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廬都市悲情小說大全閱讀

A. 《卧虎藏龍》是舊派武俠小說家王度廬名作"鶴鐵五部曲"中的第幾部

第四部 鶴飛沖天鐵騎奔騰 「鶴鐵五部曲」是王度廬武俠小說的代表作，也是李安執導的電影《卧虎藏龍》的故事素材來源。「鶴鐵」是《鶴驚昆侖》、《劍氣珠光》、《寶劍金釵》、《卧虎藏龍》、《鐵騎銀瓶》五部書的統稱，它們獨立成篇，而每個故事的主人公在師承、血緣上又有恩怨關系。 《鶴驚昆侖》:寫江小鶴向殺父仇人鮑昆侖復仇，卻與鮑的孫女阿鸞相愛，由此展開愛恨情仇的沖突。鮑昆侖的殘忍刻毒和江小鶴的固執偏激都夠瞧的。 《劍氣珠光》:寫江小鶴之徒李慕白與俠女俞秀蓮相愛，因秀蓮已許孟思昭而決心割斷情絲。後李與孟結為知己，孟為促成李、俞戀情，以身殉友，李、俞相約不娶不嫁。 《寶劍金釵》:寫李慕白得青冥劍、盜點穴秘圖，以及江湖豪客圍繞珠寶展開的爭斗。似乎偏離了王度廬擅長的「悲劇俠情」。 《卧虎藏龍》:寫貴族女子玉嬌龍與沙漠大盜羅小虎的愛情悲劇。玉嬌龍雖然深愛羅小虎，但又自恃門第高華，心高氣傲，瞧不起他的強盜出身，最終孤劍單騎漂流大漠。王度廬的風格在此書中表現得最為鮮明。 《鐵騎銀瓶》:玉嬌龍與羅小虎之子剛一出生就被人用女孩換走，後為人收養起名韓鐵芳。18年後，玉嬌龍養育的女兒春雪瓶長大成人。故事圍繞兩代人的悲歡離合展開。

