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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選刊在線閱讀

發布時間:2020-12-30 12:36:17

① 讀《黑石頭——定西孤兒院紀事之一》網頁

「文學前沿」

【主持人的話】

首期論壇點評公布後,受到多方師友的熱情鼓勵和悉心指教,令我們感動不已。唯一的圖報之途,就是加倍努力。
本論壇設立的初衷之一是重倡「純文學」的藝術標准,以對抗流行標準的「大勢所趨」。同時,我們也提出,「純文學」的概念需要拓寬。隨著研討的實地展開,我們越發感覺到拓寬的必要性。一方面,80年代元氣豐沛的先鋒革命如今只剩流風余韻,甚至變成裝腔作勢的「偽先鋒」,這一脈作品實在已撐不起文學的大梁。另一方面,給人帶來強烈精神震撼的大都是雖在「怎麼寫」方面不出奇,卻在「寫什麼」方面有作為的作品。我們認為,「純文學」之「純」,既包括新形式的突破,也包括新經驗的開拓、新體驗的探索。特別是,在有大量觸目驚心的新的社會現實尚未被文學有力地表現、甚至被刻意遮蔽的當下環境中,如果我們仍然僅從「怎麼寫」的角度來判斷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就必然使「純文學」這一概念陷於狹隘蒼白,也會使自己陷入可怕的盲區和麻木不仁。說得更直接一些,今天重樹「純文學」(或許應改用「嚴肅文學」的說法更合適)的旗幟,既需要藝術的標准,也需要知識分子的立場。只有這樣才能更公正地評價文學的創作實績,更好地引導文學創作潮流。在我們的心目中,真正「好的文學」應當贏得的是讀者的尊敬,而非僅為把玩者的雅興,更非顧客的青睞。
本期點評中,我們對描寫「底層」的作品予以了特別關注。隨著「三農問題」討論的深入,文學中「三農小說」也接連出現。《人民文學》第3期的《馬嘶嶺血案》和《當代》第2期的《麻錢》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何既及時肯定這些作品的現實意義,又在文學史的脈絡中把握其進退得失,並在思想性和藝術性間把握平衡,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在這一期中,我們也嘗試了一些新的點評方式。
首先,加入「插話」。在討論中,有的作品引起極大爭議(如《人民文學》第3期的《師兄的透鏡》),雙方各不讓步。我們決定用點評者「主述」,「持不同意見者」「插話」的方式,把爭論的面貌展現出來。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希望通過這樣的爭論,讓眾聲得以喧嘩,並且砥礪出真正嚴肅、誠懇、有性情的批評。
其次,加入「特別推薦」。由於各種限制,我們的論壇目前只討論小說。但是,有些作品屬於「跨文體」,如《大家》第2期的《半月門》,《上海文學》第4期開始連載的楊顯惠先生的《定西孤兒院紀事》,處於小說、散文、紀實文學之間。對於這些作品,我們採用了「特別推薦」的方式。希望此方式既能保留好作品,又能呈現小說樣式的發展變化。
第三,加入新期刊。論壇點評的期刊應該是最能代表當代文學創作水準的期刊,它們必然是有進有出的。我們期望將論壇辦成一個「流動的聖壇」,不斷有生機勃勃的「小刊」進入,也難免有老邁腐朽的「大刊」退出。本期新加入的是上海的《萌芽》。自舉辦「新概念作文大賽」以來,該刊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廣大中學生的寫作模式。它不但是「八十年代作家」搖籃,也將孕育更年輕的後來者。對於培育「萌芽」的《萌芽》,需要投以更耐心持久的關注。為此,我們特邀青島海洋大學文學院的徐妍副教授專門點評《萌芽》。徐副教授專治少兒文學「成長小說」的研究,也是北大畢業的博士。她的加盟,使我們的論壇更加壯大,也更加開放。

