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傷痕文學具體指的是什麼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學創作，當時文學界曾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概念來指稱。這些概念被廣泛接受和使用。它們的出現，既表現了當代批評家熱衷於文學潮流的類型概括的「傳統」，也反映了當時創作的實際狀況。因而在用來描述這一時期的創作上相當有效。當然，對文學潮流的這種描述，又同時參與了對文學走向與秩序的制約。「傷痕文學」等概念所指稱的創作，主要是小說，尤其是中、短篇小說，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也與傷痕小說、反思小說、改革小說等概念等同。
「傷痕文學」最初是批評性的、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這些作品的感傷的、悲劇性的情感基調，揭露性的取材趨向，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因此，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評價上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看待這些作品的意識形態含義，和如何估量它們的社會功用上——問題提出，仍延續中國左翼文學批評的特定方式。持否定態度者認為，它們對「傷痕」的暴露太多，「情調低沉」，「影響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鬥志」；它們是「向後看」的、「用陰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偉大事業」的「缺德」文藝(註：對這些小說持否定意見的代表性文章有《向前看啊!文藝》(黃安思，1979年4月15日《廣州日報》)，和《「歌德」與「缺德」》(李劍，1979年第6期《河北文藝》)。後一篇文章寫道，我們「堅持文學藝術的黨性原則」的文藝，應該「歌德」。因為「現代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扣門。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地，艷陽高照，當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為何不可『歌』其『德』?」文章並說那些「懷著階級的偏見對社會主義制度惡毒攻擊的人」，「只應到歷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義大師們的腐屍中充當蟲蛆」。)。辯護者同樣從「接受」的角度，卻認為它們可以發揮「使人警醒起來、感奮起來」的社會功能(註：馮牧《對於文學創作的一個回顧和展望》，《文藝報》1980年第1期。)。不久，傷痕文學概念的貶斥含義便逐漸消褪。這一爭論，是40年代初(延安)和五六十年代有關「歌頌」和「暴露」，有關「寫真實」等爭論的延續。由於社會和文學狀況發生的變化，對問題的嚴重性的估計和爭論的勢頭已明顯削弱：這一長期爭論不休的「嚴重」問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問題史」中，開始「邊緣化」；雖然在以後，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具有嚴重性質的論者，還會一再將它提出。
「傷痕文學(小說)」的概念產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學(小說)」的提法出現。這兩個概念的出現略有先後，各自指稱的作品，大體上也可以按時間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徵上兩者的界限並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難明確它們的歸屬。即使那些具有鮮明的類屬特徵的作品，也並不一律按時間的先後呈現。這些復雜的情況表明，它們只是對這一時期創作的一種大致的描述。對它們之間的關系的一種說法是，傷痕文學是反思文學的源頭，反思文學是傷痕文學的深化。(註：何西來《歷史行程的回顧與反思》，《當代文藝思潮》(蘭州)1982年第2期。)反思小說在「問題」的提出方式上，有明顯的變化。這類小說的主題動機和結構，表現了作家這樣的認識：「文革」並非突發事件，其思想動機、行動方式、心理基礎，已存在於「當代」歷史之中，與中國當代社會的基本矛盾，與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義」的積習相關。對於「文革」的性質，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及「責任」，作家以對現代化國家的熱切追求出發，來表達他們的相當一致的思考。在這方面，同時出現的「改革文學(小說)」也有著相同的思想基點。前者揭露、思考「文革」對現代化(尤其是人的現代化)的阻滯和壓抑，後者則面對「文革」的「傷痕」和「廢墟」，呼喚、表現在城市和鄉村的改革。蔣子龍在這個時期，顯然是特別關注這一題材的作家(註：蔣子龍(1941-)在1976年，就以改革題材的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而知名。在「文革」後的這段時間，他發表的表現工廠、城市改革的小說，還有《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拜年》、《赤橙黃綠青藍紫》、《鍋碗瓢盆交響曲》、《開拓者》等。)。發表於1979年的短篇《喬廠長上任記》，被看作是開「改革文學」的風氣之作。另外一些被列舉為「改革小說」的作品，還有《沉重的翅膀》(張潔)、《龍種》(張賢亮)、《花園街五號》(李國文)等。有的批評家，還把《人生》(路遙)、《魯班的子孫》(王潤滋)、《老人倉》(矯健)，以及賈平凹、張煒的一些小說，也歸入這一類型。「改革文學」或「改革題材小說」既切合對於創作貼緊現實，與社會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對於「傷痕」揭發在創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導創作的部門的重視、提倡。
『貳』 求一部小說的名字。小時候看過的。
根據補充來看像是梁羽生的《游劍江湖》。
【故事梗概】保定名武師楊牧英年早逝，死因不明，其姐姐楊大姑和眾徒弟都懷疑為其妻雲紫蘿害死，然棺中空無一人，雲紫蘿面對眾人責難，也不辯白，悄然離去。而雲紫蘿留下的兒子七歲的楊華卻被一蒙面人所帶走。
