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文化简史丛书古代小说与方言

1.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是什麽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鼻子画出来，不把嘴巴画出来？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样子了。他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红楼梦》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写的。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声音本来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来的葬花词你离那么远就听清楚了？可作者不管这一套，如同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同学给我画像一样，他不讲形似，要紧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当然，我是主张要形似的，形似还是基本的。你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形似不行。不过古代有这个传统，我们不能反对。可我们要理解，理解以后评论起来就不同。这在诗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评论者说写这棵柏树太粗；有的又说太高，不符合真实。有高明的论者，就

2. 很多古典小说的传播，主要依靠广大评书艺人的讲书，为什么谁评书是“历史文化的倾诉者”

评书，一个在现在不常被人提及的一项艺术种类，即使提起也是将它与相声小品混为一谈，但它却在华夏历史上长期有焕发着生命力。

《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代名著，很多精华也是在作者通过“评书”的方式吸取提炼而完成的作品。

虽然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对于“评书”的需求看似逐渐减小，但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听着看着“评书”。

3.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

1、萌芽期

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说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

2、成长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如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3、成熟期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如《柳毅传书》和《莺莺传》。

4、发展期

宋代的话本，明代的拟话本的出现，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拟话本的题材更加广泛，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腻，如《灌园叟晚逢仙女》。

5、高峰期

明清章回体小说将古代小说逐渐推向了顶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红楼梦》则代表古代小说的顶峰。

(3)古代小说文化简史丛书古代小说与方言扩展阅读：

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四大名著

1、《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是中国小说中反映时代最深刻的作品，它表现出任何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空前绝后的思想深度和哲学追求。小说通过描写贾府在政治上的衰落、道德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崩溃、子弟的一代不如一代，预示着旧的制度必将走向没落的趋势。

2、《西游记》

作者：吴承恩。是一部以神怪为主角的幻想喜剧，记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取回真经，皆成正果。

3、《水浒传》

作者施耐庵。是一部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酝酿、积累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它集合了水泊梁山英雄好汉生生死死的悲壮故事，凝聚了无数中国人的理想、感情和才思。

4、《三国演义》

作者：罗贯中。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4. 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的书籍都有什么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国人列御寇所作。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先秦时代优秀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歧路亡羊》等，想象丰富，清新活泼。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它记载了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其人物传记开我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史记》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给后人以无尽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四书”、“五经”：“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再加上《论语》、《孝经》为“七经”。
《楚辞》：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宋玉等人作品，是西汉末年刘向搜集辑录而成。后人又称楚辞为“骚体”。《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诸子集成》：原国学整理社辑，本书辑录先秦到南北朝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各学派代表作品二十八种。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传为左丘明所著。全书按不同国家记载史事。《国语》和《左传》明显的区别是：《国语》分别不同国家，以记言见胜；《左传》则按年代编号，长于记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由战国末秦相吕布韦集合门客编成，全书共二十六卷。此书是一部理论散文最早的总集。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称为《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儒家奉它为“经”，才称《诗经》，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诗歌的形成以四言为主，多数为隔句用韵，并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特点。
《古诗十九首》：无名氏作，它继承了乐府民歌中抒情诗的技巧，又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营养，用自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挚的感情，它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艺术高峰。
《玉台新咏》：诗集名，南朝陈徐陵编，共十卷，书成于梁代，是《诗经》、《楚辞》之后一部很有影响的古诗集。它收录的大多是汉乐府诗。有代表性的诗作有《孔雀东南飞》等。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在历史著作的撰写方面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还为散文的叙事，议论和小说、戏剧的题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晏子春秋》：记载齐国晏婴言行轶事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文章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乐府诗集》：诗集名，宋郭茂倩编，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有民歌作文人创作，也有仿作。
《三国志》：西晋陈寿著。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三十八卷。
《春秋三传》：指《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汉书》，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一百篇，体制承袭《史记》，但又有变，分为“八表”、“十志”、“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它记述了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其成就亦很高，对后来的断代史产生了很大影响。
《山海经》：我国地理名著。内容多为古代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其中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如“黄帝战尤”、“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
《战国策》：为西汉末年刘向编订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共三十三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历史史实，着重记录了谋臣的策略和言论。此书在语言运用上很成功，雄辨的论说，铺张的叙事，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历史散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散文和辞赋创作影响很大。
《世说新语》：小说集，南朝宋临川刘义庆撰。这是一部记载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原名《世说》。它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书中许多故事成为诗文和小说戏剧的典故和题材。

5. 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及作者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6. 古代文学常识

一、文化常识

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2、三国：魏、蜀、吴。

3、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

4、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

5、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

6、苏轼的散文代表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7、马致远的散曲代表作《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

8、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又称《石头记》），它问世后就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该书的一门学问红学，红学现已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9、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陈毅被称为元帅诗人；

