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小说人物关系

1. 《灵与肉》黄菊花结局是什么

《灵与肉》中黄菊花的结局是自杀了，在本剧中，黄菊花听闻暗恋已久的许灵均要与别人结婚，情绪一触即发，爱而不得终抹灭她最后的希望。菊花在与曹场长告别后，试图用白酒自焚与许灵均殉情，最终独自一人走向极端，在火海中高唱《映山红》，结束了黄菊花的人生。

本片中的黄菊花是一个有点疯癫的女孩，每天笑嘻嘻的，可是发起病来又十分可怕。黄菊花喜欢许灵均，不顾一切去向他示爱，因为她是革命烈士的遗孤，还被曹副场长收养，所以场部里没人敢惹她。

《灵与肉》简介。

《灵与肉》讲述了新中国诞生前夕，身为资本家的父亲抛弃了11岁的许灵均前往美国。60年代初因父亲是资本家而被错划成右派的许灵均下放贺兰山农场七队劳动改造，并与美丽善良的李秀芝结为夫妻。

在长达20年面对各种不公境遇的情况下，许灵均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将一批农村孩子培养成艺术人才，并影响了淳朴善良的七队职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灵均调回银川从事文化研究工作，为了证明文化的价值，许灵均成立影视公司，开发镇北堡，将其建成全国闻名的电影外景地，用文化的力量带领农场职工共同致富的故事。

2. 浮士德人物形象分析

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在这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二元对立给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的内在的严重矛盾。在《浮士德》中，这一矛盾贯穿了主人公的毕生的追求，体现为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和他与靡非斯特的冲突的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3. 浮士德人物形象分析

《浮士德》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同为欧洲的四大名著。

《浮士德》是歌德根据16世纪一个民间传说写成的诗体悲剧，它花费了60多年的时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全书长达一万两千余行诗句，分上下两部；它描写了主人公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而在民间传说的长期流传和欧洲作家的反复加工过程中，浮士德这一形象凝结沉淀了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欧洲和德国民族广袤深厚大社会心理，其内核是对“历史之谜”期望作出解答的德国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他对自己生命本真和意义的自我意识，也就表现为分—裂已是：至于型、情欲与理性、人性与神性都处于剧烈的搏斗与奋争中，对意识的分—裂和二元化的体验使他充满了苦恼：“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是互相分道扬镳。”浮士德的灵魂虽然在梅菲斯特的引诱下沦落，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沦落，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斗争与矛盾，这也就是善与恶、灵与肉的不断斗争与冲突。

《浮士德》带有歌德的自传色彩，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融合进了歌德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而且这部作品诞生和贯穿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或多或少的带有那个特定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共性。18、19世纪是一个多元化文化凸现，封建主义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换时期，人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都正处在一个重新建构的重要时期，人性中的善良与丑恶的因子就在不断的斗争与撕裂状态下。而《浮士德》中的上帝正是代表了人性中善良正义的一方，而魔鬼梅菲斯特却恰恰处于对立面，是丑恶与罪恶的化身。浮士德这一人物就是“人”的代表，代表着整个人类，而他一生的结局就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浮士德那种超人的智慧和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精神。这就是人性中的一种积极肯定、向善的精神，尤其是作为人类追求意识的体现者而出现的。但是，为了凸现他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歌德运用了辩证法的论证，浮士德这种对生活的肯定，真理的探求都是通过对错误的不断否定来实现的。而作为人类的代表他又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体，有着灵与肉，理想与现实实践的冲突，追求的古典美与现代社会现实的不协调性，因而由于人格中的弱点而被魔鬼梅菲斯特利用引诱而屡犯错误，屡陷迷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堕落，完全沦落，而是处在一个不断的斗争中，这善与恶这两种思想正是在他的意志与占据控制心灵力量的大小而此消彼长不断变化，导致了他的行为的不断变换与痛苦抉择。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心灵革命与社会实践，感官之爱与艺术之美，共组一种平衡的生命观照。它们共同驱使冀望超越自己的人迈向善。而最终，绝对完美的善，却是在上帝手中，要透过上帝的恩宠才能获得。这是获救的真义。浮士德没有忘记自己的恪守的原则和他人性的本真内在本性，使得他有着战胜诱—惑的力量，去恶向善，排除欲的干扰，最后在理想国的实现下攀升进灵的境界，在此突出了人性中的理性力量和向善性的巨大作用。他的灵魂未被梅菲斯特所带走，而是在上帝的天使带领下进入天堂。这也就代表着善良最终仍然战胜了邪—恶与丑陋。

