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后现代小说

Ⅰ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产生怎样影响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的语境中产生和推进的。后现代主义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分支,在当代市场消费话语的联手下,突破过去较为单一的宏大正史的压抑,将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它既为90年代小说提供了个人化的视界,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同时,它也将文学置于一个大众化、无深度的尴尬境地。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小说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哲学精神和文体意识的提升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面对当下文学的全球化、现代化的困境,研究后现代主义与中国90年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关注其中正反两面的影响,无疑对于我们处理文学本土化和现代化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导引作用。以往的研究中,外来文化的倚赖多,本土文化的研究少,文化理论的平移多,文学本体的关注少。鉴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旨在从人的观念嬗变和后现代主义本土化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截取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特定时段的小说创作,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学创作,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90年代小说在接受过程中的影响层面、改造层面,并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对后现代主义的本土化...

Ⅱ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垃圾说”，把中国当代文学看得一无是处，形同“垃圾”；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但持这两种看法的论者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没有阐明自己的评价标准。顾彬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垃圾”，但为什么是“垃圾”则语焉不详；持肯定看法的论者，如陈晓明和孟繁华，也只是列举了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我们同样不太清楚他们进行肯定的标准是什么。
有鉴于此，我认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提，首先应该明确衡量标准，才有利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才有利于讨论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我认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不妨首先进行比较与鉴别。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比较才有鉴别。说到文学，任何时代平庸的、二三流的作家和作品都占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尤甚。但标志一个时代文学高度的作品，数量越多，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越高。以中国古代文学而论，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文学高度。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家作品，是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后流传下来的，而当时那些海量的平庸之作则被过滤掉了。唐诗的兴盛，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诗人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众星闪耀、大师云集的景观。再看中国现代文学（五四至建国前），它的最高成就是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体现的，而在这些大师之外，还有张爱玲、沈从文、叶圣陶等一大批作家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前30年为第一阶段；1979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前三十年，虽然有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存在，但代表这一时期最高创作水平和有影响力的作品，则是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管这些作品自身有什么局限性，但出版后都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尔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毒草加以批判；到了新时期，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和思潮的影响，因这些作品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而被贬损。但今天，人们在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是“红色经典”。这就是说，这些作品经受住了时间老人的检验。
新时期三十年，文艺得到了解放，作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先后出现了伤痕、反思、改革、先锋、实验、新写实、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阶段，其中也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但有没有堪称新时期的“三红一创”？有没有当今的“鲁郭茅巴老曹”？有没有堪称伟大或大师级的作家和作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大概都感到底气不足。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一些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但真正堪称世界级的中国作家，似乎还没有。有人可能会说，高行健应该算一个。但遗憾的是，他在获得诺奖之时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断言中国当代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还为时尚早。新时期文学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在世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倒是后人发现了他们的伟大。但愿当代作家也会有被后人重新发现的幸运。
就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来看，虽然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一是数量太少，二是群龙无首，而二三流的、平庸的和不入流的作家和作品又实在太多。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很像没有盖完的宝塔：有塔身而无塔顶。
然而，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堪称伟大或大师的作家？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却难有一致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者何？我觉得与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多面性、流变性有关。文学就像一个圆球体，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使得置身其中的作家和理论家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从自己的（有局限）角度来认识文学。这种情况颇像苏轼描写庐山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么会有众多的文学流派和学说此起彼伏？其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伟大的或大师级的作家，也都互不相同。相反，倘若他与某位大师类似了，恐怕也就难以被称为大师了。
尽管我们不能给文学下一个都能认可的定义，尽管大师与大师不同，我们仍然能可以从“不同”中找到“同”；从变化中寻找到某些不变的东西。正是有了这些“同”与“不变”的东西，文学才成其为“文学”。比如，伟大的作家一般都具有丰富、甚至是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渊博学识；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思想能力；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具有超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而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特殊性、创造性、丰富性、新奇性和深刻性诸特征。
但是，大师毕竟是少数。所以，堪称伟大的作品也必然是少数。因此，文学是分层次的。具体来说，我粗略地把文学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或级别：一是理念化和宣谕式的文学。这些作品大都来自某种既有的理念，由此结构故事、设置人物。因此，人物是理念的化身，其目的是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二是生活体验的层次。这些作品显示出作家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也有自己的某些体验和真情实感。但这些作品往往缺乏对生活与现实的整体把握而欠应有的深刻，让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叫做不能“说明生活”。三是人生体验的层次。这些作家和作品既来自于生活又实现了对生活的超越，上升到了对人的命运及其精神世界的探寻，富有一定的哲理意味。四是形象化的哲学层次。所谓“形象化的哲学”，是说这些作品具有哲学的高度和人类意识乃至进入了宇宙境界，然而这一切都被形象化了，即是说，作家的哲学观念是完全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细节融合在一起的，就像盐溶解于水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所表现的哲学观，不是在重复、演绎某个哲学家的观念，而完全出自作家自己对人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哲学化了的感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红楼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如果上述的划分可以成立的话，就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处于一、二层次的作家和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占绝大多数；进入第三层次即人生体验层次的作家与作品已是屈指可数；而进入形象化哲学层次的作家和作品则几近于无。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究竟如何，难道还用再多费口舌吗？
当代作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作家的文化水平也普遍高于建国初期的“工农兵”作家，历史转型期的大变革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可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总是难以出现大作家和大作品呢？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讨。

