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全文

⑴ 劝x1001x讽成语

劝百讽一
quàn bǎi fěng yī
【解释】形容规讽正道的言辞远远及不上劝诱奢靡的言辞。意在使人警戒，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出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

【结构】联合式

【用法】作谓语、定语；指方法不对头

【近义词】讽一劝百

【例句】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

⑵ 梁启超最著名的翻译作品是什么

梁启超(1837～1929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1890年他与康有为结识，受其思想学说影响，并追随康有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其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圆满发达，因知、情、意这篇演说辞是梁启超在苏州的一次讲学中的演说河边半五郎编，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出版，1902年。（最早的文类编）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全四十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合订为12册 ISBN 7-101-00475-X/K
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夏晓虹编校《〈饮

⑶ 《中国少年说》梁启超全文

《中国少年说》梁启超全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

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

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

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

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

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

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

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

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

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

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

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

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

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旦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

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

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

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

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

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界于其手。

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

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

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

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

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3)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全文扩展阅读：

《中国少年说》的作者是梁启超，他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学问家。“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大力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

《少年中国说》就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作。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中国少年说》 写作背景：

文章写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作者知耻于当时中国之“老大”，对封建专制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对满清统治者的老朽昏庸深恶痛绝，对国家的落后十分痛心，对国民的愚昧十分痛心，因而从内心爆发出1种不可遏止的激情，猛烈抨击这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热情呼唤一个充满生机的“少年中国”尽快到来。

这种昂扬的改革精神和深切的爱国情怀令人钦佩。用老年人来类比“老大”的中国，用少年人来类比“少年”的中国，并从少年人必将取代老年人，认识到少年中国必将取代老年中国，这是进化论的观点。

这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使梁启超在极其黑暗、衰败的时代，看到了一个腐朽王朝的必将灭亡，并充满希望和信心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积极因素不能抹煞。但进化论有待于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它就只能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多有变化，这恐怕正是进化论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在其社会改革实践中得失消长的体现。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外，与进化论相联系，他认为老年人一切都不好，青年人一切都好，这虽多半出于社会改革的宣传鼓动，但思想方法毕竟简单化、绝对化，亦当予以辩证看待。

