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關於小說主角的性格問題
蕭晨 生得一副好皮囊,
感情不是很豐富..
因為長生界傳達的是一種保家衛國的思想..
所以蕭晨為九州而戰他舍棄了小我..成就了大我
當然代價是他沒有太多的兒女私情
但這個人物絕不蒼白
況且他並不是狂妄無知
..
他狂
是對敵人的一種戰術也是一種勇敢
他無懼任何強敵！另外
個性方面
他有相當多的優秀品質
缺點是殺人太多了
...
他是踩著屍體走來的 蕭炎
不好說
3星斗皇和好幾個女的有問題 就洪易而言，這個人是神機大大塑造的一個完美的「人」不會以謊言來為自己開脫。可以說這樣的人集齊了人性所有的優點，但太過虛幻，也看過去太過功利，他有太多特點，所以反而感覺不到他的特點。
反正就是堅忍果敢有大毅力 天生教主·有抱負
洪易算度深沉，處處彰顯其智
。 林雷是一個類似於創世神的人。林雷性格的缺陷：
感覺很自私得到好東西，總是喜歡窩著藏著，有時候甚至連BB和DLY都不知道，FQ只是在很久以後才隨意的交代一下。完全沒有那種有好東西兄弟親人共享的那種精神。他很少和BB提問題，即使不懂，彷彿永遠都是BB問他。作者推崇的是實力決定一切。但是也有對於親情的不懈追求。
主人公總是執著於修煉和突破。林雷超出了所有位面的最高神，成為可以創造宇宙的人，也遠超出了四大至高神。至於多強，那是無敵了。 韓立這個主角，很簡單，很膽小很勇敢很冷酷很燦爛
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一步登天，我們還是需要一步一步爬。 永生中，方寒的性格，很簡單
小人性格 辰戰 感覺 很神秘的強者
令人仰望的武道第一高峰
不跪天 不拜地 只尊我自己
百戰不死，百戰輪回，為戰而生，為戰而活。佩服 陸雲有堅強不屈的個性，與天爭命，逆天之路艱難坎坷，伴隨他的是：蒼天詛咒，還有那傲雪、滄月、百靈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與林雲楓真摯的友情，與紫陽真人那深深的師徒之情和那生死之間的盪氣回腸與執著不棄的悲壯傲氣，不無催人淚下。
② 關於穿越小說主人公性格問題
如果現實一點地說的話，個人認為真正明哲保身的人是不太會去趨近利益核心的（將你這個核心理解成了國家政府之類，沒問題吧？）
多數小說寫的都太過簡單，好像只要知道歷史就可以隨便怎麼玩了，但事實上掉進了過去的歷史，主角如果要在利益核心中說話，作為一個平白無故多出來的人，他本身就是無法忽視的一個變數，同一句話，本來應該是歷史中某個人說出來，卻被主角說出來，不一定就能達到歷史中的效果。他說話時的態度，語氣，他的地位，人際關系，以及他說話的時機都有可能影響到結果。他如果只是知道歷史，卻沒有相應的應變，籌謀能力的話，一旦和他說話的人沒有作出歷史上應有的反應，他所有的計劃就被打亂了。
但是如果在利益核心外，其實運用歷史就會比較簡單，因為你對起決定性作用的地方沒有影響了，如果你知道什麼時候某地會發生戰亂，就可以盡量遠離那個地方，如果你知道什麼時候飢荒，就可以作出相應預防措施。只要你不太張揚，基本上沒有人會多注意你為什麼這么幸運，都能在災難來臨前准備好。
如果在利益核心中，你一旦利用歷史，就必須想好合理的解釋，為什麼你認為那裡會戰亂，為什麼你知道那裡有飢荒。你說這個人去打仗肯定會失敗，為什麼（同時你得想辦法不得罪人家）。
凡是敢於挑戰利益核心生活的人，都必須有不依賴自己所知道的歷史的准備，因為真正的生活是存在各種變數的。
③ 王朔小說的主人公有什麼特點
王朔小說的主人公往往是城市流浪漢，他們酗酒、賭博、勾引女人，終日無所事事，但他們和真正的「黑道人物」又不同，他們有優越的家庭背景，多是幹部子弟，受過良好的教育，出口成章，風度優雅，他們多出自北京的部隊大院，是所謂的「幹部子弟」。他們曾經作為一個新的貴族階層而處於社會的上層，但文革顛覆了這個等級，而使他們見識了世態炎涼。在改革開放之後，他們又跟不上經濟弄潮的趨勢，而多少成了落伍者。但他們自小所受的教育都使他們害怕自己白活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確認自己「你不是一個俗人」（這是王朔一部小說的題目，可以視作王朔小說的一個核心觀念）。在王朔的筆下，常常能見到這一類「末路英雄」。他們最恐懼的是別人的嘲笑和輕蔑，為了維持自己的一點自尊，不惜與最親密的人反目成仇。
上述王朔作品的特點可以在這些小說當中體現：《空中小姐》、《過把癮就死》、《浮出海面》、《動物兇猛》、《你不是一個俗人》等。《動物兇猛》是王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發表於《收獲》1991年第6期。這部小說寫的是文革期間，部隊大院中一群「生瓜蛋子」（十六、七歲少年）的生活，打架、追女孩、偷竊、玩耍，是對青春成長期的一種追憶。王朔採用了多重敘述聲音並存的敘述方式，使他追敘的故事既真實又虛幻。
④ 小說課筆記：小說情節設計的方法和技巧
文/雲懿
一、為什麼你的小說不會吸引人？
原因在於你的情節不精彩。
情節：有沖突的情節或者有情感或情緒的情節。
沒有沖突，但是有引起情感共鳴的情緒或者情感，也是好的小說。
情緒：幸福、痛苦、快樂、美好。
1、當主人公面臨選擇時會吸引讀者。(有沖突矛盾，有困境）
2、情節平淡，但是有帶有情緒的情節。
二、什麼是沖突？
沖突就是主人公面臨的困境。
小說講究一波三折。當出現困境即主人公成長面臨的阻礙，你想出來解決的方法，而會讓故事變得更精彩。
沖突等於阻礙加過程。高潮等於沖突加轉折。
轉折就是出現困境時，面臨選擇時做的決定。轉折時決定主人公的成長及命運。
三、高潮怎麼設置？
一是根據讀者的需求，站在讀者的角度來思考。
二是做的選擇應該關乎小說的主題。
四、該如何設置沖突與高潮？在哪裡設置？設置幾個？
一篇文章可以設置好多個高潮與沖突。
舉例：用人生作比較，從小到大我們面臨多少次選擇，小說主人公就面臨多少次選擇，從小到大，總有那麼幾件大事，對我的們的命運起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最大的高潮。小時候上哪個初中，哪個高中，這就是小的選擇，要上哪個大學與選哪個工作，這就是比較大的選擇。
學會埋坑並解決掉。
例如：情感小說里，當面臨吵架時，選擇的處理方式不同，結果就不同。若放在一個國家裡，最高領導人所做出的決策不同，國家命運也不同。
例如：在職場里選擇不同，與競爭對手的結果就不同。
如果普通人從小受欺負，如果想逆襲，需要遇到特殊的事情，才能讓他的逆襲順理成章。
五、怎樣設置小說的情節？
一是對比真實生活設置遇到的問題。生活其實就是小說，小說來源於生活。
二是精彩的情節來源於主人公的慾望。
出現困境，來源於主人公的慾望。慾望就是你想要的是什麼？想要錢，或者更好的未來，更好的愛人，自由或者夢想？
三是故事的高潮就是主人公的絕境。即陷入兩難時的困境。
例如女人在男人閨蜜間的選擇，善於惡之間做抉擇。
舉例：如果女主想離婚，但就是離不了，它面臨的困境有：女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她沒有一分錢、男的不想離、親朋好友勸她離。
四是故事的轉折就是主人公解決困境的方法。
沒有人的困境一直存在，所以要解決困境。不停了解主人公的慾望，每階段慾望會不同。
五是長篇小說需要不停的給主人公製造困境。
六是人物的成長以及心理變化是小說的核心。
主人公每經歷件事情後都會成長。
小說中的人物不能只展現善的一面，他也應該會有惡的一面，才是真實的，人是善惡合體的。
