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小說紅高梁

㈠ 紅高粱主題曲作者是

電視劇版《紅高粱》音樂創作者，生在自貢長在成都的音樂人阿鯤
阿鯤是名80後，出生於自貢，長在成都，是從四川音樂學院畢業的研究生。「很小的時候，我就隨父母搬離了自貢，我媽媽以前是蜀光中學的英語老師，盡管當時年齡小，但是校園里各種豐富的聲音，比如風吹動樹葉、教室里的讀書聲等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於我在很多年後都念念不忘，在很多時候給予我創作靈感。」
阿鯤如今長居北京，有了自己的音樂工作室，主要為影視劇製作音樂，《舌尖上的中國》（以下簡稱《舌尖》）第一季和第二季中的音樂全部出自他之手，一個個讓人垂涎欲滴的畫面搭配鮮活跳動的音符，阿鯤用他的音樂挑動著觀眾的味蕾。
說到和《紅高粱》結緣，阿鯤稱，導演鄭曉龍看了《舌尖》後，很喜歡他創作的音樂，這才聯繫上自己。去年6月，他開始創作《紅高粱》音樂，那時電視劇還沒開拍，他便找來莫言的《紅高粱家族》以及電影版音樂反復聽，和導演鄭曉龍也進行了一些溝通，「鄭導要求比較高，他提出一點，希望我的音樂能表現人物的特徵和內心，比如九兒是什麼樣的，余占鰲是什麼樣的。」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10/29/c_1113021521.htm

㈡ 求莫言小說《紅高粱》節選

父親的叫聲，像下達了一道命令，從日本人的汽車上，射出了一陣密集的子彈。日本人的三頂歪把子機槍架在汽車頂上。槍聲沉悶，像雨夜中陰沉的狗叫。父親眼見著我奶奶胸膛上的衣服啪啪裂開兩個洞。奶奶歡快地叫了一聲，就一頭栽倒，扁擔落地，壓在她的背上。兩笆斗拤餅，一笆斗滾到堤南，一笆斗滾到堤北。那些雪白的大餅，蔥綠的大蔥，揉碎的雞蛋，散在綠草茵茵的草坡上。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石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

「娘——」我父親撕肝裂膽地高叫一聲，身體彈到堤上。余司令扯了一把我父親，沒扯住。余司令吼一聲：「回來！」我父親沒聽見余司令的命令，他什麼也聽不到。父親瘦小孱弱的身體跑在狹窄的河堤上，父親身上陽光斑斕，他在彈上堤的同時，就扔掉了手槍，手槍落在一棵葉子折斷的金色苦菜花上。父親張著兩只手，像飛騰的小鳥，向奶奶撲去。河堤上安靜，落塵有聲，河水只亮不流，堤外的高粱安詳莊重。父親瘦弱的身體在河堤上跑著，父親高大雄偉漂亮，父親高叫著：「娘——娘——娘——」這一聲聲「娘」里滲透了人間的血淚，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父親跑完東邊的河堤，跳過連環的鐵耙，攀上西邊的河堤。堤下，啞巴們化石般的面孔從父親身邊擦過。父親撲到奶奶身上，又叫一聲娘。奶奶平卧堤上，臉貼著堤邊的野草。奶奶背上，有兩個翻邊的彈洞，一股新鮮的高粱酒的味道，從那洞里湧出來。父親扳著奶奶的肩頭，把奶奶翻過來。奶奶臉上沒有受傷，面容整肅，頭發紋絲不亂，五綹劉海下，兩條眉梢兒下垂，奶奶半睜著眼，蒼翠的臉上雙唇鮮紅。父親抓住奶奶溫暖的手，又叫一聲娘。奶奶睜開眼，滿臉綻開天真的笑容。奶奶又伸出一隻手，交給父親。