雲紫蘿離開楊家後，獨自前往故鄉想見一見昔時愛人孟元超。原來雲紫蘿、孟元超和宋騰霄為少年好友，後來雲紫蘿更同孟元超傾心相戀。就在雲紫蘿懷有孟元超的孩子之時，孟元超卻因師傅家有難趕去救助，雲紫蘿苦候孟元超不至，為保名聲，只得嫁與保定名武師楊牧為妻，楊華實為孟元超之子。三年的掛名夫妻等來的卻是孟元超的死訊誤傳，雲紫蘿終為楊牧所感動，與楊牧成為真正夫妻。又五年過去了，雲紫蘿無意中得知孟元超尚在人間，且成為義軍少年領袖的訊息，思念之心日增。而楊牧也明白妻子內心所愛的人為孟元超，故設下假死的圈套，想藉此挽回妻子的心。孰料卻令妻子背上嫌疑而離家，這也是各人所始料未及之事。而劫走楊華之人為雲紫蘿的舊日好友宋騰霄。
雲紫蘿往見孟元超，在窗外卻見到孟元超與師妹呂思美一起，雲察覺呂思美對孟元超之情意，又念及嫁與楊牧之事難以向孟元超解釋，躊躇再三，適逢孟元超師傅的仇家點蒼雙煞卜天雕、段仇世前來尋仇，雲紫蘿助孟元超擊敗對手後悄然離去，而一切更令同在暗處的楊牧妒火中燒。一時心起歹意，竟同點蒼雙煞密謀搶走楊華暗害孟元超，卻被點蒼雙煞所拒並羞辱一番，此事又被清廷鷹爪石朝磯作為要挾迫楊就範，楊牧一念之差，竟成清廷鷹爪，受命於江湖中散布謠言中傷孟元超。點蒼雙煞從宋騰霄手中搶走楊華，卻深愛其資質過人，決心收為徒弟。
孟元超離開蘇州後遇到扶桑派女俠林無雙，結為朋友。而他的內心依然深愛著雲紫蘿，但他不知這時楊牧已在江湖中對其進行中傷，前途艱險。
雲紫蘿離開孟元超到太湖姨媽家暫住，無意中卻結識了江湖豪俠繆長風，兩人互為對方豪氣英資所吸引。這時扶桑派的開山大會在泰山舉行，各路英豪紛紛上山觀禮。雲紫蘿也改裝同繆長風一同上山。林無雙的表哥牟宗濤本為扶桑派的傑出之士和武林第一劍客金逐流的好友，近年卻功利之心日增，終為御林軍統領北宮望所拉攏，步入歧途。為挽救整個門派不致被牟宗濤帶進歧路，林無雙在孟元超和一神秘之客的暗助下，在大會上擊敗牟宗濤，成為掌門人。而這時楊牧也在石朝磯指使下，挑撥姻親四海游龍齊建業一同現身，誣陷孟元超誘拐其妻子，妄圖將孟元超置於死地，好在江湖豪俠尉遲炯等相助，段仇世又於關鍵時刻挺身作證，孟元超才得以洗刷不白之冤，至此雲紫蘿也認清了楊牧的面目，大感痛苦，在繆長風開解下，決心與之斷絕關系。
楊牧在陷害孟元超未成之下，羞怒交加，在清廷的暗助下，又多次挑動齊建業、震遠鏢局韓威武等人與雲紫蘿、繆長風及雲紫蘿姨母一家為難，幾欲置雲紫蘿於死地。幸得繆長風拚死相助，孟元超等人也終趕到，雲紫蘿才擺脫困境，並與楊牧最終一刀兩斷，但這時，雲紫蘿卻也生下了楊牧的兒子楊炎。繆長風內心深處雖深愛著雲紫蘿，但礙於周邊壓力，同時也漸漸明白雲紫蘿與孟元超原為愛侶，只得痛苦地和雲紫蘿分手，獨自一人來到京師。會同孟元超，救出了被擒的天理教副總舵主李光夏。
牟宗濤失去了掌門之位後，利慾之心更重，終墮落為北宮望所用，幾次暗害林無雙、孟元超二人，幸好二人同心，又幾次得神秘高手之助，才擺脫險境。泰山大會上，牟宗濤再一次策動陰謀，綁架林無雙，以重新奪回掌門之位，形勢危急中，那神秘高手終於現身，原來此人為扶桑派老一輩高手牟宗濤的師叔，牟宗濤陰謀敗露，被其師叔帶回扶桑，至此扶桑派清除內患，呈現一派欣欣向榮之氣象。
雲紫蘿產後，寄居於武林前輩劉隱農家中，身子漸漸恢復，這日繆長風亦來探訪。而段仇世也在同一日趕到，言寄居於點蒼山和師兄卜天雕一起的楊華有難，眾人在打敗來襲的清廷高手後，又趕到大理。在段仇世家中了解到段原來曾有一場沉痛的情感創傷，性情才逐漸偏激。而這時卜天雕已被人殺害，楊華也被劫走，後幸得段仇世的朋友崆峒派高手丹丘生出手，才救了楊華，楊華又再成了丹丘生之徒。
繆長風終知危害師兄師嫂的仇人正是御林軍統領北宮望和手下，當時的仇人已一個個授首，而這時北宮望正作為監軍進兵小金川。小金川戰場上一場生與死的大戰，義軍終敗清軍。孟元超受了重傷，雲紫蘿在戰場中救了重傷的孟元超，而這時繆長風與北宮望也正在進行一場決斗，幾番生死拼殺，繆長風張取勝。這時北宮望這邊又有高手趕來，好在關鍵時分雲紫蘿也趕到，繼續一場未完的戰斗，最終強敵盡殲，然雲紫蘿和繆長風均已中了劇毒暗器，命在旦夕。雲紫蘿為救繆長風，捨去自身，為其吸去毒液而最終毒發不治身死。繆長風踽踽獨行，狂歌當哭，此生他將負起教養雲紫蘿遺孤的責任。
『叄』 求一篇泰戈爾《新月集》中的名篇，除了《金色花》《告別》《榕樹》，再加上內容概括
一、作者簡介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印度近代著名詩人、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他一生在詩歌、戲劇、小說、哲學、政治及音樂繪畫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創作。他的全部作品構成印度文藝復興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歷史側面，對印度的社會生活和文藝運動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1961年5月7日，泰戈爾誕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商人兼地主家庭，屬波羅門種性。加爾各答當時是印度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所。泰戈爾的家庭在加爾各答知識界頗有影響。祖父、父親都是社會活動家兼學者，兄弟姐妹中有許多人在文學藝術領域也均有成就。泰戈爾的少年時代在一個充滿知識、智慧和理想的氛圍中度過，領受了印度傳統文化和近代西方文明的熏陶。
泰戈爾自幼喜歡誦讀《吠陀》和《奧義書》中的詩歌，從小就醉心於詩歌創作。他曾幾度進入東方學院、師范學校和孟加拉學院，但刻板的學校生活、粗暴的教育方式，使他恐怖而厭惡。他沒有完成學校的正規學業，而是在家中接受父兄的教育。家裡為他請了家庭教師，講授梵語經典、文學藝術。他經常參加家庭文藝演出會。此外，他還從村婦、石匠、幫工和農夫那兒，聆聽生動有趣的民間故事。這樣，他從小就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八歲開始寫詩，17歲發表敘事詩《詩人的故事》，並協助二哥辦《婆羅多》雜志。
1878年，泰戈爾遵照父兄的意願赴英國留學，最初學習法律，以便回國後做一名律師或文職官員。但他的詩人氣質促使他轉入倫敦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研究西方音樂。1880年，經過西方文明洗禮的泰戈爾回到祖國，專心從事文學創作。不久，他跟隨父親和哥哥旅遊屯印度北方，接觸社會，欣賞瑰麗的自然風光。1884年，他參加「梵社」並任秘書。歷時20年。當時他與保守民族主義者兼大作家般給姆•查特吉在雜志上展開了關於印度社會理想的辯論。
