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代四大类书内容简介
类书是辑录古籍原文中的部分或全部资料，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供人们查考用的工具书。类书按其内容和编排方式不同，有义系、形系、音系三类。义系类书就是按材料的义类分部编排，如天文、地理、人事类。每系中又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分有日、月、星、时等；时又分春、夏、秋、冬等。古代类书大多属此类。其中以取材范围分，有综合性和专科性两种。音系类书是从古书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语，按末一字的韵编入某韵，主要供编纂字、词典找资料出处所用。如元代的《韵府群玉》、清代的《佩文韵府》。形系类书是字形编类，即将两个字组成的词语按其上一字归入同一字的类中，而举出包含这个词语的诗文篇目，如清代的《骈字类编》。其作用与音形类书略同。宋代类书编纂规模空前，产生了许多大型类书。较为著名的有：
《太平御览》，1000卷。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命李昉等人编修，历时八年而成。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令人日进三卷阅览。“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故改题今名。又简称“御览”。是书分55门，各门之下又分若干类，有些类下又有子目，大小类目共计约5474类。《御览》征引古书1690余种。可见其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为丰富的类书之一。
《册府元龟》，1000卷。宋真宗命令王钦若、杨亿等辑。始于景德二年（1005年），历时八年于太中祥符六年即1013年修成。分31门，1104门。将历代事迹，自上古至五代，分门顺序排列。所采以史籍为主，间取经、子引文多整章整节，对宋以前史辑的校勘工作有较高价值。
《山堂考索》一名《群书考索》，212卷。南宋章如愚私撰。共分46门，所引经史百家之书，都附有辑书人的断语。
《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
❷ 宋四书法家里面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
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最近有报刊称“宋徽宗时宰相蔡京，能诗善文，书法 更是精绝，本来名列宋四家之中，只因其为人奸诈，权倾当朝，名声太坏，人们就用蔡襄替代他在宋四家中的位置”。照这种说法，蔡襄是沾了蔡京的光才列入宋四 家的。如果蔡京人品好，那蔡襄就无缘挤进宋四家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缺少事实依据的。
蔡襄的书法师承唐代的虞世南和颜 真卿，并取法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父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潇洒劲逸。宋史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 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称“君谟独步当世”；宋徽宗赵佶认为“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颜真卿） 也”；宋高宗赵构称蔡襄的字为“本朝诸臣之冠”；朱熹则“独推君谟书有典型”，“有欧、虞笔意，甚可爱也”。苏东坡曾多次强调“蔡君谟为近世第一”，还称 “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他多次对蔡襄书法的大力推崇，在书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南宋宰相周必大说：“蔡忠惠公为本朝第一，苏文忠公言之 矣，谁敢改评。”蔡襄的书法早在宋代就已成了定论，有“本朝第一”和当代王羲之、颜真卿之美誉，是宋代当之无愧的书法第一高手。
第一个将蔡襄同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的，是元初的开封人王芝。他于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说：“右为 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需以放笔为佳。若君谟 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在这里，王芝将蔡襄列入宋四家之首。那后人为什么会有蔡襄取代蔡京之说呢？
我以为主要原因恐怕是受明初《水浒传》的影响。施耐庵（约1296－约1370）在此书第三十九回中借吴学究之口对晁盖说：“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 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这是宋、元之后，施耐庵第一次将王芝的宋代四家中的蔡襄 改为蔡京，并将蔡列在苏、黄、米之后。“苏、黄、米、蔡”便由此而来。
最早提出蔡襄取代蔡京的是明代画家王绂 （1362－1416）。他在《书画传习录》卷三中说：“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蔡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 （蔡襄）在苏、黄前，不应元章（米芾）之后，其为京无疑矣。”王绂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苏、黄、米、蔡之说的由来，只是以“苏、黄、米、蔡”的辈分先后，主观 判断蔡襄不应列在“苏、黄、米”之后，宋四家之蔡无疑是蔡京。王绂的这一说法是在施耐庵的《水浒传》问世后不久提出的。我认为他可能是受了《水浒传》一书 的误导。因为在施耐庵之前从来没有人将蔡京列入宋四家。