臧克家因诗作多为农村题材，有泥土诗人之称；

田间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擂鼓诗人）。

10、岁寒三友：松、竹、梅。

11、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

12、文人四友：琴、棋、书、画。

13、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14、四库全书：经、史、子、集。

15、《诗经》六义指：风、雅、颂（分类）、赋、比、兴（表现手法）。

16、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17、桂冠、鳌头、榜首、问鼎、夺魁：第一。

18、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19、四书五经是儒家的主要经典：四书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20、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或伏羲、女娲、神农；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21、五金：金、银、铜、铁、锡。

22、五味：酸、甜、苦、辣、咸。

23、五行：金、木、水、火、土。

24、永字八法是说永字具有：点、横、竖、撇、捺、折、钩、提八种笔画。

25、古代的学校有庠、序、太学等名称，明清时最高学府为国子监。

26、三教九流：三教：儒教、佛教、道教；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27、古代科举考试（从隋代至明清）：

①童生试，也叫童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相公）资格，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②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由秀才参加，考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员。

③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④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二、中国文学之最

1、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

2、最早的爱国诗人是屈原；

3、最早的田园诗人是东晋的陶渊明；

4、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边塞诗人是盛唐的高适和岑参；

5、古代最杰出的豪放派词人是北宋的苏轼；

6、古代最杰出的女词人是南宋的李清照；

7、古代最著名的爱国词人是南宋的辛弃疾；

8、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唐代的李白；

9、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的杜甫；

10、古代写诗最多的爱国诗人是南宋的陆游；

11、古代最著名的长篇神话小说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

12、古代最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13、古代最早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的《水浒传》；

14、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15、古代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是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16、古代最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17、古代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是《论语》；

18、古代最早的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左传》；

19、古代最早的纪传体通史是《史记》；

20、古代最杰出的铭文是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

21、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鲁迅；

22、现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是茅盾的《子夜》；

23、现代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是鲁迅的《呐喊》。

三、常见借代词语

1、桑梓：家乡

2、桃李：学生

3、社稷、轩辕：国家

4、南冠：囚犯

5、同窗：同学

6、烽烟：战争

7、巾帼：妇女

8、丝竹：音乐

9、须眉：男子

10、婵娟、嫦娥：月亮

11、手足：兄弟

12、汗青：史册

13、伉俪：夫妻

14、白丁、布衣：百姓

15、伛偻，黄发：老人

16、桑麻：农事

17、提携，垂髫：小孩

18、三尺：法律

19、膝下：父母

20、华盖：运气

21、函、简、笺、鸿雁、札：书信

22、庙堂：朝廷

四、作者作品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2、并称韩柳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3、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洵（老苏）、苏轼（大苏）、苏辙（小苏）。

4、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并称苏辛；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女词人）。

5、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6、屈原：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他创造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

7、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孔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两人并称为孔孟。

8、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9、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广泛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杜甫也因此被尊为诗圣，有著名的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10、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又称《太史公书》），作者是汉朝的司马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

11、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12、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13、《聊斋志异》是我国第一部优秀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聊斋是他的书屋名，志是记叙，异是奇怪的事情。

14、书法四大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fǔ）

15、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主要流派及代表：

儒家：孔子孟子；

法家：韩非子；

道家：庄子、列子；

墨家：墨子。

16、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17、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

18、唐宗：唐太宗李世民宋祖：宋太祖赵匡胤秦皇：秦始皇嬴政汉武：汉武帝刘彻。

19、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是东晋的陶渊明（陶潜），他不为五斗米折腰。

20、世界文学作品中四大吝啬鬼：葛朗台、夏洛克、泼溜希金、阿巴贡。

21、中国吝啬鬼的典型：严监生。

五、诗句与人

1、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诸葛亮

2、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

3、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

4、已知天下三分鼎，犹竭人谋就出师。诸葛亮

5、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司马迁

6、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李白

7、千古诗才，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身傲骨，青莲居士谪仙人。李白

8、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欧阳修

9、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辛弃疾

10、世上苍痍，诗中圣哲；人间疾苦，笔底波澜。杜甫

11、犹留正气参天地，永剩丹心照古今。文天祥

12、深思高举洁白清忠，汩罗江上万古悲风。屈原

13、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范仲淹

14、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鲁迅

15、列宁赞高尔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16、芭蕾舞的化身：乌兰诺娃。

17、关汉卿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六、一句话评书

①《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②《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语）

③《梦溪笔谈》：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英李约瑟）

④龙争虎斗：《三国演义》

⑤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⑥隽永的说辞：《战国策》

⑦不朽的战争艺术：《孙子兵法》

⑧旧时代的葬歌：《骆驼祥子》

七、人的称谓

（一）称字：幼时命名由父亲长辈命名，成年（男20，女15）取字沈德鸿字雁冰，鲁迅字豫才。

（二）称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年龄不限，如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

（三）称谥号：古代王侯将相、高级官吏、著名文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如范仲淹称文正，欧阳修称文忠。

