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紅高粱故事梗概
《紅高粱》 是一個具有神話意味的傳說。 整個小說在一種神秘的色彩中歌頌了人 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 贊美生命是該書的主題。 「是要通過人物個性的 塑造來贊美生命, 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 贊美生命的自由、 舒展。
《紅高粱》 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 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 相反, 在這個聯系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 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 《紅高 粱》 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 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 無拘無束、 坦坦盪盪的生命觀。
因此. 擺在讀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 而是 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 這種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陽崇拜」的神話中。
《紅高粱》 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書籍, 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贊 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贊。 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 故事的地點也被 淡化。在《紅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 《紅高粱》的所 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 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 服務。
1、紅高粱精神
《紅高粱》描繪了一個充滿生命意義和力量的帶有理想色彩的民間世界,集中體現了莫言小說浪漫精神和瑰麗色彩,生命意志和生命激情。
莫言從福克納和馬爾克斯那裡大膽借鑒了意識流小說的時空表現手法和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結構方式,在關注民間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的同時,把交織著愛與恨的傳奇故事講述得支離破碎,但在散漫的情節中,既張揚了一種生機勃勃的自由精神,又表現出作者內心強烈的「人種退化」的憂患意識。
2、精神涵義
它秉領天地精華、粗枝大葉、抗旱抗澇、生氣勃勃、充滿了野性,承載了作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徵意義。它帶人們去闖盪荊棘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它是人們的護身符。
它體現在自立自強、生機昂然、熱情奔放、敢作敢為、敢愛敢恨、周身洋溢著陽剛與血性、渾身充滿著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鰲和有著非同一般的機智和膽識、具有浪漫不羈心靈的戴鳳蓮等人物形象身上。
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紅高粱性格」的鮮明體現,對自由生命的熱愛和追求,對現代人生命的回歸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喚都以紅高粱為載體,由這種充滿也行生命力的紅高粱傳達出來。
莫言通過「紅高粱」贊美了高密縣東北鄉人紅高粱般的性格,贊美祖輩洋溢著的原始生命力和無所畏懼的精神,贊美了作為人最本真的慾望和追求,而這一望無際,庄嚴肅穆的紅高粱不僅僅是「我爺爺」「我奶奶」生活、戰斗的場景,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一種符號,一種暗示和一種生命力的傳達。
是他們家族的光榮的圖騰和高密東北鄉傳統精神的象徵,是優秀的傳統民族精神的象徵。它和「可憐的、孱弱的、猜忌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了靈魂的孩子」的後代子孫的孱弱形成了鮮明對比。
㈡ 紅高粱的內容簡介
《紅高粱》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主線是「我」的爺爺和奶奶,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我」的爺爺叫余占鰲,奶奶叫戴鳳蓮,至於高密東北鄉這個地方作者對其做過如下的描述:「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同時最聖潔最齷齪,也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愛的地方,這就是高密東北鄉。」
「我」爺爺余占鰲,他勇敢剽悍、風流倜儻,他是高密東北鄉殺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報國的英雄,他所有類似於土匪的行徑幾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單純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殺人越貨卻能得到諒解與寬恕甚至讓他的子孫為之驕傲。
「我」奶奶戴鳳蓮,做大姑娘時因為有一雙難得的小腳和姣好的面容,被擁有高粱酒作坊的財主單廷秀看重,曾外祖父為了錢財小利不惜將剛滿十六歲的戴鳳蓮嫁給了單廷秀得麻風病的獨生兒子單扁郎。
