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小說閱讀

Ⅰ 我想知道美國作家賽珍珠的簡介

1、生平簡介：

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譯珀爾·巴克，美國作家、人權和女權活動家。出生4個月後即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在鎮江度過了童年、少年，進入到青年時代，前後長達18年之久。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稱為「第一語言」，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在鎮江風車山上在她小時候就讀過現在仍然存在的崇實女中內有她的故居。同時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北園的西牆根下，矗立著一座三層的西式小洋樓。也是賽珍珠居住工作過的地方，作為以中文為母語的美國女作家，她曾在這里寫下了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憑借其小說 ，獲得普利策小說獎，並在1938年以此獲得美國歷史上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1934年，賽珍珠告別了中國，回國定居。回國後她筆耕不綴，還積極參與美國人權和女權活動。1942年夫婦創辦「東西方聯合會」（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於亞洲與西方的文化理解與交流。1973年5月6日她鬱郁中去世於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 Vermont） 。
她也是唯一一個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也是目前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

2、突出成就：

193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是一位女士——獲獎作品是中國題材的《大地三部曲》、《異邦客》和《東風·西風》；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對她的評語是：「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傑出作品」。

Ⅱ 賽珍珠的社會評價

美國新聞名人海爾德·艾賽克斯（HAROLDISAACS）在他的傑作《我們里的烙印》一書講到，他曾深入采訪過的五十年代的美國政府、新聞、商界等要人們，都深受賽珍珠筆下刻畫的中國人物的影響。尤其神奇的是，盡管經歷過抗美援朝、越南戰爭和「文革」，美國百姓對中國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不得不歸功於這位超前女性對中國的傑出貢獻。
1932年，中譯本《大地》在中國問世。《大地》受到許多人的好評。魯迅也閱讀了《大地》。1933年11月11日，《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姚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一文後，魯迅致信姚克，說：「先生要作小說，我極贊成，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賽珍珠），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
毋庸諱言，多少年來，人們對賽珍珠的譯介與評論始終持低調乃至不屑一顧的態度，不能不說魯迅的評論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後人對賽珍珠的評價沿襲了從概念到概念的批評，極大地妨礙了對賽珍珠的全面認識與客觀評價。其後，《大地》雖於1938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中國文藝界仍以魯迅先生對《大地》的評價為准，賽珍珠及其《大地》熱，半個世紀內再也沒有在中國出現過。（不過，賽珍珠和中國的其他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例如老舍，關系不錯。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還認為他們之間有戀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對移民作家的分析來解釋賽珍珠，「一個移民作家的雜交性確實是某種聲音的解放，是打倒權威的一種手段，是把多種聲音釋放出來，沖斷了獨裁專制的枷鎖。但是，這種雜交性說到底仍是一種審美手段，是各種主題之源」。賽珍珠一直處於兩個世界的沖突之中，「兩個世界之間隔著一堵牆」，她便萌發了讓牆兩邊的人們能夠相互溝通的願望，她在文化上是「雙焦透視」，自願地做了打通這堵「牆」的使者，加強了中西之間的友好交流。

