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家》《春》《秋》分别讲了什么其中心思想是要表述什么
《家》主要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春》主要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迂腐、丑陋和对青少年的迫害,并号召青少年能勇敢走出封建制度的囚笼,大胆追求民主与自由。
《秋》主要讲的是高家大家庭最后的结局:觉新的妻子瑞钰难产死去,儿子海臣也因抽风死了。觉民和琴小姐结婚,搬到了外面。淑英在他们的帮助下逃走。
高家三老爷克明在女儿走后,终于醒悟,而他的两个弟弟却如同往常,他俩总是在家打架,有时还吵着要分家。最终,克明被他的两个弟弟气得去世。高公馆被卖掉了,高家家业被搞得四分五裂的,人人相视如同敌人一般。
其主要思想是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败、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1)上海春秋长篇小说现代文学扩展阅读:
一、创作背景
巴金从小就对下层人民有浓厚的同情心。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洗礼。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同时还加入了进步组织,参与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过《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巴金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毕业后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在此期间,巴金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27年初去了法国,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及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著述,开始从事翻译和创作活动。
在法国蒂埃里堡,巴金感觉“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创作。
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回国后发表在了《小说月报》上。1931年,巴金创作的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于是年轻的巴金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曾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的编委。1934年,赴日本旅行,次年归国。
而后担任了上海文化活动出版社总编辑,编辑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季刊》,创办了《文学月刊》。并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曾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从事过《呐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
这段时期,也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许多小说、散文及杂文就是在这时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的另两部长篇小说《春》和《秋》,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完成出版。
二、赏析
在《激流三部曲》中,作者描写了一群丑恶残忍的封建专制的刽子手形象,他说:“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是针对周伯涛和高克明。”
高老太爷这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的性格既是专制主义制度造成的,又反过来加重了这个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性。郑国光是一个十足的卑琐和庸俗的怪物。
克安、克定、陈大胡子等人,巴金在表现他们的糜烂绝顶的私生活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人性变态。冯乐山、陈克家之流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衣冠禽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命运中可以很集中地反映出社会来。在高家这个大家庭里,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一切典型特征。全部权力、财产高度集中在一个人——高老太爷的手中。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
他最爱说的话就是:“我说是对,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跟着放下”。《家》中吃年夜饭的盛会,把封建等级制度描写得格外的活灵活现。
❷ 为什么把春秋称为现代红楼梦
因为小说通过对一个封建家庭的四分五裂,最终衰落的家族史的描写,说明了罪恶的封建制度最终会因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崩溃的历史必然性。像觉慧这样受到民主思想洗礼的高家少爷,痛苦地感到“家”是一个“狭小的笼”,“是埋葬青年人青春和幸福的坟墓”。他根本不愿成为高老太爷们所期望的绅士,也不愿像大哥那样作家族的牺牲品,他要做自己的主人。因而他敢于违背高老太爷的旨意,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编刊物、写文章,对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觉慧最终走出封建家庭,勇敢地奔赴光明的道路。这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出走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称之为现代《红楼梦》是很贴切的。
这就是把家春秋称为现代红楼梦的原因。
❸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推荐
1、《子夜》
《子夜》,原名《夕阳》,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约30万字。茅盾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共十九章。有些章节分别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2、《家》
《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
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3、《小城三月》
《小城三月》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中篇小说,该作品写于1941年7月,发表于同年8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