而「我」奶奶戴鳳蓮她不甘嫁給麻風病人單扁郎,勇於追求自己的幸福。她雖然生活在封建社會,從小也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工,可她卻不亞於一個女中豪傑,她目光長遠,敢作敢當,她積極鼓勵爺爺抗日並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爺爺的愛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親余豆官則確確實實地印證了那一句:「虎父無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輩們則在祖、父輩們創造的輝煌歷史面前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但同時,那明亮的光環又指引著晚輩們的回歸之路。
㈢ 莫言的紅高粱講的什麼故事
《紅高粱》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主線是「我」的爺爺和奶奶,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我」的爺爺叫余占鰲,奶奶叫戴鳳蓮。
至於高密東北鄉這個地方作者對其做過如下的描述:「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同時最聖潔最齷齪,也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愛的地方,這就是高密東北鄉。」
「我」爺爺余占鰲,他勇敢剽悍、風流倜儻,他是高密東北鄉殺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報國的英雄,他所有類似於土匪的行徑幾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單純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殺人越貨卻能得到諒解與寬恕甚至讓他的子孫為之驕傲。
「我」奶奶戴鳳蓮,做大姑娘時因為有一雙難得的小腳和姣好的面容,被擁有高粱酒作坊的財主單廷秀看重,曾外祖父為了錢財小利不惜將剛滿十六歲的戴鳳蓮嫁給了單廷秀得麻風病的獨生兒子單扁郎。
而「我」奶奶戴鳳蓮她不甘嫁給麻風病人單扁郎,勇於追求自己的幸福。她雖然生活在封建社會,從小也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工。
可她卻不亞於一個女中豪傑,她目光長遠,敢作敢當,她積極鼓勵爺爺抗日並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爺爺的愛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親余豆官則確確實實地印證了那一句:「虎父無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輩們則在祖、父輩們創造的輝煌歷史面前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但同時,那明亮的光環又指引著晚輩們的回歸之路。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
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
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㈣ 紅高粱是誰的作品
《紅高粱》的作者是莫言
類 別:中篇小說
出版時間:2011年8月(第一版)
字 數:138千字
《紅高粱》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紅高粱》主要通過「我的奶奶」戴鳳蓮以及「我的爺爺」余占鰲兩個人之間的故事,講述發生在山東的生命贊歌。《紅高粱》主線是「爺爺」余占敖率領的武裝壓擊日軍,輔線是「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小說里的主要人物有的是自發的造反勢力,有的是混亂和無紀律的地方首領。他們沒有救國家和人民群眾的主動意識。他們反抗的原因來源於為自身的生存而抗爭。整部小說中沒有著墨太多的正面形象,「我爺爺」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雙重身份,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氣使人物更加豐滿和真實,還原了真實的歷史一幕。
在小說中,莫言竭盡全力的對幾乎所有的戰爭場面都進行了精心的雕刻,無論戰爭場面的大小,甚至人與野狗在吞噬屍體時的較量也用了極多的筆觸,展現了一幅幅屍橫遍野、血肉橫飛的血淋淋的畫面。在這些血肉交匯之中,莫言描繪了一片紅如鮮血的紅高粱,整個世界都是血紅的。莫言正是以這種狂歡式的語言、天馬行空式的筆觸,塑造了一個在倫理道德邊緣的紅高粱世界,一種土匪式英雄,他們做盡壞事但也報效國家,他們繾綣相愛、英勇搏殺,充滿著又離經叛道又擁有無限生氣的時代氣息。
《紅高粱》是一部表現高密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生命力和充滿血性與民族精神的經典之作。
㈤ 紅高粱的主要內容
20世紀30年代初,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民不聊生。東北鄉破落地主家19歲的女兒九兒,被貪財的父親許給了麻風病的酒坊主兒子單扁郎,孔武有力的杠子頭余占鰲喜歡九兒,殺掉了單家父子。
九兒和余占鰲開始了一段不被鄉民認可的愛情,並有了兩個孩子。在釀酒師傅羅漢等人的幫助下,九兒逐漸從一個單純的少女成長為干練的高粱酒坊女掌櫃, 振興了單家酒坊。
余占鰲則帶領兄弟們組成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旋於當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鐵板會等多股勢力之間。七七事變爆發,日軍進佔山東,打破了高密縣往日的繁榮。
在民族大義面前,余占鰲和各方勢力不計前嫌,停止爭端,共同抗日。內憂外患之際,九兒帶領隊伍,將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
點燃紅高粱,與敵人同歸於盡,用自己的生命在這片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撰寫了愛與征服,野心和意志的傳奇故事。
(5)紅高粱是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一、主要人物
1、朱亞文
孔武有力的杠子頭余占鰲靠力氣活生存,他深深愛著九兒,這個人物陽光、陽剛、爺們兒,霸氣十足,身上充滿了原始的生命力。