Ⅲ 賽珍珠的中國情結

賽珍珠於1892年6月26日誕生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說來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國純屬偶然。她的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篤信基督，年輕時滿懷「拯救世界」的宗教熱情，剛結婚便帶著妻子凱麗(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來中國傳教。賽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國。其中三個，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國。為減少喪失子女帶來的痛苦，賽兆祥和妻子於1891年回美國休假，這才把賽珍珠生在了家鄉。但出生三個月，她便被放在搖籃里，隨父母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此後賽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國上大學四年和讀碩士學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國度過的，先居住在蘇北的清江，四歲時，她父親帶著全家回到鎮江。以後，賽珍珠便是在鎮江這個長江與大運河的交匯地，度過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她去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倫道夫·梅肯女子學院上大學，畢業後又回到鎮江，一邊伺候病在床上的母親，一邊在一所教會中學里教書。她嫁給了年輕的農業經濟學家約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隨夫君在皖北土地貧瘠、經濟落後的宿州生活了兩年半。1 91 9年，賽珍珠與丈夫來到金陵大學任教，在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將近12年。在一座小洋樓的閣樓上，她完成了後來為她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幾乎全部作品。這座洋樓現仍靜靜地立在南京大學北園的西牆根下。1931年《大地》在紐約出版，引起轟動，她亦於一夜間名聲大振。1934年，賽珍珠與丈夫的關系已名存實亡，她告別南京回美國定居。次年她便與布克離婚，嫁給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爾什。從此，她就再沒回過中國。
賽珍珠在中國不僅生活的時間長，而且有著許多獨特的經歷。她的父母為方便傳教，沒有住進與外界隔絕的租界或僑民保護區，而是在比較落後的地區與中國普通百姓毗鄰而居，相互走訪。因此，賽珍珠從小能操中英文兩種語言，同中國小孩一起玩耍，對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如她後來在自傳中回憶所說：「我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成長——一個屬於我父母，狹小的、白人的、清潔的、長老會的美國人的世界；另一個是廣大的、溫馨的、歡樂的、不太干凈的中國人的世界。兩者之間並不相通。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我說中國話，舉止像中國人，和他們吃一樣的東西，分享他們的思想感情。在美國人的世界，我則將兩者之間的門關上。」
她父親賽兆祥是個學者型傳教士，他不但把《聖經》譯成了中國百姓能聽懂的中文，而且還了解儒學，更專門研究過佛教。他意識到亞洲的文明早已達到了哲學和宗教的高峰，並發現東西方的哲學與信仰，有著不少相通之處，這給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觸動。正如賽珍珠後來回憶道：「我父母親的觀點很不正統。他們認為，在各個方面中國人都和我們是平等的。中國的文化，包括哲學與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學習的。」他們要求賽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對待客人、尊敬長輩一樣地對待家裡的用人。因此，賽珍珠和用人們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從小就有保姆和廚師經常給她講各種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及民風習俗。她的父母還要求子女從小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學。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賽珍珠的家庭教師，曾為她講解文學經典、孔子倫理以及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淺。後來，她在南京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任教期間，還專門請國學造詣很深的龍墨鄉先生輔導她學習中國小說史，閱讀大量的古典小說和現代作品，使她對中國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據賽珍珠回憶，她在中國也有過兩起很不愉快的經歷，從相反的方向作用於她的思想。第一次發生在1 900年「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期間。那年她才八歲，走在街上卻被路人惡狠狠地瞪眼罵做「小洋鬼子"。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迴避她。這一切令她既恐懼又困惑。她父親後來為她解釋說，中國人反對外來侵略是正當的。她母親則竭力為美國辯解，說美國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現在他們只是在為其他白種人在中國犯下的罪孽受過，而且，美國不同於其他列強，它將用庚子賠款來資助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如此等等。盡管賽珍珠信了她母親這番安慰的話，心裡寬舒了些，但這次經歷在她幼小的心靈上還是留下了一道濃重的陰影。
賽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經歷發生在北伐戰爭中的1927年。一支國民黨的北伐部隊進駐南京，部隊中一些士兵襲擊外國人和教堂，金陵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和其他幾位僑民被殺，神學院被燒，賽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搶。她和親屬們在恐慌中東躲西藏，最後由於一位中國勞動婦女冒著生命危險的勇敢掩護，才未被士兵發現而「死裡逃生」。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為她認為自己和家人都熱愛中國。另一方面，她又從那位機智勇敢的婦女身上深切體會到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並認為民族間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緣起於缺乏了解溝通。對這兩起事件揮之不去的記憶，使她堅定了為增進東西方，特別是中美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而奮斗終生的決心。
賽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裡，曾接觸了許多目不識丁、從未見過西方人的農民，親眼看到他們如何在艱難困苦與天災人禍中掙扎拼搏，她發現這些農民「承擔著生活的重負，做得最多，掙得最少。他們與大地最親近，無論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實的」。她深為他們的純朴、善良和頑強所感動，認為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代表。她決意替這些不善言辭的中國農民說話，寫下他們生活的艱辛、理想與追求。她說：「我不喜歡那些把中國人寫得奇異而怪誕的著作，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要使這個民族在我的書中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的真實正確地出現。這就是賽珍珠創作《大地》和其他有關我國農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賽珍珠在沒有和出版商談過出版協定情況下就開始了創作的原因。
賽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筆觸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勞、朴實的中國農民形象，生動地描繪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小說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實感，場景與細節的描寫亦真實可信。小說越過東西方文化間的鴻溝，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一個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國，有力地改變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繪的「華人異教徒」和「不可思議的東方」的形象。
由於強國文化沙文主義作祟，在19世紀大多數歐洲與美國人的眼裡，中國只不過是世界版圖上的一塊空白——疆土遼闊但卻遙遠渺茫。至多，它也只是個「落後」、「僵固」、「充滿奇裝異俗」的國土。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來過中國，但他們短暫、浮泛的逗留所帶走的，大多是帶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國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據載，美國人在18世紀末就「習慣以輕蔑和厭惡的口氣來談論中國人」。19世紀中葉，歐美國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當做「展品」在博物館陳列，或視為低等動物放在馬戲團展演。如1850年在紐約市立博物館公開展出了一個三代六口人的中國家庭，展名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1884年，一個馬戲團則把一位「中國張姓巨人」和「40頭受過訓練的大象、50籠珍貴動物」，放在一起巡迴展覽演出。當時美國的唐人街以骯臟、鴉片、妓女和黑社會著稱，由此也成了個由警察做導游的旅遊景點。
文學藝術模仿了生活。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美文藝作品中，中國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僅以美國戲劇為例，在百老匯演出的這類音樂劇就有《鴉片王國的國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後》等。1877年馬克·吐溫與布萊特．哈特還合寫了一出鬧劇《阿興!》(Ah Sin!)。盡管劇本以華人阿興為名，但阿興只是個出場不多的配角。劇情發生在加州礦區。阿興為白人礦工洗衣。他不但常挨打，還被罵成是「愚蠢而又可憐的畜生，尾巴長到了後腦勺」，「笨蛋」，「道德腫瘤」和「一個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等等。他被視為長了副「空腦袋」，「只會像猴子般模仿」。劇中有一個場面寫阿興跟著女主人在餐廳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個盤子。只知模仿的阿興，竟把自己手中的盤子也一個個地砸碎。馬克·吐溫是位嚴肅的作家，阿興可以說是他對當時西方人心目中華人形象的客觀描繪。但他沿用「Sin」(意為「罪過」)一詞作為劇中華人角色的名字，很難不讓人懷疑他的種族主義傾向。
《阿興!》在紐約上演時，正值大批中國勞工移民前往美國。1870年至1880年間，遠渡重洋前去美國西海岸的華人從10869人劇增到39579人。中國勞工吃苦耐勞，但又索求不高，為美國的西部開發和鐵路的建築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對相當大一部分從美國東部去加利福尼亞淘金的白人來說，卻成了難以對付的競爭。於是，中國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種種社會問題的禍根。中國人被指責是個「無法與其他民族融合」的群體，最終必定會把白人統統排擠出加利福尼亞。1879年一個名為亨利·格立姆的，發表了一出名為《中國佬必須滾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諷刺劇。劇中的中國人陰險毒辣，詭計多端，蓄意腐蝕喪失警覺的白人家庭。他們腦後甩著長辮，嘴裡叼著鴉片槍，操一口難以聽懂的洋涇浜英語，專門販賣奴隸和做色情生意，暗中還策劃著中華帝國一統天下的陰謀。這個劇本的寫作與演出，反映了19世紀後葉美國種族分子中的排華情緒，也預示了1883年將出台的「排華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歧視性的排外法案，華人首當其沖，成了美國國內問題的一隻替罪羊。
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多數西方人仍認為歐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蠻族。西方的風俗習慣，哪怕荒誕不經，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為准則。許多在中國的傳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國人說成是個「古怪的民族」，自詡為老牌「中國通」的美國記者羅德尼．傑爾伯特，在他的《中國的毛病出在哪兒》(What Wrong with China)一書中，公開聲稱「中國是個劣等民族」。30年代早期美國羅伯特·羅普利創作曾先後被各種報刊雜志轉載的漫畫《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來看待中國的一切。其中一則漫畫的花邊上寫道「支那人會吹口哨嗎?」另一條花邊題為「華人異教徒的怪異之處」，譏笑中國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來便是一歲；蓋屋先造屋頂後砌牆；漢字中的「家』』是屋頂下的一口豬；男人進門不脫帽反而脫鞋。羅普利正是用這些文化習俗上的差異，來取悅一些視野狹隘的西方讀者，強化西方文化優越感。
20世紀初在美國和歐洲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有關華人的文學作品，要數英國人羅姆創作的傅滿洲系列小說。第一部發表予1913年，取名為《險惡的傅滿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書中的傅滿洲是個精明險惡的華人頭目，領著一幫「惡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著「整個東方民族的一切殘暴狡猾」，是個「很可怕的人」，是「黃禍的化身」。這十多部對中國人民充滿敵意的小說，總銷量達數百萬冊之多，還被改編成電影、廣播劇和電視劇，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中成了家喻戶曉之作。
即使有些不懷敵意的作品，對中國的描寫，也總帶有濃重的離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國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總有當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著臉……偶然添進了幾個儒生……還必須添上外國人，如美國商人、中國通、灰心喪氣的傳教士以及尋歡作樂的水手……盡管人物出入的場景污穢不堪，但千萬不能少了出自中國人之口的古代箴言。」中國似乎就存在於這種僵化的概念和陳詞濫調這中，與中國的實際相去甚遠。
