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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说中都市人性

发布时间:2020-12-28 10:22:09

1. 简述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

一、语言简洁,惜墨如金,斟酌字句。沈从文对于人物形象,经常不做客观的描写,而是回主观叙述答,着墨不多却非常传神。通过恰到好处的语言、对话等方面的描写,更加突出人物形象、人物情感。

二、具有浓郁湘西地方色彩。小说中描述性的名词蕴含有大量的湘西民俗文化,将谚语、俗语、民歌等巧妙的运用到小说中。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他用生动易懂的语言把各种故事、传说表现得栩栩如生。

(1)沈从文小说中都市人性扩展阅读

沈从文创作题材

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

2. 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个是

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个是“湘西世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
从小说的体裁来看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回忆往事类如《在私塾》、《福生》、《怀化镇》、《连长》等;
二、记叙类充满生命力的边地风俗或生活场景的如《山鬼》、《龙朱》、《柏子》等;
三、人物描写类如《丈夫》、《菜园》以及代表他最高成就、艺术上也最为成熟的代表作《边城》等。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大多都是以湘西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俗为主体以浓郁的乡土意识为主导思想,写湘西社会古朴的人情美、人性美比较生活化,而且他的小说语言简朴易懂句式简洁明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不管走到哪儿,都坚持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下人,毫不做作,他以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为骄傲。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湘西人,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观点来进一步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