他從一個「吃杠子飯」的轎夫逐漸成長為「吃拤餅的」土匪首領。抗戰爆發,在民族大義面前,余占鰲和縣長朱豪三等各方勢力不計前嫌,停止爭端,共同抗日。
2、張俊傑 演員黃軒
九兒的青梅竹馬,卻因為父母的影響與九兒「失之交臂」。他非常的善良,非常正義,在土匪、縣官幾方勢力之間周旋,希望能夠團結大家的力量,共同對抗侵略者。後加入共產黨,並在九兒的幫助下與余占鰲共同抗日。
3、高淑賢 演員秦海璐
淑賢是高密釀酒大戶單氏家族的大嫂,一個守著貞節牌坊過日子的寡婦。九兒嫁入單家動搖了淑賢的地位,為了保住家產繼承權,淑賢多次陷害九兒,卻被九兒設計報復,險些受辱尋死。
同是苦命人的妯娌二人最終和解,共同撐起單家釀酒產業。而淑賢最終沖破封建枷鎖,與單家釀酒師羅漢終成眷屬。最後穿著嫁衣來看將被日軍處死的羅漢,生死相隨,原意陪愛人赴死。
4、九兒/戴九蓮 演員周迅
19歲的少女九兒單純、善良、聰慧,但卻被父親賣給麻風病人當媳婦。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難之後,九兒逐漸成長為個性鮮明的女子。
在與余占鰲的情感方面,她敢愛敢恨,不懼束縛,勇於沖破封建牢籠,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真愛。在保家衛國的關鍵時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衛了家園。
二、電視劇簡介
《紅高粱》改編自中國首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由鄭曉龍執導,由周迅、朱亞文、黃軒、秦海璐、於榮光等主演。
該劇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九兒在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譜寫的一段關於愛與恨、征服與被征服,充滿生命力的近代傳奇史詩巨制。
《紅高粱》已於2014年10月27日登陸北京衛視、山東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四大衛視黃金檔首播,該劇先後獲得國劇盛典年度十佳電視劇、華鼎獎百強電視劇第一名,並入圍飛天獎優秀電視劇。
㈥ 紅高粱講述的是什麼故事
賞析在西柏林電影節獲「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這一級別的電影節上獲得大獎。它印證了人們關於亞洲電影將在80年代崛起的預言。其實本片可分為兩大段落,「我爹」未出生的前半段和「我爹」出生後的後半段。前面著重講了對自由的渴望和爭取;後面又把側重點放在了對生命和英雄的禮贊上。可以說後者是前者的一種升華,而兩者之間的聯系又頗為緊密。
故事梗概我奶奶那年19歲,為換一頭騾子,曾外祖父把她嫁給了十八里坡的50多歲的李大頭。按我們家鄉的規矩,要用顛轎的方法折騰新娘子。路上,不管轎夫怎樣折騰,我奶奶死不吭聲。行至青殺口,從密密的高粱地殺出一個劫道人,要搶轎夫的工資和我奶奶。生來膽大的轎頭余占鰲瞅准機會撲向劫道人,轎夫們一擁而上,幾下就要了劫道人的命。
3天後,我奶奶回門,行至青殺口,被一蒙面人劫進了高粱地。驚恐之下,我奶奶發現這人竟是余占鰲,兩人相對,激情迸發。從此,他就成了我爺爺。
幾天後我奶奶回家,發現李大頭死了。眾伙計紛紛議論不想幹了。我奶奶的一通話勸住了眾伙計,撐起這個燒酒作坊。這時,我爺爺喝得醉醺醺,他對著伙計們胡說八道,我奶奶一怒之下讓眾伙計把他扔進空酒缸。
這時,土匪禿三炮劫走了我奶奶,我羅漢大叔和伙計們東拼西湊了3000塊大洋,將我奶奶贖回來。我爺爺看到鬢發不整的我奶奶,一種羞辱感折磨著他。他跑到禿三炮的狗肉鋪,把菜刀架在禿三炮的脖子上。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我奶奶,我爺爺才饒了他一命。
回到燒酒作坊,我爺爺在剛釀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沒想到這酒成了好酒,我奶奶給它取名叫「十八里紅」。
我爹9歲那年,日本鬼子修路修到青殺口。他們用刺刀逼著鄉親們踩倒高粱,還殺害了我羅漢大叔。夜晚,我奶奶搬出當年羅漢大叔釀的十八里紅讓伙計們喝,大家唱著《酒神曲》,鬥志昂揚地去打日本鬼子。
我奶奶做好了飯菜,挑著擔子去犒勞我爺爺他們。路上,一輛日本軍車開過來,機槍響了,我奶奶只「唉」了一聲就倒下了。憤怒的我爺爺和眾伙計像瘋了一樣抱著火罐、土雷沖向日本軍車。軍車炸飛了。我爺爺,他已全然痴呆,爺兒倆站在我奶奶屍體旁,靜無一言。
㈦ 紅高粱說的是什麼故事
《紅高粱》改編自中國首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由鄭曉龍執導。
該劇由周迅、朱亞文、黃軒、宋佳倫、秦海璐、於榮光、徐光宇、解惠清、曹征領銜主演。
該劇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山東高密地區土匪橫行,民不聊生。東北鄉破落地主家19歲的女兒九兒,被貪財的父親許給了麻風病的酒坊主兒子單扁郎,孔武有力的杠子頭余占鰲喜歡九兒,殺掉了單家父子,九兒和余占鰲開始了一段不被鄉民認可的愛情,並有了兩個孩子。在釀酒師傅羅漢等人的幫助下,九兒逐漸從一個單純的少女成長為干練的高粱酒坊女掌櫃, 振興了單家酒坊。余占鰲則帶領兄弟們組成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旋於當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鐵板會等多股勢力之間。七七事變爆發,日軍進佔山東,打破了高密縣往日的繁榮,在民族大義面前,余占鰲和各方勢力不計前嫌,停止爭端,共同抗日。內憂外患之際,九兒帶領隊伍,將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點燃紅高粱,與敵人同歸於盡,用自己的生命在這片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撰寫了愛與征服,野心和意志的傳奇故事。
