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韓國歷史和中國清朝年間的事情
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
劉為
一、在穩定的宗藩關系中，文化思想交流活動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最早與中原王朝建立直接的冊封—朝貢關系的朝鮮半島古代國家是百濟，1東晉義熙十二年(416)，東晉安帝遣使冊封百濟腆支王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2可見百濟與古代中國中央政權的冊封—朝貢關系的建立是在公元5世紀初，甚至更早。
公元6世紀中葉後，朝鮮半島古代國家新羅積極向外擴張，逐漸強盛，開始直接與中原王朝通貢，時當南北朝時期，新羅真興王得到北齊武成帝的冊封，又通貢於南朝的陳。
新羅之積極主動通貢中國，主要是想得到中央政權政治、軍事上的支持，使其在與高句麗、百濟爭奪朝鮮半島霸權活動中占據有利的地位。此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學習漢文化的需要。有證據表明，早在6世紀初，新羅人已將漢字作為官方正式文字使用，3到唐代前期(7世紀中葉)，新羅國王決定：「改其章服，以從中華制」，奉唐之正朔，使用「永徽」年號，並全面推行仿唐制的封建制度，對包括儒、釋、道在內的漢文化進行全方位的學習和普及，4從而主動進入了古代東方禮義世界，中朝穩定的宗藩關系由此開始，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長達12個世紀。
中朝宗藩關系是古代東方封建禮法社會的產物，這是一種以封建禮法制度為紐帶、以冊封朝貢關系為表現形式的宗藩關系。在這種宗藩關系中，朝貢的意義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原始的物物交換不同，也與奴隸制國家君主們無止境的掠奪慾望不同，也與資本主義崇尚的自由貿易不同，封建帝王們更多關注的是朝貢所帶來的政治層面上的意義，宗主國更看重的是藩屬國稱臣納貢的禮儀程式而不是貢品多寡，而藩屬國不僅在政治、軍事、外交甚至經濟交流上依附宗主國。更重要的是，由於自新羅到高麗、朝鮮，古代朝鮮半島國家都自覺地接受、認同以儒家綱常學說為基礎的封建禮法制度，也認同古代中國在一統概念下的「天朝禮治體系」，更將儒家學說作為立國之本。因此在中朝宗藩關系中，文化思想的充分交流是建立穩定宗藩關系的前提，而穩定的宗藩關系又為文化思想交流的進一步擴大和深入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和保障。對於藩屬國來說，向中原王朝正統、先進的文化思想學習成為一種必然的需求。這種學習和交流是通過許多方式進行的，其中，定期或不定期派往中央王朝的使團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二、文化交流活動是朝鮮使團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皇帝權力絕對集中的封建禮法制度中，「人臣無外交」是使者最高行為准則，使者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對方轉呈文書和物品，他們沒有擅自處理問題、決定事務的權力。但是，朝鮮使者們通常有觀察清朝政、搜集情報的任務，初期主要是為了尊華攘夷，後來是北學自強。
明清以來，中央王朝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特別是清代，清朝廷和李氏朝鮮均奉行頑固的閉關自守的政策，朝貢貿易成為兩國間最主要的經貿渠道，朝貢使團也成為最重要的文化思想交流途徑。
