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物个性化语言

A. 鲁迅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是怎样的

《鲁迅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

一、修辞运用巧妙精当

鲁迅先生的小说,无论是在词语的锤炼,还是辞格的运用上,都进行过精心选择和仔细推敲,收到了奇妙的表达效果,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他选用词语精当贴切、含蓄深厚，既能准确、生动地表达描述对象的总体特征，又处处体现新意，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往往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弦外有音，文字间蕴含更多深意。修辞运用得巧妙而精当，是他的小说富有文采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仅就他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方法加以说明。

1、比喻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不仅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往往用得新奇巧妙,出神入化,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如《药》一文中，“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3]“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来，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突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4]用仿佛被无形的手向上提着颈的鸭子,来比喻踮着脚伸着脖,围在刑场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也表达了鲁迅对这些麻木看客们“怒其不争”的心情。而对小栓“痨病”已入膏肓的描写用一个“八”字，恐怕是再简洁而又贴切不过了。描写《故乡》中的杨二嫂，“……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5]活画出她细脚伶仃的姿态，让人联想到她泼辣的性格。同样既活化人物性格特征，又体现作者爱憎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阿Q被赵太爷恭维为“老Q”的感觉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白光》中陈士成得知自己县考落榜后，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肥皂》里写四铭太太最终用那块肥皂时，“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祝福中的“我”被祥林嫂死前可怕疑虑的眼盯着时“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故乡》中的中年闰土“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鲁迅通过灵活地运用这些新颖而奇特的比喻，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发读者对比喻之后更广阔涵义的联想，让人不由得佩服他对小说语言运用的深厚功力。
鲁迅小说中的比喻，有一个现象分外引人注目，就是他多次在比喻中用了“铁”字。《药》中描写坟场树枝间的乌鸦是“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白光》中寒冷的月亮则象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社戏》中“我们”在去看戏的途中看到了“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起伏的连山；《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祖母死时“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伤逝》中涓生窗前那株槐树有着“铁似的老干”；《弟兄》中兄长张沛君发怒时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鲁迅为何在比喻中多次用到“铁”字，我们可以在《呐喊自序》中找到答案。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把黑暗现实社会比作铁屋子，是他对铁一般黑暗腐朽社会不满情绪的体现。而比喻中多次出现的“铁”字，正是这样一种感情的流露。

2、 象征
鲁迅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这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小说中处处运用象征手法，透过“狂人”的荒唐之言，把社会现实的本质暗示给读者。比如，狂人觉得“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7]这是写狂人备受压抑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象征着封建社会的黑暗，揭示了“万分沉重”的封建势力压得人“动弹不得”。又如，他从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上，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这既是狂人在精神错乱时的一种幻觉，又深刻地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统治的罪恶本质。《狂人日记》中的人物大都带有象征性。除“狂人”外，“古久先生”就象征着承袭了几千年封建道德的腐朽而又反动的封建势力；赵贵翁（甚至连同赵家的狗）代表了社会上维护封建秩序、迫害进步力量的反动邪恶势力。景物描写上也用了象征。开头所写的“月光”，不仅指生活中的月光，而且是光明的象征。“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这里写的是主人公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的感受，实际是用象征方式指明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恐怖。这些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在人物、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景深。一个小的实体，就包含了无穷尽的内涵，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有一处十分经典的象征运用，是在小说《药》中。小说以简单的一个“药”字为题，并且故事情节的发展就以“药”为线索，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第一，通过描写华老栓迷信以人血为“药”，让儿子吃“人血馒头”就能药到病除，“收获许多幸福”，结果却适得其反，断送了儿子的性命，深刻地批判了国民的迷信、落后和愚昧。第二，以“药”为题，给人以启迪：像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药”呢？ 第三，夏瑜为了推翻帝制而奋起斗争，到头来自己的血却被当成“药”去“救”人，革命者的牺牲没有唤醒麻木的国民，有的只是像“鸭”一样身长脖子看热闹。这样一个深刻的讽刺，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在政治上不清醒、不觉悟，另一方面也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3、借代
运用借代，可以表达作者的爱憎，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引人联想，发人深思，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鲁迅在小说中常常灵活运用这一修辞方法。如《孔乙己》中的“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8] “短衣帮”指穷苦的劳动人民，“穿长衫的”指有钱的上层人物。用衣着特征来指代人，除了形象鲜明之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等级制度的森严，社会地位的不公。又如《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9] 未庄人对“革命党”的理解，只停留在“银桃子”，并且“抵得一个翰林”，而“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作者运用这样的借代，深刻揭示了“未庄人”的愚昧麻木，同时流露出作者的无奈。再如《药》中用“花白胡子”、“红眼睛”、“驼背”这类描写人的长相特征的词来代替人，一语双关，委实精妙。借代的运用，收到了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是鲁迅修辞运用中的一个亮点。

