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物的命运不是作者可以支配的

❶ 大概是说 一个好的作家，一旦创造出来笔下的人物就会被人物牵着走，故事的结局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

仵埂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吧，我也是无意中找到的，叫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以下是原话：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

以下是整篇文章的原文：
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
仵 埂
写小说离不开人物。即使那些表面上描狗写狼，说狐道鬼的故事，也无不与人物有关，寄寓着人自身情感心理和命运遭遇的感喟，暗含着人的生存活动和意向。那么，小说依什么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无疑，小说叙述着人物的命运，是人物命运运行的历史。这一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需要进一步知道，人物的命运，从哪儿开始了对常规轨道的偏离而走向其终点？我们关注这个点，也即是关注人物自身命运。它的原始动力是什么？这为什么能够使人物不顾一切，冲破原有的宁静秩序和既定规范，在一种动荡状态中走完自己的命运之历程？是人物自我性格逻辑的必然推演，还是作家在写作中派定给人物的命运归宿？
归结为一点：作家和他笔下人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使我们首先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盛赞，说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在恩格斯看来，出现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贵族阶层——在资产阶级步步紧逼下而失败的落魄者，他们自我命运的逻辑必然性决定了他们的落魄命运，尽管作者同情他们，但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而只好唱“一曲无尽的挽歌。”恩格斯把这归结为老巴尔扎克的特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托翁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开始构想的安娜是一个堕落放荡的女人，而在写作过程中，人物自身的性格具有了自为的意向，并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安娜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让人深切同情的形象。那么，人物命运的轨迹到底是由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还是由作者对人物的干预安排而成？
假如人物的行为轨迹仅仅是作者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勾勒描绘出来，这个人物将会丧失活力缺乏生机，成为僵硬的木偶式人物,人物的命运便无法打动人。为什么主观臆造的小说会失去读者？创作者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描摹对象，同时，又要具有生活的生命的能力。但是，实在没有哪怕是一个例外——人物的命运完全是由自身的逻辑决定，而没有一丁点儿作家操纵制约的痕迹，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福楼拜那里，也实在不能够做到不渗入他个人的主观的感情因素，但这种渗入却是上帝式的非介入。他说：“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他还说：“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中一样，销声匿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看不见他。” <见《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为了公正地写出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使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作家应深深地隐藏自己，也即是藏起自己简单的好恶倾向，而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倾注感情。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才有自己的意志，才获得一种以自己意志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这是作家对人的大同情大悲悯，它并不含有偏狭主观倾向。托尔斯泰发起议论虽然精辟，但却总是有损于人物形象。这是作者的非法介入。作者忍不住站出来评判人物，代替了人物按自身逻辑运行的严整性。
作家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类型的同情心，使他能够同时容纳朋友和敌人。欧里庇得斯并不同情美狄亚，曹雪芹并不同情王熙凤，莎士比亚也不同情麦克白夫人，然而他们使我们能理解这些人物，他们了解这些人物的情感与动机。
“他们的同情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并不包含对个别行动的任何褒贬。”（卡西尔《人论）239页）作家是他笔下人物的上帝，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愈要超拔于这个世界之上去审视人生世界，同时也便愈要扎进每一个灵魂的深处体察他们。作家和他的人物构成一种关系，一种深度的理解，他能够洞析人物内心的一切要求和愿望。作家本人就是一个世界，是他笔下世界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但上帝并非道德的化身，他无视善恶，大道无善恶。他知道他的人物会怎么做，他知道他的人物的命运结局，但他又不能随意改变。王安忆这样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见《光明日报》85.8.15）假如仅是我的眼睛看到的，那么，将渗透着我主观评判的色彩，艺术家只写发生，发生就是一切。他力图使故事以一种自在的状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无可奈何地将人物的命运叙述给读者。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无可奈何源自于他对自我的无可奈何，其实这正是他对自我命运的深度体察感悟所致，深度地洞析了自己，同时便也洞析了所有的人，洞析了这一个世界。圣·奥古斯汀说，世界是由无数部分组成，我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任何部分的痛苦也使我痛苦，任何部分的快乐我也能分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柏拉图的一段话：“神对于诗人们像对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西方文论选》上册9页）这儿，我们把柏拉图的“神”理解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地暗喻和印记的话，那么，作家正是为这种神“作代言人”。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作家对人物的影响，是在他诞生人物的时候，什么样的作家必然诞生出什么样的人物。福楼拜于爱玛，托尔斯泰于安娜，她们同属于因爱的狂热激动铤而走险，偏离常见轨道，但爱玛与安娜，又是多么不同。司汤达于于连，巴尔扎克于拉斯蒂涅，两位同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反抗社会，发誓要踏进上流社会的青年，其相距又有多远。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物的命运轨迹是人物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但给予他以这样或那样内在推动的是作家。作家诞生出他的人物，有时也想干予人物的命运进程，但其内在的命运已定，他有时也就只好哀叹同情他的人物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或者把他憎恶的敌人不得不描写成英雄。所以说，作家影响于人物的，仅仅是在确定人物形成自身之前。人物自身形成，任何迫使人物改变命运的作法，无不是在扭曲损害人物，使人物变得虚假，失掉其鲜活的生命。我们把人物自为意志的产生之时，看作人物命运的触点，在人物触点之前，人物的生命处于被抑制的沉静状态中，运行在常规轨道上，触点唤醒了人物内在的热情和奔突的生命感，被抑制状态结束了，人类社会的束缚失落了，从此便开始了自己不平常的命运的历程。
我们仔细研究那些作家们，就会发现，他们笔下的人物各不相同，异彩纷呈，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有那么相象的一点，不管是鞭挞的人物还是赞颂的人物。同时，愈是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我们愈能领略到其丰富复杂又繁多的人物形象。从他的人物画廊里，我们可以知悉这位作家，知悉他的博大精深的心灵，他对世界超凡的领悟能力和对自身的内省能力。作家愈能洞析各种各样的人，他便愈接近事物的本体，愈能深入到人类生命的深处。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时说：“主呀，原谅他们吧！”他让主原谅的“他们”是谁呢？是正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他接着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耶稣知道了人的局限，他为人自身的局限而悲哀。这便是人的至高至极的大悲悯。大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就构成这种关系，因为他悟彻了人类自身一切行为发生的动因，他通过自身了解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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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契科夫《苦恼》作品赏析

