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主人公展步

Ⅲ 請問在哪裡里可以看到程乃珊的小說《藍屋》

當年因為寫出小說《藍屋》而馳名文壇的作家程乃珊，如今卻心無旁騖地專注於上海題材的「口述實錄」，為此，在她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有趣的上海老先生與老太太，他們是老上海的見證。程乃珊結束了為上海青少年所作的《我與上海》的專題演講後，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
如果將中國比作一個大舞池，大概只有上海這座城市才能跳出耐人尋味的探戈神韻。而用文字來捕捉、描繪並解讀這樣的韻味，程乃珊可謂高手。這一方面源於她的家族百年來在上海的積淀，使她能夠將自己所熟悉的上海生活表現得活色生香，而不只是將自己當作一個上海的外來移民，對上海作一番戲劇化的旁觀。
另一方面，程乃珊當年跨越上海西區與東北角地區的教書生涯，又使她能夠將「老克勒」和「小市民」建構成上海最為生動的探戈舞步的兩個層面，表現他們的追求和奮斗、生存和變遷，盡管不可能像一些學者那樣富有學術層面的探究，但更具有現實的生動性以及歷史的延續性。在程乃珊的筆下，無論名太名媛，還是里弄眾生，都表現了上海人在百多年歷史風塵中的迂迴展步，不離不舍，承載著歷史的滄桑和現代的亮點。

城市與都會

新民周刊：經常聽到您用「都會」來形容上海，為什麼不用「城市」呢？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嗎？

程乃珊：我覺得，城市這個名字其實是空的，它一定要由建築、人、傳奇構成，所以都會和城市是不同的，我們全中國現在可以說有兩個都會，一個是上海，一個是香港。我們大城市有很多，但大城市和都會是不可以畫等號的。都會永遠能夠創造一種時尚，都會創造的時尚是可以讓其他城市來fallow(遵從)的。大城市可以面積很大，人很多，而都會面積不一定大，但它永遠可以創造一種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真的是我們中國的驕傲。

都會里的建築

新民周刊：自從你的小說《藍屋》問世以後，我發現您對建築，特別是老建築有一種特別的感覺。近年來「藍屋」的原型，銅仁路上的綠屋受到媒體的關注，這除了因為社會普遍關注財富，繼而關注當年承載了財富與身份的老房子外，應該說，你賦予綠屋的描述，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程乃珊：在電影里有時會看到有人拿著燭燈到古堡去，大聲問「有人嗎？有人嗎？」我完全相信，人是萬物之靈，幾代人住過的房子，一定會產生一種東西，這個東西可能就是一種氛圍。建築是人與時空的對話，其中一定會有一種精神留下來。有一個地產商說他仿造上海以前法租界的花園洋房造了一幢別墅，讓我們去參觀。這個別墅完全是按照衡山路、華山路上的洋房造的，但看了之後，我就覺得不對勁，後來想想這個別墅太新了。一個好的花園洋房外面一定要有爬山虎，牆壁上還要長有青苔，這樣的老洋房就有味道了。新造的好看是好看，但沒有味道，缺少一種歷史的痕跡。所以我很喜歡去參觀名人的故宅，我會發現那房子里留有前人住過的一些痕跡。城市建築就是一個城市的外觀。我從小就喜歡看老房子，可能我自己也是在老房子里長大的。每一棟老房子它是怎麼來的，為什麼造這個房子，應該都是有歷史的。