朝鮮向清廷派出朝貢使團始於清崇德二年(1637)。是年初，清太宗親率大軍攻入朝鮮，迫使朝鮮仁宗國王簽訂城下之盟「丁丑約條」，其中規定：「其萬壽節及中宮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慶吊等事，俱行貢獻之禮，並遣大臣及內官奉表，其所進往來之表及朕降詔敕，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之禮及爾陪臣謁見，並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國舊例。」5。此詔敕規定一年五度固定使行，即萬壽、中宮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但實際上中宮千隻皇太子千秋之進賀使並未派行，三大節使(萬壽、冬至、元旦)加上年貢使，固定使行每年應為四行。順治初，清帝令朝鮮將賀冬至、元旦、萬壽三節及進歲幣四行合為一行，一般稱為「冬至使」或「正朝使」，每年一度成為定製，直至1894年，從無間斷。
除「冬至使」外，規模較大的固定使行還有「皇歷齎咨宮使行」，其使命是領取清廷頒發的下一年度「皇歷」。除固定使行之外，又有「別使」，是朝鮮方面為完成一項或幾項使命而臨時派出的使團，其種類很多，主要有謝恩使、進賀使、陳奏奏請使、陳慰進香使、問安使等。清入關前，一歲之中，朝鮮赴清廷使團甚至多至10餘次，清入關後，每年平均也有兩次以上。
如此頻繁派出的使團，構成朝鮮與清朝進行文化思想交流的通暢大道。朝鮮赴清使團規模通常很大，總人數少則200至300人，有時達到400至500人之多，大部分是從役、家丁、商人等，他們多數都有形式不同的文化交流使命，較簡單的是購買書籍等文化用品、打探清廷政令名人消息等，而高層次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動主要是由朝鮮使團中一些地位特殊的成員完成的。
朝鮮赴清使團中地位最為尊貴的官員是「正使」，即朝鮮國王的私人代表，清廷根據正使的品秩高低來決定整個使團的接待規格。「大君」領銜的朝鮮使團是最高規格，「大君」即王子或王弟，其次是「駙馬」等王室宗親「有君號者」，再次是「閣老」即議政府大臣(三公)，最後是各曹判書(六卿)。正使最重要的工作是代表朝鮮國王出席各種禮儀活動，覲見皇帝、呈遞國書、領受賞賜等等。副使的地位僅次於正使，並隨正使參加所有的正式活動，實際在使團中並無具體的職責。朝鮮派往清廷的正副使中不乏有識之士、飽學之士，很多人留下了紀行筆記。
書狀官，或稱掌令，其品秩雖低，但統管整個使團的日常事務；回漢城後，書狀官還有向國王提交總結報告和「別單」(譯官們購得的各種文件和文書)的任務。
譯官是朝鮮使團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人數大致在10至20人之間，分為漢、清、蒙學三種，以漢學為主。在朝鮮使臣大都墨守成規、迂腐呆板的情況下，譯官們的活動尤顯突出，加之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多次來華，精通語言，熟悉掌故，有良好的人緣，使得他們成為各種使行任務的主要執行者，甚至屢建奇功。僅舉一例：
金指南，字秀明，康熙朝多次以譯官身份來華。康熙四十九年(1710)，隨鄭載侖(冬至正使)入朝時，在沈陽：「偶與沈帥松柱語數日，盛陳我國家恪謹侯度。柱後入相，面奏皇帝，自是帝多蠲省於本國。」7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帝令裁減朝鮮歲貢額，雖不能確知其是否因松柱之「面奏」，但譯官們有時能發揮比使者們更大的作用卻是無疑的。
每行朝鮮使團例備醫官隨行，如使者有君號或為宗室親貴，則還加派御醫隨行。他們的任務除應付使團成員的臨時生病醫治的需要外，還有一種使命則是采辦醫書和朝鮮宮廷所用葯材：「使之持去鄉材，與唐材較准同異，有可破疑者，給價貿來」。7