⑷ 梁启超如何看小说,他为何认为小说重要

梁启超的小说观
梁启超的几个口号，诸如「小说界革命」、「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二种德四种力」、「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任公讨论小说的文字，其实篇幅并不多，如果按照年代排列的话，它们包括了：
一、《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论「说部书」的一段文字［1896］；
二、〈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
三、〈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
四、《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1899］；
五、〈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
六、《新中国未来记》〈绪言〉［1902］；
七、〈新小说第一号〉［刊于《新民丛报》］［1902］；
八、〈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刊于《新民丛报》］［1902］；
九、〈告小说家〉［1915］。
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论「说部书」的文字中，梁启超在深入探究何以中国落后于西方诸国后，提出他对教育改革的建议，其中的一个要项即是提倡小说。他首先探讨小说何以受一般平民钟爱之原因，结论是小说的语言明白易解。但是由于士大夫一向鄙视小说，以至以小说来教化百姓的最佳途径，沦落到「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梁氏因而呼吁自俗儒陋士手中收回此一最佳工具，并用以教育平民，裨益国家社会。
今宜专用俚语，广着群书，上之可以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哉。
本段引文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任公指出为教育大众，小说应采俚语。其二，任公提出小说功能有三：［一］教导读者，［二］提供知识，［三］揭发恶习时弊。小说之教化功能是传统小说一贯的功能，毋庸再谈。提供知识在此却和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扩大了小说所能关切的范畴。至于恶习时弊的揭露，恰是数年后所谓「谴责小说」作者所致力的方向。特别要留意的是：以上种种的小说功能归根究底总要落实到为维新事业服务—任公不仅要读者明嘹社会中非人道的陋习，更要大家体会到中国目前的政治困境与民族危机。不过小说如何才能获致以上种种功效，梁氏在此并未缕述。
〈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于一八九八年初刊于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后来被用于任公所译日本柴四郎（东海）《佳人奇遇记》一书之译序。何谓「政治小说」？任公并未赋与清晰的界说，不过文中仍可略见端倪：「在昔欧洲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简言之，政治小说乃是魁儒硕学藉以表达其政治理念、政治关切，并进而传播新知、教化百姓的媒介。若仅以其中教化功能而言，此处所指之「政治小说」实在与传统小说无大差异。但是，任公之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梁氏提出读者喜欢阅读容易接受且具吸引力的作品，是一种人类的通性：「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二］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氏只提出小说可以有教化、播知、揭露等功用，但未触及小说之作用力及其对读者的影响力。在此，他提及了经验、思想、及政治议论可以影响读者：「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也就是说他逐步地走向小说阅读的技巧层面和心理过程的探讨，虽然我们在此还看不到具体的讨论，但其发展的脉络已渐渐成形。［三］任公至此正式把政治思想言论带入中国小说的领域中。此点他在一八九六年已略触及，但在此有所发挥，并成为稍后「小说界革命」的一大重点。也就是说，以往小说被视作「不入流」、「小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现在丕然一变，「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也。」而他引康南海论小说一段，更是把小说与经史相提并论了：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
任公在一八九九年于所办的《清议报》上推出一系列评论短文，以《自由书》之名行世，其中有一篇名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亦谈及小说。任公首先介绍了日本作家犬养毅的观点，略谓学校、报纸及演说三者为普及文明之途径。在此三项之外，任公加上「小说」一项。在此，梁氏并未讨论小说之本质或功用，而是强调小说在协助日本大众熟悉自由、民主等观念上所发挥的功用。在文中，任公厘列了一些欧洲政治小说的日译本，诸如织田纯一郎的《花柳春话》以及其它受欧洲政治小说影响而著作的诸如柴四郎、矢野龙溪、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任公并谓：「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 梁氏提倡「政治小说」之缘由在此处清晰浮现出来：小说和学校、报纸及演说，都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小说之后的思想暨意图远比小说此一艺术媒介重要；其「文学救国论」的功利思想在此表露无遗。 而他日后撰写《新中国未来记》之动机亦可在此略见端倪。
总之，把梁氏截至此际的有关小说的文字略作分梳，我们大致可以说：小说对任公而言并非独立自主的美学本体，而是用来表达作者思想，进而影响其读者，使他们理解社会国家之现况与需求，并进而改进之的一种工具。
但是到了一九零二年，梁启超似乎对于小说有更广泛而且深入的理解，这可由〈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及《新民丛报》中的〈绍介新刊—新小说第一号〉两文中得悉。在这篇简介即将出刊的《新小说》的短文中，有几个要点。其一，赓续〈译印政治小说序〉的思路，梁启超重复「新小说」有别于传统「诲盗诲淫」的旧小说：「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知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其二，任公再度强调「小说之作，以感人为主。若用著书演说窠臼，则虽有精理名言，使人厌厌欲睡，曾何足贵。」 小说诉诸人类情感的特性，再度受到肯定与重视。其三，任公深入讨论中国小说撰写的技巧暨技术问题上的五难。
大体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任公对于中国的叙事文及小说的传统有相当的体会和掌握。他明了小说必须诉诸读者的情感、想象及理性；他也明白小说要达到这种诉求，必须借重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技巧，诸如制造高潮、悬疑、修辞手法等。他也可以很清楚地分辨传统章回小说与当代新兴的连载小说之分野。但是这些技巧手法之最终目的仍在以与水浒红楼不相上下的 「风格笔调」 「开导中国文明进步」，「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知识。」也就是说，任公强调新小说应以水浒红楼的普遍适众的风格笔调及技巧手法，来达到「欲维新我国，必先维新我民」的标的。正因为小说有此特性，所以在诸文类中，足可当「文学之最上乘」而不愧。
一月后，任公最重要的论小说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新小说》杂志刊载。在此文中，梁氏提出了他对小说更严肃、更详尽具体，同时也是较具文学观点的看法。任公首先以其一贯的夸张修辞语气，宣称小说可以用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格、新学艺、新人格、新人心。但是除了告诉读者小说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之外，他在本文中同时以一种文学及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小说「如何」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在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任公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说，可是他的讨论仍然还是落实在以小说作为工具的实用论架构中，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