正是在西方這種普遍蔑視中華民族和把中國文化神秘化、離奇化的創作氛圍中，賽珍珠以其長期在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中生活的親身經歷和對中國傳統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蘊，與眾不同地把中國人「不是放在與西方人，而是放在與其他中國人的相互關系中加以描述」，經過多年的勤奮努力，賽珍珠創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動、較客觀地反映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的文學作品。《東風·西風》、《大地》三部曲、《母親》以及收錄在本選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這些作品影響了歐美整整兩代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是賽珍珠和她的作品「為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關於中國農村家庭和社會生活的長卷」。其實，在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如英國、荷蘭、日本、澳大利亞、以色列、埃及等，那裡也有不少學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時候讀了賽珍珠的小說，才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才關注起中國人民的生活與命運。我國人民的朋友海倫·斯諾夫人說她就是讀了《大地》後才來到中國。
賽珍珠不但在小說中描寫中國，她還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紹中國人民與中國文化。如1924年在康奈爾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學位時，她曾先後在全國性的雜志《民族》與《論壇》上發表了《中國學生的心理》和《中國的美》。她還花了多年的時間和心血，把她特別喜愛的《水滸傳》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許多國家流傳。更為突出的例子，要數她在1 938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作的演講。在題為《中國小說》的長篇演說中，她首先向濟濟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雖然我生來是美國人……我屬於美國，但恰恰是中國小說而不是美國小說決定了我在寫作上的成就。」她說：「今天不承認這點，在我說來是忘恩負義。」但她指出，她選擇這個演講題目不完全出於個人的原因，而是她認為「中國小說對西方小說和西方小說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演講中，賽珍珠如數家珍地闡述了中國小說的起源與發展演變及其特徵，中國小說與中國所謂的文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關系等等。她還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小說的名作《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她聲稱：「想不出西方文學中有任何作品可以與它們相提並論。』』她還向聽眾介紹了《西遊記》、《封神演義》、《儒林外史》、《鏡花緣》、《西廂記》和《金瓶梅》。演講中，賽珍珠提到了《四庫全書》、《教坊記》、《會真記》等等經典。她不厭其煩地向西方聽眾講述了中國小說的大眾性和通俗性的特徵，說明中國小說歷來強調作品的社會意義。她說：「在美國，一些最現代的文學青年最近才發現『社會意義』這個詞，但中國的舊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經知道，並主張小說必須有社會意義才能被承認是一種藝術。」賽珍珠在斯德哥爾摩的這番演說，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廣泛報道。如果說中國高雅的古典詩歌和深邃的哲學經典早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麼，通過賽珍珠在這一特殊場合的熱情介紹，使得我國光輝燦爛但又鮮為西方所知的小說傳統，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現在西方文化精英們的面前，並通過媒體的傳播，為更多的西方民眾所了解。
諾貝爾文學獎獎勵了賽珍珠，同時也宣揚了中國、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諾貝爾文學獎使得賽珍珠成了國際名人，也使得勤勞純朴的中國農民形象走進了西方的千家萬戶。這是個毋庸置疑的事實。賽[珍珠在她的小說中對中國農村和鄉鎮生活所作的生動而又真切的描寫，對中國勞苦民眾的朴實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虛構文學體裁中和在公共演說場合里對中國文學與文化傳統所作的頌揚，客觀上都是對西方在這之前對中國人所作的歪曲醜化的有力的批駁。
諾貝爾文學獎改變了賽珍珠的一生。她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將近50年後，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獲此殊榮)，這給賽珍珠帶來了極大的榮譽和實惠，但同時也招來了相當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滿，甚至敵意的嘲諷。賽珍珠因而成了美國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作家之一。
賽珍珠獲諾貝爾獎消息公布後，《紐約時報周刊》上曾發表人物專訪，高度贊揚賽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評論家范多倫亦撰文稱頌她的小說「數量眾多，質量上乘」。但在美國文學圈內的反應，否定的居多。大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如果她(賽珍珠)都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那麼每個人得獎都不應該成為問題。」另一位後來也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則更為尖刻，說他情願不拿諾貝爾文學獎，也不願意同「賽中國通夫人」為伍。
賽珍珠獲巨獎後在美國文學界遭此貶損，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一則因為她在中國度過了將近40年的歲月，在美國文學圈子中，她是個陌生的局外人。她的獲獎作品在中國創作，寫的全是發生在中國的事情，遠遠游離於美國主流文學的題材之外。瑞典皇家學院的評委們，在眾多有成就的美國作家中，偏偏選賽珍珠得獎，難免使包括福克納和弗羅斯特在內的美國主流作家感到驚訝、難堪，甚至憤怒。再則，因受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賽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體，而不是為西方文壇稱道的復式結構。她愛用句式簡單的白描手法敘述故事，而缺少為西方現代文學所看重的「意識流」式的心理刻畫。賽珍珠的創作對象是包括家庭婦女在內的廣大群眾，而不是少數文化精英。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確實成了暢銷書。這在當時主宰文學時尚的批評家眼裡是犯了大忌。在他們看來，文學與暢銷絕對不可兼得。再者，賽珍珠重作品的主題寓意和社會功能而輕作品形式上的創新和作者個人情感的宣洩，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與當時美國主流作家的「純文學」創作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但是，賽珍珠獲獎後受到攻擊的另一個難以擺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別。在她之前只有兩位美國男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位是1934年獲獎的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獲獎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應該說，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國男性作家，都暗暗盯著這份舉世矚目的榮譽和巨額獎金。瑞典皇家學院把此殊榮授予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婦女作家，必然在這批輕視婦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們無論在感情上還是理智上，都難以接受。
賽珍珠文學創作的成功，在中國本土和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後來又有一場不小的爭論，這些對賽珍珠在中國的被接受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賽珍珠的小說大部分都有中譯本，有些作品還有幾種不同的譯本。《大地》原著在美國出版不久，中國《東方》雜志便開始連載。後來幾年中，上海、北平和重慶等地的八個不同的書局出版了八種不同的中譯本。其中上海商務印書館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個外國現代作家的小說，得到如此多譯者的青睞和如此規模的發行，這在中國的出版史上並不多見。
中國的評論界對這位生活在他們中間的美國女作家，也同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1930年發表第一篇評論《東風·西風》的文章起，到1934年賽珍珠離開中國回美國定居時止，中國的報刊、雜志和譯本的序、跋、後記上，至少發表了50篇介紹和批評賽珍珠及其小說的文章。如果我們把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貶參半和基本否定這樣三類的話，那麼這50篇中的多數屬於第一類，如庄心在的文章稱賽珍珠為我們「民族的友人」。作者認為，一個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贊頌，文學藝術起著重要的作用。一個國家的文學是「無形而有力的戰鬥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犧牲，而「免除別一個國家愚妄或自私的誤解和仇恨」。他進而指出，在通達另一個國家人民的內心與靈魂方面，一個偉大的小說家、詩人或畫家能做的，要遠比一個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達到的多得多，這便是如果必須作出選擇的話，英國寧可損失全印度，也不願意失去莎士比亞」的緣故。
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進而指出，中國民族因為人種、語言、地理和習慣等等與西方的差異，向來是被誤會，被誣蔑的。「神秘之國」簡直成了「萬惡之藪」，西方人寫游記，寫小說，畫畫，演電影，只要有中國人，「便把許多卑賤齷齪、奸險等壞習慣點綴成一種類型，總是拖發辮(不消說女的是纏小腳)，掛鼻涕，傴僂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總離不開竊盜、強奸、暗殺、毒計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凜凜的舉動……一種不易泯滅的民族的誤解，處處阻止了親善合作的同情」。作者認為，要消除這種錯誤觀念，有賴於中國的文藝作家作出長期不懈的努力，來「一改荒謬錯誤的舊觀」，但這不是旦夕間輕易就能奏效的。因此，「如果有異國的作家誠能以真切的態度，為描寫中國的現實相，那便是中國民族的友人」。文章指出，賽珍珠以其居住中國多年的歷史，以及對於中國事物的熱愛，對中國的論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對於中國民族的尊重以及對於孔子思想及中國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對中國有進一步深切的認識。「雖然有時也不免有誇張失真之處，但大體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誠懇客觀的態度把中國的情形給予西方以較正確的姿態，這一點，在復興民族過程中的中國人，是應當感謝的。」。
不少文章還為賽珍珠取得的文學成就感到驕傲。他們認為，是中國和中國文化撫育了這位暢銷作家。如有文章指出，盡管賽珍珠的「肉體出自阿美利加的雙親，而她的精神則是我們中國所賦予的」。
第二類褒貶參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國著名出版家和文學批評家趙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與王龍》。文章一開頭便指出，受馬可·波羅游記的啟發，「洋人對於中國故事的興趣，跟了政治和經濟勢力的侵入，而繼續增高」。為了適應這種需求，西洋人寫的中國小說，都是「那種封面上畫了怪誕束裝的『支那人』，橫七豎八畫了半個中國字的書」。這些小說的作者都是「憑了有限的經歷，加上豐富的幻想力，滲入了濃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寫出了這些看了要使人發笑的書」。趙先生指出，賽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變了這種狀況。它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贊美，因為它不但「畫得了中國人的外形」，而且還「抓到了中國人一部分的靈魂」。文章贊揚賽珍珠所寫中國小說的特點是，「除了敘寫的工具以外，全書滿罩著濃厚的中國風，這不但是從故事的內容和人物的描寫上可以看出，文學的格調，也有這一種特點。尤其是《大地》，大體上講，簡直不像出之於西洋人的手筆」。
然而，趙家璧先生對小說中他所認為存在的問題，也毫不含糊。首先，他對把王龍這樣比較落後的農民，作為主人公加以描寫並向西方介紹，很不以為然。他指出，盡管賽珍珠對王龍和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頭腦簡單，帶原始性的人物王龍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國人看做是個文化落後的民族的口味，它只會加深西方人對中國人所抱有的種族偏見。另外，趙先生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造成精神匱乏，使不少人倡導起返璞歸真，回歸原始。頓時，美國的小說、電影、游記等出現了許多描寫非洲原始生活的題材的作品，即所謂的逃避主義通俗文學，趙先生認為《大地》就屬於此列，只是讓居高臨下的西方讀者換換口味而已。
胡風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國》一文中指出：「大體上，作者對於中國農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從描寫或敘述里看得出來她的感覺底纖細和觀察底銳利。」胡風認為賽珍珠的筆端上「凝滿著同情地」寫出了「農民底靈魂底幾個側畫」，因此讀者在離奇的故事裡面也能夠感受到「從活人底心靈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風在文章的後半部分強調指出，盡管賽珍珠相當熟悉中國農村的人情風俗，她受到了「只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基督教徒這個主觀觀點上的限制」，因而她「並沒有懂得中國農村以至中國社會」。
第三類文章從根本上否定了賽珍珠小說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品質。第一個激烈批評賽珍珠的中國評論家，恰恰也是《大地》(譯為《福地》)一書最早的中文譯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在1932年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的《福地》譯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長達28頁的《譯者序》，「簡略地批評"了賽珍珠的這篇成名作。《譯者序》認為，《大地》所描繪的世界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擁有土地，女人只是絕對服從。穿插於故事之間的，是接連不斷的災荒、農民的愚昧、兵匪與強盜的騷擾等等。《譯者序》進而問道：這難道是中國的真實情況嗎?在作這些描寫時，作者難道沒有一點白人優越感?難道沒有要通過侵略來拯救中國的意思嗎?難道小說不是要把中國表現成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表明「黃禍」即將來臨嗎?《譯者序》在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經濟關系後指出，是封建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勾結才阻礙了中國農業的發展，而這正是外國人不願意看到，或看到了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Ⅳ 求諾貝爾文學獎作品