隨行的醫官擔負特別的任務。如雍正六年(1728)，應清廷之要求，朝鮮極擇「例率醫官之外針醫」，隨謝恩使團前赴北京，為皇子及十二王之子治病。8朝鮮史籍中還有朝鮮使團醫官成功地為清閣老松柱等治病的事例。
由於學習修改歷法的需要，順康時，朝鮮不定期派出觀象監官員參加使團，前往清朝，向清朝學習天文歷算，購置有關書籍。乾隆朝中，朝鮮國王令觀象監官員「三年一次入送」清朝。9
朝鮮使團中還有一種稱為「伴倘」或「子弟軍官」的，大都是三使臣的親屬子弟，或隨行觀光，或侍奉左右，洪大容、朴趾源等著名朝鮮文士都是以這個名義隨訪中國的。他們在兩國文化思想交流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朴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也」，10洪大容覺得自己「言語尚不免夷風為可愧」。11朴洪二人都是朝鮮實學大師，乾隆年間隨使團訪華，懷著極大的興趣游歷中國、走訪士人，回國後著書立說，對朝鮮權貴和腐儒的「性理學說」的僵化和卑陋進行猛烈的抨擊，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學習清朝先進的文化思想和生產技術，掀起「北學」思潮，對朝鮮士野影響甚大。
三、朝鮮使團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動
起初由於朝鮮對滿族的政治偏見，朝鮮使者將出使清朝視為「飲冰之役」，除例行的政治活動外，較少進行文化交流活動，隨著清人統治地位的穩固，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大一統局面，朝鮮人不得不面對現實，更多的士人參加到朝鮮使團中，加強了使團在文化思想交流方面的活動能力，實學派的興盛、北學思想的繁榮都是朝鮮使團文化交流活動的巨大成果。
(一)書籍文物器具的采買
購置漢文典籍書章是朝鮮使團的例行任務之一，早在新羅時期，朝鮮人就有將大批漢文典籍運回本國的習慣，至明代均是如此。清初，由於士人的缺席，采買書籍文物主要由商人、譯官們來進行。「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值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12朝鮮人買書有兩大特點，一是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都要收購；二是「不惜重值」。
清初清廷對書籍的出口有所限制，「凡外國貿易，不許收買史書」。13但仍無法遏制朝鮮人對書籍的渴求。康熙年間，朝鮮使團人員因私購《一統志》，被山海關清方官員查獲，清帝甚至派出查使前往漢城，追究國王及使團官員的責任。這種情形至乾隆朝初仍有發生，但此後清廷顯然放寬了這方面的禁制。而在此階段，朝鮮官方對使團人員購置書籍是持鼓勵態度的，特別是對以下兩類圖書：天文歷法和清廷文書。
天文歷法類：
仁祖朝，觀象監提調金堉購得湯若望所著「數術諸書而歸」；
孝宗朝，日官金尚范購得《時憲法》(《時憲歷》)；
肅宗朝，觀象監官員許遠購得《天文大城》、《天元歷經》等冊；
英祖朝，觀象監官員李世澄購得《交食算稿》二冊、《月歷》一冊、《萬年歷》四冊。
這類書籍有的是「彼中禁物」，朝鮮王廷除照數報銷購書款外，還將購書人及參與購書的譯官們「一體論賞」，進行「加資」。
清廷文書的購置在康熙朝曾盛極一時，其種類包括：各部題本、各部密題本，甚至有「批下原旨」，還有各種塘報、京報、時報、邊報及清朝官員的奏章譽本等。而此類「文書虛實有難的知」。清朝通事們將此作為一條財路：偽造大量文書轉賣給朝鮮使團，而朝鮮使團的譯官們也不問真偽一概收買，回國要賞。
承擔官方采購書籍任務的，除譯官和觀象監官員外，還有使團里的醫官和畫官，給醫官的指令是：「買取院中(指王廷御醫院)所無醫書之最緊者以來。」14