看《當代》

雲雷

本期《當代》沒有發表長篇小說(這或許與該雜志從本年起開始編選《當代•長篇小說選刊》有關),不過推出的幾個中短篇都分量沉重,顯示其不愧為當代文壇的現實主義重鎮。
宋劍挺的《麻錢》(中篇),在目錄中被放在「中篇小說」欄的最後一篇,卻是本期中最值得關注的一篇小說。小說以關二生與梅葉夫婦為中心,寫了三對農民夫婦在窯廠打工的艱苦生活。在這里,不但勞動是辛苦的,安全是無法保障的,甚至連最低限度的維持勞動力「連續再生產」的基本生活條件都不具備。為了多掙些錢,這三對夫婦不僅白天要去運八九個小時的磚坯,晚上還要去整晚「出磚」,其中一位(劉幹家)因疲勞過渡在窯塌時被砸死了,他的妻子卻只有頂替他的位置繼續做下去。他們這樣的拚死拼活,換來的報酬卻並非活人可以用的現錢,而是一種據說在陰間通行的「麻錢」——這並非寓言,工頭說一個「麻錢」當二百塊錢,但沒有人知道這些「麻錢」什麼時候能夠兌現,到底能不能兌現。在小說的最後,關二生夫婦要回家,百般乞求也沒有把「麻錢」兌換成現錢,他們只有帶著辛苦勞作一年所掙得的13個「麻錢」回家了。
從題材上看,這篇小說可以說是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延續,但在價值立場上,它終於突破了在「發展是硬道理」和「道德同情」之間的猶疑曖昧,不含混地站在了「底層」一邊,因而作品在悲劇性和批判性方面都遠勝於「沖擊波」。小說寫得細致而不煩瑣,冷靜而不平靜。沒有絲毫撫慰式的幻想,將平實真切的語調貫徹始終。小說客觀地寫出了當下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的處境:在農村的生活是艱辛而無望的,而外出打工卻又是飽受欺凌與侮辱。有學者早就指出「青年農民是我國最大的政治」,此篇小說通過文學方式的細節描寫,又將這一問題鮮明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如果將《麻錢》與這些年來類似題材的作品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其在當代現實主義創作的發展上顯示出的值得關注的新動向。比如,劉慶邦的小說《神木》(後改編成電影《盲井》),也是通過兩個打工農民的故事(礦井塌方後一人害死另一人以從中牟利),顯示了我國農民工的殘酷處境。但小說、電影都與劉慶邦以往「連環套」的故事一樣,過於注重戲劇性,著重點在於對「人性」的復雜的揭示,這似乎加強了作品的藝術性和深刻性,卻與大地上真切的苦難擦肩而過。相比之下,《麻錢》沒有《神木》與《盲井》的酷烈,它揭示的苦難甚至因為「數目的力量」而變得普通,但卻是對普遍的不公正的一種抗議:當農民連起碼的生活都無法保證時,當他們在這世間除了侮辱與欺騙什麼也無法得到時,當他們無論怎樣辛苦都無法改善自己的處境時,他們的精神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雖然小說中所顯示出來的只是農民的乞求與沉默,作者也少有「怒其不爭」,只是深切地「哀其不幸」,但這沉默也是「可怕」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的今天,農民的處境依舊堪憂,如何真實地面對與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是這篇小說提出的問題,也是每一個關注中國現實的人所不容迴避的。近年來「三農」問題已被廣為討論,但在文學藝術中卻很少得到反映,《麻錢》可謂這一題材小說中的優秀之作。
夏天敏的《銀簪花》(中篇),是本期雜志小說欄目中的頭條,寫的是一個回家的兒子,被父親與妻子誤殺的故事。小說的語言很有表現力,故事也很讓人意外,但所要表達的似乎僅限於一個故事,故事背後缺乏有機的社會思想內涵。
其實類似的故事,在文學史上已有人寫過。加繆的戲劇《誤會》寫的是回家的兒子被母親與妹妹誤殺的故事,而賀敬之早期的敘事詩《紅燈籠》寫的則是回家的兒子被父親搶劫殺死的故事。在《誤會》中,令人震撼的還不在於母親與妹妹誤殺了回家的兒子,而在於妹妹對誤殺哥哥並不後悔,其中的冷漠與孤獨與《局外人》是一脈相承的。而《紅燈籠》則將誤殺的原因指向了社會層面:農村的凋敝與農民的貧困。對農村慘狀的關注與戲劇性(以及詩性)的表達方式,為作者後來寫作《白毛女》提供了一定的基礎。與這兩篇相比,《銀簪花》在敘述上更講究,語言也很華麗,內容上加入了不少情慾的故事,但並不能讓人思考或感動。——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大部分敘事藝術的問題。
《銀簪花》與《麻錢》一樣,都可以說是「三農」題材的作品,僅就藝術性與敘事的復雜性而言,似乎比《麻錢》略勝一籌,但缺乏《麻錢》所具有的質朴與沖擊力。這也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藝術怎樣才能更切近現實,而不是凌空虛蹈,僅僅成為敘述的游戲?
錦璐的《雙人床》(中篇),寫的是愛情在時間流逝中的變遷,這篇小說以時間為線索,展示了一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對愛情的感受與看法,也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時代的變化。另一條老人的線索,與之隱隱對照,展現了不同時代愛情的內涵。小說中那兩張白天並在一起,晚上分開的「雙人床」,也具有了象徵意義。小說對人物的心理把握得頗為細膩准確,一些段落很精彩,寫出了城市男女在現實中的復雜體驗,比如,「感情為生活讓位」的困窘與無奈。
將《雙人床》與《麻錢》等小說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城市與農村題材小說開掘角度的不同,前者注重情慾與情感的復雜糾葛,而後者關注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顯露了中國當前社會城鄉生活的巨大差異。
徐則臣的《花街》(短篇)講述了一個修鞋匠與舊日妓女長達數十年的感情故事,在兒童單純、好奇的目光中,故事的講述顯得尤為復雜,並具有一種神秘色彩。作者敘述技巧圓熟,細膩而柔和的語言,使小說有一種獨特的氣息。
此外本期《當代》還有5篇小說,另一篇津子圍的《誰最厲害》有目錄而無正文,實際上在雜志的第1期已經刊出,這是《當代》這樣的雜志不應有的紕漏。