鬼子汽車停在橋頭，馬達高一陣低一陣轟鳴著。

一個高大的人影在河堤上一閃，我父親和我奶奶被拉下河堤，是啞巴幹得好事。父親未及思想，又一陣狂風般的子彈，把他們頭上的無數棵高粱，打斷了，打碎了。

四輛汽車緊挨著，在橋外不動，第一輛車上和最後一輛車上，八挺歪把子機槍，射出的子彈，織成一束束干硬的光帶，交叉出一個破碎的扇面，又交叉成一個破碎的扇面，時而在路東，時而在路西，高粱齊聲哀鳴，高粱的殘破肢體成直線下落成弧線飛升，鑽到堤上的子彈，激起一泡泡黃煙，發出一串串噗噗聲。

堤漫坡上的隊員們身體緊貼著野草和黑土，一動不動。機槍掃射持續了三分鍾，突然停止，汽車周圍布滿了金燦燦的彈殼。

余司令壓低聲音說：「不許開槍！」

鬼子沉默著。河面上一縷縷淡薄的硝煙，隨著輕俏的小風向東飄去。

父親告訴我，在這片刻的寧靜里，王文義搖搖晃晃地走上河堤，他站在河堤上，手提長苗子鳥槍，目瞪口張，痛苦萬分，高叫一聲：「孩子他娘！」不及挪步，就被幾十顆子彈把腹部打成了一個月亮般透明的大窟窿。那些沾帶著腸子的子彈從余司令頭上淅淅瀝瀝地飛過去。

王文義一頭栽下河堤，也滾到了河床上，與他的妻子隔橋相望，他的心臟還在跳，他的頭完整無缺，他感到一種異常清晰的透徹感湧上心頭。

父親告訴我，王文義的妻子生了三個階梯式的兒子。這三個兒子被高粱米飯催得肥頭大耳，生動茂盛。有一天，王文義和妻子下地鋤高粱，三個孩子在院里玩耍，一架雙翅日本飛機，嗡嗡怪叫著，從村子上空飛過。飛機下了一蛋，落在王文義家院子里，把三個孩子炸得零零碎碎，棄置房脊，掛罥樹梢，塗之牆壁……余司令一樹起抗日旗，王文義就被妻子送去……

余司令咬牙瞪眼，狠狠地瞅半個頭顱扎進河水的王文義，又低吼一聲：「不要動！」

飛散的高粱米粒在奶奶臉上彈跳著，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開的雙唇間，擱在她清白的牙齒上。父親看著奶奶紅暈漸褪的雙唇，哽咽一聲娘，雙淚落胸前。在高粱織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睜開了眼，奶奶的眼睛裡射出珍珠般的虹彩。她說：「孩子……你爹呢……」父親說：「他在打仗，我爹。」「他就是你的親爹……」奶奶說。父親點了點頭。

奶奶掙扎著要坐起來，她的身體一動，那兩股血就洶涌地躥出來。

「娘，我去叫他來。」父親說。

奶奶搖搖手，突然折坐起來，說：「豆官……我的兒……扶著娘……咱回家、回家啦……」

父親跪下，讓奶奶的胳膊攬住自己的脖頸，然後用力站起，把奶奶也帶了起來。奶奶胸前的血很快就把父親的頭頸弄濕了，父親從奶奶鮮血里，依然聞到一股濃烈的高粱酒味。奶奶沉重的身軀，倚在父親身上，父親雙腿打顫，趔趔趄趄，向著高粱深處走，子彈在他們頭上屠戮著高粱。父親分撥著密密匝匝的高粱稈子，一步一步地挪，汗水淚水摻和著奶奶的鮮血，把父親的臉弄得殘缺不全。父親感到奶奶的身體越來越沉重，高粱葉子毫不留情地絆著他，高粱葉子毫不留情地鋸著他，他倒在地上，身上壓著沉重的奶奶。父親從奶奶身下鑽出來，把奶奶擺平，奶奶仰著臉，呼出一口長氣，對著父親微微一笑，這一笑神秘莫測，這一笑像烙鐵一樣，在父親的記憶里，燙出一個馬蹄狀的烙印。