Ⅲ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价

后现代是一个命名政治，他一旦被命名了，就属于全球化的
了，可以说是美国抢先注册到了这个名字，因此给其他的国家带来很大的
压力和焦虑。因为一种新的大趋势出现，很快就会席卷全球，不适应或及
时迎接挑战者就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竞争中落伍。后现代代表了一种全球化
的新趋势，全球化并不是普遍趋同一致，都达到美国和日本的生活水平，
至少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没完成现代化呢，而是说现在出现了现代化事业的
新方向或批判现代化事业。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着并置或不平衡
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中现代的特征和后现代的特征都是有的。
后现代试图以所谓的后现代的东西带动和改造现代的东西。这也是用于全
球化的世界，因此，中国也是处于一个后现代时代，不过在我们这里现代
的更多一些。后现代社会所描述的各种现象我们在以前所谓的未来学家那
里，比如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基本上已经见过了，不过现在就是换成了数字化时代、知识经济、
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等等。有些美国的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我们基本上还
没有遇到过，比如行政危机、法律危机，但是其他的一些后现代特征已经
在中国出现了，比如互联网的使用，电信方面的手机、生态危机。后现代
现象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情，基本上说来，他所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各种危机
，后现代代表的是一种克服这种危机的希望和努力，在我们这里正在往现
代性的“危机”的那方面赶呢。
后现代本身既是一种与八十年代以前的社会在社会结构上的断裂的社
会现象，也是一种新兴的话语现象，而且尤其是一种话语方式。就作为话
语方式的后现代主义而言，中国是有后现代主义的。中国有后现代主义并
不是说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而是说有许多翻译的著作，大家都操着一口后
现代的行话。后现代化与在中国的旅行和话语激增、膨胀都体现了后现代
化与本身的存在。1985年杰姆逊受乐黛云的邀请在北大讲“后现代主义与
文化理论”，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大体上知道后现代主义。杰姆逊也是后现
代主义主要的理论家之一。1989年前后的新实验小说被其文学批评家定位
为后现代主义。1992年王宁在北大请一批外国文学理论家研讨后现代主义
的文学批评，1995年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研讨
会，当时我是参加了的。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的著作我们
都翻译了一些，比如：杰姆逊、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罗蒂、列维纳斯
、巴特、鲍德里亚、利奥塔、布尔迪厄、鲍曼、阿多诺、德曼、哈贝马斯
等等，没有翻译过来的还有卢曼，拉克劳和莫菲等，也正在翻译。文学批
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后现代理论，比如北大的王岳川，哲学界则几乎都不
接受后现代主义。只有社科院的王治河写过后现代主义的书，凯尔纳和贝
斯特的书《后现代理论》和罗斯诺的书《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翻译过
来以后，关于后现代介绍的大路货著作也基本上够用了。《福柯文选》四
卷本由三联的舒炜主持，今年底就可能面世了。专门研究拉康、福柯（刘
北成）、德里达（尚杰）、巴特（汪民安）的都有一些人。也有研究文化
方面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比如巴塔耶，本雅明，列
维纳斯，列奥·施特劳斯等。

Ⅳ 后现代作家是如何看待史料

文学史上没有60后现代著名作家。
从1919到1949是现代作家，从1949到现在是当代作家；
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划分方法，是依据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方法：现代文学（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9年建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建国到现今）
现代作家：应该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9年建国，其主要创作活动在这一时间之内的是现代作家，如：鲁迅、巴金、林语堂、沈从文等。
当代作家：从1949年建国到现今，其主要创作活动在这一时间之内的是当代作家，如：王蒙、梁晓声、阿城、王小波等。
60后作家是属于当代文学作家，因此没有60后的现代著名作家。

Ⅳ 后现代文学的特点或理念是什么

后现代文学的特点
在作品的情节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特征。以纯粹的虚构、特定的境遇取代了传统文学围绕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展开情节，也取代了主人公与他人及自身发生的种种冲突。把人物从缺乏意义而又无法忍受的现实中拉开，出现了一个充满噩梦与幻想的毫无意义而野蛮的世界，停滞和重复取代了动态和变化，作为虚构的“体验场”的情景，取代了现实生活与社会环境