新民周刊：就比如「藍屋」嗎？

程乃珊：是的，不過它不是藍色的，而是綠色的。在上海銅仁路333號。它外面是由綠的貼面磚砌成的，通常上海人叫它「綠房子」。

綠房子的故事

小時候我家住在南京西路，經常路過綠房子。我常看到在「綠房子」四樓，有很多穿著時髦的男男女女，將唱機放在陽台上放音樂。聽家裡老人說，這幢綠屋的主人叫吳同文。「文革」開始以後，吳同文和他的小老婆一起在這里自殺了，房子的玻璃都被打碎，大字報從四樓一直貼到下面，風吹雨打，變成一絲一絲的，周圍的鄰居說這棟房子晚上會鬧鬼，聽到有哭聲，叫人寒毛凜凜的。後來很巧，1970年代，我結婚了，我先生來自這個房子裡面，他是吳同文的外孫。
我的先生告訴我，吳同文念過很多大學，畢業文憑一張也沒見到。但沒有大學文憑，並不意味著他沒有本事，沒有文化。
1932年，日本對華侵略擴張，吳同文有種預感，覺得中國這場仗是避免不了的。於是他就開發軍綠色顏料，結果綠色為他掙了很多錢，綠色顏料後來幾乎由他壟斷，只有他的公司才能生產綠色顏料，所以他覺得綠色是他的lucky colour，他的寶馬車也是綠色的。等他錢掙得差不多了，他想造一座自己喜歡的房子，他就找來鄔達克。
鄔是一個建築師。吳同文之所以選這個地址，是因為當時的北京西路叫愛文尼路，而與之垂直的叫哈同路，這兩條路的路名中正好嵌有他的名字，所以他的門就開在今天的北京西路和銅仁路交界的地方。他對鄔達克說：「我要的房子是上海獨一無二的。」當時，上海的花園洋房很多都是西班牙式的、英國鄉村式的、德國式的……他說他的房子要很時髦很現代的。因而鄔達克就給他設計了這座房子，陽台上沒有柱子，這在1930年代時是非常現代的。鄔達克對他說：「我可以向你保證，這個房子再過50年，也是最現代的。」房子在1938年完工。當時的《上海日報》將它稱為「遠東第一豪宅」。總共四層樓的房子還配有電梯，它是上海私人房子第一家裝電梯的。電梯門是弧形的，整棟房子是圓的，圓的被認為可以化解凶險。另外，電梯門不是金屬的，而是木製的，顯得很豪華。
吳同文有兩房太太。大太太就像終身制，而小老婆就像合同工，什麼時候不要就不要了，所以幾乎所有的小老婆公關手段都特別高明。大太太的所有子女都說二太太比自己的媽媽還要關心他們，連傭人也說：「大太太脾氣大，二太太客氣。」
「文革」開始，1966年8月23日抄家，吳同文大概在9月份沒到就自殺了，可能因為他一輩子都沒經歷過這種事，紅衛兵斗他斗得太厲害。自殺其實也看得出文化，這是人對生命的一種態度。吳同文自殺時，他的二太太煮了一壺咖啡，他們每人一瓶安眠葯，咖啡中搭安眠葯是沒法救的。吳同文西裝是不敢穿了，他穿著人民裝，手裡拿著「公安十六條」，即「要文斗不要武鬥」。姨太太則穿一身中裝，化了妝，兩個人手拉手去世了。到發現的時候兩人的手拉不開了。
上世紀90年代有一天，我走過這房子時，發現房子已經全部裝修好了，像一位醒來的「睡美人」，很漂亮。我很想知道是誰裝修的。我先生進去後回來告訴我，裡面住著一位台灣建築師。
我說我一定要去見見他。我去了，這個建築師看了我半天，他說：「你是不是程乃珊？」我說：「我是啊！你怎麼會知道我啊？」他就遞給我一張名片，說：「我是你《藍屋》裡面的顧傳輝啊！我回來了。」我非常驚訝。我為《藍屋》主人公取的名字就是顧傳輝，而他的名字居然與我小說里虛構的名字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是光輝的「輝」，而他是「暉」。後來我進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上海人，父親是飛行員，他生在台灣，後來自己學建築。1990年到上海，無意間看到這綠房子，他覺得這與他看到的其他房子完全不同，這座綠房子是完全超現代的。他就通過很多途徑，將這個房子的租賃權拿了下來。並將它整舊如舊。
所以我說都會永遠有那麼多傳奇。我曾問顧傳暉，怕不怕房子鬧鬼，他說：「不怕，如果他們兩個人出現，我就請他們坐下來，聽他們講講綠房子的故事。」

都會里的人

新民周刊：最近，看到您寫的文章里有很多老上海人的故事，這些人是怎麼進入你的視野的？

程乃珊：我有個特點，會隨身帶一本筆記本，就喜歡到處找一些上海的老人，讓他們講他們熟悉的上海的故事，所以這么多的故事其實都是他們告訴我的。有時候一些朋友、讀者會很熱情，打電話來告訴我：「有一位某某某，他知道很多很多上海的故事，你快去問問。」所以我女兒老是笑我，她說：「媽媽，你不如到養老院去工作算了，那兒都是老頭老太，你慢慢去問好了。」但是我就覺得這里確實包含很多歷史，他們有對歷史的直感。