㈧ 評價一下《紅高粱》這部小說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以《紅高粱家族》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譜學視閾中的暴力書寫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將暴力書寫描述成一條蔚為大觀的創作主線乃至潮流或許不乏爭議,如果言及其獨特別致的系譜學特徵,恐怕少有人持異議。它們或直面現實人生的殘酷、陰暗、醜陋,或旁覬心靈世界的冷漠、蕪雜與扭曲,陰沈、滯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觸目驚心之餘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質」和思考終極關懷。粗略說來,從魯迅的頗具規模的《狂人日記》、《孤獨者》等到沈從文的「砍頭」與「吃人」的《夜》,再到施蟄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從巴金的《滅亡》到蕭紅的《生死場》等,直至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尋根主義,時至今日,暴力書寫已經成為一種顯耀書寫:殘雪、劉震雲、莫言、蘇童、余華等等當代名家莫不涉此領域,甚至有些還因了商業因素的推動,逐步演化成為一種「暴力奇觀」。王德威在論述余華時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僅以文字見證暴力,更要讀者見識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諱言,如果拋開道德倫理層面對暴力書寫的負面判定,我們不難發現,暴力書寫其實有它豐富又深刻的意義和美學探求,即「以其豐富的精神信息,構成強大的精神沖擊力,無情地擊碎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思維,將人們逼到不得不正視這種既陌生又真實的藝術圖像的生存極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們喚發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熱切的創造欲,將開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脹到極限。」2 惟其如此,我們對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勢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書寫則從那種強制力的普通定義引申開去,包含兩大層面:主題內容和文體風格。一方面,暴力書寫成為書寫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結構和社會歷史結構」。3在此含義下,暴力也就體現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像暴力)、言語暴力(如辱罵)等等。另一方面,從文體風格看,暴力書寫是指一種暴力敘述風格,即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文體的暴力。它還可分為狂放不羈的「硬暴力」和細膩綿密的「軟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選擇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還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書寫有其一貫性,但抵達《檀香刑》時可謂高峰凸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舍棄了刻意書寫暴力並達至巔峰的《檀香刑》而取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紅高粱家族》為中心文本。 二 主題:暴力迷戀 某種意義上,我們無論如何以怎樣的理論標簽來丈量鮮活多變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見肘之處,魔幻現實主義的稱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對暴力的書寫卻指向了迷戀的特徵,頗有魔幻色彩。我們可以稱之為輻射型暴力奇觀。當然我們可以相信並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書寫和性並非他的至愛,但實際上,暴力美學范疇和對暴力書寫的執著卻在在客觀顯示出他對暴力的迷戀。「用一支筆製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長項。久而久之,莫言臉上原本可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跡......從《透明的紅蘿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學范疇,中文視野內已無人出其右。」4 某種意義上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與生命的瘋狂式執著,可謂是「暴力的狂歡」。王德威指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慾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5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觀往往以身體暴力為中心,形成一種散發式輻射型暴力呈現。最令人怵目驚心的莫過於活剝「羅漢大爺」的暴力場景。莫言對此似乎有種享受式的痴迷,他對整個場景的書寫可謂巨細無遺:無論是描述整個過程的宏觀流程,還是每一個部位的微觀審視。比如當他述及兩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狀態時,就不無暴力的指出,「父親看到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日本兵拖著瓷盤,從民夫面前,從男女老幼們面前慢慢走過。父親看到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 當然,單純如此判斷並定性莫言對暴力的變態迷戀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場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對暴力的宣淫式呈現才會激起親歷者、旁觀者(包含讀者)對日本侵略中國、草菅人命的殘暴方式的痛恨,同時在小說內部也推動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發與實踐。 