諾貝爾文學獎是按照諾貝爾的遺願設立的，其發獎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諾貝爾的遺願的。按照諾貝爾的遺願，文學獎應贈給"文學家，他曾在文學園地里，產生富有理想主義的最傑出的作品。"在遺囑的末尾，諾貝爾還表示："我確切地希望，在決定各獎的得獎人時，不顧及得獎人的國籍；只有貢獻最大的人，可獲得獎金，無論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裡。"

諾貝爾的遺願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義則不容易。何為理想主義？理想主義的內涵中包含著多少道德原則，多少美學藝術原則？在掌握理想原則時是強調它的古典的、永恆性內容還是強調它的現代性內容？這不是像學生在考卷上做出幾句理論答案就可以解決的，它需要文學院在評選中選擇一些與人類理想、人類總體期待、總體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視角和標准。然而，即使選擇了最符合理想主義的批評視角，也難以避免批評的主觀性。視角、標准、審美判斷畢竟是人創造出來的，文學作品極為豐富復雜，人的視野、眼光、能力極為有限，並非三頭八臂的瑞典文學院士們盡管辛苦勞作，功勞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現出很大的局限。我們不妨共同作次世紀性的文學之旅，然後看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失。

先看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名單。

1901年萊涅·蘇利－普呂多姆(法國)

1902年狄奧多·蒙森(德國)

1903年比昂斯騰·比昂松(挪威)

1904年弗萊德里克·米斯特拉爾(法國)，何塞·德·埃切加萊·伊·埃伊薩吉雷(西班牙)

1905年亨利克·顯克維支(波蘭)

1906年吉奧修·卡爾杜齊(義大利)

1907年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英國)

1908年魯道夫·克利斯托夫·奧伊肯(德國)

1909年塞爾瑪·拉格洛芙(瑞典)

1910年保爾·海澤(德國)

1911年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時)

1912年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國)

1913年拉賓德拉納斯·泰戈爾(印度)

1914年(未頒獎)

1915年羅曼·羅蘭(法國)

1916年卡爾·古斯塔夫·魏爾納·馮·海頓斯塔姆(瑞典)

1917年卡爾·阿道爾夫·吉勒魯普(丹麥)，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麥)

1918年(未頒獎)

1919年卡爾·施皮特勒(瑞士)

1920年克努特·漢姆生(挪威)

1921年阿那托爾·法郎士(法國)

1922年哈辛托·貝納文特·伊·馬丁內斯(西班牙)

1923年威廉·葉芝(愛爾蘭)

1924年烏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萊蒙特(波蘭)

1925年喬治·蕭伯納(英國)

1926年格拉齊婭·黛萊達(義大利)

1927年亨利·柏格森(法國)

1928年西格里德·溫賽特(挪威)

1929年托馬斯·曼(德國)

1930年亨利·辛克萊·路易斯(美國)

1931年埃里克·阿克賽爾·卡爾費爾德(瑞典)

1932年約翰·高爾斯華綏(英國)

1933年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蒲寧(俄國)

1934年路易吉·皮蘭德婁(義大利)

1935年(未頒獎)

1936年尤金·奧尼爾(美國)

1937年羅傑·馬丁·杜·加爾(法國)

1938年賽珍珠(美國)

1939年弗蘭斯·埃米爾·西蘭帕(芬蘭)

1940年－－1943年(未頒獎)

1944年約翰尼斯·維爾內姆·延森(丹麥)

1954年加·米斯特拉爾(智利)

1946年赫爾曼·黑塞(瑞士)

1947年安德烈·紀德(法國)

1948年托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國)

1949年威廉·福克納(美國)

1950年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英國)

1951年帕爾·法比安·拉格爾克維斯特(瑞典)

1952年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法國)

