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造座談會

Ⅰ 當代文學 「中間人物」的提出是

【中間人物】 文學作品人物類型之一。政治思想處於中間狀態的人物。這種人物身上既有著好的品質的一面，又沾染著舊時代的惡習，徘徊在新舊思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間隙里。邵荃麟1962年於作協在大連召開的「農村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提出了這一概念。

中間人物大量存在於生活之中，他們身上往往集結各種矛盾，對中間人物的描寫是生活決定的。寫好這類人物的行為和內心矛盾沖突，以及他們擺脫中間狀態，積極向進步方面轉化，就能反映生活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使作品內蘊深刻，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教育意義。

中間人物能否成為主人公，取決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及其所處的地位。浩然的《艷陽天》，塑造了馬大炮、彎彎繞等中間人物。

這些勤勞而富有豐富生產經驗的富裕中農，具有濃厚的自私保守思想，在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中，受到隱藏的蛻化變質分子馬之悅的煽動，進行了許多不合時宜的表演：鬧分社，鬧分糧，一直發展到搶倉庫…·

「在事實面前，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逐步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描寫，恰到好處地反映了當時復雜的客觀現實。

(1)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造座談會擴展閱讀

20世紀40年代之前,邵荃麟主要受到了魯迅以及莫泊桑、契訶夫等的影響,奠定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底色。這一理論底色決定了邵荃麟一生文藝思想的總體走向,無論他的思想如何改變,最終都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主義。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邵荃麟的文藝思想開始向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向轉化。

但是自身的理論基礎,再加上不容樂觀的文學現實使得邵荃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革命「兩結合」的接受陷入了迷惑之中。文藝領導者以及文藝理論家的雙重身份使得他掙扎在文藝寫真實與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漩渦之中無法自拔。

隨著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充分顯露,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始從各個方面調整路線方針政策。文藝界也迎來了短暫的春天。

1962年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邵荃麟提出了寫「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但是,緊接著全國的政治形勢又進入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新階段,邵荃麟的文藝思想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了嚴厲的批判。邵荃麟也因此身陷囹圄,成為了寫「中間人物」論的殉道者。

第二部分著力於對邵荃麟提倡的寫「中間人物」論進行再認識。該部分首先分析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主要內涵,真實性與傾向性是現實主義的核心所在。這些都要通過典型人物而表現出來:通過人物的內心矛盾,反映出真實的歷史面貌。

邵荃麟提倡寫「中間人物」論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論文以梁三老漢、亭麵糊、趙滿囤為例,通過對他們所具有的真實可信、鮮明的性格特徵以及內心激烈的矛盾斗爭等方面的的分析,證明邵荃麟所提倡的「中間人物」,在根本上其實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實際運用。

由此指出,寫「中間人物」論在當時受到批判,實質上是一種誤把文藝創作規律當作政治路線斗爭的嚴重錯位。

第三部分對邵荃麟文藝思想進行再評價。時代的局限性決定了邵荃麟文藝思想的局限性。他只能極力調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只能在有限的范圍之內對當時概念化的文藝創作路線提出有限的調整意見,是不徹底的。

同時,由於過多地強調了文藝的政治功用,邵荃麟心目中現實真實的范圍只凝聚成了一點,那就是緊緊圍繞政治的相關斗爭與生活,而將更為豐富的生活內容狹窄化了。通觀邵荃麟的文藝思想,聯系當下文學現實,指出邵荃麟文藝思想的現實針對性及意義。

由此得出結論,在今天被商業大潮沖擊的文學中,現實主義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反映現實仍然是文學義不容辭的歷史任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間人物

Ⅱ 農村題材短篇小說

遲子建的《酒鬼的魚鷹》
沈從文《邊城》
魯迅的《故鄉》和《祝回福》
還有茅盾的答《春蠢》
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夏衍的《包身工》
趙樹理的《三里灣》
李准《不能走那條路魯彥、許欽文、蹇先艾、台靜農、許傑、彭家煌、沙汀、艾蕪等一批現代鄉土作家，以朴實細密的寫實風格書寫老中國兒女在各自的鄉土上發生的種種悲劇性故事

Ⅲ 當代文學史上的大連會議指哪個會議

1962 年 8 月 2 日至 16 日，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當代文學史上一般被稱為「大連會議」。「大連會議」是這次文藝政策調整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Ⅳ 簡述趙樹理自身經歷對於民俗創作的影響