小說中人的性格是會變化的。
七是圍繞小人物大人物的絕望、失望、嫉妒、失去、難以對抗的事情進行設計情節。
⑤ 紫色人形中主人公對生死的樂觀態度是什麼
紫色人形中主人公對生死的樂觀態度如下。
1、主人公柳山是一位藝術家，熱愛生活，喜歡創造美好的事物，在小說中，一直堅持自己的藝術理念，並且對生命充滿熱愛，盡管身患重病，但並沒有放棄生活，而是繼續創作藝術作品，希望能給人帶來快樂。
2、主人公秋山是柳山的妻子，也同樣對生命充滿熱愛，一直陪伴在柳山身邊，幫助度過困難時期，盡管知道柳山的病情不慎，但她並沒有放棄希望，而是一直陪伴在柳山身邊，給秋山溫暖和希望。
⑥ 應當如何理解王蒙小說《蝴蝶》中張思遠的頓悟
知識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機及其疑似化解——重讀[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王蒙小說《蝴蝶》的主題是張思遠的身份危機及其化解，而這個危機本質上是知識分子革命者張思遠的忠誠危機，它源於張思遠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組織的懷疑。這個危機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於：除了認同革命、忠誠組織，張思遠根本不可能有別的任何認同或忠誠。這也決定了獲得「平反」之後，張思遠的所謂「反思」根本不可能觸及造成「文革」社會災難（包括張思遠自己的政治災難）的根源。小說把反思的對象轉向了所謂的幹部「特權」和「作風」，即脫離人民群眾，似乎重建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本文力圖證明，這個重建身份認同的努力是經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和矯情的表演。
一、 革命文學中的忠誠主題
忠誠（以及與之相關的背叛）是常見於中國革命文學——特別是以知識分子革命者/革命幹部為主人公的革命文學——的一個核心主題。這是因為，忠誠話語只有在一個嚴密的政治組織內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該組織成員必須保持對組織的絕對效忠。不同的政治組織之間不存在忠誠問題（即使它們通過協議方式組成一個更大的政治聯盟，其間也只是一種合作關系而不是忠誠關系，國共合作時期就屬於這種情況）。因此，革命文學中的忠誠問題常常成為糾纏革命者（特別是共產黨員）的一個基本問題，而與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蔣特務等等）無關（革命可以對李玉和、楊子榮等提出忠誠要求，卻不會對座山雕、胡傳魁等提出忠誠要求）。與此同時，革命文學作品中有一類人物對忠誠問題又特別敏感，這就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或革命者。[1]一方面，作為革命者或共產黨員，他們是革命內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缺少工農革命者的純潔「血統」（階級出身）。知識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對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內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內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變節的「自己人」。這樣，他們很自然地成為革命者內部對忠誠問題特別敏感的部分，是「組織」最不放心的部分，他們必須不斷地向組織宣誓，不斷表明自己的絕對忠誠。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經歷了反「右」和「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壇，忠誠主題在以知識分子革命者/幹部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復書寫。因為這兩個時期都有大量知識分子革命者/幹部蒙受了冤屈，產生了大量冤案。所謂冤案，說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誠受到了組織不應有的懷疑乃至踐踏。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謂復出「右派」作家。和他們筆下的主人公一樣，他們的身份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革命者或知識分子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和書寫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糾纏於自己的不幸遭遇還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原諒組織還是告別組織——就成為考驗他們是否能繼續保持忠誠的試金石，當然也是檢驗他們能否經由對自己冤屈的反思，達到新認同的建構和新主體性的建構的檢測劑。
王蒙的《布禮》（發表於《當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這方面無疑具有極大的代表性。[2]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符合我們上面對於知識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規定：知識分子兼高級幹部（《布禮》中的鍾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黨，15歲入黨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張思遠，是黨的老幹部，官至市委書記、副部長），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幫」、「三反分子」，「文革」後獲得平反，重新成為革命幹部（毋庸諱言，這兩個主人公身上顯然有作者的影子）。這樣，主人公的忠誠危機及其化解方式，就成為解讀作品的關鍵和樞紐（限於篇幅，本文只解讀《蝴蝶》，《布禮》將另文解讀）。
二、忠誠危機為什麼如此可怕？
本篇小說名為「蝴蝶」，取典《莊子》「庄生夢蝶」以隱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機，有明顯象徵意義（這一點也與《布禮》中主人公「鍾亦成」的名字相似）。[3]貫穿於整個小說的，正是張思遠反復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誰？張副部長還是「老張頭」？「我」是一隻變化不定的「蝴蝶」嗎？「我」的歸宿到底是哪裡？首都北京（回到官員身份），還是山鄉（徹底化身為農民）？與這個身份困惑相應，整部小說在語言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使用問句：設問、反問、自問自答、問了答答了再問，如此等等。
