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小说人物形象

Ⅰ 请教一下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的人物形象分析 急！！！！！

小说第一第二部分，小说以平实、质朴的语言讲述李顺大解放前不幸的遭遇，虽然也不乏灵动的幽默。造房子是李顺大的人生重要目的，所以“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对农民心目的共产主义进行善意、温和的讽刺。李顺大一家近乎苛刻般的节俭持家，虽有些许夸张，却比较符合中国农民的思想实际，而高晓声对于李顺大的性格刻画无疑是善意的、温情的。可是从文章的第三部分开始，也就是李顺大“跨进了1958年”，坐着忽然从这里开始淋漓尽致地讽刺。“有一夜李顺大一觉醒来，忽然听说天下已经大同，再不分你的我的了。”李顺大自玩味，捐出心血换来的建筑材料，却不料结果是：“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坐着的笔头俨然只对准时代和政治，而以“没有本钱玩下去”的调侃句子来描述政治事件，叙述笔调一转而为玩世不恭，故意消解一切郑重其事的叙述。小说让我们感觉到了农民李顺大成了知识分子高晓声的化身，在小说中表示了对生活的不满。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的叙述笔调在文本前后呈现出相去甚远的区别。这似乎表明他对农民“国民性”批判的立意尚有些犹豫不定，以至于最后李顺大成了知识分子和农民身份的合成体，从而作者借此表达对时代的悲叹和无奈。
【高晓声笔下中国农民的性格特点】课本上的评论体现了他们的性格特点。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她们是一些善于动手不善动口的人，善于劳动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她们最善良务实。他们把根子深埋在现实之中，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
【从人性上深入探讨】李顺大造屋终于成功了吗？从故事的结尾看，造屋是万事皆备了，甚至于运砖头的“东风”、贿赂之用的香烟，也借到了，看来房子迟早会建成的。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尾——好人终有好报。但是作者却使李顺大的心灵并不快乐，反而因贿赂的事不安起来——“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想起这件事，总要骂自己说：‘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初看此文时，觉得作者毕竟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所以在故事的结尾也免不了劝人要做好人，然而有了这点说教后，反而减弱了整个小说的反讽力量。但后来重读时却又有一种不同的感受，觉得这个结局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就这个故事的情况而言，为了造屋，就必须学“乖”一点——不要做傻瓜式的好人——也必须学会贿赂和走后门，李顺大领悟到这套逻辑，还是学“乖”了，所以他心灵上的不安，虽可以说是“好人”的回光返照，但身处此境，又如何能做毫无瑕疵的好人？李顺大言行中尚且烙印着阿Q式的农民痕迹，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造屋的失败或许是李顺大自己所造成的呢?
【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李顺大为什么要造屋，是不是跟传统有关，或许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个角度去赏析文章。
奴性、劣根性的表现：受害 ←→ 施害
↓ ↓
人害（祸） 于己（猪舍、住监狱）
【总结】文学不仅是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这中两分法太过于肤浅，文学应该更深一层去探讨人性——然而在探讨的过程中，不必带有过分伤感或乐观式的人道主义，也不应该完全为“现实”本身所控制，应该具有一种对现实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的艺术观察力，从而批判现实，发人深省。这篇文章，为后来的文学开创了一条道路。

Ⅱ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高晓声檀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练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高晓声的语言风格具有独特的韵味。

那些立足乡土，在民间味道十足里有些许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别样的意蕴。一些研究者从小说本体艺术角度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讨，如浩岭《时代精神与个性心理—高晓声农村小说艺术浅论》。钱中文先生则提出的“高晓声文体”。

钱中文认为高晓声的文章使用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江南土话。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机盎然，并提出“细节小说”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晓声小说中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而实现的富于幽默感的语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涉猎了高晓声小说中的第三人称的叙事风格，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现的方式等。如范准《论高晓声小说的幽默风格》、刘立波《论高晓声的幽默艺术》、朱青《高晓声的语调—读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这些对语言与创作手法的研究和把握切脉较准，对于高晓声的语言风格与创作手法进行的梳理还是比较到位的。