（四）称籍贯：以人的出身地命名，如孟浩然称孟襄阳，柳宗元又称柳河东。

（五）称官名：以人的官名来命名，如杜甫称杜工部。

（六）称官地：以人做官的地方来命名。如岑参：岑嘉州柳宗元称柳柳州。

（七）古代帝王对贵族功臣的封赐爵号（位）：公、侯、伯、子、男（五等）。

八、谦称

1、自称：愚、敝、卑、臣、仆

2、帝王自称：孤、寡、朕

3、古代官吏自称：下官、末官、小吏

4、读书人自称：小生、晚生、晚学、不才、不肖

5、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用家或舍：如家父、家母、家兄、舍弟、舍妹、舍侄

6、其他自谦词：

尊长者自称：在上；

晚辈自称：在下；

老人自称：老朽、老夫；

女子自谦：妾。

九、敬称

1、对帝王：万岁、圣上、天子、圣驾、陛下、大王

2、对将军：麾下

3、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用令、尊、贤

令：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兄（对方哥哥）令郎（对方儿子）令爱（对方女儿）

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和物。

尊上（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对方父亲）

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的亲戚）尊命（对方的吩咐）尊意（对方的意思）

贤：称平辈或晚辈。

贤家（指对方）贤郎（对方儿子）贤弟（对方弟弟）

仁：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

4、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唐以后称岳父为丈人，又称泰山。妻母为丈母，又称泰水。

5、称谓前加先表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

称死去的父亲：先考、先父。

称死去的母亲：先妣、先慈。

已死的有才德的人：先贤。

死去的帝王：先帝。

6、君对臣敬称：卿、爱卿。

7、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的人用圣表敬称，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杜甫为诗圣，后来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

十、特殊称谓

1、百姓的称谓：布衣、黎民、庶民、苍生、氓。

2、伯（孟）仲叔季：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

伯（孟）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

3、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

贫贱之交：贱而地位低下的时结交的朋友。

金兰之交：情谊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

刎颈之交：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

忘年之交：辈份不同，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

竹马之交：从小一块长大的异性朋友。

布衣之交：以平民身份的相交往的朋友。

患难之交：在遇到磨难时结成的朋友。

4、年龄的称谓：

垂髫：三四岁八九岁。

总角：八九岁十三四岁。

豆蔻：十三四岁十五六岁（比喻人还未成年，未成年的少年时代称为豆蔻年华。）

弱冠：20岁。

而立：30岁。

不惑：40岁。

知天命：50岁。

花甲：60岁。

古稀：70岁。

耄耋：80岁、90岁。

期颐：100岁。

十一、古代官职任免升降

1、迁：调职、调动，一般指升官；左迁则为降职调动。

2、谪：降职并远调。

3、拜：授给官职。

4、授：授予官职。

5、擢：选拔，提拔。

6、除：免去旧职而任新职。

7、罢：罢免、停职。

8、免：免除官职。

9、黜：废黜，贬退，也用于剥夺王位或太子的继承权。

十二、地理部分

1、阴：山北水南阳：山南水北。

2、左：东为左右：西为右。

3、河：黄河。江：长江。

4、五岳：泰山（东）、衡山（南）、华山（西）、恒山（北）、嵩山（中）。

5、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普陀山。

6、六合：天、地、东、南、西、北六个方位。

7、八荒：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

8、中国的古称：九州、神州、赤县、华夏、九土、中华、华夏。

9、重要城镇名，古今对照。

苏州：姑苏；

成都：锦官城；

南京：金陵、建业、建康、丹阳、江宁、白下、石头城；

扬州：维扬、扬城、淮上、江都、广陵；

北京：大都、燕京、神京；

开封：大梁、汴梁、东京；

镇江：京口；

杭州：临安、武林、钱塘。

10、我国部分城市别称

昆明春城

苏州中国的威尼斯

重庆山城、雾城

拉萨日光城

广州花城、羊城、五羊城

徐州彭城

11、长江上的三个火炉：重庆、武汉、南京。

十三、天文部分

1、北斗，又称北斗七星，批晨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勺形）的七颗亮星，北极星，北方天空的标志。

2、闰年，以阴历年除以4或100（年号00除以100），能整除的那年，就是闰年。

3、二十四节气：（见字典节气歌）

4、传统节日。

上元，即元宵，正月十五。

寒食，清明前2、3天。

重阳，九月初九。

端午，五月初五，是为了纪念屈原。

中秋，八月十五。

5、纪年法

（1）公元纪年法。

（2）皇帝、年号纪年法，庆历四年春。

（3）天干地支纪年法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除10）4，5，6，7，8，9.，0，1，2，3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除12）4，5，6，7，8，9.，10，11，0，1，2，3

计算方法：用公历年代除以10，余数为天干顺序。

用公历年代除以12，余数为地支顺序。

例如：1919年，农历年号，天干计算时，用1919年除以10，余数为1，对表1为辛；地支计算时，用1919年除以12，余数为3，对表3为亥，那么1919年为辛亥年，故辛亥革命发生在1919年。