B. 王度廬的作品評析

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廬獨以悲情武俠著稱，使得言情武俠小說旁支斜出又出現新的類型。從1938年開始，他連續寫下《鶴驚昆侖》、《寶劍金釵》、《劍氣珠光》、《卧虎藏龍》、《鐵騎銀瓶》五部互有聯系，又各自獨立的武俠小說，成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說共包括三個悲劇俠情故事：江小鶴（後稱江南鶴）和阿鸞、李慕白和俞秀蓮、羅小虎和玉嬌龍的愛情糾葛。最後一部《鐵騎銀瓶》寫玉嬌龍產下與羅小虎的私生子（韓鐵芳），卻又被人調換為女（春雪瓶），上一輩的情義演化為下一輩的情義；後來韓鐵芳千里尋親，在荒漠分別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輾轉死在兒子的面前；韓鐵芳和春雪瓶雖然有情人終成眷屬，然「龍埋大漠」，「虎葬冰山」，彌天之憾，復何以堪！
這五部作品構成了所謂「鶴－鐵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節最復雜，展示社會風貌最為廣闊生動的，當屬《卧虎藏龍》。
《卧虎藏龍》1941年開始在《青島新民報》連載，連載時名為《卧虎藏龍傳》，題中暗嵌主人公羅小虎和玉嬌龍之名，並喻示了他們的命運。玉嬌龍身為九門提督之女，雖愛羅小虎，但為維護父兄官譽卻不得不嫁丑翰林魯君佩；玉、魯大喜之日羅小虎鬧婚，玉嬌龍出走，倚仗盜來的青冥劍之利橫行江湖；又因盜「九華秘籍」而受制於女賊耿六娘，為此遭李慕白、俞秀蓮等「俠義道」圍攻；後來得知母死家敗，借機巧施跳崖之計，遁跡後與羅小虎相見，但又礙於封建門第觀念，認為侯門之女終究不能委身盜匪，遂於一夜溫存之後，仍然孤劍單騎，遠走大漠。
小說刻畫玉嬌龍這一人物極為成功。她是刁蠻任性、為所欲為的侯門之女，又是敢愛敢恨、豪情萬丈的江湖女俠。她既具爭強好勝的叛逆性格，不服輸不信邪，所以敢於盜劍，敢於向俞秀蓮挑戰；卻又沖不破傳統名教觀念的束縛，不敢「敗壞門風」，只能懷著一顆破碎之心黯然離開。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頭無形的桎梏。台灣學者葉洪生先生認為，「作者悲憫地將玉嬌龍這種對封建門第觀念視同『原罪』，並予以無情地揭露、鞭撻，正要世人認清其禍害本質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嬌龍的悲劇性格和悲劇命運方得以顯示。在揭示人物內心上，作者甚得力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運用較為成功。
《卧虎藏龍》中另一個成功的人物是鐵小貝勒府的教拳師傅，綽號「一朵蓮花」的劉泰保。他不僅是書中起貫穿作用的線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為血肉豐滿、最具「渾圓」特徵的角色。書中的劉泰保生性嗜賭好吹牛，喜歡管閑事、打不平；又愛慕虛榮，想入非非，常自以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頭兒，故有幾分「青皮」習氣，但遇事卻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話說，是能夠「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來伸張正義」，屢敗屢戰，永不氣餒，既可憎可笑，又可愛可敬。由於熟悉北平下層社會生活及這一階層各種人物的生動個性、語言心態，王度廬寫起劉泰保這樣的市井人物顯得得心應手，格外入神。據說李安的電影里，劉泰保的戲要比較重，可惜的是，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廬不擅長寫武打，他小說里最絕頂的武技無非「點穴」，春雪瓶的連珠袖箭即可射得眾多高手望風披靡。對他作品以情取勝的特點，葉洪生是這樣評價的，「說來也怪！王氏書中沒有奇幻情節，沒有神功秘技，甚至連江湖幫派、武林高手都沒有——簡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俠小說！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無奇，『武藝』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兒女常唉聲嘆氣，又心有千千結！似乎沒一個叱吒風雲的好漢，只有『舉杯澆愁愁更愁』……但細加品味，掩卷深思，他們的身影卻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訴江湖兒女生命的悲情、現實的無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廬的語言樸拙，雖然有時失之粗糙，但並非缺乏功力。深厚的傳統底子加上新文學的滋養，使他的小說妙筆時出，常得意境之美。作為北京長大的旗人，王度廬行文幽默，有一種自然流露的京味兒，他的作品應當算作京味兒文學和旗人文學的一部分。