《當代》2004年第2期推薦篇目
宋劍挺:《麻錢》(中篇)
錦璐:《雙人床》(中篇)
徐則臣:《花街》(短篇)

看《十月》

雲雷

本期《十月》整體質量明顯高於上期。其中值得注意的仍是「小說新干線」欄目,本期重點推出的是馬煒的兩篇小說,此外的幾篇也各有特色。
馬煒的《回家》(中篇)是一篇具有先鋒小說色彩的小說,責任編輯宗永平在評論《對夢魘的解釋》中說,「作者對敘述掌握的從容和老練以及敘事穿插的變幻莫測,讓人有種如入迷宮的迷幻和詫異。但這又不是炫技,相反解剖刀般准確的語言具有一種富有質感的樸素,字里行間彌漫著智慧的氤氳。」這是很恰切的評論。
小說以喬葉到杭州後的生活以及他的死亡為線索,展示了他的生活狀態與精神狀態。在小說的最後,這位喜歡吹薩克斯《Go home》的亡命者死於非命。這篇小說的成就主要在敘述上,在此,作者顯示了他深厚的功力與嫻熟的敘事技巧。
馬煒的另一篇小說《十萬個為什麼》(中篇),寫的是一個有些詭異的愛情故事。小說敘事出人意料,對天文知識的大量運用,以及對「奇觀」的反復渲染,也帶領讀者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想像空間,這在當代小說中是很少見到的。文章分節小標題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過就總體而言,似乎單薄了一些,與《回家》相比略為遜色。
李鐵的《城市裡的一棵莊稼》(中篇)中的女主人公崔喜是生長於農村的一個女孩,她嫁到了城裡,小說以細膩的筆法刻畫出了一個在城市生活的農村女子的形象,自卑與自尊、愛情與家庭,渴望與壓抑,緊緊交織在一起,展示了她從農村到城市過程中心靈的變化,雖然沒有包法利夫人、嘉利妹妹那樣深入而典型的揭示,但也展示了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下,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一些女性的心靈悲劇。
陳世旭的《七彩路》(中篇)是本期刊物小說的頭條,被單獨列在「第一閱讀」欄目中,可見是受到相當重視的。小說寫的是常務副市長陳火林在工作與生活中的煩惱與矛盾,從不同角度寫出了處身官場中人的無奈與矛盾,「七彩路」可以說是仕途的一個象徵,它在小說中指一出同名話劇,也指一條經常出事故的政績工程。但小說的人物卻似乎只能得到讀者有限的同情,缺乏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正如小說中對戲劇《七彩路》的描述,「這出戲叫《七彩路》,……主題沒有什麼新意,……」