這時期是作家創作上的探索階段。在著名的抒情詩《晚歌》(1882)和《晨歌》(1883)中，暢飲著青春之酒的泰戈爾，縱情地抒發青春的歡樂，描述甜蜜的情戀和絢麗的大自然。1886年發表的《新月集》洋溢著純朴的母愛和兒童天真爛漫的幻想。由於這部詩集的問世，泰戈爾被譽為「兒童詩人」。總之，這時期泰戈爾的詩宛如一泓清泉，濕潤了枯寂的印度大地，開創了一代新詩風。
當時印度正處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英國殖民主義者既在經濟上對印度進行掠奪，又從文化上對印度加以滲透。作為殖民地的愛國知識分子，泰戈爾敏銳地意識到印度應該在協調東西方文化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他說：「在印度，當我們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同化西方文明中永恆的東西時，我們將處於協調兩個偉大世界的地位。」從此，泰戈爾或者在加爾各答協助父親從事社會改良運動，或者在鄉下的庄園里積極探索農民問題。
1890年，他應父親的請求，接管了家族的產業，定居在流經家園附近的帕德瑪河的一條船上。他經常泛舟河上，到處飄流，飽覽了湖光山色，廣泛地接觸了鄉村社會，目睹了農民的艱辛痛苦的生活以及英國殖民當局的專橫暴戾。殘酷的現實震動了詩人的心弦，他對地主剝削制度開始進行抨擊，對殖民當局表示憤概。1898年，他挺身而出，撰文抨擊殖民當局對民族激進派領袖提拉克的迫害，並怒斥對孟加拉的分裂政策。1894年，他擔任孟加拉文學協會副主席。
泰戈爾這時期的創作是豐富多彩的，詩作達九卷之多，其中包括優秀詩篇《雲使》。1894年，他寫了著名詩篇《兩畝地》，1900年，他在民間故事基礎上寫了《故事詩》，這是最為印度人民傳誦的詩篇，是大中小學必選的文學教材。這段時期最重要的創作是一百餘篇短篇小說，他那膾炙人口的《喀布爾人》、《素芭》、《摩訶摩耶》等許多作品，都可列入世界優秀短篇小說之林。
1901年，他離開舍利達家園，抱著改造社會的目的，投身到教育改革中。他在聖地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學校，從事兒童教育實驗。在他嘔心瀝血的培育下，這所學校在1921年發展成為亞洲文化交流的國際大學。
1905年，英國推行孟加拉分裂政策，印度掀起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詩人聞訊後，毅然離開鄉村，來到加拉加答，投身於民族獨立運動。他慷慨陳詞，發表演說，抵制英貨，領導示威遊行，並創作了不少激動人心的愛國歌曲。不過這時他的思想十分矛盾，他既主張與殖民主義作斗爭，又幻想通過宗教、教育和道德手段來實現民族自治，反對暴力斗爭。
但是，泰戈爾仍是隨著時代步伐而前進，沒有安於象牙塔里的生活。當1919年英國殖民者在阿姆里察屠殺手無寸鐵的印度人民，迫使印度人民奮起反抗，掀起了第二次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時，泰戈爾馬上寫信給英國總督，表示抗議，堅決拋棄英國政府所授予的爵位和特權，支持群眾斗爭。
這時期是泰戈爾一生創作的最輝煌時期。盡管泰戈爾的世界觀經常處於矛盾之中，但在文學上仍提供了大量反映民族獨立運動的作品。如191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戈拉》，雖則是描寫19世紀70、80年代的印度社會生活，實則展示了20世紀早期社會及其時代特徵。這部史詩般的小說描述了印度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正統派新印度教徒和梵教徒在印度民族獨立問題的斗爭。他還寫了劇本《贖罪》《頑固堡壘》《紅夾竹桃》等，其中以《紅夾竹桃》最有影響，可以說開創了戲劇的新天地。
這時期泰戈爾的詩歌達到了完美的地步。1912年問世的抒情詩集《吉檀迦利》，曾獲諾貝爾文學獎，它以優美的抒情格調和秀麗的詩句，表達他與神交流自己熱愛祖國和人民的熾烈情感。1913年，泰戈爾又先後發表了詩集《飛鳥集》和《園丁集》，它們盪漾著對人和自然的熱愛情感，對於人在世上的使命寄於了更大期待，人必須把世間變成天堂，而不是往別處尋找天國，顯示了比《吉檀迦利》更為積極的進取精神。
1919年，印度掀起第二次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泰戈爾的思想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聲明放棄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稱號，以示對英國殖民者的抗議。他四處奔走，尋求印度民族的出路。他於1916年到過日本和美國，1920-1921年訪問法國、丹麥、瑞典、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24年訪問中國，1930年到過蘇聯。他在各國發表演講，反對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他開始反省自己的思想，創作上的神秘主義色彩和改良主義情調被政治熱情和戰斗精神所取代。1941年8月7日，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的祖宅里去世。
泰戈爾的創作生涯長達60多年，留下了數量驚人的文學作品。他的詩要主要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園丁集》《飛鳥集》等；主要劇作包括《郵局》《摩克多塔拉》和《紅夾竹桃》；《沉船》和《戈拉》是長篇小說的代表作；短篇小說的優秀之作有《摩訶摩耶》《喀布爾人》等等。
他的作品所表達的思想以印度的傳統哲學思想為主，但也受到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他接受了印度教正統派的哲學思想，認為作為宇宙精神的「梵」與作為個體精神的「我」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梵我合一，達到最高的快樂境界。同時他也提倡東西方文化互補論，主張向西方學習，而不以東方的精神情感抹煞西方的意識形態，從而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藝術觀。
在詩歌創作方面，他在50餘部詩集均用孟加拉語和英國寫成，因此，他擁有世界范圍的廣大讀者。在詩歌創作技巧上，他受到印度古典文學和孟加拉民間詩人的抒情歌曲的影響。而他更贊賞不押韻、不雕琢的自由詩。他說：「標出詩的格律沒有用處——為了領會一首詩之美用不著從學究那裡去學習什麼。有一件事情我注意到了，不懂世故的心靈能抓住詩歌的可愛之處，那些分析詩歌的人們決不會決得到的。他們已經失掉了心靈這種本質，或者從來就沒有過。問題是，詩歌必須以同情與感覺才能接近。」泰戈爾所推崇的自由詩不是印度傳統的詩歌形式，所以，在詩歌創作方面，他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