奶奶躺著，胸脯上的灼燒感逐漸減弱。她恍然覺得兒子解開了自己的衣服，兒子用手捂住她乳房上的一個槍眼，又捂住她乳下的一個槍眼。奶奶的血把父親的手染紅了，又染綠了；奶奶潔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綠了，又染紅了。槍彈射穿了奶奶高貴的乳房，暴露出了淡紅色的蜂窩狀組織。父親看著奶奶的乳房，萬分痛苦。父親捂不住奶奶傷口的流血，眼見著隨著鮮血的流失，奶奶臉愈來愈蒼白，奶奶的身體愈來愈輕飄，好象隨時都會升空飛走。

㈢ 以電影《紅高粱》為例，分析該影片的主題，音樂，色彩，景別，運動鏡頭的內涵及意蘊

賞析《紅高粱》

選自《影響中國學生的80部書》

<紅高粱>顯然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2002年它又十分醒目地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侯選名單上,不單是僅有的中文創作名目,更是80年代以降二十年中唯一入榜書.在<紅高粱>中設有兩條平行的線索,」過去式」寫爺爺和奶奶的愛情故事;」現在式」寫爺爺背著父親正在進行著的一場伏擊戰.這兩條線時隔幾十年,交叉進行,且均屬於過去,與現在無關.但令人無不驚詫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經歷過的抗日戰爭寫的那樣波瀾壯闊,有聲有色;他何以具有如此豐富瑰麗的想像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無拘無束舒捲自如;他怎麼就能把那驚心動魄的場面寫的飽滿暢酣淋漓盡致震撼人心.顯然,莫言在小說中的歷史描述別具一格.
莫言曾被歸為」尋根」一派,那麼莫言在自己的故鄉山東高密尋到了自己的根.對於莫言來說,高密是一個悖論,簡單說來它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又最醜陋,最超脫又最世俗,最聖潔又最齷齪,最英雄好漢又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最能愛的地方.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莫言豎立起了一個復雜的形象-----爺爺(我們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他是一個勞動者,一個殺人犯通姦犯,一個土匪,而他又是個抗日英雄.如此這樣一個形象,完全不同於文革文學當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醜善惡於一身,為當代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極端反傳統的.作為一個主宰自己命運的女性,奶奶反叛了傳統的價值道德觀念.當她被父母為換取一頭騾子而許配給麻風病人單扁郎時,她勇敢的選擇了與爺爺通姦,以此來進行反抗.而奶奶臨死的獨白正是對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你認為我有罪嗎?你認為我跟一個麻風病人同枕交頸,生出一窩癩皮爛肉的魔鬼,使這個美麗的世界污穢不堪是對還是錯.什麼叫貞潔?什麼叫正道?什麼叫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乾的都幹了,我什麼都不怕.」
可見,莫言的歷史小說推翻了傳統抗戰小說創作中的二元對立模式,重構了歷史,模糊了過去和歷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與惡,好與壞的界限.正因為如此,他的筆下才有如此豐滿而復雜的人物形象.
不僅如此,<紅高粱>里還在濃濃的鄉愁里洋溢著對父輩們的深深的崇拜:
「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拙,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的感到種的退化」
在莫言的心裡,爺爺(父輩)充滿了讓人著迷的男性的力與美.爺爺是一個橋夫,但卻膽敢為了奶奶,為了一段」姦情」去殺人;他本是個農民,卻為反抗日寇而成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卻也感愛感恨,深明大義,具有男子漢的氣魄.就連當時年僅十多歲的父親,也是一個敢拿起勃郎寧就射的小英雄.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過的人們,他們代表著一種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輝煌」」凄涼可人」」愛情激盪」的紅高粱,就是莫言要尋找的故鄉,要尋找的精神家園吧.