部分中國醫學典籍流入朝鮮後，被翻刻刊印得到廣泛傳播。如《外科精要》、《瀛奎律髓》、《永類鈴方》、《十葯神書》、《婦人良方補遺大全》、《救急方》、《脈訣理玄秘要》、《醫學》等。15
官方采買之外，更多的是使團人員的個人采買行為，並且他們並不僅僅在北京琉璃廠采買書籍和文化用品，而是沿途搜刮換貿，大抵自沈陽至北京途中，朝鮮人一般都有自己的采辦代理人。
曾三次使華的朝鮮朗善君李俁，其父於順治朝初年使華時就開辟了豐潤縣王氏一家作為據點，每次李俁使華多要作客王家，王氏每「覓納書冊及斑硯」，李俁則「酬以黍皮、技三、劍竹、銀刀等物」，亦有街坊鄰里聞訊來賣書帖者，則「或購或還給」。16
到了北京，朝鮮商人也用不著滿街搜買，自有書商、古玩商找上門來，甚至「開其所居，為之陳列，以供清賞」，稱為「借排」。而有資格得到清商「預入物貨」的，當然也是老主顧了。與朴趾源同行的趙主薄就是這種最受北京商人歡迎的一位，因為他：「燕行二十餘次，以北京為家，最嫻漢語，且賣買之際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顧。」再看朴氏所見其借排物品：「戶前列二餘盆花草，俱未識名。白琉璃瓮高二尺許，沉香假山高二尺許，石雄黃筆山高尺途。復有青剛石筆山，有棗根天成魁罡，以鳥木為跗座，價銀為花銀三十兩雲。奇書數十種，《知不足齋叢書》、《格致鏡源》，皆值太重。」17
此當乾隆四十五年(1780)，時朝鮮正宗四年，正宗國王臣事清朝最為誠謹，與「十全天子」乾隆帝一唱一和，相互吹捧，甚至「進而把兩國的關系，變成一個大家長和一個小家長的私相授受的游戲了」。18在這種情形下，朝鮮使團的購買書籍文物的活動也達到了最高峰，但其副作用也是明顯的，除了白銀大量流失、難以為繼外，更讓朝鮮王廷不能容忍的是異端邪說的大量傳入：「近來燕購冊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經書籍。左道之熾盛、邪說之流行，職由於此。」19由於此類書籍「乖世道而害正學」，朝鮮王廷將此納入禁條：「凡燕書籍之涉於左道，不經異端妖議正之說，及雜術方書，一切嚴禁。」20此後朝鮮政府曾掀起數次「教獄」，迫害大批天主教徒，並一再申令「邪書邪具」的禁令，但天主教仍在朝鮮部分士人中開始流行，這也可以看作是朝鮮使團文化思想交流活動的成果之一。
朝鮮使團在將大量漢文典籍帶回朝鮮的同時，也將部分朝鮮優秀文化成果帶到了中國，並得到流傳和應用。例如朝鮮著名的醫書《東醫寶鑒》。21朴趾源於乾隆四十五年入燕京時，在書肆竟發現了此書：「我國書籍之入梓於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鑒》二十五卷盛行，版本精妙。」22其所見是乾隆三十一年刻印本，售價為「五兩紋銀」，雖然朴氏因「余家無善本」，而「甚欲買取」，可惜囊中羞澀，只得「齎悵而歸」。
(二)朝鮮文士訪華及其與中原文士之交往
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朝鮮使團中的文士，他們通常不是使團主要成員，是以朝鮮使臣的子弟親屬名義作為「伴當」隨行來華。與商譯輩相似，他們也對中國文章典籍乃至筆墨文物有極大興趣，但讓他們更加怦然心動的卻是清朝所有先進的科技文化和先進思想。
清朝初年，使團的官員們甚至是抱著敵對清朝的心態上路的，與清政府官員接洽時「率以亢簡為致、恭謙為辱」，此時文士們還沒有加入至燕行隊伍中來。這一階段傳世的燕行錄主要是使團三使臣(正副使書狀官)所著：
兩次任正使來華的鄭太和著有《飲冰錄》兩種；
三次任正使來華的朗善君李俁則著錄了三種《燕京錄》；
兩次任正使來華的南九萬著有兩種《燕行雜錄》。
其他還有沈之源(正使)的《燕行日乘》，姜鯢年(副使)的《燕京錄》，南龍翼(副使)的《燕行錄》，朴世堂(書狀官)的《使燕錄》，閔鼎重(正使)的《老峰燕行記》，申■(副使)的《燕行錄》，韓泰東(書狀官)的《燕行日錄》，金錫胄(正使)的《檮椒錄》，任相元(副使)的《燕行詩集》，洪受疇(副使)的《燕行錄》，尹弘離(書狀官)的《沈行錄》，李頤命(正使)的《燕行雜識》，閔鎮遠(副使)的《燕行錄》。
