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小说好看不

A. 宗璞《红豆》:热爱与怜悯之间

《红豆》是宗璞的短篇小说。

江玫是一个如玫瑰般热烈单纯的女孩子，齐虹是一个看似文采富泽，人生多彩却憎恨世界的男生。他们生活在抗日战争期间，江玫的父亲冤屈而死，齐虹的父亲却是风生水起的银行家。但这些没有阻挡他们相爱，他们在诗文，在音乐，在情感上找到了共鸣。然而随着江玫的成长和局势的变迁，她不再是那个一心想着风花雪月的单纯的女学生了，受到室友肖素的感染，她决心投身革命事业，而齐虹却要随着家人移居国外。最后让江玫痛彻心扉的离别到来之时，她却只说:我不后悔。

下面摘抄作品原文，以此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

两人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同，有一种人活着为了自己的价值，有一种人活着为了别人的价值，谁也不能说谁不好，谁也不能说谁不对。至今也一直有这样的两大类人存在，也许集两家之长者最多，他们审时度势，有时可以顾全大局，见缝插针之处维护小我。

江玫和齐虹两人本质的差异在这里初见端倪，读来让人心尖一颤。

两个人最初的吸引，最纯的喜欢，哪里顾得了这样多的事情呢？可往往，好多悲剧，都是从此时开始酝酿的。

齐虹从来没有变过，他对世界的憎恨，厌恶，只是包裹在对江玫的热爱里面，或者说是他对于极度渴求的理想的爱情的炽热滚烫的情感，这是热爱，是一瞬间生发的，像火苗一般刹那高涨的情感，可是焰心却偏是最冷的。

而江玫却不同，她不缺乏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善良和怜悯，她看到衰弱的母亲会心疼，得知父亲冤死会难过，在美扶日时会愤怒，最重要的是，她愿意投身革命去挽救“大家”。“大家”这是从不会出现在齐虹生命里的字眼。江玫的爱是怜悯，是人类出离自私自利的本能外的另一种博大的情感，就像潺潺江水，涓涓细流，划过时间每个角落，消除干涸与龟裂。

这爱情像鸦片烟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

红豆代表思念，是情谊的传递。

王维的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倒叙，从红豆开始，又终于红豆。

爱情，始于思念，又终结与思念。

齐虹的监视般的占有欲和肖素倾尽全力的付出，两相比较之下，轻易地把江玫推离了齐虹。

B. 红豆的内容简介

《红豆》收入了宗璞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红豆》、《四季流光》、《心祭》、《鲁鲁》等。
《红豆》是宗璞的成名作。小说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重大命题。小说跳出了“爱情+革命”的枷锁，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的一种人性关怀。
《四季流光》叙写了四个女生半个多世纪的坎坷遭遇，感慨于美好生命的流失，而反思与批判尽在其中。

C. 宗璞《红豆》简介

《红豆》讲述作为当代大学生的男女主人公江玫和齐虹的爱情与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 因其情节，《红豆》一度被人当作是爱情小说，但当人们感受到江玫站在在人生十字路口要作抉择的矛盾与挣扎时，就是要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时，她是要救国还是要个人的爱情，在那样的情况下，个人的感情是渺小的，而江玫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红豆》要表达的时代意义，最后被认为是一篇“革命历史小说”。《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D. 宗璞《红豆》的爱情意义

50年代的作家基本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无法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的《红豆》却能够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读宗璞的《红豆》，满眼的兰芷，宗璞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摹真切、语言简约，纯净沉郁，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

可以说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过的知识性女作家。宗璞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正是有着这样特殊是文化气息，使她在后来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真实的创作风格。

她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1953年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然而，《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这种恶劣的批判情况，应该是当时的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理解。结合当时作家的革命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是当时的作家将“文艺为社会服务”错误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然后片面地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演绎着“文艺为社会——社会为政治”的怪圈。谢冕先生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方向。”整体上说，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纷纷涌现，而不是为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挖掘并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爱情、亲情等元素。所以出现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创作主体的荒诞现象，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有些文章尖锐地指出：“这篇小说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值得党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怀念？”这些指责完全歪曲了文本误读了作家，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攻击，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可笑的。事实上，当时许多作家仍然没有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却能够正视现实，正视具体的人生，写出了江玫、齐虹这样生活在充满了复杂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动。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其实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说《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所以小说中齐虹与江玫的三次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凶残”本质，可以理解为青年人对爱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红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爱情小说，它通过江玫与齐虹的一场恋爱表明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爱情观念。同时，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刻画也正表明了《红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痕迹，这是一种文艺界真实美的启明星。

E. 宗璞的小说《红豆》为什么在当时收到批评

原因：
然而，《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
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
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这种恶劣的批判情况，应该是当时的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理解。结合当时作家的革命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是当时的作家将“文艺为社会服务”错误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然后片面地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演绎着“文艺为社会——社会为政治”的怪圈。谢冕先生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方向。”
整体上说，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纷纷涌现，而不是为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挖掘并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爱情、亲情等元素。所以出现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创作主体的荒诞现象，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有些文章尖锐地指出：“这篇小说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值得党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怀念？”这些指责完全歪曲了文本误读了作家，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攻击，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可笑的。
事实上，当时许多作家仍然没有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却能够正视现实，正视具体的人生，写出了江玫、齐虹这样生活在充满了复杂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动。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全文：
50年代的作家基本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无法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的《红豆》却能够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读宗璞的《红豆》，满眼的兰芷，宗璞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摹真切、语言简约，纯净沉郁，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 可以说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过的知识性女作家。
宗璞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正是有着这样特殊是文化气息，使她在后来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真实的创作风格。
她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1953年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
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然而，《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
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
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这种恶劣的批判情况，应该是当时的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理解。结合当时作家的革命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是当时的作家将“文艺为社会服务”错误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然后片面地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演绎着“文艺为社会——社会为政治”的怪圈。谢冕先生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方向。”
整体上说，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纷纷涌现，而不是为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挖掘并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爱情、亲情等元素。所以出现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创作主体的荒诞现象，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有些文章尖锐地指出：“这篇小说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值得党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怀念？”这些指责完全歪曲了文本误读了作家，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攻击，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可笑的。
事实上，当时许多作家仍然没有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却能够正视现实，正视具体的人生，写出了江玫、齐虹这样生活在充满了复杂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动。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其实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可以说《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所以小说中齐虹与江玫的三次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凶残”本质，可以理解为青年人对爱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红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爱情小说，它通过江玫与齐虹的一场恋爱表明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爱情观念。同时，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刻画也正表明了《红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痕迹，这是一种文艺界真实美的启明星。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