㈣ 紅高粱的作品鑒賞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欲」，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系、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沖上去鏟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余占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
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里，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余占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借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余占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鏟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余占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游盪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余占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本的。
《紅高粱》作品講述了余占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余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余占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強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余司令和冷支隊長發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么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四五十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作品還通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贊美。「我」稱贊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贊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志。」作家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一、敘事語言——審美還是審丑
《紅高粱》的整個符號系統就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審美范疇，其中的人物語言是粗話、臟話、野話、葷話、罵人話、調情話等粗俗污穢的鄉村用語，是典型的高密農民在說話，這種在旁人看來近乎瘋癲的語言在小說的環境中卻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語言風格表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
《紅高粱》中的人物對白是作品的一大亮點。個性化的民間口語貫穿於故事的始終，在撲面而來的鄉土氣息中，讀者既能感受到民間口語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聽到粗俗背後那份源自生命底層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吶喊。
二段對白：
1、余司令大喊一聲：「日本狗！狗娘養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義一腳，說：「你娘個蛋！沒有頭還會說話！」
2、「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
第一段對白是「我爺爺」余占鰲帶領游擊隊打日本鬼子時的幾句話河以說是臟字連篇河謂粗俗。寥寥幾句話就將一個粗野豪放、蠻橫頑強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匪氣和英雄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里，很難將余占鰲的臟話歸結為一種粗鄙的表現，在抗日的民族大義面前，這幾句臟話因為飽含了一個中華男兒的血性而變得真實可感、豐滿崇高。
第二段對白是「我奶奶」臨死前對這一生的總結。她敢愛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譴不怕報應把跟「我爺爺」在高粱地里野合說成是「對自己身體做主」把和長工羅漢大爺偷情說成是「對幸福的追求」視貞節於無物視名譽為糞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奶奶」的所言所語、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子貞節操守的要求，是一種不守婦道的放盪表現。但從「我奶」最後的話語中，讀者全然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水性楊花、貪戀肉慾的女人在強詞奪理，而是一個大膽熱烈的女權衛士對幸福、對生命的執著追求。莫言作為一個立足於民間的作家，他筆下人物的語言充滿了泥土的氣味，在《紅高粱》中，能從人物的語言里聽到來自於底層農民特有的說話風格和特點，粗俗中顯質朴，粗俗中顯崇高，這看似矛盾的語言特點在莫言獨具匠心的敘事藝術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二）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場面描寫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戲，莫言在場面描寫中喜歡使用通感，而且想像離奇大膽，語言汁液橫流，飽滿生動，給人一個更廣闊的想像世界和更復雜的感覺空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在小說《紅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場面描寫。對高粱地的場面描寫：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濕的高粱在霧洞里憂愷地注視著我父親，父親也虔誠地望著它們。父親憂然大悟，明白了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視著紅高粱，在她的眼睛裡，高粱們奇橘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它們在奶奶眼裡盤結成蛇樣的一團，又呼喇喇地伸展開來，奶奶無法說出它們的光彩了。