《十月》2004年第2期推薦篇目
馬煒:《回家》(中篇)

看《人民文學》

魏冬峰

在現實主義寫作歷史上,階級差別和對立一直是被反復表現的主題,但自80年代以來,它一直因各種原因被消隱或遮蔽。此種意義上,本年度《人民文學》第3期頭條推出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中篇)令人振奮。它呈現的不僅僅是抽象的「人性對立」,而是在一個階級分層重新成為現實的社會背景下,著力於展現存在於踏勘隊和兩個挑夫間緊張而血腥的關系,將小說主題直接指向了對城/鄉、貧/富等新的社會矛盾的重新思考。
表面看來,仇恨的萌芽、生長和爆發是這篇小說的核心要素,但更核心的問題則是隔膜: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隔膜、城裡人與鄉下人的隔膜、「富人」與窮人的隔膜。城裡的科技踏勘隊來到窮山惡水的馬嘶嶺勘查金礦,既是為了完成科考任務,同時也是造福一方。然而,在當下的農村現實中,踏勘隊勘測到的金礦極可能被少數權勢者霸佔,九財叔等普通農民根本得不到絲毫的好處——除了出苦力、當挑夫。在他們眼中,科考隊員不過是高高在上的僱傭者。而「僱傭」的觀念也未必不在這些知識分子的意識或潛意識中,否則,他們不可能一方面抱有造福鄉里的美好情懷,一方面無視挑夫們在繁重的擔子下的具體苦痛。同時,由於城鄉、階層收入的巨大差距,這些普普通通、較平常的城裡人更能吃苦耐勞、深入民間的知識分子,被九財叔們視作奢侈的「新富階層」代表和仇恨、搶掠的對象。小說將「金子/金錢」設置成九財叔乃至小說敘事的心理暗流,在情節發展中不失時機地強調著這一點,九財叔的仇恨因之一點點地被激發出來,小說敘事的力量也在這種文火慢燉的熬煎中慢慢發作,使得合理「對立」的雙方最終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場慘烈並慘痛的悲劇中。這也正是我們時代的悲劇。
曉航《師兄的透鏡》(中篇)是個容易引發爭議的小說。在筆者看來,它寫得不樸素,不樸素的小說可以精緻可以聰明,但作品一味地把光環集中在一個並不豐滿的科技工作者朴一凡身上,他貌似高深和神秘地訓練接班人的那些舉止,簡單地說,不止是做作,簡直是侮辱讀者的智力。《師兄的透鏡》有著一個益智游戲般的外衣,但又塞入科學和人生的哲理,以達到展示睿智的目的,把要說的說完後,結尾就比較馬虎了,只剩了大事年表式的列舉。這篇小說可能彌補了當下創作中科技題材的匱乏,卻又沒有堅實可信的細節傳達出一線的經驗,不免有點像雞肋。
[持不同意見者插話]我不同意冬峰的看法。閱讀《師兄的透鏡》給我一種久違的美妙的感受,我指的是小說作為一種虛構藝術的智慧的美妙。我深深喜愛作者在小說中顯露的那種文字和智力的修養,對人世關系洞明的通脫和善意的戲劇化處理。這樣優雅的修養在當代作家中真是太難得。我覺得對於這樣的小說,不能完全按照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標准評論,它的重點不在於塑造形象。這篇小說的真正主角是思維的方式,冬峰說得對,小說的目的是展現睿智。小說的敘述結構像一篇偵探小說,但又不是一般的偵探小說,而是愛因斯坦式的科學探索的玄妙。讀者的思維跟隨「我」的腳步,穿過一條條隧道,一層層地打開,直到看到無邊的星空,追尋宇宙最初的星光,這個過程,是我在閱讀中感到最美妙的部分。要領略這份美妙,必須接受小說的敘述方式,就像閱讀偵探小說一樣,有作者與讀者間默契的規則。而認識世界奧妙的方式,本來就與現實世界的方式是一體的,這也是《相對論》的美妙之處。我覺得,小說對人世關系的處理是以一種喜劇方式進行的,但本質上通透,並與思維探索的方式吻合,所以,我不覺得故作神秘和做作,也沒有智力上受辱的感覺,反而有一種與聰明人對話的快感。——燕君