客觀地講，聶雲嵐的改寫使玉嬌龍的故事廣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卻足以令原書及其作者遭到掩蓋。不光普通讀者不知有《卧虎藏龍》和王度廬，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士也鬧出過把《玉嬌龍》當原著的笑話。電影出來之後，很多人都以為是從《玉嬌龍》改編的，以至有的文章竟發出了「《玉嬌龍》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長久以來，雖然普通讀者對王度廬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卻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如徐斯年、葉洪生諸位先生，就撰寫過不少介紹和評論文章。
在武俠小說家裡，新派大俠古龍曾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到了我生命中某一個階段中，我忽然發現我最喜愛的武俠小說作家竟然是王度廬」。
在海外，美國的《僑報》90年代初就連載過王度廬的小說。然而，直到李安電影《卧虎藏龍》問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現。
李安在台灣首次閱讀小說《卧虎藏龍》，之後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電影。他在接受采訪時是這樣說的，「我最欣賞作者的傳統手法，對中國古典社會文化充滿懷舊味道，某種程度上，它十分寫實，沒有嘩眾取寵，沒有離經叛道，而且女角的設計尤其突出，還有一個悲劇結局，兩者都是武俠片絕無僅有的。」對於從小做著武俠夢，但又向來以文藝片見長的李安，文人氣息重、傳統意味濃的王度廬作品恰好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揮空間。
電影《卧虎藏龍》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廬熱」，群眾出版社向王家買下版權，出版《王度廬武俠言情小說集》（已出《卧虎藏龍》）；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來聯系，要翻譯「鶴－鐵系列」。影視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鶴－鐵系列」繼續拍下去，而大陸與台灣合資拍攝的電視版《卧虎藏龍》也正在緊鑼密鼓的准備之中。新世紀帶來了新契機，王度廬和他的作品終於受到了公正的對待。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後門里」（「後門」是地安門的俗稱），一戶姓王的貧困旗人家庭添了個兒子。父親給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後來的王度廬。
也就是這一年，清廷廢除了八旗「俸祿」制。霄羽的父親在清宮一個管理車轎的機構當職員（這個機構當是內務府的「上駟院」），雖有部分薪金可領，但生計畢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親病故後，家境更趨拮據。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學畢業的基礎，靠自學而成材的。
他的第一部武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開始在《青島新民報》上連載的《河嶽游俠傳》（未曾單行），接著就是著名的「鶴——鐵五部」悲劇俠情小說：《舞鶴鳴鸞記》（即《鶴驚昆侖》、《寶劍金釵記》、《劍氣珠光錄》、《卧虎藏龍傳》和《鐵騎銀瓶傳》。一九四五年之前，他還在該報發表過另兩部武俠題材小說和《落絮飄香》等四部現代社會言情小說。從一九三九年四月開始，幾乎每天同時刊載一部武俠、一部社會言情作品，後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說，當時他是「左右開弓」、「一心二用」地寫成《卧虎藏龍傳》的。
「鶴——鐵五部」當時就很轟動，不僅淪陷區流傳甚廣，而且不脛而走，影響遠及大後方，以致在重慶出現過有人冒充「王度廬教授」、連日演說「九華奇人傳」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師承淵源在九華山）。可見，「文化管制」終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廬先生在日寇的文網之下，照樣展示了中華文化的魅力，演繹出刻骨銘心的人生悲劇，給苦難中的讀者以精神的慰藉。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廬先生又撰有《洛陽豪客》等十一部武俠作品和《粉墨嬋娟》等四部社會、言情題材作品。都未連載；而由勵力出版社直接印行。
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婦先到大連工作，四年後調至東北實驗學校（今遼寧實驗中學）任教。當時，在左的文藝政策之下，武俠、言情小說都被打入冷宮，「王度廬」也就在文壇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農村，一九七七年病逝於鐵嶺。
《卧虎藏龍》的情節直承《劍氣珠光》（其主人公楊豹是羅小虎的親兄弟），但就風格、氛圍、情感內涵而言，與之內在關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對比、構成「復調曲式」的，倒是《寶劍金釵》。這里顯示著作者寫作《卧虎藏龍》時，有著一種超越表層情節的深度宏觀構思，這種構思與人生觀念、情感流向、作品「格體」密切相關。