莫言自然有他獨到的民間敘事與抒情方式,在《紅高粱家族》中,他的對「高密」野史世界的還原與創造式書寫以及對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的實踐都閃爍著少見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說中著名的「野合」場景描寫在蒙上了些許樸素的浪漫色彩之餘,卻同時彰顯出其中撲面而來的肉慾氣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場民間式的雲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慾望期待中也遊走著濃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鰲(名字就有一股霸氣)的「粗暴」和「剛勁」引發了奶奶「尖刻銳利的痛楚和幸福」。肉體的狂歡、暴力、勃發、對話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不僅如此,在莫言的筆下還涌動著對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繪。比較典型的,如「槍」(同時它也隱喻了男根)以及與此相關的錯綜復雜的戰爭和駁火場景等等都表現了暴力的極受作者關注。與身體有關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釀造、飲用和軍事用途等)以及種種幫派的強盜式慾望(不同勢力在爭斗中的佔有和攫取等)較力中都彌漫了暴力的風采。 同時,我們在考察個體的行徑與軌跡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暴力傾向。小說中的「奶奶」就是一個代表,無論是她與「爺爺」、黑眼等人的愛恨情仇,還是她的慷慨就義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書寫更多表現出大氣、狂放的一面,陽剛氣十足。 張閎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說的狂歡化傾向並不僅僅是一個主題學上的問題,而同時,甚至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風格學(或文體學)上的問題。狂歡化的文體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6無獨有偶,王德威在論述莫言的時候也心有戚戚,「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及形式,本就是與歷史對話的利器。正經八百的評論莫言——包括本文在內——未免小看了他的視野及潛力。」7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同樣也典型的表現了其狂歡風格和文體的擴張性。 在莫言的這部小說中,盈盪著一種敢愛敢恨、敢做敢當、怒則大吼、痛則大叫的英雄氣概和言語霸氣。無論是塑造栩栩人生、鮮活跳躍的各類單個人物,還是描述其糾纏不清、善惡難辨的諸種舉動與復雜關系;無論是描摹客觀或詩意風景,還是勾勒種種激烈場域,莫言的那極具感官性的文字無不張力十足、噴薄而出,顯出一種狂放又陽剛的暴力姿彩。 隨手拈來,莫言在書寫「我奶奶」與王文義妻子被日本人機槍射殺的場景就汪洋恣肆的寫到,「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重點號為筆者加註) 在這段話中作者先後以敘述人的客觀視角和父親的視角銜接論述仆地場景,同時又不斷以重復和豐富的形象詞彙加強氣勢,突破並超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滔滔不絕、大肆鋪陳,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風格。 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莫言的辱罵手法,它同樣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辱罵是『民間性』因素里最激進的一種方式......這種將生與死、高雅與卑下、強權與弱勢界限攪亂的辱罵,正是『民間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恆的力量之一。」8辱罵在《紅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復的功用和特徵,但其暴力色彩卻不約而同。如余占鰲和日本人血拚將近尾聲時,冷支隊長裝模作樣的趕來支持。余對這種背信棄義義憤填膺,在回答冷的話語時,他只有一句,「狗娘養的!」既是反擊冷的陰險,又是對因此死難兄弟的犧牲鳴不平。又比如,當小說中「父親」在看到日本汽車逼近緊張不已時,余司令嚴厲的喝道,「兔崽子,別動!」這種責罵既是對「父親」的愛護和安慰,又是一種勸責。而在「我奶奶」的另一個情人黑眼在從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訊時,黑眼怒沖沖地說,「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裡也給毀了!」這種怒罵中既包含了對余的不滿,也夾雜了對「我奶奶」的深沉愛意。當然,辱罵的場景和功用在其中還有更林林總總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講,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書寫的狂放風格可謂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話語言說者的獨特品格。 四 功用與內因:拯救的尷尬 僅僅蜻蜓點水言及莫言對暴力書寫有迷戀傾向是遠遠不夠的,也有失客觀。暴力書寫顯然有其復雜功用。一方面,暴力書寫體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生或現實的獨特觀照姿態,他以此方式重寫了自己心中的歷史圖像和景觀,點評、總結或提煉他們對人生的高度體認;另一方面,暴力書寫的巨大彈性空間和靈活限度給他們的策略創新與書寫內在邏輯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論,「『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約定進入他們的視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為僅僅充當創作主體建構文學世界的一個借口。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使得創作過程更易擺脫既有經驗事實的牽制,沿著創作主體的幻想線路長驅直入。