在小說創作方面，印度古代幾乎沒有小說創作的傳統。泰戈爾完全是在西方的影響下進行小說創作的。他的小說，除了內容之外，從形式到技巧都是西方化的，沒有任何印度色彩。
泰戈爾生活在東西方文明劇烈沖突的時代，他一生致力於在沖突中尋求和諧、在對抗中尋求對話的偉大事業。他以自己的豐富創作完成了這項使命。他的偉大作品成為東西方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印度和孟加拉，他被奉為「詩祖」，每逢的他的誕辰日，印度都要舉行慶典，把他當作民族英雄頂禮膜拜。在歐洲，他也受到熱烈的歡迎和廣泛的贊譽。總之，站立在東西方文明交匯處的泰戈爾，對東方，對世界的意義是非同尋常的。
二、作品提要
《泰戈爾詩選》包括以下內容：
《詩選》。這是泰戈爾的一部相當重要的英文詩集，共收入詩歌130首，並有序詩一篇，由國際大學出版社在詩人逝世翌年出版。詩集中除了最後9首之外，均為詩人自己從孟加拉文譯成英文。詩選時間范圍從1886年至1941年，跨度達56年。詩集中的重要詩歌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即宗教抒情詩、寫實的詩和政治抒情詩，此外還有一些雜詩。宗教抒情詩具有神秘的色彩，比較難於理解，但卻十分耐人尋味。第九十四首、第一百首均系寫實詩歌中的名篇，前者以傳神之筆描繪了一條小河的神韻，後者熱情贊頌了矯健的山達爾婦女。政治抒情詩在這部詩集中佔有顯著地位。它們表現了詩人維護正義和嫉惡如仇的凜然正氣。例如，第一O二首抒發了詩人對殖民者蹂躪非洲人民的強烈義憤，第一O八首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嘴臉。
《故事詩》。這是泰戈爾前期詩歌創作中一部極其重要的孟加拉文敘事詩集，在印度歷來被視為詩人留給人民的最好的精神遺產之一。詩集收入詩歌24首，並有序詩一首，初版於1900年。當時，詩人不但正處於創作井噴階段，也處於愛國主義激情洶涌之時。詩集主要取材於印度古代經典作品中的歷史傳說，其中既有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和錫克教故事，也有拉其普特人及馬拉塔人的英雄傳說。詩人熱情歌頌了民族英雄的抵禦異族入侵時英勇獻身的精神。其中《被俘的英雄》無異於一部錫克教徒英勇斗爭的史詩。在莫卧兒軍隊的殘酷鎮壓下，英雄們的鮮血灑遍五河之邦，七百個英雄連同他們的首領般達都因戰敗被俘，全部壯烈犧牲。《戈賓德•辛格》一詩充分表現了錫克教祖師戈賓德•辛格百折不撓的堅強鬥志。他在戰斗失敗之後仍然對未來信心百倍，懷著豪邁的英雄氣概去重整旗鼓，「等待著曉日初升的黎明出現」。這些詩歌來盪氣回腸，令人感嘆。《故事詩》中的佛教和印度教故事，表現了詩人對民本文義的弘揚和對真善美的禮贊。這部詩集在當時極大地激勵了印度人民反抗英國殖民者的斗爭意志，增強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吉檀迦利》。這部英文宗教抒情詩歌是泰戈爾的代表作，是20世紀世界文壇影響最大的一部詩集。詩集共收詩歌103首，1912年在倫敦出版後隨即風靡西方世界。這些詩歌，是詩人從其同名孟加拉文詩集和另外幾部孟加拉文宗教抒情詩集選擇出來的。孟加拉文泰戈爾有著嚴格的韻律，而英文《吉檀迦利》則以散文為體。「吉檀迦利」的意思是「獻歌」。縱觀詩集，我們不難看出，它是詩人獻給一位神的。在詩人筆下，這位神有著種種名稱和身份。詩人時而稱為他「主人」，時而稱他為「朋友」，時而稱他為「父親」，時而稱為他「國王」，但更多的時候還是直接稱為他「神」。在翻譯這部詩集時，詩人借用了英語中「God」一詞，但他詩中的「God」並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從印度哲學中玄而又玄的「梵」這一抽象概念演化而來的一具有人格的宗教神。兩者雖然同為宇宙的創造者和主宰者，但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泰戈爾的宗教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印度古代奧義書哲學和印度教毗濕奴派教義。這是一種類似於泛神論的思想。奧義書哲學認為，萬有同源，皆出於梵，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質和最高實在，泰戈爾認為，梵是一種無限的存在，而現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靈魂與宇宙精神具有實質的同一性。達到梵我一如是詩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有限」中證悟「無限」的歡樂，是他宗教抒情詩歌創作的母題。他在這部詩集中表現出來的熱愛人民和祖國的赤忱之情感人至深，他對自然、人生、歡樂、光明和歌頌洋溢著奮發、熱烈的情緒。詩集中關於神在自然中和人類社會顯現的描寫，蘊含著現實主義的因素，飄散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在藝術上，詩歌語言樸素自然，清新流麗；感情熱烈真摯，含蓄細膩；意境寧謐深邃，耐人尋味；形象鮮明具體，生動活潑。詩集熔哲理與詩情與一爐，充分體現了泰戈爾詩人兼哲人的本色。《吉檀迦利》就是這樣一部以形象化的藝術手法表現詩人宗教哲學思想的抒情詩集。
《新月集》。這是泰戈爾的一部以兒童生活和情趣為主旨的英文散文詩集。共收入詩歌40首，初版於1913年。這些詩歌是詩人從自己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詩集《兒童集》翻譯出來的。詩集中天真的孩子與慈愛的母親正是詩人的愛子與賢妻。這部兒童詩集被認為世界文學中無與倫比的藝術珍品。它也深受我國數代讀者的鍾愛。詩人依照兒童的邏輯，以樸素的語言、明快的格調和瑰麗的譬喻，描繪出兒童的種種動人情態和奇思妙想。
《園丁集》。這是一部「關於愛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詩集，詩體為散文詩。共收入詩歌85首，初版於1913年。詩集中的大部分詩歌是詩人從自己拓19世紀90年代創作的幾部孟加拉文詩翻譯而來的。不難發現，這些詩歌流溢著青春的動人朝氣，閃射著愛情的美麗色彩。《園丁集》表現的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兒女情愛，美國著名詩人和評論家龐德認為，《園丁集》中的詩歌猶如「天上的星辰」。詩人採用象徵等手法，細膩而又含蓄地表現戀愛中的種種情緒，其言外之意，發人深思，引人遐想。