1953年溫斯頓·羅納德·史本斯·邱吉爾(英國)

1954年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國)

1955年哈爾多爾·基里揚·拉克斯內斯(冰島)

1956年胡安·拉蒙·希梅內斯(西班牙)

1957年阿爾伯特·加繆(法國)

1958年鮑里斯·列昂尼德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蘇聯)

1959年薩爾瓦多·誇西莫多(義大利)

1960年聖瓊·佩斯(法國)

1961年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1962年約翰·斯坦貝克(美國)

1963年喬治·塞菲里斯(希臘)

1964年讓·保羅·薩特(法國)

1965年米哈依爾·亞歷山德洛維奇·肖洛霍夫(蘇聯)

1966年撒繆爾·約瑟夫·阿格農(以色列)，奈麗·萊歐涅·薩克斯(瑞典)

1967年米格爾·安格爾·阿斯圖里亞斯(瓜地馬拉)

1968年川端康成(日本)

1969年薩繆爾·貝克特(愛爾蘭)

1970年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蘇聯)

1971年巴勃羅·聶魯達(智利)

1972年海因利希·伯爾(德國)

1973年帕特里克·維克多·馬丁達爾·懷特(澳大利亞)

1974年伊凡·奧洛夫·渥諾·強生(瑞典)，哈瑞·埃德蒙·馬丁松(瑞典)

1975年尤金尼奧·蒙塔萊(義大利)

1976年索爾·貝婁(美國)

1977年維森特·阿萊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1978年以撒·巴什維斯·辛格(美國)

1979年奧迪塞烏斯·埃利蒂斯(希臘)

1980年切斯拉夫·米沃什(波蘭)

1981年埃利亞斯·卡內蒂(英國)

1982年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

1983年威廉·戈爾丁(英國)

1984年雅羅斯拉夫·塞費爾特(捷克斯洛伐克)

1985年克勞德·西蒙(法國)

1986年沃爾·索因卡(奈及利亞)

1987年約瑟夫·亞歷山德洛維奇·布羅斯基(俄國－－美國)

1988年納吉布·馬哈福茲(埃及)

1989年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1990年奧克塔維奧·帕斯(墨西哥)

1991年納丁·戈迪默(南非)

1992年德列克·沃爾科特(特里尼達)

1993年托尼·莫里森(美國)

1994年大江健三郎(日本)

1995年顯默斯·希尼(愛爾蘭)

1996年維斯拉瓦·希姆博斯卡(波蘭)

1997年達里奧·福(義大利)

1998年霍塞·薩拉馬戈(葡萄牙)

1999年君特·格拉斯(德國)

按照這份名單，我們看看各國得獎狀況：

法國12人

美國9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羅斯基)

英國6人

德國、瑞典各7人

義大利、西班牙各6人

俄國5人(包括布羅斯基)

丹麥、挪威、波蘭、愛爾蘭各3人

瑞士、智利、希臘、日本各2人

澳大利亞、比利時、印度、哥倫比亞、芬蘭、瓜地馬拉、冰島、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奈及利亞、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達、葡萄牙各1人

直至1998年為止，共有95人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而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瑞典、義大利、西班牙、俄國等八個國家有59人，如果再加上丹麥、挪威、波蘭、愛爾蘭，則有71人。很明顯，諾貝爾文學家族重心在歐洲和美國，傾斜是明顯的。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具有國際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過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奈及利亞、特里尼達等小國家。尤其是從1982年授予馬爾克斯和1986年授予W·索因卡(奈及利亞)之後，20年來，諾貝爾文學家族竟增添了哥倫比亞、捷克、奈及利亞、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達、葡萄牙等八國國籍，這又表明，瑞典文學院正在朝著更加國際化的路向走，努力減少傾斜度。1992年我在瑞典時，得獎者是特里尼達的德列克·沃爾科特，這是一大冷門。瑞典報紙告知人們，這位詩人兼劇作家在消息公布時，正在美國波士頓，他已經起床，准備吃了早飯後坐飛機到弗吉尼亞去給弗大戲劇系的學生講課。他一人獨處，妻子在西印度群島老家，身邊清冷，當電話鈴響，瑞典文學院秘書通知他的時候，他大吃一驚，和許多人一樣感到意外。

我被瑞典文學院邀請去聽他的獲獎演說，一進門，就拿到一份英文講稿，題目是：《安德列斯·關於史詩記憶的碎說》，講話表明了這樣一種美學觀念：一隻完整無缺的花瓶縱使再美，也缺乏足夠的魅力，但如果將若干從歷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細心拼合，則那彌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賞不盡的藝術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於那雕像上的清純的露珠，當更具有搖人心旌的瑰彩。沃爾科特的演講既有論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內在情韻與風采，確實很有才華。他的審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學院的部分審美理想與審美標准：不求完整無缺，但求能匯集人類歷史的各種文化精華，凝合出一種清新而富有活力的個性。沃爾科特這一講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內涵正好和瑞典文學院八十年代之後尋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們的文化理想。所以他們在頒獎辭中這樣解釋授獎給沃爾科特的理由：他的詩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歷史的視野，這種歷史視野來自他對多種文化的介入。末尾這句話：對多種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學院世紀末最後二十年的努力。所謂"國際化"，也就是各種文化的介入與融合。沃爾科特得獎後，我的朋友陳邁平在一篇評論中對瑞典文學院這一路向說得十分中肯。他說："近年來，瑞典文學院對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文學或者所謂邊緣文學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歐美作家已經越來越難問津諾貝爾文學獎了。文學院自然也非常關注'文化認同'問題，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種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就是各種文化的介入與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寬容謙和的，他們不主張斗爭的哲學，而是喜歡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讓。院士們也都如此，他們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來評價其他文化的作品，也並不主張各種文化之間互相對立、排斥和較量，而且主張互相聯系、融合甚至介入。"