這個我知道！
趙樹理小說的藝術特色

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一貫特色。四十年代由於他的小說對解放區農村生活的深刻開掘，真實反映了解放區農村正在發生的偉大變革，他被人們稱為「地道的解放區的歌手」①。全國解放後，趙樹理依然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態度從事創作，繼續長期深入農村、熟悉農村生活，排除各種干擾，堅持一切從生活真實出發。他的作品，真實地再現了建國後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成就與問題，發展與波折，表露了趙樹理對我國農村問題獨特而深刻的見解。一九六二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與會同志一致贊揚了趙樹理創作中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邵荃麟說：「這個會上，對趙樹理同志談得很多，有人認為前兩年對他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為什麼稱贊老趙？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現在看來，他是看得更深刻些。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里正確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國後趙樹理小說創作中最為重要的創作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首先表現在反映生活的真實性與深刻性。他的小說，敢於面對現實，按照生活中的本來面目再現生活；同時又注意開掘生活深層，向現實深化，不斷提出一些農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以引起人們重視。可以說，趙樹理作品中描寫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現實基礎，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登記》、《求雨》等作品，以歡快的筆調真實反映解放初期農村新、舊思想的消長；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趙樹理的《三里灣》，既真實描寫農業社在解放生產力、增加農民集體財富方面的優越性，說明合作化的歷史潮流無法阻擋，又實事求是地反映了這場運動的艱巨性，深刻提出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與改造農民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最為難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趙樹理面對農村經濟被破壞的嚴重局面，表現了一位藝術家可貴的勇氣和責任心，從《鍛煉鍛煉》到《賣煙葉》，仍然堅持描寫他在生活中所真實感受到的東西，不說假話，不對生活作浮誇、虛假的描敘。同時還針對農村實際情況提出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提倡實干精神，批判資本主義勢力，重視農村基層幹部的思想作風，關心新一代農民的成長，揭示阻礙他們健康成長的原因等等。這就使趙樹理的小說表現出同類作品中極為少見的真實性與深刻性。

趙樹理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還突出地表現在建國以後他更加註意人物形象的多樣化，努力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多種多樣的人物來。翻開趙樹理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我國農村中各種類型的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的形象，這些人物無論從年齡、性別、個性來說都是多種多樣的。趙樹理自覺地克服創作中「寫舊人舊事容易生活化，而寫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進農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貴的努力。《三里灣》中那群性格各異的辦社積極分子，比《李有才板話》中斗爭地主的積極分子「小」字輩們，形象要充實得多。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作者成功地創造了老農中的先進分子陳秉正的形象。這個由豐富的現實生活中升華出來的藝術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國勞動人民對於勞動的無比光榮感。他比之於趙樹理筆下的青年先進農民形象要飽滿得多，但又顯得可親可愛，而不是生活在雲端里的完人。在趙樹理創造的人物畫廊里，塑造得最為成功的是農村中背著這樣那樣歷史包袱的中間、落後人物，那些帶有綽號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們的思想行為具體證明了毛澤東所說「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偉大意義，在現實生活中起著鏡子的作用。小飛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萬萬受封建思想束縛的農村婦女擺脫精神枷鎖而覺醒；范登高、糊塗塗、小腿疼、吃不飽以及投機倒把分子賈鴻年等活靈活現的藝術形象，將使廣大農民引為鑒戒。

努力探索文學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重視使自己的作品為中國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喜聞樂見，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於作者熟悉農村，作品中描寫的人是地道的中國農民，特別是那些可愛的老農民；描寫的事無論是矛盾沖突還是風土人情，都具有中國農村的氣派與特點：表現的主題，又是廣大農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其次是在語言及表現形式上以廣大農民的思想、心理、習慣為基礎，使作品充滿了濃郁的泥土氣，老百姓不僅看得懂，而且還愛讀。

趙樹理的語言是真正的民族語言，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茅盾曾說：「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斷混在別人作品之中，細心的讀者可以辨別出來。憑什麼去辨認呢？憑它獨特的文學語言。獨特何在？在於明朗雋永而時有幽默感。」①趙樹理的語言是在群眾口語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既顯現出明白曉暢、簡明生動的特點，又耐人尋味，富有表現力。趙樹理的幽默感，表現在敘事寫人時的妙語橫生，並善於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給他一個形象鮮明的綽號。這種幽默為趙樹理的創作增加了風趣、樂觀的生活氣息。

在表現形式方面，趙樹理十分重視民族的傳統藝術技巧，如評書敘事、摹情、狀物的藝術，注意將那些「值得學習的辦法

Ⅳ 中間人物論是誰在大連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會談上提出的

鍾潔瑩論是誰的大連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會上提出的這個不太了解

Ⅵ 對趙樹理的評價

對趙樹理的評價：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評論家周揚評）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中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葯蛋派」的文學流派。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中國作家網評）