與鍾亦成類似，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源於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剝奪，源於他與組織的血肉聯系被突然割斷，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組織突然懷疑起他的忠誠了來了。[4]因此，張思遠的身份危機本質上就是一個革命者的忠誠危機。這個危機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於：除了認同革命、忠誠組織，張思遠根本不可能有別的任何認同或忠誠。在張思遠的自我認知中，他完全是屬於革命和組織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組織，而革命和組織也就是他。否定革命、脫離組織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產黨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中篇小說卷》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609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沒有個人的興趣，個人的喜怒哀樂。他幾乎整整十七年沒有休過假……離開了領導工作，就不存在什麼張思遠。」（第620-621頁）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革命組織突然翻臉說：你張思遠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幫。由於張思遠和革命、和組織的二而一的關系，成為「反革命」的結果就是張思遠徹底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還是「臭狗屎」：「然而現在又出現了另一個張思遠，一個彎腰縮脖、低頭認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張思遠，一個任別人辱罵、毆打、誣陷、折磨，卻不能還手、不能暢快地呼吸的張思遠。」這個張思遠是「一個罪犯、賤民」，「一個被黨所拋棄，一個被人民所拋棄，一個被社會所拋棄的喪家之犬張思遠。」（第621頁）於是，張思遠產生了深深的迷惑：「這是我嗎？我是張思遠嗎？張思遠是黑幫和『三反』分子嗎？」（第621頁）
對張思遠這樣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認同、思想意識是屬於革命的，而且他的身體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組織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識、而且他的身體器官全都徹底陷於混亂，陷於認同危機：
這個彎著的腰，是張書記——就是我的腰嗎？
這個移動困難、即使上廁所也有人監視的衰老的身軀，就是那個形象高大、動作有力、充滿自信的張書記的身軀嗎？這個像瘧疾病人的呻吟一樣發聲的喉嚨，就是那個清亮的、威風凜凜的書記的發聲器官嗎？（第621頁）
可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對於張思遠的控制和滲透是何等完全和徹底，滲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體器官的每一個細胞。
組織的邏輯、組織的力量就這樣不可思議和神秘莫測，它可以轉瞬之間把同樣一個張思遠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一個是不可一世的地委書記，一個是豬狗不如的反革命。兩者之間的轉化也是那樣不可思議，一會兒威風凜凜，一會兒豬狗不如：「一夜之間，一個神氣活現的領導幹部便變成了人人所不齒的狗屎，揚起的眉毛塌下來，刺人的目光變得可憐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煥發的榮光變得毫無血色。人們對這種挨斗的臉色有一種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過一樣」。（第619頁）
這或許就是當時環境下張思遠和所有其他個人的悲劇：無論幹部還是群眾，農民還是知識分子，沒有人能夠在組織之外、在革命意識形態話語之外獲得自己穩定的身份認同乃至身體感覺。他們對於革命和組織的忠誠是無可選擇的，它們之間不存在平等契約基礎上的相互承諾和相互忠誠。這種效忠是單方面的、強制的：張思遠必須獲得革命和組織的認可才是人，否則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沒有張思遠也依然是一項摧枯拉朽的偉業，組織即使沒有張思遠也依然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組織。張思遠沒有自己定義自己、自己建構身份、自己選擇忠誠對象的權利和能力（甚至都沒有這種念頭）。因此，即使忠誠被剝奪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於革命和組織的回心轉意，以便擺脫噩夢一般的變形記：
他不相信自己會成為黨和人民的敵人，不相信自己會落得這樣下場。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這個活著不如死了好的癩皮狗一樣的「三反分子」、黑幫張思遠不是他自身，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軀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標語上說：張思遠在革命小將的照妖鏡下現了原形，不，這不是原形，是變形。他要堅強，要經得住變形的考驗。（第621頁）
但盡管張思遠死不承認自己是「敵人」，苦苦堅持自己的忠誠，但他卻不可能自己判斷自己是誰，自己堅持自己的身份，因為極「左」意識形態和革命組織已經剝奪了他自己定義自己的能力，只有組織承認你是人你才是人。更有進者，組織可以宣告張思遠「不忠」，但張思遠卻既不能拒絕這個宣判，說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著組織錯了）；也不能接受——這是更加荒唐的——這個判斷，從而真的變得不忠（那就變成了真正的叛徒）。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實實等待組織終有一天承認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誠的戰士並為他平反昭雪。