《寶劍金釵》寫李慕白和俞秀蓮的愛情悲劇。這是一個倫理悲劇：孟思昭的犧牲，不是為李、俞的結合掃清障礙，而是決定了伴隨他們的永遠只能是柏拉圖式精神戀愛。當「義」與「情」發生沖突時，他們寧願舍「情」取「義」。然而，作為人性的永恆內涵，「情」又是無法消滅的，所以他們永遠得不到快樂。
電影《卧虎藏龍》里李慕白、俞秀蓮的「戲分兒」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嬌龍當成了「配角」。作為「改編」，這也許不算妙筆，但是改編者對《寶劍金釵》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當偏愛。
美國有評論家說，電影《卧虎藏龍》中玉嬌龍對婚姻的反叛，「是奧斯汀式的故事結構」，而李慕白、俞秀蓮的愛情「卻受傳統的束縛」。他們所看出的，「正是小說《卧虎藏龍》和《寶劍金釵》在內涵上、觀念上、主題上的反差。反差之間又有內在聯系：李慕白、俞秀蓮的遺憾，在玉嬌龍那裡得到了「補償」。這樣，兩部作品也就構成了既對比、互補，又承接、發展的關系。
在風格上，小說《寶劍金釵》的精彩之處在於「武戲文唱」，其敘述方式比較傳統。《卧虎藏龍》的敘述行為則更加「現代」，作者常取多層次、多視點的非全知敘述角，充滿懸念和張力。書中對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繪，更加色彩斑斕、生氣勃勃，「京味兒」、「旗味兒」十分濃郁。原著中，劉泰保是一個寫得非常生動的「閭巷之俠」（這是度廬先生的長處），在電影里這個人物卻顯得「扁平」，這是可以理解的——改編必須「減頭緒」。
小說里，玉嬌龍雖因羅小虎的「盜賊」身份而終於離他而去，但她為了「愛」（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蓮為「義」而壓抑的那個「情」）和自由，卻是不顧一切的：可以與貴族家庭永遠割斷聯系，可以與「白道」大俠們拚死奮戰。她的性格更為復雜、豐滿：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於心計又不無天真，既決絕狠辣又時或優柔。最後她所不能戰勝的「敵人」，正是「自己」。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劇」。
李安對這個人物的把握是准確的，但是由於「戲分兒」有限，對其性格的刻畫就不能如原著那樣游刃有餘。電影結尾的跳崖，雖很浪漫，卻不如原著的厚實（小說里是宣稱，為盡孝道而捨身跳妙峰山還願，實乃又是切斷家庭羈絆的妙計）。
這些悲劇的總體風格趨於陰柔而較少陽剛，蒼涼、悲愴多於雄奇、壯烈。這是作者情感個性和審美個性的集中表現（王度廬先生特愛《納蘭詞》）。
作者早年失怙，他筆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兒。孤獨、狷傲、寂寞、惆悵而時或優柔，是這些人物普遍的心態。這也是作者心態、性格的投射。
度廬先生武俠作品的特點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學化」與他基本搭不上邊。「青冥劍一出，天下武林將如何如何」之類的話，他的作品裡絕找不到。就此而言，電影未免把王度廬「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討論，因此而失卻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則是肯定的。
代精神和現實意義
玉嬌龍的反叛精神，其實質首先令人想到個性主義，這反映著作者對「五四」精神的認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學說，所以，書中的沖突更是「生命意志」與現實生活「僵硬外殼」的沖突，而且這種「外殼」又內化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這樣的悲劇觀念和悲劇構思是十分「現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話，證明度廬先生筆下的悲劇具有佛氏所謂「心理悲劇」的特徵，這對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俠」企圖憑借「個人的獨立自足性」來伸張正義，這就註定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悲劇性。度廬先生致力於展現這種悲劇性，這就把中國武俠文學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五四」以來長期貶抑通俗文學，這是一種偏見。度廬先生的創作表明，立足於自己民族的小說傳統，積極吸取西方文學、「五四」新文學的營養，是中國通俗文學「通變」的正確而且必然的途徑；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與「雅」融會到何種程度。
因此，以歷史的觀點考察，沒有王度廬這樣的作家，也就不會有金庸。
度廬先生及其作品由影響遍及全國，到「銷聲匿跡」，又到重被人們「發現」，並且經由李安「闡釋」而成為世界的藝術瑰寶，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劇——中國文化的悲喜劇。想想度廬先生和許多中國作家的遭際，我的「悲劇感」要大於「喜劇感」，這種悲劇感的色調亦非「壯美」而是「蒼涼」。但願中華民族文化的運行不再使人產生此種「悲劇感」，這也許是《卧虎藏龍》最大的「現實意義」。