潘能軍的《風箏》(短篇)旨在描述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只是人物細節都流於瑣碎和散漫。林白的《狐狸十三段》(短篇)沒有了林白特有的那種滿紙的焦慮,似乎只是一個有點神秘色彩的「鬼故事」。「新浪潮」欄目中推出的是80年代女作家舟卉的《蝴蝶花》(中篇),作品所講述的情戀故事在大量通俗讀物流行的今天顯得平淡了點,飛車赴死的結尾也讓人想起今年《人民文學》第2期北北的那篇《坐上吉普》。
《人民文學》第4期「新浪潮」欄目推出了文學新人徐則臣的中篇力作《啊,北京》,小說以深切的激情描繪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在目前反映「京漂兒」生活的作品中是一篇難得的佳作。蘇北小鎮的中學語文教師、「絕對的民間詩人」、「搞假證的二道販子」邊紅旗在妻子和情人之間無奈地輾轉,這跟他對北京的熱愛和惶惶無著的生活糾纏在一起,使得小說有了個像樣的架子;稍有些低沉的敘事調子和其他一些小細節小場景(比如詩歌朗誦會,假證製造的一些內幕,非典時期騎自行車回蘇北,水煮魚中的豆芽菜等)一起讓整部作品豐滿起來。小說寫得骨肉停勻,故事是好故事,但更讓人心動的是小說對「京漂兒」心態細致入微的描摹,從某種層面上,妻子和情人象徵了家鄉和北京,邊紅旗在她們之間的難以取捨和欲罷不能隱喻了他對家鄉和北京的復雜態度。配合邊紅旗不年輕的身份,年輕的作者沒有以一種「憤青」式的筆調敘述故事,而是在痴情不改中飽含了蒼涼無奈,使得人物與邱華棟筆下那些咋咋呼呼不得志的「拉斯蒂涅」們拉開了距離。
警匪和反腐題材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會是大眾文化的一個熱點,本期刊物採用的頭條《犯罪嫌疑人》(潘軍,中篇)也許並不低於潘軍小說的平均水準,但在他總體的創作中,尚算不上出色之作,一些影視因素的介入,甚至削弱了他曾經在敘事上葆有的那種銳利之氣。能否在作品高產的同時保持較高的水準,是當下許多成名作家面臨的問題。
不知從何時起,面對男女間永遠無法達到的平等和諧,女作家們傾向於變得咬牙切齒,不是咒罵就是自虐,以此報復來自「醜陋」男性的傷害。戴來的《給我手紙》(短篇)或許沒有如許激烈,它不乏精細的筆觸,但總有些粗暴的東西羼雜進來,或者,這也是作者力圖達到的效果,因為男女之間的相互傷害永遠像這樣毫無溫情可言?
劉慶邦的短篇《刷牙》陳述的是大躍進年代的荒唐故事:給牲口刷牙。在作者一向為人稱道的短篇小說中,《刷牙》尚無新的突破。戈悟覺的《別墅女人》(短篇)可與廣州作家張梅的某些小說對比著看。雖然作者力圖有所突破,但整體看來,情節、人物、敘事手法都平淡了點。「新浪潮」欄目中另一位作者強雯的《青澀》(短篇)書寫了一段不成熟的戀情,但整個小說處理得如題目所言:有點「青澀」了。好在作者尚年輕,我們有理由期待她寫出不「青澀」的作品。

