進行徹底改革。
章太炎對「史學革命」的看法幾乎和梁啟超如出一轍。在《qiú＠①書》所收錄的《哀清史》、《哀焚書》、《征七略》、《別錄甲》、《別錄乙》、《尊史》和《雜志》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他的史學觀點。他認為傳統的舊史學，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論性，一般記事有餘，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對典章制度的理論概括和演繹，至於史學批評，則基本沒有涉及；二是內容單一，缺乏對科技、物質生產、文化變遷的敘述和評論，不能夠反映人類文化史的演進過程；三是官修史學為主，無端歌頌太過分，浮誇習氣盛而不衰，歷史的真實性可疑。為此，必須對舊史學進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體辦法是：一、加強理性思考和理論抽象，增加史學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論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將歷史研究和現實溝通，古為今用，既講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氣」，面向未來。[8]（1902年第13號）三、擴大史學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講清楚人類文明史的全貌，應把科技、風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敘述和研究。四、要適應史學發展的需要，變革傳統的史學體例，增強現實感和方便性，同時吸收西方史學的表現手法，「鑒古知來」。概而觀之，章太炎的主觀願望是要扭轉舊史學死氣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內容，改革舊寫法，使歷史和現實結合，讓人們在「朝後看」的過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影響下，學界出現了批判舊史、呼籲史學革新的潮流。當時的許多雜志，都發表專文，討論「史學革命」。《新世界學報》發表數篇文章，揭露舊史學的問題，呼籲寫人民的歷史，講社會的變化，學西方的史學方法，提高「史官」的社會地位和參政機會。馬敘倫在《史學總論》一文中批評舊史學「實一家一姓之譜牒也」。要將這種個人「譜牒」的歷史學變為國家和人民的歷史學，就要像西方史學那樣「莫不以保國伸民為宗旨，簡冊所垂，動關全族，故其史為全國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據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進也」。[4]（1902年第1期）有人還提出廣修方誌，以實現「史者民之史也」，因為「方誌者，純乎其為民史也」。[4]（1902年第7期）陳天華還著有《中國革命史論》，以新的革命史觀解析中國歷史的演變，大膽提出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頗有新意。不過，平心而論，這些觀點難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如梁啟超、章太炎的言論，也並非絕對正確。這里只是從總的傾向來看問題，著重肯定的是他們對舊史學的批判和對新史學的嚮往。因為，清末民初的中國史學已經到了危機和新生的轉折關頭，不除舊布新就難以前進，梁啟超、章太炎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當了催生的「產婆」，使傳統的中國史學發生了新的飛躍。
在批判舊史學的過程中，梁啟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討按照新的理念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章太炎的具體設想大致為：通史必須通，要上下千古，渾然一體，從中提煉新理論、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羅列；將典章制度的研究作為重心，「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為中心，要有所選擇，只講其中最重要者；要闡明社會的進化和政治變遷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體裁要創新，要自成體系，特色鮮明；「全書擬為百卷，志居其半，表記、記傳亦居其半」。[5](P139-140)梁啟超基本贊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體力行，在辦《新民叢報》之餘給青年才俊講授中國歷史，並將講稿草寫為《國史稿》（即中國通史），到1904年已達20餘萬言。遺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動頻繁，社會交往太多，興趣太廣，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的構想終未實現。但是，夏曾佑從1904年開始，經過三年的努力，終於編寫了全新的《中國古代史》。該書原名《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僅完成從上古到隋朝的寫作，但由於理論新、內容新、體裁新，被看作「史學革命」的標志性成果。該書突破了傳統舊史的束縛，以進化的觀念、社會變遷的理論，系統論述了中國歷史的演變過程。它將中國歷史分為傳說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漢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幾個時期，同時特別注重社會轉變時期的研究，對戰國時期、秦漢時期用墨甚多，見解也新穎獨特。該書還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會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遞進、風俗習慣的變異等的評說，在內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體例上，該書首次使用篇、章、節來編排，前後連貫，又相對獨立。即使在文字敘述上，也革新求變，和舊史書大相迥異，創造了一種新的史書文體。總之，《中國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學的拓荒之作，昭示著中國新史學的開始。令人遺憾的是，像這樣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時期寥寥無幾。實事求是地講，辛亥時期的史學界是學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時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學繁榮期。
「文學改良」和「史學革命」大體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廣泛一些。1902年，梁啟超在他創辦的《新小說》雜志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標志著「文學改良」的開始。梁啟超一反中國傳統將小說歸為文學的「末流」及認為小說「誨淫誨盜」、於世「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不正確看法，高度評價了小說的社會功能。文章一開頭就明確指出：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啟超此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批有影響的學界名流紛紛著文贊同和發揮梁的論點。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編的《綉像小說》雜志上發表了《小說原理》，把歐美、日本的強盛都歸之為小說的發達。其中說：
「歐美化民，多由小說；扶桑崛起，推波助瀾。其從事於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碩顏。察天下之勢，洞人類之頤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然後抒一己之見，著而為書，以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積弊之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揆其立意，無一非裨國利民。支那建國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謬荒誕之言，即記污穢邪淫之事。求其稍裨於國，稍利於民者，幾乎百不獲一。夫今樂忘倦，人情皆同。說書唱歌，感化尤易。本館有鑒於此，於是糾合同志，首輯此編」。[10]（1903年第3期）
正是認識到了小說如此強大社會功能，學界許多有識之士才開始大辦小說雜志，全力投身小說創作，同時大量翻譯歐美和日本的小說作品，一時間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小說大繁榮。那時有影響的小說雜志就有近20種，而且涌現了公認的《新小說》、《小說林》、《月月小說》和《綉像小說》四大權威雜志。小說的種類也層出不窮，什麼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幻小說、歷史小說、公案小說、偵探小說、軍事小說、言情小說等應有盡有。1908年後鴛鴦蝴蝶派的出現，進一步將言情小說推向了高潮。據權威人士統計，辛亥革命時期的單行本小說「至少在兩千種以上」。[11](P197)在小說潮的帶動下，產生了公認的《老殘游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和《孽海花》四大譴責小說，這標志著那時的小說創作達到了新的高度，並顯示出新的特點：一、在創作思想上堅持批判現實主義，貼近社會現實，反映社會問題，揭露官場及生活中的各種丑惡現象，提倡社會改革，嚮往美好生活；二、在創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現手法，以短篇湊長篇，用許多相對獨立但內容相近的故事合為一本大書；三、在藝術成就上顯現出急就章的傾向，多數作品藝術性不高。急速變化的動盪社會，反映在小說創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煉，難以產生學術精品。但是，從中國小說歷史長河去觀察問題，辛亥革命時期是最關鍵的一個轉折時期，由此才進入了新小說的騰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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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結束語
徐錫麟小時候就有一些不為人理解的古怪性格，比如他最喜歡摔玻璃陶瓷器皿，似乎骨子裡有一股天生的破壞力。長大後學習知識有了文化，面對內憂外患的祖國，立下了遠大的革命理想，這從他為數不多的詩文中可以看到。為此，他結交了許多豪爽之士，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那些人恰恰是父親最痛恨最害怕的人，徐父認為陶成璋是亂黨，王金發是江洋大盜，竺紹康形同流氓，秋瑾為人所不齒。他似乎知道兒子遲早要給全家帶來災難，把兒子過繼給大伯後，又登報聲明和徐錫麟斷絕父子關系。這一紙聲明倒救了他一條命，徐案爆發後徐鳳鳴被官府緝拿，沒收家產，本來也要問罪，族人以他曾經登報聲明為依據，被大傢俱保釋放回家。
王振漢母子在雪梅和其它友人的幫助下，東渡去了日本，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後才回到國內。王振漢因悲傷過度，整天以淚洗面，竟至雙目失明。她於1926年病逝，在紹興東浦和徐錫麟的衣冠合冢。花崗岩上鐫刻：徐錫麟烈士 夫人王振漢 合墓。……
以上