C. 求王度廬小說《卧虎藏龍》TXT

鏈接:

《卧虎藏龍》是2006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清末民初北京武俠小說作家王度廬。小說講述清朝年間九門提督之女玉嬌龍與沙漠大盜羅小虎的愛情悲劇。

D. 王度廬《卧虎藏龍》曾有那位大陸武俠小說家改編為《玉嬌龍》

《玉嬌龍》一書是已故四川作家聶雲嵐根據現代武俠小說大師王度廬的名作《卧虎藏龍》改編創作而成，於1983年至1985年在《今古傳奇》雜志連載後，使《今古傳奇》發行量從41萬份飆升至273萬份，聶雲嵐一時名聲大震。此後聶雲嵐又發表了《玉嬌龍》的姊妹篇《春雪瓶》，該書的部分素材也來自於王度廬的另外一部名著《鐵騎銀瓶》。聶雲嵐的這兩部編著的作品發表後，在轟動的同時也引發了爭議，王度廬的家屬當時與聶雲嵐進行了交涉，最後在《今古傳奇》雜志的調解下沒有訴諸法律，另外由於一些主客觀原因也始終未能把調解結果公開。

書評：

本書是聶雲崗的代表作。代表了解放前的武俠小說的成就，其描寫細膩，人物感 情充沛，故事情節曲折動人，讀來令人愛不釋手。

引子：

話說新疆西部有一小城，名叫烏蘇。城裡聚居著百來戶人家，其中有牧民，有商販，有手藝人，也有運夫，是個漢人與回人、維吾爾人等雜居的地方。

參考資料：http://www.53941.com/wuxi89/book/b_19.htm

E. 王度廬所有小說的百度雲地址

F. 王度廬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代表作為《鶴驚昆侖》、《寶劍金釵》、《劍氣珠光》、《卧虎藏龍》、《鐵騎銀瓶》五部互版有聯系權，又各自獨立的武俠小說。
王度廬（1909－1977），滿族，原名葆祥（後改為「翔」），字霄羽，出生於北京貧困旗人家庭。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廬獨以悲情武俠著稱，使得言情武俠小說旁支斜出又出現新的類型。

