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悲惨世界》的故事背景与创作背景
1、故事背景
主人公冉·阿让原是个诚实的工人,一直帮助穷困的姐姐抚养七个可怜的孩子。有一年冬天,他找不到工作,为了不让孩子饿死,他只得去偷了一块面包,因此被判处五年徒刑。
在服刑期间,冉·阿让因不堪忍受狱中之苦四次逃跑,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刑期也从五年加到了十九年。假释出狱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冉·阿让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即使同样是做苦工,假释犯得到的报酬也只是别人的一半。
不甘心被人如此欺负的冉·阿让感到十分苦恼。正在他感到灰心气馁的时候,冉·阿让遇到了米利埃主教。米利埃主教是个善良、正直、极富同情心的人。他好心收留冉·阿让,他在自己家里过夜。但走投无路的冉·阿让却为了生计偷走了主教的银器,准备潜逃。
2、创作背景
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二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雨果自己的好友维克多年轻时的逃亡生活。
到1828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
在1829年和1830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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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1、冉·阿让
冉·阿让不但是统领《悲惨世界》全书的一号主人公,而且是雨果善良与博爱的象征,是比声名显赫的英雄更伟大的无名英雄。冉·阿让从一个逃犯发展成为英雄主要经历了四个步骤。
2、芳汀
芳汀是具有悲剧色彩的女主人公。她的不幸境况是冉·阿让与沙威发生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冉·阿让尽心寻找柯赛特,并为柯赛特奉献和牺牲的原因。芳汀的经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单纯善良的乡下姑娘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来到了向往己久的城市,却被无情的青年诱骗。
3、沙威
沙威警长对冉·阿让的追捕使全书充满悬念和戏剧效果。沙威出生于监狱中,是犯人的后代。沙威象征当时可恶的法律和秩序。他是维护当时落后腐朽法律和秩序的偏执狂,哪怕他发现可能因此产生错误和残酷的严重后果,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也会在所不惜。
② 《巴黎圣母院》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巴黎圣母院》主要讲述了丑聋人卡西莫多被巴黎圣母院的神父克罗德收养,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做一个撞钟人,克罗德神父外貌看似正经,但在遇见美丽的吉普赛少女爱斯美拉达后,被爱斯美拉达的美貌深深吸引。
后来指使卡西莫多强行掳走爱斯梅拉达,途中被福比斯――骑兵上尉队长所救,埃斯美拉达因而爱上了福比斯。但福比斯生性风流。克罗德劫掳不成,对福比斯怀恨在心便刺杀福比斯,但没有死。
事情败光后就嫁祸于埃斯梅拉达,令她被判死刑。就在行刑时,卡西莫多救走了爱斯美拉达,卡西莫多将爱斯美拉达藏身于圣母院中。
乞丐群众为了救爱斯梅拉达而冲入教堂,误与卡西莫多大战,爱斯美拉达被由克罗德带领的军队绞杀在广场上,卡西莫多愤然将克罗德从教堂顶楼摔落地下,最后卡西莫多抚着爱斯美拉达的尸体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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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浪漫离奇而凄婉动人的,其间深邃的主题更是耐人寻味。雨果在他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提到:“宗教、社会和自然,这是人类的三大斗争”,《巴黎圣母院》是为了控诉宗教的宿命而作的。
小说通过爱斯梅拉达的悲剧,揭露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可教会的邪恶势力,尤其是,小说通过克洛德这个核心人物的描写,对宗教教义与宗教生活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在雨果笔下,副主教克洛德首先是宗教恶势力的代表,是制造爱斯梅拉达悲剧的罪魁祸首。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克洛德写成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的牺牲品。作为“牺牲品”的克洛德,他并非生来就是残酷险恶的,他的性格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青少年时期,克洛德是一个纯正、善良的人。然而,似乎命运早已决定,他从小就被父母送上了当牧师的道路。在他十九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抚养幼小的弟弟成了他不容推辞的义务。
这种兄弟俩相依为命的这种生活,是克洛德感受到了人世间发自心灵的那种骨肉之情。再后来又出于爱和怜悯收养了怪物般的弃儿卡西莫多。疼爱兄弟收养卡西莫多都体现了他人性中的爱的情感的一种真实自然的表现。
也体现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基督教的博爱和天然的人性之爱在克洛德身上是高度统一的。然而,长期的宗教生活,使成人之后的克洛德在情感-心理上发生了变异。
长时期对情感的克制,导致了整个心理结构的不平衡,以致变形扭曲。面对天使般的爱斯梅拉达,爱欲的唤起和受挫使他的性格在极度扭曲后走向了邪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生活和宗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
克洛德·弗洛罗是中世纪教会恶势力的化身,也是教会宗教生活的牺牲品。小说通过教会恶势力化身的克洛德的描写,揭露了中世纪教会伪善的一面。
通过宗教生活牺牲品的克洛德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被教会控制下的中世纪宗教文化、教育对人性的束缚,揭示了教会生活的不人道的一面,从而表现了对宗教生活合理性的怀疑,对教会和宗教教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