⑷ 求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中國軍隊常用裝備有那些，和那個時代常用的槍械，武器有那些，寫小說要用

【漢88式毛瑟步槍】
全長:1250mm
全重：4.06kg(不含刺刀)
槍管：長為740mm
口徑：7.92mm
彈頭重：14.7克
彈頭初速為：600m/s
表尺射程為：2000m
該槍配有刺刀，刺刀式樣為單刃偏鋒，刺刀全長為517.5mm，刀身長為395mm，刺刀全重為0.566kg。

駁殼槍，俗稱「盒子炮」，其正式名稱是毛瑟軍用手槍（Mauser Military Pistol）。德國毛瑟兵工廠在1895年12月11日取得該槍的專利，次年正式生產。由於其槍套是一個木盒，因此在中國也有稱其為「匣槍」的。有一種全自動型的駁殼槍，稱做快慢機，毛瑟廠稱之為M712速射型，在1931年5月量產。駁殼槍另一個較少人知道的名稱是「自來得」手槍，許多人以為只有速射型駁殼槍被稱為「自來得」，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自來得」一直是這一類手槍在中國比較正式的通稱。
最早的駁殼槍是德國毛瑟兵工廠的菲德勒三兄弟利用工作閑暇設計出來的。但是毛瑟兵工廠的老闆申請了該槍的專利，所以駁殼槍也叫毛瑟手槍。
毛瑟兵工廠1898年製造的毛瑟96式軍用手槍是世界上最大的軍用手槍。該槍長30厘米，高14厘米，重量為1.25千克，口徑為7.63毫米，有效射程1000米以上。毛瑟96型槍有多種變型，如容量為70發的下裝彈型。抗日戰爭期間，我國曾大量購用了毛瑟軍用手槍。毛瑟手槍槍身堅固，射程遠，殺傷力強，但槍身太大，佩帶不便，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被新式手槍所取代。