莫言對同一片高粱地選用了語體色彩截然相反的敘事語言。這既是作者主觀情感的宣洩又是對作品主題的側面烘托。第一個語段是「我父親」 追隨著「我爺爺」去打鬼子潞過高粱地時的所思所想。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著生機和希望而紅高粱就是這片土地永遠的主人，它們受雨露滋潤，得天地精華，世世代代生長在這里，見證了高密東北鄉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池見證了黑土地上英雄兒女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的壯舉。「我父親」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動，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聖、祈禱。在這段描寫中，莫言賦予了紅高粱最飽滿的靈魂和最偉大的生命。他以紅高粱作為隱喻，實際上是在謳歌像紅高粱一樣生生世世守衛著自己家園的民族英雄。在小說的結尾處，莫言這樣寫道：「謹以此文召喚那些游盪在我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這種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洩是對《紅高粱》主題最好的診釋，體現了作者對故鄉土地上像紅高粱一樣堅毅的人們最由衷、最熱烈的愛。
第二個語段是「我奶奶」臨死前眼中的紅高粱景象。在這里，紅高粱儼然已從上帝變成了魔鬼，它們用最醜陋的形態最惡心的聲音將「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終點。同樣的一片高粱地，卻出現了強烈的情感反差，這看似矛盾，但只要認真閱讀一下文本就會明白作者這樣寫的意圖。「我奶奶」是在給抗日部隊送飯的路上死於日本人的槍口之下，在莫言筆下，這片紅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墳墓， 它們嗜血成性，丑惡骯臟，這正是對日本侵略者罪惡行徑的真實寫照。
莫言愛這片高粱地，因為它養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孫。恨這片高粱地，因為它見證了悲慘的歷史，浸染了人民的鮮血。這種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就是：「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崛凝、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營造美醜時，十分注重語言的誇大和張力，美就要美得徹底，丑就要丑得變形，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創作意圖得到最深刻的凸顯。小說中對紅高粱的反差描寫也是作者一貫敘事風格的集中體現。
二、敘事視角——誰在講故事
在小說《紅高粱》中作者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小說《紅高粱》主要講述的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愛情故事。從故事層面上看，「我」並沒有在現場直接參與到故事，並不知道「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動。按照一般的敘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採用第三人稱外視角進行敘述然而在《紅高粱》中， 「我」不僅作為一個公開露面的敘述者，而且還成為了故事的組成部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敘事聲音為基點，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這樣的敘事視角直接把「我」帶入到了故事的語境，帶入到了歷史的現場。所以作為敘事者的「我」不僅不是局外人而且還能夠知道「我爺爺」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甚至知道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可以聽到「我奶奶」坐在花橋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體細節。
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死去，「我爺爺」也沒有對「我」進行直接地講述，顯然，「我」根本不可能從當事人的口中知道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從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為敘述者的「我」卻憑借歷史想像超越時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並不在場的歷史。不僅如此，「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他們發表評論：「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莫言在創作思想和藝術上受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大，魔幻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視角拉近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莫言同樣引用了這種手法，只不過把「馬貢多」換成了「高密東北鄉」從這一點來說《紅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是作者對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借鑒和創新。但是在小說《紅高粱》中，「我」並不是從始至終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對許多場景的描寫中作者又採用了第三人稱外視角，這就由「我」在講故事變成了「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如小說的結尾處這樣寫道：父親從河堤上檢起一張未跌散的扦餅，遞給爺爺，說：「爹，您吃吧，這是俺娘擀的拤餅。」爺爺說：「你吃吧！」父親把餅塞到爺爺手裡，說：「我再去檢。」父親又檢來一張拤餅，狠狠地咬了一口。在這段描寫中，作者沒有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也沒有發表一句評論，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對話的形式，冷靜客觀地還原了當時的現場。「我父親」和「我爺爺」吃著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餅，並沒有流露出悲傷的神色，也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後，生死在他們眼中變得淡然。莫言以一種「無聲勝有聲」的冷靜描述，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情感沖擊，這種震撼並不是作者用語言可以營造的，而是讀者在結合了自己人生經歷的基礎上的一種深層次的情感體驗。
縱觀整部小說，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限知視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給讀者以公正客觀的感覺。全知視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無處不在，彷彿是「我」在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這種看似矛盾的視角轉換使莫言不但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㈤ 紅高粱配音演員