G. 鶴鐵五部曲的《卧虎藏龍》

這五部作品構成了所謂「鶴－鐵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節最復雜，展示社會風貌最為廣闊生動的，當屬《卧虎藏龍》。
《卧虎藏龍》1941年開始在《青島新民報》連載，連載時名為《卧虎藏龍傳》，題中暗嵌主人公羅小虎和玉嬌龍之名，並喻示了他們的命運。玉嬌龍身為九門提督之女，雖愛羅小虎，但為維護父兄官譽卻不得不嫁丑翰林魯君佩；玉、魯大喜之日羅小虎鬧婚，玉嬌龍出走，倚仗盜來的青冥劍之利橫行江湖；又因盜「九華秘籍」而受制於女賊耿六娘，為此遭李慕白、俞秀蓮等「俠義道」圍攻；後來得知母死家敗，借機巧施跳崖之計，遁跡後與羅小虎相見，但又礙於封建門第觀念，認為侯門之女終究不能委身盜匪，遂於一夜溫存之後，仍然孤劍單騎，遠走大漠。
小說刻畫玉嬌龍這一人物極為成功。她是刁蠻任性、為所欲為的侯門之女，又是敢愛敢恨、豪情萬丈的江湖女俠。她既具爭強好勝的叛逆性格，不服輸不信邪，所以敢於盜劍，敢於向俞秀蓮挑戰；卻又沖不破傳統名教觀念的束縛，不敢「敗壞門風」，只能懷著一顆破碎之心黯然離開。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頭無形的桎梏。台灣學者葉洪生先生認為，「作者悲憫地將玉嬌龍這種對封建門第觀念視同『原罪』，並予以無情地揭露、鞭撻，正要世人認清其禍害本質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嬌龍的悲劇性格和悲劇命運方得以顯示。在揭示人物內心上，作者甚得力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運用較為成功。
《卧虎藏龍》中另一個成功的人物是鐵小貝勒府的教拳師傅，綽號「一朵蓮花」的劉泰保。他不僅是書中起貫穿作用的線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為血肉豐滿、最具「渾圓」特徵的角色。書中的劉泰保生性嗜賭好吹牛，喜歡管閑事、打不平；又愛慕虛榮，想入非非，常自以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頭兒，故有幾分「青皮」習氣，但遇事卻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話說，是能夠「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來伸張正義」，屢敗屢戰，永不氣餒，既可憎可笑，又可愛可敬。由於熟悉北平下層社會生活及這一階層各種人物的生動個性、語言心態，王度廬寫起劉泰保這樣的市井人物顯得得心應手，格外入神。據說李安的電影里，最初劉泰保的戲要比現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廬不擅長寫武打，他小說里最絕頂的武技無非「點穴」，春雪瓶的連珠袖箭即可射得眾多高手望風披靡。對他作品以情取勝的特點，葉洪生是這樣評價的，「說來也怪！王氏書中沒有奇幻情節，沒有神功秘技，甚至連江湖幫派、武林高手都沒有——簡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俠小說！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無奇，『武藝』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兒女常唉聲嘆氣，又心有千千結！似乎沒一個叱吒風雲的好漢，只有『舉杯澆愁愁更愁』……但細加品味，掩卷深思，他們的身影卻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訴江湖兒女生命的悲情、現實的無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廬的語言樸拙，雖然有時失之粗糙，但並非缺乏功力。深厚的傳統底子加上新文學的滋養，使他的小說妙筆時出，常得意境之美。作為北京長大的旗人，王度廬行文幽默，有一種自然流露的京味兒，他的作品應當算作京味兒文學和旗人文學的一部分。
客觀地講，聶雲嵐的改寫使玉嬌龍的故事廣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卻足以令原書及其作者遭到掩蓋。不光普通讀者不知有《卧虎藏龍》和王度廬，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士也鬧出過把《玉嬌龍》當原著的笑話。今年的電影出來之後，很多人都以為是從《玉嬌龍》改編的，以至有的文章竟發出了「《玉嬌龍》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長久以來，雖然普通讀者對王度廬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卻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如徐斯年、葉洪生諸位先生，就撰寫過不少介紹和評論文章。
在武俠小說家裡，新派大俠古龍曾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到了我生命中某一個階段中，我忽然發現我最喜愛的武俠小說作家竟然是王度廬」。
在海外，美國的《僑報》90年代初就連載過王度廬的小說。然而，直到李安電影《卧虎藏龍》問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現。
李安五年前在台灣首次閱讀小說《卧虎藏龍》，之後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電影。他在接受采訪時是這樣說的，「我最欣賞作者的傳統手法，對中國古典社會文化充滿懷舊味道，某種程度上，它十分寫實，沒有嘩眾取寵，沒有離經叛道，而且女角的設計尤其突出，還有一個悲劇結局，兩者都是武俠片絕無僅有的。」對於從小做著武俠夢，但又向來以文藝片見長的李安，文人氣息重、傳統意味濃的王度廬作品恰好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揮空間。
電影《卧虎藏龍》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廬熱」，群眾出版社向王家買下版權，出版《王度廬武俠言情小說集》（已出《卧虎藏龍》）；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來聯系，要翻譯「鶴－鐵系列」。影視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鶴－鐵系列」繼續拍下去，而中台合資拍攝的電視版《卧虎藏龍》也正在緊鑼密鼓的准備之中。新世紀帶來了新契機，王度廬和他的作品終於受到了公正的對待。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後門里」（「後門」是地安門的俗稱），一戶姓王的貧困旗人家庭添了個兒子。父親給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後來的王度廬。
也就是這一年，清廷廢除了八旗「俸祿」制。霄羽的父親在清宮一個管理車轎的機構當職員（這個機構當是內務府的「上駟院」），雖有部分薪金可領，但生計畢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親病故後，家境更趨拮據。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學畢業的基礎，靠自學而成材的。