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不按出生先后排列的情况。如初唐四杰，其中 王勃的年龄和杨炯一样大，都比卢照邻和骆宾王小，但后人却把王勃摆在第一位。书法名家钟繇辈分比王羲之高，但梅尧臣等人在评价书法时却把王摆在钟之前。米 芾在与宋徽宗评书时，也没有按什么辈分，而是先讲蔡京、蔡卞兄弟，接着讲其族兄蔡襄，先讲苏东坡的学生黄庭坚，然后才讲苏东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 多。再说如果以辈分先后为序的话，蔡京（1047－1126）比米芾（1051－1107）大4岁，那蔡京摆在米芾之后又怎么解释呢？因此，我觉得按年代 来推断蔡摆在苏、黄、米之后，即为蔡京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因蔡京人品不好而由蔡襄取代，我觉得这种理由并不充分。在中国 书法史上，像颜真卿和蔡襄人品书品俱佳的并不很多，而人品不佳书品佳的，至今仍有不少人艺术上的成就得到后人的青睐。如赵孟是宋朝宗室，降元后受到忽必烈 猜忌。他连忙做诗辩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还写了对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以讨好忽必烈。应该说赵孟的人品是不值得称道的，但 他的书法和绘画却冠绝千古。至于宋徽宗、米芾、董其昌、张瑞图等人也均属于此类。
平心而论，蔡京也不失为一位大书法家， 但同蔡襄相比，还是稍逊一筹。蔡京是宋徽宗的宠信，其《听琴图》等不少得意之作都有蔡京的题字或题诗。但他在评书时，对当朝宰相蔡京只字不提，却给予蔡襄 很高的评价，称他是“宋之鲁公”。从他的评价中，可以明显看出蔡京的书法艺术难以同蔡襄匹配。蔡京身居宰相要职时出版的书法评论集《宣和书谱》对蔡京的书 法大加赞扬，但在评价蔡襄时，却明确指出蔡襄的书法为本朝第一。这是连蔡京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此，从根本上说，还是蔡京书法艺术不及蔡襄，并非人 品不好由蔡襄取代进入宋四家。
我认为元初的王芝明明白白将蔡襄列为宋四家的提法，至少比明初施耐庵的蔡京之说和王绂的 “襄取代京”之说要早100年左右。其次，从历代名家对蔡襄的评论来看，据水赉佑编的《蔡襄书法史料集》不完全统计，宋元明清四朝先后有130位名家对蔡 襄的书法作了评价，其中有三分之二多的人认为蔡襄的书法为宋代之冠，有122人认为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只有8人附和王绂的说法，认为是蔡襄代替了 蔡京。可见，蔡襄作为宋四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而且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❸ 宋代四大书家分别是谁
王羲之虽被唐太宗奉为“书圣”，可他的书法艺术并没有在唐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自从《兰亭序》被唐太宗带入坟墓之后，王羲之那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婉约飘逸的行书意味也似乎被世人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过于自由的草书和过于规范的楷书。
祭黄几道文卷（楷书）然而，历史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的，当泾渭分明的草书和楷书艺术在唐代的张旭、怀素和颜真卿、柳公权那里发展到了极致之后，一种重归行书的“尚意”之风渐渐笼罩了宋代的书坛。行书艺术也随之而重新抬头，于是便有了苏、黄、米、蔡四大书家。同当年的王羲之一样，苏、黄、米、蔡的书法也是诸体兼得、以行为主，“尚意”追求也不以力量和规则见长，而是以意象和趣味取胜。但是，苏、黄、米、蔡不可能继续沿着当年王羲之的魏晋风度一路飘逸萧散下去。而是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方面改弦易张、另辟蹊径。
自元代开始，就有人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相提并论，称之为“宋四家”。而到了明代，有人便提出异议，认为从时间上看，蔡襄比其他三人都早，却排在最后，不合逻辑。因疑“苏、黄、米、蔡”中的后者应为北宋后期的蔡京而非蔡襄，并推论说，由于后人厌恶蔡为人奸诈，是有名的佞臣，故去京而换襄，遂导致时间上的错乱。这种观点虽能自圆其说，但不太符合北宋书法发展的逻辑。尽管蔡京的书法成就确乎不低，可就其开创性而言，却远不能与蔡襄相比。不仅后来的黄庭坚、张邦基、朱弁、王十朋、解缙、李东阳、王世贞等人都曾盛赞过蔡襄的作品，就连苏轼也称其为“本朝第一”。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后人考虑到苏轼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所以才在四家次序上做了改动。
蔡襄是仁宗时期的进士，曾任翰林学士等职。他的楷书庄重严谨，得唐人颜真卿之法度，行书则潇洒简逸，承五代杨凝式之意韵。在书法史上，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人物。在创作态度上，蔡襄也表现出“重法”与“尚意”的双重品格。据说他写《书锦堂记》时不仅严格遵守前人法度，而且每个字都要写上数十遍，择其善者而用之，称为“百衲碑”，可谓严谨到了拘谨的程度；然而在他日常生活的书札中，却常常无意间表露出一种盎然之趣和蓬勃生机，这也正是宋人所要发展和崇尚的东西。蔡襄流传下来的书迹颇多，有《茶录》、《牡丹谱》、《寒蝉赋》等楷书作品，《与杜长官帖》、《陶生帖》、《大研帖》、《扈从帖》、《澄心堂纸帖》、《持书帖》、《自书诗札》等行书作品，另外还有《万安桥记》、《书锦堂记》、《刘蒙伯墓碣文》等石刻。从其迥然相异的两种风格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由唐书“重法”到宋书“尚意”的艺术历程。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画家，而且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早年学徐浩、柳公权，中年学颜真卿、杨凝式，因而也有着一个由“重法”到“尚意”的转变过程。在创作动机上，苏轼认为书法和绘画一样，只是文人修养的自然表露而已，没有必要刻意而为之，所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认为写字重要的不是技法上的功夫，而是文化上的素养。他甚至认为“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只有进入到一种忘情的自由状态，才可能在无意间调动出全部的文化积累，创作出富有韵味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苏轼反对陈陈相因、恪守死法，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只有懂法而又不拘泥于法，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此，他自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在创作风格上，苏轼认为书法的妙处既不在工也不在奇，而只在“天真烂漫”。