讲述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以及最终被传统的宗法制度所吞噬、香消玉殒的故事。这是一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纯熟的作品,承袭了作者一贯的散文化笔调,以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将一个极其普通的爱情故事渲染得凄凉哀婉,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与反思。
4、《围城》
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出国求学。
5、《包身工》
《包身工》中国现代作家夏衍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写于1935年。《包身工》一文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叙述了上海等地包身工遭遇的种种非人的待遇,以及带工老板等人残忍的压榨。
❹ 《激流三部曲》中《家》,《春》《秋》的故事简介
巴金小说《家》
创作背景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巴金先生 图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1977年至1983年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激流三部曲》之二《春》
觉慧逃出家庭后获得了自由,但家中的悲剧还在一幕幕上演。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的娘家人来到成都,要为觉新的表妹蕙完婚。蕙是聪明美丽的女孩,却被顽固的父亲许给荒淫的郑家的孙少爷郑国光,大家都替她惋惜,觉新在她身上看到梅与珏的影子,却无力帮助。这时,觉新的爱子海儿不幸病死,他对生活更加没有了信心。觉民与琴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鼓励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三房的淑英被父亲许给陈家的第二个儿子,她极力想挣脱不幸的命运,甚至想过效仿鸣凤去死,觉民与琴决心帮助她脱离家庭,去上海找觉慧。蕙完婚后过着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因为婆家不肯请西医耽误了医治,默默地死去。蕙的死再次刺激了觉新,也使他开始支持觉民等人的计划。最终,淑英在觉民等人的帮助下,被护送到了上海。在《春》的结尾,觉新等人收到她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倾吐了她获得自由后的幸福。
《春》写了一个女孩如何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它无疑给了许多年轻人以叛逆的勇气,巴金因此也成了许多想要叛离家庭的年轻人的“咨询对象”,在众多的咨询者中,有一个女孩寄给他一张照片并约他见面谈谈。一见面,这个女孩就谈起自己守旧的父亲,并表示想脱离家庭。巴金诚恳地劝说女孩不要冲动,认为年轻人羽翼未丰前不宜轻易地踏入复杂的社会。此后,这个女孩遇到麻烦时,常常找他倾诉。她就是萧珊,后来成为巴金的妻子。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巴金) 故事梗概 蕙的灵柩停在庙中已经一年多,她的丈夫忙着续弦,根本没想到要让她入土为安。在觉新与觉民的“威胁”下,蕙才得到存身之地。她糊涂的父亲又将儿子枚推入火坑,枚才17岁,就有了肺病的迹象,父亲周伯涛不愿承认儿子有病,却忙着给他娶了冯家的小姐为妻,两人感情不错,但妻子脾气很大,枚夹在她与长辈间受气,婚后不久就因病去世,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儿。 三房的克明在女儿跑后有所悔悟。两个弟弟却想卖掉公馆分家,儿子又不争气,克明在郁闷中丢下怀孕的妻子去世。淑英的丫头翠环敬佩觉新为人,三太太决定将她给觉新。 高公馆卖掉了,高家四分五裂,在觉新给觉慧与淑英的信中,他写到各房的情况。四房五房继续着荒诞的生活,几个堂弟依然顽劣成性。三房与他们住得很近,保持着亲密关系。他自己娶了翠环并将她当作妻子看待,至于觉民与琴,也按他们的意愿举行了新式婚礼并即将出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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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经过30多年来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 2。《呼啸山庄》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奇特的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毕生的唯一力作。弃儿希刺克厉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萧收养,恩萧的女儿凯瑟琳与他从小友爱,产生了炽烈的爱情。而庄主的儿子辛德雷却仇恨他,老恩萧死后,把他降为奴仆,百般凌辱。凯瑟琳为了得到“画眉山庄”主人林顿的财产资助希刺克厉夫而嫁给了林顿。希刺克厉夫得知后愤然出走。几年后,希刺克厉夫致富归来,使辛德雷倾家荡产,并诱骗林顿之妹与他成婚,恣意虐待。凯瑟琳终因不能同希刺克厉夫结合而凄然病逝。 3。《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霍达 一个穆斯林的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展现了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垂涎。作品清新流畅、质朴无华,以细腻的笔触探测人的心灵,读后荡气回肠,留下深沉的思索。 4。《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一本风靡全亚洲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曾高居日本文学史上的“超级畅销书”。 这当然要被算成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许多人认识这位日本人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全书以回忆为线索,表达了青少年面对青春期的孤独困惑以及面对成长的无奈、无聊。村上通过年轻人在社会压力下无法摆脱的生存痛苦,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强调了他在以后书中不断反复强调的主题:生命的悲哀与无力感。 这是一部伤感,又有痛苦,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小说主人公渡边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5。《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长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本书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章章奇特新颖,引人入胜。 故事性很强, 很耐读! 6。《教父》 作者:马里奥·普佐 这是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曾连续70周排名畅销榜,37年销量达2000万册。