6、纪月法（不常见，略）。

7、纪日法

初一朔十五或十六（小月十五，大月十六）望。

8、纪时法

日出5-7；食时7-9；隅中9-11；日中11-13；日昃13-15；晡时15-17；日入17-19；黄昏19-21；人定21-23；夜半23-1；鸡鸣1-3；平旦3-5。

7. 中国文学史的古代小说都收录在哪个书丛里。

《歧路灯》梗概：明嘉年间，河南开封贡生谭忠弼，为人端正谨慎，家教甚严。忠弼临终留其子绍闻八字：用心读书，亲近为人。同辈子弟，有夏鼎、张绳祖、管贻安、盛希侨等人浮华浪荡。谭忠弼既故，处长来引诱，闻因无约束而从之。五人结拜兄弟，同吃共赌。绍闻渐染恶习。几人开赌场，窝土娼，宠爱娈童，私铸银钱。绍闻陷于泥沼，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产，使得出狱，为偿债，绍闻伐尽祖坟林木，备尝辛酸，终迷途知返，立志悔过。年至不惑，潜心攻读，后得授知县。绍闻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篑初，篑初随父读书，考场屡捷。后钦点翰林，重振家事。

《歧路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观作。一百零八回。李海观出生于今天的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该书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对封建社会的吏治、教育和当时市井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有广泛生动的描写，但多封建说教。

（清.李绿园著 现藏于南京图书馆）人生在世，立于成败两端，而成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资历或敦厚或浅薄，气质或安详或轻飘，往来或正经孤党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盏，照世间迷路人。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

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

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

读者及学界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

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本文拟对本世纪20年代以来80年间《歧路灯》研究作一回顾，供《歧路灯》爱好

者与研究者参考，并希望对《歧路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

1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

引《阙名笔记》云：

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

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

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

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

”，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

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

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

说考证》的材料。

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

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

》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

《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

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

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

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

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

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

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

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

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

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

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

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

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

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

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

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

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

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

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

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

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

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

：“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

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

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

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

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

〉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

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

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

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

郭绍虞与朱自清等人均只读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读到全书。他们的观

点，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却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本

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

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

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

先声”，但学界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灯》似乎再次面临被“埋

没”的尴尬境地。

2

直至本世纪60年代，河南学者栾星致力于《歧路灯》钞本的寻访工作，并搜集有

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栾星花十年的精力，于70年代完成了《歧路灯》

的校注工作，并辑成《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由于当时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

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栾星校注本，1982年出版了

《歧路灯研究资料》。栾星以清乾隆末年钞本《歧路灯》为原本，参稽他本（见知《

歧路灯》清代钞本、民国过录本及清义堂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共11种），校定全书为

108回，并作注千余条，于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

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颇为精审，予读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灯

研究资料》一书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

后有《附录：李绿园〈家训谆言〉81条》。这部书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

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搜罗较为完备，编排亦颇合理

，且详注出处，为研究者所欢迎。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

《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章，纷纷以《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

出版》、《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再放光芒的〈歧路灯〉》、《被誉为〈

红楼梦〉以外又一巨著》等标题加以报道，随之，一些学者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

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

3

1981年、1982年与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与开封先后召开了三次《歧路灯

》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与1984年分别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

丛，收录了提交前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此外，散见于

各类刊物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类报刊上发

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含少量报道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些论文对李绿

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或对小说

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

。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

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

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

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

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

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

持否定观点的，可以蓝翎的文章《“埋没”说质疑》（见《歧路灯论丛（一）》

）为代表。蓝文认为：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

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

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

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歧路灯》就相当缺乏

艺术吸引力，能让人愉快的读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与

《醒世姻缘传》一样，“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

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

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其评价之低，在当时的学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

持肯定观点的，则可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

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批驳蓝翎的《“埋没”说

质疑》而作，副标题即为《〈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张文对蓝文

作了严厉的批驳，并提出了对《歧路灯》的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

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

家”，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指出，《歧路灯》在

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

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张文的结论是，

“《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

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红

楼梦》）”。张文建议，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

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

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

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

的。至于持中间态度的观点，可以任访秋、范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任访秋在《漫谈

〈歧路灯〉》（见《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

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

，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

“《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

……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

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

识，对于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

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见《歧路灯论

丛（二）》）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

，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

…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任文与范文

肯定的主要还是在《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上，并不同意将之看成为一流佳作

。

无论是肯定也好，还是否定也好，毕竟反映了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与热情

，对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渐渐趋于平静，直至今日，虽然中国

大陆学术界还不时有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论文发表，杜贵晨在1992年出版了

著作《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但终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

研究热点。

4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

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为高，所给予的评价也

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

，较之大陆为多。但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比较的冷静与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

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这部被

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

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

过其实的。”此外，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已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