浮士德在带领群众改造自然，兴建海边乐园的壮举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智慧的最后结论，也领悟到了理想的人生：“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他的热爱自由，积极进取，努力创造，乐观向上的精神得到了上帝的垂青，尽管曾经因为被引诱而犯错，但是上帝善待那些去恶向善的人，怜悯并接纳他们。而且他的一生的奋斗也证明了上帝的话，人在努力时尽管难免迷误，但是会返归正道，由迷混不清进入澄明之境。

正如在《歌德谈话录》中说的：“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道德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不是人类沉思的产物，而是天生的内在的美好性格。它多多少少是一般人类生来就有的，但是在少数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的心灵里大道很高的水准，这些人通过伟大事业或为大学说显现他们的神圣天性，然后以这种天性所展示的美赢得人们的热爱，强有力的因达人们敬重和效法。”“对道德的美与善的价值的知觉可以通过经验和智慧获得，因为丑恶已经证明自身是个人和集体幸福的破坏者，而高尚正直则是产生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因此，道德美便得以成为教义，作为一种明白表述的道理在所有民族中传播开来。”

《瓦尔普吉斯之夜》这一场中是在玛干泪接连遭遇误杀母亲，哥哥被杀，自己疯癫，私生子被自己溺死而被判死刑，囚在牢狱这样的背景中进行的，但是尽管最初浮士德受到魔鬼的诱—惑而赴宴，而且他对群魔夜会上放纵无度的淫欲有所追求，但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经过了灵与肉的冲突，善与恶的斗争，欲望与道德的矛盾，唤醒了他对春天的感应，从溪流中谛听到“亲切的爱的呻吟”，在群魔乱舞中爆发对玛干泪的思念和不安。而在明白了她的处境之后，就愤怒的指斥梅菲斯特“我为了这个唯一的姑娘的苦难就觉得痛彻骨髓，而你却无动于衷地对千万人的命运狞笑！”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潜意识的道德里是善良的，有良知的，但是在魔鬼的作用下却往往是不容乐观的。后来还有出于对情敌的妒嫉，使得帕里斯的精灵爆炸；为占有海伦，他用武力驱逐她的丈夫；为创建海边王国，他以人为畜，死人无数，最后导致了不愿迁居的老夫妇的死亡，尽管他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永恒的爱”和“崇高的灵的境界”和实现“在自由的土地上居住着自由的国民”的社会理想。彩虹般的人生中本来就存在着人类感情的多层面结构这种”多声”现象，正如俄—国著名作家格林卡在其《札记》中所说：“生活中一切都是对位的，也即互相矛盾的。”而歌德也发现自己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泛神论者；作为自然研究家，他是多神论者；作为有道德的人，他倾向于相信一种神性的人格。这样对于浮士德的这种矛盾性格的塑造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善恶冲突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带上了时代的色彩和意义，价值观念的尚未成熟，多种价值取向共存，没落的封建势力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斗争与冲突等等，这些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浮士德的尸体最后是在上帝派出的天使们抬向了天国，得到了光明，使得上帝获得了胜利，这就要归功于他的乐观向善，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人格精神，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胜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小世界到社会，理想的大世界，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正如歌德所说的“他不是让人固定在特性中，而是让人在内在的法则中看到心灵生活的统一性，这种法则把这种统一性的各个生活瞬间结合在一起，好似结合成它的存在的旋律。”这让我们对付使得这个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摧残桂冠的人物形象的内在性格和人性有力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我们不禁要说：“歌德是美的作家，如同拉斐尔是美的画家，莫扎特是美的音乐家。”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在这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二元对立给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的内在的严重矛盾。在《浮士德》中，这一矛盾贯穿了主人公的毕生的追求，体现为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和他与靡非斯特的冲突的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4. 我想请问，在文学心理学的角度如何评论米兰.昆德拉的《搭车游戏》和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