《飛鳥集》。這是一部富於哲理的英文格言詩集。共收詩325首，初版於1916年。其中一部分由詩人譯自自己的孟加拉文格言詩集《碎玉集》(1899)，另外一部分則是詩人1916年造訪日本時的即興英文詩作。詩人在日本居留三月有餘，不斷有淑女求其題寫扇面或記念冊。考慮到這一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些詩何以大多隻有一兩行。詩人曾經盛贊日本俳句的簡潔，他的《飛鳥集》顯然受到了這詩體的影響。因此，這些詩以深刻的智慧和簡短的篇幅為其鮮明特色。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先生認為，這些小詩「真像海灘上晶瑩的鵝卵石，每一顆自有一個天地。它們是零碎的、短小的；但卻是豐富的、深刻的。」可謂言之有理。
在「1921-1941年詩選」中，《問》、《邊沿集》第十八首和《生辰集》第十首等都是詩人晚年的名篇。面對世界上弱肉強食、侵略橫行的現實，他在《問》一詩中表達了對宗教泛愛之說的強烈質疑。《邊沿集》第十八首寫在法西斯主義猖獗的年代。年代八旬的詩人大義凜然，向每一個家庭呼籲：「准備戰斗吧，反抗那披著人皮的野獸！」《生辰集》第十站是這部《泰戈爾詩選》的壓軸之作。詩人在這首詩中回顧並反省了自己的一生。
三、思想內容
泰戈爾是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要理解他作品的思想就必須理解其復雜深邃的思想。泰戈爾生活的時代正是印度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時代精神的洗禮和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使他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他注重發揚民族傳統，喚起民族覺醒，提高民族自信心，同時又不排除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與學習。他《詩選》中的重要部分，表現了一位愛國人維護正義和疾惡如仇的凜然正氣。他的《向母親致敬》這首歌，在印度獨立後被定為國歌。他的愛國詩篇，如《洪水》、《不要介意，我的心啊》、《敬禮佛陀的人》等等，在印度廣為傳揚，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
泰戈爾又是一位「泛愛」「泛神」論者。他的世界觀是很豐富而矛盾的，呈進步色彩的同時，又具有唯心主義色彩。詩人認為宇宙萬物有一個共同的主宰者，這個主宰是一個無形無影而又無所不在的實體—梵。梵就是神。泰戈爾在《人格》一書中寫道：「在印度，我們的文學大部分是宗教性的，因為與我們同在的神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神；他屬於我們的寺廟，也屬於我們的家庭。我們在所有戀愛與慈愛的人性關系中，都感覺到他與我們親近，而在我們的喜慶活動中，他又成了我們尊敬的主賓。在開花與結果的季節，在雨季到來的時候，在秋天的累累果實中，我們看到了他的披風的邊緣，而且聽到他的腳步聲……」人們只有達到與梵即神完全合一的境界，才會真正感到快樂與幸福。著名詩篇《吉檀迦利》所表現的就是對於這種境界的追求和感受。如第65首：「你的世界在我的心靈里織上字句，你的快樂又給它們加上音樂。你把自己在夢中交給了我，又通過我來感覺你自己的完滿的甜柔。」這就是追求「梵我同一」感受到的異乎異常的快樂。
泰戈爾自幼受《奧義書》影響。《奧義書》是印度古老的哲學經典之一。泰戈爾吸取了積極的「梵我同一」的思想，對其中消極的「輪回解脫」說卻持獨特見解，他不主張遁世、厭世，而是主張入世、愛世。如在《剛與柔》的第1首詩里，他滿懷激情地唱出自己對現實生活的熱——「我不願舍棄這美麗的世界，/我願同光輝的太陽在一起，/我願同盛開的鮮花在一起，/我願同人們生活在一起。」在《園丁集》第43首詩里，他說「永不會做一個苦行者」「這是我堅定的決心……/不，我的朋友，我將永不離開我的爐火與家庭，去退隱到深林裡面，/如果在林陰中沒有歡笑的回響；如果沒有鬱金色的衣裙在風中飄揚；/如果它的幽靜不因有輕柔的微語而加深。/我將永不會做一個苦行者。」(冰心譯)
最為可貴的是，泰戈爾在不惑之年仍然可以用兒童的眼光和一支有魔力的筆，將讀者帶到雲端，帶到波浪尖上，帶到媽媽溫柔靜謐的臂彎里。《新月集》正是一本這樣的詩集。詩人用成人的心理揣摩著孩童的志趣，以樸素的筆調，明快的語言，清新的意境，刻畫出一幅幅孩提時代歡樂的生活圖景。
泰戈爾稱藝術家是「自然的情人」。他自己便是異乎尋常地迷醉於大自然。他的《飛鳥集》有小草對大地的依傍、陰影對光的追逐、海鷗對波濤的呼喚……萬千事物翩若驚鴻，宛若游龍紛呈沓至，涌達胸際，流瀉筆端，泰戈爾忘情於自然，使他的精神境界非常高尚。「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唱歌，/又飛去了。/秋天的黃葉，/它們沒有什麼可唱，/只嘆息一聲，/飛落在那裡。」這似乎在隱喻兩種人，一種是為他人服務，生命有價值的游吟詩人，一種是離群索居、自生自滅的林中隱士，對比鮮明，發人深思。作者在寫自然的同時，也傳遞出對世態人生的探討，正是借大自然的有聲、有色、有光、有形的事物—審美客體，表達自己作為審美主體無聲、無色、無形的情思。
歌頌愛情也是泰戈爾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詩人為什麼要寫愛情詩呢？他在《園丁集》第2首寫道，他不願意「坐在生命的岸邊默想著死亡和來世」，而寧願「看守著」「是否有年輕的飄游的心聚在一起，兩對渴望的眼睛切盼著音樂來打破他們的沉默並替他們說話」，因而決心為情侶們編寫熱情的詩歌。他的愛情詩摹寫了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各種各樣復雜微妙的思想感情，更多的似乎只是傳達一種情感，給人一種美的感覺。
總之，泰戈爾詩的思想內容是豐富多彩的，他對自由、民主的呼喚與追求，他對自然、人生的禮贊與剖析，他的人道主義、愛國主義、「梵神合一」等進步思想仍有極高的審美價值與現實意義，值得我們涵詠咀嚼，品味不盡。
四、藝術特色
泰戈爾之所以能夠獲得世界聲譽，除了它那耐人尋味、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外，還與詩人卓越的藝術表現能力有關。