人物簡介：

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葯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范，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後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於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葯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
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
短篇小說：《登記》、《孟祥英翻身》、《鍛煉鍛煉》、《小二黑結婚》、《傳家寶》、《鐵牛的復職》、《地板》、《福貴》、《田寡婦看瓜》、《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
另寫有評書、鼓詞、劇本、評論等。他的創作已結集為《趙樹理文集》和《趙樹理文集續編》出版。

寫作風格：

趙樹理（右）與魯藝文學系主任陳荒煤在一起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這個流派還包括馮志勤、西虎、威樹、林依晨、趙少康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葯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中篇小說）、《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長篇小說）、《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趙樹理「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材，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
趙樹理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里「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裡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里。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於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趙樹理的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里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夥子鬧新房三里灣 趙樹理，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
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Ⅶ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成就和局限，以《創業史》為例。大概在500字左右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既具強烈的現實性，也有較高的藝術性，作為當年曾經感動版一代人的著名小說《創權業史》更是如此，它反映了「農村合作化運動」開展後農村的激烈動盪和變革，塑造了以梁生寶為首的不同以往的農民形象，展現了真實的農村生活和復雜的農村社會關系，反映了在巨大社會變革中的各類農民思想和生活的變化，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民積極樂觀的精神風貌，也反映了建國後農民對新農村，新生活的熱愛和嚮往。
當然，"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簡單來說，就是過多受政治的影響和束縛，有濃厚的政治宣傳色彩。比如都是光明的大團圓結尾。還有就是寫作方法簡單粗糙，藝術形式單一，描寫的農村生活不夠深刻和豐富。從《創業史》來看，雖然梁生寶感動激勵了很多人，但不否認，這個人物過於理想化了，也就是說梁生寶的形象超過了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是有一定缺陷和不足的。

Ⅷ 評論趙樹理的小說《傳家寶》

對於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可以看作一個小說流派，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不過，在50年代，文學界確有催成山西小說作家形成創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揚到了山西，明確提出有意識地發展有特色的文學流派。當年10月，山西的文學刊物《火花》創刊，對趙樹理等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是該刊的經常性主題。1958年5月，《文藝報》和《火花》在山西召開座談會總結山西作家的創作特色。不久，《文藝報》還以「山西文藝特輯」的專欄(註：《文藝報》1958年第11期。)，介紹、高度評價山西作家的創作成績。建立「流派」的努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繼續得到強調，但他們的創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跡可尋的共同性。這包括：一、地域的特徵。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於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小說的藝術自足性受到懷疑；「不作旁觀者」的文學主張，不僅是敘事意義上，而且更是小說「社會功能」上的。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觀念，他們關於寫小說是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註：趙樹理《也算經驗》，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的預期，是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但又認為，「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以便能讓識字不多的鄉村讀者接受。關於這個「流派」，評論界使用的稱謂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等。
這個「流派」的作家，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馬烽(1922-)，山西孝義縣人。小學沒有畢業時，參加了八路軍。戰爭期間，從事晉綏邊區報紙、出版社編輯工作。1945年，與西戎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1956年回到山西。馬烽五六十年代的創作，除《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文學劇本，和在刊物上連載的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等。西戎(1922-)抗日戰爭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報》、《四川文藝》編委、主編。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姑娘的秘密》、《豐產記》，後一個集子的作品(《燈芯絨》、《賴大嫂》、《豐產記》等)，寫於1961年以後，風格轉而向朴實趨近。其中，《賴大嫂》用揶揄的筆調，寫一個「無利不早起」的自私、愛撒潑的農村婦女，在生活中的處處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這個短篇既為倡導「現實主義深化」的批評家援引來闡述其論點，也為後來批判「現實主義深化」和「寫『中間人物』論」所重點抨擊的「標本」。(註：參見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寫中間人物」的一個標本》(《文藝報》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縣人。40年代，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左翼文學界，獲得很高聲譽。50年代以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登記》、《求雨》、《金字》(根據記憶重寫)、《「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賣煙葉》，長篇《三里灣》，電影故事《表明態度》，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部)、特寫(或傳記)《實幹家潘永福》。另外，還寫有鼓詞《石不爛趕車》，小調《王家坡》，澤州秧歌《開渠》，上黨梆子《十里店》和改編的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編為各種文藝樣式。如《登記》便以《羅漢錢》的名字，分別改編為秦腔、豫劇、粵劇、評劇、滬劇等劇種演出。趙樹理的這些小說，大多仍取材於晉東南他的家鄉。他與這個地區的人、事仍保持著密切而持久的聯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那種淳樸、誠實的特色。他繼續著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的隔閡的試驗。(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在小說觀念上，也堅持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不過，後來他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作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寫小說便是要動搖那些習以為常、但不合理的「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因而，在《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雖說農村開展的「運動」仍構成它們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開的關於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理、家庭關系、公私關繫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是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來，趙樹理這個時期的小說，確是「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這是因為他離「當年」的「青春」漸遠。如果從作家所處的環境而言，那麼，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寫作的規范，仍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來有限度地容納作家的創造，容納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藝術想像；而趙樹理那時對農村傳統習俗和觀念所期望的更新，也與革命政治在農村所推動的變革，有許多重合之處。到了50年代，不僅文學寫作的規范更加嚴密，而且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他的那種建立在對民俗、民間文化的體認基礎上的藝術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憂慮於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過度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後期創作的主題。與《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三里灣》等表現「小字輩」掙脫老一輩的障礙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鑒定》、《實幹家潘永福》中，老一輩農民身上的品格，被敘述為年輕一代最重要的精神傳統。趙樹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說藝術，總體面貌與以前並無重大變化。然而，如評論者所說，這些「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的作品，由於作者對某一形式的「越來越執著」，導致「故事進行緩慢」，有「鋪攤瑣碎」、「刻而不深的感覺」(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