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表现出随意性、不确定的特征。作家追求写作（文本）快乐的艺术态度。作品内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体的语词、句法、反讽性修辞效果所替代。叙事中心、整体性、统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发性、非连续性的叙事游戏所取代。

Ⅵ 举例说明现实（浪漫 现代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特征

《女神》浪漫主义的特征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一方面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另一方面，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主要通过《女神》极具特色的浪漫主义表现出来。《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女神》浪漫主义的特征。我认为《女神》浪漫主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注：《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
二、神话传说的运用。《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作者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恰当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启迪他创造新的艺术世界。
三、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浪漫主义色彩。
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四、多元化地吸取中外艺术养分并进行融汇创造，形成了一种壮美雄丽的浪漫艺术风格。
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凤凰涅檠》以其雄放的姿态独步五四诗坛，以其浑厚高昂的歌声震动中外，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而且适应内容需要，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惠特曼抒情诗中的雄放，海涅歌声中的柔婉，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屈原骚体中的流动和对比。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著名诗人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 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三叶集》)又说，雄丽的巨制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罕见。《凤凰涅架》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三叶集》)
五、气势雄浑豪迈和形式格律谨严的统一。
《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的某些短诗则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六、独特的诗的语言形成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
“凤歌”、“凰歌”中，诗人选择了“铁、漆、血”这些闭口音的词和 “悲哀、烦恼、寂寥、衰败”这些词义相近的词，揭示了“凤凰”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诅咒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与之告别的强烈情感，唱出了更生前的“凤凰”悲壮沉痛的情绪。当我们读到更生后的“凤凰”的歌唱的时候，诗中出现的是“欢唱”、“翱翔”，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这些开口音和词义美好的词语，整个儿地造成一种高昂、热烈与和谐的情调。新世界的美好光明与旧世界的黑暗丑恶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的“凤凰”对新的中国的高昂歌唱与新生前对旧中国的悲痛控诉在诗中做了遥相呼应。这样，便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与变革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既雄壮又华美的艺术风格。
总之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现实强烈不满，对庸俗丑陋的现实极为反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强调创作自由，强调在创作中要充分展示个人的主观世界，要充分表露那种奔放的、直露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强烈感情。同时寄情山水和赞美大自然。以大自然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在尽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中，既寄托自己的理想，又突出人和大自然的精神交往。
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要求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形式，喜爱用夸张和对比的表现手法，还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使美与丑、善与恶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
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从而形成独特浪漫主义风格。

Ⅶ 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哪些特征

主要特征

(1)彻底的反传统。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反“旧的”传统，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建立的“新的”传统也彻底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文学和艺术应该是建立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基础之上的。后现代文学不依托任何死去的或活着的理论。在体裁上，对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破坏性”的文学，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

(2)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崇高的事物和信念都是从话语中派生出来的短暂的产物，不值得“真诚”、“严肃”的对待。客观世界和人自身都被异化了，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社会体系不可改变。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甚至无视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

(3)后现代主义文学崇尚所谓“零度写作”，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平面化。在后现代文学中，写作消失了内容，而转向“写作”自身。作家仅仅把话语、语言结构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例如，后现代主义作家往往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寻。

(4)后现代文学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些作品干脆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文体上，惯用矛盾（文本中各种因素互相颠覆）、交替（在文本中，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度（有意识的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短路（运用某些手段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反体裁（破坏体裁的公认特点和边界）、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纳入主流）等手段，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困难重重。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主流学术界曾经不区分“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概念，但由于二战之后文学发展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思潮，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并举。

Ⅷ 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的昙花一现

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即以其特殊的视野、鲜活的话语方式、奇异的思想理路，冲击了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年的理论模式和理论内容，撼动着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达方式是在对现代性以及传统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中形成的。其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有着一系列独特的特点。揭示后现代主义“评价观”，对于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实质、特点及其演变趋向，有着关键意义。