這些紀行除《檮椒錄》有二卷外，其餘均只有一卷，文字簡略，只是使團行程的一般性記錄，且字里行間反映了他們作為使者出使清朝的復雜而又痛苦的心情，他們並不願臣事清朝。
17世紀末(康熙中葉)，實學思潮開始在朝鮮流傳，至18世紀前半期，朝鮮著名實學思想家李瀷的「經世致用說」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他們終於在實學思想里找到了調整與清人關系的依據，這就是舍虛務實、經世致用。其後發展為以朴趾源為代表的「北學派」，主張「利用厚生」，向中國乃至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富國強兵。在朴趾源眼裡，清廷仍是夷狄，但他同時批判空談「大義名分」的兩班士大夫。在這種背景下，朝鮮有識之士爭先恐後地加入到赴燕使團中，在乾隆朝中後期達到最高潮。
加入到使團中的士人們，其目的就是為了與清朝士人交流，因此「使行到彼時，軍官書記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則必以尋訪彼人為高，致筆談，或唱和，甚至於求得詩稿弁首之文。及其出來之後，必因使行、歷行，往復書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語言不擇於忌諱，贈遺貽同於饋問，互相效尤，轉輾成習」。23此段文字正是朝鮮士人與清朝文士頻繁密切交往的真實情形。」
最早隨使團來華並產生巨大影響的朝鮮士人是金昌業。金昌業(1658—1721)，號老稼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隨朝冬至使團來到北京，其兄金昌集是該使團的正使，他二人是清初以斥和抗清而著稱的金尚憲的曾孫。金昌業在北京逗留46天，期間考察清朝各種制度、方、物，並與清朝文士有較多的交往。回國後，其述著六卷《老稼齋燕行錄》對清朝的富庶與繁榮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引起朝鮮士人極大震動，因而得到廣泛流傳。
真正與清朝文士進行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則是朝鮮著名士人洪大容。洪大容(1731—1783)，號湛軒，字德保。乾隆三十一年(朝鮮英宗四十二年，1766年初)，洪大容作為其叔父、使團收狀官洪檍的子弟軍官，隨朝鮮冬至使團入京，洪大容赴燕：「所大願則欲得一佳秀才會心人，與之劇談。」24他在北京終於得償所願：結識了自杭州來京會試的文士嚴誠、潘庭筠、陸飛三人，尤與嚴誠交誼深厚。洪回國後，他們仍始終書信往來。後嚴誠染病去世的消息傳到朝鮮，洪為之設位焚香以吊，並將吊辭轉寄嚴氏族人，甚至多次寫信教導嚴誠之子。洪去世後，其友朴趾源將其亡訊轉托友人傳知於江南。江南士人時稱「洪嚴之交」為生死斷金之交。
洪嚴等人由於言語不通，只能進行筆談，而「會必竟日而罷，其談也，各操紙筆疾書，彼此殆無停手，一日之間不啻萬言」。他們的談話內容則題材廣泛，涉及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哲學思想、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社會人情風俗等各個方面，是兩國實學思想的一次大交流，並因洪大容的六卷本《湛軒燕記》的廣泛流傳，對朝鮮北學派實學思想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正是受洪大容等人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的鼓舞，朴趾源這位實學派大師帶著強烈的探求心欣然踏上了清朝的土地。