三 趙樹理的「評價史」
對趙樹理小說和他的文學觀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有的看法且相距甚遠。即使是左翼文學界之中，評價也並不一律，且時有變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統地對趙樹理的小說給予很高評價的，是周揚發表於1946年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註：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延安)。)。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斗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這種評價的延伸，次年8月，在晉察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在此前後，「解放區」的出版社，編印了多種趙樹理創作的評論集(註：如冀魯豫書店1947年7月初版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9月編輯印行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華書店1950年4月重印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蘇南1949年6月初版的《論趙樹理創作》等。)，收入周揚、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馮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會前後出版的兩套大型叢書中，趙樹理被做了頗為特殊的處理。他的創作理所當然地入選展示「解放區」文學實績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學選集》(茅盾主編)中設有他的專輯。事實上，趙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出版於1943年。這種安排，反映了將之「經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周揚的報告中，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並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不過，進入50年代以後，文學界對於趙樹理的評價也有些猶豫不定。在繼續把他作為一種「榜樣」來推崇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發現。這種發現，是「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因而，批評家提出了趙樹理「善於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於表現前進的一面」的問題，並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註：竹可羽《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再談談〈關於《邪不壓正》〉》(2月25日《人民日報》)。)長篇《三里灣》發表後，在受到肯定的同時，「典型化」程度不夠的問題被著重地提了出來：對於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於農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較少」，「沒有能夠把這個方面充分地真實地表現出來」，而對於農村的斗爭，農民內部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現得很嚴重，很尖銳，矛盾解決得都比較容易。(註：參見俞林《〈三里灣〉讀後》(《人民文學》1955年第7期)，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後期，這種評價上的猶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藝報》就「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討論。雖然刊發了認為這個短篇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社幹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編輯部卻是支持趙樹理的，它以王西彥對趙樹理「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註：《〈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文藝報》1959年第10期。)，作為結論性意見。《文藝報》的這種辯護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了抵禦當時激進文學思潮。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因為趙樹理對1957年以後中共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而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受到「內部」批判。而在這個期間，文學界在農村題材小說中，作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經濟的「浪漫主義」的退潮中，文學界也有了「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出。這時，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所發掘和重新闡釋。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茅盾、邵荃麟等認為，「前幾年」對趙樹理的創作估計不足，「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些觀點，在隨後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闡發：「趙樹理在我們老一輩的作家群里，應該說是近二十年來最傑出也最扎實的一位短篇大師。但批評界對他這幾年的成就卻使人感到有點評價不足似的，……事實上他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應該說是現實主義最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礎真如鐵打的一般」，「趙樹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農村裡面，實在是首屈一指，當代其它作家都難於匹敵」(註：康濯《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既然趙樹理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深化」的作家，那麼，「文革」前夕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趙樹理又必定首當其沖。文學界對趙的評價發生了大轉變：「近幾年來，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沒有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畫出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大連會議「不但沒有正確指出」他的「這個缺點」，「反而把這種缺點當做應當提倡的創作方向加以鼓吹」(註：《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後「文革」中對趙的激烈攻擊，從「文學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超越這一批評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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