Ⅸ 什么是后现代文学

内容比较多`` ` 请耐心看完

关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见于弗?奥尼斯1934年编纂的《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一书。50年代美国“黑山诗派”的主要理论家查尔斯?奥尔生经常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使之影响日广。此时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仅仅表现为文学中隐含的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反拔，没有明确的内涵界定。60年代，美国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大讨论。70—80年代利奥塔德与哈贝马斯之争，把这场源于北美批评界的讨论争鸣，提高到哲学、美学和文化批评高度，哈桑极力对后现代主义内涵本质及外延特征等进行“概括性”阐述。80年代中期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先后筹办三次国际研讨会，正式将其作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研究，使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鸣达到高潮。从此，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家喻户晓、广为运用的一个文化术语，在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它包含对现代主义的继续、发展，并走向极端倾向，具有荒诞、垮掉、彻底颓废之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先锋的”、“最新的”和现代化含义，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人文语境和文化倾向。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后工业社会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未来派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人类社会已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以科学知识、信息技术为主导，其特征是生产事务的信息化、电脑化和自动化、知识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在后工业社会中，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价值评判、审美标准等都将被抛弃，一切传统的阶级社会分析的理论方法都已经过时，社会阶层将以知识和教育为准则重新分化组合。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人文学科、理论主张统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学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核心和主体。

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时代。科学技术领域的空前扩张，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科学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了神圣性、神秘性和历史性。知识和教育、科学和信息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另一方面，50年代以后，世界大战的危机重重，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热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东西方冷战和贸易大战持续不断，西方人由恐惧绝望的悲观主义，转向吸毒、斗殴、性解放，摇滚乐的激进主义，企求在疯狂的宣泄中解脱自我。人们放弃了偏执的信仰和绝对的社会目标，不愿再承担政治家、哲学家的重任，形成了多元的生活准则。价值的变异，自由的变态，各种解放运动的风行，全球范围的分裂和派系倾轧，恐怖主义肆意器张，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构成了一幅没有权威，丧失中心，处于分解状态的世界图景。社会心理的随意性和多样性，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极大地影响着后现代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超越和悖离，它们都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相比之下，现代主义文学在摒弃传统文学以“反映论”为中心的创作原则之后，又试图建立起以“表现论”为中心的新规则和范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反传统推向极端，不仅反对现实主义旧传统，也反对现代主义新规则。否定作品的整体性、确定性、规范性和目的性，主张无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规范、模式、中心等等对文学创作的制约。甚至试图对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形式及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艺术审美范围被无限扩大，街头文化、俗文学、地下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生活指南等，经过精心包装，都登上了文学艺术神圣殿堂。文化被“技术化”、“工业化”之后，原来由文学家、艺术家个人创造的文化精品，现在大量地被电子计算机设计、生产出来。尤其是电脑流行，录音、录像、激光盘的大量复制生产，文学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为人人可以任意享用的日常消费和商品。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反艺术”倾向。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尽管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从作家们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中，从对他们作品的审美观照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整体上的一些艺术特征。

在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不再试图去表现对世界的认识，既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冷静地观察批判外部世界，也不像现代主义那样的去痛苦地感悟内心自我。它注重展示主体生存状况，认为世界是荒谬无序的，存在是不可认识的。对事物的本来因素，对社会，对客体，对人只作展示，不作评价，不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其审美价值与内涵让读者去思索归纳。不仅不相信外在物质或历史的世界，也不再相信人的智性或想象的内在世界。从认识论走向了本体论，进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追求文学的终极价值，把一切崇高的信念、理想都看作是短暂的话语的产物。把严肃性当作一种拙劣模仿、故作深沉而加以抛弃。面对混乱的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异化，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去思考社会、历史、人生、道德等问题，不再竭力去认识和阐述世界，不再承担文学艺术家崇高神圣的社会职责与历史使命。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方面表现出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具有精深的哲理性。另一方面大量再现幻觉、暴力、颓废、死亡内容，展示人生的荒诞痛苦。那种附庸风雅，严肃庄重，精英意识荡然无存。作品充满了颓废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绝望情绪。

在人物塑造上，强调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打破以人为中心讲述完整的故事。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人的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被支离破碎的感觉代替。从人性异化发展到虚无，人成了社会的局外人。对人生命运、未来理想的追求变得幼稚可笑、毫无意义。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活着，尽可能强烈地感受到反叛和自由，没有责任心，没有罪恶感，没有同情，没有希冀，没有前途。主人公明确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他们随波逐流，嘲弄自己。人物不再思考“生存与毁灭”，价值与意义，从痛苦自下而上到自由选择，从与其为正义尊严自杀到不如苟且偷生，他们不再表现出对主体和个性失落的叹息、悲哀和留恋。从人性的异化衰落，进而变成了“虫”和“物”。人物表现出扭曲变形，常常以自我戏拟形式出现，反讽和认同荒谬的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了自嘲、沉默、颓废、反英雄特征。文学的主体已经消失，人不再有主体意识可言，。科学替代了理性，成为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绝对力量，规定和统治了人。人成了科学大符号系统，即社会秩序的奴隶和牺牲品，人时时处处置于“秩序”的控制下，任何一种越轨和反抗，都将导致个人毁灭性的悲剧。人物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人生成了一场悲剧性的闹剧。人丧失了智性情感，不再高雅伟岸，温柔美丽，而变得猥琐渺小，华稽可笑。