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辅仁大学中文研

究所硕士生郑在亮（韩国），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

，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回韩国后，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

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

司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吴秀玉热心于此项工作，曾

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资料，访问学者，历五年寒暑，写成了这部30余万言的著

作。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

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

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灯》

的专著，但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歧路灯》

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其思想陈腐，道学气浓厚，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

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

面的成就，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间，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

歧路灯》研究的小高潮外，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对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对于

《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似乎也令人感到有点遗憾；但是

，据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

路灯》，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

8. 古代文学的古代文学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陬（zōu）邑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现存《论语》20篇，是他的弟子记录他与弟子们言行的语录体专集。“论”，读lún，择也，选择摘录之意。
墨子，名翟（dí），春秋时代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著有《墨子》一书，今存5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后期齐国人，军事理论家，著有《孙子》，一名《孙子兵法》，13篇，古代称为“兵经”，是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山东）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重视民心向背。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著有《孟子》一书。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河南）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现存《庄子》一书，33篇，又名《南华经》。代表作是《逍遥游》。
荀子，名况，尊号“卿”，汉时避宣帝刘洵讳，改称“孙卿”，战国时赵（河北）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他针对孟子“性善论”提出“性恶论”，针对儒家“天命论”提出“天行有常”的朴素唯物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著有《荀子》32篇，代表作有《劝学》、《天论》等。
韩非，战国末韩国人，荀况弟子，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者诸项政策，主张君主集权，反对贵族操纵政治。现存《韩非子》55篇，代表作有《五蠹》、《智子疑邻》、《扁鹊见蔡桓公》。
吕不韦，战国末期韩国大商人，曾为秦国的相国。他集合门客编写了《吕氏春秋》。
列子，名御寇，战国时郑（河南）人，被道家尊为前辈，主和贵“虚”，即虚静、无为。著有《列子》8篇。
屈原，名平，字原，号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有波兰哥白尼、英国莎士比亚、意大利但丁）。他用楚辞形式写了我国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即遭遇忧愁，“离”通“罹”），还有《九歌》、《九章》、《天问》等。《涉江》是《九章》中的一篇。农历五月初五是他投汨罗江自沉的纪念日。 贾谊，世称贾生，或贾长沙、贾太傅，洛阳（河南）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有“疏”7篇，《新书》10卷58篇；代表作有《吊屈原赋》、《鹏鸟赋》。明朝人辑有《贾长沙集》，是以他曾做过长沙王太傅命名的。
刘安，沛郡（江苏）人，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汉高祖孙，袭父爵封为淮南王。集体编著《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历尽艰辛撰成《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撰有《说苑》、《新序》，还整理修订了《战国策》、《楚辞》。
班固，字孟坚，扶风（陕西）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历尽二十余年修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辞赋方面以《两都赋》最著名。 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汉献帝时官到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死后其子曹丕代汉建魏，追尊曹操为魏武帝。有抒情诗《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等乐府歌辞。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代政治家、军事家。官至蜀汉丞相，诗歌以《梁父吟》最著名，《出师表》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曹丕，字子恒，曹操次子，魏文帝。三国文学家，代表作《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
陈寿，字承祚（zuò），西晋史学家。著有国别体史书《三国志》。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东晋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散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诗歌有《归园田居》、《饮酒》。
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文学家，撰写出我国第一部神话（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散文家。《乐羊子妻》、《张衡传》选自他的《后汉书》，“后汉”即“东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出自他的《后汉书·列女传》。
刘义庆，南朝宋代小说家，著有我国第一部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这是一部记载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的笔记小说，书中许多故事成为诗文和小说戏剧的典故和题材，有的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如“望梅止渴”、“一往情深”、“口若悬河”等。
刘勰，字彦和，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著有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50篇，涉及到创作的许多问题。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撰成《水经注》40卷，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志。
钟嵘，字仲伟，南朝梁代文学批评家，著有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诗品》。 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唐代文学家，有抒情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初唐四杰之首，名作有《从军行》。
卢照邻，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为《长安古意》。
骆宾王，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为《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唐代诗人。所作《回乡偶书》（七绝），为传诵名篇。
王之焕，字季陵，唐代诗人。他的《凉州词》、《登鹳鹊楼》是唐代绝句珍品。
孟浩然，唐代山水田园诗人。《过故人庄》（五律）描绘了绿水青山的田园风光和“把酒话桑麻”的农家情趣，体现了诗人与村民的真切感情。《春晓》（五绝）写春晓之景及早春之情，成为流传千古的好诗。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诗人，擅长七绝，多写当时边塞军旅生活，气势雄浑，格调高昂，《从军行》七首、《芙蓉楼送辛渐》和《出塞》两首都很有名。
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名篇有《鸟鸣涧》（五绝）、《送元二使安西》（七绝）、《观猎》（五律）。“味摩诘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苏轼赞王维之语。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官至供奉翰林。因性格傲岸，不为权贵所容，使他对腐败社会加深了认识，写下了抨击帝王权贵荒淫奢侈和控诉现实政治黑暗的诗篇。五绝《静夜思》、《秋浦歌》、七绝《望天门山》，五律《送友人》，七古《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著有《李太白全集》。
高适，字达夫，唐代边塞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边境形势、士兵疾苦均有反映，代表作《燕歌行》、《别董大》（七绝）。