勃朗寧半自動手槍
勃朗寧設計的M1911半自動手槍，成為全世界現代手槍的設計標准。M1911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等多次戰火洗禮，直到1986年才退役，創下了手槍服役時間最長的紀錄。更讓人嘆為觀止的是，M1911的總產量超過250萬把，是有史以來銷量最大的手槍。在製造了無數個經典戰斗場面之後，勃朗寧手槍已近神話。

⑸ 有關辛亥革命的小說，電視劇，電影

趙文宣主演的電視劇 《孫中山》

由中央電視台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投拍的20集大型歷史題材電視劇《孫中山》，歷時5個月的拍攝，現已進入後期製作，下半年將與廣大電視觀眾見面。

這部由沈好放導演、趙文暄主演的電視劇，是在中央電視台中山影視基地拍攝的，也有部分內容在英國拍攝完成。

劇組一行人的到來，打破了泰晤士河往日的寧靜。異國他鄉的拍攝，為演員們帶來更多的創作靈感，就連初次到英國來的趙文暄也顯得異常興奮，兩場外景戲和一場內景戲僅用了10天時間就順利完成。著名的孫中山「倫敦蒙難」這段戲是在英國外交部部長的官邸房子下拍攝的，戲中反映了孫中山被蒙騙到這個過去清朝政府駐英國的公使館的經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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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工程營中的一聲槍響，劃破了武昌的夜空。
這一槍，絕非普通的一槍，它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發令槍，是埋葬清朝267年統治的奪命槍，也是結束中國長達兩千餘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槍。
言及武昌首義引發的辛亥革命，我們被教科書簡單化的當代人腦子裡面，對此立刻湧出太多的疑問：
在1911的晚秋發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標簽式教科書上所講的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舊民主主義革命」嗎？
領導和參加起義的那些革命者們，清朝的新軍軍官、士兵、高級官吏、會黨、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裝集團的頭子們，都屬於資產階級嗎？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殺式的暗殺，為什麼不能同現在中亞的恐怖主義劃上等號？
青年汪精衛，為什麼那時候有足夠的勇氣，從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大無畏勇氣，去刺殺虜王載灃？
一生戎馬倥傯、反藏獨的民族英雄趙爾豐，是在何種情況下，變成了成都「趙屠戶」？
所謂的袁世凱、黎元洪「……

⑺ 主角是徐賁的小說 是辛亥革命的事

再生之科技帝國
|再生之科技帝國內容簡介： 一個2005年的著名科學家，因為飛機失事而莫名其妙的來到1985年的中國，附身於一個即將參加高考的高中學生，創造出一個科技與財富的帝國。
終極科技帝國
內容簡介：
「各位同事，我是徐賁，今天是1920年9月18日晚上22點整。這次讓你們來是為了見證一個歷史的到來，那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枚核武器——當量為2000萬噸的三相彈的攻擊過程，而這枚核武器的使用，則是經過了我深思熟慮後的結果。你們也許有人會說，徐賁你這是獨裁。我承認我是獨裁了，我的每個士兵他們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自己心愛的人。我不能為了自己的虛名，讓他們去實踐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俗語，為了能夠讓他們在戰後回家團聚，我獨裁了！」 「另外也許大家不知道什麼叫三相彈，打個通俗的比方，就是有個叫原子彈的傢伙穿上件熱核材料做的馬甲就成了氫彈，後來又在外面套上件貧鈾材料（鈾235或鈈239）做的防彈馬甲，於是就改叫三相彈。好了，下面我宣布攻擊地理坐標為東經140度50分,北緯35度44分，開始發射！！」 隨著徐賁一聲令下，巨大的屏幕上顯示著廣西的深山某處騰飛出一條火龍，刺破夜空穿入了雲霄當中...
超級帝國 22世紀20、30年代世界格局變幻莫測，美國實現稱霸全球的戰略構想，將軍事堡壘建造到了中國、俄羅斯鄰近，完善了21世紀初對中國、俄羅斯的軍事封鎖。 而日本作為美國忠實走狗，如何在接下來的動盪世界中體現其的走狗的身份和進行軍國主義思想的蔓延？ 世界能源危機加劇了各國對能源的掠奪，世界大國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工業國家又該如何應對地球能源枯竭的問題？ 在外星科技幫助下，主角該如何實現心中的夢想，建造自己的超級帝國？而在光陸琳琅的科幻世界不迷失自我？ 其中精彩之處有不同風味的美女上陣，也有與政治家們的爾虞我詐，更有商場的險惡狡詐！ 細胞再生液、超前的天藍宇航飛行器、能源晶體等等是如何的在主角的穩步急速發展下得以實現? 多情潑辣純真少女投懷，異國金發美女的抵死纏綿，更有被主角強暴的豐滿冷艷的「大姐姐」的加入等等香艷，未來的稱霸之路顯得更有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