3. 以边城为例,谈谈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是怎样表现人性美的

目 录引 言 ........................................................... 2一、 美好的湘西世界 ............................................ 3 (一)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 ...................................... 3 (二)和谐淳朴的民风民俗 ...................................... 4二、美轮美奂的人性群雕 ........................................... 4 (一)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 5 (二)纯美高尚的品格 .......................................... 6 (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 7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 ............................................. 7 (一)呼唤人性回归 ............................................ 8 (二)重建民族精神 ............................................ 8结论 ............................................................. 9 主要参考文献 .................................................. 1 摘 要 人性是沈从文建立理想“希腊小庙”的基石 也是其湘西小说的创作出发点。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作者以人性为切入点观察社会、领悟人生,倾尽心力为人类远景凝眸眺望。沈从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巨匠,自小生长在湘西边陲的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早已熟稔于心。在那遥远古朴、宁静祥和的湘西小城,他发现了人性的庄严和美丽、崇高和伟大。所以,在《边城》中,他通过人物形象描写、社会环境描写以及自然环境描写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湘西世界。他把自己的人性神庙奠基在那块优美和野蛮交织、自然和生命交融的土地上 用传神的妙笔雕刻出少女、青年、水手等各色人物的人性塑像 供奉在他理想中的“希腊小庙”里。在环境描写方面,作者将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体现出湘西世界处处洋溢的美好,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对小说所要体现的人性美有了认同感。作品中的人性美不仅在当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同时对于物欲横流的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它所提供的理想人性范式是作者对人类未来永恒的憧憬。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小说 人性美 《边城》 -1-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引 言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明确指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 ,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始终坚守着“湘西”这块古老而又美好的土地,坚持用一支温情的笔赞美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 从 1942 年郁达夫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开始,沈从文研究已走过 80 多个年头。建国之前,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充满争议的。抗战爆发后,与文坛盛行的战争焦虑不同,沈从文则远离商场、党派的喧嚣,追求一种脱离党派政治之上的“纯正”文学趣味,一度被郭沫若等左翼理论家斥为“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的“桃红色”作家。自 80 年代以来,在学界刮起的这股持续的“沈从文热”中,相关的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并体现出系统性的特点。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已经有了较完备的论述:一是对沈从文本身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的研究,如凌宇的《沈从文传》、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等一系列专著和单篇论文;二是对沈从文的作品研究,其作品中人性、现代性等独特价值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主要的论著有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吴东胜的《生命即美—试论沈从文的生命学说》等;三是在沈从文个体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沈从文与世界文学及中国其他作家的联系,如杨瑞仁的《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尽管这些研究所选取的视角不同,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沈从文努力探 、求“人”的本质,他所建构的文学大厦向读者展示了他对“人性”“生命” -2-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的理解。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不仅人与人都充溢着一种温暖天地的醇香的人性之美,在湘西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流淌着自然、淳朴、强健的生命之流。《边城》是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第一杰作。作品极力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人性的美丽。这部牧歌式的悲剧小说给三十年代充斥着战乱恐慌和纸醉金迷的商业文化的中国文坛,吹来了一股雍容恬静之风。本文试以《边城》为例,从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及作者的人性理想方面探究。 一、美好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秀美醉人的山水画,更为我们展示了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活力,使自然美与人性美达到高度统一。在《边城》中,不论是自然景物,还是社会场景,都凸显出了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展示了湘西世界的和谐生命形式。 (一)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意在为我们展示湘西边陲古城自有的宁静清新,更重要的是在于烘托人物的内心,景是人物的外化,是人物的一部分,试想,在如此清透明净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怎会不是至情至善的人呢? 《边城》开笔便将读者引领到边城的一片怡人景致中。边城依山傍水, “有一条小远离都市喧嚣和俗世纷争,和谐安详,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之境。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作者笔下的小城青山翠竹环绕,秀丽风光如在眼前。山城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使读者融入湘西自然和谐而又优美的环境当中,同时又不自觉地感受着小城表里如一的美。 绮丽风姿也始终挟裹着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第一节中的一段叙述: -3-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 。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小女孩的名字被祖父“拾取”而来,自然而诗意。作者巧妙地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生出许多似是随手拈取的浪漫,明媚而清新。