首先，如果小说可以用来兴群治，那么任公就得解释小说如何可以达到此功用。要解释小说如何可以达到此功用，当然得讨论何以人们喜欢阅读小说。一般的看法认为是：「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 任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以士人阶级而言，他们能阅读典籍，但也往往是小说的嗜好者，语言之深浅显然不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必要条件。至于小说带给读者「赏心乐事」一说，任公则认为小说中往往呈现的是「可惊、可愕、可悲、可感」等各种复杂的情感，并非只局限在愉悦一端。然则，何以解释小说之广受欢迎呢？任公所提出的看法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我们注意。
为了解释小说之力，任公提出了他对小说的第一个重要论点：「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一看法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是对我们研究任公的小说论点却有关联。稍后在同篇文章中任公称呼此类小说为「理想派小说」，其所指涉的好像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乌托邦小说」。我们知道梁氏于西方的「乌托邦小说」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至少他对于美国贝勒米氏的 (Edward Bellamy) 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以及日本末肠铁广氏的《雪中梅》是相当熟悉的，而且梁氏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亦是属于所谓的「理想派政治小说」。 虽然如此，由文章的上下文看来，也许我们可以较妥当地说任公在此所指的毋宁是我们今天心理学上常说的「转移」(transference or displacement) 或是美学上的「神入」、「悟入」或「移情作用」(empathy)。 也就是说，小说可以引导读者脱离其生存的世界而进入另一环境，在那儿他可以探索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的景物及人物，进而忘记其原本世俗世界的不堪。这样的小说观已然触及到当前小说研究者所关切的课题，尤其是「通俗小说」研究的重点。 不过我们得马上指出，许多通俗小说，尤其是现代的通俗小说中极为突显的「逃避」心态 (escapist tendency) 在任公的思想架构中是不重要的，他所关切的仍然是小说如何将读者引入作品之中，进而提升其德性情操的正面功用。无可置疑地，任公在将近一百年前的时空文化环境中，对于小说复杂本质的认识，势必不可能像我们一般的周全与深入，但不可否认地任公已显现其对小说本质的敏锐观察。
任公解释小说之力的第二要点亦值得我们留意：人们常常习于其所居住之环境以至于感情逐渐迟钝，因此无法敏锐地体会或表达其情感及感受。这是为什么小说很容易就攫取读者的注意力。这个观点本身并无新奇之处，比较特别之处在于任公使用了「写实派小说」来解释此一文学现象，进而开启了晚清小说分类的风气。 不过，此一名词很容易和我们今天常用的「写实小说」混淆。 我们到目前尚无数据可以显示梁启超此一名词是否是借用自日本批评家坪内逍遥《小说神随》(1885) 中的「写实小说」一词， 但是，任公在文章中所描绘的似乎只是小说作者有特出的能力见人所未见、描绘一般人所不能描绘之事：
人之恒情，于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查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
所以，任公的「写实派小说」事实上是用来描述小说本质中的某一层面，或者是在凸显出大部分小说读者的「习以为常感」的态度 (taken-for-grantedness)， 而不必一定如夏志清所提示的，和任何文学学派、运动、或信念相关连。 总之，任公在此用了两个今日习见的名词「理想派（乌托邦）小说」及「写实派小说」，不过都没有我们今天所意味的复杂意蕴。
除了读者本身的主观心态和环境可以让他们乐于接受小说的新奇观点及世界外，小说本身到底有何「力量」来攫取读者的注意力？除了上述两个名词外，梁启超又介绍了几个可以用来吸引读者注意力及参与感的小说要素，那就是所谓的 「四种力」：熏、浸、刺、提。「熏」字面义指的是烟或香的释出，进而萦绕附着在某物上。用在小说的讨论上即是小说具有的吸引读者，使其融入叙事行文中，并在当相程度上影响读者观感及判断的力量。
梁启超在诠释种子时，并未赋予任何负面的意涵。他甚至更进一步认为熏习之力是好的、有益的，如此一来，他可以更加强调小说感染人之力的重要，以及强调小说有被称为 「文学的最上乘」的条件。我们也应该指出，在玄奘的《成唯识论》及任公文章中，种子均是内在本有的，而且是整个世界运行操作的因果之基本力量。把小说之力与佛教重要的观念等同起来，任公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把小说提升到极为崇高的地位。
「浸」在本质上是和「熏」分不开的，因为两者都是形容将读者融入叙事文中，进而让他受到各种情感及思绪的涵泳感染。任公对于这两者之区别在于前者以空间言，而后者系以时间言。根据我们上头的讨论，「熏」在唯识宗中涵括了被熏习的种子以及再熏习其它种子之力，它无疑地可以视作是空间的；「浸」则包括的是浸泡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是时间的。不管如何，「熏」、「浸」都是用来形容人或物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产生一股影响他人或物的感应力量。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力量视做是形容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的比喻，因为两者都是在描绘一种侵入影响读者的过程；就像水浸润海绵一般，时间愈久，浸润幅度愈广，则影响也愈大。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任公实用理论的强烈倾向：他关怀的并不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这是无可置疑的假设：种子是好的、有益的，如我们上头所示），而是这些内涵如何传达给读者，进而产生正面的过程及效果。
任公的第三种力是所谓的「刺」，一种「刺戳」、「刺激」、「煽动」、或「启发」的力量。和「熏」、「浸」两种迟缓渐进之力比较起来，「刺」的力量在本质上是有很明显的不同。「刺」的力量可以瞬时之间把读者的情感推扬至极其强烈的程度，而且往往是超乎理性的控制。梁氏所举的例子是当我们读到《红楼梦》中黛玉死潇湘馆、晴雯出大观园、林冲飞云蒲厄时，读者倏然起异感，或泪流、或发指，此皆「刺」之为力也。任公在此处所强调的重点当然是读者本人情感的突然被激扬的现象。此一情感被激扬的强度则视读者个人感性的深厚而定：如果他在理性上极为捷迅、在感性上极为敏锐，则对于事件的反应将会更强烈，更迅疾。
严格说来，所谓的「刺」之力，并非尽如梁启超所言那般，有如「禅宗之一棒一暍」完全由外在之刺激力量而来。事实上，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反应，远比此复杂多了。如果用现代美学观念去看此一现象，「刺」之力之所以能激扬读者强烈情感，也许有更多部分应归属于作者如何在作品中经营构筑一个情境或氛围，使读者融入参与之，进而激发扬溢其强烈之情感反应，终以达到一种情感的高潮，而非仅仅是因外来之助力才能产生「刺」的反应。
梁氏小说观中的第四种力是「提」。相对于「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也就是说，任公认为所谓「提」者，即因「熏」、「浸」、「刺」三者之由外作用，灌输进入读者，经过内省作用后所产生的反应。这种内在的启示，对任公而言，是人类本性的最高理想和德性，也就是一种自觉的，内在的自我启悟，类似禅宗的「顿悟」。读者如何才能到达此一心境？任公的答案很简单：「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他举了几个例子：读者通常将自己比拟为贾宝玉、李逵、鲁智深；他甚至宣称当读者阅读孔子、释迦摩尼、华盛顿时，他亦会化身为孔子、释迦摩尼、华盛顿。藉由如此化身为故事的主人翁，任公认为读者便可自我提升，不管是在道德上、伦理上、或是在其它方面，到达与这些人物一样的境界：
道德的提升是小说，以至于所有文学作品的最高理想。为要达到此一境界，「神入」、「悟入」或「移情作用」(empathy) 的过程是必要的（「化身」是任公所用的词）。首先，读者很自然地被叙事文字所吸引，然后他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一时间与书中主人翁所思、所感、所想、所为均一致。经由此一途径，读者在阅读作品后，受到了其感染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上更为精进。当然，任公在此是在发抒其理想的期向，因而把极其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了。