4、反复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使用反复。“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把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是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提到的关于写作要阐明的观点论述[10]。那么鲁迅小说中的反复，是不是在打自己耳光？恰恰相反，含蓄、凝练与复沓、冗长的巧妙结合，正是鲁迅大师级语言功力的体现，是鲁迅小说的精妙之处。反复的手法在小说《祝福》中体现得最具代表性。其中包括：
外貌描写的重复：“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 [11]祥林嫂第一次、第二次到鲁镇，笔者都是这样描写的，穿着打扮没有改变，只是在表情上：第一次并没有悲哀的神色，“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却“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这就说明再寡的生活经历，给她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她的身心的变化，是她的受伤害的标记。当她受到柳妈的迷信恐吓后，“脸上就显出了恐怖的神色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表明她开始陷于恐怖；捐门槛后仍然被禁止沾祭器时，“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了，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到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反复的描写同时也刻画祥林嫂“神色”上的变化呢？这正是为了揭示祥林嫂悲剧生活的必然性。祥林嫂对自己的悲剧生活是不自觉的，她甚至以为自己是充分遵从了所谓的“典制”，所以她被逼改嫁的时候要觅死觅活，听了柳妈的迷信说法后，就去土地庙“捐门槛”，她的愚昧，她对封建制度的屈从，导致了她悲剧生活的必然性。外貌描写的重复与前后细微差别处的刻画，让我们读到了作者对祥林嫂同情，但更多的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
语言描写的反复：最点睛的莫过于描写祥林嫂的语言。祥林嫂两度守寡，两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作者对其语言的刻画的确是独具匠心。“我真傻，真的。”反复了三次。“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叙述阿毛的故事，反复了两次。为什么祥林嫂要反复对人说这些？因为她希望向别人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后，得到一些同情和怜悯。是的，开始别人是寄予同情了，但后来，人们却把这作为一种谈资笑料。鲁迅用这样的反复，深刻揭示出人的麻木，和祥林嫂的“不自觉”。还值得一提的是鲁四老爷的语言。作者对他的语言描写不多，但确实堪称精炼。“可恶，然而”，就这么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人物语言，第一次是他知道祥林嫂的婆婆和卫老婆子等人瞒着他把祥林嫂抢走时，他说了声“可恶！然而……”。言下之意是祥林嫂婆婆竟然事先不与他商量便把祥林嫂抢走了，觉得“可恶”；但为什么又紧接着说了个“然而”？因为他觉得既然是婆婆来抓媳妇，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典型的封建族权思想。第二次是卫老婆子来赔罪，说要“荐一个好的来折罪”，话还没说完，鲁四老爷就插了句“然而……”这个“然而”，更有深意，他是觉得自从祥林嫂到鲁家后“不开一句口”，“整天的做”，到年底大忙“竟没有添短工”，这样“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廉价劳动力，恐怕是再找不到第二个了。鲁四老爷身上的剥削阶级本质暴露无疑。让读者体会到这些，仅用了两个词——“可恶，然而”，其精妙之处，无需赘言。
另外，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那句“一代不如一代”，在文中出现了八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九斤老太这一消极慨叹的批判。小说《孔乙己》中，掌柜的四次提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说明孔乙己生活的穷困不堪、掌柜的只关心酒钱的漠然以及孔乙己的可悲命运和惨痛结局。这些反复的使用，都对彰显文义有着绝妙的作用。