又如文中天保与傩送在高崖上为翠翠唱歌的那个夏日月夜,在作者笔下,繁密的蒿草、如银的月色、肥大的虎耳,草甚至岩壁、落日、云影、暮色都似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图画,美不胜收。这些画面又都随着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而自然展开。“翠翠坐在溪边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的人……就忽然想哭起来。“月光极其柔和,溪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沉默了许久。”写出了黄昏时淡淡的凄凉,暮色中孤寂、感伤及月色里的怀想与期待,又或是以虫的清音复奏、柔和的月光, 《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朦胧向往。边城》通过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又以人物情感的渗入,从而不着痕迹地体现出小说中人性的诗意美。 (二)和谐淳朴的民风民俗 小说体现纯洁的人性之美的另一要素是边城那质朴的民风民俗,沈从文几乎是带着最诚挚的爱来描写湘西风俗,他笔下的故乡风俗具有优美、古朴的特征从这些特殊的风俗中挖掘出人们美好的情感和人性更能展示出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更能寄托那一腔美丽的乡愁。 《边城》中的端午节勾勒出的是一幅热情洋溢的风俗图。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的鼓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全茶峒人同庆的欢腾盛况 人与自然、社会的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自然与雄强的生命力。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人民洋溢着乐观情绪的人生状态和坚定、自信、拼搏的民族活力。在对故乡端午节民俗的描写中作者立足于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的深刻思考,肯定它张扬催人进取奋进的特点借此传达作者为民族新生摇旗呐喊的的希望。 茶峒人的求亲方式也独具特色。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竹林旁唱歌给女子听,独唱或俩人对唱,在结唱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直到结亲—所谓的走马路。 -4-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而走马路的形式正体现了湘西边民在婚姻问题上一贯的民主、自由、平等。没有封建礼教和阶级差别的束缚而是凸显了人性纯洁朴实的一面。于是在“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的夏日夜晚,外公给翠翠讲母亲通过唱歌而与一个军人相爱的故事。这故事美好而模糊不完满的结局让翠翠对爱情充满懵懂与期待。不知是不是命运的特意安排,翠翠也面临用唱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意中人的境遇。当听到对岸山崖上传来的优美歌声时尽管少女的心思还未完全了解这歌声的主人是在传达对自己的爱慕,但在她的梦中,情窦却为这种美妙歌声初开了。对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感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沈从文对家乡的对歌习俗有着深刻的了解,对苗族对歌的习俗描写既浪漫又奇幻,更将湘西人民那种美好而又自由的原始生命力展现出来。 通过对节日活动、地方习俗的着力描写,我们看到了现实、平凡、鲜活的民众生活情景。沈从文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审美意象来表现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充满民族风情的节日,奇幻的异乡习俗,真实典型地反映了湘西人的生命形态和人生方式更加体现了湘西人诚挚纯真的人性之美,赞扬了苗族人心地单纯、朴素善良、乐观向上的精神生活状态。作为一个清醒而睿智的作家,沈从文将理想中的人生形式融入原始的文化环境中,用他深沉而厚重的话语为读者构筑了一幅浓郁的乡土风情画。 二、美轮美奂的人性群雕 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中,乡民大都以善良友爱、忠实淳朴的方式出现或存在着,湘西世界创造出的每个人都能保持着灵魂的纯洁,人事琐闻都呈现出民族固有的自然朴实,完全是一个未经金钱实利污染,有着自然、朴实、优美的生活状态的理想之乡。 (一)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 边城风光旖旎,山清水秀,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最 《边城》中的年青人身体强壮、健明显的体现便是体魄、容貌的自然、美丽。康 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作者为了表现这一点 用动物去形容人的体魄。 -5-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如写天保、傩送 说他俩“结实如小公牛” “结实如小老虎”。在描写翠翠时,作者写到:她“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 。 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沈从文把主人公比作自然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自然性情,生活简单自足、安静美丽、勤劳执着构成了人性美的全部。在这里,作者没有丝毫的贬低之意 相反,对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自然灵动之气,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赞美,是以动物朴实本真的生命之美映衬美好的人情人性,是生动透明的“美”的化身。 “翠翠在风雨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在作者的眼里 翠翠这种天然、质朴之美才是美的极致 这体现出作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二)纯美高尚的品格 《边城》中的人具有善良勇敢、诚实热情、轻利重义的 在沈从文的笔下,优美品格 几乎无人不善。 对于翠翠 作者几乎是以一种近乎父爱的舔犊之情为读者讲述她的故事。她是一个懵懂的善良女孩 在爷爷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 她日夜在青山绿水的熏陶下 她的为人、品格总是荡漾着温情、爱意和善良。翠翠勤快而且很体贴人 “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 翠翠不让祖父起身 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 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边民也以最朴实 “十六岁的姑娘多能干 将来谁得她真有福气”的语言 给了她最高的荣耀: 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 这种赞美绝对是最有力的肯定。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难过悲伤却并没有倒下,谢绝船总的好意,像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等待傩送的归来,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做长久的抗争,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 如果说沈从文把人性的理想和希望寄寓在湘西青年一代人的身上 那么对人性内涵和底蕴的挖掘 则放在了湘西中老年一代人身上。相对青年人的天真和单纯,中老年人多了一份阅历丰富人生的经验和厚重;相对于青年人的热情和冲动 中老年人拥有着饱经沧桑的成熟和理性。 -6-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边城》中的老船夫 女儿因和一个军人相爱而死 但他把痛苦埋在心里 并不以此来干涉翠翠的婚姻选择。掌手码头的船总顺顺 两个儿子要渡船还是要碾坊 全由他们自己选择;谁走马路谁走车路 也都由他们自己作主。湘西人既急公好义又仗义疏财;既安分守己、忠于职守 又刚烈豪爽、济难救危。这里虽然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人们都互相亲善扶持,这正是现代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德,正如批评家刘西渭说:湘西人“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小说的成功主要缘于翠翠形象的通透灵活,那种自然明媚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为人性之美做了准确的说明。