Ⅲ 高晓声的人物经历

高晓声（1928—1999）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农民家庭。从小酷爱文学，受古典名著熏陶。中学时代因经济原因曾三次中断学业。
1947年高中毕业，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 。
1949年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任编辑。
1951年发表小说《收田财》，接受文学家直接指导的创作训练。
1953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撰写锡剧剧本《走上新路》（与叶至诚合作）并获奖。
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为背景的小说《解约》（《文艺月报》1954年2期）引起文坛注意。
1957年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江苏青年文艺工作者发起“探索者”文学社团，起草《“探索者”文学月刊启事》。同年6月发表了把宣言具体化的探索小说《不幸》，受到批判，被划成右派，遣送武进农村“劳动改造”。
1962年又重新创作，“文革”期间在农村劳动。

Ⅳ 高晓声的人物评价

高晓声擅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练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上城”为其生活带来转机，“包产”使他找到归宿，“出国”则标志着他走向成熟。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被视为是农村题材反思、改革小说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集和选集30部。部分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种文字有专集。
王启凡、宿丰等研究者认为，高晓声的乡土小说切入民族文化、人性的核心，对建国后党的农村政策、农民的生活道路重新审视，阐述了农民曲折命运的根源，在不断的深思中体会高晓声特有的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高晓声以陈奂生形象为主，沿着时间的河流前行，写出了“上城”、“包产”、“出国”等一系列故事，这种“系列”小说作为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谢海泉在《高晓声系列小说艺术探略》中分析了这种“系列”小说的特点及其美学风貌，他认为“跟着这个人走一个长时期”暗合着对人的个性发展的长时间的过程。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人物性格的‘认识论’，同时也充实了表现性格的‘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结构美’，不单是在某一个单篇之内，更重要的是在各个单篇之间，在‘篇意前后摩荡’的艺术整体中，他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算术之和”。高晓声的语言风格具有独特的韵味。那些立足乡土，在民间味道十足里有些许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别样的意蕴。一些研究者从小说本体艺术角度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讨，如浩岭《时代精神与个性心理—高晓声农村小说艺术浅论》。钱中文先生则提出的“高晓声文体”。钱中文认为高晓声的文章使用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江南土话。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机盎然，并提出“细节小说”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晓声小说中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而实现的富于幽默感的语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涉猎了高晓声小说中的第三人称的叙事风格，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现的方式等。如范准《论高晓声小说的幽默风格》、刘立波《论高晓声的幽默艺术》、朱青《高晓声的语调—读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这些对语言与创作手法的研究和把握切脉较准，对于高晓声的语言风格与创作手法进行的梳理还是比较到位的。

Ⅳ 高小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是个什么形象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

此乃借鉴....

概括的说：陈奂生终日劳碌，半生清苦；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来运转，受宠若惊；眼花缭乱，呆头木脑；不暗世道，白白自讨羞辱，但随即又自抬身价。他是新时期勤劳善良，希望过好生活，但又愚昧麻木、观念落后的农民的典型。

《陈奂生上城》是“陈奂生系列”中最具特色、最能体现高晓声小说创作艺术风格的作品。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陈奂生的艺术形象。作品以8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背景，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社会历史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及惟妙惟肖的心理变化。

陈奂生由“漏斗户”到有余粮做买卖，这对长期处于贫困生活者来说，不啻享受一次重获生命的喜悦，他不仅满意，而且“满意透了”。这“满意”中的喜悦却含有辛酸。“过惯苦日子”的陈奂生没有任何“非分”的要求，只希望在吃饱之外，能赚几个活线，买上一顶御寒的帽子，于是，他一改往日的愁容，正“悠悠然上城来”。