朴趾源(l737—1805)，字仲美，號燕岩。其堂兄朴明源是朝鮮英祖駙馬，正宗朝數次出使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朝鮮正宗四年，1780)，朴明源任進賀兼謝恩正使出使清朝，朴趾源作為「伴倘」隨行，先到達北京，又奉皇旨赴熱河為乾隆帝賀七十大壽。期間，他仔細考察了清朝的城牆、燒窯、制磚、車輛、道路等形制，提出自己的結論和建議。他在熱河大學、北京朝鮮館逗留期間，結識了清朝名士嚴嘉銓、鵠汀等人，常作竟夜筆談。
朴趾源來華正當清乾隆朝鼎盛時期，雖然朴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卻仍將清人看作是「寄居中國」的夷狄，但清朝的富庶繁榮給了朝鮮使者們巨大的心理沖擊，我們可以在其字里行間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對重要城邑、驛站都有生動的描述，使我們今天仍然能夠清楚地了解當時朝鮮人行走在清朝土地上時那種復雜的心態。以下是他對北京的一些描寫：「朝陽門，其制度一如山海關，但目不暇視，緇塵漲天，車載水桶，處處灑道。」「琉璃廠：共有二十七萬間。自正陽橫亘至宣武門有五巷，而皆琉璃廠，海內外貨寶之所居積也。」「紫禁城，高二丈，石址磚築，覆以黃瓦，塗以朱紅，壁面如繩削，光潤如倭漆。」25
回國後，朴趾源完成了其巨著《熱河日記》，內容不但有紀行、筆談錄，還有大量評述、散文、小說。他在書中以自己親身考察的實踐，闡述其「利用厚生」的實學思想，對當時朝鮮士人產生巨大影響。
與洪大容、朴趾源一道推動北學派大潮的還有朝鮮的一幫新銳士人，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都得到朝鮮正宗國王的特殊提拔，擔任過正宗國王特設的奎章閣檢書官，也都曾隨團訪問過清朝。
朴齊家(1750—1815)，字在先，號楚亭，又號貞蕤，他在清乾隆末至嘉慶初曾4次來華：
乾隆四十三年(朝鮮正宗二年，1778)，蔡濟恭謝恩使團；
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正宗十四年，1790)，黃仁點聖節兼謝恩使團；
乾隆五十六年(朝鮮正宗十五年，1791)，趙尚鎮謝恩使團；
嘉慶六年(朝鮮純宗元年，1801)，趙尚鎮謝恩使團。
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炯庵，又號雅亭，他在1778年與朴齊家一起訪問了燕京。
柳得恭(1749一?)，字惠甫，號冷齋，曾3次來華：
乾隆四十三年(朝鮮正宗二年，1778)，李溵沈陽問安使團；
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正宗十四年，1790)，黃仁點聖節兼謝恩使團；
嘉慶六年(朝鮮純宗元年，1801)，趙尚鎮謝恩使團。
此三位朝鮮青年才俊均於1778年首次來到中國，正當乾隆盛世，清朝強大的國力給他們極大的震憾，燕京盛京繁榮的文化也讓他們傾心，而清朝士人也對這些東國學子表示出了極大的熱情，研讀學問，贈答詩文，以至建立深厚的友誼。
柳得恭與朴齊家最後一次相攜來華時，他們交遊名錄包括：「沈陽書院諸生十三人；燕中縉紳、舉人、考廉、布衣共四十一人；琉球國使臣四人。」26這其中包括著名詩人紀昀、李鼎元等人。紀昀時任禮部尚書一職，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交往乃至結下深厚的友誼，互贈詩集、書籍，唱和詩賦。
名單里還有著名畫家羅聘、沈剛、陳森等人。更讓柳、朴受益匪淺的是與學問家陳籙、錢東垣(錢大昕之侄)、黃丕烈等人的交往。
在與清朝碩儒名家的密切交往中，這些異國學子大開眼界，更在思想學問上產生了飛躍。歸國後，他們均有著述，述其行程，載錄事務，但更重要的是鼓吹北學，較為客觀地為當時的朝鮮人展示了清朝繁榮的盛世景況。