顯然，張思遠沒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變形記」「蝴蝶夢」是特定製度和意識形態環境下的身份悲劇。小說寫到被打成「黑幫」、「三反分子」後，對自己命運「百思不得其解」的張思遠最終把這一切說成是不可解釋的「一場噩夢」，「一個誤會」，「一個差錯」，「一個惡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術」「變形」：「一個莫名其妙的驅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這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比喻把特定時期的社會歷史災難神秘化了，彷彿張思遠們的命運是不可解釋的宿命（這無異於另一種形式的對理性反思的迴避）。在另外一些場合，張思遠又把自己的命運視作「報應」：因為自己曾經積極參與了各種「整人」運動，打倒了從報紙副刊主任到市委宣傳部長的一大批幹部，「黑幫、牛鬼蛇神越拋越多，越拋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線，終於，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該輪到他自己了。」（第620頁）一個「輪」字就把張思遠的悲劇原因遮蔽過去了，連一個具體的加害者都沒有。[5]這種類似宗教輪回和報應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釋清楚張思遠所處的特定環境中社會歷史災難的真正本質、產生原因和解決方法。[6]
三、勞動-人民拯救的神話
與《布禮》中鍾亦成稍有不同，張思遠並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運動的單純受害者。小說寫到他曾積極參與了從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種政治運動，參與了整人。在第一個妻子海雲被打成「右」派後，張思遠怒斥海雲並與之離婚。這一切表明他在成為受害者之前並非清白無辜，他「文革」後自我反思和懺悔的根源也在這里（而《布禮》中的鍾亦成基本上沒有懺悔）。但非常奇怪的是：獲得平反之後張思遠應該反思的本來是極「左」時期的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為它們才是造成反「右」擴大化、「文革」社會災難以及張思遠個人災難的根源，也是導致張思遠參與整人、給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實上他的所謂「反思」和「懺悔」根本沒有涉及這些深層次問題，沒有觸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運動的本質。[7]小說把反思的對象轉換成了所謂的幹部「特權」和「作風」（脫離人民群眾），似乎組織和張思遠本人以前的錯誤都在於脫離了勞動，疏遠了人民群眾，因此，重建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小說中張思遠身份危機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勞動」和「人民」這兩個宏大能指上的，重建與勞動以及人民的聯系使張思遠獲得了新生。[8]
小說一開始就寫到：張思遠剛剛重訪完自己落難時期勞動過的鄉村，此刻正坐在象徵特權的高級轎車上，帶著「人民」的囑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經升任副部長）。在後面的幾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寫他對特權的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著特權，同時又在反思特權）。他心裡裝著秋文（「秋文」這個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這是一個代表所謂「人民」的符號，因此雖然比張思遠年紀小，但張卻覺得她像「自己的母親」）的囑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們擁護你這樣的官，我們需要你這樣的官，我們期待你這樣的官……心上要有我們，這就什麼都有了。」（第605頁）由此張思遠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權，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聯系。而且經過秋文（「人民」的代表）的點撥之後，張思遠的另一個糾結和矛盾——回到城市還是留在農村，享受特權還是拒絕特權——也成功地化解了，因為寬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說話了：「你們這些幹部」是「打著燈籠也淘換不來的寶貝！反正說下大天來，你既不能把國家裝在兜里帶走，也不能把國家摸摸腦袋隨便交給哪個只會摸鋤頭把子的農民！中國還是要靠你們來治理的，治不好，山裡人和山外人都會搖頭頓足罵你們。」（第645頁）於是，官復原職、享受特權、與農民之間天差地別的各種差距就都變得合情合理了（「人民」自己都說了農民「只會摸鋤頭把子」），就成了「治國治黨，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任務。」（第645頁）於是，心裡裝著「老張頭」——另一個張思遠，另一個「我」，已經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的張思遠——張副部長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官去了（「如果張副部長和老張頭談談，他並不感到不安」）。兩個張思遠（一個是副部長，一個是老張頭）之間的分裂似乎也彌合了，不再存在了。
然而，這個通過勞動和人民來重建自己身份認同的努力是經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
先來看勞動。1970年張思遠被下放到山村勞動改造，並通過勞動重新了解自己。但張思遠了解的是自己的什麼呢？是自己的身體器官：
在登山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腿，多年來，他從來沒有注意過自己的腿，在幫助農民揚場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雙臂。在挑水的時候他發現了肩。在背背簍子的時候他發現了張紀的背和腰。在勞動間歇，扶著鋤把，伸長了脖子看公路上揚起大片塵土的小汽車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眼睛。（第631頁）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寫，它告訴我們，勞動使張思遠重新獲得的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而是自己的身體。這倒是無意之中道出了實情：身體化的勞動的確只能使張思遠獲得器官感覺，而無助於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張思遠的忠誠危機和身份混亂，因為私人化的身體本來就是非政治的。通過勞動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劇以及張思遠自己悲劇命運的本質，無異於緣木求魚，何其難也！