《人民文學》2004年第3期推薦篇目
陳應松《馬嘶嶺血案》(中篇)
《人民文學》2004年第4期推薦篇目
徐則臣《啊,北京》(中篇)

看《收獲》
過橋

位於的頭條中篇小說《扎刀令》,是紅柯縫制出的一件大衣裳。說它「大」,既是大敘事的「大」,也是尺寸的「大」。我們知道,衣服的大小其實取決於人,誰穿的,量體才能論衣。《扎刀令》是關於花兒與少年的,是關於一個少數民族的血性和虔誠的,大敘事在紅柯早已習以為常,他把一個民族的傳奇故事引進小說,這衣服是夠大的。問題是,他在往衣服里塞人時,找了個瘦子。由一些小敘事的細節組成的這個人,之所以瘦,是因為這些細節還不夠豐富,沒能把整個小說圓滿地落到實處,所以我們就看到了的一件撐不起來的衣裳,晃晃盪盪,稀湯寡水,尺寸「大」了,小說完整的意蘊就打了折扣。紅柯的針腳一向粗獷,是優勢也是短處,《扎刀令》暴露了針腳粗疏的短處。針走得也急,該盤桓的地方也扔掉了。
針腳粗疏的另一件衣裳是唐穎的中篇《情慾藝術家》。寫的是一個東渡扶桑的上海人,患了懷鄉病又有自閉的傾向。在他作為畫家的生活里,到底想要什麼、生活到底是什麼,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不明白了,由此,懷鄉和「情慾」僅僅是這個藝術家生活的借口。唐穎所提供的生活,是比較概念化的蜻蜓點水,所以也是件大衣裳。
與《扎刀令》和《情慾藝術家》相比,鄧宏順的中篇《食堂》是件小坎肩,這小東西貼身貼肉,寫的是實實在在。它的小,是因為穿在了一個鄉政府食堂的伙夫身上,所經營者,也都是油鹽火耗燒鍋前的事,掙的是小錢,看的是小人物眼前的生活利益。所有的小累積起來,小坎肩和小伙夫就實在了,滿滿當當的一個中篇。伙夫之於政府幹部,食堂之於大街上可以公款吃喝的館子,伙夫加食堂則是面對著整個畸形的官場和社會。這就是以小見大,小坎肩有小坎肩的好處,短小,還是個無袖衫,反而顯示了一個壯碩的身體來。
如果還以衣服作比,短篇小說里,沈東子的《光裸的向日葵》是件陰郁的後現代戲裝。以陰郁的幽藍和黑色為主,色塊混亂,正如一個患了「文革」後遺症的女人的臆想,神經質,他人即地獄,高度的無中生有的警惕不僅毀了自己的生活,還殃及了兒子。這件怪異的戲裝多少顯得誇張,煞有介事,還有過多抽象的議論,更讓它不倫不類。
孫方友的《小鎮人物》很老實,完全是一件穿了多年的鄉鎮小褂,輕便簡朴,因為沉澱了經年的老汗,頗有些故事可說。荒誕的時代,荒誕的人事,有點戲劇性,有點傳奇,有點鹹味、酸味和苦。但也許是太想展示那些汗漬了,就少了些汪曾祺式的安寧與平和。曹寇的《我和趙小兵》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倒像個水杯,外面綴著清淡頹廢的圖案,敲一下發出些趣味的回聲,但趣味僅在表面,質料還是易碎的玻璃。
周梅森的長篇《我主沉浮》是壓軸的官場戲,這期只上演了半場。和周梅森以往官場政治小說一樣,靠連篇累牘的對話推動情節發展。這一類作品介於小說和劇本之間,幾乎要成為另一種文體了。小說越來越強調故事性,作家的筆不得不跟著故事跑,犧牲了過多的藝術性。去年《收獲》用兩期的篇幅發表了周梅森的另一個長篇《國家公訴》,有業內編輯撰文稱對《收獲》的編輯原則感到「納悶」。有了上次的「納悶」,這次我就不「納悶」了。