5、对比
鲁迅常用对比这种修辞方法，通过两者的比较，更加集中、更加鲜明突出地表现主题。如小说《故乡》中，“有一日,母亲告诉我， 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这来的便是闰土。……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12]鲁讯通过对眼前的和二十年前的闰土的外貌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由于生活的“辛苦恣睢”，让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变成了历尽沧桑、心态麻木的木偶人。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此非常悲哀，对闰土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怜悯。小说《孔乙己》中鲁迅对孔乙己形象的描写，前后也运用了对比。孔乙己出场的时候是“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穿的是长衫”，到他因“偷书”被打折了腿，变成了“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并且是“用手走来的”。[13]这样的对比，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对孔乙己遭遇同情之时，又体会到封建制度的残酷性。再如小说《一件小事》中，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一件小事”和“国家大事”的对比，突出“一件小事”意义并不“小”；“我”和车夫的对比，突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突出了“我”自新的决心和自我改造的勇气。细读鲁迅小说中的对比，给读者带来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确实能感受到鲁迅对小说语言运用的用心良苦。
另外，夸张、比拟、双关、婉曲、警策、反语等多种修辞手法在鲁迅小说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有时，还有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修辞上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鲁迅小说语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二、“鲁迅式”的语言风格
“鲁迅式”是对鲁迅小说总体语言风格的模糊定义，它是鲁迅在语言风格上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在鲁迅的小说中，具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凸显出来。

1、“错杂无伦次”的叙述模式
“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14]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正文前的序中的这句话正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语言在叙述模式上具有独创性的特征。就以此篇为例：《狂人日记》是鲁迅运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尝试，新旧更替之间，鲁迅用了一种冲突非常强烈的方式，在语言的叙述上也是一样。为了反抗语言的困境，为了新的言说，鲁迅运用了狂人思维和白话文体作为“呐喊”的突破和开端，这种创新，在《狂人日记》里突出地表现为叙述模式上的错杂和对立。小说前面的小序与正文的日记，在语言上构成鲜明的对立：一是文言，一是白话；一种是正常话语，一种是反常话语，两者的对立展开了两种相反的话语现实。鲁迅通过“狂人”的叙述，把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启蒙思想带了出来。“狂人”与周遭的格格不入，有被“吃”掉的危险，暗示的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为了不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兼并，就必须和它划清界限，甚至是变成一种极端对立的形态。鲁迅正是运用了这种矛盾而危险的叙述策略，刻意地造成话语和现实的分裂与冲突，然而却产生了妙不可言的效果。每每重读这篇仅7000字左右的小说，体会着小序的文言与日记的白话之间的激烈冲突，仿佛感受到鲁迅在那个时代的对“失语”的焦虑。他希望找到一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思考的声音，渴望通过“呐喊”打破沉默，颠覆传统的旧文学。所以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狂人”作为叙述者，因为正常人会按照现有的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而“狂人”却与常规的思维脱轨，能够摆脱统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压抑。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选择“狂人”，因为只有他的思维，才是真正独立、自由、纯粹的。这种创新的语言模式，同时也是鲁迅对现实思考的一种创新的思维模式的开端。