從一百年來這份諾貝爾文學"火炬家族"的名單來看，我還覺得，二戰之後的評選比二戰之前評得更好。他們確實選擇了一群世界公認的傑出作家，而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確實體現了人類之愛這一基本理想。1949年，福克納在獲獎的演說中說，一個作家，充塞他的創作室空間的，應當僅只是人類心靈深處從遠古以來就存有的真實情感，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靈的真理就是：愛、榮譽、同情、尊嚴、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如若沒有了這些永恆的真實與真理，任何故事都將無非朝露，瞬息即逝。"他還說："人是不朽的，這並不是說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絕如縷的聲音，而是因為人有靈魂－－那使人類能夠憐憫、能夠犧牲、能夠耐勞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責任就在於寫出這些，這些人類獨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學院選擇了福克納，而福克納的這席話又充分地體現瑞典文學院所把握的諾貝爾的"理想主義"和評價准則。一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火炬家族確實共同展示了一種"心靈的真理"，宇宙的理性，這就是愛、榮譽、同情、尊嚴、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極，即仇恨、暴力、墮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學院則給予斷然拒絕，不管他們擁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所授予的每一個作家，幾乎都有爭議。很難找到全世界輿論一致認同的作家，甚至很難找到瑞典輿論一致認同的作家。據說，在頭25年裡，只有1925年的獲獎者蕭伯納被瑞典的輿論共同接受。蕭伯納之外，即使瑞典本國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認同，例如，1974年，兩名瑞典作家伊凡·奧洛夫·渥諾·強生和哈瑞·埃德蒙·馬丁松共同得獎，就遭到瑞典輿論的攻擊，認定他們沒有資格獲獎。馬丁松是瑞典的文學大師，他獲獎後卻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獎四年後便去世了。在我聽聞的范圍內，常被非議的是邱吉爾和賽珍珠。有人說，邱吉爾的得獎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爾得獎30年後的1983年，另一位英國的獲獎作家威廉·戈爾丁(其代表作《蠅王》是英美大中學校文學課程的必讀書目)卻在獲獎演說中特別鄭重地禮贊邱吉爾。他說："......我們不能忘了邱吉爾，盡管評論家們百般挑剔，他還是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的獲獎不是由於詩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質朴簡潔的敘事作品，它是真正表達人類戰勝和藐視一切困難的充滿真情的言論。那些經歷過戰爭的人們，都知道，是邱吉爾詩一樣的行動，改變了一個時期的歷史。"他最後甚至這樣衷心感嘆："我覺得我該走下這個講壇了。邱吉爾、朱麗安娜，更不用說本·瓊森和莎士比亞了，這是一群多麼傑出的人物呵!"我不隱諱自己對戈爾丁的禮贊產生共鳴，這不僅在於我曾被邱吉爾的二戰演講錄所蘊含的深廣詩意所打動，而且覺得人類創造的文學，不應當屈從於教科書上的狹窄定義，像邱吉爾這樣富有大詩意的言論，代表人類一代戰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論，絕對是美麗的散文，而且是閃耀著理想主義光焰的散文。我對賽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爾·塞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1973)，賽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從小就隨父母來到中國，直到35歲時才離開中國，她不僅從小就讀過中國經書，而且很愛中國並努力了解中國，因此，在她的心靈中，一直把中國當作她的第二祖國。1938年她在獲獎演說中說："盡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為中國人在這里說話，因為不這樣我就不忠實於自己，因為這么多年來，中國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靈上，我自己的祖國和我的第二祖國－－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有一份對自由的熱愛。"賽珍珠獲獎時僅46歲，屬於最年輕的獲獎作家(後來獲獎的布羅斯基常被認為是最年輕的作家，其實獲獎時已47歲)。賽珍珠寫作非常勤奮，一生共著85部作品，主要是小說，還有傳記、散文、政論、兒童文學等。瑞典文學院在給予她的"獲獎辭"中特別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諾貝爾的理想原則。祝辭這樣寫道：賽珍珠傑出的作品使人類的同情心跨越了種族的鴻溝，並在藝術上表現出人類偉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雖未閱讀賽珍珠的全部作品，但僅僅從她的代表作《大地》(1932)和《母親》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國人民的痛苦命運所感染，尤其是中國婦女的命運，其雙重奴隸的悲劇可說是被寫得令人驚心動魄。在她筆下中國婦女生活在雙重黑暗的夾縫中：一重是過去的黑暗－－過去那種不把婦女當作人的傳統觀念多麼黑暗；一重是未來的黑暗，等在婦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厭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中，除了魯迅之外，其他作家對中國婦女慘苦命運的描寫，似乎沒有超過賽珍珠的。因此，以賽珍珠為例來非議諾貝爾文學獎也未必妥當。當然賽珍珠是很難與福克納、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Ⅳ 賽珍珠原名是什麼

賽珍珠，直譯珀爾·巴克，美國作家。賽珍珠的作品包含了她認為堪稱無比重要的一個民族、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活動范圍和歷史。這些書不含有作者的參與意識，而只讓事實說話。賽珍珠的作品即使適合大眾的口味，它們與20世紀中期的文學成就也不能相提並論。與這種意見相關的評論，把賽珍珠獲獎後的反映生活的作品當成了一種典型。她的聲望、她的始終如一的樂觀主義態度以及作品中並未出現的自己的影子，所有這些與當代重要小說相比都顯得很不相稱。她也可能屬於過去時代那種極端寫實的作家，一個落伍的作家。

賽珍珠從小接觸的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小說，使她看到了不同於西方傳統的中國式寫作，獲得了對中國小說的完整概念和印象，從而了解了中國早期小說的特殊的局限性並領略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她發現，中國小說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內容和藝術特徵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歷史上種種文化因素和文化傳統的制約。同時她也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作家從中國文化視角出發去認識中國小說，他們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國人無疑是缺乏真實形象的「空中樓閣」。無論是「聖賢」還是「魔鬼」都不是真實的中國人。因此，賽珍珠要用手中的筆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了解真實的中國人民。只有這樣，她所倡導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對主義文化理念才能實現。

賽珍珠的文學創作明顯地分為不同的階段。諾貝爾獎給了她榮耀，但同時也說她是一位幾乎只以中國為寫作題材的作家。在後來的文學事業中，賽珍珠曾試圖擺脫這種寫作的狹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說《東風和西風》（1930年）實際上包括兩個有相互關系的短篇小說，這部作品為她的初期寫作奠定了基礎。從1930年到她1938年獲諾貝爾獎，這期間的小說和傳記與中國的傳統有關，有些則與西方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關。

