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小說中蘇關系

『壹』 《中蘇關系重大事件述實》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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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大林的兩封電報
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之後，毛澤東談得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不許革命」。他說斯大林「整了我們四次」，其中一次就是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進行自衛反擊，可斯大林從莫斯科發來電報，要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但是，我們沒有聽他的。毛澤東聲稱，他想起這些事情「就有氣」。
毛澤東還說過，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干涉，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我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有可能出現南北朝。後來我見到了阻止我們過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
難道斯大林真的「不許」毛澤東革命？斯大林真的想勸阻解放軍過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1. 毛澤東不滿地說，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
斯大林……
應該是你需要的吧

『貳』 中蘇結盟的歷史背景,談判過程及其對冷戰的影響

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宣布：「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締約國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幹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與鞏固中蘇兩國間的經濟與文化聯系,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 其背景是蘇兩國、兩國共產黨在當代世界和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從而使得中蘇關系及其影響也在當代世界政治和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蘇關系——無論是友好,還是惡化,都會對當時的世界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重大、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四十餘年中蘇關系的歷史已經表明,中蘇關系的發展變化,尤其是中蘇雙方的論戰和對抗,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蘇兩國國內歷史進程和歷史面貌的發展,影響了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面貌的巨大變化,而且還影響了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變遷.研究和總結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兩個最大的共產黨四十餘年相互關系的經驗教訓,這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是十分有意義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兩國關系一直帶有突出的黨際關系色彩,即黨的關系密切,國家關系就友好；黨的關系終止,國家關系也即名存實亡.而在中國和蘇聯的政治體制下,領袖作為決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動.