《收獲》2004年第2期推薦篇目
鄧宏順《食堂》(中篇)

看《花城》
過橋

本期「花城出發」欄目推出的是女作家陳笑黎的專輯,附在其後的訪談錄的標題是:《當個美女大師也不錯》。「大師」過去是個既尊且貴的稱號,在今天開始普及了,張嘴就「大師」,像開玩笑一樣容易。尤其是既「美女」又「大師」,這個玩笑實在是開大了。如果只是作家自己這樣說說,頂多是又一個衛慧。然而,這樣的標題由《花城》自己擺在醒目位置,不能不讓人再次瞠目。
陳笑黎中篇《抱住》的題材在這兩年很時髦:中國人在海外的生活。這也差不多是幾乎所有留過洋的作家都身懷的本錢。《抱住》集中展示了中國留學生的種種難堪和鄙陋,為了求學和奮斗,他們卑微地活著,忍受了在國內做夢都想像不到的委屈和恥辱,男人要靠野心,女人使用身體,相互傾軋、利用和仇視,末了依然沒能圓上一個美國夢。美國像一個繁華的地獄,但是地獄也是美利堅的地獄,所以大家還是挖空心思要留在那裡。陳笑黎是個聰明的作家,後現代味道的小說寫的應該說比較到位,但是較多地停留在表象的書寫,與其它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獨到的發現還不多。另外的兩個短篇,《符號》雖然有主題先行的嫌疑,敘述也失之抽象,但觀察和思考世界的眼光卻是獨到和精銳的。短篇《亂》是個後現代作品,果然中了題目之意,亂得可以,似乎無足觀處。
呂新的大中篇《魚鱗天:輕輕地說》是本期《花城》的頭條。小說里的「我」有點類似《塵埃落定》里土司的傻兒子,看起來傻,心裡其實有數。對於這樣一個不太會像正常人一樣說話的人物,呂新把他處理得像老太婆一樣羅嗦,通篇都在繁冗地嘮叨,「輕輕地」、絮絮叨叨地「說」。這使得整個小說像一個長過頭的老倭瓜,臃腫而乏味。事實上,即使傻子嘮叨,小說也可以寫得簡練和抓人的,最傻的班吉毫無邏輯的囈語不是也被福克納寫得生動有趣?所以傻子也不應該成為小說細節和語言肥大症的正當理由。
夏榆的中篇《天黑黑》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關於樹村地下音樂人的報告文學或者采訪全記錄,有前言介紹、記者「我」的補白、主人公錄音整理和其他人的口述。很強的形式感使之看起來像一個實驗文本,這大約也是《花城》所看重的地方。小說是個苦難和信仰的集合,作家努力的方向顯而易見,但是小說整體上感覺還是有點生,尤其是錄音整理中麥子的自白,完全是書面化的小說寫法,矯情且與整個小說形式上的意願不協調。
姚鄂梅的中篇《黑色》是個俗套的單身女人的情感故事,倒是結尾時李默殺人、放火和跳江的一系列情節讓人震動,寫出了一個單身女人壓抑多年之後畸變的心理。
蘇童的《手》與美國作家安德森的短篇小說《手》主題相似:手碰了「不該」碰的東西。安德森筆下的「男教師」觸摸了一個男孩的腦袋,被懷疑有戀童傾向;蘇童筆下的「小武漢」抬過了很多死人,讓大家發怵。最後的結果也相似,男教師後半生都在躲避,「小武漢」則是自暴自棄把一條命也搭上去了。《手》沿襲了蘇童近幾年的風格,樸素、綿密、日常,卻能在瑣碎的生活敘述里發現沉在生活底部的心驚。它和安德森的《手》一樣,讓我們的心、我們的身體的每一部分和這個世界一樣,都變得可疑和寒冷起來。小說稱得上一部圓熟的作品,只是以蘇童自己的水平來衡量,屬於正常發揮。
另外兩個短篇,紀塵的《演員莫認真》完全是辛格短篇小說《傻瓜吉姆佩爾》的中國拷貝,從形式到內容都留下了明顯的《傻瓜吉姆佩爾》的痕跡。凌雲的《仙鶴飛向南貨店》是個貌似先鋒的混亂的小說,小說里出現了錯別字大概是校對的疏忽,文中個別的內容的矛盾,恐怕就是作者自己的責任了。別的可說的就不多了。