小说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却内容丰富，这与作者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分不开的。首先内作者用词简容单、精确、凝练，在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等方面选用的词语朴实无华、又简洁精炼、寓意却又十分丰富。

其次作者在选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对话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结构简单、短小精悍，显示出了语言简洁的特点，再次作者在描写时还运用了一些修辞格，收到了简单、精炼、形象、生动的修辞效果。

(2)小说人物的命运不是作者可以支配的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契诃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因此他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深有体会。19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了创作生涯，到写作《苦恼》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日益增强，民族倾向也更加鲜明。

作者简介

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出生于破产商人家庭，早年边做家庭教师，边求学。188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时代即开始以“契洪特”的笔名写作诙谐小品和幽默短篇小说。

契诃夫的小说言简意赅，冷峻客观，独树一帜。他与莫泊桑,欧·亨利齐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影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契诃夫也写戏剧，名作有《三姊妹》和《樱桃园》等。

❸ 契科夫《苦恼》作品赏析

——《苦恼》赏析
《苦恼》写于1886年,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曾被托尔斯泰列为作者的“第一流作品”.当时,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代.由于七十年代兴起的“民粹派”采取暗杀手段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未能推翻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人民.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和流放,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绝望情绪.窒息的政治空气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充满庸俗习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是贫苦不堪.契诃夫目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群众思想的麻木,以深广的忧愤投入创作.他除了用讽刺的批判的笔触写下了大量揭露社会丑恶的作品外,还写了不少同情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形象,用以控诉造成小人物不幸命运的社会黑暗.
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用一个街头即景画面,写车夫姚纳和他的小母马.姚纳被失去儿子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了,小母马也在默默地想心事,他们可怜地伫立在风雪之中,与周围喧哗、熙攘的世界格格不入.第二部分从“姚纳和他的小马”到“就会呜呜地哭起来”.这部分是小说的主干,主要写姚纳向人倾吐内心苦恼时的种种遭遇,它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他拉军人到维堡区去,写军人对他的冷漠；第二层,他拉三个寻欢作乐的青年上巡警去,写青年人根本不听他的苦诉；第三层,他遇到看门人,想跟他攀谈,可看门人指责了他；第四层,他和住处的小伙子诉说,小伙子却蒙头睡着了,写他遇到那么多人,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第三部分从“出去看看马吧”到全文结束,描写姚纳只能向马倾诉苦恼,马成了他唯一可以得宽慰的动物.全篇作品以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为情节线索,依次写出了姚纳与马各怀苦恼与心事,姚纳向人诉说苦恼的连续失败,向马倾吐内心感情的成功.所有的情节内容都紧紧围绕着姚纳深怀苦恼倾诉苦恼的动机和行为展开.首尾互相呼应并形成对照,首尾人与马的关系又与中间部分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对比,因此全文结构紧密、中心突出,又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
这篇描写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忧愤深广之作,读来令人震颤而又耐人寻味.它的思想内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
第一,作品表现了黑暗现实中的小人物悲惨无援的处境和苦恼.车夫姚纳身处社会的下层,军人可以向他发脾气,青年们随意取笑漫骂他,扬言“给他一个脖儿拐”边看门人和他的同行都对他的痛苦无动于衷、缺乏同情心.他的生计也很艰难.午饭前出来到“黄昏的暗影笼罩金城”,他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奔波到晚上十点钟,竟然“连买燕麦的钱还没挣到”.他的遭遇又极其不幸,老婆早已去世,唯一可寄托希望的儿子又新近病逝.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地位低下、苦苦挣扎、命运悲惨的小人物形象.他的不幸,正是当社会压迫的结果.然而,对姚纳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他的现实境遇,而是他的痛苦无处诉说,无人理解和同情,心灵的孤寂和折磨比现实生活的不幸更难以承受.作者写出了他在浩大无边的苦恼摧残下的内心麻木；他一动不动地任凭风雪的袭击,他无心拒绝不公道的车价,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但作为一个活人,他毕竟还有向人倾吐苦恼、与人交流情感的渴望.然而在偌大的社会中,他却找不到一个关心同情、能分担他的苦恼的人,他只能在马身上实现他那小小的可怜的心愿.一个小人物孤单寂寞,压抑滞重的心态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他的麻木、忍受和不觉悟,既是生活的赐予,也是他无法通过斗争改变自己命运的心灵桎梏.作者哀其不幸之余,也不无怒其不争的意味.