1. 存在即合理—《搭车游戏》的阅读体验

一、探索“存在”的主题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作家，他曾是共产党，当过大学教授，身为“布拉格之春”的参预者，也是苏军入侵之后的受害者久以来使用的则是使用法语写作的流亡作家的身份。他读胡塞尔，信海德格尔，珍视以塞万提斯为代表的欧洲小说遗产，推崇以布洛赫、卡夫卡、贡布洛维奇和穆齐尔为代表的中欧文学系统。这样阅读视野与文学倾向决定了他的小说的内容，使“存在”成为他创作的出发和归宿。

他认为：小说是对于“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的使命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他甚至视其为小说的“美”与“唯一道德”。他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存在，就是世界中。”[1]而《搭车游戏》这是一部探讨“存在的被遗忘”的作品。我们看着纯洁、羞涩的姑娘一步步抛弃羞怯，成为了一个放浪的“荡妇”，并且从中得到了深深的自由的快感。

“她常常渴望能像周围大多数女人那样大方和轻松。她甚至还进修了一门建立自信的专门课程：她不断地说服自己每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都是无数躯体中的一个，就像在大饭店无数房间中分配给你一个房间一样。总之每个人都是一种偶然的存在，他只是一种现成的被借用的物件。话是这样说，可她就是不能真正去体验它。对她来说理念和肉体总是两层皮”。[2]我们在故事的最初看到姑娘为了“大方”和“放松”所作的努力是那么的无力，使得“她”充满了“无奈感”，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理念”与“肉体”合而为一。但是，当游戏不断进行，她却开始渐渐乐在其中了，“她欣欣然用这种字眼使小伙子目瞪口呆，他从未听她这样说过，尽管不是什么罪过。其实她也不是故意的，问题出在打情骂俏的轻浮言词，并不是她天生淫荡。是的，她沾沾自喜，还有些飘飘然。演戏演得弄假成真，这使她有一种迄今从未有过的感觉：逍遥自在，毫无负担。”是的，她顺理成章的吐出“撒尿”这样的字眼，而毫不以为意，反而“逍遥自爱，毫无负担”。在这里，米兰·昆德拉为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被“存在的被遗忘”，即姑娘的大胆与轻佻。我们并不是在说姑娘本性淫荡，而是，正如昆德拉所说，存在不是已经发生，而是一种可能。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每当向前要迈出新的一步时，她总是踌躇迟疑，现在却突然感到完全的解脱。在所扮演的新角色中，她无须害臊，没有档案记录，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不需要负任何责任。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位姑娘，搭便车的，可以做任何事，一切都向她敞开大门。她可以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即，当这位姑娘身处一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不负责任的情境之中时，她是可以实现“大方”和“放松”的。这是游戏，此时此刻，身为“搭车女郎”的姑娘，实现了她的可能。

对于小伙子呢，也是同样的。他在姑娘放浪粗鄙的行为中得到刺激，尽管，他对眼前的女友感到陌生，甚至“恶心”，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在肉体上受到了她的吸引。进而以一种更为猥亵和下流方式加以回应，但事实上，在游戏开始时，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小伙子其实也是个正派人：“小伙子发觉在他的生活中很难有轻松的日子。他这一辈子在人生路上都是规规矩矩的。他每天的工作何止八个小时，无尽无休的会议，自修功课，男女社交应酬，等等。他的私生活所剩时间无几。”然而，后来的他似乎就不那么可爱了，“她想靠近他，而他却说：‘呆在那儿，我要好好地看个够。’现在他真地把她当成窑姐儿。可小伙子其实并未去嫖过，他仅有的关于窑姐儿的常识都是来自文学作品和道听途说。因此他转过这些念头，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黑色长统袜）在光鉴照人的钢琴顶上跳舞的样子。在这寒酸旅馆的房间里没有钢琴，只有一张盖着直纹布的小桌子依墙而立。他命令姑娘爬上去。姑娘苦苦哀求，但小伙子却说：‘我已经付过钱了。’”此刻，“他”不再是急于摆脱生存困境的青年，而是一个被愤怒冲击、被欲望诱惑的脆弱灵魂，“他”没有嫖过妓，却一副深谙欢场内幕的样子，我们不能就此判断小伙子是下流的，但是，昆德拉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看似中规中矩、善良无害的青年，也可以有被欲望驱使的可能。