『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交惡的真實原因有哪些

一 蘇聯的大黨、大國主義及國家利益沖突與中蘇關系的惡化
中蘇關系包括兩層關系,一是中蘇兩黨之間的關系,二是作為兩個大國,即中國與蘇 聯之間的相互關系.戰後,蘇聯在處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中總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斷表現出其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的作風,這不僅損害了兄弟黨和國家的利益,而且 嚴重製約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正常關系的發展.所以蘇聯的大黨、大國主義與國家利益 沖突,是影響中蘇關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學者,分析問題的角度或側重點不同 .
不少學者認為蘇聯單方面的對華方針和政策,即蘇聯的大黨、大國主義及其對中國國 家利益的損害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的根本原因或關鍵因素.孫澤學、唐年薪認為「蘇聯 的大國大黨主義與中國追求平等的沖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劉克明通過分析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關於中長鐵路、中蘇合營公司等內容的規定和赫魯曉夫時 期關於長波電台、共同艦隊等問題後認為,「中蘇關系惡化直至分裂,可以從各個方面 去探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蘇共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1997年10月,曾經 給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過翻譯的閻明復在出席當代中國研究所等機構 共同發起的「中蘇關系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說「中蘇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於 赫魯曉夫奉行的大國沙文主義,它損害了中國的主權與民族利益.」
李捷則認為蘇聯的大國主義作風及其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是中蘇關系惡化「最為關鍵 的因素」.
孫其明認為,「國家利益沖突是導致中蘇關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認為像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補充協定的談判、簽訂過程及有關內容,中蘇關於建立 「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爭論,蘇聯對中國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惡劣做法,都 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最終導致了中蘇關系的破裂.
沈志華認為：「中蘇關系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範式和准則中的 某種結構性失衡」.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範式,是基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 關系的領導與被領導的範式,進而使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國之間打上了領導與被領導的 烙印.這種關系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 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50年代後期在中蘇軍事領域的合作中,盡管蘇聯人 沒有任何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但他們在言語和行動中不斷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領導者 的心態,不僅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也使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國和中 國軍人無法忍受.所以,中蘇最終未能實現軍事合作的根源就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 系內在的不穩定性——一旦處於領導地位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受到挑戰,它們之間的 同盟關系便會出現動盪,合作也就無法維持下去.
李寶俊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利益的關系,損害了這種利益也就破壞了雙方的關 系.從50年代末期蘇聯提出有損中國主權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邊界上派駐重兵,對中國 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蘇聯首先是損壞中國的國家安全 利益,同時也損壞了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從而導致國家關系的全面破裂.」葉自 成則說,引起中蘇關系不和的因素有三：歷史因素、意識形態因素、國家利益沖突,其 中,國家利益沖突是導致中蘇關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戴超武根據近年來陸續出版 和解密的中國和蘇聯方面的相關文獻檔案,研究了中國發展核武器問題對中蘇關系的影 響,也認為國家利益沖突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 關系的破裂是一個互動過程.
但駱曉會認為,中蘇關系惡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國家利益沖突,「過分強調國家利益對 中蘇關系惡化的影響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認為「斯大林時期比赫魯曉夫時期對中國 國家利益損害更大」,中蘇國家關系反比這一時期好；中蘇關於「共同艦隊」和「長波 電台」爭論的結果,是毛澤東用虛幻的主權損害替代了實在的國家利益損失.說「1969 年以前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方針和原則,往往未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國際主義 高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重於國家利益.因此中蘇關系惡化的首要因素為國家利益之說 不能成立.」
二 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
意識形態因素對現代各國的外交關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外交政策的 傾向性非常明顯,相同的意識形態和發展道路成為中蘇結盟的紐帶；而五、六十年代中 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如何評價斯大林,怎樣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的關系 ,怎樣估計革命與戰爭的問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同樣對中蘇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學者肯定意識形態的爭論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劉克明認 為,「意識形態爭論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認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 爭論,一度非常激烈,雙方都把爭論上升到馬列主義的原則高度,最後變成了「你死我 活」的斗爭.「由於中蘇兩個大黨都是執政黨,都有國家力量作後盾,事實上誰也打不 倒誰,最後只能走向分裂.」孫其明認為,「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 顯然是導致雙方關系惡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駱曉會認為,意識形態分歧是中蘇關系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並不是首要因素.認 為「中蘇意識形態的分歧,最早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的.但事實上中蘇之間的友 誼與合作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繼續發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 至1959年2月中蘇除簽國防新技術協定之外,又簽了3個包括蘇聯提供158個成套設備項 目在內的援助中國的協定.這證明意識形態分歧開始並不從根本上影響中蘇關系的發展 .」並說,「中國領導人實際上並不真正看重意識形態問題,而蘇聯領導人在這方面的 意識更淡漠.」「中蘇兩黨及其領導人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協和讓步, 盡力維護團結,減少分歧.如果沒有其他更關鍵的因素,意識形態分歧不可能將中蘇關 系引向絕境.」