勤劳质朴、憨厚诚实的陈奂生万万没有想到，进城的第二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当他回忆起县委书记吴遥扶他看病，送进招待所的一些事情时，他“听见自己的心扑腾跳得比打钟还响”，受宠若惊地流下了“热辣辣的眼泪”。而当他用怯怯的目光开始“打量这住的地方”，顿时一种自卑、惶恐的心态占据了一切。他发现自己与这房间不相称。他谨小慎微，既感到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又怕弄脏被子、损坏沙发，于是，出现了可怜又可笑的举动：睡在床上缩成一团，生怕弄脏了被子；下了床不敢穿鞋，生怕踩脏了地板；走近沙发不敢坐下，生怕坐瘪了……
这是由于长期的贫困和生活天地的狭窄。使陈奂生变得愚昧无知。面对“天堂般”的房间他犹如刘姥姥初次走进大观园，出尽了洋相。

但当陈奂生付出五元钱后，心理失去了平衡，一种破坏欲，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先是用脚跳沙发，不脱鞋钻进被窝，心一横，又“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在破坏欲的发泄中获得自我安慰，后是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谁坐过吴书记的车？谁又住过一晚五元钱的招待所？陈奂生心想有了在村人面前炫耀的“第一”。虽然花去五元钱让人心疼，但这“第一”却让陈奂生在精神满足中悠悠然起来。从这些愚笨的发泄和精神胜利法中我们痛心地看到特定时代农民身上的庸俗和愚昧，也看到他们的悲哀。

当陈奂生“忿忿然”地发泄之后，却仍是有些闷闷不乐，因为想到无法向老婆交待，他又陷入了苦恼之中。可他马上又想到，回家后可以将在城里发生的一切讲给全村人听，想着想着，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种喜悦，使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提高了，原来那种不愉快的心情霎时烟消云散，于是，“他愉快地划着脚步，像一阵轻风荡到了家。”

果然，从此以后，“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也另眼相看。他开始神气起来，做事比以前有劲多了。他认为，五元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地位的提高，他感到“这五元钱花得值透了”。经济上的损失又由精神上的自得弥补了。
陈奂生的悲与喜，使我们看到特殊时代农民的双重性格；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陈奂生使我们发笑，但在笑中又感到心酸与悲愁。

Ⅵ 论述：结合《陈奂生上城》，分析陈奂生系列形象及其意义，论述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思想艺术特色

作品把视野非常狭隘的农民与城市文明联系了起来，把刚刚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置于县招待所高级房间里，也就是置于高档次的物质文明环境里，以此观照陈奂生。这样，农民的境况就得到了辨证的表现：温饱问题是初步解决了，但是生活水平毕竟还是很低很低；农民的灵魂也被深刻地解剖出来：农民的素质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这样辨证地表现新时期初期的农民，有助于我们增强认识，中国要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很长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已经初步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Ⅶ 分析赵树理,高晓声和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的变迁

鲁迅
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鲁迅失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在总结其教训的过程中，把对现状批判的“哀其不幸”与对以农民为主的国民的不觉悟的“怒其不争”结为一体，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深刻命题。他希望来一场改造国人灵魂，唤醒国人觉悟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运动。在《呐喊》、《彷徨》有关农村的艺术世界中，鲁迅以最诚挚厚重的感情注视着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代农民，同情他们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下悲惨贫困的生活，肯定他们质朴耐劳等美好品质，理解他们潜藏的革命愿望。然而，他以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关注着的，是农民在封建思想长期、广泛影响下所形成的精神固疾。《风波》通过辫子去留的风波，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经济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总之，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晓声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历时10余年，横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主人公陈奂生之生存状态的跟踪式描绘，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3]恰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4]在以文学为时代立传时，高晓声与赵树理所取之散点透视的方式不同，选取了追踪式反映这一模式，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的纵深感。
赵树理
赵树理有感于在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动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当他拿起笔来描写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农村的时候，便把满腔热情倾注在有了阶级的自觉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农民群众身上。他关心他们的斗争，歌颂他们在新生政权支持下的翻身解放。《小二黑结婚》写在新的时代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恋爱自由获得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正面描写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歌颂李有才为代表的农民在党领导下的成长。《李 家庄的变迁》展示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的艰难历程。《田寡妇看瓜》、《传家宝》、《邪不压正》等等，也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展现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紧密结合时代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农民群众推翻地主统治的斗争、当家作主的信心和自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

