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农民》的赏析人物形象的分析
尼古拉和奥莉加夫妇
他们两口子是莫斯科“北漂”，也是处于莫斯科底层的平民回。尼古拉答在一家旅馆做仆役，奥莉加当女仆。由于长期“北漂”，适应了大都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认定自己就是莫斯科人了。所以当他们回到真正的故乡茹科沃时，才发现自己彻底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了。在他们心里，莫斯科就代表着文明社会和上流人士。殊不知， 对莫斯科来说，像他们这样的外地打工者多的是，他们只是夹心人，莫斯科从来不缺外地劳动力，他们走了，还会有新人来顶上，就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少了谁，莫斯科都照样是莫斯科。
奥莉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口头禅就是“算了算了”和“忍一忍”，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福音书。这些细节贯穿于她言行始终。从奥莉加这个人物身上，看得出契科夫对宗教本质的深刻反思。
2. 戴假面具的人契科夫,人物的塑造用了什么方法
摘要 《戴假面具的人》通过契诃夫戏剧文本中的矛盾冲突、行动和台词三个方面，分析契诃夫对人物刻画的方法。
3.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特点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的契诃夫：其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富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其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朴素、自然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因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4. 急求契科夫短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简析
别里科夫的形象（何祖健）
《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此时，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沙皇当局便以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此时的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高尔基《海燕》中所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与企鹅。《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与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
综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综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装在套子里的人》除了具有契诃夫一般短篇小说的客观、含蓄、简练、朴素及幽默、讽刺的风格外，还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将别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猎人月下闲谈的大故事中进行叙述，这种形式，不仅使内容更真实，也使结构更加紧凑。
推荐2篇《套中人》《变色龙》，建议在网络上查，网络上都有人物赏析
5.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人物分析
和读后感差不多,分析写作背景,写法,人物性格.
6. 契科夫短篇小说精选人物简析
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奥丘梅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专他的属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低俗。
7. 契科夫短篇小说的特点
1、短片小说特点
（一）朴素、自然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困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2、人物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8. 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以下则是契诃夫生平的相关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9. 契诃夫小说的一个人物浅析
别里科夫
《套中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此时，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沙皇当局便以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此时的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高尔基《海燕》中所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与企鹅。《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与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
综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综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期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套中人》除了具有契诃夫一般短篇小说的客观、含蓄、简练、朴素及幽默、讽刺的风格外，还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将别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猎人月下闲谈的大故事中进行叙述，这种形式，不仅使内容更真实，也使结构更加紧凑。
奥楚蔑洛夫
奥楚蔑洛夫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写的小说《变色龙》中的人物。
小说通过描写这个沙皇政权的走狗警官的5次变化、6次对待狗和首饰匠赫留金的态度来反映出奥楚蔑洛夫媚上欺下、趋炎附势的性格特征，同时揭露了沙皇政府的黑暗统治。
官气在他身上发挥得登峰造极，奴性亦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处理街头发生的一件小狗咬伤首饰匠赫留金的小事，他兴师动众。命令他的助手也叶尔德林“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在得知狗是将军家的时候，他官气十足，发誓要早晚要收拾赫留金。一提起将军，他整个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反复申述， “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摇尾乞怜之态活灵活现。而刚才被他一顿恶损的下贱胚子的畜牲小狗立即“怪不错的……挺伶俐”，他不惜放低警官的姿态，讨好小狗，昵称它为“小坏蛋”，夸赞其是“好一条小狗”。
披一张狗皮——新的军大衣，这是他威风八面、张牙舞爪的道具，也是他出尔反尔、荒诞滑稽的遮羞布。他披着军大衣登场，裹紧军大衣谢幕，一穿一脱，滑稽可笑。
他是一条疯狗。狼心狗肺的他把法律当儿戏，视民生为草芥，导演了一出闹剧。在他心目中，法律非准绳，事实非根据。“打狗就看主人面”。他断案的唯一依据是：狗的主人是谁。既能道貌岸然地说：“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又能故弄玄虚地问：“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
奥楚蔑洛夫集飞扬跋扈与殷勤谄媚于一身，在善于变色上，他堪称一绝。在光天化日之下五次变色，警官的威严，人的尊严，一再退色。但每一次变色都有规律可循：媚上欺下，讨好将军。其变术到了随心所欲，纯熟无比的境地。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智，让人叹服。其廉耻之心之沦丧，令人发指。
在为官为人上，他是可怜虫。奥楚蔑洛夫断案过程中忽冷忽热的感觉，昧着良心的判决，让我们看到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卑劣委琐的内心世界。在无意冒犯了将军后，这个小公务员悻悻而去了，但其内心的深度恐慌，不难想象。其下场的未知，让这个荒诞的故事充满耐人寻味的悲哀。
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沙皇统治的忠实卫道士，面对一只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的白毛小猎狗，出尽洋相，可笑又可悲。像他这样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走狗、奴才，是沙皇腐败统治的产物，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变色龙的两面派本质，是沙皇专制政府的虚伪和专横的集中表现。作者用尖锐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这些走狗奴才的丑态和肮脏的灵魂，用以揭示沙皇统治的腐败黑暗。这正是作者塑造“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