首先，詩人善於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插上想像的翅膀，任其自由馳騁，隨意翱翔，構成一幅幅栩栩如生、色彩斑斕的圖畫，顯得優美動人。如《吉檀伽利》第61首詩連續提出一系列有趣的問是否有——「這掠過嬰兒眼上的睡眠——有誰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嗎」，「在嬰兒睡夢中唇上閃現的微笑——有誰知道它是從哪裡生上來的嗎」，「在嬰兒的四肢上，花朵般噴發的甜柔清新的生氣，有誰知道它是在哪裡藏了這么許久嗎」；然後逐一加以回答——在螢火朦朧的仙村裡有兩顆甜柔迷人的花蕊吻著嬰兒的眼睛，一線新月的微光觸到消散秋雲的邊緣生出來了微笑，當母親還是少女時充塞在她心裡的溫柔安靜的愛幻化為嬰兒四肢上的生氣。這首詩通過美麗的遐想，生動地描繪了嬰兒的可愛神態，表達了愛的主題，頗具藝術力量。詩人善於從大處著眼，小處落筆營構詩篇。有許多詩形式上短小但容量極大，就是因為詩人聯想、想像新奇，意蘊悠遠。如《飛鳥集》第92首：「綠葉的生與死乃是旋風的急驟的旋轉，它的更廣大的旋轉的圈子乃是在天上繁星之間徐緩的轉動。」誰都見過樹葉的凋落，也見過斗轉星移，詩人卻能從樹葉的生死入手寫到星辰，讓讀者不禁想到樹葉的又一次飄落，嗟嘆「逝者如斯夫」了。又如《飛鳥集》第240首「爆竹呀，你對於群星的侮蔑，又跟了你自己回到地上來了。」詩人將驕傲的人比喻為爆竹，爆竹憑借自己在黑夜中短暫的光亮自命不凡，最終很快又落回地面，形象地說明了人不可妄自尊大。
其次，詩人善於使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比為具體的形象，顯得生動活潑，富有魅力。例如《吉檀迦利》第8首詩用「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掛起珠寶項鏈的孩子」，在游戲中失去一切快樂，為怕衣飾的破裂和污損，不敢走進世界，甚至於不敢挪動的形象，說明人們應當保持艱苦本色，不要追求華美，以免「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塵土隔斷，把人進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會的權利剝奪去了」。閱讀泰戈爾詩集，我們時常發現詩人詩歌的意象往往富於象徵色彩，使筆下形象充滿深層含義，寓情於景。像《園丁集》中的第12首、第55首，《新月集》中的《對岸》《玩具》等等，都是寓理性思考，抽象情感於生動豐富的物象的佳作。泰戈爾的詩多短小精悍，《飛鳥集》中詩大部分只有一兩行，極少數是三四行，但能做到景、情、意、理四妙兼得。詩與哲理的結合也是泰戈爾詩的一大特色。且哲理的內容又不減弱詩的形象性，相反，由於泰戈爾高超的表現水平，使他的詩的意境更為深遠和含蓄。如《飛鳥集》126首：「不是槌的打擊，乃是水的載歌載舞，使鵝卵石臻於完善。」味外之者，韻外之致，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如第6首：「如果你因失去太陽
流淚，那麼你也將失去群星了。」告訴人們不要因過去而沮喪。第65首：「小草呀，你的足步雖小，但是你擁有足下的土地。」片言只語，都包含著渺小與偉大的辯證哲理。他的詩言簡意賅，雋永深邃。
泰戈爾的詩歌，以其高度的語言藝術吸引著、感染著一代又一代讀者。讀不懂泰戈爾詩的人或許有之，但主為泰戈爾的詩歌語言不美的人卻從來沒有。如同一切大詩人一樣，泰戈爾也是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語言藝術巨匠。他的抒情詩，清辭麗句，能讓人陶醉；他的故事詩，樸素無華，卻動人心魄。也就是說，在表現不同內容的詩歌中，他的語言表現出不同的色彩變化。泰戈爾十分注意語言的形象性，為此，他常常藉助於比喻。他的比喻每每別出心裁，千變萬化，富於藝術魅力。他還常常以自然人格化，賦予各種事物以生命。他在寫到自然風光時，力求將所寫的對象畫面化，敷上種種不同的色彩。他寫景喜歡使用白描手法，這在敘事詩中尤為明顯。他還十分注意語言的音樂性。孟加拉語本來就是一種富於音樂性的語言，泰戈爾在詩歌中又巧妙地運用各種擬聲詞，用以模擬大自然中的各種聲響，因而使得語言音韻鏗鏘，悅耳動聽。泰戈爾又十分注意語言的感情色彩，使其表現出強烈的抒情性，因而增強了語言的藝術感染力。泰戈爾力求語言的大眾化。他不但學習書本語言，而且學習人民大眾的語言。他認為詩人應當「像質朴的人那樣講話，用質朴的散文語言」寫作。
泰戈爾的藝術風格當然既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單一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有才華的多產的作家往往需要而且也能夠寫出具有多樣風格的作品。他那些清新流利、富於美感的愛情詩以及大量描寫自然風光的詩作代表了他光風雯月、靜穆恬淡的一面。但他又寫過一些雄渾豪壯、氣魄宏大的自然詩，寫過歌頌英雄、氣貫長虹的故事詩，還寫過尖銳潑辣、入木三分的諷刺詩，這些詩代表了他豪放激烈、怒目金剛的一面。但這些詩又有共同的特色，這便是泰戈爾之所以為泰戈爾的地方，不管寫哪種風格的詩，泰戈爾都表現出極大的抒情能力。他的詩歌的抒情特色不僅在愛情詩、自然詩中十分鮮明，而且敘事詩中表現得也很強烈。他不愧為一個偉大的天才的抒情詩人。
思考題：你認為泰戈爾的詩歌的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肆』 有哪些記錄當代中國人真實情感生活的文學作品，紀錄片
傷痕文學
作者：沙立玲
現今，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指責—新批評—結構主議—後結構主義有關語言、文學語言的論辯。在他們那裡，文學反駁了意義、感傷、情感的謬誤，僅僅作為語言、結構而存在。文學不再憂心忡忡、殫精竭慮，它成了文本本身，成為語言的狂歡盛宴。然而，無論批評的智慧如何讓我們嘆服，總有那麼一類文學，以其記錄的情感、生活與我們經驗的歷史和現實而攫住我們的目光以至心靈，打動已經許久不曾震憾的靈魂。20世紀中國文學艱難挺進，穿過十年夢魘的狂熱和樣板束縛，在年結束後出現了現實主義回歸熱潮，這一回歸浪潮中的文學「一起步就向現實主義的藝術格局靠攏。不迴避現實既定的尖銳性，也不死死恪守現實主義的光明結局，而是大膽地踏入歷史的縱深地帶，去看取歷史悲劇所造成的痛苦的現實人生，去宣洩悲劇時代里壓在心底的悲劇情感，以真實作為旗幟。這一時期，與其說是文學在想像，不如說文學在記實。」（1）而在這不重想像重紀實的現實主義復歸文藝思潮中，「傷痕文學」無疑處在源初之位。
「傷痕文學」概念所指稱作的創作，主要是小說，尤其是中、短篇小說，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也與傷痕小說概念等同。