读过《红楼梦》的人，看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这句话很容易联想起曹雪芹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同样的，鲁迅所说的“荒唐言”背后也是大有深意的。我们来看看《狂人日记》第一篇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15]恰恰这样一句话，已经可以完整地展现贯穿全篇的这个语言特征了。从“今天晚上”到“须十分小心”，句中的关联词是“然而”，按正常的逻辑，前后应构成转折关系，但是我们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似乎这成了一个病句。再往下看，更是摸不着头脑，“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不然”又是一个转折的连词，但是前面根本没有交代为什么要“十分小心”，这种转折也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从“今晚的月光”到“须十分小心”到“赵家的狗”，这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跳跃，几乎要令人觉得语句毫无章法可言。但就是这两个语义语境上都说不通的连词，恰是鲁迅一个精妙的语言技巧，为的是说明“狂人”的思维逻辑，正是这样“杂无伦次”。再如“狂人”想到“他们”是希望自己“自戕”而死的时候，“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16]由 “海乙那”想到“赵家的狗”，并且“早已接洽”，已是十分之“荒唐”，然而和那个“眼看着地”的“老头子”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刻意为之的错杂语句，在这篇小说中比比皆是，鲁迅正是通过这样的反语法、反逻辑的语言模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出“狂人”这个独特的典型。

2、虚词、实词的灵活运用
这是“鲁迅式”文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鲁迅对小说语言虚词和实词的巧妙运用，使两者相得益彰，对小说主旨的体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语言使用中，实词承担表达语义的作用，而虚词往往只是发挥附加意义的辅助作用，甚至不直接表义。但是虚词用得好，可以使语言更具可读性，并产生无可替代的修辞效果。鲁迅小说中虚词使用的频率之高，密度之大，十分惹眼，是其语言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黑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

“也”、“不再”、“只是”、“直到”、“才”5 个连词毫不“吝啬”地用在一个句子里，将祥林嫂心灵受到毁灭性打击，失魂落魄到僵化状态的情景突现出来，“不但”、“连”、“而且”3个连词使文意层层递进，极大地加强了语言负载。“即使”、“虽”、“也”与“不独”的搭配，是典型的“鲁迅式”的独创。一系列虚词的独特组合、频繁使用，使对祥林嫂的描绘显得深厚浓重，沉实有力。

又如《阿Q正传》中，“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 [18]这两个“然而”，惟妙惟肖地形容出阿Q思想的矛盾百出、荒诞可笑，显示了阿Q精神上浅陋鄙薄的深刻戏剧性。“然而”这个副词，在《孤独者》中运用得更为独到。魏连殳信中前半部连续用了六个“然而”，“然而要活下去”，“然而就活下去么？”“然而我还有所为……”“然而现在是没有了……”“然而现在是没有了……”“然而我胜利了”，这密集的转折，表现出小说中人物心理巨大的冲突和深深的痛苦，灵魂在绝望中挣扎，虽是虚词，却令人读到沉重，不愧为语言运用的典范。

在《阿Q正传》中，鲁迅多次用到了“似乎”、“仿佛”、“大约”这几个词。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
这些转折连词的使用，烘托出阿Q迟钝、麻木、愚昧、蠢笨的低劣性格，尤其是阿Q对人生的理解，只是“大约”如何如何，将阿Q的浑浑噩噩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当精妙到了极点。
鲁迅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词的锤炼。首先是动词的巧妙运用、涵义丰富。小说《药》中一处动词的运用，可谓最具代表性。“（康大叔）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 。