二、政治与性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世界中有两点是着重表现的，一是政治，一是性爱。《搭车游戏》这部小说显然与政治没什么缘分，但是对于另外的一个昆德拉长期关注的主题，它却是可以作为典型分析的。当面对“作为一个作家，性对你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昆德拉的答案似乎有些语焉不详：“性已不是禁忌；仅是性的自白令人厌倦；劳伦斯与亨利·米勒已显得陈旧；在我的作品中，一切都以巨大的情欲场景告终。我有这样的感觉，一个肉体之爱的场景产生出一道强光，它突然揭示了人物的本质并概括了他们的生活境况……情欲场景是一个焦点，其中凝聚着故事所有的主题，置下它最深奥的秘密”。[3]在《搭车游戏》中，男女主人公当然还是乐此不疲的重复那个古老的两性间的沟通方式——性爱。

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要哗众取宠，迎合当下的某些“身体写作”的潮流，而是期待通过这种对于人类本能的讨论探究昆德拉小说的深层内构。

小说采用了情境中又创设情境的结构，即一种“戏中戏”的结构。小说展开的背景是一对男女恋人相携度过一个浪漫而美好的两周假期，然而假期的第一天，故事就开始脱离它原有的轨迹而发展了：从两个年轻人开始创设情境，玩起“搭车游戏”开始。随着游戏的不断深入，姑娘和小伙子开始渐渐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姑娘越来越沉浸于游戏之中，她投入而忠实于自己的角色；小伙子则不然，他更多地保存了观察者的身份，对于游戏，他是越来越敷衍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女友的身上看到了那些放荡的女人的令他恶心的影子，在他的眼前，两种影像相互交叠：“这些双重影像的互相显示告诉他，那一切都是姑娘的本相，她的心灵十足是个大杂烩，既有忠心也有不诚，既天真又奸诈，既贞洁又淫荡。这幅光怪陆离的影像简直像垃圾拼盘，令他作呕。双重影像仍在继续交相显现，小伙子恍然大悟，这个姑娘只是表面上和那些下流女人不同，而心底却是一样的。他早先私下对她淫性恶行的猜测都被证实了，不禁微含妒意。一向对她那种单一清晰的印象只是一种错觉，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所钟爱的那个姑娘只是他的某种愿望、思想和信念，而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真实的姑娘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陌生人，几乎不可捉摸。他恨透她了。”然而，即是在这股恨意的驱使下，“两个陌生的躯体在床上合作得天衣无缝”。这是一种脱离了情爱的交欢，对于姑娘而言，那是一个“全新的疆域”，“在这遥远的疆域，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并为此而“沾沾自喜，心里甜滋滋的”。

我们跟随着米兰·昆德拉事实上开始了他在性爱中的对“存在”的探索。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性欲”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动力，那么昆德拉为我们展现的性爱的“可能”就可能成为人类行为原动力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的维度不过三种：放纵自由；压抑约束；中庸和谐。显然，人类在不断追求的就是一种“中庸和谐”，灵与肉相合的性存在方式。而这显然是昆德拉小说一贯所要表达的主题，即一种关于“灵”与“肉”的关系——包括《搭车游戏》的男女主人公。 “她和他认识了一年，非常快乐，也许就是因为他绝不把她灵肉分离，她才能托付终生”。但是，小说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放纵自由的故事。这个缺少现实感的关于 “放纵”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性存在的“放纵自由”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的末尾，作者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悲伤现实的结尾。当一对旅途中偶遇的男女之间的故事发生在一对恋人中间时，他们将如何自处。旅途中的艳遇当然是对另一半的不忠，而当那个对不起你的人就是你最爱的人和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如何呢？整部小说都没有真实的背景，甚至男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当读者看到结尾的时候相信没有人会感触不深刻吧。我们会替女孩担心，因为我们读出了青年对她的厌恶，我们更会替这段感情担心，因为小伙子在第一时间的情绪平复后想到的是今后十三天的假期，但是感情的裂痕已经存在，它就像是一颗不定时地炸弹横亘在这对恋人的感情之中。作者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把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摆在了读者的眼前，我们自己成为勾引自己的恋人对自己不忠的“混蛋”，我们如何自处？可见即使到了末尾，米兰·昆德拉还在试图为我们提供可能，探讨“存在”。