Ⅷ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的人物形象是

• 《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的作品。
  

• 小说讲述李顺大，陈家村的一个穷苦人，身世当然非常凄苦。解放以后，分了土地，但没有房子，所以，他下定决心，把造三间屋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这样看似简单的目标，要他用近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951年土地改革，李顺大28岁，立愿以“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终于在1957年底，买到了能够造三间屋的砖瓦材料，但他万没有想到的是，1958年全部归公。1962年至1965年，李顺大攒够了217元，是他预算的造屋费用，却被文革运动中一个腰插手枪、手举“红宝书”的造反派头头，全部抢去。1977年，在新走马上任的老书记的帮助下，李顺大圆了造屋梦。
  
  

• 高晓声（1928——1999年），江苏武进人。50年代开始创作，已出版《李顺大造屋》、《七九小说集》、《高晓声八一小说集》、《陈奂生》、《觅》、《新娘没有来》等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
  
  

• 1934年9月至1949年5月，先后就读于武进郑陆桥小学，江阴澄西中学，武进鉴明中学，上海江湾私立上海法学院经济学系。1949年6月赴无锡惠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50年5月至1952年6月，在苏南文联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1952年7月至1957年4月，先后在苏南文化局和江苏省文化局任文化科员；1957年5月，进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专事文学创作。 1957年6月，因参与筹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同年12月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遭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处理回原籍武进农村老家。“文革” 中又受冲击和审查。直到1979年4月，彻底甄别、平反，并于11月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组重新从事文学创作。高晓声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和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组组长，是江苏最早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作家之一。 1999年7月6日晨6时30分，高晓声因患肺性脑病在无锡逝世，享年71岁。
  
  

• 高晓声檀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练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上城”为其生活带来转机，“包产”使他找到归宿，“出国”则标志着他走向成熟。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被视为是农村题材反思、改革小说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集和选集30部。部分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种文字有专集。

Ⅸ 高晓声小说反映农民命运的深刻意义是什么

，高晓声的乡土小说切入民族文化、人性的核心，对建国后党的农村政策、农民的生活道路重新审视，阐述了农民曲折命运的根源，在不断的深思中体会高晓声特有的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高晓声以陈奂生形象为主，沿着时间的河流前行，写出了“上城”、“包产”、“出国”等一系列故事，这种“系列”小说作为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谢海泉在《高晓声系列小说艺术探略》中分析了这种“系列”小说的特点及其美学风貌，他认为“跟着这个人走一个长时期”暗合着对人的个性发展的长时间的过程。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人物性格的‘认识论’，同时也充实了表现性格的‘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结构美’，不单是在某一个单篇之内，更重要的是在各个单篇之间，在‘篇意前后摩荡’的艺术整体中，他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算术之和”。高晓声的语言风格具有独特的韵味。那些立足乡土，在民间味道十足里有些许的辛酸和幽默富有别样的意蕴。一些研究者从小说本体艺术角度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讨，如浩岭《时代精神与个性心理—高晓声农村小说艺术浅论》。钱中文先生则提出的“高晓声文体”。钱中文认为高晓声的文章使用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江南土话。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域色彩，生机盎然，并提出“细节小说”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就高晓声小说中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而实现的富于幽默感的语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涉猎了高晓声小说中的第三人称的叙事风格，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使用直接呈现的方式等

Ⅹ 高晓声的小说创作中最具影响的人物典型是谁

陈奂生。
陈奂生上城的背景就是“自由市场开放了”、农民“囤里有米、橱里有衣”的时候，物质生活改善了。卖油绳的目的是“赚几个活钱买零碎”“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他相信生活还会越来越好，他竟“满意透了”“总算像家人家了”，可让他自卑和不满的是，对着别人，“实在是无可说”，什么也说不好，一说就要被人家笑，所以“他渴望过精神生活”，然而他的精神要求是极低的，他的新追求是“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