第四种力「提」如果也用认同模式来看的话，亦可使我们对作品影响读者的力量有更深入的理解。对梁启超而言，「提」是经由和具高尚道德的主人翁认同，最终则和这位道德楷模的人物平起平坐，地位一样。他在这儿的关切当然是读者道德质性的提升。所以，任公所举的人物均是诸如孔子、释迦摩尼、华盛顿等的实有其人的道德典范人物，尧斯的模式在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认同的态度。此一认同的模式应是所谓「赞扬认同」。
提升自我至与典范人物相齐的地位，最终也成为典范人物，事实上是与梁启超希望在小说中提倡的新思想是相契合的。如前所提，一个「新」的中国是任公努力的最终目标。任公相信，为了要达到此一目标，小说——因为其通俗适众的性质——是最佳的工具。作为传播维新思想的管道，小说首先就要把维新思想作为其内容，而此恰是传统小说所最缺乏的内容层面。因此「小说界革命」的最重要提纲，当然就是要强调新内容和新思想。 何谓 「新思想」？当然就是有关改革的思想，或是所谓「新民」的思想。更具体的说，就是：「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 「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养成国民尚武精神」、「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 「发挥自由精神」、「发扬爱国心」， 「寓爱国之意」、「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 ，「言今日社会问题之学理而归结于政治上关系」 等等。总而言之，小说的内容应该就是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这些思想即我所谓的「小说之政治层面」，在传统小说中可以说是未曾见的，经由任公的提倡才被引入所谓的新小说中，希望经由它们来开启民智。典范型的人物是供人瞻仰学习的；新思想亦是要读者学习、熟悉，并加以关切的。两者都在告诉读者怎样的性格和德性是他们应该要俱备的、怎样的人物是他们应该景仰并勉力学习的。对梁启超而言，小说之所以为「最上乘」，就是因为它有蓝图的功用，可以引导并呈显上述的种种正面的德性。如果由这个角度来考察，我们必须承认小说已不再是「小道」或是「小说」（相对于「大说」而言），而被赋予了改革社会、拯救国家的严肃重大责任。小说已然成为「大道」了。
梁任公的第四种力「提」，依据我们上面的讨论，也许从文学或心理学角度看，漏洞最多，立论最不坚实，但是此一小遐疵不应该被拿来做指责或是诟病任公之理由，而更应该是一种提醒，告诉我们所有的诠释、论证都有其历史、意识形态的限制。不管是在人类行为的深度或是广度，阅读过程的心理、对于人类的本质及需求等方面，我们大致上是比前人认识更多，更能以复杂的眼光来看待之。也许我们可以像夏志清一样地说梁启超的思绪是不逻辑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批判任公的议论有太过明显强烈的社会政治取向，但是要公正地了解评断任公的小说观，我们还是得明白他所设立的最终目标何在、他采取了怎样的途径来达到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及所承继的传统。
「熏」「浸」「刺」「提」乃是梁启超在小说里发现的四种力，可以用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但是，如同梁氏所说的，这四种力在某个程度上也是双面刃：如果「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任公的实用文学观，视小说为整个社会运作机制系统中的一关节，在此表露无遗。任公认为可惜的是，作为社会公器，小说在传统社会中却没能被妥善利用。相反地，小说往往被用来传播错误扭曲的思想，迷信，甚至支配了一般百姓的意识型态：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均是由于小说的被滥用所致。对梁启超而言，小说要为国家社会的衰败负责任：若果小说以正确思想为内容，则其产生的效果必定是好的；若内容不正，则其于传统中国社会之危害将是不可计数。小说因此是双面刃：虽然其对社会有不良的负面效果（诲盗诲淫），它亦可以加强忠孝节义等传统价值观。在这之上，任公又要求知识分子善用小说的四种力，来参与教育百姓开启民智的大业。在这方面，梁启超和儒家的前辈是站在一块，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们都强调士大夫在道德上较为高超，因此有教化百姓的使命。虽然如此，此一要求菁英阶级的知识分子参与提倡通俗文学的意义，应该还是要由大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考察，尤其当小说被赋予了维系「群治」，或是履行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图存」的重任时，这和传统小说仅强调小说对于个别读者的道德效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在这篇论小说及社会国家之关系的重要文章之后，梁启超继续考虑有关小说的社会功能，并探索把社会政治议题带入小说中的可能性，这个尝试具体地表现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
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
有关《新中国未来记》笔者另有文章详细讨论， 在此只想指出，许多现代批评家对于任公此一未完的小说，往往认为是失败的「小说」， 但是如果我们从任公试图把政见、国计、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融入到小说中来的尝试的观点来看的话，任公实在是开启新局的先锋。这些政治的层面 (political dimension)，如我在上面所论及的，在传统的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让我们检视一下梁启超有关小说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小说家〉。首先，我们得留意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15年，离上一篇文章 (1902) 年已隔了13年的时间。在这十多年的漫长光阴中，任公对于小说的看法有何改变？我们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中国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变动。比方说，科举制度废止于1905年；满清帝国在1911年被推翻，由中华民国所取代。但是在这段期间梁启超没有任何讨论小说的文章产生。任公这篇文章仍然承继一贯的看法，显现出极为浓厚的社会政治意味。在文章启始，梁氏还是重复早先文章中的主题：小说地位的低落但是却能广受百姓欢迎的矛盾。他又进一步讨论背后的原因，思路和往昔并无二致：盖小说有熏习之力的缘故。早期小说诲盗诲淫、传播陈腐思想的情形，因「忧世之士，睹其险状，乃思执柯伐柯为补救之计，于是提倡小说之译着以跻诸文学之林」，一时之间小说甚至凌驾古文诗歌等其它文类，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故今日小说之势力，视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然而任公及其它维新人士十多年前所提倡，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为职志的「新小说」却日渐为腐化人心的通俗小说，诸如「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取代。 任公自言：「试一浏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琐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在任公眼中，现在充斥书肆及报纸的小说，甚至比十多年前他所抨击的诲盗诲淫的小说更为低下不堪：
这篇文章，由于其刊载的时刻及其中严厉、富挑斗意味的语气，更值得我们留意。大体而言，梁启超的小说观无什么变动：他还是提及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可使善可使恶的双面力量；他也吁请知识分子为改善社会正人心而努力。我们知道在1915年时，政治氛围已然改变，远不同于1902年之际：此时军阀割据、政府腐败、人心仍然未开、社会仍然腐败不振。虽然在此时已没有必要再提倡用小说来「救亡图存」，然而新小说的效应却无法与社会的变迁同递进，甚且更推波助澜，使得情况更恶化。这种种因素促使任公再度起而呼吁恳请大家正视此一问题，重新再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根据林培瑞 (Perry Link) 的研究，当时最流行的通俗小说大致可以区分为：(1) 爱情小说，(2) 侠义小说，(3) 谴责小说，及 (4) 侦探小说。 所有这些在本世纪初流行的小说均可追溯其源流至中国的传统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讽刺小说、公案小说等。 这个由「建国到消遣到营利」( “from nation-building to time-killing to profit”) 的趋势， 很明显地忽略了任公十多年来所强调的小说的道德政治意涵。