]这里描写康大叔的动作，用了：抢、扯、裹、塞，都是一字不可易的。康大叔急于把华老栓的钱装自己腰包里，所以动作很快，“抢、扯、裹”一系列动作连贯而迅速，更加突出康大叔的贪婪与凶恶；而华老栓迷信胆怯，心里有鬼，甚至有点不敢接过人血馒头，康大叔又怕他反悔，所以直接“塞”给了他。生动形象的动作描写，令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分外清晰，更加容易把握住小说的脉络乃至主旨。再如《故乡》中的“……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21] “横着”二字，把萧索的场景一下子突现出来了，并且感觉那一幅画绵延在眼前，心底却是沉重。《阿Q正传》里“太爷一见，满脸溅朱”，活脱脱地把一个满脸涨红、情绪暴怒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件小事》中：“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22] “榨”强调被动、不得已的尴尬、窘迫之态。《祝福》中：“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23] “剩”，表明了主人的冷漠，同时又包含“我”感受到被冷落后的的寂寞和无聊、压力和不安。《孤独者》中“……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离婚》中“……不知咋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24] “堆”本来是用来对物的，而“懒散骄傲”的身体，用堆来形容，使人物的动作更加具有一种可视化的效果；而“摆不整齐”用来形容人物的心境不宁和思绪的混乱，真可谓神来之笔。其次是形容词的活用。如小说《社戏》中，“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胖”和“朦胧”在这里都是形容词用作动词，这种活用，使得对人物和景色的描摹具有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读者而言，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阅读感受。“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描写台上的演员，不以常规的写法，只用一个写色彩的词“红红绿绿”来借代，简洁明了、别具一格。

三、遣词造句的个性化
鲁迅小说中的语言，常常能使读者觉得新奇而独特，涵义丰富又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是鲁迅小说语言运用独创性的一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他在遣词造句上的个性化。这样的特点，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中尤为突出：

1、“不相能”。
小说中，统治集团由三大家族组成：举人老爷、赵太爷、钱洋鬼子。作者在写及三大家族之间关系时，两次强调了“不相能”。一次是写举人老爷把箱子寄存于赵太爷家，人们议论纷纷时，作者说：“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一次是写赵秀才得到革命党进城消息后，找钱洋鬼子商量如何革命时说“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在这两次叙述中，作者不但都强调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相能”，且分别加上了“素”、“历来”进行强调，这两个词用来修饰“不相能”是如此精妙。稍做分析，我们便能体会到作者的用意：①告诉读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从“不相能”到“共患难”，只是因为共同利益的驱使，其矛盾本质上不可调和；②启发革命者，要战胜统治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联合最广泛的群众力量。

2、“革过一革”。
或许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竟而感觉有点别扭，但是仔细体会之后，却发现实在是妙不可言。联想一下，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别人问有没有读过一本书，答“读过一读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考虑过，回答“想过一想的”；或者问周末的仪式去不去参加，说“去还是要去一去的”。很明显，这种常用句式所表达的意味是大抵接触过、事实上不怎么了解；或者是即便做过了，也是随便做一下，很敷衍地做一下。鲁迅通过老尼姑之口说出“革过一革”，十分独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假洋鬼子”一流，是形式主义的革命，是假革命。

3、“拍，吧~~~~！”
这两个原本不是象声词的字，恰在小说中成了最凝炼而又精辟的象声词。
“拍，吧~~~~！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Q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那人转弯，阿Q也转弯，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这是未庄人心惶惶，对“造反”一事“吃不准”之时。原本或许可以直接描写是什么人抢了赵家，什么装束，什么行径，是不是革命党？但鲁迅的高明之处，只用“拍，吧”两字引入，继而借阿Q的“格外胆大”，并且“细细的听”，又“细细的看”，才知道“似乎有些嚷嚷”，“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这样的处理，没有繁琐的叙述，却能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并且仿佛依稀的看到了未庄正在发生的“革命”。“拍，吧”这般精辟的用词，除鲁迅外确无第二人。“拍”这个词，在《幸福的家庭》中也出现过一次，小说中仅用一个字，并且是通过主人公的“经验”告诉读者是“主妇的手掌打在他们的三岁的女儿头上的声音”，这是对故事情节的交待手法的一种绝对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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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写作如何描写人物语言

小说写作中的人物语言，即是特定人物的特定场景心态意识和应对思绪的语词流动。作者通过场景设定和情绪思绪的给予，调动社会经验的储存积累，加上想象，对其进行艺术表现，以刻画出符合人物内心和场景情绪的话语，这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描写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