而暴力恰恰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絕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時,他的暴力書寫也豐富了該書寫自身的歷史,開拓了另類的書寫模式和敘事風格。 有論者在批評莫言《檀香刑》的過度暴力迷戀時,卻順手牽羊批評道,「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10顯然,這種畫蛇添足的評論是對莫言暴力書寫豐富內涵的誤讀和簡單化。 1對退化的糾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書寫其實主要就是對現代文明相對退化的糾偏。在莫言那裡,現代文明在實現器物的進步的同時,卻造成生命力的萎縮,在他看來,沉潛、鮮活的民間才是糾偏的源泉,而暴力書寫只是一種策略。王德威就認為,莫言反擊了「退化史觀。作為家族傳人,《紅高粱家族》的敘述者只能遙想當年父母的英勇行徑,或更難堪的:追憶他們日後在種種革命及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1 通讀《紅高粱家族》,我們不難感受到,接二連三的暴力場景、話語等撲面而來,彷彿是掃除病態與柔弱的催化劑,它為整個文壇帶來一股勢不可擋的生命力感和陽剛之氣:無論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愛情釋放與奔放激情,還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的壯懷激烈,無論是酒神曲中盪氣回腸的生命豪情,還是從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為這種刻骨銘心唏噓不已。如人所論,「莫言這種恣意妄為的敘述表明:他通過『血緣』為紐帶所確立的民間立場,使他在認同民間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與精神的歸宿,他經常對現代文明都市的醜陋與卑鄙、齷齪表示憤慨的原因也在這里。」12 2拯救的吊詭。莫言反擊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卻偏偏是暴力書寫,他書寫暴力,也「反抗」暴力。問題在於,他的暴力書寫在為這種退化注入陽剛之氣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紛紛擾擾的敘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奮之餘,卻又有冗長和絮叨之感。換句話說,莫言小說中無節制的意義撒播和言辭的泛濫在對抗退化的同時,卻又反映了背後的深層空虛,甚至失語,這實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悖謬的困境,無論是擴張性的意義表述,還是放縱不羈的文體。 但總體而言,莫言有意識的拯救意識讓他能夠使暴力發揮強大的震撼力和積極作用。陳思和認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13 * 本文原刊於台北《文訊》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見《讀書》1998年第5期,頁113。 2 摩羅〈破碎的自我:從暴力體驗到體驗暴力——《非人的宿命——論〈一九八六年〉》之一〉,見《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58。 3 倪偉〈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57。 4 〈暢銷書封面上的13張嬉皮笑臉〉,詳可參《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頁254。 6張閎〈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05期,2000年9月,頁88。具體可參頁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66。 8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見《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頁40。 9 葉世祥〈近年小說創作中暴力描寫熱原因探析〉,見《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17-18。 1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58。 12 王光東〈民間的現代之子——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5期,頁96。詳可參頁95-99。 1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廣州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碩士,今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港台文學、馬華文學、新華文學等。專著《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㈨ 《紅高粱》主要講了什麼
莫言,生於1956年,山東高密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集《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天堂蒜苔之歌》,中短篇小說集《透明的蘿卜》、《爆炸》等。
中篇小說《紅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品,發表於《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獲1985~1986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於1988年在西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金熊獎。
小說描寫的是山東高密鄉一帶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手法,寫「我奶奶」在嫁給麻風病患者時,在出嫁的路上遇土匪搶劫,轎夫「我爺爺」余占鰲勇救「我奶奶」,贏得「我奶奶」好感。在回娘家路上,余占鰲劫持她至高粱地野合,後生下「我父親」。幾年後,日本人抓夫修路,羅漢大爺因反抗而被日本人活活剝皮。余占鰲招兵買馬與日本人血戰,「我奶奶」在戰斗中被打死。