新民周刊：前面您說，城市一定要由建築、人、傳奇構成。那麼，在您尋訪的老上海的故事中，有沒有給您印象特別深刻的都會人的故事呢？

程乃珊：當然有。巴黎有句話說的是：「巴黎街頭掉下一塊磚頭，說不定砸到的就是一個藝術家。」那麼我說上海街頭要是掉下一塊磚頭，砸到的人一定是somebody，是有點來歷的人。上海馬路上有來歷的人很多很多，真人不露相，大隱隱於市。我認識一對老夫妻，他們的故事真的很感人。老先生今年89歲，老太太94歲，我和他們現在成了忘年交。也是因為我的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每天有一對老夫妻都到同一家飯店吃飯，你一定會感興趣的。」我就去了，於是就認識了。
李先生和他太太的故事李太太是我們中國第一代的女飛行員，她在1936年就去學開飛機了，當時有個「中華飛行社」，就設在今天延安中路和陝西北路的轉角上。無論是誰，只要付了錢，報了名，就可以學。上海的1936年就已經不是學開私家車，而是學開飛機了。
我們寫文章的就有個缺點，老是將一個平凡的事放大、人為拔高。我說：「李伯母，你是不是當年看到中國面臨日本侵華的威脅，所以要學開飛機？」李太太說：「什麼呀！當時我們根本不關心這些事的。」我說：「那你怎麼會想到要去學開飛機？」她說：「地上行的東西我都會駕馭了，騎自行車，騎馬，駕駛汽車都會了，但空中飛機不會開，就去學了。」她還告訴我一個騎馬的細節。她說：「騎馬，兩個腳一定要夾住馬的肚皮，如果夾不住，馬就不會聽你的操縱。但我老是夾不住馬肚皮，教練就把我的皮夾打開，抽出幾張鈔票，放在我的腳和馬肚中間。教練要我用腳夾住這兩張鈔票，如果鈔票掉下來，就歸他了。這一招還真靈，我拚命夾住了馬肚皮，後來就真的學會了。」這一個細節我將它寫進了文字，編輯們說我怎麼想得出的，我說這不是我想出來的。真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李先生當年是現在所說的電台節目主持人。他就讀於著名的華同公學，也就是現在的晉元中學，整個學校是「和尚學校」(男子學校，該校畢業後可以直升聖約翰大學三年級)。這所學校在畢業前有個傳統BALL(畢業盛會)，參加盛會的有校董，社會名流，各大企業的高層等。大企業往往在盛會上趁機考察學生們的行為舉止，然後招募自己中意的員工。李先生人活潑，是盛會的主持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語。結果他就被當時的加拿大駐上海的電台相中，做電台英語播音員，每天晚上8點到12點，主持一檔向西僑和洋派上海人介紹最流行的好萊塢流行歌曲的節目。
李先生主持欄目時，每天晚上12點有個女孩子會打電話進來，要點《玫瑰人生》。
有一天，老闆跟他說明天有幾個人來參觀，那個打電話來點歌的女孩子也會來。他非常擔心，心裡想，要是人家女孩子長得漂亮也就算了，如果很難看，自己不願跟她交往，會很傷女孩子自尊心。歷史無論如何變化，主題是一樣的，這種心理狀態我們現在也有，像網友見面。新上海，老上海，人的七情六慾都是一樣的。最後，他看見那個女孩很漂亮，才心定了，但又咯噔一下產生新的擔心，因為那個女孩高他半個頭，還大他5歲。但他們還是戀愛了。
李太太(當年還是小姐)說要學開飛機，李先生就去打前陣，到飛行社去考察。一看啊，40個學員有38個都是很帥氣的男孩子，餘下兩個就是自己的戀人和一個姓楊的女士。楊女士即楊瑾豫，中國最早的女飛行員，抗日戰爭中與日本人血戰長空，在作戰中犧牲。而李太太拿到飛行執照，就回家做太太了。飛行社大多數教官都是外國人，在一個英武男性為主的群體，李先生擔心自己戀人花落人家。當時是在大場飛機場上學，李先生每天早上5點送戀人到機場，他就是要告訴其他人，她已經名花有主了。這樣李太太也很開心，覺得他很體貼。
李先生對我說：「別看她比我大5歲，在日常生活中比我小15歲都不止，她不懂事。」可見李先生心智非常成熟。他還說：「我太太這個腦子很新的，你們誰的腦子都沒她的新。」我說：「是的啊，1936年的女孩子已經想到去學開飛機了，她的腦子不新誰新啊？」沒想到他說：「不是的，她嫁給我之後，她腦子一動也沒動過，腦子沒用過，所以是嶄新的。」這種幽默，我真是服了他了。所謂的紳士並不是穿西裝，戴領帶，而是一種品行，修養，絕不是靠外貌包裝的。
其實，在這對老夫婦恩愛的背後，有非常悲慘的故事。真正大都會的品行表現為很大氣，不會被生活打倒。他們的婚姻很幸福，結婚66年也「吵」了66年，老先生認為好的夫妻就是要「吵架」，「吵架」其實也是一種溝通。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很優秀，大兒子畢業於第一醫學院，小兒子是外語學院畢業的，今年也要63歲了。但是大兒子29歲時於「文革」中自殺。他是廣慈醫院的醫生，我說過自殺也是能體現文化和修養的，他跑到心電圖室，將心電圖儀器套在身上，電源一開，「啪」就走了，走得干凈瀟灑。