Ⅵ 這是賽珍珠的一篇表示她對狄更斯的感謝的文章，大意我懂，並且原文很多單詞我有註解意思，現在需要大神們

從七歲起，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機會來償還我所欠下的某種債。債務通常是負擔，但這是一種沒有負擔的特殊債務，如果她的感激之情沒有表達出來，可能在她心裡她會感到很憂郁。我對那個英國人懷有一種感激之情，很久以前在中國他為一個美國小女孩提供無價的幫助。那個小女孩就是我自己，而那個英國人是狄更斯。在我看來，表達我對查爾斯．狄更斯的感激，最好的方式是用白紙黑字寫下他給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小孩莫大的幫助。
首先，你得在你的腦海里構建一個關於那個孩子的形象，她在中國偏遠的山區過著一個很孤獨的生活，並且她的家人都居住在山谷下有很多稻田的小山坡上的一間小平房裡。在附近的地方，有一條名叫長江（揚子江）的深險的金色河流彎沿流過，而大多數中的一些地方都伴隨著恐懼和災難，而在我的童年中，最高興、最興奮的日子，大多是在河邊度過的。她喜歡在河堤的岩石上或在泥濘的小路上慢慢行走，並且觀看被撒入滾滾洪水的巨大四方形的漁網，她向洪水裡看去或許一次又一次收上來的都是是空網。但是，有時很快地閃現出正在游擺的銀白色魚。她流連於漁民聚集的村落，觀看他們的生活，許多嬰兒都用繩子系著在淺灘里戲水。
但她也看到死了的嬰兒被扔到深水裡。她，一個外國小孩，漫無目標地遊走在村民中。在田野間的土房子里，在吃飯時，她經常拿著一碗米飯和一碗白菜並且坐在帶得有門的打穀場里的農民中間吃飯，她常常保持沉默、聽他們說話、而且還要忍受羞愧來回答他們善意、無心的問題、對於他們嘲笑在他們眼裡她那金黃色卷發及與眾不同的藍眼睛是如此的醜陋，可她還要強顏歡笑。她知道她對於他們來說她是一個多麼不同的外國人。走在大城市的街上，她已經學會了接受對老外這個詞的叫喊，並且認識到她就是一個老外。
從小到大，她一直知道她一個外國人。無論周圍的人對她多友善，他們通常對她的確相當的友善，但她知道，對他們來說她仍然是一個來自異國他鄉的人。她想知道她的親屬在哪裡、他們長什麼樣並且和她同齡的孩子在玩些什麼？但她始終不知道。在小平房裡的父母非常非常地忙，他們沒有時間來關注她，又由於她在早晨學得很快，因此她四處徘徊，觀看並學習各種各樣的事情。她很開心，但她經常想像「像她一樣的其她孩子又在哪呢？」「他們居住的那個國家又是怎麼樣個情況呢？」我記得她很渴望能和一群像她一樣的孩子游戲，但她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玩伴。
有一天，這個孤獨的小女孩遇到了件不平常的事。對於讀書，她的求知慾望是難以想像的。他想擁有一本兒童讀物，但是這里沒有，於是她就閱讀任何東西-----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希臘歷史學家）和佛克斯的《烈士》、聖經、教堂的歷史和喬納森.愛德華茲所談論的熱點以及出自莎士比亞的《談話》，許多像坦尼森和布朗林這些人她根本不了解。 有一天，她滿臉疑惑地盯著一排放在高書架上的深藍色書本，但她夠不著那些書。過後，她發現它們是小說。但是由於她不希冒險的把三角竹凳放在小桌子上，爬上書架並注視著裡面放得有她讀過深黑色標題的查爾斯.狄更斯的書《霧都孤兒》的固定裝置。那時她僅僅才七歲多，大約在下午三點，八月的天氣是非常熱的，除了不辭辛勞的父母，那個時候家人都在睡覺並且他們依然很忙很忙。她把《霧都孤兒》從書架里拿出來，這本書不厚也不薄，剛好合適，因為《艱難時世》也被捆在上面。為了一口袋花生而停留在食品儲存室里，是一件將要面臨很危險的舉動，她匆忙離開來到只 有身手敏捷的小孩才能擠進陽台的秘密角落，於是打開一本密密麻麻印得字的舊書，並從書中尋找她的玩伴。
我怎樣才能讓你知道那封面是這么的小呢，可憐的孩子？在中國的鄉村道路的角落上，有小販從我下面經過，我也繼承了屬於我的遺產。對於這些時光我不能對你說，我知道我在6點時被我的晚餐時間所喚醒。我茫然地四處尋看著，夕陽撒落山谷的一縷縷陽光。我記得由於不能忍受《霧都孤兒》里的悲劇，我兩次給關上書本並突然哭了起來，但接著又很想知道裡面的故事情節而很快的又再次打開書本。我記得，大多數精彩的故事情節，而忘記了吃花生，當我被叫喊時，我口袋裡的花生依然是十分的滿。我在睡夢中吃著我的晚餐，我看書看得很遲後，才趕去睡覺。而且在睡覺的時候我把它放在我的枕頭下，到第二天清晨醒來時再看。當我把《霧都孤兒》看完時，我又接著看《艱難時世》，憂郁不決也讓我苦惱。我覺得我必須把它所有的東西連續性的讀完，對於那長排藍色的書我是很貪婪的，想知道它們裡面寫的是什麼？我再次爬上書架，起初把《霧都孤兒》放好，並拿了一本由大衛.科波菲爾寫的書。我決定一排一排地反復把那些書連續看完。
我依然堅持繼續進行這一計劃，反反復復地看書大約為十年之久，從那以後，我仍然將一本狄更斯的書帶在身邊，可以說，這是讓我沉浸在一種身處家鄉的舒適感受中。而今，我對他顯示出一種對其他人沒有的感覺。他開闊了我的眼界，他教會了我去愛所有的人，無論他們地位的高低、家境貧窮或富裕、還是老人或小孩，我都會愛他們。他教會了我憎恨虛偽、油腔滑調、也教會了我在壞脾氣下也可能隱藏善良，因為友好和美德都在這世界中是最美好的東西。同時，他也教會了我對金錢的輕視。如今，人們在分析他的性格中說他是一個顯著的、多愁善感的和帶有孩子氣的一個人。他可能是這樣，但我也驚訝地發現人們喜歡他寫的那些作品比如：好人不是純粹的好，而壞人也不是絕對的壞。我沒有為他的「單純」感到遺憾，因為他有自己的美德。美德是一種對生活充滿很大的熱情。如果他對任何事情都能看清它的是非黑白，那麼他那熱情洋溢的生活會很快地離他而去，留下的便只有愛和恨。他給了我在人們生活中巨大多樣的喜悅之情。
這就是查爾斯.狄更斯為我做過事情，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因為他已經成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Ⅶ 張愛玲與賽珍珠的比較

張愛玲（1920年陰歷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主要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說合集《張看》、中短篇小說集《傳奇》、長篇小說《傾城之戀》、《半生緣》、《赤地之戀》。晚年從事中國文學評價和《紅樓夢》研究。
說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異數」當不為過。文字在她的筆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鑽進你的心裡去。喜歡張愛玲的人對她的書真是喜歡，閱讀的本身就能給讀書的人莫大的快感。閱讀的快樂只有在她那裡才可以得到，至少對我是這樣。讀別的書你或許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識，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讀張愛玲的文章你才是快樂的。即便是有點悲劇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網路：http://ke..com/view/2137.htm

賽珍珠
賽珍珠(Pearl Buck l892-1973)，女作家，是以中文為母語之一的著名美國作家。本名珀爾·布克。
http://ke..com/view/68113.htm

我對這兩個作家也不是很了解，請你自己比較吧~~~~~

Ⅷ 賽珍珠的生平及著作

賽珍珠1892年6月26日出生於美國西佛吉尼亞的一個基督傳教士家庭。兩三個月大的她就隨著傳教士的父母來到後來她曾經生活過近40年的中國，隨父母在浙江、江蘇一帶小鎮生活。從童年開始，她就能說流利的中文和英文，並接受了母親和中國私塾式教師的基礎教育。1900年義和團暴亂期間，賽珍珠一家到上海避亂，同年底全家回到美國。1914年她畢業Randolph-Macon 女子學院，隨後回到中國。1915年結識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家John Lossing Buck，並於1917年結婚。婚後他們搬到安徽南宿州鄉間生活，在這里積累了創作《大地》的素材。1920年，賽珍珠隨到金陵大學農學院執教的丈夫來到南京，到1933年間曾在金陵大學等多所位於南京的大學執教。

賽珍珠從1920年代就開始寫作生涯，一生著作頗豐，出版了超過70本書籍，創作體裁包括小說、傳記、詩歌、戲劇、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和新聞作品。1930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東風，西風》（East Wind, West Wind），1935年賽珍珠的第一段婚姻結束，此書的出版者——紐約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總裁理查德·沃爾什(Richard Walsh)成為她的第二任丈夫。1931年出版了後來獲得普力策(Pulitzer)獎的第二部小說《大地》。《大地》出版後，好評如潮，銷量飆升，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的最暢銷書。1933年她出版了《水滸傳》的第一個英文全譯本，在美國很是暢銷。

1938年，賽珍珠因為「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史詩般的描述」，「為中國題材小說作出了開拓性貢獻」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