孫澤學、唐年新通過分析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和由此引起的戰略思想的對立,認 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劑」.尤其是「中蘇大論戰使兩黨關系勢同 水火,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營歸於瓦解,兩國關系走到破裂的邊緣,中蘇同盟名存實亡. 」而意識形態分歧最重要的表現,就是中蘇對社會主義道路的不同探索,並成為導致同 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陳冬生通過分析中國「大躍進」運動對中蘇關系的 影響認為,「『大躍進』運動對中蘇關系產生了消極影響……進一步惡化了中蘇兩黨兩 國的關系.」有的則稱中國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立探索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的 一個重要因素,但沒有分析中國領導人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立探索,是如何惡化中蘇關 系的.
三 中蘇兩國領導人個人因素與中蘇關系的破裂
歷史唯物論從來都強調要正確認識和評價個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在國際交往 中,領導人的個性、風格、思想等,對一國的外交活動及外交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重 要影響.在分析中蘇關系惡化原因時,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等中蘇領導人的個人 因素,成為學者們探討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楊奎松在《毛澤東蘇聯觀變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戰在亞洲」香港國 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一文中認為,中蘇兩國領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異是中蘇關系走向 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蘇兩黨反目成仇,雙方關系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根本改變的過 程中,兩國黨的領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決定性」.文章以毛澤東蘇聯觀的變化為線 索去剖析問題,以歷史上的恩怨、毛澤東獨特個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 念上的歧異,論述了中蘇關系的演變過程.
駱曉會認為,「導致中蘇關系惡化的關鍵因素是兩國領袖個人(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 間的各種矛盾、差異與利害沖突.」認為肯定領導者個人因素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進 程中可起關鍵作用或決定作用,並不違背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而兩國領導人的矛盾、 差異與利害沖突,「表現最突出的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各自國內政治斗爭的利益與需要 完全是相互背離的.」認為赫魯曉夫執政後,開始調整斯大林時期的內外政策,以反個 人崇拜來樹立自己的威望,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此時的毛澤東,一是由於1958年 大躍進受挫遭到黨內外廣泛批評,自感越來越孤立,「提出了要區分『兩種個人崇拜』 的問題,試圖以此重塑自己的權威」；二是毛澤東更為擔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後作赫魯 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這種背離使他們既不顧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也不去 考慮什麼國家利益,從而造成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關系的破裂,並導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 的瓦解.」在國際上,與毛澤東對斯大林個人表示尊敬、對斯大林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 地位沒有絲毫疑問不同,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則看不起,對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有意無 意中流露出來的老子黨、老大哥的思維定勢與優越感則不能忍受.並認為,「毛澤東與 赫魯曉夫的對立並導致中蘇關系的惡化,還與這兩位領袖性格的某些異同有直接與間接 的關系.」
李丹慧認為,中蘇最高領袖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對各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以及 從本國立場出發對對方探索方式的認識,是確定這一時期中蘇關系走向的決定性因素. 「當雙方的探索和為此而制定的政策趨同,雙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間還以信任為 主時,中蘇關系就表現為親密無間,或可以在求同存異中發展；而當雙方的探索及政策 發生背離,雙方的基本利益背離,相互間猜忌、戒備勝過信任時,中蘇關系也即轉為冷 淡,乃至趨向分裂.」
四 「冷戰思維」對中蘇關系的影響
40多年的「冷戰」對戰後國際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蘇關系亦不例外.羅珍、朱 玉文認為,「『冷戰思維』的安全模式是蘇聯想控制中國的內外政策並導致中蘇關系曲 折發展的關鍵,而中國未能及時擺脫『冷戰思維』安全觀也是原因之一.」認為50 年代末期中蘇關於「長波電台」、「共同艦隊」的爭論,赫魯曉夫對中國炮擊金門、馬 祖的指責,蘇聯就中印邊界沖突所持的中立立場,都是在「冷戰思維」支配下,蘇聯領 導人從蘇聯的全球戰略需要出發,對中國的內政、外交進行指責.中國雖拒絕了蘇聯的 無理要求,但並未走出「冷戰思維」的巢穴.
五 中蘇關系破裂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
無疑,中蘇關系的惡化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許多文章從中蘇關系的多種層面 對此問題進行了分析,有些作者還提出了「互動」說.曲星認為,中蘇關系惡化是雙方 戰略、理論與利益三個方面分歧沖突及其互動的結果.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中蘇之間 的結盟關系有著強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當時中蘇都面臨美國嚴重威脅的戰略格局,中 國需要與蘇聯結盟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蘇聯也需要在自己周邊建立一個隔離西方 威脅的安全區域.」但50年代中期美蘇關系有所緩和之後,蘇聯面臨的戰略任務與中國 面臨的戰略任務發生了明顯的差異.赫魯曉夫要緩和與美國的關系謀求美蘇合作,需要 中國加以配合來營造與美國緩和的氣氛；但中國要解放台灣,對美國及蔣介石在東南沿 海的挑釁要反擊,這無疑有悖於蘇聯創造緩和氣氛的構想.中國希望加強自身的軍事力 量、特別是海空軍力量,對付美國的威脅；但蘇聯卻需要中國裁軍,由蘇聯通過中蘇盟 約和華沙條約提供保護.「由於蘇聯醉心於與美國的緩和,決心要把中國外交納入蘇聯 全球軌道,又絲毫不考慮中國的戰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國對蘇聯外交新戰略所依據的 理論非常自然地就產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爭論升級,並且展開了公開 大論戰.中蘇兩黨之間的大論戰不僅使它們之間的分歧得不到彌合,反而越來越大,最 終兩個執政黨之間的關系惡化.中蘇兩黨之間的關系惡化,「不可避免的對國家關系產 生了消極的、甚至是破壞性的影響.中蘇從盟友演變為潛在敵人,正是這種利益沖突與 理論分歧惡性互動的結果.」
孫其明從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兩方面分別著文,認為中蘇關系破裂,是國家利益沖突 和意識形態分歧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駱曉會也從國家利益、意識形態以及領導 者個人因素三個方面,分別著文分析了對中蘇關系的影響,認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 關系的惡化,「是許多因素累積並相互促進、交互影響下造成的.」而若非要從這 些因素中找出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領袖個人因素.
總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惡化,是許多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 結果：歷史上的恩怨和現實的沖突；國家戰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識形態分歧；社會背景與 個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隨著有關檔案的全面開放、解秘,對中蘇關系惡化原因的研究 將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將有助於21世紀中俄友好睦鄰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肆』 中蘇關糸哪年又建立起來的