當時社會很亂，李太太要李先生答應她一件事——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一定不能自殺。李先生答應了她。之後不久，李先生就被抓進牢，關了6年。李太太以前不工作，被抄家後，她只有靠替人家做保姆來維持生活。她說：「學開飛機，不是說我學會了開飛機，而是開過飛機的人，眼界、胸襟會變得很廣。無論怎麼苦，我心裡很篤定，因為我知道他不會自殺的。」等到李先生被放出來，打電話聽見太太「喂」的一聲，發現對方不是很激動，有的只是：「我知道你會沒事的。」這真的是老上海的典範。
現在他們每天早晨吃麵包和牛奶，中午吃自製的三明治，只有晚上像模像樣地到飯店吃一頓。他們說飯店也是一個社會，裡面的景象真好看。老先生現在還在一家外資企業擔任高級顧問，一周上三個半天的班，這個公司發到國外的商務信件都要經由老先生之手。
「文革」後落實政策，分給他們一套在浦東兩室一廳的房子，但他們用這個換了重慶南路上的一間房，因為他們結婚起就住在這里，已經有66年了，他們看慣了這里的梧桐樹。
今年的年初一，我打電話給二老拜年，沒人接電話，我想大概是他兒子接走了，可一直到初七，初八，他們家裡也沒人。我急了，馬上到他們常去的那間飯店，經理說：「有一次，老先生在我們店門口暈過去了，現在住在醫院里。不過老先生關照過了，叫我們不要去看他，他說過了這關，我們就還在飯店見，但是現在不要見面，因為他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不要人家看到這個形象。」在此，我要說，上海先生不是喬治"阿瑪尼的西裝穿好，星巴克里喝喝咖啡，這樣的上海先生也太容易了。要想錘煉成一個真正的上海先生，就要像李先生一樣，經歷過很多磨難，榮辱不驚，這樣才是一個男人。
後來，李先生的電話來了，他說他已經到家了。我們馬上見面，他說他在醫院里20天高燒不退，是由於急性肺炎引起的。
我問李太太：「李先生進醫院，你心裡擔心嗎？」她說：「我一點也不擔心，我知道他會沒事的，因為他答應過我，將來一定要我走在他的前面。」李先生也對我說：「是的，我答應過她的，『我一定走在你的後面，把你的事情辦完了，我再來找你。』」李先生在醫院發燒的時候，不斷地問別人今天是幾號，因為他心裡想2月14日情人節那天無論如何也要陪老太太去外面吃飯。這一對老夫婦我是真的喜歡他們，他雖然沒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也不是什麼英雄，但是他這樣的素質，著實令人打心裡感動。
像上海這樣一個城市，它的故事是永遠也講不完的。人是建築的靈魂，通過人和時空的對話，使建築本身有一種靈氣。這樣的建築，這樣的人，放在一起，一定是上海所獨有的。李先生這樣的海派，很樂觀，很幽默，這全部都是上海水土所孕育的。

新民周刊：為了這些老上海人，你就不寫小說了么？

程乃珊：不是不寫，而是往後挪一挪。
現在我的手頭有個長長的名單，都是一些老上海的見證人，他們的年紀都已經很大了，我等不及了，我要趁他們腦子還清楚的時候，把他們敘述的故事記錄下來。比如我找到了將「coca-cola」譯成「可口可樂」這個音義譯都結合得很好的人。我所做的不是要懷舊，不要一提到老上海，就認為是喝喝咖啡還有旗袍。今天的上海，處於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安定時期，而老上海的許多東西是值得借鑒的。

新民周刊：可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捲入了「全球化」進程中，城市變化巨大，文化多樣性日益受到挑戰，公眾對本土文化的固有信念本已產生了動搖，你會擔心自己現在所做的工作會背離自己的本意，僅僅成為人們消遣的東西嗎？

程乃珊：我覺得不會。我們是需要一點聲音，希望能有更多的上海人來關心老上海的歷史。以前是要求全國化，話要講一樣的，現在好不容易可以有個性了，又一下子要捲入范圍更大的全球化，這其實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一直都贊成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也要提倡講滬語。一個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個性，如果讓人分辨不出，就很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