⑸ 一个人说着话,嘴前一个百字,耳边一个一字,猜成语

这个成语是劝百讽一。

劝百讽一

成语拼音：quàn bǎi fěng yī

成语解释：形容规讽正道的言辞远远及不上劝诱奢靡的言辞。意在使人警戒，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成语出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

成语繁体：劝百讽一

成语简拼：QBFY

成语注音：ㄑㄨㄢˋ ㄅㄞˇ ㄈㄥˇ 一

常用程度：生僻成语

成语字数：四字成语

感情色彩：中性成语

成语用法：劝百讽一作谓语、定语；指方法不对头。

成语结构：联合式成语

成语年代：古代成语

近义词：讽一劝百

成语例子：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

⑹ 谁知道利道是啥意思

利道
lìdào
利：财富，利益。
道：路，规律。
利道的含义是：财富之道（财富的规律）。
财富的规律都在“利”字中，利：财富，利益的意思。财富产生的手段是互惠互利；财富产生的目的仍然是互惠互利。
利道
=利导
利导
Lìdǎo
引导。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导之。”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因势利导
yīn shì lì dǎo
顺着事情的发展趋势加以引导。

⑺ 谁有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梁启超全集》帮我查一下

为什么要1999年的，收藏？

⑻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全文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

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

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

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

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

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

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57少年中国说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