他的第一部武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開始在《青島新民報》上連載的《河嶽游俠傳》（未曾單行），接著就是著名的「鶴——鐵五部」悲劇俠情小說：《舞鶴鳴鸞記》（即《鶴驚昆侖》、《寶劍金釵記》、《劍氣珠光錄》、《卧虎藏龍傳》和《鐵騎銀瓶傳》。一九四五年之前，他還在該報發表過另兩部武俠題材小說和《落絮飄香》等四部現代社會言情小說。從一九三九年四月開始，幾乎每天同時刊載一部武俠、一部社會言情作品，後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說，當時他是「左右開弓」、「一心二用」地寫成《卧虎藏龍傳》的。
「鶴——鐵五部」當時就很轟動，不僅淪陷區流傳甚廣，而且不脛而走，影響遠及大後方，以致在重慶出現過有人冒充「王度廬教授」、連日演說「九華奇人傳」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師承淵源在九華山）。可見，「文化管制」終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廬先生在日寇的文網之下，照樣展示了中華文化的魅力，演繹出刻骨銘心的人生悲劇，給苦難中的讀者以精神的慰藉。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廬先生又撰有《洛陽豪客》等十一部武俠作品和《粉墨嬋娟》等四部社會、言情題材作品。都未連載；而由勵力出版社直接印行。
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婦先到大連工作，四年後調至東北實驗學校（今遼寧實驗中學）任教。當時，在「左」的文藝政策之下，武俠、言情小說都被打入冷宮，「王度廬」也就在文壇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農村，一九七七年病逝於鐵嶺。
《卧虎藏龍》的情節直承《劍氣珠光》（其主人公楊豹是羅小虎的親兄弟），但就風格、氛圍、情感內涵而言，與之內在關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對比、構成「復調曲式」的，倒是《寶劍金釵》。這里顯示著作者寫作《卧虎藏龍》時，有著一種超越表層情節的深度宏觀構思，這種構思與人生觀念、情感流向、作品「格體」密切相關。
《寶劍金釵》寫李慕白和俞秀蓮的愛情悲劇。這是一個「倫理悲劇」：孟思昭的犧牲，不是為李、俞的結合掃清障礙，而是決定了伴隨他們的永遠只能是「柏拉圖式」精神戀愛。當「義」與「情」發生沖突時，他們寧願舍「情」取「義」。然而，作為人性的永恆內涵，「情」又是無法消滅的，所以他們永遠得不到快樂。
電影《卧虎藏龍》里李慕白、俞秀蓮的「戲分兒」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嬌龍當成了「配角」。作為「改編」，這也許不算妙筆，但是改編者對《寶劍金釵》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當偏愛。
美國有評論家說，電影《卧虎藏龍》中玉嬌龍對婚姻的反叛，「是奧斯汀式的故事結構」，而李慕白、俞秀蓮的愛情「卻受傳統的束縛」。他們所看出的，「正是小說《卧虎藏龍》和《寶劍金釵》在內涵上、觀念上、主題上的反差。反差之間又有內在聯系：李慕白、俞秀蓮的遺憾，在玉嬌龍那裡得到了「補償」。這樣，兩部作品也就構成了既對比、互補，又承接、發展的關系。
在風格上，小說《寶劍金釵》的精彩之處在於「武戲文唱」，其敘述方式比較傳統。《卧虎藏龍》的敘述行為則更加「現代」，作者常取多層次、多視點的非全知敘述角，充滿懸念和張力。書中對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繪，更加色彩斑斕、生氣勃勃，「京味兒」、「旗味兒」十分濃郁。原著中，劉泰保是一個寫得非常生動的「閭巷之俠」（這是度廬先生的長處），在電影里這個人物卻顯得「扁平」，這是可以理解的——改編必須「減頭緒」。
小說里，玉嬌龍雖因羅小虎的「盜賊」身份而終於離他而去，但她為了「愛」（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蓮為「義」而壓抑的那個「情」）和自由，卻是不顧一切的：可以與貴族家庭永遠割斷聯系，可以與「白道」大俠們拚死奮戰。她的性格更為復雜、豐滿：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於心計又不無天真，既決絕狠辣又時或優柔。最後她所不能戰勝的「敵人」，正是「自己」。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劇」。
李安對這個人物的把握是准確的，但是由於「戲分兒」有限，對其性格的刻畫就不能如原著那樣游刃有餘。電影結尾的跳崖，雖很浪漫，卻不如原著的厚實（小說里是宣稱，為盡孝道而捨身跳妙峰山還願，實乃又是切斷家庭羈絆的妙計）。
這些悲劇的總體風格趨於陰柔而較少陽剛，蒼涼、悲愴多於雄奇、壯烈。這是作者情感個性和審美個性的集中表現（王度廬先生特愛《納蘭詞》）。
作者早年失怙，他筆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兒。孤獨、狷傲、寂寞、惆悵而時或優柔，是這些人物普遍的心態。這也是作者心態、性格的投射。
度廬先生武俠作品的特點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學化」與他基本搭不上邊。「青冥劍一出，天下武林將如何如何」之類的話，他的作品裡絕找不到。就此而言，電影未免把王度廬「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討論，因此而失卻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則是肯定的。
代精神和現實意義
玉嬌龍的反叛精神，其實質首先令人想到個性主義，這反映著作者對「五四」精神的認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學說，所以，書中的沖突更是「生命意志」與現實生活「僵硬外殼」的沖突，而且這種「外殼」又內化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這樣的悲劇觀念和悲劇構思是十分「現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話，證明度廬先生筆下的悲劇具有佛氏所謂「心理悲劇」的特徵，這對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俠」企圖憑借「個人的獨立自足性」來伸張正義，這就註定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悲劇性。度廬先生致力於展現這種悲劇性，這就把中國武俠文學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五四」以來長期貶抑通俗文學，這是一種偏見。度廬先生的創作表明，立足於自己民族的小說傳統，積極吸取西方文學、「五四」新文學的營養，是中國通俗文學「通變」的正確而且必然的途徑；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與「雅」融會到何種程度。
因此，以歷史的觀點考察，沒有王度廬這樣的作家，也就不會有金庸。
度廬先生及其作品由影響遍及全國，到「銷聲匿跡」，又到重被人們「發現」，並且經由李安「闡釋」而成為世界的藝術瑰寶，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劇——中國文化的悲喜劇。想想度廬先生和許多中國作家的遭際，我的「悲劇感」要大於「喜劇感」，這種悲劇感的色調亦非「壯美」而是「蒼涼」。但願中華民族文化的運行不再使人產生此種「悲劇感」，這也許是《卧虎藏龍》最大的「現實意義」。

H. 王度廬寫的原版小說《卧虎藏龍》哪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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