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从而使翠翠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时空的美。老船夫的淳朴善良;天保兄弟的用情示爱;码头管事顺顺、老军人杨马兵……无不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人性美、人情美,无不闪烁着一个古老民族乡民身上的淳厚和善,使读者不论在时隔多少年后读起来,仍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 (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一个带有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但这里却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撑渡船的爷爷在掌水码头的顺顺面前,也有着自己作为长辈的人格尊严,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无关乎阶级地位。人们的经济往来均是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关怀中进行的。边城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善和美的完美结合,是充满和谐、融洽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 这种和谐、融洽体现在富人与穷人之间:顺顺是富人,爷爷是穷人,每次爷爷到顺顺家,都能得到长辈般的款待,看到祖孙俩生活艰难,经常给爷爷送钱、送物;体现在长辈与晚辈之间:《边城》中的人对待朋友真诚守信,肝胆相照。杨马兵年青时追求过翠翠的母亲,虽没有如愿以偿,可他没有记恨,相反与爷爷经常往来 成了忘年交。爷爷去世后 杨马兵搬到了爷爷的家,主动担负起照顾翠翠的职责,与翠翠一起摆渡为生,等待傩送的归来;体现在亲人之间:天保、傩送两兄弟重情重义,无拘无束,大胆寻爱。当因同爱一个翠翠引起矛盾和不安时,兄弟俩仍以情义为重,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7-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三、为人类的远景凝眸 发掘人性、人情的内涵与底蕴,探寻生命的庄严和本真,进而重塑民族品德 重铸民族灵魂,并向人类远景倾心 是沈从文在创作一直坚持的原则。《边城》中,作者以其热情洋溢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湘西原生态人物形象 将少男少女的情爱,亲人间的亲爱,乡民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灵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入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中,构筑起一座美轮美奂的人性神庙 其色彩历久弥新 永远值得后人瞻望。 (一) 呼唤人性回归 在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的都市,贪图名利和私欲,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虚伪、自私无情,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社会人性异化。沈从文在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百态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湘西淳朴、原始的自然人性,诗意的理想化世界孕育了纯真的湘西边民,纯真的两个年轻人萌芽出一段美好的爱情,结果却是悲剧。这是作者的有意处理,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痛惜和思考。 沈从文在作品中努力展现湘西这一自给自足的社会是唯一尚未受到“现代文明”污染而淳厚古朴民风犹存的社会,实际上正是针对湘西满目疮痍的现实,目的是引导人们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辨与批判,呼唤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在文章的结尾,白塔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象征着美丽湘西的终结,而后的重修,维系着作者对重造湘西未来的 “这个人也许理想,而翠翠的等待正是对人性回归的一种呼唤。作品的结尾: ,在忧虑中透出一线希望之光。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就是一部描绘“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作品。作者对乡村文明乐园般诗意的抒发,达到了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及现代都市文明人性丑陋的批判,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8-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 (二)重建民族精神 沈从文以湘西自然和谐的社会为蓝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式社会,极力歌颂湘西人身上所迸射出的人性光辉,着重描述存留在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健康优美的人性和动人的生活场景。 湘西地处中国边远地方,沈从文企望用未被“现代文明”破坏的湘西边民的道德情操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于是他坚持自己的文学原则,用一直温情的笔将湘西边城加以美化,着力表现旖旎风光、古朴风俗以及典雅优美的人性。像摆渡、教子、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看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更加体现出一种如梦似幻之美,以此引起读者的赞美和追求,达到重塑民族品格的最高理想。 , 作者曾直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亦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赞赏沈从文的作品 “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 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沈从文在浪漫与悲凉中努力传达着他的审美理想与人生寄托,他希望把民族精神引导向社会文明的高度,希望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造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在“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实现民族品德和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 结论 《边城》对人性生 沈从文先生坚持站在时代和生命的高度建造希腊小庙,命之美给予了完整理解和完美表达,也始终维系着沈从文先生对民族命运的沉重忧虑和民族未来的殷切希望。 静谧祥和的边城,孕育了朴实善良、友爱和善的人们。边城风俗教化着人们奋勇前进。在沈从文看来人性美无处不在,美在自然,更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男女老少无不表现出湘西人灵魂深处的自然健康、善良诚实的人性,从而显现出爱情与友谊的纯美辉映出道德的光芒,引起读者对自 -9- 从《边城》谈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美然优美的理想生命形态的向往。 然而,都市人性的扭曲异化,民族传统优良品性的遗失,使沈从文对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产生深深的忧虑,他借一个混合着美丽与悲凉的爱情故事为基点,支撑起他整个关于人类社会重塑民族品德的审美寄托,他想要从湘西边民传统健康而朴实的人性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和精神品质,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改造。 - 10 - 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⑴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⑵凌宇 《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⑶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岳麓书社,2006 年版 ⑷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⑸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