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

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

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作者附识。

(8)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全文扩展阅读：

梁启超近一生坎坷波折，将民主进步之光带给民众，成为近代中国伟大启蒙者。毛泽东说，年轻时影响他最大的人就是梁启超;胡适说，少年时读了梁启超的文字像受到电击。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梁启超却从未淡出中国社会改革者的视野，每次我们回望梁启超，都能够强烈感受到新的启迪与冲击。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家玲说：“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的检讨的理念，对于青春、对于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召唤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风行，将“少年”一词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梁启超面对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势，为唤醒民众，救国图强，写下气吞山河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蕴含诸多的先进思想，善于从教育运行规律着眼，进行教育立意的深化，尤其在当代对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主要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1。注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育2。要始终贯穿理想信念教育3。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4。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

译文：

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一称作老大帝国，再称还是老大帝国。这个称呼，大概是承袭照译了欧洲西方人的话。真是实在可叹啊！我们中国果真是老大帝国吗？梁任公说：不！这是什么话！这算什么话！在我心中有一个少年中国存在。

要想说国家的老与少，请让我先来说一说人的老与少。老年人常常喜欢回忆过去，少年人则常常喜欢考虑将来。由于回忆过去，所以产生留恋之心；由于考虑将来，所以产生希望之心。由于留恋，所以保守；由于希望，所以进取。由于保守，所以永远陈旧；由于进取，所以日日更新。由于回忆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已经经历的，所以只知道照惯例办事；由于思考未来，各种事情都是他所未经历的，因此常常敢于破格。

老年人常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常喜欢行乐。因为多忧愁，所以容易灰心；因为要行乐，所以产生旺盛的生气。因为灰心，所以怯懦；因为气盛，所以豪壮。因为怯懦，所以只能苟且；因为豪壮，所以敢于冒险。因为苟且因循，所以必定使社会走向死亡；因为敢于冒险，所以能够创造世界。老年人常常厌事，少年人常常喜欢任事。因为厌于事，所以常常觉得天下一切事情都无可作为；因为好任事，所以常常觉得天下一切事情都无不可为。

老年人如夕阳残照，少年人如朝旭初阳。老年人如瘦瘠的老牛，少年人如初生的虎犊。老年人如坐僧，少年人如飞侠。老年人如释义的字典，少年人如活泼的戏文。老年人如抽了鸦片洋烟，少年人如喝了白兰地烈酒。老年人如告别行星向黑暗坠落的陨石，少年人如海洋中不断增生的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中矗立的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不断延伸的大铁路。老年人如秋后的柳树，少年人如春前的青草。老年人如死海已聚水成大泽，少年人如长江涓涓初发源。这些是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的大致情况。梁任公说：人固然有这种不同，国家也应当如此。

梁任公说：令人悲伤的老大啊！浔阳江头琵琶女，正当明月萦绕着空船，枫树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响，衾被冷得象铁，在似梦非梦的朦胧之时，回想当年在长安繁华的红尘中对春花赏秋月的美好意趣。清冷的长安太极、兴庆宫内，满头白发的宫娥，在结花如穗的灯下，三三五五相对而坐，谈论开元、天宝年间的往事，谱当年盛行宫内的《霓裳羽衣曲》。

在长安东门外种瓜的召平，对着身边的妻子，戏逗自己的孩子，回忆禁卫森严的侯门之内歌舞杂沓、明珠撒地的盛况。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阿拉比被幽禁在斯里兰卡，与三两个看守的狱吏，或者前来拜访的好事的人，谈当年佩着短刀独自骑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大地，浴血奋战在海港、大楼，一声怒喝，令万国震惊恐惧的丰功伟业，起初高兴得拍桌子，继而拍大腿感叹，最后持镜自照。真可叹啊，满脸皱纹、牙齿落尽，白发正堪一把，已颓然衰老了！

象这些人，除了忧郁以外没有别的思绪，除了悲惨以外没有其他天地；除了萎靡不振以外没有其他精神寄托，除了叹息以外没有别的声息，除了等死以外没有其他事情。美人和英雄豪杰尚且如此，何况平平常常、碌碌无为之辈呢？生平的亲戚朋友，都已入于坟墓；日常起居饮食，依赖于别人。今日得过且过，匆匆哪知他日如何？今年得过且过，哪里有闲暇去考虑明年？普天之下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没有更甚于老大的了。对于这样的人，而要希望他有上天揽云的手段，扭转乾坤的本领，挟山跨海的意志气概，能还是不能？

真是可悲啊，我们中国果真已经是老大帝国了吗？站在今天以纵览往昔，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是何等美好的政治；秦始皇汉武帝，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汉代唐代以来的文学，是何等的兴隆繁盛；康熙、乾隆年间的武功，是何等的盛大显赫。历史家所铺叙记载的，文学家所尽情讴歌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国民少年时代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陈迹呢！而今颓然衰老了！