《花城》2004年第2期推薦篇目
空缺

看《山花》

② 大聖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出自哪裡

出處是網路《大聖歸來》貼吧的小吧主(ID為蘇州城下的你)的個性簽名。

是根據《悟空傳》改作。《悟空傳》原句為:

「大聖,去那是想要干什麼?」

「踏破南天門,打碎凌霄寶殿」

「要是你一去不回…」

「就一去不回!」

(2)長篇小說選刊在線閱讀擴展閱讀:

孫悟空是《悟空傳》中著墨最多的人物形象,然而他一出場就已經迷失了本性,在他的體內,自我靈魂與另外一顆靈魂相遇、碰撞,是成為別人心中畏懼卻被自己遺忘的「齊天大聖」。

還是做一個神仙要求的保護唐僧平安西天取經的贖罪者,正如後現代社會下人們懷疑自己和他面對的世界一樣,被抽去記憶後的孫悟空也一直懷疑自己所聽到的關於自己的一切。

《悟空傳》將孫悟空分解為兩個形象,一個是失憶的、迷茫的、只為加功德分而西遊取經的孫悟空,一個是個性張揚、不拘束縛、備受妖界崇拜的齊天大聖。

《悟空傳》來自於主角之一孫悟空的名字,如果說「三教歸一,借發掘自我的生命根性去體悟天地玄奧的文化思路是《西遊記》作者汲取當時的文化思潮而創造神話世界的基本思路。

那麼《悟空傳》則容納了中國傳統思想的釋和道的精神,並受到西方思潮中的虛無主義和游戲精神的影響,表達了現代人的精神困惑與迷茫。

在作品的末尾可以看到這樣的語句「當五百年的光明只是一個騙局,虛無時間中的人物又為什麼而悲?為什麼而喜呢?」,這樣的哲理話語,對應著「悟空」的主題,引人深思。

除了升華主題,哲理性的話語對情節的發展起到點睛的作用。

在第十一章的末尾,孫悟空因為沒有被邀請出席蟠桃會而准備去討公道,紫霞對此發出感嘆「晚霞的絢麗是不會久的,燦爛過後,就是漫漫的黑暗了」。

這本來只是一種很普通的自然景觀描寫,放在這里,卻預示著後來的不幸結局,這樣的描寫,作為故事的轉折點自然含蓄,韻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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