4. 沈从文的小说主要的取材是哪方面

沈从文小说的取材主要有两种:
一、对理想人性和人生的追求:湘西题材小说。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展现了两种人生形式。
1.现实的人生形式。
《柏子》《萧萧》《丈夫》《会明》等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生存状态和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这种生活既是庄严的,又是悲凉的。
2.理想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中,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呈现出牧歌式的“边城”世界。
湘西世界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30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湘西边民社会生活的描写,贯穿着沈从文对不同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的表现和探求。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其全部著作所负载的内容就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而这种健康、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
“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的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 二、对都市丑陋人性的描绘:都市题材小说
《绅士的太太》(两性关系)、《大小阮》(义利取舍)、《八骏图》(自然生命活力)着意于表现都市上流社会的病态,反映都市上流社会人生的道德堕落、人性扭曲和生命衰颓。
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世界,情欲世界。
在湘西人们朦胧的宗教意识中,对于“跳傩”一类宗教性活动,心理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对于人间的美的追求,对于人性满足的追求,疯狂中表观的是人性的饥渴。
两个“互相参照的世界”,两种文化相互发明,每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寻找和发现“对立物”,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创造的动力。

5. 沈从文小说形象特点

1、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2、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6. 应如何评价沈从文小说的人性观

恬淡,讽刺都市的浮躁

7. 沈从文笔下为什么出现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

早期的沈从文作品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他的小说的价值判断上。其中影响较大,是苏雪林的那篇《沈从文论》(载(文学)第三卷第三期,1934年),把沈从文称为“文体作家”,从她的口气看来,对沈从文的作品似乎并不看好,她把沈从文的艺术特征概括为三点“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崤简练”,“第三是造语新奇”。
早期对沈从文的作品评价比较中肯和到位的,是李健吾,在他那本著名评论集子《咀华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其中写道:“可爱!这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部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人之美。”,“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李健吾先生大概是除作者自己外,第一个发现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的人。虽然没有做全面深刻的分析,但是当时的情况下,沈从文能够有这样知音,应该知足。另外,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健吾先生还第一次把《边城》和《八骏图》,拿到了一起对照来看,认为《八骏图》是在嘲讽,却不是《边城》的主调。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仅仅局限于对其小说效果的论述上。
而要追溯沈先生作品描写人性美的评论,最早恐怕要落到他的那几篇自述性质的题记上,他在《边城》题记中说:“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在后来的《习作选集代序》中,说的更加明白,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又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大概是对沈从文小说“描写人性”的最早定位。而作者自己的说法,大概是对小说主题正确理解最好材料了,因此这几段话,也成了其后关于“沈从文小说思想主题”的论述者,必引的材料。
关于城乡的对照描写,沈从文刚开始似乎就有一种自觉,在《边城》题记中,他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这便是以后的《长河》,可见此时的沈从文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到了《长河》,他很快从他的《边城》牧歌情调中醒来,处处充满了城乡对照的痕迹,具有五四启蒙特征。在《长河》题记,他说: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我们容易看出沈从文在《长河》中,把城乡二元对照的自觉。而其后的关于此方面的评论,大抵以此为基础。
从建国到70年代末,国内沈从文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此时,沈从文却在香港和国外被发现。