作品歌頌了具有民族氣節的祖輩,表現了廣闊無垠高粱地充盈的無窮生命力。作品中那種神話原型般的象喻,以及色彩絢麗的敘述方法,使故事富於傳奇色彩,體現了作者對歷史題材小說的新的美學追求。
㈩ 紅高梁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紅高粱》中篇小說,原載《人民文學》1986年第三期。電影伴讀中國文學文庫。電影解讀文學,文學詮釋電影。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趕跑劫匪的轎夫余占鰲所吸引。三天後新娘回門,與余占鰲在紅高粱地里激情相愛。新婚丈夫被人殺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釀酒廠。在趕走其他土匪之後,余占鰲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噴香的好酒。9年後,日軍強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並將羅漢大爺剝皮示眾。余占鰲帶領鄉人報復日軍,鄉人們全死了。痴呆的余占鰲,站在女店主的屍體旁,放聲高歌
《紅高粱》的敘述沿兩條線展開,主線是土匪頭子「我爺爺」余占鰲率領的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輔線是在這次戰爭發生之前發生的余占鰲與「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
小說對題材的處理體現出對傳統小說敘事的叛逆,是以追憶的姿態講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藝術世界裡,蘊含著中國農民的生命觀、歷史觀、乃至時空觀。
《紅高粱》的敘事策略和語言方式追求強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說的展開是由感覺引導,情緒推動。
小說在敘事人稱上,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疊合在一起。在語言運用上,《紅高粱》追求一種富有力度的表達,一切都服從主題的自由創造和審美快感。重視感覺,大膽運用豐富的比喻、誇張、通感,還有對於語言色澤的選擇和氣勢的營造。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朴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融為一體。余占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余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余占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余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贊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余占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余占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余占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鑒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號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2]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融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部分章節
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敵人的汽車隊。奶奶披著夾襖,送他們到村頭。余司令說:「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對我父親說:「豆官,聽你乾爹的話。」父親沒吱聲,他看著奶奶高大的身軀。嗅著從奶奶的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涼氣逼人。他打了一個顫,肚子咕嚕嚕響一陣。余司令拍了一下父親的頭,說: 「走,干兒。」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綽綽,隊伍的雜沓腳步聲已響出很遠。父親眼前掛著藍白色的霧幔,擋住了他的視線,只聞隊伍腳步聲,不見隊伍形和影。父親緊緊扯住余司令的衣角,雙腿快速挪動。奶奶像岸愈離愈遠,霧像海水愈近愈洶涌,父親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條船舷。
父親就這樣奔向了聳立在故鄉通紅的高粱地里屬於他的那塊無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墳頭上已經枯草瑟瑟,曾經有一個光屁股的男孩牽著一隻雪白的山羊來到這里,山羊不緊不慢地啃著墳頭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氣沖沖地撒上一泡尿,然後放聲高唱:高粱紅了——日本來了——同胞們准備好——開槍開炮—— 有人說這個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於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
出村之後,隊伍在一條狹窄的土路上行進,人的腳步聲中夾著路邊碎草的窸窣聲響。霧奇濃,活潑多變。我父親的臉上,無數密集的小水點凝成大顆粒的水珠,他的一撮頭發,粘在頭皮上。從路兩邊高粱地里飄來的幽淡的薄荷氣息和成熟高粱苦澀微甘的氣味,我父親早已聞慣,不新不奇。在這次霧中行軍里,我父親聞到了那種新奇的、黃紅相間的腥甜氣息。
那味道從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隱隱約約地透過來,喚起父親心靈深處一種非常遙遠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