1934年由於中國條件較差以及為了親近她的女兒以及Richard Walsh，賽珍珠告別了中國，回國定居。回國後她筆耕不綴，還積極參與美國人權和女權活動。1942年夫婦創辦「東西放聯合會」(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於亞洲與西方的文化理解與交流。1949年出於對當時收養政策歧視亞裔和混血裔兒童的義憤，她還創立了國際化的收養機構「Welcome House」，在後來的50年，這個機構幫助了超過5000名兒童。1964年為了幫助不合收養條件的兒童，她還成立了「賽珍珠基金會」(Pearl S. Buck Foundation)。

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她主動支持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專題「重新看中國」節目，並積極申請訪華。但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氛圍，她的訪華申請遭到了拒絕。1973年5月6日她鬱郁中去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她熱愛的中國大地。她病逝後，按其遺願，墓碑上只鐫刻「賽珍珠」三個漢字。

賽珍珠的多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包括《大地》( The Good Earth, 1937),《龍種》( Dragon Seed, 1944),China Sky (1945)，The Big Wave (1961) ，Satan Never Sleeps (1962)，《庭院里的女人》等等。

美國新聞名人海爾德.艾賽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傑作《我們里的烙印》一書講到，他曾深入采訪過的五十年代的美國政府、新聞、商界等要人們，都深受賽珍珠筆下刻畫的中國人物的影響。尤其神奇的是，盡管經歷過抗美援朝、越南戰爭和「文革」，美國百姓對中國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不得不歸功於這位超前女性對中國的傑出貢獻。

Ⅸ 塞珍珠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在宣傳新思想、宣傳革命、抗日救亡諸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在藝術上也有不少好的成果。但是前已言及,與古近代中國的所取得輝煌的藝術成就的偉大著作相比,與現代世界文化發達的國家相比,除魯迅等少數傑出者之外,在藝術上建樹不足。20世紀中國文學之所以在整體上與世界一流水平有頗大距離,丟棄傳統、全盤西化,無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為新文藝工作者所鄙視、否定的書畫藝術和戲曲藝術,在20世紀上半期則依舊處於世界前列的崇高地位,建國後至「文革」前,還得到繼續發展,關鍵還在於創作者尊重傳統、繼承傳統。在弘揚和繼承傳統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努力學習西方和一切優秀的外來文化,並使之融合、達到創新。這才是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道路。

五、賽珍珠向西方熱情揄揚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卓特貢獻

賽珍珠在西方弘揚中國文化和文學共用四種方法:理論文章,講演,翻譯《水滸傳》,幫助中國作家在美國創作和發表作品。
諾貝爾獎的《授獎詞》開首就介紹、強調和贊揚:「賽珍珠曾經講過,她如何發現了她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本質與存在這一使命。」{32}賽珍珠向西方介紹的「中國的本質」,主要指的是中國文化的優秀性、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和婦女的優秀品質。
除了上已言及的揄揚中國古代小說的言論,賽珍珠還長期熱情地揄揚中國文化。賽珍珠是在20世紀前期西方鄙視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時候揄揚中國和中國人民,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受到鄙視和難以進入西方的最困難時刻,在美國和西方大力正面宣傳和弘揚中國文化。她認為:「中國人在各個方面和我們是平等的,包括哲學和宗教在內的中國文明值得我們尊重。」「在亞洲,人類文明很早之前就在哲學思想和宗教教義方面登峰造極。」{33}她強調:「中國的文化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更淵遠流長。」「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的國家。」{34}賽珍珠斷言:「即使在那時,我也能看出,中國將來註定要成為舉足輕重的國家的。中國一向是文化的發源地,只有印度可以與它媲美,盡管印度與中國全然不同。」{35}賽珍珠認為:「盡管孔夫子是個哲學家,不是牧師,但實際上正是他為中國社會、為他的子孫創立了一整套與宗教、與道德作用相同的倫理綱常。恐怕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中國人才會重新認識孔夫子這個最偉大的人物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有多大。」{36}

其次,是對積淀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潛能的把握,是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背後的文化本質的認識。賽珍珠認為中國人的社會,是一個古老而穩定的社會。她認為,盡管對她這樣一個洋生土長的人來說,中國是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但中國以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廣闊而深邃的智慧而顯得美麗。「對我來說,中國人似乎一生下來就具有一種世代相傳的智慧,一種天生的哲學觀,他們大智若愚……即使跟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談話,你也會聽到既精闢又幽默的哲理。」{37}
賽珍珠對中國的古典哲學評價極高。她在回國多年後表達「時常想念中國」的原因時說:「那是因為我在這里找不到一點哲學。我們的民族有自己的教義和思想,也不乏偏見和信條,只是沒有哲學。或許,哲學只能為一個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民族所擁有。」{38}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也像不少西方學者一樣,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認為只有西方才有哲學,美國的哲學非常發達。而賽珍珠竟然相反,她認為只有擁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擁有哲學,美國沒有哲學。美國沒有哲學,她也許講得有些極端,但是歷史較短的美國的確沒有獨創而領先於世界的一流哲學成就,遠不及歐洲的古希臘和德國的古典哲學,甚至不及法國現代有存在主義等影響巨大的哲學流派和成果。而中國的儒道佛三家的高明哲學的確擁有眾多領先於世界的偉大成果,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賽珍珠對中國古典美有著深入和切實的感悟。她自稱在中國「我發現了世上罕見的美。」「她(指古老的中國)的美是那些體現了最崇高的思想,體現了歷代貴族的藝術追求的古董、古跡……」{39}她認為:「英國的公務員考試,是參考了中國的第試(按:即科舉制度)而制定的,而美國的公務員制度又是建立在英國的公務員制度之上的。」{40}
查爾斯�6�1W�6�1海福德在《〈大地〉�6�1革命和美國在華特殊階層》(奚兆炎譯)一文中贊揚:歸根結底,賽珍珠「抵制了(或者說不理會)那種根深蒂固的把中國傳統文化與封建主義等量齊觀的種族主義簡單化的做法,因此理應受到人們高度的尊敬」{41}。
賽珍珠是唯一公開表示從中國小說學習並因此而取得自己的創作成就的外裔作家。
賽珍珠對中國、中國人民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肯定,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以致在她去世20年後的20世紀90年代,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女作家托尼�6�1莫里森在回顧她早先閱讀賽珍珠小說的情形時,曾深情地用反語手法說道:「她誤導了我,使我以為所有的作家都是以同情、有力、誠實和坦率的態度來描寫其他文化的。

Ⅹ 誰是自己時代的重要作家，但現在不再廣泛閱讀

20世紀30年代美國人如何看待中國，賽珍珠可能是一手造成的。那個時候，法律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在蔣介石政權拚命爭取美國公眾輿論反對日本人和共產黨的時候，她毫無歉意地展示了中國生活中更為嚴酷的現實。

賽珍珠的圈子裡有報道中國社會現實的人，也有了解共產主義者潛在吸引力的人，這些人給麥卡錫時代帶來了麻煩。賽珍珠設法疏遠了共產黨人和麥卡錫主義者。

賽珍珠在她的晚年是國際收養的熱情倡導者，總是與進步的事業保持一致。她仍然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上世紀70年代初，她想回到中國，看到了一個機會，但遭到了拒絕。如今，她的形象在中國得到了恢復，你可以去參觀她兒時的家。

彼得•康恩(Peter Conn) 20世紀90年代所著的賽珍珠傳記，對於任何想要更好地了解這位重要而鮮為人知的作家的人來說，都是一本有用的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