崔颢，唐代诗人，开元进士，官至司勋员外郎。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黄鹤楼》（七律）甚得李白推崇。
杜甫，字子美，曾居长安城南少陵以西，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生于巩县（河南），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曾漫游各地，寓居长安十年，“安史之乱”被俘，逃出后任左拾遗，后弃官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世称浣花草堂，一度任剑南节度参军，尚书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其作品显示了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有《杜工部诗集》。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组诗“三吏”、“三别”。
岑参，唐代边塞诗人，嘉州人，官至嘉州刺史。从军多年，对边塞生活体验深刻，有《岑嘉州诗集》。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七古）。
张志和，字子同，唐代诗人，多写隐居闲适生活，著有《玄真子》，代表作《渔歌子》（词）。
韩愈，字退之，河阳（河南）人，自谓郡望（郡里的显贵家族）昌黎，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唐代散文家、诗人，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昌黎先生文集》。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刘梦得文集》，《陋室铭》选自《全唐文》。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出自《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深寓哲理，脍炙人口。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曾官太子少傅，又称白太傅。下（陕西）人，唐代诗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著有《白氏长庆集》。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有讽谕诗《秦中吟》、《新乐府》，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并序）。还有《卖炭翁》（七古）、《钱塘湖春行》（七律）。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山西）人，世称柳河东，因参加政治革新失败贬为永州司马，又迁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论说文《天说》、《封建论》，传记文《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捕蛇者说》，寓言散文《三戒》，山水游记《永州八记》之一，著有《柳河东集》。
杜牧，字牧之，唐代文学家，晚年居住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因号杜樊川，善用绝句形式讽咏时事，如《赤壁》、《过华清宫绝句》三首。著有《樊川文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唐代诗人，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代表作有《无题》、《隋宫》、《贾生》、《夜雨寄北》等。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因排第七，世称柳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著有《乐章集》。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溢号文正。名词《渔家傲》反映了边塞生活。贬为邓州知州时写了名文《岳阳楼记》，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提倡“文”、“道”并重，反对浮靡文风。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新体载，对后世诗歌理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山（四川）人，北宋散文家。著有《嘉集》。《六国论》选自《嘉集·权书》。《权书》包括十篇文章，都是评论政治和历史的。他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俱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涑（sù）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宰相，当政八月即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著有《司马文正公文集》。政治上是保守派，对抗王安石变法。在学术上有不朽贡献，花十九年时间主编了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它与《史记》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官至宰相，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号文，也称王文公。临川文学代表（江西）人。北宋政治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其散文雄健峭拔，“唐宋八大家”之一。《伤仲永》节选自《王文公文集》。
沈括，字存中，钱塘（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他的《梦溪笔谈》（26卷）是用笔记文体裁写成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科学作品。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忠。其文明白畅达，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很有影响。著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等。
李清照，字易安，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南宋女词人，我国第一位女词人。其词善用白描手法，自辟蹊径，语言清丽。《如梦令》选自《漱玉词》，另有《李清照集》。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南宋爱国诗人，诗作今存九千多首，内容丰富，主要表现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诗作《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为世传诵，《诉衷情》、《钗头凤》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词，文有《过小孤山大孤山》等。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山东济南人），南宋爱国词人。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与苏轼共为豪放派的代表。著有词集《稼轩长短句》。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江西）人，南宋词人，其词多为写景咏物、记述客游之作，有《白石道人诗集》。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江西）人，南宋大臣，爱国政治家。文学家，著有《文山先生全集》。《正气歌》、《指南录》、《酹江月》、《〈指南录〉后序》皆为后人传诵。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北京）人，元代杂剧（戏曲）作家，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所作杂剧达60多种，今存14种，以《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最为著名，有《关汉卿戏曲集》。《窦娥冤》是我国戏曲史上典型悲剧之一。
王实甫，大都（北京）人，元代杂剧（戏曲）作家，代表作《西厢记》5本，21折，以歌颂反封建的爱情为主题，歌颂张生和莺莺为争取婚姻自由所进行的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北京）人，元代戏曲家、散曲家，所作杂剧15种，代表作有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水浒》即《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相传为施耐庵学生，曾共同从事创作。传有17种通俗演义，代表作《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历史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全书120回。
于谦，字延益，钱塘（浙江）人，明朝大臣、爱国将领。官至兵部尚书，溢忠肃，诗人。有《于忠肃集》。《石灰吟》为作者12岁所作，选自《古代诗歌选》。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江苏）人，明代小说家。四十多岁中贡生，官仅至县丞，因耻于折腰而罢归，一生贫寒，对黑暗现实不满。晚年著成我国第一部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既寄托了他济世匡时的愿望，也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其艺术性标志着我国浪漫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高峰。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昆山（江苏）人，后徒居嘉定（上海），明末散文家，60岁中进士，官任南京太仆寺丞。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有《震川先生集》。《项脊轩志》选自《震川文集》。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明代戏曲家，曾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代表作《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剧作多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
冯梦龙，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长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辑有话本集《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灌园叟晚逢仙女》出自《醒世恒言》，改编为影片《秋翁遇仙记》。