昨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又割去十座城，处处穷得鼠雀不见踪影，夜夜扰得鸡犬不得安宁。全国的土地财产，已成为别人怀中的肥肉；四万万父兄同胞，已成注名于他人户册上的奴隶，这难道不就象“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人一样吗？可悲啊，请君莫说当年事，衰老憔悴的光阴不忍目睹！象束手待毙的楚囚相对，孤单地自顾垂危的身影，性命险危，可谓朝不保夕，国家成为等死的国家，国民成为等死的国民。万事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一切都听凭他人作弄，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梁任公说：我们中国果真是老大帝国吗？这是今天地球上的一大问题。如果是老大帝国，那么中国就是过去的国家，即地球上原来就有这个国家，而今渐渐消灭了，以后的命运大概也差不多快完结了。如果不是老大帝国，那么中国就是未来的国家，即地球上过去从未出现这个国家，而今渐渐发达起来，以后的前程正来日方长。

要想判断今日的中国是老大？还是少年？则不可不先弄清“国”字的涵义。所谓国家，到底是什么呢？那是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治理他们这块土地上的事情，自己制定法律而自己遵守它；有主权，有服从，人人是有主权的人，人人又是遵守法律的人，如果做到这样，这就可以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国家。地球上开始有名符其实的国家，只是近百年以来的事。完全名符其实的，是壮年的事情。未能完全合格而渐渐演进成名符其实的，是少年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用一句话判断他们说：欧洲列国今天是壮年国，而我们中国今天是少年国。

大凡古代中国，虽然有国家的名义，然而并未具备国家的形式。或是作为家族的国家，或是作为酋长的国家，或是作为封建诸侯的国家，或是作为一王专制的国家。虽种类不一样，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国家应具备的体制来说，都是有其中一部分而缺少另一部分。

正如婴儿从胚胎变成儿童，他身体上一两种肢体器官，先开始发育形成，此外的部分虽已基本具备，但尚未能得到它的用处。所以唐虞尧舜以前为我国的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我国的乳哺时代，从孔子而来直至现在是儿童时代。逐渐发达，至今才开始将进入儿童以上的少年时代。他的发育成长之所以如此迟缓的原因，是历代的民贼阻碍遏止他生机的结果。犹如童年多病，反而象衰老的样子，有的甚至怀疑他死期就要到了，而不知道他全是因为没有完全成长没有名符其实的原故。这不是针对过去说的，而是放眼未来说的。

况且我们中国的过去，哪里曾出现过所谓的国家呢？不过仅仅有过朝廷罢了！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自立于这个地球上既有数千年，然而问一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称，则竟没有名称。前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的，都是朝廷的名称罢了。所谓朝廷，乃是一家的私有财产。所谓国家，乃是人民公有的财产。朝代有朝代的老与少，国家也有国家的老与少。朝廷与国家既是不同的事物，那么不能以朝廷的老少指代国家老少的道理就很明白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是周朝的少年时代。

至幽王、厉王、桓王、赧王时代，就是周朝的老年时代了。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时代，是汉朝的少年时代。至元帝、平帝、桓帝、灵帝时代，就是汉朝的老年时代了。自汉以后各代，没有一个朝代不具有少年时代和老年时代的。凡此种种称为一个朝廷老化是可以的，称为一个国家老化就不可以。一个朝廷衰老将死，犹如一个人衰老将死一样，与我所说的中国有什么相干呢。那么，我们中国，只不过以前尚未出现在世界上，而今才刚刚开始萌芽罢了。天地是多么广大啊，前途是多么辽阔啊，多么美啊我的少年中国！

玛志尼，是意大利三杰中的魁首。因为国家的事被判罪，逃窜到其他国家。于是创立一个会，叫做“少年意大利”。全国有志之士，象云涌雾集一般响应他。最后终于统一复兴旧邦，使意大利成为欧洲一大强国。意大利，乃是欧洲的第一老大帝国。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全国土地隶属于教皇，政权却归之于奥地利，这大概是所谓衰老而濒临于死期的国家了。但产生一个玛志尼，就能使全国变成少年意大利，何况我们中国确实处在少年时代呢！堂堂四百多个州的国土，凛凛然有四万万国民，难道就不能产生一个象玛志尼这样的人物吗！

龚自珍诗集中有一首诗，题目叫《能令公少年行》。我曾经十分爱读它，喜欢体味它用意的所在。我们国民自己说自己的国家是老大的话，那便果真成老大了；我们国民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是少年，那便真是少年了。西方有句民间谚语说：“有三岁的老翁，有百岁的儿童。”那么，国家的老与少，又无确定的形态，而实在是随着国民人心的力量变化而增减的。

我既看到玛志尼能使他的国家变成少年国，我又目睹我国的官吏士民能使国家变成老大帝国。我为这一点感到恐惧！象这样壮丽浓郁、风度优美举世无双的少年中国，竟让欧洲和日本人称我们为老大帝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都是老朽之人。非得吟诵几十年八股文，非得写几十年的考卷，非得当几十年的差使，非得熬几十年的俸给，非得递几十年的名帖，非得唱几十年的喏，非得磕几十年的头，非得请几十年的安，否则必定不能得到一官，提升一职。