1，劉惠雲，配音角色：九兒/戴九蓮。

劉惠雲，原名劉蕙雲，2001年改名為劉姵穎，其後再改名為劉惠雲。1995年任職自由身配音員，2001年7月轉往無線電視配音組，2004年7月再次任職自由身配音員。

2，朱子聰，配音角色：朱豪三。

朱子聰，男，香港資深配音演員，1970年代加入無線電視配音組，於1980年代任職自由身配音演員，主力為電影配音，是1990年代香港電影配音的中流砥柱。

3，梁少霞，配音角色：淑賢。

梁少霞，香港資深粵語配音員，1990年透過第一期無線電視配音藝員訓練班畢業後隨即開始擔任配音員。

4，張頌欣，配音角色：戀兒。

張頌欣，香港新晉配音演員，通過第三期無線電視配音演員訓練班培訓而成為配音演員，2004年11月加入無線電視配音組，現活躍於TVB配音組。

5，陳永信，配音角色：花脖子。

陳永信，香港出生，香港配音演員，1980年代加入亞洲電視配音組，亦有為香港商業電台的廣播劇及港產片配音，1993年轉往無線電視配音組，經常配演動畫的旁白。

㈥ 紅高粱是誰的作品

《紅高粱》的作者是莫言
類 別：中篇小說
出版時間：2011年8月（第一版）
字 數：138千字
《紅高粱》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紅高粱》主要通過「我的奶奶」戴鳳蓮以及「我的爺爺」余占鰲兩個人之間的故事，講述發生在山東的生命贊歌。《紅高粱》主線是「爺爺」余占敖率領的武裝壓擊日軍，輔線是「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小說里的主要人物有的是自發的造反勢力，有的是混亂和無紀律的地方首領。他們沒有救國家和人民群眾的主動意識。他們反抗的原因來源於為自身的生存而抗爭。整部小說中沒有著墨太多的正面形象，「我爺爺」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雙重身份，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氣使人物更加豐滿和真實，還原了真實的歷史一幕。
在小說中，莫言竭盡全力的對幾乎所有的戰爭場面都進行了精心的雕刻，無論戰爭場面的大小，甚至人與野狗在吞噬屍體時的較量也用了極多的筆觸，展現了一幅幅屍橫遍野、血肉橫飛的血淋淋的畫面。在這些血肉交匯之中，莫言描繪了一片紅如鮮血的紅高粱，整個世界都是血紅的。莫言正是以這種狂歡式的語言、天馬行空式的筆觸，塑造了一個在倫理道德邊緣的紅高粱世界，一種土匪式英雄，他們做盡壞事但也報效國家，他們繾綣相愛、英勇搏殺，充滿著又離經叛道又擁有無限生氣的時代氣息。
《紅高粱》是一部表現高密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生命力和充滿血性與民族精神的經典之作。

㈦ 電影《紅高粱》與小說《紅高粱》有何差異，具體分析

在上世紀80年代，莫言的《紅高粱》在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和諧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慾望代替階級斗爭做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前輩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里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決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小說和影視劇是兩種不同門類的藝術,就載體媒介而言,小說敘事依然是語言文字,而影視則依靠的畫面組構連綴;小說的傳播依靠的紙質媒介,影視則是電子媒介,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文化載體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敘事藝術上的差異。但是它們之間之所以能夠轉換,是因為它們在故事的組構
我們分析小說《紅高粱》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所在,即莫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詮釋,然後通過分析張藝謀的電影手段，詳盡描述《紅高粱》從小說到電影所產生的主要差異,最後運用文藝批評方法分析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以及張藝謀獲得國際成功的深層文化因素。莫言的語言是完全的鄉土特色，很好辨認：他寫不同人物的的視角，尤其是寫女性身份的戴鳳霞（即電影里的「我奶奶」九兒），她是莫言小說中有個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會性別，她的生命力明顯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復合型的，他們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個混蛋，但於大是大非，民族大義，他們卻是勇敢無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種在血液里傳承的民族精神，當你在《紅高粱》里看到」我爺爺「土匪余占鰲，壞事做盡，好事干絕」這么句話，你不由得不為拍案驚奇，妙！那張藝謀的改編電影呢？《紅高粱》出名之後，表面上看是這樣，我們都知道是張藝謀的《紅高粱》，有多少人聽過莫言啊！這其實是不正常的，造成了這種偏差——是因為電影比小說更具消費性。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它所獲得的表現手段是前所未有的，但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它卻容易陷於一個誤區——追求純視覺的感官刺激，即所謂的「唯美主義」。