徐宏（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江苏）人，明代旅行家，地理地质学家和游记散文作家，著有《徐霞客游记》，该书是日记形式的游记散文，是我国第一部日记体游记。书中作者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壮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被称作“古今纪游第一”，《游黄山记》出自本书。（黄山，在安徽省境内，有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代戏曲理论家、剧作家。《芙蕖》节选自《李笠翁一家言·笠翁偶集》中的“种植部”。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山东）人，清代文学家。他用数十年的时间写成我国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桐城派创始人。散文多为经说、序跋、书信、应酬之作。
吴敬梓，字敏轩，全椒（安徽）人，清代小说家，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55回。
曹雪芹，名，字梦阮，号雪芹，祖籍丰润（河北），生于南京，清代小说家，以十年时间从事《石头记》（即《红楼梦》，又名《金玉缘》）的创作，全书未成，病而卒，后四十回为高鹗（è）所续，全书120回，属于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杭州）人，清代诗人，散文家、曾任知县，辞官后于江宁（南京）小仓山下修筑随园定居，自号仓山居士。《祭妹文》选自他的《小仓山房文集》，还著有《随园诗话》。
姚鼐，字姬传，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是继方苞、刘大木魁之后“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提出文章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阐明儒家的“义理”三者合一的古文理论。《登泰山记》选自《惜抱轩诗文集》，其中“雪中观日”一段，尤为后世称道。
龚自珍，浙江仁和（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官至礼部主事，后辞职南归。深于经学、文学和史地学，为“今文学派”主要人物，近代改良运动先驱之一。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归途中写了315首绝句，总题为《己亥杂诗》。表达对国事的感慨与生平经历的哀乐。
刘鹗，字铁云，笔名（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镇江）人，清末小说家，通数学、医术、水利等，他的《老残游记》是我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吴趼（jiǎn）人，号沃尧，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广州）人，因居佛山镇，又自称我佛山人，清末（近代）小说家。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李宝嘉，号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清末（近代）小说家，他的《官场现形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曾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近代小说家，通法文。所作《孽海花》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的领袖，政治家、文学家。《少年中国说》、《谭嗣同》出自《饮冰室合集》。 “四书”、“五经”
“四书”指四部儒家经典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是五部儒家经典，即《诗经》、《书经》、《礼》（《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
2．《诗经》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作品。《诗经》通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儒家把它奉为经典才称《诗经》，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又叫“国风”共160篇，大都是各地民间歌谣，这是《诗经》的精华，如《伐檀》、《硕鼠》。“雅”分《大雅》、《小雅》，共105篇，多系西周王室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少数民谣，内容大都是记述周贵族历史，歌功颂德的。“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多为贵族统治者祭祀用的乐歌舞曲。《诗经》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诗歌的形式以四言为主，多数为隔句用韵，并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在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特点。
3．《左传》
《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前后记叙了春秋时期250多年的史事。《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
4．《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21卷。传为左丘明所著。全书按不同国家记载了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前后500余年的史事。《国语》和《左传》明显的区别是《国语》分别写不同国家，以记言见胜；《左传》则按年代编写，长于记事。
5．《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6．《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全书共26卷，选入教材的有《察今》。
7．《山海经》
《山海经》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内容主要为古代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价值。其中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如“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著名寓言故事，是后世作家珍视的材料。
8．《战国策》
《战国策》西汉末年刘向编订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共33编。记事上起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下迄秦二世元年（前209），辑录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历史史实，着重记录了谋臣的策略和言论。《战国策》在语言运用上很成功，雄辩的论说，铺张的叙事，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历史散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给后世散文和辞赋的创作以重大影响。
9．《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总集名，南朝陈徐陵编，共10卷，书成于梁代，是《诗经》、《楚辞》之后一部很有影响的古诗总集。代表性的篇目有《孔雀东南飞》（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
10．《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总集名，宋郭茂倩编。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包括民间歌谣与文人作品以及乐曲原辞与后人仿作。乐府原是当时官府设立的音乐机关，专事制作乐章并采集整理各地民间俗乐的歌辞。这些乐章、歌辞后来就叫“乐府诗”，成为继《诗经》、《楚辞》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
11．二十四史
指从《史记》到《明史》的24部史书。其中中学课本涉及到的有：《史记》（汉·司马迁）；《汉书》（东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新唐书》（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明史》（清·张廷玉等）。
12．四史
指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总称。《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荟萃古代典籍的大型综合丛书。共辑录清代乾隆以前历代重要典籍3461种，79309卷，分装为36000多册，按经（被儒家列为经典和注释经典的著作）、史（记述历史史实、地理疆域、官职等书）、子（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工农、医等各种科学技术著作）、集（历代作家诗文集）四大部分分别编列。 1．初唐四杰
唐初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人在初唐文坛较有成就，扭转了过于靡丽的文学风气。
2．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反对骈文，提倡古文。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是欧阳修。
3．唐宋八大家
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八人在散文创作上皆有较高文学成就。
新乐府运动以白居易为代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4．三苏
北宋文学家苏洵和其儿子苏轼、苏辙的合称。父子三人以文著名于世，人称“三苏”。
5．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的合称。他们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
6．复社
明末文学社团，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本为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而设，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7．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提倡简明达意、条理清晰的文风，力求清真雅正。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
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 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
以上六种体例是按不同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体例。如《三国志》属纪传体、国别体、断代史。