「」如一場夢魘，醒來之後依然無法抹去記憶中的傷痛，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末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曾那樣地震憾過中國乃至世界，無數熱血青年卷進了這場本身就交織著正確與錯誤，庄嚴與荒謬，美好與丑惡的運動中，並在肉體和心靈上親歷了人情冷暖，親歷了嚴酷與溫馨交混，希望與絕望相雜。生與死擦肩而過，笑與淚順頰而溢。「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這一場許多中國人無法迴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作為「傷痕文學」之濫觴，較早就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是作家劉心武刊發於《文學》年第11期的《班主任》。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2）甚至有些論者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與六十年前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3）而「傷痕文學」名稱的源出則與另一部受到廣泛閱讀和爭論的短篇《傷痕》。這部小說的作者是盧新華，小說刊登於年8月11日的《文匯報》。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王亞平）、《高潔的青松》（王宋漢）、《靈魂的搏鬥》（吳強）、《獻身》（陸文夫）、《姻緣》（孔捷生）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一些論者認為遲至年才出版的長篇《血色黃昏》（老鬼），也應看作是屬於這一范圍的作品。（4）
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丑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現祖國在之中的巨大災難，表現道德良心在悲劇時代里的淪喪，表現青春、生命在非常時期內所遭到的與毀滅，表現愛的痛苦與失落，表現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學的神聖使命。」（5）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揉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濫觴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
「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這些作品的感傷的、悲劇性的情感基調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趨向，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圍繞《傷痕》等作品，在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的關系》，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我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7）。而從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意志。
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伍』 佛家是怎樣闡述生與死的關系
樓主你好！
世間真相----慧凈上人開示
（一）一切無可樂
愛欲榮華，不可常保，皆當別離，無可樂者。
（二）身獨不相代
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
當行至趣，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
這幾段話是從《無量壽經》摘錄出來的。
（三）至親路各別
父子至親，歧路各別；
縱然相逢，無肯代受。
這段法語是從《地藏經》摘錄的。
（四）萬般皆成空
人生在世，物質方面的金銀財寶會離開我們，即使恩愛的親人，也會離開我們；而且，每一個人各自受報，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也難得再度相見。所謂：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又說：
一旦無常到，方知夢里人，
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
（五）客居不可久
此亦客也，不可以久；
圖久遠者，莫如西歸。
六）圖久當生西
世間眷屬，緣盡則離；
圖久遠者，當結佛緣，
同念彌陀，同生極樂。
這段法語也很容易理解。世間眷屬雖然恩愛相處，但也不過是這幾十年的和合，幾十年過了，緣盡了，就彼此各自離開，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再相聚，所以人生都很可悲。
人生誰都是過客 相守百年也是夢
世上萬般帶不去 一雙空手見閻羅
佛教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說：不生西方 必墮地獄。
阿彌陀佛化身：善導大師說：一入地獄受長苦 始憶人間善知識
受了地獄之苦，始憶人間善知識。
受了地獄之苦，才後悔在人世間時未從善知識之處聽聞佛法，但為時已晚。
您去看：安徽弘願寺，凈宗法師講的：印光大師精要法語，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比得人身容易，不生西方必墮地獄。（有視頻）
安徽弘願寺，凈宗法師講：善導大師凈土思想，善導大師是阿彌陀佛化身再來。（有視頻）
裡面講的很明白，很好理解，很容易做到，順阿彌陀佛本願，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一）一切無可樂
愛欲榮華，不可常保，皆當別離，無可樂者。
『陸』 生與死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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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