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昏聩和人与人关系中的自私、冷漠.作者通过马车夫姚纳一心想倾诉他的苦恼而结果却处处碰壁的情节,写出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人们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人际关系被市侩意识支配,难以沟通感情、互相理解,从而显示出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无情.军人与追求享乐的青年对小人物的不幸漠不关心,这里有社会地位的隔膜.然而,与穷车夫处于同一阶层的看门人和青年车夫也无动于衷,这就更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冷漠无情已到了何等地步.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终于把姚纳推向小母马,他在对马的倾诉中得到了人间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作品凸现了人不如马的昏聩现实.作者以深沉的感伤和强烈的愤慨,对此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否定.
三、抒写了作者自己的无处言说的苦恼心境.当时,契诃夫正为探求真理不得而苦恼.他的这种心境,反映在《没意思的故事》的情节之中,也寄寓和流露在姚纳这个形象的塑造上.在叙述马车夫不幸遭遇和内心苦恼的过程中,尤其在姚纳只得对小母马倾吐悲苦的描写中,作者本人的那种苦闷、悲哀和默默之情是溢于言表的.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更具有一种自我表白的意味.小说写道：“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的.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渺小的躯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这既是客观写实,也是主观移情.作者在同情小人物命运、抨击社会黑暗的描绘中,又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看不到前途和光明的无可奈何的态度,那种还在黑暗中摸索而苦无出路的心境.
在艺术上,这篇小说有三个特点值得品味：
一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在作品中,将“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马”的关系相对比.用人的冷漠、自私和不耐烦和小母马“听着,闻闻主人的手”形成强烈的反差,用人的悲苦和小母马的凄苦相对双,形成相互间的一种比衬,更显示出人马相同的悲苦命运.最后姚纳与马相依为命,更加比照出姚纳牛马般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具有强烈的震憾人心的力量和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二是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契诃夫与其他一些俄国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精当简练,毫无见长罗嗦之感.人物对话不仅符合特定环境和场合下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且能恰当地映射出人物此时此景的内心活动.三个青年的对显示他们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纳挨了他们一巴掌还说：“嘻嘻!……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内心正转着这样的念头：他们有兴趣和他打玩,大概也有兴趣听他谈谈儿子.同时,姚纳的对话也反映了他老实巴结、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急于倾诉愁苦的心情.这对刻画马车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富有深刻内涵的细节描写.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曾就契诃夫小说赞叹道：“简直无法理解,从一篇如此简单、平淡、甚至可以说是贫乏的小说中,怎么弄到最后竟会浮现这样不可抗拒的深刻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我深受震惊,无限神往……您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力士”.（《契诃夫作品、书信全集》第8卷第92页）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小见大,平淡中见深刻的出色的细节描写.《苦恼》中没有巨大的场面和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它的整个故事都建立在马车夫想找人倾诉儿子死了这一细节描写上.但这件日常小事和小人物小小的可怜的心愿却折射出整个社会遭遇和悲剧命运.小说结尾姚纳对马倾诉衷肠的细节描写,更是强烈地突出和深化了主题,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惊和长久的回味.此外,以二十个戈比坐一趟车既写出了三个青年的耍懒,又刻画出姚纳为苦恼压倒而无心讲价钱；关于“娘儿们”的评价,写出了姚纳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弱点,以及当时小人物虽孤苦无援,但地位还在妇女之上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是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细节刻画.