再來看看人民。在發現勞動和身體的同時，張思遠還發現了人民（這和他的反思特權一致）。[9]人民對他的尊重和愛戴被美化為拯救力量：「十七年當中，他到處受到尊敬。但這尊敬一夜之間變成了誣陷、強暴、摧殘。連美蘭和他的兒子也離開了他。他恍然大悟，這尊敬不是對張思遠二十市委書記的。他失去了市委書記便失去了這一切。但是現在不同了，農民們同情他，信任他，有什麼事都來找他，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確實正派，有覺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聰明也挺能關心和幫助人。」（第631頁）人民是純潔的，樸素的，非功利的。但是作品中的這個所謂「人民」（「農民們」）是非常抽象的、無名的。就算這些「人民」真的淳樸善良，他們也不可能解決張思遠因為極「左」政治的迫害而產生的身份危機、精神危機和政治信念危機。
何況，《蝴蝶》中的「人民」形象還是分裂的。如果作品中被賦予了拯救力量的「人民」是抽象空洞的，那麼，不那麼抽象的倒是作品張思遠在升任副部長後故意放棄特權、坐普通硬卧時遇到的那些人（見小說中的「上路」章）：那個態度粗暴的、勢利眼的列車服務員，那個開口就罵「X你媽」的小男孩，那個邀請他打撲克的、「嘴裡發出蔥味」的胖子，以及那個排隊買飯時蠻橫不講理地插隊甚至要打他的漢子。這些更加具體的、粗鄙的「人民」，諷刺性地解構了秋文等代表的面目模糊的、被神化的「人民」（當然，無論是對火車上刁民的描寫，還是對山村良民的描寫，對於張思遠由於忠誠危機而導致的身份危機及其克服而言，都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
從這些地方看，張思遠副部長對於「人民」分明又是有些不屑的。就是那個似乎是張思遠的另一半、代表「人民」的「老張頭」，也是一個從來不會說話的影子而已，只有敘述人——也就是副部長張思遠——才牢牢地控制著話語權。副部長張思遠在膜拜「老張頭」的同時，也會流露出對後者的不屑：「老張頭雖然輕松又自由，率直又天真，然而卻又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隨波逐流，無所事事。」（第650頁）是啊，身負天下蒼生重任的張副部長又怎麼可以和這些平庸之輩同日而語呢？
故地重遊部分是小說的重頭戲，它承擔著張思遠「文革」災難之後重獲新生、重建自己的身份認同的任務。這是一次重建身份的活動。考慮到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是「文革」極「左」政治帶來的（包括他自己所犯的追隨極「左」政治的錯誤），他的身份認同的重建必須深刻觸及到對這個制度和文化的重新認識，但是實際上這一切在小說中全部沒有發生。張副部長放下繁忙的國家大事故地重遊，為的是重建自己的政治信念，克服自己的身份為危機。但到下鄉後他所見到的一切有什麼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嗎？沒有，無非是雞鴨魚肉、兒童時候熟悉的打棗場景、和鄉親們的原始情感之類。「棗雨」這部分寫張思遠故地重遊時候的具體見聞和感受，全部是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多麼好啊多麼好，就像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山村。一樣的鄉音，一樣的鄉情，一樣的人心！一樣的推推哪家的門都可以進，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家的炕頭都可以睡！甚至連那幾條老狗都沒有忘記他，搖著尾巴向他跑來，伸起前爪撲他的腿，從濕漉漉的狗鼻子里發出撒嬌的聲音。」（第656頁）不能說作者的描寫不真實，問題是：這樣的原始「鄉音」「鄉情」能夠使得張思遠克服政治認同、政治信仰的危機嗎？不能，因為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根本就不是源於遠離了此類「鄉情」、「鄉音」。
所以，這次回鄉之後的張思遠和之前的張思遠不會有什麼本質差別。他的故地重遊本質上是自己給自己做秀：不是做給別人看，而是做給自己看：為自己重新享受特權地位尋找一個正當的理由。
四、讓人糾結的特權
《蝴蝶》中的張思遠翻來覆去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自己享受特權是否應該。這種思考明顯帶有兩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好像一直在反思和譏諷自己的特權（與此相關的是譏諷自己的副部長或市委書記身份），作品一定程度上甚至帶有這樣的暗示：張思遠被打成反革命黑幫到農村勞動改造是罪有應得，因為他脫離了勞動，脫離了人民群眾；但另一方面，張思遠又要不斷地為自己的復出（離開人民群眾）辯護，也就是為自己繼續享受特權辯護。
這樣的折中立場決定了作品中既有大量對於張思遠復職後的物質享受和特權的嘲諷，但這樣的嘲諷又不能過於尖銳，必須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便為自己的復出後繼續享受留下餘地）。小說中有大段對部長樓的矛盾心理的描寫（既留戀又有些鄙視）。值得注意的是，張思遠在決定暫時放棄自己的特權時總是不失時機地著意提醒讀者：他這是屬於故意放棄特權，也就是說，他心裡明白自己是特殊人物，是可以也應該有特權的：「他終於離開了部長樓，而且他堅持沒有坐飛機和軟席卧鋪，堅持不準他的秘書預先掛電話通知當地的各級領導准備接待。」（第646頁）一個穩定地擁有特權的大人物故意放棄特權做一回「平民」（當然是暫時的），這是為了什麼？為了獲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優勢，為了精神自救——給自己一個交代。正是由於這種特權的懸置是暫時的，偽裝成「平民」的張部長才因此而獲得了意外的觀察力和審美樂趣：悶罐車里的張思遠審視著甚至非常享受地觀察著下層人物及其表情變化。
但對於官職和權力的留戀畢竟是第一位的和壓倒性的，這點在他剛剛官復原職、回到市委小樓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白——因為這個時候他的權力還剛剛回來，因此也就不能裝得對它不在乎：「他又回到了市委小樓……鑲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燈在最初的一霎那竟使他熱淚盈眶了。幸好，誰也沒有看見。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一句實在不應該想起的話。」（第639頁）真是妙極了：只有百萬富翁才有資本嘲笑金錢，同樣，只有坐穩了權力寶座的人才有資本調侃這個寶座，這種調侃正是他的自信的表現。可見，張思遠對勞動和鄉村的贊美，對權力、地位和特權的時不時冒出來的妙趣橫生又無關大局的譏諷，不過是為了讓自己在繼續享受現實中的特權的同時，又能獲得道德上的優越感：你看我雖然享受著特權，但是卻並不迷戀它、甚至還有點看不起它。只有享受著特權的人才能獲得譏諷特權的能力，只有官復原職之後的張思遠，才能暫時懸置自己的身份，假裝成為平民故地重遊。故意坐破悶罐車回鄉（僅此一次）既滿足張思遠的平民主義沖動，又可以讓他在獲得「人民」授權之後心安理得地坐著轎車和飛機（隱喻特權）回北京。這不是一種表演又是什麼？