那些在朝中任正副部长以上，外出担任监司以上官职的，一百人当中，其中五官不全的，大概有九十六七人。不是眼瞎就是耳聋，不是手打颤就是脚瘸跛，再不就是半身风瘫，他自己自身的饮食走路、看东西、听声音、说话，尚且不能自己处理，必须由三四个人在左右扶着他挟着他，才能过日子，象这样而要叫他担负起国家大事，这与竖起无数木偶而让他们治理天下有什么两样呢！

况且那些家伙，自从他少年壮年的时候就本已不知道亚细亚、欧罗巴是什么地方，汉高祖唐太宗是哪一朝皇帝，还嫌他愚笨僵化腐败没有到达极点，又必定要去搓磨他，陶冶他，等他脑髓已经干涸，血管已经堵塞，气息奄奄，与死鬼作邻居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交付在他手中。真可悲啊！老大帝国，确实是老大啊！而他们那些人，积聚了自己几十年的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才刚刚得到这个红顶花翎的官服，中堂大人的名号，于是使出他全副的精神，用尽他毕生的力量，以保持它。

就象那乞丐拾到金子一锭，虽然轰隆隆的响雷盘旋在他的头顶上，而双手仍紧抱着他装钱的囊袋，其他的事情就不是他想顾及，不是他想知道，不是他想听到的了。在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要亡国了，要瓜分了，他怎么会跟从你听这些消息，怎么会跟从你相信这些消息！即使果真亡了，果真被瓜分了，而我今年已七十岁了，八十岁了，但只求这一两年之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地过了一世了！如果不得已，就割让两三个省的土地双手献上以示恭贺敬礼，以换取我几个衙门；卖几百万人民作为仆人奴隶，以赎取我一条老命，有什么不可？有什么难办？真是可悲啊！

今天所谓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全都在这里了。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让走无常来当医生，携着催命符以祝寿，唉，令人悲痛啊！以用这样的办法来统治国家，这哪能不老而将死呢，甚至我怕他未到年岁就夭折了。

梁任公说：造成今天衰老腐朽中国的，是中国衰老腐朽人的罪孽。创建未来的少年中国的，是中国少年一代的责任。那些衰老腐朽的人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日子不远了，而我们少年才是新来并将与世界结缘。如租赁房屋的人一样，他们明天就将迁到别的地方去住，而我们今天才搬进这间屋子居住。将要迁居别处的人，不爱护这间屋子的窗户，不清扫治理这间房舍的庭院走廊，这是俗人常情，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至于象我们少年人，前程浩浩远大，回顾辽阔深远。中国如果成为牛马奴隶，那么烹烧、宰割、鞭打的惨酷遭遇，只有我们少年承受。中国如果称霸世界，主宰地球，那么发号施令左顾右盼的尊贵光荣，也只有我们少年享受；这对于那些气息奄奄将与死鬼做邻居的老朽有什么关系？他们如果漠然对待这一问题还可以说得过去。我们如果漠然地对待这一问题，就说不过去了。假如使全国的少年果真成为充满朝气的少年，那么我们中国作为未来的国家，它的进步是不可限量的；假如全国的少年也变成衰老腐朽的人，那么我们中国就会成为从前那样的国家，它的灭亡不久就要到来。

所以说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身上，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聪明我国家就聪明，少年富裕我国家就富裕，少年强大我国家就强大，少年独立我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我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我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我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称雄于世界，我国家就称雄于世界。

红日刚刚升起，道路充满霞光；黄河从地下冒出来，汹涌奔泻浩浩荡荡；潜龙从深渊中腾跃而起，它的鳞爪舞动飞扬；小老虎在山谷吼叫，所有的野兽都害怕惊慌，雄鹰隼鸟振翅欲飞，风和尘土高卷飞扬；奇花刚开始孕起蓓蕾，灿烂明丽茂盛茁壮；干将剑新磨，闪射出光芒。头顶着苍天，脚踏着大地，从纵的时间看有悠久的历史，从横的空间看有辽阔的疆域。前途象海一般宽广，未来的日子无限远长。美丽啊我的少年中国，将与天地共存不老！雄壮啊我的中国少年，将与祖国万寿无疆！

⑼ 疾！简略介绍清代文学。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最后一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即进入近代文学时期。清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清初作家大多不满统治者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有些人还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他们的作品民族意识强烈，不同程序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明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诗文敢于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表现爱国思想，为后人称颂。另有杜浚、钱澄之、归庄、申涵光、吴嘉纪、屈大均的诗，感慨激昂，苍凉悲壮。清初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也各有成就。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是清初两个重要作家。钱谦益的一些感叹兴亡之作，格调深沉苍劲，为文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吴伟业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委婉含蓄，感情恻怆。还有宋琬、施闰章、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皆以诗名，其中尤以王士祯最著名。王士祯标榜神韵，诗风由现实主义向形式主义转变，诗歌内容贫乏，也有一些清秀可诵之作。