2. 《白象似的群山》：初始境遇的呈示

《白象似的群山》堪称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经典。它写于1927年，收入海明威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小说情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美国男人同一个姑娘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火车的时候，男人设法说服姑娘去做一个小手术。是什么手术小说没有直接交代，但有经验的读者能够猜出是一次人工流产。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男人和姑娘的对话构成，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闷，姑娘就采取主动的姿态，称远处群山的轮廓在阳光下“看上去象一群白象”。但男人有些心不在焉，他只关心一个话题，就是想
劝姑娘去做手术。姑娘显得紧张和忧虑，男人就一再解释和安慰：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我以为这是最妥善的办法。但如果你本人不是真心想做，我也绝不勉强。姑娘终于急了：你再说我可要叫了。到这里小说的内在紧张达到了高峰，男人就去放旅行包等列车进站。回来时问姑娘：你觉得好些了吗？姑娘向他投来一个微笑：我觉得好极了。

小说就这样戛然而止。这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短篇小说结尾，评论家称之为“零度结尾”。和欧·亨利出人意料的戏剧化的结尾正相反，这种“零度结尾”是平平淡淡的滑过去，象结束又不象结束，把读者茫然地悬在半空。“零度结尾”的概念，可能是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那里引发出来的。所谓“写作的零度”，在罗兰·巴特眼里，是以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为代表的那种方式，即“中性的”，“非感情化”，回避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的写作方式。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结尾也有“零度”特征，不点明主题，不表示向，拒绝解释和判断，甚至不象结尾。我们不知道男人和姑娘以后会怎样，是不是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俩人是分手了，还是依旧象从前那样过着幸福生活？海明威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只是象一个摄影师，碰巧路过西班牙小站，偷拍下来一个男人和姑娘的对话，然后两个人上火车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们从哪里来？是谁？又到哪里去？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小站？海明威可能并不知道，我们读者也就无从知晓。整部小说运用的是非常典型的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恰象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绝少叙事者的干预和介入，甚至可以说非全知的叙事者知道的几乎与读者一样多。小说省略了太多的东西。包括人物的身份，故事的背景以及情节的来龙去脉。因此，想作出确凿的判断几乎是徒劳的。