1949年10月2日中蘇建交，雖然60-7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但是一直沒有斷交，1989年5月13日至16日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關系正常化。

『伍』 師哲口述：中蘇關系見證錄小說txt全集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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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總司令發布渡江命令。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渡過天塹長江，解放了南京等大中城市。此時，我們已基本打敗了國民黨。全部消滅反動派、解放全中國已指日可待。在這一年的3月，我隨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輾轉離開西柏坡來到北平，仍在毛主席身邊，協助處理中蘇來往電文及會談翻譯等工作。5月，中共中央決定派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指派我作為翻譯隨同前往。劉少奇訪蘇的主要任務是：（1）介紹中國革命的進程、性質、任務，它的發展和前景，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狀況、特點、歷史經驗，尤其是武裝斗爭的重要意義和實踐經驗等。（2）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及其對世界革命的影響，尤其是對殖民地、附屬國的影響，它對世界革命應負的義務和希望得到的國際聲援等。（3）最迫切、最關鍵的問題是要取得蘇聯對我國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過他們爭取國際間對中國革命在政治上、道義上的同情和聲援。這……

『陸』 中蘇關系重大事件述實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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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不滿斯大林緊要關頭「不讓我們革命」
斯大林一共給毛澤東發過多少封電報，恐怕沒有人統計過。在這些電報中，有兩封電報一直讓毛澤東耿耿於懷，以致十多年後，毛澤東還經常提起，認為這是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做的錯事。他說斯大林「整了我們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許革命」。所以，研究中蘇關系，不能不提到這兩封電報。
1945年8月20日，蘇聯紅軍駐延安情報組給毛澤東轉來一封密電，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名義。
這封電報的內容是什麼？當年給毛澤東當翻譯的師哲在他的回憶錄里是這樣敘述的：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等等。
不管電報全文是怎麼說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對中國進行內戰，要求毛澤東同蔣介石謀求妥協。而在毛澤東看來，這就等於讓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斯大林「不許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魯曉夫將參加蘇共二……

『柒』 中蘇與中俄關系的主要不同點是什麼

中蘇是中國依靠蘇聯向蘇聯學習，此時蘇聯想利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陣營，打擊資本主義，建立霸權政治。中俄關系主要是中國與俄國和平共處，友好往來，經濟協作。

『捌』 《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見證》epub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王亞志 回憶 沈志華 李丹慧 整理）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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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

作者：王亞志 回憶 沈志華 李丹慧 整理

豆瓣評分：6.5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7

頁數：223

內容簡介：

《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見證》以「批判口述史學」的方法，將當事人的口述回憶與檔案資料的鑒別以及學者的研究相結合，對1950年代的中蘇軍事關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回顧與思考。《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系見證》認為，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軍事關系主要表現為一種合作關系，它是新的中蘇同盟的重要內容之一，在中蘇兩國關系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的中蘇軍事關系既包括兩國之間提供軍事貸款及武器裝備、培訓軍事人才及交流軍事技術等一般意義上的相互援助和協作，又包括在戰爭狀態下雙方之間的協同作戰，以及在和平時期雙方為保障國家安全、進行國土防禦而採取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聯合軍事行動。但到1950年代後期，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產生並加深，以及對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系立場的不同，兩國關系從蜜月走向破裂。由此，雙方在和平環境中的軍事合作再也沒有呈現過令人滿意的局面，兩國之間的同盟關系實際已趨向式微。