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2、《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战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

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3、《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4、《牡丹亭》

《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该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该剧文辞典雅，语言秀丽。

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与《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感天动地窦娥冤》、 《长生殿》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

5、《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10. 急急急！！！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造成中国小说迥异于西方小说的主要原因是：1、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相融合与碰撞的政治伦理思想；2、注重纂修历史和史传文学的影响；3、说唱文学的影响；4、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其他文艺形式的融合、渗透。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使中国古代小说在下列几个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1、创作思想

儒家哲学思想把本体论、认识论始终融合在道德论中，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它的文艺思想强调 “诗言志” “文以载道”,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因此 ，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按照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的道德观念来塑造人物达到文艺的教育作用。

2、作品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是历史题材多、重大题材多、因袭继承现象多。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大体可以归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类。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归纳为讲史（包括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人情和讽刺），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三种,也是写历史、写现实、写神怪。

中国古代小说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因而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谴责讽刺小说就应运而生了。即使灵怪神魔小说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通过灵怪神魔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特点，使古代优秀小说总是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社会正义,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总是在作品中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鼓舞人民为美好前途而斗争，而不要消极颓废、意志消沉。西方小说强调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可以置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不顾,不是战斗在战场，而是决斗于情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在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

3、人物塑造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唐以前的小说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到了唐传奇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小说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游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小说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我们不能以西方小说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小说逐步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

4、结构与语言

西方是先有长篇小说后有短篇小说，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因而，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小说。

①文言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大部分文言小说都是传记体。白话短篇小说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小说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小说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②长篇小说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说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说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 。长篇小说另一部分由“小说”演变而成，这类长篇小说更是短篇连缀体。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小说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

③史传文学是历史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说话是说书人讲述人物故事。因此，中国长短篇小说多是第三者叙述而没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极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文言小说语言的精练准确，白话小说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其次，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学习，既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矿藏又有文人创作的锤炼加工，使小说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第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文、词、曲以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在语言方面都有着辉煌成就 ，为小说语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浒传》和《红楼梦》达到古代小说语言成就的高峰。

5、融合与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它的繁荣发展除了上述诸因素外，还应考察其内部发展演变的情况。

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几种类型，它们以共同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为基本特征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但又是不断融合演变的。它演变的方式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和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融合两种方式。

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又可分为演变与扩大两种情况。首先说演变：如长篇人情小说从《金瓶梅》发轫，然后直接发展为家庭小说；演变为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其次我们说扩大:一种办法是直接的续书。续书多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有现象，几乎所有古代有影响的作品都有续书；另一种办法是由一人扩大为家族，由一个家族扩大为另一个家族。如隋唐系统小说中的罗成扩大为罗家将；薛仁贵扩大为薛家将。北宋初年边境战争小说由杨业扩大为杨家将，又扩大为杨家女将；由杨家将又扩大为狄家将、呼家将等等。

以上两种情况基本上都属于同类小说之间的延伸、演变、发展；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类小说的横向融合,产生新的品种或新的风格。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结合为公案侠义小说就是产生了新的品种。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类小说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融合另一类小说的写法，产生新的风格。历史演义融入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写法产生了《禅真逸史》这类小说。

在人情小说崛起之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中多融入人情小说的成分，使它们在保持其原有特性基础上,更贴近现实生活。基本上属于神魔类的《绿野仙踪》在神魔小说的框架中更多地反映人情世态，而其主要价值恰恰在于描写人情的部分。《水浒后传》直接继承《水浒传》，基本上是英雄传奇小说，但其中纳入才子佳人的故事。

古代小说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精品之少却令人遗憾。这说明单凭题材的因袭、延伸作品难以成功；只靠题材、写法的融合、借用也不易创造出杰作，只有生活与作家的感情发生火一样关系的时候文艺作品的生命才会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