❹ 关于巴金《家》和《寒夜》的评论、鉴赏文字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3-11-25 11:14:50

《寒夜》——在寒夜里寻求光明

作者: 浪咏峰 发表时间 2006-02-28 23:09:55 人气：466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去年刚刚离我们远去，巴金虽然走了，可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不朽著作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今天当我怀着一种虔诚的心读完巴金的《寒夜》时，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既沉重又复杂，这种沉重和复杂一半是对于小说，一半是对于作家巴金。

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巴金为我们写了一个贫穷的小职员的家庭故事：主人公汪文宣为了整个家庭的生计而拼命工作，到头来却害肺病而死；而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曾树生中间的隔阂又使他难以调节、束手无策。

《寒夜》的写作是在1944年秋冬之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内开始的。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候的陪都重庆，而小说也正是从空袭警报拉响时候写起。当巴金写完这部小说已经是1946年12月31日了——上海的一个寒冷的冬夜，而《寒夜》的结尾也是以一个寒冷的夜晚而结束的。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小说《寒夜》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国事前途渺茫，人生不知去向，周围的一切如同浓浓的黑夜见不到一丝微光；而书中的每个人，尽管都说了很多话，可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心灵是孤独的、情感是压抑的，仿佛整个世界也被笼罩在一片无语之中。

阅读《寒夜》这部小说，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心情的沉闷，面对这种环境，从小说的开始到结尾你都想扯开喉咙痛快地高喊一番，然而你却像主人公汪文宣最后用手指扣着喉咙那样，发不出一点声音。

正如巴金在小说的后记中写得那样：“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作者所指的是，在《寒夜》的写作中间，他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而他们又正是吐尽血痰后在寂寞中死去的。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人物命运，使巴金在《寒夜》的创作中十分投入，他始终与笔下的人物在情感上保持一致。巴金说他写《寒夜》的时候找到了写第一部小说《灭亡》时的同感，它们都是在情感激越的状态下完成的。正是因为有同小说中那样的经历，才促使巴金在寒夜中不断地去寻求光明！

《寒夜》是一部浸润着巴金先生巨大血汗和情感的小说，读完这部小说，我深切体会到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在那个叫人窒息的寒夜中寻求光明时的艰难。通过读巴金的这部《寒夜》，我从侧面也更好地了解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❺ 为什么有的小说家说故事写到一半就无法控制其发展，更无法控制结局

结局有谁能预料，一个人可能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而动摇，改变一些最初的想法。而且，有些情节经过反复的推敲就会发现有很多改进、漏洞、不足。我常常也会这样，写着写着就偏离原来的想法，有时写好了都要改很多。小说是虚幻的，你是用自己的笔写别人的故事，不用像现实中那样，很多顾虑，不用负责。小说是反映你当时的内心状况的，把一些你想做却在现实中不能做的事跃然于纸上，你的内心总不会一成不变吧。你不需要去担心结局，你写的故事总有最适合它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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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改变小说人物命运的因素是不同的，有自然、社会、本性、情感等。试举一个例子，说明改变其人物命运的因素

我有个朋友，以前家里很穷的。在很久以前，他爷爷抓到一条蛇，本来要宰杀吃的，但下厨房发现连油、盐、姜、酒都没有，咋吃呀？于是就把那蛇给拿上山去放生了……后来他家成了村上首富。有的村民说，是那条蛇改变了他家的命运！很多人自然不相信的！为了使人更相信，于是村里有好事佬神秘的说：那条蛇为了报答他爷爷不杀之恩，把他爷爷带进某座古墓了……听起来象怪异小说，小说一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