作者簡介：

王亞志，1926年10月出生於河北省束鹿縣(現辛集市)農村。1941年後入冀中抗屬子弟中學、抗大二分校附中、陝甘寧邊區抗大七分校學習。1957年至1960年畢業於南京軍事學院。1946年2月後長期在中央軍委總參作戰部和志願軍司令部做參謀工作。50年代在彭德懷辦公室任軍事參謀（秘書），60年代在周恩來辦公室任軍事秘書，後任總參作戰部副處長。七八十年代相繼擔任國防科委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政治部幹部部長，紀委委員等職。1986年離休後曾參加《彭德懷傳》和《周恩來軍事文選》的編審事務。

沈志華，1950年4月生。1979—1982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專業碩士研究生（肄業）。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冷戰史、蘇聯史，特別是中蘇關系史和朝鮮戰爭。代表作有《蘇聯專家在中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中蘇關系史綱》、《思考與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等，並主編三十四卷本《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三卷本《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八卷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等文獻資料集。

李丹慧，1954年6月生。1981年畢業於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現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冷戰國際史研究》雜志主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冷戰史、當代中國外交史。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並主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等書。

『玖』 APH露中歷史……中蘇啊中俄啊之間所有的歷史關系之類的

中俄 兩國目前的關系親密,但得看清楚親密的背後.
目前的親密是由於國際形勢的逼迫.美國及北約的步步壓進迫使中俄兩國相互靠攏,兩國都需要對方在政治及軍事和經濟能源上的相互幫助.
但古訓告訴我們,一山是不容二虎的,半個世紀前的蘇聯和美國就是個教訓.
所以一旦美國及北約的壓力不存在的話.這種關系馬上就會破裂甚至走向對抗,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喜歡一個強大的臨國,因為有個強大的臨國就會有中很大的壓力.就會產生侵略.
歷史上俄國侵略中國的事近代比比皆是.同樣元朝時中國也侵略到了多瑙河畔．雖然目前中國都一直強調發展經濟，軍事處於自衛狀態．也就是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晦政策．但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也看破了這點，所以現在也在打壓中國．
其實俄羅斯也一樣有過韜光養晦的政策．俄羅斯想把美國的注意力引到中國，然後自己發展經濟．也跟中國七八十年代政策一樣．美國把集中精力打壓蘇聯，中國才獲得經濟的猛飛．但作為一個疆土遼闊的國家來講，美國也早已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只不過那個年代騰不出手來控制中國．
總之現在的國際形勢對中俄不是很有利，已形成了北約，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對中國包圍的一種大包圍圈．所以目前中俄只能相互依靠，所以走得更近了一步．但是萬一中美開戰的話．俄羅斯坐收漁瓮之力，它最少要等到中國消耗怠盡的時候才會出手的．所以目前中俄既相互依靠，又都在想方設法把美國的焦點轉移到對方身上．都在為自己找一個有利的位置．
當然這種局勢也能突破．關鍵在於中俄能否突破美國這些盟國的聯盟，美國這些盟國也是有著各自的利益的，向印度也想利用西方對中俄的打壓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國也不會單獨與中俄的任何一方開戰，因為那樣會使美國丟掉全球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的位置．
現在的局勢好比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的」合縱連橫」，誰能把自己擺在最有利的位置，誰就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當相互利益不相同的時候，中俄關系也會走向破裂

對於中蘇關系的發展歷史，可以大致作這樣一個小結：

——50年代，中蘇結盟時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對新中國的確立和生存具有關鍵的意義。蘇聯誠心幫助了我們。結盟本身表明中國處於被保護的地位，中蘇關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蘇條約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從分歧到分裂。分歧從何開始，一般認為是思想意識上的分歧，其實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利益的矛盾。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中國首先跳出了兩極格局，這是一個創舉；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統一戰線。表面上的思想意識分歧，實際上是我國國家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對撞；