1961年,夏志清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参考复旦大学的大陆版)出版,其中为沈从文开了个单章,对沈从文的人性描写不乏批评之词:“照理说,他既往来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之间,他对苗人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但这种认识是缺乏人类学根据的,不够深入,因此沈从文把土著美化了”,说他完全“耽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但是总体上,他对这种人性描写基本持一种客观的评价态度,他指出“他(沈从文)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天性不可”,接着夏志清在他的文章中对沈从文的小说《会明》、《萧萧》、《三三》、《边城》、《生》、《夜》、《大小阮》、《静》等等小说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是对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一个全面发现。会明同情心,萧萧的“纯洁无邪,事事对人信任”,这都是夏志清对沈从文人性美的部分的发现。他评价说:“天真未凿,但很快将要迈入成年社会的少女;陷入穷途绝境,但仍然肯定生命价值的老头子——这都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夏志清在论述沈的作品时,同时选取了沈写城市(《夜》、《大小阮》、《静》)和乡村(《会明》、《三三》、《萧萧》、《边城》)两种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风格各异,成就和艺术水平各异,极具代表性,开创了把沈从文的城乡两种题材小说并置论述的先河。
70年代,较有影响的,是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这个对沈从文颇为推崇的美国人,把沈从文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这本著作中,是以沈从文的作品为主线的,所以不免加入对其作品的评判,其中也不乏对于人性美描写的评述,如他说:“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会说谎,不会作伪。他们喜欢善意的捉弄,却不使用卑鄙的手段,特别是客人——他们对城市中盛行的那一套手法毫无瓜葛”,又说:“这个写法就把乡下人写得理想化了些,虽然其中也有真理的内涵”。这些都完全说出了沈从文笔下人性美的内容,只是并没有作具体论述。同时他也认为这种人性美好的描写,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现实中是很难有的。并且他还引入了“都市人手段”与之对立,有了城乡二元对立视角。但是作为一个传记作家,其重心仍然在于作家本身上。
到了80年代至今,是沈从文研究遍地开花的时代。沈从文的作品研究,开始从各个角度阐述,这里只说明关于人性美和城乡二元对照模式的部分。
对于沈从文小说人性美描写作较全面阐述的是吴立昌。在他的《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文艺论丛》第17辑,转引自《沈从文研究资料》)这篇文章中,他选取了《边城》、《牛》、《会明》、《连长》、《柏子》等一系列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从爱、生命力等角度来说明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美,如他说:
《边城》的人性美集中体现在一个“爱”字:两性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沈从文赞美的提倡的正是这样的“爱”,但是他又并未将这些“爱”滥施于人。在《边城》题记中,他开宗明义的声言:“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而接下来,他正是从这几种人来论述他们的“爱”以及在这种“爱”所表现的人性美的。接着他又提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往往是以曲生命的赞歌”。他说:
生命,对于人类来说,无非指人的肉体和精神力量,人的本性即蕴含于人的肉体和精神之中。所以首先生命存在,才谈得上人性。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同他对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分不开,他以泛神论观点,认为大自然无不具有神性。他是将自然予以人格化,其神性实即人性。大自然里凡生命的欢呼,在他看来无不具有一种人性的美。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吴立昌先生,一直在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沈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性美,以及这种人性美的具体体现。难为可贵的是,他在文章的倒数第二部分,提出了沈作品中人性美的社会内容。他说:
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多数是具有社会内容的,并不是完全存在于作家的主观意想之中。作家往往把人物身上的人性美置于同丑恶黑暗的现实产生的矛盾里,从而使作品获得不同程度的现实意义
提出了人性美并不是孤立存在这一观点,这对于后来把其城市题材小说引入乡土小说有重要意义。这是八十年代刚开始就写的一篇文章,由此可见,进入八十年代,沈从文研究便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从人性角度切入论述沈从文的作品始终是一个难题。因此后来的作品也便都是在其基础上,或是单论某篇文章,或是从某些作品出发对一些人性美的现象的进行简单罗列了事。始终未能获得深入。
之后,许多论述者都企图从人性美的角度来阐述沈的作品。斐毅然从自然、人性、美的角度来阐述沈的小说《雨后》,写出了《自然人性 美——沈从文<雨后>赏析》,把沈从文《雨后》中的人性美和自然之美结合起来写。王文捷《论沈从文的自然人性观》(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5期,2004年9月)也是从自然的角度来阐述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美。赵连文《淳朴的人性美——浅谈<边城>的思想倾向》(载学术交流1996年第一期),也是从人性美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边城》的思想倾向。通过对《边城》中翠翠、老船夫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美做了描写之后,他说:“《边城》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给人以健康的影响,美的艺术享受,达到了寓教于乐。”又认为:“《边城》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思想意义。”这些都是从人性分析中得出的较为新的东西。