在作品的情节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特征。以纯粹的虚构、特定的境遇取代了传统文学围绕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展开情节，也取代了主人公与他人及自身发生的种种冲突。把人物从缺乏意义而又无法忍受的现实中拉开，出现了一个充满噩梦与幻想的毫无意义而野蛮的世界，停滞和重复取代了动态和变化，作为虚构的“体验场”的情景，取代了现实生活与社会环境。后现代主义怀疑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与本体，提倡“零度写作”，即内容消失，转向中立，把世界看成是不值一提的“碎片”，否定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主张元小说创作，不断地显示作品为虚构小说，写作转向了本体展示，对写作的欺骗性进行揭露。在展示虚构的同时，发掘“叙事的固有价值”。使文学成为了玩弄读者、玩弄现实、玩弄文学规则的游戏，以此表现对生活现实的反抗，从而保持最充分的自由度。另外，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要表现世界的混乱性，人生的悲剧性，只要表现生活的荒诞性即可。在作品中表现为各种成分相互分解、颠倒，内容重复，人物怪异，情节发展扑朔迷离，荒诞不经，不受因果关系制约，内容前后矛盾，残缺不全，没有一致的终极意义可以寻求。

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亚文学倾向。“纯文学”、“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乡土文学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绝对的分野。后现代主义文学更多地从科幻小说、西部小说、通俗小说以及一些被看成亚文学的体裁作品中汲取养料，出现了诸如元小说，超级小说、超小说、寓言小说，新新小说、“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色情小说，西部小说，流行文学等形形色色的文学样式。有的甚至以大众化的，诸如贺卡祝词、明信片、流行歌词、影视文学、广告等文化消费品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表现出随意性、不确定的特征。作家追求写作（文本）快乐的艺术态度。作品内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体的语词、句法、反讽性修辞效果所替代。叙事中心、整体性、统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发性、非连续性的叙事游戏所取代。写作态度、生存态度与文本制作形式趋于同步，通过极度的嘲弄，想象性地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写作与阅读在其中获得瞬间的快感。文学观念首先是作为创作主体自身快乐的一种游戏意识形式而出现的。在文本制作中，突出过程、行为、事件、语象、上下文、形式技巧等，反对解释作品。罗伯-格里耶说：“读者只须观察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事物、动作、言语和结局，毋须寻找超出或少于他原有生活和死亡中的意义。”强调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只是为享受创作或阅读的愉悦，是一种表演操作和体验过程。后现代主义作品注重表达的是“叙述话语”本身。话语和语言结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传达基础，表现出无选择性、无中心意义、无完整性，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表述特征。作品中出现了冗长曲折的句子，语无伦次的语词、对话独白、重复、罗列。大量运用蒙太奇手法拼贴画法和意识流手法。洛奇把后现代主义创作中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无选择性的表现方法，归纳为6条原则：即矛盾（文本中的各种因素互相冲突悖离）、变更（对同一文本中叙述的事，可以更换不同的可能性，变更内容、情节、断裂作品叙述前后丧失必然性，没有因果关系）、随意（文本的随意组合，如可以任意拆装组合的“活页小说”等）、过度（有意识过度夸张性地运用某种修辞手法）、短路（情节内容在发展进程中突然中断，让读者参与对文本的阐释、解析与再创作）。其作品总体上体现出反讽嘲弄，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

Ⅹ 后现代文学作品与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用理论观点解释。

摘 要: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不断反传统，不断否定之否定，进而影响人们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如同一个偌大的强力磁场，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最后构成一个聚合着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虽然处在这一文化思潮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因为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呈现出纷繁复杂性、多元多样性和无序组合性，但从整体上考察，它仍有诸如削平深度模式，“祛魅”文本意义，呈现不确定性，重视现时感觉，倾向互文叙述，意义等待读者解读等共同的创作倾向。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学 价值取向深度模式 文本意义 不确定性 现时感觉 互文叙述 读者解读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兴起了一个波及全球的文化思潮，它以批判传统的现代性为标志，时人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运动。其基本精神是不断反传统，不断否定之否定，进而影响人们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它最早出现在建筑学中，指那种以背离和批判某些古典，特别是现代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广泛地移植于文学、艺术、语言、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它如同是一个偌大的强力磁场，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最后构成一个聚合着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虽然处在这一文化思潮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因为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呈现出纷繁复杂性、多元多样性和无序组合性，但从整体上考察，它仍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取向。