最後必須指出，張思遠這一暫時懸置特權、以便更加理所當然地重新擁有特權的表演，果然為他贏得了道德的優勢、人民的授權、內心的安寧，心安理得地回到了特權位置：再也不為自己的特權焦慮，相反坐在飛機上「安靜地睡著了。」張思遠不再猶豫不決、焦慮不安了，因為他雖然身回到了北京，但「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裝到自己心裡，裝到汽車上帶走了。他一無所得？他滿載而歸。他丟了魂？他找到了魂」。（第664頁）
這大概就是一種張思遠式的知識分子兼高官的聰明智慧：反思特權又不拒絕特權。作為高官，他當然要享受特權（因為他是「為人民服務」），作為知識分子，他當然要蔑視特權（哪怕是裝樣子）。[10]
回到北京那個部長樓後的張思遠舒服地洗著澡，再次享受特權和高級生活，但已經沒有任何不舒服和內疚，而是很舒服、很心安理得了。這個時候，特權生活的符號意義已經完全發生了倒轉，它不再是使張思遠坐立不安的脫離人民的標志了，因為他下過鄉了。
⑦ 魯迅小說創作中哪些體現了其自身經歷與生命體驗
對於雜文寫作，魯迅懷著一種目的明確的自覺意識，其中蘊含著他的嚴肅、崇高而執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說過，「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華蓋集·題記》）魯迅的雜文，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這種批評，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槍」（《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擊性的特色
魯迅因為感同身受著中國社會的「弱者」（無地位者，不被承認者、受壓迫者）的痛苦，而自覺地進行他的反抗（復仇），他以不斷批判來體現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學）的價值。他要求個體精神獨立與自由，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並幾乎在現實社會的一切方面都發現了這種奴役與壓迫關系的延續與再生產，他的批判性也就永無終結。
（二）在「反常規」的「多疑」思想燭照下批判的犀利與刻毒
魯迅的批判，不同於一般的思想評論，在於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准人，人的心靈與靈魂，還在於他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它能夠把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聯系的人和事聯結在一起，總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
（三）雜文思維中的「個」與「類」
勾畫「個」與「類」統一的類型形象（「社會相」、「共名」），可以說是魯迅雜文基本的藝術手段，也是他在進行論戰時所採取的基本方法。魯迅不是對某個人作出全面評價，而是將某個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他所採取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只抓住具有普遍意義的某一點，而有意排除了為這一點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個別性，特殊性，從中提煉出一種社會類型。在這個意義上，讀者不熟悉文章時代背景材料，反而是有助於對其實質性內容的把握與理解的。
（四）魯迅雜文的主觀性
魯迅宣稱：我的雜文」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是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這就是說，魯迅雜文確是由某一外在客觀人事引發的，但它所關注與表現的，卻是做著自己的主觀反應。一切客觀人事都是要通過魯迅的主觀心靈的過濾、折射，才成為他的雜文題材。
（五）自由創造的雜文語言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自由無拘而極富創造力的。他的雜文可以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極致。另外，他的語言又是反規范的，彷彿故意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製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駿的美學效果。
魯迅雜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們民族世代相襲的固有的頑症，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徵，即卑怯與兇殘。
有幾種最為典型的表現：
其一：「羊」與「凶獸」的結合，「遇到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中國人稍有權力，大多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一到大勢已去，就溫順多了，滿口中庸之道；待到傾敗，淪為奴隸，則也處之泰然，津津樂道於順民的太平盛世。這種奴才，是中國」鷹犬塞途，干兒當道「的屈辱史的產物。
其二，」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叭兒。所謂」誠於中「，指他們做奴才做得心滿意足，能」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甚至」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形於外「和」相「，有不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內容的結合：」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滿志得，嫣然如梁啟超所說的」心奴「。
其三，知識階層的奴才。他們對於主子小罵大幫忙，竭力把奴性掩蓋起來，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當奴才，還不忘」教育「無產者要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地爬上去，以以爭當候補奴才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舊主子一倒台便振振有詞地投靠新的權門。
魯迅作品有：
《熱風》(雜文集)1925，北新
《華蓋集》(雜文集)1926，北新
《華蓋集續編》(雜文集)1927，北新
《墳》(論文、雜文集)1927，未名社
《而已集》(雜文集)1928，北新