评论界理解这篇小说普遍表现出一种道德主义倾向，譬贝茨就认为：“这个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对于姑娘来说，有什么东西毁了；不但她的过去，而且将来都是这样。她是吓坏了。”理查德·福特则说：“这个故事我很欣赏，因为它很现代，没有人说出‘堕胎’二字，但堕胎的感觉——失落、困惑、发呆——渗入字里行间。”又譬如小说的法国译本就把题目译成《失去的天堂》，意思是无辜的姑娘在人工流产事件中把天堂般的过去失掉了。这个过去的天堂可能指少女的纯真烂漫，也可能指过去幸福美满的好时光。但实际上，《白象似的群山》绝不是一篇道德小说，而是一篇情境化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在所有的评论中，最有眼光的是昆德拉的解读。在汉译《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花了近十页的篇幅讨论《白象似的群山》。他认为，在这个只有五页长的短篇中，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男人已婚并强迫他的情人堕胎好对付他的妻子；他是单身汉希望堕胎因为他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但是也可能这是一种无私的作法，预见到一个孩子会给姑娘带来的困难；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病得很重并害怕留下姑娘单独一人和孩子；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孩子是属于另一个已离开姑娘的男人的，姑娘想和美国男人一起生活，后者向她建议堕胎同时完全准备好
在拒绝的情况下自己承担父亲的角色。至于那姑娘呢？她可以为了情人同意堕胎；但也可能是她自己采取的主动，随着堕胎的期限临近，她失去了勇气……昆德拉的解读使小说的情节得以多重的猜想下去。而人物性格也同样有多重性：
“男人可以是敏感的，正在爱，温柔；他可以是自私，狡猾，虚伪。姑娘可以是极度敏感，细腻，并有很深的道德感；她也完全可以是任性，矫揉造作，喜欢歇斯底里发脾气。”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对话背后的主观动机是被隐藏着的。海明威省略了一切说明性的提示，即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对话中感受到节奏、速度、语调，也无法判断真正的心理动机。一般说来，小说中的主导动机是揭示主题和意向的重要手段，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多次复现的布卢姆随身携带的烤土豆。《白象似的群山》中类似的主导动机就是姑娘关于白象的比喻，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但从这个比喻也很难生发出确切的判断。我们可以说姑娘是微妙的，有情趣，有诗意，而男人对她的比喻毫无反映，男人是很实在的或者是没有趣味的。但昆德拉认为人们“也完全可以在她的独特的比喻性发现中看到一种矫揉造作，故作风雅，装模作样”，卖弄有诗意的想象力。如果是
这样，姑娘说什么堕胎后世界就不再属于他们之类的话语，就只能归结为姑娘对抒情式卖弄的喜好。这种有抒情倾向的女性，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
昆德拉最后下结论说：“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背面的，没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这使《白象似的群山》成为一个可以多重讲述的故事，一个可以一遍遍用不同的前因后果加以阐释的故事。这种多重阐释性正是由省略的艺术带来的。一旦海明威补充了背景介绍，交代了来龙去脉，小说就完全可能很清楚。但海明威的高明处在于他绝不会让一切一目了然，他要把冰山的八分之七藏起来，因此他便呈示了一个经得起多重猜想的情境。这反而是一种真正忠实于生活的本相的小说技巧。我们在生活中真正面对的，正是一些搞不清前因后果的情境。我经常喜欢在火车上或小饭店里听旁边我不认识的人聊天，有时听进去后就会猜想这两个人身份是什么？要去做一件什么事？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碰巧是一男一女就更有意思，如果是夫妻或恋人，一般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猜出，如果都不是，难度就大了。这时我就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
群山》，觉得这篇小说真是写绝了。这也许和早年巴黎时代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有关。从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可以知道，当年海明威穷得很，经常挨饿，住的旅馆也非常冷，他就常常到咖啡馆写作。倘若外面冷风大作，寒气逼人，他的小说中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如果碰到一个脸蛋象新铸的钱币一样光亮动人的姑娘进来，海明威的思绪就会受到牵扰，变得异常兴奋，很想把姑娘写进小说。《白象似的群山》正是海明威午餐前在饭馆碰上一个刚刚做过堕胎手术的女人，聊了几句天，就开始创作这篇小说，结果一气呵成，连午饭都忘了吃。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把小说情境化，小说叙事往往只选择一个生活横切面，一个有限空间，一小段时间，客观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回避作者甚至叙事者的解释与说明，使小说情境呈示出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同样是多义性，海明威与卡夫卡的小说譬如《城堡》有什么区别呢？不妨说，卡夫卡是个沉思者，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灌注思想；而海明威则拒斥思想，或者说是“隐匿思想”。菲力浦·扬就说海明威的风格是“没有思想的”，需要“停止思想”。贝茨称海明威的语言也是那种“公牛般的、出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语言”。因此海明威的省略的艺术也许不仅是省略了经验，而且也省略了思想。他的小说中深刻的东西也许不如其它现代主义小说多，但仍然有意
蕴的丰富性。这些意蕴是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带来的，它同样能激发读者想象力和再创造文本的能力。这使海明威提供了另一种小说，其创作动机不是为了归纳某种深刻的思想，也不仅仅满足于提供抽象的哲学图式。海明威的小说并不在乎这些，而真正成功的小说也并不提供确切的人生图式，它更注重呈示初始的人生境遇，呈示原生故事，而正是这种原生情境中蕴涵了生活本来固有的复杂性、相对性和诸种可能性。《白象似的群山》正是这样一篇小说，它排斥任何单值判断和单一的价值取向，尤其是道德裁判。这种相对性立场和动机与海明威小说中的省略艺术和纯客观的限制性视角是吻合的。这是海明威的小说中作者的声音隐藏得最深的一篇，小说几乎是独立于作者之外，它就象生活境遇本身在那里自己呈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提示我们理解现代小说的另一种方式。如果说现代主义小说大都隐藏一个深度模式的话，那么在海明威小说中寻找这种深度模式有时反而会妨碍更深入理解他的小说。这就是寻找深度模式的批评方式的悖论。就是说探究作品深度模式的习惯恰恰会妨碍对作品的更深入的认知。悖论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寻求深度模式最终获得的不过是哲学层次上的抽象概念和图式，而作品丰富和具体化的感性存在和经验存在却可能被肢解甚或抛弃了。这道理对《白象似的群山》也一样。只有从情境化角度出发，而不是一开始就说它是一个最可怕的故事，一个道德文本，才可能找到比较恰当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可以说，海明威的短篇写作，丰富了我们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这就是海明威在小说学上的意义。《白象似的群山》启示我们，小说自身的本质界定或许正是与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相吻合的。小说发现的正是生活的初始境遇，正是大千世界的相对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