一、削平深度模式

纵观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我们发现，他们已不再是高远理想的追索者，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打碎了百年来自我设定的精神镜像，摒弃了“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削平了玄而又玄的理念之网与深度模式，泯灭了心中最后一点精神圣火，拒绝了对生活美与诗意的处理。他们不再相信传统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所追求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也不再对这个世界作形而上的沉思冥想，更不再有建构“本质规律”的乌托邦冲动。他们认可文本叙述的个人化、通俗化和游戏化，津津乐道于人类当下生存境遇的表现，原汁原味地再现他们的生存挣扎与生命体验。他们把生命中的正面价值放逐得无影无踪，使文学成为展露性欲而无爱情、倾情粗鄙而无崇高、展示日子而看不见憧憬的世俗复制。

首先是利奥塔，他认为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有范式，不断革故创新[1]。然后是杰姆逊，他说：“我们可以用两个重要特点来界说后现代主义：第一，现代主义原型政治的使命感以革命姿态消解。第二，所有极端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感情等等），都消失殆尽，而被柯尔律治称为想象和被席勒的审美游戏所取代。”[2]并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要削平深度模式，即削平黑格尔的辩证法模式、弗洛伊德的“表层—深层”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的确实性与非确实性、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项对立、索绪尔的符号学所区分的能指与所指模式[3]。另有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他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进行总结概括时，从另外的角度称：“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4]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艺术家，如萨特、德里达、福科、哈贝马斯等，与尼采、海德格尔一起，对传统道德、经验、理性、文化体系等提出全面挑战，不仅不把它们当成永恒的、无可挑剔的东西来接受，甚至不约而同而又深思熟虑地破坏它们。当然，处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也确实在向两极迈步：一极是反叛传统和经典，一极是迎合商品化社会的需要，拒绝“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朝着大众性和亚文化方向迈进。

二、“祛魅”文本意义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汉语也可译作“解咒”，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引申之，也可以指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元话语的疑虑和颠覆。在传统文学观念中，文本意义始终是一个不依赖于他者而独立存在的、十分重要又不可或缺的自足体系，体现为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文精神。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自觉建构相对完整的意义体系和情节召唤意蕴，读者和评家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要以这样的期待视野在文本中捕捉、把握和挖掘这种意义，甚至还得刻意向作品补充和添加一些意义。然而当后现代文化以“祛魅”的方式从本质上否定了意义建构和寻求的可能性以后，那种力求准确、生动和规范地传达真理/思想/意义的叙述传统就被颠覆，那些扮演导师/先知角色的作家即遭淘汰。他们不愿意勉为其难地再进行意义重建，甚至还要有意规避意义。他们抱持着以现象消解本质、以偶然取代必然、以边缘分割中心的旨趣，力求从根本上消弥认识的清晰性、意义的明确性、真理的永恒性和价值本体的终极性。所以，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文本的意义基本上是确定的，作家十年磨一剑精心结撰的是文本的意义；在现代主义那里，作者反对的是现实主义的意义、不反对意义本身，他们往往苦心孤诣建构的是有思想深度和象征蕴藉的文本意旨；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意义根本就被消解、“一切都四散了”，一切都在同一平面，没有意义，没有主题，没有“副题”，甚至连“题”都没有。正如美国的大卫·格里芬所说：“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时间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5]或者如佛马克所说：“建造世界模式所进行的任何尝试，无论认识论上的怀疑证明它是何等的合格，都是毫无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似乎相信，要在生活中建立某种等级秩序、某种次序系统，是既不可能的，也是毫无用处的”[6]。

三、呈现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不仅以“祛魅”文本意义实现了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扬弃，而且反对现代主义的典型观、理性主义的再现摹仿和它们对确定性的追求，呈现出“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7]。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巴塞尔姆就这样声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8]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多克特罗也说，“生命的形态是变化无常的，人世间的一切随时都可能变为其它东西……。一切事物，甚至包括语言，都显得无法摆脱变化无常这一原则支配”[9]。而德里达意义播撒和延异理论，胡塞尔意义意向性理论，加达默尔解释哲学的对话理论，也都在说明意义的不确定性与生成性。“不确定性渗透到我们的行动、思想和对事物的理解；不确定性构成了我们的世界。”[10]作家理论主张是这样，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是如此。在创作中，他们打断时间序列和因果链条，让创作充满模糊性、间断性、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让情节“要么少得可怜，要么多得疯狂”[11]因为“情节越少不确定性就越大；另一方面，情节越多不确定性也越大，因为情节多了，彼此之间自我消解，故而中心不能成立。”[12]所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不确定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它不仅体现在情节方面，而且正如青岛大学中文系曾艳兵在《后现代主义小说辨析》一文中所说还体现在“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上[13]。