㈧ 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說《紅高粱》（不是電影）詳細的情節介紹啊……急求……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朴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融為一體。余占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余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余占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余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贊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余占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余占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余占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鑒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號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融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評價】《紅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風格的一篇奇作。小說以一塊塊的感覺畫面組合而成，形成一個以獨特感覺為基礎的「紅高粱」世界。從題材看，小說取材於作者家鄉的抗日生活，寫作目的也很明確，在小說結尾處作者表示：「謹以此文召喚那些激盪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在小說里，作者以家鄉的紅高粱作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覺記憶為筆鋒，游犁般地描寫著家鄉的抗日生活畫面。無邊無際的高梁地紅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著生命的野合，有著活剮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沒，有英勇的伏擊。與以往的「抗日文學」不同，《紅高粱》摒棄了種種思想框框的制約，抹去了單純樂觀的色調，把家鄉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發展和充滿血腥的歷史過程中去。後來有人驚嘆地評價，《紅高粱》把抗日題材「拖出了困海」。不僅如此，《紅高梁》還為我國當代的「戰爭文學」拓出了一條新路。 小說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覺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個充溢著生命活力與性的誘惑的風流女子。她十六歲出嫁，憧憬著能顛倒在一個強壯男人的懷抱里，殊不知，貪財的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麻瘋病人，只因為單家是個百里首富，只因為單許給他一頭騾子。「我奶奶」絕望了，死而後生，她不顧一切，順從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與余占鰲的野合。小說運用感覺的筆觸，描寫了這場野合的亢奮場面。一個是攔路劫持，身強力壯，後來成為土匪司令的余占鰲；一個是被禮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絕處逢生、情慾之血沸騰不已的妙齡女子，他們狂歡做愛，他們精神契合，此時此刻，傳統的倫理道德盪然無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燒。「我奶奶」那紅高粱一般通紅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覺世界中，這一人物之所以充滿堅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為種種蒼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為，或者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與情人劉羅漢大爺為保護她和她家的財產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剝，這一血腥慘目的景像使她不殺日本人不得安寧。她端出紀念劉羅漢大爺的血酒，讓余司令喝了去殺日本人，讓兒子豆官跟上余司令為羅漢大爺報仇，而自己也象大鳥一樣犧牲在伏擊日本人的戰場上。「我奶奶」這一形象，完全不是傳統美學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個有著女性身軀，充滿生命活力，洋溢著風流情性，以義氣為熱血的形象。有人認為，這一形象具有某種西方的審美特徵，是個擁有「性解放」意識的現代女性形象。其實，這一形象的文化底蘊依然淵源於我國的傳統文化。在我國廣大農村，保存與流傳著一種具有原始意味的，常與禮教相對峙的俗文化方式，在這一文化方式中，人們以求生為第一願望，以男女相交為本性常情，以忠義相助為處世原則，以敢做敢為為英雄豪氣。「我奶奶」這一形象，充分體現了這一俗文化的如許特徵。 小說以一幅幅獨特的感覺畫面構成莫言的感覺世界。無邊際恍如血海的紅高粱，高粱地里狂風疾雨般地男女做愛，「我奶奶」那風流的充滿誘惑的形體與肉體，劉羅漢大爺被活剝後仍然痛罵不休的令人顫栗的場面，奶奶臨死前對天理的種種發問與驕傲的自我伸張，無一不是充滿激情的感覺投身。莫言的感覺與眾不同，他的感覺除排斥了傳統倫理與理性教條的制約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覺具有北方農村那種土生土長的，具有原始意味且發育不全的質朴而又充滿靈氣的農民式的感覺心態，具有濃郁的我國民俗文化的認知特徵。為恰切地表現這一感覺心態，莫言的小說總是習慣以「童年視角」為感覺本體。《紅高粱》就是以十四歲的豆官的感覺記憶作為線索，另加上「我」的感覺補充組合而成的。細心描繪每一個不同的感覺場面，再把許多的感覺場面加以串聯組合，形成完整的感覺體系，便是《紅高粱》乃至莫言的創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