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赵金钟从和谐的角度阐释沈从文的作品,在《沈从文的“和谐社会”——《边城》和谐意味的诗性分析》中,他认为:“沈从文的‘和谐社会’包括三个部分:和谐的自然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生命形式”,他是从和谐出发,把人性之美赋予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梁玉金,《人性美和传统文化内涵之间的契合与背离——阅读《边城》时,造成“椟”对“珠”的价值掩盖的原因》,这是一个较为新的问题,他认为“读者在阅读《边城》时过分地关注人性美,而忽视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内涵相背离时,隐藏在人性美下面的传统文化内涵对边城中人物命运的内在决定性作用,无意识地用“椟” 掩盖“珠”的价值,忽略了对‘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的理性思考”。这里引入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山东师范大学文学毕研强《沈从文小说人性描写新论》(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第3期),文章从人性在“美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美与健全人性的关系中”、“人性在美与合理的关系中”三种关系框架中考察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描写,没有脱离对人性的阐释,但不再遵循从作品角度来说明人性之美,他企图把人性之美置于自然、社会等体系来考察,以探求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保昌《在美与真之间———老庄诗学悖论与沈从文的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学术交流》,2003年8月总第113期第8期),提出了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概念,他把《边城》到《长河》,看作一种美到真的过渡,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的叙述重心放在了《长河》为何没有达到《边城》的艺术价值上。虽然稍稍谈到了人性之美,但是中心却是在论述《边城》和《长河》的美与真的问题上。作者在文中通过美与真,城乡二元对立论述,并把问题中心集中在了《边城》和《长河》的真美问题上。
蓝棣之的那本专著《现代文学记经典:症候式分析》中论及沈从文的《边城》时,运用其独特的分析方法,抓住翠翠“不见过世面”,“纯乡下女孩”,这一特殊“症候”,来阐释《边城》,认为其构造了一种自然的,与世俗无关的生活方式,提出《边城》之“边缘颠覆中心意义”,而翠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有一讲是讲《边城》的,也提出了“理想化的翠翠和理想化的边城”的观点,把《边城》中翠翠和世界,作为一种脱离世俗,理想的境界来看待,他说:“《边城》体现了人世间的美好,在大自然熏陶下的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人性美(人自身的美好)”,他在这里把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美好分开来看,与其把翠翠和边城这两个意象分开来论述是分不开的,翠翠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美,而边城则体现人情之美。
之后的关于人性美的阐释,是多而杂的,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也有创新的,也有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论文。但是只要提到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的主题问题,似乎有了一种把他的作品和人性美描写联系在一起的自觉。
而对于沈从文城乡二元对立的论述。在赵园的那篇《沈从文构筑的 “湘西世界”》(载1986年《文学评论》第6期)中,他说:
这儿有两个“互相参照的世界”,两种文化相互发明,没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寻找和发现“对立物”,也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创造的动力的吧
这是较早准确的把沈从文的小说认为具有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篇。并且他还论述了“体现着文化批判倾向的湘西”这一命题。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以后也出现了一系列论述湘西世界或者都市世界的论文。但大抵也是相同的套路。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李俊国《城乡互参模式与都市文明批判——论沈从文都市小说》(载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他认为:“沈从文通过对都市生命退化、都市道德病态和都市人性虚伪三个层面的描写, 体现出都市文明的批判色彩。”文章中通过一系列都市小说的论述,举出了一系列都市小说中的病态表现。同时也认为通过了“城乡互参模式”的对照,更加突出了都市的病态,从而具有了强烈的都是文化批评意识。
然而大部分的论述文章,皆是从城市小说或乡村小说入手,以探求互相参照的系统,在论述的同时,不自觉的引入对立的世界,以相互参考,这几乎成了论述沈从文小说的套路。如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论及沈从文时,就说:
沈从文放佛有两套笔墨,能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他以乡下人的眼光,调转过来观察商业化的都市的时候,便不禁的露出讽刺的尖刺来。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他整个乡村叙事体的一个陪衬物或一个补充而存在的。
吴福辉在这里把沈的都市小说定性为其乡村小说的附庸,取消了其都市小说的独立意义,其实就是站在乡村主体的眼光上来反观都市小说的。
大多数作者还是站在二者互参的眼光上来考虑。王继志《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及其创作意蕴》(南京社会科学院,1992.6,第52期)他说:“沈从文的小说就力图从乡村和都市两个方面描绘出他所经验过的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景象”,很明显的是,他在阐述乡村小说的同时,引入了都市小说这个参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尹变英《城里人的故事—论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文中说:“相比于沈从文乡土小说中那些如国画一般淡雅而清晰的影象, 都市故事中的任何人都那么模糊如一片影子”,他也在论述都市小说时引入了乡村小说这个参照物。
沈从文的小说论述是多而杂的,文章也是多于牛毛,良莠不齐。这里只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述,归纳以作综述,因为要对多于牛毛的文章作全面综述,恐怕非短短篇幅所能解决,何况有些文章皆人云亦云。