李德懋寫下了《入燕記》，柳得恭則著有《灤陽錄》和《燕台再游錄》，但影響最為廣泛的是朴齊家的《北學議》。朴齊家在這部名著里公開向陳腐的「華夷論」宣戰，正是4次訪華對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文化典章建立了堅定的信心，給了他這份勇氣。
嘉慶朝中，來華訪問的朝鮮著名士人有金正喜、趙寅永等人，他們與清朝士人的交流偏重於金石考古學問。金正喜，字秋史，號阮堂。清嘉慶十五年(朝鮮純宗十年，1810)初，隨其父金魯敬(冬至使副使)來華，時年僅25歲。就學於著名學者翁方綱、阮元等人，深受他們的學識、學風的影響，並帶回大批考古學著作，開創了朝鮮金石考古學，被後世譽為「阮堂大師」。
(三)清廷對朝鮮國王和使者的賞賜
清廷在文化思想交流活動中有時也採取主動的態勢，利用朝鮮使團向朝鮮輸出漢文化，主要通過向朝鮮國王和使者賞賜大量漢文典籍、匾額和文化用品來實現。
朝鮮使團在京進行朝貢或其它謝恩、陳奏等使命時，清廷不但要對朝鮮國王(有時還有王妃、世子等其他王室成員)進行賞賜，也賞賜使團成員銀兩和各種物品。在崇德至康熙年間，這種賞賜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正官均有定額，從人被分為有賞者和無賞者，後來擴大到整個使團。賞賜物品種也從最初的幾種發展到數十種。到乾隆年間，清帝對藩屬國朝貢者的賞賜達到極其繁瑣的程度，特別是乾隆末年，對朝貢使者的加賞常達十餘次之多。在原銀兩、鞍馬、錦緞等慣常賞賜品之外，又增加了許多品種：
御書類：御制千叟燕詩、御書福字等。錦緞裘皮類：漳絨、八絲緞、五絲緞錦、閃緞、章絨蟒緞、大卷緞、倭緞、回子緞、回子綢、回子布、洋花緞、雲緞、貂皮。金銀玉器類：元寶、金鞘小刀。用品類：大荷包、小荷包、酒盅、壽杖、鼻煙壺、火鐮、各種筆墨紙硯。器具類：玻璃器、瓷器、漆器、象牙器。御用品：茶葉、鼻煙、各種水果、食物。
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鮮國王因眼疾令其使者求購空青(御用葯物)，康熙帝為之特遣敕使齎空青往賜，屬於「特賜」之例。雍正、乾隆帝與朝鮮國王開始了進貢與回賜的拉鋸戰，這榭情況一直持續到嘉慶、道光朝。這一階段的賞賜品種類極其繁多，試將其做一分類：
印誥：玉鈕金印、誥命；御書：御筆福字、壽字、匾額等；書籍：御制詩、《仿宋板五經》等；筆墨紙硯：宋澄泥仿唐石渠硯、端硯、梅花玉版箋、仿澄心堂紙、宣紙、花箋、福字花箋、花絹、徽墨、湖筆等；裘皮：黑狐皮裘、黑貂皮、貂皮等；錦緞布匹：大蟒緞、小蟒緞、織金緞、八絲緞、紅羽緞、石青緞、龍緞、采緞、大緞、妝緞、錦緞、倭緞、閃緞、素緞、帽緞、彭緞、青緞、漳絨、寧綢、宮綢、春綢；江綢、線綢、紡絲、紗等；金銀玉器珠寶：金元寶、銀元寶、金錢、銀錢、金鈴、銀鈴、玉如意、玉香爐、玉筆洗、珊瑚珠等；裝飾器具：玉器、瓷器、玻璃器、洋瓷法琅器、雕漆器等；馬具軍品：一等鞍馬、二等鞍馬、弓箭撒袋、玲瓏案轡等；日用品：荷包、十錦扇等。
可以看出，賞賜品一般以錦緞布匹為主，輔以筆墨紙硯和其它器具物品。加賜御書字、匾額及漢文典籍，是清帝給朝鮮、琉球、安南等國的殊榮，具有濃厚的文化思想交流意味。
這一階段加賜朝鮮國王的御書匾額計有：乾隆八年(1743)「式表東藩」，乾隆四十三年(1778)「東藩繩美」，嘉慶十年(1805)「禮都綏藩」，道光九年(1829)「纘服揚休」。
清廷通過朝鮮使團賜予了朝鮮大量的漢文典籍，以雍正、乾隆朝最多。
雍正所賜有：《周易折衷》、《朱子全書》、《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說匯篡》、《韻與闡微》等。而乾隆則屢有大手筆：除經常賜予御書「福」字箋、御制詩章、御制匾額外，《四庫全書》、《仿宋版五經》、《明史》等都曾作為特賜禮品送給朝鮮。
清朝皇帝們的賞賜品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朝鮮使團的行囊，也可以看作是朝鮮使團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