四、重视现时感觉

由于文本意义被袪魅，深度模式被消解，曾经被置于认识最底层的感觉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倍加关注的诉求点。杰姆逊说：“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的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14]所以现时的感觉被后现代主义者看作是唯一的真实、最可信赖的方式。它丧失了历史感，也无所谓未来，只存在于现实之中，一切生存体验都是现时瞬间的体验，而过去和未来，他人和外物，一切直接感觉以外的存在和意义都不过是一些模糊的背景和虚幻的影子。我们可以说，传统文学向读者传达的是关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而后现代文学传达给读者的则是对于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感觉和感受，前者是历时的、理性的和逻辑的，后者是现时的、经验的和直觉的。

后现代主义文学重视的现时感觉首先是空虚感。这种空虚感来自现代人灵魂的深处，当生存的意义从根本上被否定之后，人的存在便失去了依托和根据，处于可怕的失重状态，仿佛离开了坚实的地面，飘浮在空中。人无法忍受这种意义的缺失，只有在无意义中去寻求意义，在无依据下重建依据。终极意义的流失造成了人类心灵无可弥补的缺憾和空白，这个世界再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了。

其次是冷漠感。伴随空虚而来的必然是冷漠。既然存在从本质上就是无意义和荒谬的，那么一切的现象和过程就更加虚幻和无足轻重。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高雅与庸俗、伟大与渺小，甚至生与死都失去了明确的、真实的界限，都变得无所谓，都可以漠然处之。文学也不再挥洒激情、抒写悲壮、展示崇高，而是“反对现代主义的贵族化倾向与学院派作风，打破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并抨击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宣布主体死亡，走向毫无激情的冷漠的纯客观艺术。”[15]

再者是追求平面感和肤浅性。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悲剧以后，人们对以下这些问题：上帝能否拯救人类，真善美在与假恶丑斗争时能否始终处于绝对优势，人类是否存在共同的终极价值，思想家为人类所勾勒的各种理想蓝图能否实现等，均表示怀疑。每一个人都在重新考虑人生的终极意义，都在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核爆炸的潜在威胁、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方向的不可预知，也使每个人，特别是哲学家、艺术家对历史、道德、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解剖。加之后现代主义者以尼采为精神先驱，又受惠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萨特等人的思想和学说，而且与拉康的后结构主义以及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形成共鸣和契合，从而形成他们如下的创作向度，即颠覆欧洲历史传统和二十世纪前期现代主义者精心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拒斥现代主义构筑的优雅形式和隐含深度、取消文化内在/外在、本质/现象的区分、追求缺乏深度感的平面性肤浅性等。一如德里达的名言“本文之外，别无它物”所昭示的：意义就是它的表面所显示的东西，文本与文字之外没有真理，也不承载真理，真理没有客观性，只是多数人相信为真的信念的协同性。在文学上，“作品审美意义深度的消失而回到一个浅表层次，只在浅表层次玩弄所指、对立、本文等概念；不再相信什么真理，而是不断地进行抨击，但抨击的对象已不再是思想，而是表述”[16]。因而“后现代主义作家已不是思想家，他们是说故事的能手，故事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17]。

五、倾向互文叙述

在追求实用价值的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主义对文学/文化的叙述也随之进入机器复制状态，丧失了传统文学的价值诉求——不断追求原创性，而转向对文学史文本的戏拟、对既定语言学规则的重复、对过去经验的模仿，并由此出现大量互文叙述现象。

所谓互文叙述，是指“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18]，它作为艺术家有意为之的一种阅读的符号代码，不受时空的限制，充斥着或明或暗的引文，它利用生活现实，更利用大量过去的文学文本、其他作家的文学文本、作家自己的文学文本，还利用读者早已熟知的情景、人物、神话、情节、场面、话语、风格、结构等，由文本中诸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产生出一种艺术张力，使艺术与现实、现代与古代、人间与神话等形成一种艺术空间的交叉与平行，从而形成一种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可作如是解、也可作如彼解的艺术景观。比如俄国作家毕托夫的小说《普希金之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它由三个独立的文本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出自小说的文章》，是由从基本文本中摘出的内容组成；第二部分是长篇小说本身《普希金之家》；第三部分是给小说文本所作的注释，叫《最近的回顾》[19]。该作品立足于互文策略：叙述口吻模仿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具体叙述中许多章节又是在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名篇、名段的名称——诸如“怎么办”、“父与子”和“决斗”、“当代英雄”、“宿命论者”、“射击”、“假面舞会”——下进行，其中的“铜人”甚至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和普希金长诗《青铜骑士》的双重模拟。通过这种互文叙述策略，不仅增加了文本的容量，增多了解释的歧异，而且促使了意义的开放。再如英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法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作者一方面在小说中多次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哈代等人的著作、作品，再现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另一方面，整部小说的虚构性又颠覆了这种复制的“真实”。这种互文叙述策略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使我们想到霍克斯在谈他的《滑稽模仿》时所说的那段话：“写完《滑稽模仿》之后我才知道，我所模仿的情景莫名其妙地接近加缪死亡的真实情景(对情景模仿)，他对孤独的认可对我是一种最纯粹的认可(主题模仿)，我把自己那篇不长的小说当成一部滑稽模仿之作，并在题目中点名也就不足为怪了(模仿的自觉性)。”[20]这样，从叙事美学上讲，互文叙述的策略，就既使文本意义向两极无限延伸，又对被模仿的文本意义进行颠覆；既是跟它模仿对象的合作，又是对模仿对象的荒谬性的揭示；既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与前期文学的连续性，又揭示了其断裂性；既弱化了作者叙述功能，又凸现了虚拟现实的描述意义，从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景。