8. 现代文学考研简答题: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人性主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6〕。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8〕,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9〕,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11〕,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沈从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都市人的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疗救。他的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凭籍一种乡村道德理性来解剖繁复的都市人生,价值观的单向度势必损耗都市文化丰富内涵的多维性。人类文明在前进中总会善恶是非并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从文却予以全盘否定,这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9.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如何表现人性美德

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

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抚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涤荡,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且不说叔远的母亲那“宽厚慈善”乡下老太太的“母性的体贴”(对叔远的同学);且不说卖梨老妇人不计较斤两价钱,待买主如久别的客人的金子般的心地;且不说老船总忠于职守,宽厚大度,屈己待人;且不说老船总慷慨豪爽,轻钱财重义气;且不说傩送天保的勇敢义气,平易近人,刻苦耐劳,手足情深;……就是妓女和土匪的灵魂中也有美的闪光。沈从文以极大的勇气描写了妓女深厚质朴、情有独钟的人性美,为妓女鸣不平,扭转了世俗观念的偏见。在盛赞边地淳朴风俗时,说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写土匪也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性可爱之处,诸如对爱的执着追求和无比忠诚,平易近人、公正无私等。《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山大王执意要娶宋家大妹妹作压寨夫人,多次送信,软硬兼施,最后甚至不惜向官兵妥协。婚后对妻子百般爱护,大妹妹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山大王年轻、标致、彪壮、聪明、温柔、体贴,驯善如一只羊。《喽啰》则通过“我”对幼年被绑上山所目睹的土匪世界与当时北京社会相比较,抒发了“我”的情感臧否:“山上大王气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军官大人使人害怕,喽啰也同北京洋车夫差不多;和气得你一见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兄弟认亲家。”对抢来的财物,山大王也不独吞,而是“按功劳分派”,但是,“从中国有官起,到如今,钱是手下人去找,享用归一人。”

值得提及的是在湘西世界中,一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如天真纯洁、好奇任性的“碾房”女儿三三;单纯质朴、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娇乖、多情执着的“边城”精灵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如姊姊般的阿黑;美丽善良、机敏无畏的黑中俏夭夭……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单纯自然而又执着于爱是她们的共同秉性,体现了一种向善的美的感情和美的情操。而不同身世和生活环境,又造就了她们不同的生命形态:原始蒙昧的三三,自在形态的萧萧,自为形态的翠翠、阿黑、夭夭。这三种形态交织成一个庄严神圣、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翠翠等一组少女形象集纳了湘西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优美的成份,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们不正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化身吗?

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应该说这样的描写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又被作者大大理想化了。沈从文通过小说创作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伦理世界,期待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这样看来,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

10. 沈从文的小说价值在于它的什么主题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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