斯泰說的一樣「死看似可怕，但當你回憶和思考生活的時候，行將逝去的生才讓人恐怖。 我博客的讀者們，可能以上的文字對你來說過於黑暗。請閉上眼睛，讓嗅覺引領你穿過黑暗秀美的空氣，在對死亡的反復觀想後，生的意義將無比清晰的展現在眼前就像是徐徐拉開的清明上河圖，你將會以一種畫家般的清醒和挑剔充滿審美意識的描繪你生的畫卷。
「當我回頭觀望時，覺得自己彷彿走在一片巨大的墓地中，除了墳墓和十字架我一無所見。遲早會在某處樹立起一座新的墳墓，給它裝飾上什麼樣的紀念碑，普通的十字架抑或大理石的龐然大物，全都無所謂——這便是我留下的一切。歸根結底，這無關緊要：不朽是種無聊的玩意兒，生命也鮮有樂趣。糟糕的是，死亡非常可怖，似乎你為此也打不定主意是否主動讓自己去見鬼：你還要活很久，要在這個被稱為生的墓地上久久行走，而兩側，新的十字架在無休止的生長。它們始終在微微閃耀。所有珍貴的，所有迷人的，都留在了身後，內心成長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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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傷痕文學
作者：沙立玲
現今，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指責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議—後結構主義有關語言、文學語言的論辯。在他們那裡，文學反駁了意義、感傷、情感的謬誤，僅僅作為語言、結構而存在。文學不再憂心忡忡、殫精竭慮，它成了文本本身，成為語言的狂歡盛宴。然而，無論批評的智慧如何讓我們嘆服，總有那麼一類文學，以其記錄的情感、生活與我們經驗的歷史和現實而攫住我們的目光以至心靈，打動已經許久不曾震憾的靈魂。20世紀中國文學艱難挺進，穿過十年夢魘的政治狂熱和樣板束縛，在1976年文革結束後出現了現實主義回歸熱潮，這一回歸浪潮中的文學「一起步就向現實主義的藝術格局靠攏。不迴避現實既定的尖銳性，也不死死恪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光明結局，而是大膽地踏入歷史的縱深地帶，去看取歷史悲劇所造成的痛苦的現實人生，去宣洩悲劇時代里人民壓在心底的悲劇情感，以真實作為旗幟。這一時期，與其說是文學在想像，不如說文學在記實。」（1）而在這不重想像重紀實的現實主義復歸文藝思潮中，「傷痕文學」無疑處在源初之位。
「傷痕文學」概念所指稱作的創作，主要是小說，尤其是中、短篇小說，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也與傷痕小說概念等同。
「文革」如一場夢魘，醒來之後依然無法抹去記憶中的傷痛，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末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曾那樣地震憾過中國乃至世界，無數熱血青年卷進了這場本身就交織著正確與錯誤，庄嚴與荒謬，美好與丑惡的運動中，並在肉體和心靈上親歷了人情冷暖，親歷了嚴酷與溫馨交混，希望與絕望相雜。生與死擦肩而過，笑與淚順頰而溢。「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這一場許多中國人無法迴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作為「傷痕文學」之濫觴，較早就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是北京作家劉心武刊發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2）甚至有些論者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與六十年前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3）而「傷痕文學」名稱的源出則與另一部受到廣泛閱讀和爭論的短篇《傷痕》。這部小說的作者是盧新華，小說刊登於1978年8月11日的《文匯報》。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王亞平）、《高潔的青松》（王宋漢）、《靈魂的搏鬥》（吳強）、《獻身》（陸文夫）、《姻緣》（孔捷生）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一些論者認為遲至1986年才出版的長篇《血色黃昏》（老鬼），也應看作是屬於這一范圍的作品。（4）
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丑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現祖國在動亂之中的巨大災難，表現道德良心在悲劇時代里的淪喪，表現青春、生命在非常時期內所遭到的凌辱與毀滅，表現愛的痛苦與失落，表現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學的神聖使命。」（5）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揉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系。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濫觴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
「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這些作品的感傷的、悲劇性的情感基調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趨向，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1979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我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7）。而從政治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
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文革）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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