六、文本意义等待读者解读

以往的文学创作都强调作者在作品中的主导地位，作家创作了作品就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读者的阅读也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由于文本具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所以文学文本意义的播撒和延异也就自然而然地由作者转向了读者。后现代语境下的读者已不再是单纯地以被动接收者身份参与文本意义的延展，作家创作的成果也只是完成了作品的一半，另一半是要等待读者的积极介入甚至以写作者的身份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性解读和延异去完成。“读者跟作品的关系不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而是读者参加创作实验的关系”[21]，后现代文学使读者的建构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广阔程度，甚至使读者与作者的地位相等。

本雅明最先发现这种作者/读者系统的转移，他说：“随着报纸发行量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了作者。这样作者与大众之间的区别正失去其基本特征。”[22]霍兰德也说：“从某种交际角度看，现代主义似乎强调创作感受与艺术品以及发送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奥塞·德汉甚至说的更为明白：“到头来，评论后现代主义作品、后现代主义小说或故事的意义，便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观众与读者。”[23]罗兰·巴特更是将文本分为两种类型来确立读者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意义生成中的地位和价值。这两种文本类型，其一是“读者文本”(Readerly text)，其二是“书写者文本”(Writerly text)。“读者文本”是一种“只读型”文本，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只能简单地对文本接受或拒绝，而不能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而“书写者文本”是“读写型”文本，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不再是文本的单纯的消费者，读者也可以参与文本的写作和意义的生成。在《S/Z》一书中，他是这样说的，“读者文本”是读者知道怎样去读，能够读懂的作品，如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是按照读者熟悉的“密码”写成的；“书写者文本”则不同，作者和读者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如新小说派的小说，作者写的作品，读者不知道其中的“密码”，无从理解这部作品。这样读者就要不断地探索新的“密码”，阅读也要变消极被动的接受为积极主动的创作。比如罗布·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写一起奸杀少女雅克莲的案子。按传统小说的方式，自然是应该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形象、深刻的生活哲理、复杂的心理描写等等。但这部小说不是这样，它使传统的故事和人物都走向解体，它的故事被包含着各种各样与凶杀案无关的场景、时间、细节和人物所淹没；它对男主人公马弟雅斯的作案动机、作案过程、以及犯罪证据等都语焉不详，就是他的性格特点、高低胖瘦、面部有什么特征等也难以确定，甚至究竟谁是凶手也是一个无法确认的难题。读者之于这个案子，是侦破员和审判官；读者之于这部作品，是意义的延异者和主动的创造者，“阅读文字和理解文字的工作远离这些文字的作者——远离他的心境、意图以及未曾表达的倾向——使得对本文意义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独立创造活动的特性。”[24]

注释:

[1]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8.

[2][2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P103.153.

[3][14]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C].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P181-185.182.

[4]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P11.

[5]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P4.

[6][20][23]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M].王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P97.230. 56-59.

[7]戴维·洛奇.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M].科尔科尔大学出版社.1981.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王岳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284-285.

[8]兰斯·奥尔森.杂七杂八:或介绍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几点按语[J].当代小说评论:1991年夏季号.白雪公主[M].［美］唐纳德·巴塞尔姆著.周荣胜、王柏华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P200.

[9]多克特罗.拉格泰姆时代[M].常淘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6.P83.

[10]伊哈布·哈桑:《后现代的转折》.见王潮编选《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P22.

[11][12]胡全生:英美后现代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P93.93.

[13]详见曾艳兵.后现代主义小说辨析[J].东方论坛.2002(3):P59-68.

[15]陈世丹.论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写作原则[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P65～68.

[16]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策略与审美逻辑[J].文艺研究，1991(5):P26.

[17]徐宏力.论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4(4):P12.

[18]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汗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P150.

[19]外文所.后现代主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P220.

[21]何帆、文祥编选:现代小说题材与技巧——当代外国著名作家访问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P159.

[24]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