——80年代，關系正常化的十年談判。中國堅持提出的「三大障礙」問題，是為國家建設創造外部環境的戰略考慮。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同蘇聯的關系，無疑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蘇關系的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要超過很多其他大國關系。中蘇關系集兩國關系、兩黨關系和兩國以及兩黨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於一體，它同時包含了大國關系、社會主義國家間關系、不同文明國家間關系、新型民族國家和歐洲傳統大國間的關系等廣泛內容，並且摻雜了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一部中蘇關系史的演變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從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爭」，再到70年代的「斗」，最後過渡到80年代的「緩」，直至平穩過渡到中俄關系並形成了戰略協作夥伴關系的「穩定」新格局。這段過程中，高開低走再回歸正常的中蘇關系幾乎經歷了當今世界各種國家關系形態的全部變體：從一般的國家關繫到親如兄弟的戰略同盟，進而搖身一變為勢不兩立的戰略對手，然後又經歷了艱難的正常化過程回歸到友好國家關系，最終在蘇聯解體後建立起可作為大國關系典範的新型戰略協作關系。中蘇之間這種從過於親密到過於敵視，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國家關系在當代國際關繫上可謂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系在現代國際關系研究中是一個很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樣本。

第二，中蘇關系的進程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和外交曾有著巨大的影響。對中國而言，中蘇關系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國建立現代國家至上個世紀70年代前，中國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系的走向聯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發展到最後取得政權，更和蘇聯和蘇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結成同盟，中國又奉蘇聯為樣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又成為中國反對的主要對象，兩國關系由同盟發展到對立、對抗乃至兵戎相見。正是在蘇聯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國從70年代開始調整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系，並進行改革開放，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可以說，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蘇關系就無法很好地認識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發展史。而對於蘇聯而言，盡管中蘇關系在蘇聯人心目中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中蘇關系的陰晴圓缺無疑也同其國內事務的演變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對其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正是中俄（蘇）關系所具有的與眾不同之處，而雙邊關系的研究也因此擁有了更為特殊的意義。

第三，中蘇關系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系史的發展和演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冷戰時期首先表現為中蘇美大三角關系的互動及其所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新中國成立後的40年中，中國外交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如何處理同蘇聯的關系進行，並把中蘇關系帶進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參與的大博弈。從50年代的聯蘇抗美，60年代的既反蘇又反美，70年代的聯美抗蘇，直到80年代的不結盟都成為牽動大國關系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說40餘年間每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蘇關系地位和模式的變化莫不如是。有學者精闢地指出：「由於特別的地緣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間一直存在一種特殊的相互關聯性，此不僅表現在雙邊關系的發展常常以第三國為考慮出發點或歸宿……而且表現在雙邊關系的變化自然而然會對第三國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即使三國之間的雙邊關系並不以第三國為目標或對象，這種關系也會對第三國和它們的相互關系發生作用。」 從歷史承繼性來看，冷戰結束前，中蘇、中美關系在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和外交實踐中都佔有相當重要的核心地位。順延這一軌跡，在現階段以至未來發展中，中俄關系、中美關系依舊是我國外交當中兩對重要的雙邊關系。即使中俄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三國之間事實上仍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動作用，盡管當前這種三邊互動關系明顯不同於冷戰時期中蘇美三角的互動。

在經歷了兩國關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和中國在蘇聯解體後都成熟起來了，雙方都很現實，在普遍使用的國際關系准則基礎上建立起「君子之交」。從1992年相互視為友好國家，經1994年確立為建設性夥伴關系，到1996年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系，2001年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及2004年兩國元首北京會晤最終解決邊界問題，兩國關系始終沿著持續、穩定、日臻成熟的軌道不斷向前發展，進入了歷史上雙邊交往的最好時期。由於雙方是夥伴關系，而非盟友，這使兩國關系置於更現實的基礎之上，兩國相互心理要求和預期更為適度，兩國關系的穩定也具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惡化：蘇聯突然緊急召回駐華代表和援助人員，並帶走研究資料造成巨大損失；在中國西北邊境突增駐軍，並有小范圍交火；

『拾』 美蘇爭霸的三個特徵以及中美、中蘇的關系

特徵：冷戰、軍備競賽、意識形態根本對立。
中美關系：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進行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軍事包圍與封鎖，直到1972年由「乒乓外交」引起的尼克松訪華使中美關系逐步解凍並走向正常化。
中蘇關系：新中國成立後實行「一邊倒」外交政策，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結盟，蘇聯支援中國進行「一五」計劃，後因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導致中蘇論戰使兩國關系惡化，蘇聯撤走全部援華專家並於1969年與中國發生邊境武裝沖突。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使中蘇關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