《三閑集》(雜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雜文集)1932，合眾書店
《偽自由書》(雜文集)1933，青光書局
《南腔北調集》(雜文集)1934，同文書局
《准風月談》(雜文集)1934，興中書局
《花邊文學》(雜文集)1936，聯華書局
《且介亭雜文》(雜文集)1936，三閑書屋
《夜記》(雜文集，後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1937，文生
《且介亭雜文二集》(雜文集)1937，三閑書屋
《且介亭雜文末編》(雜文集)1937，三閑書屋
感謝您對派派小說論壇的支持，滿意請採納為最佳答案。
⑧ 寫小說時關於主角的20個問題如題 謝謝了
主角想要使得主角富有個性﹐那麼主角的性格就不能跟風﹐這對於有大量人際關系的人來說描繪起來會比較容易﹐因為他們見過人生百態。 但是對於一些比較自閉的人來說﹐就只能在漫畫與電影為樣本考慮一名主角的形態。但是記住一點﹐那就是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如果在小說中出現完美的主角﹐那麼對一名作者來說﹐就是失敗。讀者都擁有一些缺點﹐比如不受歡迎﹐因此他們會代入小說中以尋求一種安慰﹐那麼小說中的主角與他們相似的背景會引起一些共鳴﹐這是基於市場需要的一些商業化寫作。 但是一部好的小說這點並不重要﹐只要做到將主角寫得像個人﹐有鮮明的個性。而不是絕對完美的美男子等等等﹐這樣取信度低﹐而且對作者而言寫作的材料就太過狹窄與庸俗。 對現今來說﹐完美的主角就是失敗﹐那是因為很多平庸的作者將他們的主角寫得太過完美了﹐這種事剛開始還好﹐但此類書一多﹐就使得讀者們厭倦﹐因此主角就失去了性格感。因此﹐盡量不要將英俊﹑富有﹑聰明等條件一起加在主角身上﹐太過完美的主角﹐不會有太多的真實感與存在感 ﹐那麼就沒有什麼好寫的了。更重要的是﹐這類主角出現太多了。特別是英俊﹐很多作者認為英俊是一切﹐但並不是這樣子的﹐打個比方﹐有些人想必看過一些女生漫晝﹐百分之九十九的女漫畫家中的女主角都是在談戀愛﹐而且都是與英俊﹑富有﹑冷酷的男主角相戀。 就本人而言﹐這漫畫中的女主角沒有事作啊﹖每日每日都在想著怎樣去打動英俊的男生﹐妄想著那些男人對他們怎樣怎樣的好。男人最好富有﹑英俊﹐是明星就更完美了。我想……有這種男人嗎﹖這種男人會看上這種女人嗎 ﹖可能本人是男人﹐因此無法了解女人的心情﹐所以我認為如果一本書是描寫一名漂亮的女孩無私地愛上了一名平凡的男孩﹐這種題材會比較吸引我。 而那個外貌平凡的男孩又擁有一些難以看到的優點﹐而這種優點又被一名富家女子發現了﹐而引起三角戀……說遠了。女生漫畫中﹐彼男彼女的故事就比較吸引我﹐因為裡面的女主角十分有性格與其它女性漫畫的女主角給人不一樣的感覺。就是這種不一樣給人個性鮮明的吸引力﹐讀者們都是在看這種不一樣的人物。 接下來談到主角的能力了﹐通常是力量﹐外貌﹐智能﹐運氣幾方面。 運氣方面就不多說了﹐所謂無巧不成書﹐因此沒有作者會例外給主角安排奇遇﹐本人對此唯一的要求就是合理啊。外貌相信每一個讀者都能寫得不錯﹐因為這描述起來也沒有太大的困難﹐雖有技巧方面可以礸研﹐但本人沒興趣多說。 但是只有一點﹐看過那麼多書﹐我不覺得英俊的主角在男性讀物中受歡迎。平凡是最基本的標准。醜陋嘛~﹗這對作者的要求比較高。輪到力量了﹐還是一句話﹐不要寫成完美﹐這與智能是相對的﹐通常本人期望孔武有力之人智能不高﹐聰明的人手無搏雞之力。當然書中例外的是有﹐但絕對不要是主角﹐那樣的書太多太多了﹐現在巳失去了吸引力。 而且說到力量方面的魔幻作品﹐很多人還是希望給予主角魔武雙修。 唉 ﹗第一﹐還是老話﹐此類作品太多了。 第二﹐你把作者寫得天下無敵那你小說太監的時間不遠了。 還有很多的作者喜歡五素魔法全能﹐非得將主角寫得完美﹐特別到極點不可﹐又不學學魔盜的作者﹐瑞博說實在的魔力幾乎等於零﹐但他有一個好的老師﹐將他教育得極之聰明﹐他看起來像魔武雙修﹐但是其實全是騙人的﹐他的力量完全來自道具。 對﹗每一名作者都會在能力上給予主角一種特別的優勢﹐但是好的作者不會給予主角太多的東西﹐因為這樣限制了他們的發揮。比如﹐數字生命中的主角﹐他除了在電子計算領域出色之外﹐完完全全是一名技術人員的角色﹐其中商人角色十分淡。而主角不會武功﹐不會魔法﹐更沒有超能力﹐還遇到過幾次暗殺。 但這樣的主角十分吸引人。如果這部書的主角又練氣功﹐又學魔法﹐再跟修真拉上關系﹐好嘛﹗我也別看了。最好的方法是給予主角只有一種特殊﹐其它完全完全平庸﹐這對好的作者來說就足夠有餘﹐因為他們善於靈法地運用這一點的特殊去給主角帶來最大利益。 比如《重生傳說》主角唯一的優勢就是知道至今2003年的歷史﹐這還不足夠嗎﹖對作者而言﹐足夠了。因此他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而有些作品讀者回到過去不說﹐還去學武功﹐練內力。我去~~﹗ 智能﹐這方面對作者來說要求是最高的﹐要怎樣才能使描述出主角的智能﹐那隻有通過一些劇情來帶出。三言兩語說他的IQ有多高﹐學習成績有多好那是沒有說服力的。 現在力量型的主角太多了﹐很少看到到有智能的主角﹐《隨波流之一代軍師》就是智能型的代表﹐智能型的主角往往手無搏雞之力。但卻是最受歡迎的主角﹐更是最難寫的主角。因為這也考驗作者的智能與文筆﹐敢寫的人不多。 一部好書﹐最大的特點就是作者的神秘感﹐主角有一個驚人的秘密﹐但只有主角一人與讀者們知道。其它人全部不知。我不明白很多的作者都喜歡讓主角向朋友或者情人泄露秘密﹐以求那所謂的以誠相待。這是屁話﹐在現實中沒有人會輕易泄露自己的秘密﹐就算再親近的女友都不行。 本人之所以那麼喜歡『棋魂』﹐那是因為左為的存在是主角一人的秘密﹐沒有任何人知道﹐別人只能猜測﹐猜不出來或者猜錯﹐這才是賣點。因此不要受到肥皂劇的影響﹐照搬肥皂劇的劇情﹐那是極不理智的﹐要想一想﹐如果我真有這個秘密那麼我會不會對人說﹐說了之後又會發生什麼後果。
希望採納
⑨ 從思想意義上講，《魯濱遜漂流記》這部小說有哪些進步思想，又有哪些階級局限性
《魯濱遜漂流記》的主題思想的進步性與局限性
（一）進步性
在作者的年代，社會工業革命帶來了絕好的發財致富的機會，技術發明接連不斷，新興行業如雨後春筍，對外貿易財源滾滾，海外擴張伸展到了全球，即使一無所有的貧民，只要敢於冒險，大膽進取，就能有發財的機會。《魯濱遜漂流記》打造了一個堅強勇敢、剛毅、勤勞、智慧的完美個人，贊揚了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個性自由，發揮個人才智，勇於冒險，追求財富的進取精神，肯定了人的創造能力，從人的創造能力角度來揭示人的自由本質，在人類的創造性勞動中，進一步看到了人的能力的巨大作用，從而弘揚人的聰慧和勞動創造能力，否定了上帝萬能以及上帝創造一切的荒謬的理論，一種無所不能的挑戰欲燃起了笛福對生存的美好盼望，並借魯濱遜的奮斗歷程把人的能力推到了頂點。魯濱遜精神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也是在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所開辟的新天地鼓舞下，人們開拓自然，佔有自然的藝術性表現。
（二）局限性