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电影,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据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有两部获奥斯卡奖。《教父》的故事提供了某种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可怕的愉悦因素,使读者近距离观察到一个令人震颤的黑暗而暴力的非法阶层,献给读者一场凶险生活方式的飨宴。 黑帮故事的经典~! 7。《苏菲的世界》 作者:乔斯坦·贾德 风靡全球、超级畅销的哲学奇书 全世界最易读懂的哲学书 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 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 1994年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 《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由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评论家认为,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8。《围城》 作者:钱钟书 《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就凭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钱钟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大师级人物。本书自四十年代末出版以来,有多少人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深深长叹,为它久久思索。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钱钟书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 9。《活着》 作者:余华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 在我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自来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分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那句老话: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而活着。 10。《牛虻》 作者:伏尼契 牛虻:为信仰赴死如散步 他,牛虻——一个为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的人。他深爱过两个人——父亲蒙坦里尼和高洁的女人琼玛,但后来的他一生都没有再给机会让他们来爱他。他的内 既是慷慨动人的革命书籍,又是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本书充满深刻描写人情人性的艺术感染力。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土地最宽的前苏联,《牛虻》拥有着无数的、几代人的崇拜者。主人公牛虻,是上流社会的叛逆。年轻时经历过几番刻骨铭心的感情苦难。他曾因无知而铸成大错。他最热爱的姑娘,给予他惨痛的心灵伤害;他尊敬的生父,却是凶残的政敌!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追真理,抛弃了爱情与生命――为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牛虻,成为青年人心中“坚强”的化身!小说围绕牛虻,恋人琼玛以及性格复杂的蒙泰尼里主教展开,线条简明而又写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显示了作者激越的感情世界和浓厚的艺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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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一个问题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❽ 有哪些讲述上海和上海人故事的书值得推荐
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作者,年轻的张却将视线从程式化的「十里洋场」转向西面工人新村林立的田林,以冷静、克制但也不乏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社会生活与成长体验。
❾ 求现代文学小说,想《边城》《白鹿原》之类的。比较穷,给的分不多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作者的话是:如果人感到痛苦,那是因为他追求错误的东西
孙少平家里很穷,是个穷二代,但是他老爸憨厚,老妈朴素,老哥很有魄力,所以他身穷志不穷的一类!给他机会,他就能翻身的!恰恰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开国以来机会最多的时代!不过抓住机会的不是他,是他哥!他还读书呢!其实从题目你就看的出来,讲的是平凡的人!孙少平很平凡,可他有一颗不平凡的心,他总是在思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小时候也思索过!可是如果没碰到机缘,没有好人,好书指引你的话,我们会沉沦下去!孙少平很有运气,他在这个时候见到了一本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童妮亚给了他想法:每个人都应该这样伟大的活完一生!
其实我看第一篇的时候,就是看他和田晓霞的偷偷的互相好感!很yy!
这个不看可惜了
还有:活着 余华写的 围城 钱钟书 张爱玲的十八春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震撼人心)
最近出的那个 哲学与人生 也不错
❿ 巴金的作品《家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家春秋》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巴金的代表作。这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巨制,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分化过程,鞭挞了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同时歌颂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和抗争。
《春》本书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揭露了封建势力的害人,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及与这种家庭的决裂。
《秋》这部长篇巨制蜚声海内外,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描绘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改变旧生活的伟大力量。作者对题材熟悉和感受的亲切,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