所谓“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在创作实践上，苏轼擅长行、楷，以行书见长。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创造出一种刚健有力而又婀娜多姿的独特风格，所谓“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和子由论书》）。今存苏轼的作品主要有《黄州寒食帖》、《新岁展庆帖》、《前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等，石刻则有《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表忠观碑》、《柳州罗池庙碑》等。这些作品初看字形扁阔、欹侧倾斜，不甚规范。可将它们放在整幅字中细细品味，则会觉得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是那样生动灵活、清新自然、富有个性。正是由于上述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贡献，使得苏轼不仅居于“宋四家”之首”而且真正将“宋书尚意”的美学倾向确立下来。
黄庭坚曾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学于苏轼门下，号称“苏门四学士”。在书法上，他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受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对于苏轼更是推崇备至。同苏轼一样，黄庭坚也十分重视书家的学识和修养，认为“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跋周子发帖》）。同苏轼一样，黄庭坚也十分重视学者的人品和个性，认为“一丘一壑，自须胸次有之，但笔间哪可得？”（《题七才子画》）“若灵府无程，纵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书缯卷后》）。同苏轼一样，黄庭坚也反对死守陈规，主张发挥个性，倡导“不烦绳削而自合”（《题李白诗草后》），认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沿着苏轼开辟的道路，黄庭坚进一步颠覆了唐人的法度。在字体结构上，他不像苏轼那样化方为扁，以生动见长，而是中宫紧缩，四缘扩散，甚至运用移位的方法来突破字与字之间的界限。在用笔方式上，他不像苏轼那样化拙为媚，以趣味取胜，而善于用夸张有力又涵蕴深厚的长笔，创造出苍老豪迈的韵味，形成了自己纵横奇崛、波澜老成的独特风格。今存黄庭坚书迹甚多，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等，小字行书有《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定翊正墓志稿》等，草书则有《李白忆旧游诗卷》、《刘梦得竹枝词卷》、《诸上座帖》等。看黄庭坚的字同读他的诗一样，有一种“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感。
米芾是“宋四家”中唯一没有中进士的人，但从其有关绘画和书法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同样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米芾学书，渊源甚广，上溯魏晋，下及隋唐，钟鼎铭文，竹简碑刻，无所不学。但他学古而不泥古，敢于怀疑甚至批判自己学习的对象。米芾学习柳公权，却又说他是“丑怪恶札之祖”；米芾效法颜真卿，却只肯定他的行书，“真便入俗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或许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米芾性格上的狂放不羁，二是由于米芾书法上的风格变换，三是由于到了米芾所处的北宋晚期，“尚意”的宋人似乎已有了更多的自信；可以不在前人的“法度”面前顶礼膜拜了。米芾传世的书法作品比较丰富，楷书有《向太后挽辞》，行书有《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有《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在“宋四家”中，米芾的笔法变化最多，风格也最为全面，他善于取众家之长化为己用，时人称“集古字”。在他的《蜀素帖》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潇洒飘逸；在他的《虹县诗卷》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黄庭坚的老成持重。
从这一意义上讲，米芾可谓北宋书法的集大成者。因而后世的董其昌“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总的来说，无论是真、行、草、篆，米芾都能以意为主，得天纵之趣。正像宋高宗在《翰墨志》中所说的那样：“以芾收六朝笔墨，副在笔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从这一意义上讲，宋代书法的美学倾向，既可以看成是对唐代法度的“否定”，又可以看做是对六朝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单就书法创作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们自然不能说“宋四家”已超过了东晋“二王”的水准。但毕竟表现出了更为丰富的主观个性、更为多元的创作可能，如奇峰秀立，带给我们别具一格的审美感受。
❹ 宋代四书有哪些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❺ 正文宋四是什么意思
电脑文档里的字体格式：适用于：正文 字体：宋体 大小：四号。如：word文档。
❻ 男主谢女主宋四小妞这是什么书
男主谢你送是小妞，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是一本爱情的故事书
❼ 有本书、叫时空穿越*** 啥米的、 我忘记书名了、是男变女穿越小说、女主角姓宋、他养父叫宋四、
这本书叫《异时空之孝钦显皇后》
❽ 书法宋代四家是谁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但亦有人认为是蔡京，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❾ 宋代四大草书写手,苏黄米蔡中的蔡为何人他的名贴有
“苏黄米蔡”之“蔡”是谁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