1.側面反映了人類精神世界的空虛。笛福及其作品推崇人類追求財富的進取精神，雖然得到了當時社會的承認和鼓勵，但存在著很大的弊端。因為，人類的這種無節制的對於物質的依賴和財富的攫取，顧此失彼，會導致了人們的價值觀念的改變，導致拜金主義的盛行和物質享受的無度，並最終導致人精神世界的空虛，人類陷入迷惘和消沉。馬克思認為，從必然走向自由，要經過一個「對物的依賴基礎上的獨立性」階段。人類掙脫人身依附的慾望，歸根到底是由於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人們「完全埋頭與財富的創造和和平的競爭」，在擺脫了人身依附之後，人並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而是得到了一種「對物的依賴基礎上的獨立性」。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這種依賴是無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只要承認商品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人的物化就是無可逃遁的，所以魯賓遜是歷史的英雄，又是人的悲劇。
2.笛福的自然觀對21世紀的地球現狀而言是消極的。21世界的人類為笛福所推崇的自然觀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面臨諸多嚴重的人與自然的矛盾，人類深陷生存危機，人類甚至連呼吸、飲水和行走這些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行為都受到了挑戰。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籲大眾調整原有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看法，拓展視野，以新的世界觀來認識人的位置、人的活動和人類的前途。隨著城市工業的開發對自然資源的破壞，人類的物質雖然日益豐富了，人類的精神卻陷入貧乏。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工業模式經濟威脅和毀滅了大自然，是不能保證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對大自然的肆意掠奪、侵害和毀滅的行為必須立即停止。因此，我們作為21世紀的讀者，從文學生態學的角度去理解作品，我們對待自然的態度要從以人為本轉變到以自然為本，不能在地球生態災難日益凸顯的情況下，還一味地贊揚對於自然無節制的征服和佔有的行徑。隨著工業技術的發展，人對自然的利用和開發的力度也在逐步增大，對自然造成的傷害也就越大。尋求更合理和更持久的生態生存路徑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每次，當環境威脅我們時，人類才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有句話說得好，「誰靠這片土地生存，誰就會傷害它」，人類在肆無忌憚地征服自然時，有沒有問問自己，人有什麼權利來征服自然，人本來就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的兒子，人類群體性地忽視人類生態環境將最終導致人類毀滅。人類想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思想是惡劣的，而根除這種思想就必須人人都要有人類是自然之子的意識以及人類和自然平等的意識。自古，我們中國就崇尚「天人合一」，我們要逐步建立「生態中心論」：擯棄以人為中心的理念，而要以生態為中心。「生態中心論」把自然視為與人類平等的夥伴而不是征服和統治的對象，要求將自然當作像人一樣的夥伴來尊重其應有的價值和權利。在上帝和人類的約定中，上帝答應給人類提供土地、河流、陽光、食品等一切人類所需要的，但上帝也要求人類平等地答應遵循上帝給人類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規律和基本法則，要人類體恤和善待大地，愛護草木和動物，尊重一切生命存在的權利。這種思想是人類必須敬畏生命的生態理論基礎。
簡言之，我們要認清楚真正的需要，不要因為多餘的需要而產生佔有欲和征服欲。在現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大趨勢下，我們要改變不良的經濟和消費的觀念，反對超前消費，攀比消費，畸形消費。在經濟制度上，要變傳統的先發展後治理的道路為科學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要提倡生態生產，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生產，時時刻刻想到子孫後代，與自然和諧共處。
3.在物質至上的指揮棒前，宗教信仰變成了應時性的工具。魯濱遜第一次生病的時候才意識到上帝的存在，他從內心深處悔悟，真心誠意的祈禱上帝，懇求上帝的拯救。一句聖經中的：「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一直給他精神的鼓勵。宗教保全了他的心智，成為他以後解決問題的有利的指導，其實質是信仰和上帝在某個程度上已經被他實用化和物質化了。在此，宗教不再是一種虔誠的信仰，而是成為平衡苦悶心理和克服絕望情緒的一種武器，宗教已經蛻變成一種積極而實用的處世哲學和一種自我拯救的工具。
4.魯濱遜處理人際關系時的冷漠與功利的態度是個人利己主義的體現。魯濱遜追求財富及其體現者——金錢。他的追求體現為物的滿足，物的背後的人際關系被掩蓋了。他需要星期五，但並不依賴他，星期五隻是他忠實的奴僕，是一個新的勞動力。他接納了歐洲人，但是在本質上，他們只是他島上的臣民，是為了充實他小小殖民地的人丁。最典型的是魯濱遜對待摩爾少年佐利的態度，佐利曾歷盡千辛萬苦冒著生命危險幫他從奴隸主手中逃脫出來，而且還盡一切可能來照顧他、保護他，對他可謂忠心耿耿，他曾在激動時決定「從那以後一直愛他」，並許諾要「把他培養成一個大人物」。但當葡萄牙船長出高價購買時，他便不能抵禦好買賣的誘惑，隨手把佐利賣做了奴隸。雖然懊悔在後來也曾出現過，但那隻是當島上的生存壓力使勞動力比金錢更有價值的時候。總之，魯濱遜有充實而堅定的內心導向，除了上帝，他甚至不必依附於任何外在的力量，這種導向就是明確而單一的利己主義。因此，小說中主人公對人際關系的理解與處理方式從根本上來說是功利主義的，在他們看來，人與人的關系首先是契約關系、借貸關系，非經濟的聯系和活動相對而言是次要的。因而，他們的感情總是伴隨著清醒的經濟利益的考慮，對待他人的態度也完全根據他們的商品價值而定。
總之，笛福及其作品贊揚了處於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的開拓進取，不畏艱難，勇於冒險的精神，蘊含了勞動創造美的思想，卻因歌頌了一種永不滿足地對外擴展的殖民意識，以及無節制的對自然的洗劫行為等表現出了時代的局限性和消極意義。
⑩ 愛的教育故事中的主人公主要是誰和誰小說寫出了他們對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的什麼
這個故事主要就描述了一個人們對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一些愛的故事教育，我感覺這個描述的還是挺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